　　《宝瓶同谋》二十世纪未年，《宝瓶同谋》不仅在“新时代”支持者中掀起一阵风潮，而且凝会成了一股足以转变历史沿革的巨大力量。这本堪称 重量级的“新时代手册”－－探讨职业、学习、教育、医学、保障、人际关系、社会、文化、宗教、经济、政治等范畴中深刻的变化； 带领我们认识、良证一些关键性的重要现象；（小雨注:此处为乱码删）方寻求圆满；证明人脑有高度转变与发明的能力。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由理性和科学角度去分析意识变革的过程，一旦你能掌握到 种种辖变的本质，对于周遭许多难以了解的事物与趋势，立刻就会豁然开朗了。因此，《宝瓶同谋》不只是一本书，还是一些现象； 一篇宣言；一种精神，代表着人类的心灵将在象征爱与光明的宝瓶座时代，获得真正的解放。

　　译 序

　　当今的台湾在政治、文化、环保、经济、社会各方面根本是破败已极。要说我们生逢乱世，实不为过。然后，想到要在这样一个社会译介《宝瓶同谋》，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竟有一种微妙的心情，柔柔酸酸的粘在心头，说不上来。

　　细心咀嚼之下，方知原来是自己觉得像是唐吉诃德。面对这个社会的病入膏肓，任何提出希望之议，我都觉得像是“梦幻骑士”。然而，任何事物的意义都要看它的对位（譬如敌人）而定。所有一切希望之议其实是社会腐败的产物，但亦因此显示人心清新之面。要言之，理想主义在无可如何当中算是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样说来，翻译这本大书或许还是有价值的吧！

　　实在讲，凡是多年来内心的真实与自然还没有给这个时代淹没的人，必然有他精神上呼喊向往的远景。这一点现在说出来，才觉得彷佛说出了每个人内心的秘密。其实，我们隐藏良久；我们觉得别人不会有。但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看到人都堕落，那是人的疏离使人堕落。我想，这个时代必定使很多人内心发展了他的精神乌托邦。而，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精神乌托邦在翻译这本书时得到了极大的共鸣。

　　《宝瓶同谋》使我内心长久以来私自向往的精神乌托邦轮廓清晰起来，内部结构成立，并获知许多方法。我有这一切得益，有这些了解，以致于我不愿在此称之为“精神乌托邦”，而觉得称之为“精神远景”比较恰当。这原因在于它的实际性。

　　任何人内心对真知与美的向往与认识能力皆不得低估。因之我不能在此告诉你怎么读这本书。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解说者。因为，长久以来，你未丧的真实与自然，透过直觉，已经很清楚这个社会在哪些方面怎样的不符合我们内心的需要。这个，就是你读本书的最佳导师。看看这书中的句子……渗入一切生命，深深的悲伤，深深的喜悦，知觉到因因果果反复相生而不安……。

　　如果有人觉得开始的一两章不怎么有趣味，可以先看第三章“转变：脑变与心变”，以及第六章“解放知识：科学边疆的新消息”。这两章叙述的事物有一种新奇的趣味，又有一种有希望的美好感觉。这样读来，或许能够看完本书的大部分。若能看完全书最好－－虽然我常爱开玩笑说全台湾看完全书的，大概就是译者一人。

　　我们在这个破病的社会浸染已久，再加上生命的本质，于是“荣耀与梦雕谢了。童年之后，牢房关了。世俗从此彷若冰霜，重重的压在我们身上……。”（华兹华思《不朽迹象颂》） 我们是否能够拨去尘垢，重燃热情，融化压在我们身上的冰霜？曾经告诉以前的情人：“我永远爱你。但如今这一份爱已经归我独有，炼至最后的晶冷与纯粹，植入我内心深处，成为我内心的一颗宝石。”这一颗宝石，我祈望每个人都得到。《宝瓶同谋》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希望，也提供了一些实际的方法，一些“证据”。 但是，如果你看了这本书，却没有什么体会，那是你的跷薄与无力，也是你的精神进化尚属落后的表征。你会这么软弱无力，其实就表示整体社会软弱无力。两者互为表里，互为主客体。只是，完全的客体是随波逐流，是与草木同朽。我们固然不能不是客体，但主体性

　　强一点，如何？ 廖世德谨戴

　　胡茵梦

　　序

　　玛丽琳·弗格森被誉为意识研究领域的大祭司。她在一九八○年出版的《宝瓶同谋》是当时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德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等各国语言。现在由方智发行的这个版本是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其中添加了约翰．奈思比的序言和作者本人新写的跋。

　　在一九九○年的某篇杂志访问稿中，记者曾经问玛丽琳为什么要替此书取名为《宝瓶同谋》？她表示采用《宝瓶同谋》是要形容她所亲眼目睹的现象－－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她到很多人的价值观都在产生剧变。这个现象是积极面、正面的。她发现许多人共同在谋画一个更人道的社会，建立一个更和谐的世界。

　　采用“宝瓶”二字，是因为人类正从双鱼进入宝瓶时代。这个占星学上的观念，影响了不少人，她相信人类的心智在宝瓶时代将得到真正的解放。

　　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年，宝瓶同谋的精神征兆愈趋明显。人们对于有关心灵的事物愈来愈感兴趣，相对地便减低了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活素质的提升、关系的改善、慈悲与创造力等等，取代了追求成就和社会地位。

　　人心开始朝多元化开放，对于别国的文化、原住民的文化也开始有学习的热情，尤其重要的是个人内心的成长和灵性的擢升。

　　人们开始能活在当下，真的去参与生活，而不只做过客就满足了。此外人们也逐渐觉醒到对生态环境的短视所造成的后果。

　　我在《古老的未来》一书中．曾经介绍过《宝瓶同谋》。本来此书是由我翻译的，后来因为阿德很想翻一本比较具有挑战性和代表性的书，于是我就把这份工作交给了他，没想到竟然让阿德在翻译此书时尝到“痛不欲生”的滋味。他在精神和体力最弱的时期，还要耗尽心力去寻找此书中所提到的众多组织、人名、地名、书名及各种专有名词。玛丽琳．弗格森所用的复杂文法结构与过于精密的思考方式，更是在在难为了阿德。

　　如同我在（左右不搭）一文中所述，这绝对是一本重量级的好书。凡是想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去了解意识变革的人，此书绝对是不可不读的“新时代手册”。

　　玛丽琳．弗格森的研究精神是正在觉醒的台湾最需要的，这份精神能帮助我们打破普遍存在的迷信、权威崇拜、教条主义、传统的包袱和各种扭曲的观念。做为一名新时代人，我们必须经历这场理性的洗礼，才能带来“清醒”的慈悲和人道精神。

　　约翰·奈思比序

　　一九八一年那一年中，有几个月之久，许多不同背景的人一直跟我谈起一本令人惊异的新书，那就是《宝瓶同谋》（这个书名的矛盾也叫我惊讶）。这本书在“新时代”的支持者当中显然已经带起一片风潮。不过，真正促使我去读这本书的，其实是一些企业家。

　　很少有别的书像这本书一样，将我们私底下想的事情这么清楚的形诸文字，表达出来。这使我想到爱默生（Ralph Raldo Emerson）的一篇散文（信赖自己）（self-Reliance）。爱默生在这篇散文里说，真正的天才能说出你心理的话，因为每个人心里

　　都有那些话。这样说来，《宝瓶同谋》的“才华”也就在这一点。

　　读过这本书以后，我透过玛丽琳洛杉矶的办公室与她联系。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有一次在佛罗里达的会议中介绍她，我说，同样是讨论变革，我的《大趋势》 （Megatrends）属于软性文件（soft-core Document），《宝瓶同谋》则是真材实料的作品（hard-core Stuff）。《大趋势》讲的是社会的变革，《宝瓶同谋》讲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的变革。

　　每当时代巨变的时候，人们就会寻找某种结构。这样的追寻便是当今宗教复兴的部分原因。过去的二十年来，由于电子媒体之助，新创的教会数以百计。其中有很多都是组织庞大的基本教义派。一百五十年前新兴宗教团体也曾经增殖过。那一次我们正从农业转向工业基础。那是我们上一次的根本变革。

　　然而，很快的，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外在的结构不再心动。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指引”，宁可去挖掘自己的精神泉源。于是我们除了宗教的复兴之外，同时还体验到一种个人精神的复兴。这种新精神的个人主义由于资讯社会的个体性而壮大，亦是由我所谓的我们对当今社会一切高科技的“反应”而壮大。

　　《宝瓶同谋》就是在对这种精神讲话。这本书超越了它的时代。但是如今这种精神现象已经蓄积了动量，本书的先知灼见比起一九八○年刚出版时越发的真确了。

　　有的人批评玛丽琳·弗格森太过乐观。对于这一点，我求教的是亚伯特．卡缪（Albert Camus）。卡缪说，哲学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所以，如果你不想走上这条路，乐观便是生活的必要条件。悲观无助于任何事情。《宝瓶同谋》的乐观在于肯定生命的可能性。

　　你们就要开始读《宝瓶同谋》，我羡慕你们。这是我们的时代最不凡的一本书。

　　引 言

　　一九七○年代初期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脑和意识的书。我对其中所谈的科学发现感受很深。这些科学的发现显示人类的能力远远超乎我们平常（the　Norm）的观念之外。那个时候，这种研究的社会意义，科学界尚未检证，一般人亦毫无所知。因为这种研究非常专业，透过冷门的期刊，行诸文字非常专门，每两三年出版一次，主要是在专业图书馆里流通。

　　一方面，科学以它素来的客观态度，却对人性，对实在界的本质，产生了惊人的资料。另一方面我又同时看到数以千百计的人有了自己主观的惊奇。利用种种方法对意识经验做有系统的探索以后，他们发现了学习速度加快、知觉扩展、治病与解决问题的内在想象力增加、恢复已经湮没的记忆等等心灵现象。因这种探索而得到的体认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与种种关系。现在他们寻找的是使他们的经验产生意义的资讯。只要是这样的资讯，他们都乐于接受。

　　我的《脑革命－－《心灵研究的前线》（The Brain Revolution　:The Fontiers　Of Mind Research）这本书是第一本志在整合这一切研究的书。也许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本，所以我就变成了研究者的“票据交换所”。凡是在自己的发现中看到某种意义的，想做比较研究的，媒体里面对于大家突然对意识产生兴趣想了解其背景的，都会跑来找我。为了因应这种联系与交流的需要，我在一九七五年杪开始出版一份双月刊，名为《脑心公报》（Brain-Mind　Bulletin）。这一份通讯包含了学习、健康、心理分析、心理学、意识状态、梦、坐禅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新观念等等。

　　这份通讯后来变成了我原先过于低估的能量的避雷针。通讯一出，信件、电话便蜂拥而至。这种反应证实，不论在急进科学或急进经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新的领域。我在国内四处旅行演讲或主持会议时，往往就会发现这些先锋。新的展望开始影响生活。六○年代的社会实践主义（social Activism）与七○年代初期的“意识革命”似乎已经开始走向一种融合：这就是由个人的转变以迄于社会的转变－－由内到外的转变。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无以名之的运动）（The Movement That Has No Name）。我在这篇社论里说：

　　一件重大的事情已经上路。这件事正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前进，可是却没有名称，难以描述。

　　《脑心公报》报告的虽然只是各种新的组织－－着重追求健康、人文教育、政治管理等新途径的团体，但是这种运动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特质”，令我们惊奇。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充满了诡谲。又实际又超越。重视启蒙、权力、依赖，也重视神秘、谦卑、个人主义。既是政治而又非政治。推动这种精神的人，是纯粹的当权派，于是却又和摇旗呐喊的急进派结盟。

　　现代历史里面，医学、教育、社会科学、纯科学（Hard Science）（译注：在西方，纯科学是与人文科学有所区别的科学，指的是物理、化学等一类学科），乃至于政府，都感染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特性是，凡是运作流 畅的组织，都不再制造阶层结构，也反对教条。对于变革，我们只能助一臂之力，不能抑制－－此乃这种精神运作的原则。这种精神没有宣言。它似乎在对 一种很古老的事物讲话。也许，由于兼具魔力与科学、艺术与技术，这种精神将在国王的人马失败之处成功。

　　或许，我说，这种难以言说的力量是一个观念，如今时机成熟了。这股力量已经壮大到可以命名了。然而这种人心所趋又有谁能够形容呢？

　　读者的反应以及其他刊物要求转载这篇社论，证明很多人都看到、感觉到了这股力量。几个月之后，有一次我为一本讨论新近出现的各种社会生活的书策画大纲时，又想起这种运动那无一定典型的领导、信奉者的坚毅、可能不成功等等特殊的形式。想到这里，我突然领悟到，像他们这样共用策略、互相呼应、彼此以微妙的记号辨认对方，其实不只是互相合作而已。他们在互相“串通”。这个运动是一个同谋 （conspiracy）．

　　一开始的时候我实在不喜欢用这个字眼。一方面对这件事我不想煽情，另一方面这个字眼也有负面的联想。后来我读到一本精神修链的书，书里面说到希腊小说家卡山札基（Nikos Kazantzakis）曾说他想“像同谋者一般”，向他的同志打招呼，这样他们才会为地球团结起来。第二天洛杉矶时报刊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温哥华对联合国居留地会议（United Nations Habitat Conference）的一篇演讲。其中杜鲁道引用的一段话说法国科学家兼教士德日进（Pierre Teelhard de Chardin）曾经呼吁一种“爱的同谋”。

　　Conspire（同谋、共谋），就其原本的意义而言，意指“在一起呼吸”。这是一种紧密的结合。所以，为了彰显这种结合亲善的本质，我就用了aquarian（宝瓶的）这个字来形容它。我虽然并不熟知星象学，可是却颇注意我们的通俗文化里由于一个普遍的梦想所产生的象征力量。这个梦想就是，经过了黑暗、暴戾的双鱼座时代，我们即将进入另一个爱与光明的时代。以“宝瓶时代”（The Age of Aquarius）这一首流行歌的话来说，这个光明与爱的时代就是“心灵真正解放”的时代。

　　这件事不论是不是真的写在行星之上，我们都已经面临一个不同的时代。“宝瓶”这个古代黄道带上的水瓶象征的是盈满，是亘古饥渴的解除，所以是一个很贴切的象征。

　　这以后的三年便是反复研究、思考、修正本书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之内，这个书名也逐渐流传开来。它激起的反应总是一种惊愕兼惊喜。这些同谋者认出了对方，他们知道彼此已经串通好要去改变社会制度、改变解决问题的模式和权力的分配等等。他们有的人在自己的信中签上“同谋者”这个名字。有的写信给我时会说“烦转宝瓶同谋”。这个标记似乎很适合用来促进这个运动的团结与“阴谋”。

　　随着人脉的日见伸展，这个同谋一天比一天真切起来。全国各地及海外各种团体并起。不论是对外的宣告或者对内的流通，这些团体都表达了一种信念，那就是：“我们正在一个大转变中……”“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觉醒的时期……”同谋者将我与其他同谋者联系起来。这些同谋者有政治家、公产或私产管理人、名人、想要变化其职业的专业人士、已经完成社会变革这项奇迹的“平常人”。这些人又使我再跟其他人以及他们的网路联系起来。

　　各种帮助的方式都不一样－－协助研究、领导、个人流通文章或书籍、专门技术或知识、批评原稿、鼓励、协助发掘人类的憧憬及各个阶段转变的丰富历史。这些帮忙的人要的不是得到他人的承认。他们要的是希望别人感受到他们感受到的，希望别人也能瞥见我们的集体潜能。

　　一九七七年未，为了检证我对这个同谋的评估及其信奉者的观点，我向各地区努力于社会转变的人士发出两百一十封问卷。两百一十封里面回收一百八十五封。这些人代表各行各业，其中有几个很有名，有很多个稍有人知道，但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不过总合起来，要求匿名的只有三个。这是真真正正的“阳谋”。

　　参加这项问卷调查的人虽然有很多因为曾经公开发表意见，所以名字会出现在本书内文中，可是他们并不会因为回答问卷而给认出来。这项同谋本来不应该特别与这个人或那个人有关。许多人都默默的在为变革而努力。但是，一旦给认出来了，他们会觉得，在有人注意之下他们不好做事。更要紧的是，人为的分别会造成谁是同谋，谁不是同谋的疑忌。名称会使人的注意力放错位置。然而事实上不论谁都可以是同谋者。

　　我说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敢用“同谋”这两个字。同样的，我刚开始写本书初稿的时候，也一直在躲避transformation（转变）这个字。这个字含有极大的，或许是不可能转变的意思。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了解，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只是整修，而是改造；再说“转变”这个观念也已经用得很普遍了。现在大家说到改变这个制度或那个过程时，都满自在的。讲到自己的转变，也不再那么敏感不安。这种转变是一种过程，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的一般趋势。

　　这个运动向来都是匿名的，不动声色的运作也很顺利。所以，现在要大家注意这个运动确实有一点冒险。因为，关于这个运动，永远都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庸俗化、被人利用。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经发生了。另一种危险是，转变的外观会使人误以为这是一条难走的路。

　　但是，这个同谋在人类历史上的根源既深且远。这个同谋属于我们所有人。对于属于这个同谋，但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感到此一可能性的人；对于已经绝望，可是愿意考虑希望之证据的人，本书划出了其中的种种向度。

　　为这个共谋命名、标位，就像在星图上画一颗新发现的行星一样，只不过是让原来就在那里的光可以看见而已。我们原来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往哪里看。

　　第一章

　　否定到了最后，来了一个世界前途所系的肯定。

　　世间的未来，就靠这一个肯定！ －－ Wallace Stevens

　　一个没有人领导，可是却很强大的人脉，正逐渐在美国造成一种激烈的变革。他们已经推翻了西方思想的某些主要元素，甚至还可能转变历史的沿革。

　　这一个人脉就是宝瓶同谋。宝瓶同谋没有政治的主义。没有宣言。其中的同谋者追求的只是散播这个同谋的力量。他们的策略是实用的，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的。不过他们展望的远景听起来却很神秘。如果要他们谈，他们会觉得犹豫。他们的实践者会质问各种问题，从内心向现存制度挑战。

　　这个良性的同谋比改革广，比革命深。这一个人类应兴应革的同谋，已经推动了历史上最迅速的文化重整。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无可回头的转变正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却不是一种宗教、哲学或政治制度。那是一种新的心灵－－一种跃升，跃升到令人惊奇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见诸人类最早期的文字思想中，它突破科学及种种见识，聚合在此种新心灵的架构之上。

　　宝瓶同谋者遍及各等收入及教育阶层，从最卑微的人到最高阶层的人都有。他们有老师、办公人员、著名的科学家、政府官员、立法者、艺术家、有钱人、计程车司机，以及医学、教育、法律、心理学界的名人。他们有的公开倡导，名字是大家熟悉的。有的则不动声色，因为这些观念常常受到误解，所以如果能够避免别人认为他们带有这些观念，他们的活动会比较有效。

　　这些同谋者声势浩大。不论是公司、大学、医院、学校、工厂、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市议会、白宫、州议会、公益团体等等，都有他们的人。事实上这个国家所有决策的竞技场上都有他们的人。

　　不论他们的情况如何，不论他们涉世多深，这些同谋者因为内在的发现与“地震”而结成了亲族。你因此得以突破以往的限制、惰性、恐惧，而迈向圆满、多种可能的选择、自由、人与人的亲近。这一切，以往你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你会更有创造力，更有信心，面对问题也会比较自在。你在经历问题时不再感到压力，而是一种挑战，一种更新的机会。习惯上的防卫心理和烦恼一扫而光。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他们大部分并非一开始就说要改变社会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显然算不上有什么同谋。可是他们后来却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革命。他们一旦渴切的开始个人的转变，便开始重新思考一切事物。他们重新检视以往认定的看法，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各种关系、健康、政治权力、“专家”、目标、价值观等等。

　　他们在每一个小镇，每一个机构里面结成小团体。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全国性非组织”（national non-organization）。有的同谋者很敏锐的察觉到这个运动的范围广及全国乃至于国际。他们积极的想到这个运动另有他人。于是他们变成了“天线”和“发报机”，又听又发。他们用“广播网”，用发行小册子来“扩大”这个同谋的活动。他们用书本、演讲、校刊，乃至于国会的听证会、全国性的传播媒体来传达这种生活上新的可能性。

　　他们做这样的工作。另外有些人则将活动专注在自己的专职上，在现成的组织与制度之内形成团体，使他们的同事能接触新观念。他们也经常拜访比较大的人脉，寻求支援、回馈、资料辅助。

　　另外，总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不曾想到自己是一个密谋的同谋者，可是确实感觉到自己的经验与努力属于一种比较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一种社会的转变。你只要知道从哪里看，这种社会转变就越来越清晰可见。照通常情形，他们并不知道全国性的人脉，不知道这些人在高阶层的影响力。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邻里、朋友之间可能只碰到一两个“亲族”。但是，不论是两三个、五六个、八九个，他们在这种小团体里依然有他们的冲击力。

　　你若是在传统的形式－－政党、意识型态团体、俱乐部、兄第会等等－－里寻找亲近的关系，你将徒然无功。在这种形式里，你只会找到小群小党，松散的人脉。但是现在的这个同谋里却有千门万户。只要有共同的经验，大家迟早都会互相联系，最

　　后又与比较大的人脉联系。他们的数目每一天都在增加。

　　这个运动可能看起来大胆而浪漫，可是却是一连串历史事件发展的结果。这一连串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在别处发生的。这个运动表达了深刻的自然原理。这些原理也只有在现在才能由科学描述与证明。就这个运动估计为可能的事物来看，它是非常理性的。

　　依立亚．普里果金（Ilya prigoggine）说，“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令人激奋的一刻，一个转捩点。”普里果金因为某个描述转变的理论而获得一九七七年的诺贝尔奖。这个理论主张，压力和“混乱”会将我们推向一个更高的秩序。它说的不只是物理学，

　　也包括社会。

　　他说，科学证明“深层的文化观”确有其事。诗人、哲学家通常暗指的开放与创造的宇宙是对的。转变，改革，进化，这些都是我们对于危机的自然反应。

　　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当代的危机其实是一个已经开始的革命必要的动力。我们一旦了解自然转变的力量，就会知道原来它是我们强大的盟友，不是恐惧或压制的对象。我们的病态就是我们的机会。

　　科学家兼哲学家德日进说，每一个时代，人类都说自己正处在历史的转捩点。“因为人是在一个上升的螺旋里前进，所以在某种程度之内，这一点没有错。可是，总有一些时刻这种转变的感受特别深，因此也特别正当。”

　　人不分男女共有一个密谋，他们的新展望推动了一种重大的变革风气－－引本书叙述的主要就是这种现象。但是其实德日进早就预言了这种现象。

　　从有历史以来，一切改造社会的行动都是从外在形式与组织开始。这里面的假设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结构，可以经由赏、罚、权力的运作等制度而导向和谐。但是，如此周而复始，意图以政治实验建立公正社会却因为人性的矛盾而一再失败……现在

　　怎么办？

　　宝瓶同谋代表的就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必须向未知的领域迈进：我们在已知的领域已经完全失败。

　　宝瓶同谋采取的是一种宽广的历史观，一种深刻的自然手段。宝瓶同谋是另一种革命，有另一种革命党。这个革命党想做的是转变很多人的意识。等到这些人达到一定的数量，就会造成社会的更新。

　　“我们不能坐着等世界转，”哲学家布鲁托（Beatrice Bruteau）说，“等变革发生时才跟着变，等革命来带我们到新方向。我们自己就是未来。我们就是革命。”

　　范型的转变

　　新展望诞生新时代。人类曾历经多次“理解”革命－－一种大跃进，顿然由原有的限度解放。我们发现了火和轮子，语言和文字。我们发现地球其实只是“看起来”是平的，太阳只是“看起来”是环绕地球，物质只是“看起来”是硬的。我们还学会

　　了通讯、飞行、探索。

　　这种种发现，每一个都可以称之为“范型的转移”（paradigm shift）。这是科学史家兼哲学家孔恩（Thomas Kuhn）在一九六二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提出的观念。孔恩的观念非常有用，因为，他的观念不但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新展望是如何出现的．而且也使我们了解这些新观点起初为什么总是遭到抗拒。

　　所谓“范型”（Pattern），是一种思想架构（由希腊文paradigma而来）。范型是了解与解释实在界某些层面的方案。不过，虽然孔恩说的是科学，可是这个词汇却受到各方面广泛的引用。所以现在大家都会说“教育的范型”、“城市规画的范型”、“

　　医学范型的转变”等等。

　　范型的转变是对老问题有全新的思考方式。譬如说，思想家有两百年之久认为牛顿以抛物线、重力、力这几个观念构成的范型对于一切事物将有终极的解释。他的范型描述的是可预测的机械力，最后终结在“发条的宇宙”（clockwork universe）这个终

　　极奥秘之下。

　　可是，当科学家向着艰涩的终极奥秘探索的时候，他们总是发现，有一些数据难以纳入牛顿的方案里面。任何范型都有这种情形。到最后，由于有很多观察所得很令人困惑，在原有的解释架构外一直累积起来，拉扯着这个架构。所以到了关键的一刻，

　　通常就会产生一个“异端邪说”。但是，这个有力的，新的灼见却解释了一切矛盾。这个“异端邪说”引发了一个新的原理，一种新的展望。因为危机迫使一个含盖面比较广的理论产生，所以危机是启示性的（instructive），而非破坏性的（destructive）。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形成的新范型超越了牛顿物理学。狭义相对论解决了很多无法纳入旧物理学的问题。这样的情形叫人吃惊－－旧力学定律并非全面成立。旧力学定律到了银河或电子的层次就不准了。有了狭义相对论以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了解就从一种“发条”的范型转变为“测不准”的范型，从绝对转变为相对。

　　新范型涉及新的原理。这个原理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先前没有人知道罢了。新范型将旧范型包括在内，使它成为部分真理－－那就是，事情虽然可以这样进行，但其实也可以那样进行。新的范型由于视野比较宽广，所以可以转变传统的知识与新的硬绷绷的观察所得，将两者的矛盾调和。

　　新架构做的事比旧的多。它的预测比较准确。它也为新的探索打开门路。

　　由于新观念占有优势，眼界开阔，所以我们以为它的散播也会很快才对。可惜的是，这种事几乎不曾有过。问题在于你必须先放弃旧范型才能接受新范型。你不能三心二意，想要一点一点的改变。“范型的改变，”孔恩说，“和型态（gestalt的改变一样，必须一次完成。”新的范型不是逐渐现形，而是突然间就看见了。

　　人类对于新范型的出现刚开始时差不多都待之以冷漠，甚至是讥笑、敌视。他们会说新范型是异端邪说。证之于历史上的事实，哥白尼、伽利略、巴斯德、梅思莫（Mesmer）的遭遇皆是如此。新范型提出的观念一开始总是很古怪，乃至于模糊不清。

　　可是这是因为发现者所做的是一种直觉的跳跃，所以背后的理论根据一时尚未齐备之故。

　　由于新范型要求的是这样的一种变换，所以当道的科学家总是难以接受。孔恩说，因为这些人按照旧观点工作已经很有成果，所以习惯上会执着于旧观点。就算面对强大的证据，他们还是会虽然坚持错误但自己熟悉的观点。他们往往至死信仰依然毫不动摇。

　　但是新范型会逐渐超越。新的一代会承认它。等到接受这个新观念的思想家达到一定的数量，集体范型就转换了。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持有这个新观念，或者与之成长。等到过了一段时日，这个新观念也有了矛盾，然后又产生一种突破。这个过程就这样反复发生。科学的观念也就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扩展。

　　自然界真正的进一步理解很少是逐渐的。一切重大的进展皆是顿然的直觉，都是全新的原理、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完全认识这种跃进的过程。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总是淡化革命－－不论是文化的或科学的革命皆然。照他们所说，这种进展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没什么好惊奇。

　　回想起来，因为解释的桥梁总是在这种直觉的跳跃发生之后许多年才架设起来，所以我们后来者从后面看才认为那是很合理的，基至是不可免的。这些伟大的观念我们视之为当然。可是，事实上这些观念在当时简直疯狂。

　　孔恩指出一个现象，让我们清楚的看到革命与反抗发生的情形。这样，由于我们已经了解革命性灼见的动力，所以我们便开始懂得为自己酝酿一种健康的变革。这样我们就可以使集体心灵的转变比较缓和，不必因为危机而发高烧。我们可以用新的方

　　式向自己问问题－－向以往的看法挑战。以往的看法一直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熟悉的家具。这些看法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对它们差不多也已经盲目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以往的看法有什么地方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就必须先要这些看法让位－－让位给更为根本的透视点。大部分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在原先问问题的层次土解答。这跟禅宗的公案一样。问题必须重组，放到比较大的脉络里面才可以。原先那些不可靠的看法都必须丢弃。

　　《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曾经刊出一幅漫画。漫画里面有一个国王说他可以把Humpty Dumppty（译注：已经毁坏，无法修复的东西）修好，只是他需要比较多的人马。我们现在也是和这个国王一样的无理性。我们想用原有的工具，以原有的思考脉络解决问题。我们看不到那个日渐升高的危机，就是我们在本质上走错方向的症状。

　　譬如说，我们总是问，医疗的成本一直在增加，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提供充分的健康保险。不过这个问题却是一开始就把健康与医院、医生、处方、医学技术昼上等号。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人为什么会生病，健康的本质是什么。又譬如我们常常争论学校的教材怎么教最好，可是很少问教材适当不适当。我们尤其不问“学习”的本质是什么。

　　如今我们的危机告诉我们，我们的种种制度违背了自然。我们认为物质的消费就是美好的生活。我们把工作的人性成分剥除，使工作变成莫须有的竞争。我们对于自己教学与学习的能力感到不安。医药普遍的变成很昂贵，可是不但在慢性疾病和传染病治疗方面没有什么进步，而且越来越剥夺人性，侵犯人格。我们的政府很复杂，可是却毫无反应能力。支撑社会的系统每当遭遇压力就崩溃。

　　在这样的危机时代，我们得救的可能性既不在于运气、巧合，亦不在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现在对于变革如何发生已经有更精细的了解，所以我们知道，把我们带向星战计划的那些情势，事实上就带有更新的种子。当前－－个人与社会－－的失衡已经预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所有的角色、关系、制度现在都开始重新检视、重组、设计。

　　历史上，这是人类第一次坐上变革的控制台－－我们知道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现在活在变革的变革当中。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可以自觉性的将自己与自然妥善排梳，迅速的改造我们自己以及我们那些即将崩溃的体制。

　　宝瓶同谋这个范型认为人类的根在于自然。这个范型注重的是个体在平权社会中的自治。它认为我们是一切内在外在资源的管理人。它说，我们不是受害人，不是典当品，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限制。

　　我们是革命资产的继承人。我们有想象力，能够发明。这种经验我们目前不过略微见识而已。

　　人性既不善也不恶，可是却能够不断的转变与超越。人性只要发现自己就可以了。不论是生、死、学习、健康、家庭、工作、科学、灵性、艺术、社群、各种关系、政治，宝瓶同谋这种新的透视尊重这一切的生态。

　　宝瓶同谋者已经因为共同的发现，因为范型的转变而聚集在一起。他们发现，原来在这之前他们一直过着划地自限的生活，直是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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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范型的转换：看见了隐藏的图画

　　就个人经验而言，范型的转换就好比在儿童图书里面发现隐藏的图画一样。你看到一张图画是一棵树和一个池塘。可是有人却要你看仔细一点－－找一件没有理由在那里的东西。但是突然间你发现了几样东西：树枝变成了钓鱼竿，池塘的边缘藏着一

　　支牙刷。

　　没有人可以用讲的就让你看见这些东西。那些东西之所以在那里，并不是因为你给游说了。你要嘛就是看见这些东西，要嘛就没看见。可是你一旦看见了，那么不管你什么时候看这张图画，你都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些东西。这时你再也不知道为什么以

　　前没看到。

　　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经历过一些小型的范型转换－－譬如了解了几何或游戏的原理，或者拓展了宗教、政治信仰。每一次洞察都扩展了我们的脉络，带来了知解事物关系的新方法。

　　新范型的开展谦卑而辛苦。我们没什么错；因为，身为“部分”，我们彷佛一直只睁一只眼睛看东西。

　　十九世纪真知灼见的社会科学家兼诗人爱德华．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说：

　　如果你一直抑制思想（一直坚持下去），你终会到达思想之后或之下的一个意识区……实现一个自我。比起我们向来习惯的自我，这个自我广大了 许多。平常的生活，我们关切的是平常的意识。这个平常的意识先于一切，建立在局部的小我上面……这样说来，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小我也就能够脱离 平常的我，平常的世界。

　　就平常的意义而言，这是死去。可是，就另一种意义而言，这却是觉醒，是发现原来一个人真正的，最密切的“大我”充塞于整个宇宙，遍及万事万物。

　　这种经验非常的伟大、灿烂，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旦面对这种经验，所有其他的问题与怀疑便顿然而解。确实，这种事情实例数以千计－－一个人即使 一辈子只有一次这样的经验，他的生命，他对世界的展望，便完全改变。

　　卡本特掌握了这种转变的本质：扩展、连结、恒久改变生命的力量。他说，只要我们宁静清明（不忙着计划、思考，这个“意识区”是向我们开放的。人类的历史里面，有这种经验的人所在多有有偶然发生的，也有追求出来的。打坐、重病、荒野旅

　　游、高峰经验、努力于创作、精神修炼、控制呼吸、“止念”（抑制杂念）、入定、运动、孤独、音乐、催眠、冥思、知识上辛苦的努力之后可能会发生这种内在深层的转变。

　　几百年以来，在世界各地，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在传授能够诱导这种经验的技巧。各地的兄第会、宗教院会、小团体都在探索通达此种意识的方法。有时候，他们会在他们的密教里记下自己的证悟那种解脱性。可是这种纪录实在太少。他们没有办法广

　　为宣扬自己的发现。再说，这个地球的住民汲汲营营的乃是生存，而非超越。

　　可是这十年以来，这些看似简单的体系及其典籍，诸多文化的财富，突然间所有人都得以接近了。形式上则原典或现代不拘。便利商店和机场书报摊以平装本供应前人的智慧。大学补习教育及周未讲座、成人教育课程、商业中心等等都在提供技巧，

　　帮助人与能量、整合、和谐的新源头连接起来。

　　这些体系的目标在于调准心灵与身体，扩展大脑的感觉，使我们知觉到那庞大的，从未开发过的潜能。这些体系如果有效运作，那就好比为我们的心灵添设了雷达、声纳、高解像力的镜头一样。

　　“意识”的研究在一九五○年代才开始。可是那时候马丁（P.W.Martin）便预言这些技巧将广为社会采用。他说，“历史上，科学的探究精神将首次转向意识的另一面。这一次，所有的发现都将得到保存，变成人类的活资产，不再成为失落的秘密。

　　这一点有很好的展望。”

　　人类的迅速转变总是由一个先锋开始。从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将会知道，历史上，许多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理想主义者早就表达过这种迅速“转变”的观念。

　　所有这些将我们的意识扩展并且拓深的体系使用的方法都很类似，个人因此而发现的事物亦非常接近。但是如今我们终于知道，这些主观经验事实上是有客观对应的。实验上的研究发现，这些方法能够整合大脑的活动，使大脑的活动比较有组织，不会

　　思想散漫。事实上人类的大脑已经经历了重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技术提供我们通向创造、治疗、其他可能性的道路。洞识－－极富想象力的创造事物的新关系－－以前专属少数幸运者所有，现在则是只要坚持、实验、探索，每个人都可能得到。

　　我们的生活里面，洞识大部分皆属偶然。我们期待洞识仿佛原始人期待闪电来点火。但是，“在心灵上创造事物的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学习工具，是人类知识的本质。这是铸造事物的连结关系，超越现有事物、看见事物背后的型态、关系、脉络。

　　心灵的这一切精妙之学自然的产生了洞识的结果。这个过程揭示一种新的可能性时，有时候快得令人量头转向，甚至恐惧。但是这种过程每一个都使我们更准确的预知与了解生命中什么事物有用。

　　所以，也难怪这种改换体验起来是觉醒、解放、统一－－转变。由这种收获看来，短短几年之内有几百万人起而追求这种转变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这些人发现，他们不必茫然等待“外面”的世界改变。只要他们的心灵转变，他们的生活与环境就跟着

　　转变。他们发现自己有了一个稳固的重心，可以撤退到里面去发明创造或者处理压力。那里有“朋友”。

　　他们很努力的向别人传达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没有无精妙的理论。要他们谈自己的经验，他们可能觉得愚蠢、虚矫。但他们想说的是一种沉睡多年以后清醒的感觉，一种身心个个分裂的部分重新会合的感觉，一种痊愈、归乡的感觉。

　　对很多人而言，难过的是，他们的朋友、亲戚总是保护与施舍的态度，一如平常我们看到老人家劝年轻人不要太天真，太理想主义一样。确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总是很难。

　　信任、恐惧、转变

　　人一旦在自己内在发现力量与健康的核心，觉得可以信任自己，通常也就比较能够信任别人。对于变革经常持嘲讽态度的人，通常对自己，对自己自我变革的能力也都持嘲讽的态度。转变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低于此即不可为。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讨

　　论。

　　追求变革的时候，我们可能失去控制。我们可能担心自己陷在佛洛伊德与种种宗教所说的那种黑暗的潜意识力量里面。我们可能害怕走得太远，远离了父母、朋友，变得孤独。

　　我们无可厚非的担心自己期望太高。我们在这个可能性四周观望，深怕这不过是法师的把戏。我们去检查他的口袋，寻找魔术机关。我们越是世故，就越怀疑。因为，我们已经太熟悉种种欺诈－－游戏、政治宣传、广告－－骗别人，骗自己。

　　我们饱受种种允诺的戏弄，早就失望已极。那些允诺太美好了，不像是真的。事实上“转变”的黄金已经诱惑了整整一代的仿冒者。

　　种种新的可能性似乎太过丰富而多变。这个允诺似乎太过慷慨。我们的担忧是我们的安全界线。我们已经从时间上学会将自己与自己的限度画成等号。可是现在，我们一方面偷瞄着，想去相信绿洲的承诺，可是一方面却又极力维护沙漠的光荣。

　　“事情的真相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说：“我大部分时候都觉得不好，而且我也不想觉得好。除此之外，我还不懂有谁应该觉得不错。”他说，觉得不好事实上是很正常的。我们文化的种种偏差里，我们相信不快乐象征敏

　　锐与智慧。

　　“我们大可在懊悔的事情上面一直懊悔，”西耳多．罗撒克（Theodore Roszak）说：“然后从中取得我们的“身分”。对于许多人而言，那是坚如盘石，“认真”到底的。到最后我们便认为自我种种实际上就是罪。不信任自我比警察还容易使我们脆

　　弱而顺服。”

　　他说，担心这些新观念会动摇文化根本的人是对的。我们这些人之所以都一样，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都恐惧自己，我们都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当。

　　可是，如今这个转变的过程不论一开始看起来距离我们多么遥远，不久我们就会觉得无可反驳的正确。不论一开始是多么的疑惧，我们毫无疑问已经触及一样失落已久的东西－－回家的路。我们一旦展开这一段旅程，就没有人能够叫我们折返。这种

　　“忠实”在任何政治运动、教会都找不到。这是与生命结盟，二度追求意义的机会。

　　交流与联结

　　如果这种转变将成为有史以来我们第一件共有的资产，那我们自然就必须广为交流，使之成为共识，成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

　　早在十九世纪初，图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人总是要等到文化行为与想法改变很久以后，才会说时代变了。观念总是经年累月光说不练，然后才悄悄隐退。图克威尔说，那些死壳又老又硬的想法从来就没有人共谋

　　对付，所以那些想法如今还是很强大，不断顿挫着创新者。

　　一个范型失去价值之后，总是还有很多人对它保持虚伪的忠实。但是，只要我们勇敢的吐露我们的怀疑和叛离，暴露旧范型的缺陷、失败，结构上的摇摇欲坠，我们就能够将它拆除，不必等到最后才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

　　如今宝瓶同谋正将它广布四处的前哨对准旧范型那些危险的神话与玄虚，攻击那些过时的观念与实际。长久以来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归降给习俗与权威。但是如今宝瓶同谋者已经起来呼吁我们夺回这些力量；在一切制约之下，重新找回整合的核心－－

　　那是超越一切成规与章法的。

　　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在一九六四年就预言了“资讯内爆”（implosion of information）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如今对我们很有利。这个星球确实是一个地球村。没有人知道技术用来为个体服务时速度会有多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呼应会有多

　　快。图克威尔原先担心的群体一致如今将让位给个体的真实。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形。

　　我们现在确实找得到对方了。我们现在可以互相诉说我们放弃了什么想法，接受了什么想法。我们可以共谋对付那些旧的、死的观念。我们生活，不与之苟同。

　　全球传播已经包围了我们的地球，逃避绝不可能。这个星球如今当下的互相联系，与已经准备好沟通和合作的人脉共生。

　　现在，凡是心灵相同的人都可以像影印、打电话、设计贴纸、开车、昼海报、组织联盟、参加会议等一样，很快的凝聚力量。至少也可以心口如一的与自己内心的转变亦步亦趋。

　　“这个世界的历史上，”一九七八年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思（Carl Rogers）说，“或许这是人第一次真正的开放，真正毫无恐惧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必担心别人的判断。历史上，现在的沟通在质上面已经与过去不一样－－现在比较丰富，比较复杂

　　。”

　　现在，宝瓶同谋者这样的人性触媒在教室、电视、印刷品、电影、艺术、歌曲、科学刊物、演讲讲义、政府公文上面，在休息喝咖啡时，在参加派对时，又在新的组织政策与立法上面，四处传播新的可能性。对于人云议云的说法一直胆怯着不敢质疑

　　的人现在开始有了勇气。

　　“转变”的观念事实上也出现在保健书刊、运动手册，以及减肥、企管、自我肯定、压力、各种关系、生活改进等等书刊的伪装之下。现在这些刊物已经不同于以往讲“方法”的刊物。现在这些刊物注重的是态度，而不是行为。这些刊物设计的练习

　　与实验都是用来直接体验一种新的展望。

　　只有内心感受深刻的东西才会使我们改变。我们那残缺的信仰系统是由恐惧与制约融合而成。单单理性的论辩无法穿透这个层次。宝瓶同谋创造了一些机会，使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可能，都可以体验意识的转变。人的思想和心情都必须变。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不仅要广，而且要深。

　　人与人之间有很多方法－－包括沉默－－可以交流出共同的看法。一九七六年罗撒克在温哥华的世界人文讨论会上说：

　　我们的时代已经写下一份秘密宣言。它的文字是我们在彼此眼中读到的渴望。那种渴望是渴望知道人生在世真正的志业，渴望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的工作 与生存方式……我说的是“人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Person），是发现自我的主权宣言。我不能说响应这一个宣言的人是不是真有百万人，可是我却可以 说它的力量正在我们之间流传。这是一个历史潜流。在它的冲击之下，人无不深深警觉原来自我的根源有多深，自己又拥有多么奇异的能源……

　　我们一旦穿透恐惧与怀疑的根，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外在的影响－－游说、宣传、爱国论、威胁利诱，讲道等等－－皆不足以使人关心社会，付诸行动。就像有些密教者说的，新的心灵才是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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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绝望到希望

　　当代的社会批评家常常由于自己的无力感，因而讲出一些绝望或犬儒的话。“大家都认为乐观是不好的品味，”哲学家罗伯．所罗门（Robert Solomon）在《新闻周刊》上说，“本来的关心变成了耽溺。自以为是的痛苦则宣称这个社会败坏，好让自己怜悯自己“陷在其中”。为了自己的不幸或者政治的失败，大家都责怪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想找路通过恶水，最好的方法就是跟随已经造好桥的人。他们已经通过了绝望与情性。宝瓶同谋者之所以怀抱希望，并不是因为比那些犬懦者无知，而是因为知道的比较多。从个人经验，从尖端科学，从世界各地成功的社会实验传出来的消

　　息都使他们内心比较清楚。

　　他们已经看见自己、朋友、工作的改变。他们很有耐性，很实际；即使小小的成就也很重视。因为，这些小小的成就会累积成巨大的文化觉醒。他们知道机会所在多有，不过经常伪装而已。他们知道崩溃与痛苦乃是更新的必经阶段。他们知道“失败”

　　可以是非常有力的启发。他们知道，只有从内在才能产生个人或制度的深层变革，所以与之对峙的时候都很温和。

　　他们是实做实修的人，每天听到坏消息仍然努力不懈。不论代价多高，他们选择的仍然是生命。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结合起来以后力量有多大。

　　正在出头的文化

　　西方社会如今正处在一个转捩点上。许多重要思想家对于“范型如何转换”的范型已经转换。这是“革命是如何开始”理解上的革命。这是酝酿问题，默默承认旧事物不再有效的革命。

　　图克威尔曾经研究过革命的必要条件。早在一八四○年代未，他就提醒法国的统治阶级他们有可能会给推翻。他相信，由于政府和法院严重冒犯了人民，因此民主的热情不久即将推倒政府。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众议员图克威尔在众议院站起来说话。“他们告诉我说，因为并没有动乱，所以没有什么危险，”他说，“他们说社会的表面上没有动乱，所以表面下也不会有革命。各位，容我说你们错了。动乱尚未燎原，可是早就蟠踞人心。”

　　他说这些话以后四个礼拜不到，人民就起而叛变。国王出走，第二共和宣布成立。

　　文化的转变总是星星点点溅射出来，经年累月塑造的新观念为它暖身，又藉一些小事件这里亮一下，那里亮一下。在很多地方，星星之火已经燃起。这星星之火势成燎原，烧毁旧地标，永远改变景观。图克威尔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of

　　America）一书里面说，凡是即将发生革命，都有一个正字标记，那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鼓动期。这个鼓动期之内，主要的革命者彼此之间有了充分的交流，“一些新的见解突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我们后面还会讨论到，革命最先是在趋势中可以看出。这些趋势是某些人的行为与倾向开始改变。可是总还是为人不解。在旧范型的解释之下，这些倾向之为物，总不属于旧范型。此外，若要使情势更加混淆，这些行为还会有那些不了解其内在转变

　　基础的人模仿和夸大。凡是革命，除了真有其事者之外，总会引来一些投机者，一些靠革命混饭吃的人。

　　譬如科学革命。革命刚开始时，总是给斥之为疯狂或不可能。等到后来的进展非常清楚以后，又叫人疑惧不安。可是一旦大势已去，回想起来这一切又像是早就注定。

　　我们不知道历史上价值观与架构如何转变，不了解变革那种连绵不绝而剧烈的本质。我们在革命中进进出出，却不知道是谁放第一枪，又为的是什么。我们不娴熟于预期，不娴熟于文化即将动荡时的颤抖，不娴熟于看见地平线微妙的黑暗下去或光明

　　起来。

　　除了一些“先见之明的人”（Visionaries）之外，社会的、科学的、政治的革命总叫当代人惊讶。那些“先见之明者”从早期微妙的讯息里就发现这些变革即将发生。我们后面将会讨论到，逻辑是差劲的先知。要看见完整的图像，必须要靠直觉。

　　确切的说来，革命不是线性的。革命不是一次走一步，从事件甲走向事件乙，从乙走向丙，等等。革命是许多因素同时运作，彼此发生。革命就好比万花筒里面的图案一样，顿时就发生了。革命不像结晶一样逐渐进行。

　　“在瞎子来说，”古谚说，“什么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宝瓶同谋里面所说的革命并不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所说的革命是在立即的未来；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就在动态的现在。对那些已经看见的人来说，这个旧社会里面的新社会并非反文化，亦非

　　反动。这是一个正在出头的文化－－新社会秩序的整合。英国的一个团体说这是种种“并行文化”（Paralle Culture）的集合：

　　我们都认为自己有必要在现有的文化当中，以新的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由此而克服社会上的异化与敌意。这种新文化将与旧文化并 存，但是到最后或许取而代之。

　　我们相信，冲击制度的，有组织的对抗，或者零散的改革，结果只是继续保留社会根本的异化而已……现在我们的力量则大部分都贯注在创造文化 的积极策略之上。

　　我们发现，所有左、中、右那种单一向度的权力斗争差不多都是旧的，异化的生活方式的斗争。这两个极端一点都不激进。它们虽然反对现状，可 是它们却和现状一样，都是旧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种方式既非团体，也不是策略。第三种方式只是一个脉络……可是不要弄错了，这个方式是很激进的。这种社会价值观的斗争是激进社会行动 中的一种新的向度。这一条路既非左，又非右。

　　《全球论文集》（The World Earth Papers）说这个新起的运动“富于进化动力……是意识的提升，范型的转换……我们的危机并非表示崩溃，而是突破－－在人类社群中前进。”

　　麦柯．雷纳（Michael Lerner）是加州“同福”（Commonweal）保健网的创办人之一。有一次谈到呼吁大众注意环境压力的工作时，他说，“如果我们不曾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全球运动微妙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忍受这个黑暗的洞窟（译注：意指

　　呼吁大众注意环境压力这个工作）……也许有的人可以从我们时代的集体经验中认识到两种极端，一种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事物引发，由我们自己带到生活中的压力。另一种是我们在追求新的道路时，由我们的勇气与精神表现出来的从容优雅。”

　　在宝瓶同谋的文籍里，“压力”与“转变”……这两个对偶的观念其实是一个主题，一篇连祷（Litany）。

　　以前，人文心理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Humanistic Psychology）宣布将于一九七八年在多伦多召开会议时，曾说“这个时期具有非比寻常的进化意义……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动乱不安提供了转变的材料。我们将追寻新的神话，新的世界观。”

　　英国社会批评家阿里安娜．史塔辛诺波罗思（Arianna Stassinopoulos）说，这种运动的能量表现出一种“力场”。有一些人“因这些新观念而发愿，开始表现出一种新力量、新意识。”这些人集合起来，就是这一个力场。其中的新观念最先由少数人开

　　始，但后来辐射到许多人身上。

　　一九七八年伦敦近郊举行的“身心节”（Festival for Mind and Body）有将近九万人参加。专栏作家伯纳．雷文（Bernard Levin）在伦敦泰晤土报评论说，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人民对于转变的关心正在迅速的普遍起来：

　　这个世界目前赖以生活的方式就是没有用。将来也不会有用。许多人也不再认为它有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到处都是想要什么物质慰藉就有的人。 可是他们的内心却有一种默默不语的孤绝（有时候会吵出来）。他们别无所知，只知道自己内心空虚。不管他们从这个洞里灌进多少食物、饮料，塞进 多少汽车、电视机，周围有多少教养良好的孩子、忠心的朋友……这个洞就是痛。

　　所有参加这个节日的人都在寻找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确定”，而是“了解”－－了解自己。所有看得见的路差不多都是从一个地方开始，那 就是追寻者的内在。

　　在历史上，今天的追寻者比以往都更坚持问问题……从奥林匹亚的旋转门涌进来的群众只不过是浪潮的第一波。这个浪潮不久就要碾过那些政客和 意识型态论者。然后群众会将以往空洞的宣言沉潜为自己的信心。这种信心是由真正了解自己的本质以后产生的。

　　一九七九年有一次讨论人类未来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在他们的公报上说：“目前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创造一种‘根本的变革是可能的’的共识。我们要创造一种气候，一个架构。这种气候和这个架构可以将目前那些各行其是的力量组织与调合起来。

　　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憧憬，一种建设性的人性行动的新范型……如果我们不曾创造这个首要的脉络，谈什么方法都没有意义。”

　　我们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首要的脉络。这本书说的是证据（有的视情况而定，有的放诸四海皆准）。这些证据直指个人与文化深层的变革。本书是一个引导，引导人看见各种范型，提出新的问题，了解这个巨大的转变以后会有什么不同。

　　本书讲的是变革的技术、同谋、人脉－－其中的危险、抱负、希望。本书又是意图告诉人，有的人向来认为这个运动是一种精英运动，但其实是极度包容的。任何人只要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运动都是开放的。

　　我们将要探索“有一个同谋可以产生一个新社会”这个观念的历史根源，也就是过去几年所累积的转变的先兆。我们要检视人脑有高度转变与发明能力的证据。我们要检视人酝酿转变的种种方法，以及使人的生活改变的种种经验。

　　我们将要讨论文化与历史的条件如何使这个社会准备好要变革，美国人长久以来如何揣摩这个转捩点。我们将用新的模型来看新世界的型态。这些新的自然模型都是汇合了多门科学以后明显可见的新识见。这些突破带来了一个新发现的时代。

　　我们将检视政治变化的潜流，以及以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出现的人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制度，个人前所未有的力量泉源。我们将探讨保健、学习、工作场所以及价值观各方面范型深刻的转换。我们将在这些领域里看到一些证据，证明人民不再支

　　持目前的种种制度。

　　我们将开始宝瓶同谋背后的“精神历险”。这样子的追寻意义，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将追溯转变的过程对个人的种种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往往是造成人的分裂。最后，我们要检视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发生潜在全面变革的证据。

　　本书从头到尾都会拿一些人和事情做实例。但是我们不把他们当做权威。更何况这些人和事只不过是一幅镶嵌大画的一部分而已。这一幅镶嵌大画是人类的精神与努力到了历史这个当口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是无可违逆的。不过这些人和事在很多人

　　而言却是创造性的灵感，变革的模型，可资引用的概念。

　　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一向避而不问，但是这些新范型就是要挑起这些问题。读者在此可能会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新的展望有其改变旧思想和价值观的方式。新的展望将穿透长久顽抗的防卫与否定。在我们看来，即使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革命，

　　分支出去时都比酝酿中的文化大变革来得惊心动魄。

　　从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将了解一些关键的，有力的观念。这些观念将扩展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这些观念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只限于专家和决策者知道。

　　我们将在新世界和旧世界之间搭起桥梁。你只要了解一个领域的基本变革，就比较容易了解其他领域的变革。这种新模式的发现是无可解释的。这种转换是质的、突然的转换。这是一种神经过程的结果，发生得太快又太复杂，所以不是意识思想能够

　　追寻的。我们之所以看见一个模式，虽然在一个程度之内可以用逻辑解释，可是事实上是一举而现，而非逐渐成形。读本书的时候，如果初见一个新观念不能了然于心，大可不必理会，一迳续读。慢慢的，你就会读到一些观念、关系、实例、隐喻、类比、

　　真实故事等等。到时候，模式自然就会出现，转换自然就会发生。由于这种新的透视，我们原来那些问题似乎一下子无关紧要了。

　　你一旦掌握到这种转变的本质，周遭许多难以了解的事物与趋势立刻就一一就绪。这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的家庭、社群，我们的社会。这时候我们就会像看点描派绘画一样。看点描派绘画时，要退后看才能看出意义。同理，到最后，我们就

　　会在一幅明亮的历史图画当中，从其中的脉络看到最晦暗的事物。

　　文学里面有所谓“黑色的一刻”（Black Moment）那是最后得救之前丧失一切的时刻。悲剧里又有与之相对的“白色的一刻”（White Moment）那是灾祸终究躲不过之前出现的一丝希望。

　　可能有的人认为，像宝瓶同谋这样承诺最后一刻的转变，其实不过是地球故事“白色的一刻”，一场勇敢而绝望的尝试。最后终不免于生态、集权政治、核武悲剧的毁灭。人类退场的话，当然！

　　是不是有一个未来值得努力？

　　路易．蒙福（Lewis Mumford）说，我们现在正当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是一个开放世界的时代。这一个更新的时代，这个世界的文化将释放出新鲜的精神能量，从而释出种种新的可能性。“我们目前的时日不过只是开始而已。”

　　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从“意外”转变为历险。我们将超越昔日的制约，超越种种贫乏的期待。我们生而有新的方式，死而有人道与象征的方式，富有而另有方式。我们无数的旅程都有社群支持。我们有新的人性态度，有新的方式

　　发现彼此对彼此而言是什么样的人。经过那么多战争的悲剧、异化以后，在这个星球受尽创伤之后，或许这一切就是华里斯．史蒂芬思（Wallace Stevens）所说的答案－－否定到了最后，来了个世界前途所系的肯定。

　　德日进说，世界前途的所在，在于那些能够把生活与希望的道理赋予后代的人。宝瓶同谋的讯息就是，有一个“肯定”已经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