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的不可思议》一书是胡因梦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自传。她以观照的言语，赤裸裸地掀开了自我成长的历程。随着书中细密、点滴的叙述，会发现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气的正视自己，是一部检视自我，呈现人性丰富内在的“心灵地图”。

　　作者集美丽气质与卓越才华于一身，并为洞悉事物真相，不断地努力追寻。她自称拥有灵媒般的特殊体质，敏感度颇高，视成长、灵修与自疗，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本书从她父母那一代开始谈起，直到她长大成为一名演员、作家、译者、身心灵整体健康的探索者与实践者为止。书里生动的描绘了她与生命中几位重要人物的互动、童年经验、两性关系、周遭诸多事件的缘起缘灭，以及对大环境的观察与思考。《生命的不可思议》除了令人有一股时时刻刻逼近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死亡与再生的冲击，还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感受，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看的一本深具剖析自我、治疗自我意义的精彩传记。

　　关于胡因梦

　　胡因梦，又名胡茵梦、胡因因、胡因子，1953年生于台中市，12岁以前的童年生活都在台中度过。1971年考进辅仁大学德文系。20岁主演《云深不知处》，从此展开长达15年的演艺生涯。演出过《梅花》、《海滩上的一天》、《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四十余部电影。35岁之后，完全停止演艺工作，专事有关身心灵探究及翻译与写作，首度将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引介到台湾，并致力于推动“新时代”的意识革命及生态环保等议题。着有《胡言梦语》、《茵梦湖》、《古老的未来》、《死亡与童女之舞》，译有《尊重表演艺术》、《般若之旅》、《超越时空》、《人类的当务之急》、《克里希那穆提传》、《自由·爱·行动》、《点亮自性之光》、《生命之书》、《恩宠与勇气》、《存在禅》、《与无常共处》、《当生命陷落时》、《转逆境为喜悦》、《不逃避的智慧》、《钻石途径（Ⅰ.Ⅱ.Ⅲ）》等书。

　　目录

　　第1章 序... 8

　　第2章 爱的试炼... 9

　　第3章 李敖与我... 10

　　第4章 只爱一点点... 12

　　第5章 从结婚到离婚... 14

　　第6章 向内心深处探索... 16

　　第7章 寻道... 17

　　第8章 五十三参... 19

　　第9章 阅读各家典籍... 20

　　第10章 克里希那穆提的洞见... 24

　　第11章 生态与环保意识的觉醒... 26

　　第12章 丧父... 27

　　第13章 闭关与反观内照... 29

　　第14章 穿越爱的试炼... 34

　　第15章 单亲妈妈与独生女儿... 43

　　第16章 他的自我枷锁... 44

　　第17章 开放之道... 45

　　第18章 意外怀孕... 46

　　第19章 女儿出世... 48

　　第20章 产后忧郁症... 49

　　第21章 与身心灵自疗... 49

　　第22章 如如不动的体悟... 50

　　第23章 直接面对恐惧... 51

　　第24章 另类疗法... 52

　　第25章 单亲妈妈的省思... 54

　　第26章 尊重生命... 54

　　第27章 恩宠与勇气... 55

　　第28章 万念俱寂... 57

　　第29章 永无止境的探险... 57

　　第30章 死亡与童女之舞... 58

　　第31章 后记... 60

　　父亲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个既熟悉又遥远的人物，那份熟悉感应该是来自于深层的无意识吧。我们之间似乎不需要太多的适应与学习，很自然地，我从生下来就是他这一世最宠爱的独生女儿，他则是我童年所有的美感、爱与安全的源头。如果人与人真的是前缘再续、补修学分，父亲与我很可能善缘深厚、功业已了，此生的结因而松动。从小我和他聚少离多，我总是遥遥地盼着念着他那熟悉的身影。

　　父亲的长相与众不同，六英尺的身躯在一般中国男人里面算是相当高大的。他的气质结合了须眉男子的阳刚与深幽俊美的阴柔。他总是穿着体面、举止斯文，表情温和而肃静，眼底有股倦意，像是一个看尽人世变易的老灵，早已失去那股聚精会神的兴致，参与的欲望总是淡然。

　　父亲出生于民国前七年，老家在东北沈阳。追溯他的宗谱，胡并非他真正的姓氏，赓年也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本姓瓜尔佳，属于满洲正红旗贵族。根据文献和传说，瓜尔佳氏最早可能来自于俄罗斯高地，因为在满洲的族群中瓜尔佳氏的肤色特别白皙，头发赤褐色，眼珠则呈浅棕色，甚至还有碧眼之人。父亲的长相确实有点像混血，记得我小学五年级时和他一块儿搭公车，年轻的车掌小姐看见他上车，脸上的表情突然一愣，我挤上车时听见她和旁边的司机窃窃私语说：“这个人好帅啊!很像那个叫什么葛莱哥雷·毕克（Gregory Peck）的!”我当时听了心里生起了一股非常荣耀的感觉。母亲晚年也曾向我提起父亲年轻时所到之处总免不了引起女人欲盖弥彰的骚动；母亲说这些话时仍夹杂着些许的光荣与醋意。然而这位东北著名的美男子却承受了超乎一般人经验之外的童年创伤。

　　父亲从娘胎出生没多久祖父便骤然过世了。祖母是一位性子刚烈的满洲女人，父亲未满两岁时祖母因一桩小事而遭人误解，一个想不开便吞下了大量的鸦片，匆匆了结了自己的生命。祖父母相继过世后父亲只剩下两位血亲，一位是六岁大的姊姊，另一位则是我的大伯父。父亲很少提及这位大伯，而我从未谋面的姑姑才是令父亲念兹在兹的恩人。祖母死后姑姑姊代母职，两岁的父亲时常哭着嚷着找妈妈，姑姑只好背着他在村子里踱步度日，两人就这么相倚相靠了四五年。

　　抗战时期的伪满洲国大臣臧式毅是父亲的远房姻亲，臧家有七个儿子，家里人口众多，需要一个女孩儿帮忙，姑姑便带着父亲一同寄居在臧家。根据父亲的描述，臧家待他不薄，但寄人篱下的日子总有不是滋味的地方——父亲相貌出众，书又读得特别好，敏感、阴沉而寡言的他时常觉得自己遭到排挤。那个时代重男轻女，姑姑自始至终没机会受高等教育，父亲则一路念到东南大学，不久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潘玉璞的小姐。

　　潘小姐的母亲非常喜欢父亲，某回父亲生病，潘家母女悉心照顾他如同至亲一般。从未尝过母爱滋味的父亲在温情的感动下便和潘玉璞结成了夫妻。父亲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心里相当自责，他反省自己不该为了母爱的理由而结婚，后来证明维系这段姻缘的基础确实过于薄弱了些；某日父亲无意中听见潘家母女私底下的悄悄话，话中透露出对他的不满，多疑敏感的他发现自己在潘老太太的心中到底是个外人，失落之余便开始逐渐和妻子疏远。东南大学两年还没读完，他就只身前往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专攻政经，后来又进帝大研究所待了两年。

　　抗战爆发，中国的青年学子纷纷投入报国的行列，父亲就在那个时期回国加入了国民党。他先是担任中央军校的教官，后来转赴韩城县当县长，接着被委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抗战胜利，国民党派父亲接收旅顺和大连的行政权，当时苏联已经进入东北，旅大的接收工作遭到苏联的拒绝，父亲只好返回沈阳，担任青年团主任，接着转任《中苏日报》社长(接余纪忠先生的职位)。两年后《中苏日报》改为《中央日报》，父亲仍然是社长，就在那时他选上了立法委员。

　　母亲

　　母亲璩诗方生于民国前二年，老家在安徽桐城，外祖父是天津的一名县长。外祖母是外祖父的续娶填房，母亲念小学时外祖父又续了一个妾；元配早已生有二子，小妾再添了一名男婴。这三位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与争风吃醋想必是十分可观的。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心里十分愤怨这些女人的软弱、狭隘与无知，她成年后的某些心理状态和性格应该是童年遭遇的一种反动吧！

　　母亲十四岁的时候外祖母染上了猩红热，当时的人不懂得隔离，结果全家都发高烧、呕吐、出红疹子。母亲说她“浑身上下整个儿脱了一层皮，原来密密实实的头发几乎全秃了，扎起小辫儿来只有一根小拇指粗”。这场猩红热夺走了母亲同父异母的三个兄弟，尤其是那位聪敏乖巧的幼弟最令母亲惋惜与哀恸，她说：“这几个宝贝儿子一死，我父亲也没什么活头了，第二年就跟着走了。”剩下一屋子没主的女人，既然人夺不到了，那么赶紧夺些房产吧!母亲一手的好文章在残酷的现实压力下发挥了长才，十四岁便替她母亲这房的亲戚写起状子、打起争房产的官司来。

　　母亲二十岁的时候有人为她介绍了一个热衷于政治，人很干练、经济情况不差的男人，唯独相貌这一点令她感到十分遗憾。那时母亲已经就读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她的诗文造诣都相当不错，头脑也颇有见地，但受制于时代和大环境的保守力量，只好为生存而嫁给了那位自己并不十分中意的男人。

　　抗战期间母亲一个人住在重庆的歌乐山上，一住就是八年。她那热衷于政治的丈夫当时已经是活跃的共产党员，母亲与他总是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见上一面。母亲一直想生个孩子，但是却从丈夫那儿染了淋病，造成输卵管阻塞，试尽了各种办法也无法打通。她一个人住在山上寂寥得发慌，陪伴她的只有书籍和服侍他们家三代的老李。

　　某日在歌乐山上的一名友人家里母亲见到了正值盛年的父亲。母亲形容父亲“唇红齿白，一脸的青胡碴子，他左手拿着雨伞右手拿着拐杖，头上还戴了一顶呢帽，眼神迷迷糊糊的，样子好看得沁人”。其实母亲当年也是颇有风韵的，她个子虽小，但比例匀称，皮肤特别白净，眼神里有股穿透力和水灵的黠慧。那一天他们都对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他们在上海的友人家中巧遇，那一回电路算是真的接通了。父亲回沈阳后母亲开始一天一封情书往沈阳寄；她倾诉自己的情境如同地狱一般，希望父亲能带给她一个重生的机会。母亲的情书写得好极了，字又漂亮，父亲感到愈来愈无法招架。当时父亲和潘阿姨以及我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道钧与道扬)早已分开。父亲回沈阳后本来和潘阿姨还有复合的机会，但因为母亲极力想得到父亲，所以玉璞阿姨就退让到美国留学去了。父亲的性格里有逃避倾向，他并不是不愿意负责，而是无能面对现实困境中的人际纠葛。沉默寡言、不擅言辞却又善感的他一旦被迫做抉择，或是必须以沟通的形式了断一份难解的情感，他往往一走了之什么交代也没有，这样的行径令他的两个儿子到今日都不肯冠他的姓。

　　父母亲各自脱离了原本的婚姻伴侣开始生活在一起，他们既没有和元配离婚，彼此也没正式结婚，但日子久了熟稔的朋友便自然称呼他们为胡先生、胡太太。在那个年代，他们的作风算是大胆率性了。

　　胡先生与胡太太初期的两性生活应该还算亲密，我依稀记得两三岁时的一幕场景——爸爸和我在台中育才街日式老房子里的那张挂着大蚊帐的床上玩耍，我腻在妈妈身边嚷着要吃奶，爸爸挤到我们中间一把搂住妈妈，故意让我吃醋，逗着我玩……

　　赴台

　　他们在上海生活了一年之后国民党就溃逃了。父亲起初并不想到台湾，但母亲的政治警觉度很高，她判断做过平凉军法处长的父亲如果留下来，那些曾经剿共的记录未来一定会让他送命的。父亲被说服了，于是开始整理繁琐的衣物，准备搭船去台湾。临行前父亲决定把属于他勤务兵的一张行军床送给母亲的一位亲戚，那位亲戚前来取床时却被母亲半路拦截，父亲为此事甚为不悦。母亲的性格中有很高的掌控倾向，加上童年的不安全感，令她对物质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而父亲这位没落王孙对面子和尊严的需求又总是远远超过金钱和物质。半路拦截的作风伤到了父亲的颜面，不善于沟通和表达的他，就把这件小事埋在心底，开始质疑起两人价值观的差异。

　　民国三十八年的春天，父母搭船来到台湾暂居友人家中。父亲在政治理念上早已无法苟同老蒋的独裁作风，尤其是以德报怨不要日本人赔款这件事，父亲认为完全是越俎代庖，不尊重民意，因此不得已转而支持他也不十分欣赏的桂系将领李宗仁。那时有一群民主派的学者准备在香港支持李宗仁搞所谓的第三势力，父亲觉得与自己的理念比较接近，于是时常往返台港。他在香港住了一年半后，发现第三势力尚且不成气候，只好郁郁不乐地回返台北，参与政治的热情从此低落不兴。

　　出世

　　民国四十二年的四月二十一日，四十四岁的母亲在台中生下了我。母亲怀胎受孕是个曲折的传奇。这个传奇是父母一生津津乐道的，虽然没有客观的记载，但可信度应该很高。原本输卵管阻塞的母亲是不可能受孕的，后来能打通完全和父亲在上海结识的两位奇人异士有关。这两位高人，一位是修藏密和太极拳的乐幻智老师，另一位则是跟乐老师习拳开了第三眼的皮肤科大夫朱仲刚先生。

　　父亲说他亲眼见识过乐老师的凌空劲功夫。当乐老师进入发功态的时候，他手里通常拿着一根香烟，看看弟子有没有能耐接近他的身体、取下那支烟，但弟子们在一丈远的距离便感到一股强劲的能量，逼得他们不停地翻筋斗打滚，就是无法接近老师的身体。当年上海的报纸曾披露过一则消息——一名来自荷兰的拳击手向乐老师挑战，乐老师先是不应战，然而到底年轻气盛，忍不住便上了擂台，结果凌空劲一挥，荷兰拳击手跌了个倒栽葱，颈椎不幸挫伤，老师花了几个月的功夫才把他治好，却因此而结下了师徒之缘。

　　父亲建议母亲接受乐老师的气功治疗，母亲的质疑多于轻信。某日在乐老师家父亲促狭地和老师耳语：你就给她点颜色瞧瞧吧!母亲说她当时注意到乐老师对她专注地看了一眼，顿时就觉得头上像是戴了个通电的紧箍子，立刻恶心得想吐。乐老师见到她的反应，笑着走过来在她的背上拍了几下，便纾解了她的难受与难堪。母亲说她从此之后如同孙行者到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乐老师只要一进入发功态，她立刻犯恶心。她开始心甘情愿地接受乐老师的外气治疗，他们前后一共治了三次，每次四十分钟。治疗时母亲只觉得腹部有电流通过，感受并不强烈；乐老师却是一头大汗，能量似乎耗损了不少。三次之后乐老师就告诉母亲输卵管已经打通，往后应该可以怀孕了。不久母亲果然受孕，开始在家安心待产。

　　某一天她和父亲坐黄包车前往乐老师家，到了乐家大门口，发现有另一位访客尾随而至，经过主人的介绍才知道那就是开了第三眼的朱仲刚大夫。这位信奉天主教的留德西医最初和乐老师习拳为的只是强身，没想到练了几年后某日在上海的电车里突然看见挤得像沙丁鱼的人群缝隙中，居然夹杂着五颜六色呈气体状的怪东西。他发现如果有人到站下车腾出一些空间，这些气体就会变得胖一点，如果空间很窄，它们就变成了狭长形。下车时他突然有一股想要呕吐的感觉，不久就大病了一场，从此随时可以看见另外一个次元的存有。他把这事儿告诉了老师，老师要他不必担忧，也无须执着，这只是阴阳眼开启的现象。后来朱医生不但开了阴阳眼，同时还能看见人体的精微组织、内脏和灵光等等；身边的人昵称他为“X光眼”。其实朱医生和母亲相遇的那一天，他的黄包车就在父母的车子后方，他透过车板看见母亲脊椎的下半截有一段香烟大小的白色气体正在不停地跳动。根据他的经验，许多怀了孕但即将流产的妇女，身上都有这个现象，于是他很审慎地提醒母亲千万要留意保胎。母亲说她听了心底一寒，不久真的流产了，胎儿和鸡蛋一般大小，总共流了两胎，到第三胎才保住了我。

　　直到今天朱医生可能都还健在，高寿应该已经九十多了，是上海受人尊崇的医界导师。一九九三年我的一位满族兄长广树诚曾亲自到上海探访过朱老先生。树诚是台大法律系毕业、进哈佛研究民族学的知识分子，一向对人类潜能怀有高度的兴趣，他在上海见到朱大夫时第一眼的印象和母亲当年的感受非常近似。母亲说朱大夫的长相活脱是一尊佛像，树诚则说朱大夫到今天都称得上是标准的美男子，不但相貌堂堂，还有一股谨言慎行的谦和正气。树诚请教他有关眼通的问题，他十分低调地承认自己确实能看见人体的灵光，从光的颜色和强度可以判断身体的健康状态与精神修为的境界。

　　他说此生他见过三个人的灵光令他印象最深，一是他的乐师母(竟然不是乐老师)，二是田耕莘主教(耕莘文教院的创办人)，三是他留学德国期间在巴黎的地下铁偶然瞥见的一名女瑜伽士。他说师母的光能照射到屋外，田主教的光弥漫着整间教堂，而那名坐在地上看起来像游民的女瑜伽士，灵光竟然照亮了整个地下铁的通道。树诚问他灵光的强度是否与功夫的高下有关，他的回答是：无关。他说灵光的强弱取决于心量的大小，而心量的大小又和精神修为有关；执意练功之人心量反倒不见得宽广。

　　文革期间除四旧，朱大夫遭到严刑整肃，当他的肉体实在无法承受痛苦时，就把精神贯注于上方的一幅画，皮肉的痛苦便因而消除。树诚问他当时是不是灵魂出体，他并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但也没有否认。母亲过世前回过上海，她从朱大夫那儿得知乐老师当年死的时候非常痛苦，长期练硬功与不倒单，他的气整个儿结在下腹，临终时气散不掉，肠子绞成了一团，等于在自体的绞刑下惨烈身亡(二〇〇六年三月底我得知乐老师真正的死因，但不宜公开)。这段不幸的往事令我不禁深思起朱大夫对精神修为与刻意练功的那番感言。

　　童年，往事

　　打从有记忆以来我的童年都是在台中度过的。最早的老家在台中商职(如今已升格为台中技术学院)旁的育才街上，小学之后又搬到附近的存信巷，距离台中一中反倒近了些。从育才街到存信巷那一带的村落当时称为新北里，住的都是当年的立监委与国大代表。蒋介石强人专政的时代，这些毫无独立实权的特权阶级被执政者一网网成了一团“能趋疲”(entropy，熵)。方城之战与闲扯是非就是这个村落的生活常态，其中较有自觉意识的人戏称当时的情景为“社会闲打”。

　　翻开泛黄的旧照相簿，育才街上的那幢日式老房子和记忆中的并不相左，一根根细长的竹竿围成了一个不算小的花园，里面除了一棵大榕树和几棵不知名的杂树之外，还有盛开的水仙、绣球、桂花和难得一现的昙花。屋内的陈设相当简朴，长条的原木地板上只有一张单人沙发、几张藤椅，竹制的餐桌上铺着印花塑胶台布，纸糊的拉门把屋子隔成了客厅与卧室，卧室里有张木床，上面铺着小碎花的棉絮被褥，被褥上躺着只有一两个月大穿着娃娃装的我，那身女娃儿打扮和那张中性的脸孔、稀疏的黄毛以及跷得高高的两只大脚丫，显得有些不搭调。

　　另外一张照片的背面有母亲娟秀的字迹：因因出世第七日(小学之前我的名字是因因，小学之后改成了因子。《大般若经》的《师子吼品》中把“因”解释成十二因缘，“因因”则是智慧之意；母亲为我取这个名字显然有很高的期许。上小学后父亲为我改名为因子——取其因某种因素而得了这个孩子之意，因素指的当然就是乐老师和朱大夫的助缘)。这张照片的正面是西装革履的父亲，手上抱着裹在白毛巾里一脸混沌的我。那时我刚出生，体重还不到五磅，父亲低头看我的表情非常专注，空气里有股凝聚的静谧与祥和。

　　另一张照片中的母亲穿着素朴的夏日短衫把我立着抱在怀里，当她用心照顾我的时候，似乎完全能体会婴儿立着比横躺要舒服多了，此外她也比一般母亲的敏感度高出许多，因为她绝不给我穿太多或太厚的衣裳。她知道小孩儿的体温比大人高多了，大人如果觉得不冷，小孩儿也不可能冷，穿得太多只会让孩子出汗，一受风寒更容易感冒。襁褓中的我全盘倚赖着母亲的悉心照料，那份被需要的感觉一定令她觉得十分安全与满足，照片中她脸上的那抹难得的笑意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份情绪……

　　据说我小时候是个滑稽、敏感、精力特旺、不爱睡也不爱吃的孩子。其中不爱睡这一项令母亲特别头大，她常说当年总有五个大人轮流带我，最后一个个都被撂倒，而我仍然翘着脑袋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好不容易睡着了，稍微一点声响又醒了。妈妈说哄我睡觉简直是噩梦一场。吃正餐则是另一项令她烦恼的事。我小时候有个外号叫“见饭愁”，一岁之前喝婴儿奶粉还没什么困难，一岁生日刚过我突然学会了说话和走路，喂我吃饭就成了一场官兵追小偷的游戏。

　　我对食物的兴趣不大，但是对妈妈的奶却眷恋不已，我想妈妈的奶和我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小可的“业力”，否则不可能在乳头上抹黄连、万金油和辣椒油都无法把我逼退。既然断不了，妈妈只好让我继续吸吮那对毫无乳汁的干奶。我除了对母亲的奶眷恋之外，也对其他物种的奶趋之若狂，譬如老干爸的儿子——我的干哥哥们的奶，幼稚园女校长的奶，老干爸家的母狗小伯乐的奶。说也奇怪，干哥哥们竟然允许两三岁大的我用小指甲抠破他们乳头部分的汗衫，不停地拨弄着他们的乳头；幼稚园女校长原是妈妈的大学同学，竟然也允许我在光天化日下打开她的旗袍扣子，旁若无人地吃起奶来；连小伯乐也不介意我蹲下身去捉抓它松垂的乳房。不知道是基于慈悲或是快感，他们对我的接纳似乎间接地帮助我在亲密关系上奠定了一些健康的基础。

　　然而吸吮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那股强大的动力又是什么?是生存的驱力、缺乏安全感、口腔性欲期的性力，还是一种神圣合一的需要，老实说连科学家也没有确切的解答。我自己倒认为除了上述的可能性之外，还跟我性格里地毯式搜索的好奇心、征服欲以及凡事都想掀开来看的倾向有关；一旦我对乳头这项东西产生好奇，就会开始注意各种不同的乳头，日后无论是购物、交友、求知、寻道、拜师和治疗自己的病，都有同样的倾向。童心　　除了不爱睡、不爱吃之外，父亲说我小时候特别爱问他“为什么”，成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地问个不停。我提的问题基本上都和动物有关，家里的白墙被我画满了鱼，每只鱼都有一片一片的鳞。爸爸只要从台北回来，我就忙着画鱼给他看，或是嚷着要他带我去植物园看泡在药水里的毒蛇标本。也许是知道自己属蛇，也许是蛇的神秘、诡异、不动声色和迅捷的反应引起了我既恐惧又好奇的探索欲望，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年看完《沙漠奇观》那部影片，里面的那只响尾蛇令我兴奋得一连做了好几个晚上有关它的梦。记得四岁时妈妈已经开始带我去看外国剧情片了。《鹿苑长春》那部片子里的小梅花鹿死的时候，我在暗忽忽的戏院里伤心得放声痛哭。等到我的女儿洁生出世之后，才观察到孩子在一岁之前就能理解动物。华德·狄斯耐对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这一点想必有很深的认识，否则不可能那么善用动物来拟人。

　　洁生第一次看《一百零一只斑点狗》才一岁多，我当时正在浴室里洗脸，听见从卧房传来阵阵的抽搐声，我走出来询问坐在电视机前的她是不是怕影片中的“酷威拉”，她说不是。当时正演到狗爸爸、狗妈妈领着小狗狗们在大风雪里奋力前行的场面，我试探地问她是不是觉得小狗狗很可怜，她放声大哭地说：是……我赶紧把洁生搂在怀里，心底交织着深刻的感触与沉思。孩子真的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惊人的辨识力早就俱足了，人类错综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他们都能直觉地捕捉到。那份能力虽然是一种动物本能，并不是饱经世故之后的洞见，但精准度仍然是很高的，远比重重障碍之下的成年人要高多了。

　　记得母亲曾经对我说她觉得我小时候太善感，神经太纤细，一岁多时她为我念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念到小女孩受苦的情节时竟然发现我满脸的泪痕，她心想这还得了，一丁点大就如此易感，长大了不知道要受多少的罪呢。她心里起了预警，一有机会总要提醒我、限制我或灌输我一些自保的观念和危机意识。这些危机意识对正值兴头的孩童而言，很可能被解读成否定、批评或唠叨，因此从小我就觉得母亲不接纳我，我总瞥见她用一对凌厉的双眼盯着我，看看我有没有犯她所谓的错。我心性中的开放、欢乐、任性、不懂得设防、对外在事物的迷糊，勾起了她最深的恐惧——旧时代女性的生存危机感。我与她日后的对立就源自于开放与恐惧、自由与限制这两种无法相融的力量。

　　第1章 序

　　胡因梦

　　本书曾以《死亡与童女之舞》为名七年前在台湾发行，此后不断有内地的出版公司来邀约，希望也能够在大陆出版这本书，但我始终下不了决定。直到结识了黄明雨先生，得知新华立品图书公司已经译出克里希那穆提的多本着作，而且逐渐在读者身上产生了启蒙效用，才欣然决定与大陆读者分享这部深受克氏影响的前传。

　　在过往的七年里，我的生命经验继续在深化及精微化。透过两性与亲子关系的发展，我进一步地体认到童年经验对人的一生有多么重大的影响。此外与工作坊里的学员们共同成长了七年的时间，也更细微地观察到身心灵之间的连带关系。我发现关系的品质确实与人的健康直接相关，而健康又决定了人是否能顺利开展出心灵的成熟度，迈向更高层的意识次元。早期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价值观与信念，会根深蒂固地决定一个人对生命的认知；认知若是扭曲，整个社会也会跟着颠倒。

　　七年后的台湾社会仍然陷落在“谁对谁错”的较量中，仍然不关怀个体内在世界的福祉与真相，这一点，透过各种形式的媒体便可轻易获知。因此身心灵各个层面的整合观察与研究，在中国人的社会里还有许多发展空间，甚至可能是未来最迫切需要被重视的存在面向。

　　这本传记若是能帮助读者把人生方向从外求导向内证，也就不枉费我生命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非言语能道尽的艰苦了。

　　第2章 爱的试炼

　　《梅花》和《笕桥英烈传》上演后我的知名度已经高涨，走在路上连小学生都会喊我“梅花”或要求我签名。有一天在四维路的家中接到张艾嘉打来的电话，她说Don昨天晚上在艾迪亚出现，一直打听我的电话号码，但没人肯告诉他；朋友们私自做了保护我的决定。Don曾经是她读美国学校时的老师，她说如果我想见他，可以在她母亲的杏林餐厅里会面。我一方面感谢艾嘉的热心，一方面怀着悲欢离合的心情答应赴约。

　　走进杏林餐厅，Don已经在座，他消瘦的脸颊显得更窄了。我坐定下来，两人相视无语，阔别了一年感受虽然未变，但人事早已全非。我们听着餐厅里的音乐，眼泪在千头万绪的情绪下止不住地流着。Don告诉我自从接到我的最后一封信，他的生活便开始失序，香烟啤酒无法离手，晚上经常失眠。后来他从老挝转到香港，替联合国难民组织的杂志做编辑，这份工作待遇不差，他很想存一笔钱为我们的将来打基础，他似乎有预感我很快会返回台湾。但是他在香港的生活起居仍然很不正常，过了没多久他就突然中风，全身瘫痪了一阵子，最近才恢复一些，这次过境台湾无论如何要见我最后一面。他说到处都看得见我的照片，我对他而言知名度已经太高，他消受不起了。我看着他，一边落泪，一边苦笑，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再多说任何话，只是以深幽的眸子融解了彼此的灵魂，让它流向它想去的地方。

　　一段刻骨铭心的宿缘就这样在生命的流程里滑落。多年以后我和林云二哥到华盛顿D.C.参加里根（Reagan）就职大典，我忍不住还是打了一通电话给Don。他人正在弗吉尼亚父母的家中，一个半小时后他来到二哥友人的住处和我见面。他的脸颊显得比以往更窄，头发也稀疏了一些，他说岁月在我的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们坐在玄关的长椅上相对无语，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便到达他父母的那幢林间木屋；他说小鹿夜里时常出没。我们在“秘密花园”般的庭院里散步，感受仍然和初恋一样。回到他的房里我开始强烈地渴望他的身体，他满脸严肃地看着我，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他心中的分量太重，他无法以一夜之情随意处置。他开车送我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只字片语。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了一顿中式晚餐，第三天我就惆怅地离开了。后来我替“新闻局”主持中华民国电视大观，前往美国二十几个城市接受媒体访问，母亲陪我同行。到达D.C.时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一通电话给Don。我告诉他我对他仍旧难以忘怀，他说他也一样。离开D.C.之后，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拨电话给他。抵达三藩市的那天我和他通电话时他告诉我说，早上他翻开报纸的占星专栏看到太阳在双鱼座的人那天会彻底了结一段旧有的恋情，他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他一点都不相信占星之说。我回到台湾半年后又打了一通电话给他，他说他正在和一位外向热情的美国女记者交往。她的外向似乎能平衡他过度内向的习惯，因此关系发展得蛮好。很奇怪，我听了并没有失落的感觉，只是祝福他一切顺利，然后这段因缘就正式画上了句点。

　　Don和我的关系有一种神入的品质，不用言传便能深入于对方的心灵。如果我们能放弃自保，说不定可以两忘。然而多年来我们一直徘徊于真爱的门外，不愿接受它的鞭笞与试炼，因此我们的人生始终是纪伯伦所说的四季不分、欢笑无法全然、哭泣也不能尽兴。我们唯恐惊扰到意识底端的幽冥，唤醒了那些沉睡的鬼魅；我们宁愿压抑和闪躲，也要维持虚假的平静。当一个人无法彻底面对内心的真相时，上瘾症便逐渐形成，我日后的男友不断其实是有心病的。

　　和Don分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我变成许多男人心目中虚拟的梦中情人，直到今日都有人告诉我当年有多么为我着迷。然而这个由我、媒体和众人共同塑造出来的假象，却成了我的亲密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第三者。这个完美的假象太容易引发人性中深埋的占有、嫉妒、不安全、恐惧、暴力、衡量和权力斗争；这个假象曾经令餐厅的侍者用扁钻刺伤我身边的男性友人，也曾经令四名陌生男子围殴我的一位男友，“她”更是我的亲密关系中“绿帽恐惧症”的肇因。

　　我记得法国杰出女演员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曾经说过一句豪气万千的话，她说她一生交往的男友无数，她恨不得能拥有一幢上百个房间的大厦，把她曾经爱过的男人悉数豢养在里面。我虽然从未扳着手指和脚趾仔细数过我的情人们，但是我想在中国女人里面我的两性经验算是相当丰富的。然而真正影响我的成长、促使我产生转化的，严格讲起来只有三位。这三位之中最令我“感恩”的应该算是《快意恩仇录》的李伯爵了。

　　第3章 李敖与我

　　自从和李敖离婚之后，他写的书已经引不起我任何兴趣，但为了细述我们之间的陈年往事，还是去买了一本《李敖回忆录》，内容果然不出所料，仍然以一贯颠倒黑白的说话方式和精密的资料来合理化自己幼童般的生存欲望。到今天他都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格失调［1］，令我不禁莞尔。诚如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十五日，地点是萧孟能先生花园新城的家中。在这之前“李敖”两个字对我而言早已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简直就是中国文人里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而且这股痴迷的崇拜是自小种下的因。

　　当年李敖的父母住在台中一中的宿舍里，离我们存信巷的老家很近，我时常听光夏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奇闻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亲的丧礼中落泪，不愿依规矩行礼，甚至还传说他曾经从台北扛了一张床回家送给李伯母。当时我心想：不知道这怪人的庐山真面目会是什么模样。此外我时常看见李伯母穿着素净的长旗袍，头上梳着髻，手里卷着小手帕，低头深思地从长长的沟渠旁走过。母亲曾经低声对我说：“这就是李敖的母亲，她一定是去看电影，李敖在文章里提到过她妈妈喜欢看爱情文艺片。”后来听父亲说他和李敖的爸爸过去是同事，感觉好像更熟悉了一些。

　　在萧家见到李敖的第一眼，我的心里颇感意外。大学时读他的文章，主观上认定他应该是个桀骜不驯的自由派，没料到本人的气质完全是基本教义派的保守模样——白净的皮肤，中等身材，眼镜底下的眼神显得有些老实，鼻尖略带鹰钩，讲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声带很短的感觉。他的嘴形因下排的牙齿比较突出，令我联想起附小的同学简明彦。他看到我们母女俩，很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后来母亲告诉我他那个躬鞠得还怪吓人的，这个年代已经没人行这么大的礼了。他的穿着很保守，两只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体看来带点阴柔的气质。当天晚上我穿了一件淡柠檬绿的棉质长袍，光着一双大脚，连拖鞋也没穿。李敖一整晚都盯着我的脚丫，我以为他在检查些什么，后来才从他嘴里得知他有恋足癖。他的身边站着他当时的女友，刘会云，娇小细致的她看起来和李敖相当登对，整个晚上我都很自在，这证明李敖和我并不是一见钟情，否则我不可能轻松得起来；男女之间的化学反应是颇令人紧张的。后来李敖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书，书中他为我签下的那行字（“正红旗下的梦游者”），令我不禁生起了一些遐想。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李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们谈到我在《工商日报》的专栏里为他写的那篇《特立独行的李敖》以及其他的琐事；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能产生交集的话题并不多。后来他带我到他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一下十万册的藏书。他用深色木材沿着客厅的墙面做出一整片书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体看来是个气质严肃的家，可墙上挂的竟然是从《花花公子》杂志里剪下来的裸女照片；这样的组合令人感觉有点不搭调。我告诉他裸女照片看起来有点廉价，破坏了这个家的气质，他说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已经伴随他多年了。我发现他是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别人发展出来的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他无干，他关着门自有方圆。当他介绍浴室时，我看见他在浴缸旁装了一个电暖炉，我告诉他这个构想很仔细，冬天里洗澡出来感觉一定很舒服。进到卧室，抬头一看，天花板上竟然贴了一整面的镜子，又是一项出人意外的装潢，有点像《花花公子》的老板休·赫夫纳（Hugh Hefner）和某某文豪一起做出的室内设计。

　　我们后来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我记得他吻我的方式是我这一生从未经验过的——他接吻的时候头摆的角度是笔直的，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他竟然忘了接吻头得歪一点才行，否则鼻子怎么处置呢？我发现他连做这件事的章法和一般人都不同。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猛力地吸我的上唇（因为够不到下唇），我被压得差一点没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点儿吧。后来我去洗手间照镜子，赫然发现上唇和人中之间被李先生吸出了一圈赭色的吻痕。我赶紧拿出粉饼遮掩，以免回家被老母发现。那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性爱我已经记不得了，可能是因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难忘了。

　　往后的三四天里我随时都得补妆，以免露出那一小圈已经“红得发紫”的吻痕。老母一直没说些什么，但是以她那对闪电眉下的透视眼，不可能察觉不到那么离奇的吻痕。

　　李敖的土令我觉得十分新鲜，他人格中的冲突性更是令我好奇。我一向有搜奇倾向，愈是矛盾、复杂，愈是像谜团一般的人，我的兴趣愈大。当然猫通常是被好奇心害死的，但哲学上不二论也是这么被发现的。当我们开始进入状况时，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我听了之后不免心生疑惑，继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个准，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的多疑与防卫令我很不自在，他对女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满着期望与投射时通常是被未来的愿景牵着走的，这些重要的小节也就用立可白粉饰掉了。

　　十月中旬我和宝哥（葛小宝）到印尼登台，母亲陪我同行，前后总共二十一天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很高，我和宝哥各唱几首歌，主持人访问几句，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净得台币十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二十一天下来我花了十万台币的电话费，李敖也打了台币八万元。宝哥每天都问我：“你的敖今天怎么样啊？”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二十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台湾时李敖亲自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回到世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影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只要母亲不阻挠，我的两性关系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闹钟每天都按时把自己唤醒），一个人在书房里集中精神搜集资料、做剪贴，开始一天的写作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准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悲观的态度，就算最亲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否则他可以足不出户，窗帘遮得密不透光，连大门都不开，甚至曾经在墙壁上打过一个狗洞，让弟弟李放按时送报纸和粮食，过着自囚的生活。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我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讯息。他告诉我他的脑子里只记得Denny Boy这首歌，其他的就完全不熟悉了。

　　在感性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的男性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相当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人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欲的满足。那是一种单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于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满足，他对于那个关系的评价通常很高，这点你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饱览无遗。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就性解放了，而且第一个涉入的两性关系无论在身心灵任何一个层面，都曾经是深情的、融入的。但是从父权的角度来看，女人具有丰富的两性经验的确不是件好事，人一旦有了比较，确实不容易认命。两性之爱很难没有条件，它是人类唯一的第一手经验，也是人能达到至乐最快速的途径，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瘾。正因为它带来的快感太过强烈，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期望。

　　第4章 只爱一点点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在仰望天花板上的那面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与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既保留又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种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最没有信心的。他们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现他们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取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真情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里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erer）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但这个指导原则完全是建筑在二元对立上面的——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但不能有人性的挣扎。

　　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他虽然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但从古至今凡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便是人性中的颠倒及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

　　多年来李敖以他的文笔、才华、博学和发展到某种程度但离究竟还远的观察及强势推销，成功地在自己身上铸造了一个神、一个时代的叛逆英雄、一个五百年来的白话文豪，于是如我等意志薄弱、叛逆、自认为独特又心怀救赎之梦的读者，便如他所愿地把他当偶像一般开始崇拜。然而偶像是只适合远观的，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琐碎的真相都会曝光，因此在同居者的眼中既没有伟人，也没有美人。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就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连离婚后都时常向人提起，当做打击我的话题。另外他对别人的排泄物要求也颇高，如果上大号有异味，又是另一项值得打击的罪过。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但除了为Don煎过年糕之外，母亲一向不准我进厨房，因此那一天当我把冰箱里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时，我并不懂得先化冰的手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面前，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人，在母亲的掌控下我没进过厨房，没上过菜市场，也没去过邮局，连支票怎么开我都不知道。李敖说话总是振振有词，但也总是轻忽了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品质。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辞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锅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多了，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语不发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个人又重修旧好。

　　还有一天我把洗干净的切菜板搭着纱窗晾干，李敖走到厨房时看到这个动作，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嚣叫：“你看到没？这片纱窗已经松了，这么重的切菜板搭在它上面，不久就会把它压垮的。然后板子会从十二楼掉到地面，再加上重力加速度，这时如果刚好有人走过，他的脑袋一定会被砸出脑浆来，那时我们就得赔大钱了。”他无远弗届的危机意识令我目瞪口呆，我心想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于是收拾收拾衣物拎着箱子又回世界大厦了。如此来来回回地往返于世界和金兰之间不知有多少趟。

　　有一天我很沮丧地走出金兰，李敖的邻居看到我的神色不对，于是好意地对我说，他们和李敖已经做了好几年的邻居，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一些。他建议我不要以常人的标准要求他，应该把他视为一个需要帮助的坐过牢的病人，可能还容易相处一些。经过旁观者的提醒，我开始确定李敖是需要帮助的。然而我不是医生，他又那么强硬，我能帮到什么程度呢？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学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他，我发现他确实有些反常的身心现象。譬如他非常怕冷，冬天一到，他身上穿的衣裳多到令我笑弯了腰——他通常要穿两件卫生衣加一件毛背心，再加一件棉袄，外加一件皮袍，头上还得戴一顶皮帽。台湾的冬天哪有这么冷啊，这身行头到东北还差不多。我问他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他说老天爷会暗算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在受预备军官训练时，大伙儿有一回行军到坟堆里夜宿，清晨快天亮时他突然被一股寒气冻醒，冷得浑身直哆嗦，自此以后每到冬天他都严阵以待地怕被老天爷暗算。

　　李敖除了有“寒冷恐惧症”之外，还有“绿帽恐惧症”。占有欲和嫉妒是人之常情，但李敖的占有欲是超乎常人的。他的歇斯底里倾向总是令我神经紧张，我记得曾经在一个星期内全脸密密麻麻地爆满了青春痘。我和他很少有户外活动，有一天我需要出去慢跑，促进一下血液循环。慢跑了一小时后我回到金兰，李敖问我出去做了什么，我据实以告，他听了很不开心地说我出去慢跑一定会跟路上的男人眉来眼去，所以不准再跑了。

　　有一天我在他的抽屉里无意中翻到一本旧笔记本，字迹狭小而歪斜，内容看起来像是一个感情受重创被女友抛弃之人所发出的仇视女性的怨言。虽然李敖后来练就了一手胡适体的好字，但我猜想那个旧笔记本上的字迹应该是他早年的。不久我找到一个机会询问他的友人有关他早期情感经验的真相。他的朋友告诉我李敖在台大时曾经为罗姓女友的离去服过三次安眠药，但是都被同学发现而送进医院洗肠获救。我读他的回忆录，这段往事他倒是如实地写出，不过只提到一次的自杀经过。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时受到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

　　我愈是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就愈能以冷静的心情面对他的歇斯底里倾向。有一回他和我吵架，他拿出一把大剪刀，把我刚从张木养那儿买来的一件古董上衣咔嚓咔嚓便剪成了两半，我为了制止他继续闹下去，很快地抢下那把剪刀用刀锋对着自己的心脏，他见势马上冷静下来。但是长夜漫漫，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趁着他不注意，光着脚就溜出了大门，在路上拦计程车时路人纷纷投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的脚丫。还有一次我和他坐在车里正要开车上复旦桥时，我告诉他我想和他分手，他扬言要撞安全岛和我同归于尽，我不动声色地坐着，他看我没反应便打消了同归于尽的念头。他的精神展现使我认清，人的许多暴力行为都是从恐惧、自卑和无力感所发出的“渴爱”呐喊。我来来回回地搬出搬进，其实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没有办法包容他、安慰他、给他一些快乐，然而后果总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气馁自己的有限、狭隘和无法宽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难保，尽力了，还是自身难保啊！

　　第5章 从结婚到离婚

　　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stand by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又心疼起这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突然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二百一十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该拿出二百一十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门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五月六日的早上在李敖家的客厅里，由《中国时报》主编高信疆和作家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礼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至于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运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录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天下午必须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和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从此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系还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又成了夹心饼，两面不是人了。婚礼结束后余纪忠先生请我们吃午饭，饭后回到金兰大厦，没想到李敖竟然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喝，嘴里还得意扬扬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精神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刷的一声就把这“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赔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涨红了，我只能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手上还带了一盒礼物，老母门一开一看是李敖，二话不说劈头就骂：“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还好意思上门来？……”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动地站着，后来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履行承诺，拿着箱子又跟他回金兰了。

　　我在前文说过，我的人生没事则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应。本来已经远赴南美智利的萧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多回到了台湾。他人在国外时，李敖、我和李放曾经到他花园新城的家搬了许多古董和家具回金兰。我当时问李敖为什么把东西都搬空了，他说为的是替萧先生处理财物。萧先生在天母有幢房子取名静庐，李敖说为了便于处理，必须把这幢房子暂时过户在我名下，我没有多心，不久他就办了过户手续。这段期间李敖时常和李放通电话，李敖讲电话的态度非常神秘，声音低得连我这么好的听力都听不见他的谈话内容。我好奇地问他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他说他在处理萧先生水晶大厦的买卖事宜。萧先生回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见面，但我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亲请了出去，向老母告知他花园新城的房子已经被退租，古董和家具全都被搬空了，天母静庐也换到了胡因子的名下，委托李敖处理的水晶大厦更是被法院拍卖了。一向对李敖“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李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用语）的正人君子萧孟能，是《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的创办人，也是李敖多年共患难的战友，他和我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痴，我们都因为懒于处理人生繁琐的事务而成为不怕麻烦之人的掌控对象。

　　母亲听完了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电话到金兰找我，约我回世界大厦和萧先生及他的女友王剑芬见面。六月十日那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说，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敖在处理财务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的。剑芬在一旁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痴差不多，我说我很了解他。剑芬接着说道，还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英尺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那是唯一的一份法律凭据。后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才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牯岭街的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了谱。李敖总说他不重视动机，只重视真凭实据，然而任何一个神智清明的人都知道动机才是最重要的。这时我对李敖最后的一丝幻觉都被打破了。智者说得对，要想维系一份情感，期望愈少愈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便能无条件地爱，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年轻时对人性的期望恐怕是太高了。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不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智慧罪犯”。于是我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了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所写的《忘了我是谁》，很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了。后来邱晨录完了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正准备把酬金给送李敖，李敖却开始避不见面。不久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付款的时间迟了两天没照规矩来，所以要诉诸法律，不过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二百万元（看来他很迷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曾经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二百万台币吧）。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星期的时间做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张唱片，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户口名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回金兰去住了。这时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子，我心想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没想到有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要我到刘维斌导演家，他愿意无条件离婚。刘导演也是在台中新北里长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孙春华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女人之一。

　　我到达刘大哥家，和春华聊了一会儿，大家便坐定下来。李敖拿出纸笔开始写离婚协议书，我心里有一种立刻可以得到解脱的期待感。他写到一半突然转头对我说，我必须把私章和户口名簿交给他，他好办理静庐的过户手续。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李永然律师的协助下将那幢房子物归原主了。我告诉李敖说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交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这时李敖脸色一变，气急败坏地开始骂出各种不入流的话，他又跳脚，又比武，像疯了一般地要和我单挑。我先是静静地听着，听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拿起旁边茶几上春华养的一盆很重的盆栽，照着他脑袋的方向正准备用力砸过去的时候，刘大哥一把抱住了我；我用力过猛，反弹力当场令刘大哥闪了腰。两个人就这样闹了好几个小时，后来猛然意识到天都快亮了，于是独自走到饭桌一个人低头吃起春华为我们准备的宵夜（已经成了早餐），这时李敖突然变了一张脸走到我的身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因因啊！我们还是好好解决这件事吧！”我头都没抬地对他说：“太迟了，我们走着瞧吧！”

　　八月二十六日萧孟能先生召开记者会，接着四海唱片公司和我又联合起来招待记者，公布了李敖的真相。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登出这则消息，舆论为之哗然，我整个人充满着战斗意志。八月二十八日李敖在友人劝说之下决定和我离婚。他先举行记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写了五条文情并茂的感言。某些与我有交情的女记者朋友拿了这份声明，立刻赶到世界大厦对我说，如果我不能马上回李敖一份书面声明，第二天报上登出的内容必定是一面倒的，因为他的文笔实在“动人”。于是我在五分钟内含着眼泪回应了他的声明。那张纸我没有保留下来，只记得内容是希望他好自为之，从此不再遇见“试探”。当天下午李敖拿着一束鲜花，打着我送他的细领带，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世界大厦准备和我签离婚协议书。当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之间虽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剧，但手心传达出来的讯息还是有情感的，于是紧绷的斗志一瞬间完全瓦解。我的心一柔软，眼泪便止不住地泉涌，我为人性感到万分无奈。没有一个人不想爱与被爱，即使坚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样，然而我们求爱的方式竟然是如此扭曲与荒唐，爱之中竟然掺杂了这么多的恐惧与自保。

　　李敖签完了离婚协议书，回到金兰不久便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他说他认为我们之间还是有很深的情感，他希望和我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把周围这些恼人的事抛到一边，好好地安静一阵子再做决定。我一边落泪，一边满心遗憾地对他说：“玉已经碎了，恐怕很难再密合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立刻对我说：“静庐的所有权状在我手里，你在法律上已经触犯了伪造文书罪，律师有没有告诉你这件事？”我心怀警觉地对他说我并不清楚这里面牵涉到的法律问题，一切交由律师处理，不久他就挂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那通电话从头至尾被他录了音。他让我认清警觉是必要的，人一怠忽危机就会出现。

　　第6章 向内心深处探索

　　婚离后我整个人好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体重瘦成四十四公斤，身上的肋骨一条条地露了出来，但精神很好，心情也出奇的平静。虽然饱尝此生第一次的大是大非，我对于人性却仍然充满着憧憬。我自比《鲁宾逊漂流记》里的黑人星期五，在扭曲的文明与天真的原始之间摆荡，心房的一角却总有一个不散的宴席，一场周五之后的周末狂欢。在《茵梦湖》专栏中我陆续写了《星期五的世界》和《母系社会》，借以抒发劫后的雀跃和领悟。我白天拍连续剧《碧海情涛》，专心地工作，几乎没什么念头，连晚上的睡眠也无梦，像是一种轻安的精神状态。就在那个阶段我开始练习瑜伽大休息式，整个人仰卧平躺，慢慢调息，再配合一些观想，让自己进入定境。

　　就在我逐渐深入于内心次元的阶段，李敖开始控告我伪造文书，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对与我毫不相干的官司。上法庭和李敖打官司又是另一种震撼，他颠倒黑白的狡辩能力令我差一点对他行五体投地大礼拜。他为了抹黑我的人格，竟然印了书面声明分发给在场的各报记者，说我是索价一夜十万元台币的应召女郎（他知道当年我和宝哥在印尼登台的酬劳是一天十万元），所以我的证词不足以被采信。当时正直不阿的资深记者宇业荧就坐在我身边的位置上，他一拿到那张传单立刻让我过目，然后迅速地跟其他的记者朋友们商量，提醒大家不要上李敖的当。我在媒体上花边新闻颇多，但大部分记者都知道我是个只要爱情而不屑拿爱情换取金钱的浪漫派。后来李敖的声明报上只字未登。

　　几年的官司所累积的怨恨像个钩子一样，紧紧地钩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后来我读了《灵魂永生》这本奇书，突然明白困境的编导者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该由自己负责，于是那个钩子就松了，整个人也跟着轻松起来。当时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贼》这部喜剧，每天我都捧着《灵魂永生》阅读，并试图说服许冠文也拿起来读一读。沈公子（沈君山先生）到香港见金庸，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这本书，但显然引不起什么共鸣。虽然得不到智识上的共鸣，我的心情依旧轻快无比，时常一个人戴着随身听在尖沙咀的街头边跳边唱地走着，那份喜悦想必感染了不少路人，从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略知一二。

　　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照样还是得面对现实中的纠扰，但心情已经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到达的时间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门还没有开，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子，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的长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种想法，好像我们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为的只是要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的愤怒与嗔恨，好像那是我们在转世前就约定好的事。当时我并没有以我的理性检验去干预这个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是不由自主地对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举动里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跃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脸上带着苦笑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间我心里所有的怨恨彻底烟消云散。

　　没多久法官宣判我无罪，心中的钩子一松，外在的结也跟着松了。萧先生在李敖“真凭实据”的攻势下节节败诉，锒铛入狱两次，第三次他决定不再奉陪演出这场荒谬剧，于是偕同剑芬移民美国。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还是对李先生的才华赞不绝口，没有丝毫恨意，令剑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李敖自己在那张长达十八英尺的真凭实据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锒铛入狱一次，但他在回忆录中仍然把那次不名誉的牢狱之灾形容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狱”。他深谙群众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湾，人心肤浅到只要是诉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敌忾的浑劲儿一被激起，谁还管“真相新闻网”谈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过后，我竟然一连三次在台北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里有一种“从未发生过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识的一名友人，彼此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径自上路去也。十几年后当我的健康因剖腹产和畸胎瘤而坠入谷底时，李敖开始在他的电视节目和着作中不断地对我攻讦，令我不禁增生一份心理上的洞见——仇恨的背后永远有相反的情绪，好像他还是难以忘怀或仍然在恐惧着什么。我一直没机会让他理解我在这段因缘中的心理真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一种亏欠和未竟之责。但愿这一万多字的剖白能够让他清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毁灭者”。所有对他人的攻讦与不满基本上是毫无杀伤力的（如果那个人已经超脱了面子问题）；这股力量在过程里伤害的只有自己。人即使拥有再多无知的支持者，终场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以及试图自圆其说的挣扎罢了。

　　第7章 寻道

　　《灵魂永生》像是一把独特的钥匙，开启了我向内探索的门，使我体会到心智的创造力，也让我更专注地朝着内在的召唤前进。在自我探索的途中需要各种助缘，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道友就是目睹我和李敖协议离婚未成，为我们做“最后宵夜”的孙春华，另外一位则是气功大夫唐师父。

　　我在前文中提到在香港拍《大笨贼》期间，因为从马上摔下来而伤到了尾椎（以及第三节的颈椎），回台湾后虽然找了推拿师治疗，但尾椎部位的经络仍有些淤肿，因此右半边身体时常隐隐作痛。不久有人介绍我到辛亥路“双头甜”水果店旁的一幢老公寓，找一位专治跌打酸痛的气功高人——唐师父。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双头甜”，也找到了唐师父的诊所。

　　那是一幢简朴得近乎简陋的二楼公寓，里面坐了一些求诊的人，有的人肩颈部位贴了厚厚一片的黑褐色药饼，我问他们那是什么东西，他们说那是唐师父徐州老家三代相传的秘方——由红薯制成的药饼，可以把肩部穴位里的淤塞物吸出来，我看了觉得很稀奇。进入唐师父的推拿室，见到一位年长的女士正在接受治疗，仔细一瞧竟然是叶曼居士——叶阿姨。我曾经在《十方》杂志里读到叶阿姨某次打禅七突然瞎猫碰死耗子，尝到了“推河车”的滋味。照理讲她的经络已经畅通无阻，为什么还会坐在这里接受气功治疗呢？我心里正暗自思忖着，叶阿姨突然开口说道：“我这个病是打坐治不好的。”我被她的“心通”能力吓了一跳，不敢再多想什么，老老实实地坐在旁边等待唐师父治疗。叶阿姨的疗程结束之后，唐师父要我躺在按摩床上，他以气功点穴的方式为我进行治疗。他的方法和一般的按摩推拿截然不同，患者不但没有痛感，而且非常舒服，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治疗结束后他给我开了一些泡澡的草药粉，要我回家自己进行药浴；它的功效是促进血液循环和排毒。这样双管齐下地治疗了一阵子，有一天唐师父说他要为我运气，把尾椎穴位的淤塞物用徒手吸出来，我怀着未知的心情接受他的“吸淤大法”。过了几秒钟的时间，唐师父要我坐起来看他的手掌，只见他的掌心全是灰灰黏黏的东西，他说这就是穴位里的淤积物。他问我感觉有没有轻松些，我说确实轻松多了。他说用一次“吸淤大法”不知要耗掉多少元气，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脸，发现他的头发竟然全体竖立，就像卡通影片里的人被电击后的反应。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有点眼冒金星，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后来听说许多官场上的要人经常派车子来接唐师父出诊，不知道他如何应付得了那么多的病患。

　　几个月之后唐师父在某家美商公司开静坐班，我成了班中的学员，我们不仅练习静坐，还接受唐师父的外气灌顶。当场气动的人有两位，我是其中的一个，从此以后我的外气就开始不能控制地在身体里流窜。

　　练了几个月之后，各种深埋的情绪开始曝光、释放。我逐渐察觉自己和父亲一样，都是压抑愤怒、哀伤和恐惧的能手，我们习惯性地在人前维护自己的平静与尊严，力求人际的和谐，大部分的负面情绪都往内压；就因为没有适度的宣泄，在生活里情绪才会突然失控，爆发出巨大的情绪能量。

　　母亲在这一点上比我们父女要坦率得多，她总是有话直说，有气则发，所以她的能量比我们高，也比我们流畅，但也因此造成了我们的压力。这时我意识到自己迫切地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世界大厦的家只有母亲的气味，我的创造力在这个空间里是很难充分开展的。从某个层面来看我很羡慕父亲，至少他和母亲的功课已经暂时中止，剩下我独自一人继续面对这股难缠而又顽强的能量（她对我也有同感）。

　　自从我进入演艺这门行业之后，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我在媒体的渲染下好像身边永远有男人陪伴似的，其实我和异性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十几年总共加起来大概还不到两年。母亲守了三十多年的活寡，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寡宿。我经常想借着两性关系脱离母女相依为命的无奈生活，但叛逆了无数次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平常我不是拍电影、拍电视、拍广告，就是登台、主持节目、接受访问，再不然就是出外景、参加影展、宣慰侨胞或演讲。我辛苦工作赚来的所有收入悉数交由母亲管理，她省吃俭用以本金生利、利生本金，我们的生活终于可以不愁后半辈子的吃穿，父亲也不必再把薪水全部交给母亲（从我一开始赚钱养家，便要求母亲放父亲一马，后来母亲终于答应了）。

　　表面看来一切已经获得改善，应该皆大欢喜才对，没料到富裕的金钱仍然无法带来宽大的心胸。

　　母亲对于金钱的执着并没有减低，连上西餐厅吃块牛排都舍不得，买来的新毛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头放了十年还不扔，豆芽剩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我提醒她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这么紧缩地过了，她的辩白是：“就因为这么紧缩，才有钱的。”我问她：“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生活方式吗？赚钱的目的是要提升生活品质，不是要你变成它的奴工。”她立刻把话锋一转，声称自己身体健康完全是因为粗茶淡饭，所以还是要继续节俭下去。

　　然而问题是，她节俭的势力范围总是扩张到我身上，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回家吃饭经常面对的还是那两根豆芽，我每个月两万块的零用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因“表现良好”而调涨过，需要置装时还得大费唇舌，甚至起争执。那段期间我突然对金钱生起一股莫名的反感，觉得金钱只进不出是一种罪过，于是开始大量捐献。心理分析说得真是正确，总是向右走的母亲，一定有一个向左走的女儿。母亲对我捐钱的行为愤怒不已，但我的理由十分堂皇，她也拿我没辙。

　　随着内气的启动，我的能量开始增强，我想脱离母亲独立生活的渴望也日益壮大。我愈来愈无法自欺和倚赖，也愈来愈不愿忍受她永无止境的唠叨和负面的精神状态，于是我鼓起勇气告诉她我要找房子搬出去住。母亲听完了我的话，闪电眉高高挑起，语带威胁地说：“怎么啦？你这个不孝的东西，老太婆已经让你嫌透了是不是？要找房子可以，五分钟远的路程之内你要是能找到一幢合适的房子，我就出钱给你买下来。”我知道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视线范围，但是我去意已坚。我心想我非得在五分钟的路程内找到一幢房子不可。那个周末，就在五分钟路程还不到的四维路巷弄内，有一家小型建设公司正在促销一幢八层楼的公寓，我经过时看见他们的样品屋，室内的格局、采光和建材都不错，我心里禁不住暗自呐喊：“真是天助我也。”

　　一年之后我搬进了采庐，正式过起独立自主的生活，我的零用钱从两万元涨到了四万元。三十六年拱手让出自主权的日子终于结束。

　　三从四德与忠孝之道是威权的一方编织出来的骗局和陷阱，也是一个不假思索的程式和限制双方成长的禁令。权威的一方在这个禁令下可以尽情地停止成长，巩固自己的旧习气，下一代如果对人性和心理欠缺洞察，一定会被这些腐旧的习气熏染、洗脑，恶性循环地继续活在萎缩、自保和不安的病态中。然而放眼望去，周围没几个明白人，所有的知识系统，包括我曾经涉猎过的心理学、哲学、玄学和各种杂学，在我看来都不够究竟，似乎只有佛道智者，那些已经大彻大悟之人，才算是真正窥见了人性的最深处。我觉得自己必须找到完整的心灵地图，才能建立正确的人生方向。这股巨大的渴望和不满促使我步上了“五十三参”［1］的寻道之旅。不可否认的，寻道最便捷的途径还是得透过人这个中介，从遍访名师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找出自己的一条路。

　　第8章 五十三参

　　回想起来我第一个结识的解惑者应该算是林云二哥。那年我十九岁，正在辅大念书，隔壁法文系有位同学名叫叶政圆，他人很温和，没什么攻击性，我们很自然便成了好友，在他的引介下我结识了不惑之年的林云二哥。那时他尚未成为公众人物，看上去是位深思寡言内心世界不易测度的中年人。他拿着一个放大镜，上面有一颗迷你型的小灯泡，很仔细地研究起我的掌纹，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始剖析和预言我的性格与命运。他说我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时常因碍于情面而吃亏，人生的阻碍不断，但日后的知名度是超越国界的。我的情感世界里有许多异国因缘，但也是波折连连，他说我应该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告诉他这是除了至亲之外无人知晓的事。他能看出道钧、道扬的存在，证明他的掌纹学的确有自家绝活；后来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几年后他开始以民俗学、风水和密宗苯教的术数，为人解惑、解心结，我们才又有了见面的机缘。这位李敖口中的“妖僧”其实是一位深具观察力和判断力的高人，多年来他所教导的方法虽然不是我追寻的目标，但每次旁观他和周遭簇拥的追随者之间的互动，真是佩服他因机施教、适时点拨的全观能力；他的柔软、稳定、宽大和善解人意的能力，绝非那些攻击他的人所能度量的。我认为他是我在道途上的第一位解惑者，也是曾经给予我无私的支持和关怀的兄长。

　　第二位有缘的密宗导师是红教宁玛派的嘉楚仁波切。一九八四年底我正在香港拍摄《平安夜》，某天傍晚刚拍完我死亡的戏，回到旅馆便接到林云二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一位大圆满修行人很值得参访；那天晚上这位高人将举行灌顶法会，二哥希望我能参加。我走进法会的现场穿过客厅时，见到法座上的嘉楚仁波切，心里忍不住暗自窃笑。他的长相十分古怪有趣，有点像外星人加兔宝宝的组合。他的脸孔充满着喜感，头形圆满，手势优美；那股发自内在的美，吸引了我的注意。密宗的仪式和法会给我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感，眼前的这位老师却令我觉得亲切。晚餐时我有一个机会和他私下谈话，我坐到他的身边，充满着好奇地提出了一个颇为唐突的问题。我问仁波切我与母亲是什么样的宿世因缘，仁波切带着满脸促狭的表情回答我：“说不定她曾经是你的女儿？”接着菜饭已经上桌，谈话的机缘就此打断。

　　一九八五年我的好友丁乃竺邀请仁波切到她阳明山的家中传法，我再度有机会和仁波切见面，当天乃竺可爱的姊姊乃筠坐在一旁替我翻译。仁波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对我的观察，那些话语帮助我建立了一些自我肯定，使我的解脱之心更为坚定。多年来他偶尔应邀到台湾弘法，每次见到他都有些收获。他率直的话语里总是有洞见，顽皮嬉笑之间流露着真实的关怀，你可以感觉他有多么希望学生们能全神贯注地步上解脱之道。他给我取了一个有趣而传神的外号——面条，意思是这根瘦巴巴、滑溜溜的面条许多人都想用筷子把它夹住，但终究被它溜掉了。我三十八岁那年进行了十个月非正式的闭关，促使我做决定的人就是嘉楚仁波切。当时我在三藩市演讲，刚好仁波切也在湾区，他看到我深陷度众的大梦中，忙得连小命都不保了，便适时地提醒我：誓言固然要完成，身体还是得先照顾好。他告诉我再不闭关充电修养，健康很快会出问题。我一向服气他的观察，于是照他的话在四维路的家中闭门自修和翻译了十个月。他从不讲教条或勉强你修某种特定的方法，而是客观地给予最实在的建议，而那建议往往就是因缘的自然示现。

　　另外一位与我有短暂师徒之缘的老师也是在乃竺家结识的。某一天红教的贝诺法王在丁家弘法，我上山去参与那个法会，下午有位蒋波仁波切也来会见法王。我记得当蒋波仁波切刚一推门进入玄关时，我连他的长相都还没看清楚，便觉得有一股想要流泪的冲动，我在丁妈妈面前掉了几滴眼泪，丁妈妈看到我的反应感到很稀奇，于是对我说：“Terry，你和这位仁波切一定非常有缘，你应该多接近他才对。”不久乃竺陪我到淡水参访蒋波的道场，我记得一走进他的起居室弯下身向他顶礼时，浑身的气突然往头顶冲，完全无法用意志力加以控制。我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名创伤儿童见到了父亲，号啕大哭了十几分钟，那时我才发现自己从小到大压抑了多少的哀伤。蒋波仁波切无语的悲悯，令你感觉终于有人无条件地接纳你了。他散发的人性品质是充满着残酷与暴力的世界所罕见的。他的神态中自然流露的理解与浑身散发出的治疗能量，令你觉得自己的委屈不需要言语的倾诉，他一眼便完全了然。他告诉我，也许我们曾经有过师徒或亲属的因缘，如果我对密宗有兴趣，可以护持他建立深坑的道场。可惜深坑的道场成立后不久，他就意外地圆寂了。近年来听说他已经转世，然而我对转世之说仍抱有存疑的空间，所以没有再涉足于他的道场。

　　在显宗方面，春华引介我参访过圣严法师、证严法师、星云法师和唯觉法师，每一位法师我都皈依，也私下交谈过，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洞见和智慧，但是他们的道场太庞大，信众的人数过多，老师不可能有充裕时间私下细解真理，而我急迫的求道之心无法在这样的形式中得到满足，于是我决定依法不依人，开始靠自己阅读古老的典籍。

　　第9章 阅读各家典籍

　　如同大部分的真理追寻者一样，我一开始读经不外乎就是《心经》、《金刚经》、《圆觉经》、《华严经》，等等，此外还有春华送我的一大沓助印的善书。这些经典里所采用的语言既简练又玄奥，你很难立刻理解。东方人喜欢意会而不强调言传，于是你只好人云亦云地说服自己：也许真的不需要理解，只要每天把经典当早课晚课不断地诵念，有一天自然就领悟了。但是诵念了许久，仍然不见悟的踪影，这时你不禁开始怀疑那些强调意会的人可能没一个真的领悟了什么，他们只是满口佛言佛语似懂非懂地炫耀罢了；至于法师的诠释和注解听起来也都是一些道德常见罢了。难道甚深的真理就仅止于此吗？除了因果、布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外，还有没有更深的道理了呢？不二法门指的究竟是什么？不思善、不思恶指的又是什么？如果没有善恶、是非、对错，人类又能依恃什么而活？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样的境界？禅宗的参话头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公案和机锋转语把真理引到了玄之又玄的境地，难道古代的智者真的那么残忍吗？生命的苦难有那么多余暇可以拖延、揣摩和猜测吗？我对传统的这套宗教作风逐渐起了反感，我不相信没办法找到一看就懂的真理。

　　有一天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中英对照的《老子道德经及庄子全集》，英译者是James Legge。以前我读老庄虽然能领会，但还不到完全对焦的程度，没想到这本书令我对老庄思想产生了清晰而完整的理解。我阅读铃木大拙以英文着作的《禅与心理分析》、《基督教与佛教的神秘主义》、《开悟第一》以及《禅与生活》等书，也比较能理解禅的精神内涵。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感觉在英文的着作里或许找到我想追寻的究竟真理，于是决定再回纽约索霍区的“小家”住一段时间。

　　一九八八年的初夏我刚过完三十五岁生日，便搭乘飞机直奔纽约。再度回到SOHO，心情非常愉快。我住的那一区离纽约大学附近的西东书局很近，我喜欢散着步到那儿去找书。我饥渴的心就像一块干瘪的海绵，恨不得把整间书局里的智慧之水全部吸光。我从五花八门、九流十家的道书中凭着感觉挑选我觉得有挑战性的着作，譬如《宝瓶同谋》、《拙火经验》、《意识光谱》、《秘密教诲》、《物理之道》，拉马纳尊者的着作，艾丽斯·贝利的自动书写，等等，我都买回去阅读。《宝瓶同谋》使我理解六十年代嬉皮士的蠢动已经逐渐深化成意识范型的转变。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致力于东西研究以及各类知识系统的整合，随着人脉的日渐伸展，西方人的意识变革已经明显地汇成一股趋势；各方的同谋者汇集起来在松散的结构下推动着全球的觉醒。我心底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召唤和誓言，在这个令人振奋的讯息中开始变得如雷贯耳。是的，推动宝瓶时代的心灵解放，就是埋藏在我DNA中的那个古老的召唤。

　　追寻者的日子是最快活的，终极目标在远方遥遥地招着手，真理似乎是唾手可及的。我每天早上起床做瑜伽，替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到超市捧回一大包的新鲜蔬果，泡一杯在中国城买的江南龙井，一边品茗，一边埋首于启蒙的文字里。这种既中既西，又古又今的混沌，令我觉得自由而适切。午餐时刻我到West Broadway的日本料理店叫一客百吃不腻的California roll，或者到附近的素食餐厅用头脑说服自己：淡而无味的生菜沙拉是有益身心和灵魂的；这么做满足了我各种潜藏的洁癖。晚上偶尔和好友Anne到埃塞俄比亚餐厅放任地享受一餐手抓饼夹红烧牛肉的异国烹调。我热爱国外的生活方式，但因缘总是把我拉回到台湾。

　　有一天我买了一本书，书名是《时间是个幻觉》（Time is an Illusion），作者是Chris Griscom，她和名演员莎丽麦克琳是死党，在新墨西哥州的Galisteo设立了一间“Light Institute”以针灸术引导患者进入前世回溯。这个领域我从未接触过，既然五十三参，就要参到底，于是我买了一张机票，寄了五百美金的诊疗费，便只身前往这个陌生的小镇。

　　我被“Light Institute”安排住在一位专门设计银饰的艺匠家中。她的室内布置完全是新墨西哥风——印第安人手刻的原木家具，粗朴而厚实，Kilim毛毯上有我最爱的色泽，耀眼的阳光从天窗放肆地洒落下来，温暖了地上酣睡的黑狗；女主人告诉我，它的名字叫Peggy。我这名“猫人”以往只要遇上狗族，一定遭到它们龇牙咧嘴的威胁，Peggy是我遇见最友善的狗。它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或者安详地趴在我的脚边，等着我用手温柔地抚摸那身美丽的皮衣。我觉得Peggy也是我的老师，它解除了我多年以来对狗的恐惧；这份恐惧来自童年时母亲讲过的一则遭遇。

　　母亲当年在四川歌乐山独居时，隔壁有人养了两只大狼狗。有一年母狗怀孕产下一窝的小狗，母狗每天尽忠职守地护着它的狗仔仔，渴望拥有孩子的母亲，寂寞地站在窗前望着那幅天伦图。某天有位住在附近的太太到隔壁做客，她听说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兴奋地走近前去观赏，没想到母狗以为陌生人来意不善，拼了命地往那位太太的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用尖牙撕咬对方的衣肉。母亲站在窗前目睹那名女子由洁白变成血肉模糊，急得一个人在屋子里又骂又叫。

　　我听了也跟着急，我问她为什么不跑去救人，她说：“傻孩子，那母狗已经疯了，跑出去等于送死。”

　　她说这句话时，眼眶里都是泪水。母亲的回忆透过她鲜活的表情和语言，感染了我幼小的心灵，从此以后我看到狗，便自动生起一股莫名的恐慌，全身的汗毛好像不听使唤地竖立，恐惧的意象锁在细胞的记忆库中，始终没有机会解除这个密码，眼前的Peggy以它的忠诚和温柔，融化了我的防卫机制，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

　　Galisteo夜晚的繁星，把银河挤得水泄不通，空气中漂浮着阵阵的骆马味。寂静像是一片黑幕，衬托着此消彼长的虫鸣，我脑中神经里的蝉鸣，也加入了这一场即兴演奏会。这真是一个连污染都不在的偏远小镇。你走的国家愈多，愈是惊叹人类四海为家的迁徙本能。我独自一人以耳根圆通和这片陌生的天地，进行着无言的交流。

　　第二天前世回溯的治疗正式开始，我从住处沿着村里的小径往诊所的方向走，途中经过一幢农舍，里面养了六七只大公狗。Peggy显然是这个村子里最受欢迎的母狗，它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引起公狗强烈的反应。那一群大公狗看到Peggy，立刻摇着尾巴迎上前去，我对狗的防卫机制虽然已经改善，但是在四处无人的野外，面对一群大型的公狗，仍然心跳加速。我慢慢地往前走，故作镇定地回头喊着：“Peggy！Let誷 go.”说也奇怪，那群公狗不知道是感应到了我的恐慌，还是知道我要带走它们的女友，只见其中的两只盯着我的腿追了过来，它们发出攻击前的“呜呜”声，龇着尖牙，眼看就要咬到我的小腿了。这时我想起第一天在“Light Institute”遇见一位老师正在教小朋友驯马，她说动物只有两种反应，一是攻击，二是逃亡；这两种反应的背后都是恐惧，如果人类想解除动物的攻击性（也包括人性中的动物攻击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保持心情的平静。于是我开始深呼吸。很奇妙，那只几乎咬到我小腿的公狗，突然放缓脚步，停了下来。我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不久Peggy尾随而至，我看到前面的某户人家已经在望，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个事件让我体会到“禅定能制暴”。

　　那一天为我进行回溯的是一位穿着粉红丝质衣裤，披着白色雪纺围巾的白人女士。我看着她浑身上下的入世气息，信心怎么也提不起来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位“粉红女士”可能无法带我进入任何一个前世，我只好忠于自己的感觉，走进Chris的办公室要求换人，刚好Chris本人正推门进入办公室，我敏感的知觉，立刻感应到她所散发的治疗能量，她很快地答应换一位助手为我进行回溯。

　　第二位助手是印度籍的心理治疗师，她引领我进入一间有喷水池和天光的房间，我们席地而坐，透过交谈熟悉彼此。接着她带我走进一间摆着按摩床的宽大房间，她示意我闭上双眼平躺在床上，以深呼吸和观想来放松自己。她要我想象净光从头顶洒进体内，把所有的障碍和浊气从脚底洗刷出去，我发现这个观想的方式和道家的“洗髓功”十分类似。然后她开始为我按摩腹部，她在肋骨的下方以及肚脐的四周施以缓慢的深压，我觉得那些部位都很疼痛，她说这表示我还有许多深埋的情绪需要释放；接下来她以精神暗示导引我沉入幽幽微微的冥想。安静了一阵子，她暗示我已经回溯到入胎状态，她问我有没有任何心理的反应，我不知道是自我压抑，还是根本“没事”，脑子里空空洞洞，什么反应也没有，但是我求和谐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觉得没有反应会令她失望，于是勉强挤出了一两幅“人工影像”，她说这可能是回溯的第一个也是最近的转世。

　　我告诉她“那一世”我是北京天桥卖艺的少女，我今生的父亲在那一世也是我的父亲，他手上好像拿着一个钵，站在人群前面收银子。我在叙述时心情和以往演戏时一样，觉得这个剧本写得实在太过于拙劣。接下来印度女士又问我还出现了什么画面，我勉为其难地发出呓语：一场洪水淹没了我们的农庄，父亲和我在洪水中各奔东西，从此流离失散，没有再见过面。

　　接下来我又在她的追问下呢喃出第二个转世，但剧情糟得必须患健忘症。两个前世好不容易诌完了，印度女士开始当真分析起我的潜意识。她说从那两世的意象看来，我与父亲的关系都是骤然中断的，因此我今世的亲子和两性关系，必定受到了前世的影响，也有骤然中断的现象。乍听起来这些话都与事实相符，但这些事实不用她说我也知道。无论是Chris自己写的书，或是莎丽麦克琳的着作，强调的都是这间中心所用的独特针灸术。她们声称当金针扎进眉间轮的穴位时，接受治疗的人会自动出现过去世的意象；莎丽在书中还绘声绘影地描述她进入亚特兰提斯那一世的景象。

　　然而眼前这位女士所采用的显然是“自由联想”，既没有针灸，也没有真正的前世画面，只有我缺乏想象力的“胡”诌。我按捺不住开始坦白抗议，我说你们做了不实的广告宣传，基本上已经是欺骗的行为。印度女士辩解了一些护卫己方的说辞，我觉得没有讨论的余地，于是我告诉她，我虽然是个对金钱随兴处置的人，但此刻我要以负责的态度，要求你们退还我已经开出的五百美金支票。印度女士气得脸色都变了，她说她在这间中心工作了几年，治疗过从世界各地前来求诊的人，其中不乏知名之士。前几天才有一位来自欧洲的音乐家，就在我躺的这张按摩床上突破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感动得痛哭流涕。我说对一位从未深入过自己的人，“自由联想”可能很有效果，但是对长期向内心探索的人来说，你们的方法是很浮面的。她听了当场拂袖而去，我也独自回到住处找Peggy玩耍。那天晚上印度女士拿了一张五百美金的支票，当面交还给我，我告诉她，我很欣赏她的诚实与自重。

　　第二天我从一位来自德国的求诊者口中，得知粉红女士和印度女士递了辞呈，不久将离职返回自己的家乡。我发现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做“踢馆”的无聊事，像我这样性格的人，实在不宜涉足别人的殿堂。没有人喜欢探索和检验，多数人要的只是臣服罢了；我决定自己只身孤独地自力求济。

　　我找到了！

　　就在我打消所有他力救济的意图时，某天我逛完纽约的Bloomingdales百货公司，正在路上散步，抬头看见前面有间小型的书局，是我一直想探个究竟的探索书屋（Quest Bookstore），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推门而入。这间书屋也是著名的通神学会办公室所在地。我漫无目的地浏览着书架上各式各样的宗教、哲学与玄学着作。当时我并没有戴眼镜，远距离的东西是看不清楚的，可我被远方书架上的一张照片莫名地吸引着。我眯着眼睛走上前去，发现那张照片上的人物是一个看似女孩的印度男孩，书名是《克里希那穆提：觉醒的岁月》（Krishnamurti: The Years of Awakening）。此人是谁我那时一无所知，看见那个旋转书架上全是他的着作，显然是位有分量的人物。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是以他的照片做封面，他的脸从年少到老迈变化大得惊人，好像每个阶段的他都不是同一个人；尤其突出的是普普·贾亚卡（Pupul Jayakar）所写的《克里希那穆提传》的封面照片。那张照片上的他应该是五十岁左右，我觉得那是我见过最俊美的一张脸——这张脸似乎不容许一丝一毫的含糊与妥协，透彻的眼神像是在遥望着另一个世界；通常这样的眼神里总带点梦幻成分，他的遥望却是警醒的、了知的。我只能说我被那张脸迷住了，旋转架上的书我全买了下来，回到SOHO的家中开始一本本地阅读。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中没有任何媚俗的废话，句句正中核心，一针见血地点穿了人类的自欺与无明，他的洞见已经探照到人类意识的底层。如同世上无数受到他话语感召的人一样，我知道五十三参的旅程已经到了尽头。我找到了！

　　克氏的教诲看似哲学、禅、中观与佛家的原始观点，但是其涵盖的层面以及微细的程度又似乎超越了以上的范畴；基本上他是一位无法被归类的老师，他的教诲简化地说就是最究竟的真理。因为究竟真理已经超越自我中心的活动，深入于真空无我之境，所以是不能言传的。传统宗教组织对于无法言传的真理多半以直观的“悟”来下手，但克氏的解说方式却是从反面切入，以现代人易懂的语言工具透过对谈层层揭露意识中的真相。既然无法从正面说明，那么就从反面一一破除各种幻觉、象征、名相、意识形态、价值观、教条、理想、时间感、挣扎与二元对立。当所有的无明之网被解开时，不需要任何刻意的修炼或锻炼，也不需要再建立任何观点与概念，人心自自然然便能安住于解脱的空寂状态。当机缘成熟时，开悟的熏风会不请自来，这便是克氏所谓的“无为之道”。但无为总给人一种不知该如何下手的感受，似乎太过于轻松了，习惯于有所作为的人类很难体会只是存在的那种心境，而总想抓住什么、追求些什么，于是能量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耗损。然而凡是能抓得到、追得着的都不是真相，都只是我们认假成真的幻影罢了。克氏的话语促使我反思自己追寻真理的过程，没错，追寻的本身就是在脱离事实的真相，虽然追寻也能带来希望、快感，追寻也能满足自小就有的征服欲，但追寻毕竟投射了时间感和未来的幻觉，故而忽略了当下的真相——真相包括内在与外在的种种情境，亦即内心或意识里的思想、情绪和身体的觉受，以及外在发生的事和各种关系的互动。

　　对于“当下”的体悟，传统的宗教组织通常是透过禅七活动由法师引导学生逐步深入；但是广为一般大众所熟悉和认同的，却是周边的宗教仪式、象征某种美德的善行以及退而求其次的方便法门。克氏以毫不妥协的精神，首先揭开的无明之网就是从古至今流传最广、最久远的“方便”之说。克氏指出，人类心灵演化的终极境界便是证悟实相、真理与至福，而传统的修证和冥想途径最常见的却是持咒、念佛、观想之类的方便法门。克氏认为这类的方便法门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在《人类的当务之急》这本书里非常透彻而详尽地指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冥想，什么是错误的冥想。他说：“冥想既不是重复诵念，也不是神通经验，更不是刻意止念。咒语和念珠虽然可以使妄念安歇，然而在本质上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催眠的形式，还不如服镇定剂算了。”

　　我回想起自己一开始接触宗教时，法师教给我的几乎都是持咒和观想法门，再不然就是透过随息、数息来集中焦点和妄念。一开始这些方法都很有效，奔驰的思维活动很快就安静了下来，但不久又恢复了原状，于是我又得重新数息、持咒，就这样重复再三来来回回地角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产生怀疑：难道这么做就可以解脱了吗？答案是，它不但无法帮我解脱，还进一步制造了更大的矛盾，因为我和人说话时心里想的是咒语，在进行某件事情时也无法全神贯注于眼前的工作，心里老是挂念着修这件事。克的话完全印证了我的疑惑，于是我继续阅读，看看他还要揭发些什么。他说：“盲信和抱着教条不放的人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冥想的领域，逍遥自在才是冥想的首要条件，而它意味着彻底放下社会的假道德与价值标准。这便是冥想的起步”，“冥想就是当下自发的天真情境，这样的心永远是寂然独立的”，“一旦身为印度教徒你就无法独立了，同样的，其他教徒也都无法独立。一个因承诺而受到束缚的人怎么可能寂然独立呢？寂然独立意味着不受影响、天真、自在与圆满。假如你真的能寂然独立，就能大隐于市，而且永远会做局外人。能够寂然独立，才会有完整的行动及合作的精神；因为爱是完整的”。

　　阅读了克氏一长串的见解，我很庆幸自己是个滑溜的面条，我的心至今没有被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所制约，同时我也意识到独立的追寻过程远比加入某个组织要辛苦和不安全得多，然而真理这朵深山中的百合绝非一蹴可及的，没有一点实验和冒险的精神恐怕是很难找到的。接着克氏更进一步地引申自由与暴力的关系。他说：“自由就是一种无限的空间。当空间不够的时候，暴力一定会出现”，“社会文化的范围过于狭窄，里面毫无自由可言，因为缺乏自由，所以才会失序”。这些话让我开始思考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确实是没有空间的，父母不尊重你的自主权、成长权和试误的权利。师长则一味地灌输你各种是非、黑白、对错的观念；他们在上课时你只有听的份，过程里既没有讨论，也不鼓励质疑，若是学生有所质疑，多半被视为叛逆分子。政治在国民党解严前连言论的自由都不完整，更何况设立一个反对党来制衡执政党了。婚姻制度则使得自由恋爱变成了毫无弹性的终身承诺，怪不得家庭、学校、社会，处处都有暴力和失序的现象。

　　第10章 克里希那穆提的洞见

　　克氏的真理显然是以人为本位的，他不像传统的宗教导师总是致力于集体秩序的维护，总劝人忍辱、持戒、行善，臣服于社会认同的美德；他更深一层地洞悉到人心若是没有自由的空间，就会因压抑和不忠于自己的真相而滋生出暴力及失序，而集体的秩序也会跟着瓦解。毕竟所谓的国家、社会和民族这些宏观名词，不过就是许多被压抑的个人组合而成的。然而从古至今个人对抗集体的战争一直没间断过，世界并没有因反叛和革命而获得改善，人类也没因此而真正转变。在这个宏观的议题上，克氏也有他的洞见，他认为人类的自我感和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社会和宇宙，因此个人就是宇宙。他认为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都无法彻底转变这个世界，除非每个人快速地产生突变。他说：“制度永远不能改变人类，制度永远是被人类改变的。”有人问他小我的力量如何能改变社会和宇宙，他回答说：“滔滔的恒河之水是由无数的小水滴汇聚而成。所有改变人类的重大运动都是从某个小我开始的。”

　　然而小我又要如何开始呢？这“如何”二字一出口，已经暗示了方法与追求之心，克氏敏锐的心智立刻照见这其中的陷阱。他说：“如何二字指的并不是方法，而是一种探索，但改变到底是什么？真有改变这回事吗？还是只有在完全改变之后，你才能问这个问题？……改变意味着从现有的状况转向另一个不同的情况。这个不同的情况到底是现有状况的反面，还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如果它只是现有状况的反面，它就根本没什么不同……譬如冷、热，高、低；正中有反，反中有正；因为有对比，它们才会存在。然而凡属于比较级的东西，即使有程度上的不同，骨子里的本质还是相同的，因此改变成相反的情况其实就是根本没变。即使改变的举动能带给你一种上进的感觉，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幻象。”

　　这一大段话令我开始省思传统修炼的问题。当我们努力在修的时候，心中其实充满着想要变成某种理想状态的欲望，这份欲望的本身就会令我们原地踏步。怪不得我接触过的某些努力打坐或打七的老参，并不给人一种人格成熟、智慧明透的感觉，反而有一种较量和竞争的世俗感，比不修的人还要封闭、狭隘。多年之后台湾开始有人引介上座部的原始佛法，譬如佛使比丘和阿姜查的着作，许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佛陀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提出的观察——人类是颠倒的——指的就是人心中想要变得更好的欲望。

　　与佛法印证之下，人们开始明白克氏的教诲与佛家的精神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你甚至发现连老庄的洞见与克氏的全观也是旨趣相通的。接着克氏指出神圣的真谛，他说：“你把人生划分成神圣与凡俗，道德与不道德，这种分别之心才是不幸和暴力的温床。万事万物都是神圣的，否则就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的”，“神圣的东西没有任何属性。寺庙里的石头、教堂里的神像，这些象征都不神圣。人们因错综复杂的欲望、恐惧和渴望而称之为圣物，但这样的神圣仍停留在意念的领域里；它们是由意念造成的，但意念是毫无新意，也不神圣的”，“神圣（holy）这个字本来源自于完整（whole），意思是健康，神智清明。……在意念中运作的心智不论如何渴望神圣的事物，仍然是在时间的范畴内活动，在支离破碎的范围内活动着。那么心能不能完整而不破碎呢？”

　　这些话提醒了我，也令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活动总是落入批判、嘲讽和对立，这些瞬间显现、永无止境的微细冲突，如果没有反观的能力，基本上是完全被我们忽略的。这样的忽略和遗漏就是佛家所指的不知不觉与沉睡不醒。克氏所说的完整而不破碎的心，指的就是不拣择、不谴责、不判断、不比较、不分别、不诠释的觉察或觉知，亦即纯粹的观照；以佛家的术语来说就是中道实相观、如实正观，或是禅宗的“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以及“直下觑透”。克氏强调的是万缘放下，这万缘放下在传统宗教组织的错误诠释之下，使人们以为修道就是要弃世、禁欲、离群索居、苦行自虐，因而形成了严重的圣凡之分，对尘世经验生起自惭形秽的丑恶感和罪恶感，似乎只有宗教组织和这些组织里的人才是圣洁无罪的。此类思想助长了宗教组织过度膨胀的文化地位，从古至今有五千多场（现在还在激增中）因信仰和宗派的不同而引起的战争，这真是人类的无明和作茧自缚的极致展现，因此克氏大胆地指出：“这个世界一向惯于遵守传统的途径，其实我们内心的不安就是由此开始的。因为我们追寻的总是别人的许诺，我们不假思索地追随别人所担保的无忧无虑的精神生活。我们大多数人都反对暴君式的专断体制，内心却接受了别人的权威或专制，允许他们来扭曲我们的心智和生活，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如果我们开始全盘地拒绝，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行动上拒绝所有的宗教权威、所有的礼仪和教条，我们立刻会发现自己陷入孤立状态，而且开始与整个社会为敌，而不再是受人敬重的高尚人士了。然而只要一涉及面子问题，就不可能接近那无限的、不可臆测的实相了。”

　　我在阅读这句话时眼泪禁不住地泉涌，这是一个多么无求的心灵啊！如果一个人还有丝毫的顾忌，都无法揭发真相到如此透彻的程度，这样的慈悲是不易被落在面子陷阱里的人了解的。

　　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数千年来最大的包袱就是面子问题，不但向外驰求物质享受和面子有关，就连所有的伦理、道德和教条之中都混杂了面子的成分；愈是争强好胜，愈是完美主义的人，愈是要面子。我回想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有多少的人际纠纷是因面子受损而引起的。奇特的是，面子只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意象或形象，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当真，甚至不惜牺牲性命来护卫它？是不是因为人心之中都有自卑和自我否定的倾向？然而这份自卑必定是从想要变得更好的欲望而来的。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研究量子力学的科学家戴维·博姆（David Bohm）与克氏进行了一场完整而细微的讨论，后来结集成《超越时空》这本书。博姆认为人类一旦有能力制造更精良的器具，便推而广之地认为自己也需要变得更好；人类的思想很自然地总是投射出更高的目标。接着克氏提出了时间感的问题，也就是佛家所说的过去心、现在心与未来心；人一开始瞻前思后，就会产生期望与懊悔，于是内心的交战、挣扎、冲突与困惑便接二连三地涌出。追踪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自我中心或我便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这个我要如何脱落呢？

　　“如何”二字一出现，我们又回到了方法的问题。从古至今的宗教人士都企图透过某些方法来打破自我的牢笼，体悟宇宙无限的大能，他们尝试苦行禁欲、离群索居、禅定冥想，所有能努力的都努力了，但没有任何努力真正达到了目的。博姆接着问道：“是不是因为所有的努力仍然局限在变成的范围之内？”克氏回答：“没错，不过人们始终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把这一切都放下。”这里指的就是放下心中的时间感，只进行每一个当下纯粹的观察和聆听。因为克氏不强调刻意修炼（刚才提过刻意修炼之中一定有变成的欲望，所以仍然陷在自我中心的活动里），他指出只有在日常生活自然进行的活动中维持开放而纯粹的看与听，才有可能无为地领悟当下。他说：“聆听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声音，还是完全没有任何噪音或妄念？假设你想表达某种超越文字的东西，但如果我不能完全安静地聆听，我就无法了解你说话的深层意涵。现在就是当下这一刻，里面尽是一些时间感和思想。思想一旦止息，当下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当下就是空无，空无就像零这个数字，它包含了所有的数字在内，因此空无就是万有。但是我们非常害怕进入空无状态。”

　　“空无包含了整个宇宙，里面不再有我的琐碎渺小的恐惧、痛苦和焦虑。空无意味着整个宇宙的慈悲，而慈悲即是空无，因此空无就是无上的智慧。”

　　克氏所指的空无和佛道两家的究竟真理如出一辙，那是一种大智若愚、化繁为简的状态，因此克氏又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简单，他就能了解错综复杂的人生。但我们的起步就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简单。我们的脑子受到的训练就是去认识复杂的东西，并且还想得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答案。我们无法认清单纯的事实是什么。”这些话使我联想起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复杂的知识系统并无罪，但是在人尚未认识自己的真相之时，这些知识只会使事情复杂化，然而一旦体悟到损之又损的空无及无为，知识就成了可以活用的工具；换言之，是人在运用知识而非被知识所役用。

　　克氏对人类的性欲、贪、嗔、痴、恐惧等自然展现的能量，抱持的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中道，既不排斥，也不压抑，更不耽溺，只是随顺这些能量的示现，佐以纯然的观察或看。如果当下看破排斥、压抑或耽溺都是自我中心的活动，当下立即转成空无或无我，此乃转识成智、烦恼即菩提的风味，而空无之中自有至真、至善、至美与大爱。

　　克氏如同一位慈悲而激进的智者，在上提下拉、节节逼近的揭发中，帮助读者顿悟和产生突变，进入他已经置身其中的无路之国和不可思议之境。我的心被他的赤诚震撼得颤抖，多年来我对人性的疑惑和观察，终于在他的字里行间获得了澄清与印证。我对这个世界彻头彻尾的不满如同火山灰一般开始尘埃落定。千年老妇终于觅得了归途。

　　然而，这萧伯纳口中最卓越的宗教人物、亨利·米勒最想结识的人物、赫胥黎心目中的佛陀再现以及纪伯伦心目中的基督化身，在台湾人的意识里却是个不存在的或无人知晓的陌生人物。我决定回台湾后，一定要和曹又方、简志忠与王季庆商量如何有计划地译介克氏的教诲。

　　第11章 生态与环保意识的觉醒

　　一九八九年的一月二日，我买了一本新出刊的《时代》杂志，发现封面依惯例选出的“风云人物”竟然被“风云星球”取代了。那张照片上的地球吸引了我宏观的双眼；怀着好奇我翻开了第一张彩色跨页。赫然出现眼前的竟然是在漫天浓烟里燃烧的巴西热带雨林，紧接着是孟加拉的水患，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 State）旱裂的地表，空气污染的北京城，干瘪的莫桑比克饥民，免疫系统被污染的海水破坏而孤独陈尸于沙滩上的一只海豹，西德某座看似乱葬岗的玻璃瓶废置场，二十年后可能因不良灌溉计划和水坝工程而消失踪影的白令海……这一连串精彩的摄影杰作呈现出的竟然是人类文明的愚昧和无望。我心底深处的那股莫名的救赎激情再度被点燃，于是开始仔细地阅读《时代》花了三十三页篇幅深入报道的地球浩劫。一个月后全球同步播出了电视专辑《跨越疆界》，其他的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洞、核能电场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各种文明发展的报应。

　　那段时期我一边和曹又方、王季庆进行新时代出版品的翻译和引介计划，一边接触林俊义、杨宪宏、方俭等致力于生态环保运动的友人。克氏的教诲开始在我心中发酵，但最重要的是我终于脱离了对母亲的依赖，搬到四维路的采庐，过起了独立自主的生活。

　　我对于居家的室内设计与布置有份天生的敏感度，新房子里的色调一律采取冷色系，白墙、浅灰色的地板、蓝灰的沙发椅，一张超长的黑色写字桌上铺了一块印尼的手织布，开放式的榻榻米间以两片透明纱作为隔屏，五十坪的房子里只有一间卧室、一间更衣室、两套卫浴和一个开放式的小厨房。设计师庄展华先生是稀有的诚直之人，我此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就是在他的紧缩预算下完成的。

　　独居生活

　　搬进这幢极简主义的新家，我的感官每天都充盈着美与祥和。演艺工作已经完全停止，平日里的活动大多是演讲、参与环保运动，以及撰写方智新时代系列的第一本着作《古老的未来》。

　　接触从事环保运动的几位友人是人生经验中崭新的一页。我发现林俊义教授、宪宏和方俭的心智对我有强大的启蒙作用，我喜欢听他们说话，欣赏那份科学的求真精神。虽然我发现自己已经逐渐走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向内探索，但精确不苟且的微观、宏大的视野和超越小我的生态精神，仍然能启动我的脑细胞，扩展我的关怀层面。在方俭的发难下，一九九○年我们成立了“地球日”组织的台湾分会，我们抢救森林，抗议核能电厂的废料处理，关注氟氯碳化物是否该禁用，推动垃圾回收，勘察污染废水排放的情况。九月中旬我随同一群环保运动者到高雄后劲溪和楠梓区观察当地遭受污染的实况。莎拉台风过境后溪水夹带着大量的水草和垃圾，形成了罕见的污染奇观。台塑厂排放的废水在黄浊的溪流里汇成一道鲜明的棕红，但厂方仍矢口否认设有暗管。此外我们还得知中油公司的地下油管漏油，附近的居民却不知情。一九八三年五月的某个傍晚，十三邻的一位老太太点蚊香不幸引起石油爆炸，屋内器物全毁，老太太的手脚也被炸伤了。无辜受害的老太太后来连一点医药费也没拿到，而十三邻的地下水在六年后仍旧是点火即燃。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同地区的一名工程师林英杰在宿舍里点烟，再度引发爆炸，全身百分之八十被炸伤，一年后身心仍然无法复原。

　　投入环保运动满三年时我已经深深察觉到，如果政府和企业团体不采取积极行动，环保运动最终只能制造一些媒体上的噪音，发挥不了正面的作用。而且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士并不是个个具有深层生态意识，某些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与他们所反对的“旧人类”如出一辙——同样地热衷于权力，也同样充满着愤怒。爱仍然是人类最艰难的课题。与其将有限的精力投注于一项敌对的运动，不如致力于唤醒自己和他人心中的真爱，于是我决定专注于灵修和翻译克氏的着作。

　　十年后的今日，林俊义教授、宪宏、方俭与我虽各自发展出大异其趣的创造性，但是对于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永远是我们志同道合的议题。

　　第12章 丧父

　　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与他此生最有缘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么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父女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内心并没有难以承担的挂碍；母亲对这位第三者始终无法释怀，她不愿意我经常探望父亲，如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她也有微词。我对这位第三者抱持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华阿姨是位经营餐馆业多年的江南女性，独立豪迈之中带有双鱼族牺牲奉献的倾向。从小父母双亡的父亲其实人格里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幼童阶段，他需要的是母性的滋养、呵护与宠溺。这一部分的创伤如果无法疗愈，那份深切的渴望若是没获得满足，他是很难在这个世界正常运作的。华阿姨扮演的角色就是父亲最需要的治疗者与再生母亲。每次我看到他们互动的模式，都会暗自生起对人类心理创伤的感叹。父亲和华阿姨生活在一起没几年便瘫痪在床上不愿意动弹。我用“不愿意”这几个字，是因为你不难洞悉他想重拾襁褓阶段被命运剥夺的母爱。他拒绝下床走动，他不肯好好地吃饭、上厕所、洗澡，他的吃、喝、拉、撒全部由华阿姨一手包办。华阿姨是一贯道的信徒，她喂父亲素食，规定父亲念《金刚经》和《地藏经》回向［1］给冤死的祖母。父亲一不高兴就像恃宠而骄的逆子，用他的断掌打华阿姨或是拧她的大腿。华阿姨全盘承受了，因为她了解他的需求，也心疼他的不幸。爱与理解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对这样的一位第三者，我还能有意见吗？

　　一九八八年底我从纽约回台湾后，父亲的健康数度危急。我去医院看他，华阿姨在一旁落泪，她告诉我父亲在危急时嘴里总是念着我的名字。虚弱无语的他，直觉仍然相当敏锐，我的心事他一眼就看穿了；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满头的银发和光滑的皮肤，一切尽在不言中。一九八九年阴历三月初十是父亲虚岁八十五岁的生日，三月初八则是我的生日。春仲，在我们的生日还未来临之前，某一天夜里我接到华阿姨打来的电话，她要我赶紧到她们家，她说父亲一口气上不来，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我赶到她的住所，进入卧室，坐在父亲的床边，握着他余温犹存的双手，在泪眼模糊中安静地端详着他的宝相。感觉上他的神识还没离开那个空间，大概是在等待我的出现吧！我心里暗自思忖：他早就准备好离开这个苦难的人世；沉重的情债终于还完了。

　　我的释怀多于哀恸，回到家里我把父亲的死讯告知老母，老母用高度的意志力压下了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面无表情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半夜里从她的房间传来了断断续续类似梦呓的咒骂，我从床上爬起来有点不安地走进她的卧房。她矮小的身躯在超大的床上缩成了胎儿形状，整个人不能控制地颤抖着，僵硬干涩的嘴里不停地咒骂：“你这个老鬼……你总算死了……我活得比你长……我赢了……”我没有干预她的宣泄，默默地把门带上，心里怀着上一代的生死之恨，孤独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举行告别式的那一天，与父亲有交情的老委员及友人络绎地进入第二殡仪馆的景行厅吊祭父亲的遗容。母亲坐在椅子上，我长跪于地答礼。念祭文的专人以职业化的哭调唱诵着父亲的生平事迹。他在呜呼哀哉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一连串的歌功颂德——父亲三十多年没有开口质询被他粉饰成谠论留徽，母亲三十多年的麻将生涯被他改写成相夫教子。母亲耐着性子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一派胡言！”我看着这场与事实大异其趣的荒谬剧，儿时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浑身颤抖地暗笑不已，母亲竟然也跟着笑了起来。母女二人身穿葬服，长跪于地，悲剧演着演着又成了喜剧。还好我们动作不大，只有干哥哥小龙发现了我们反常的举止。祭文好不容易唱完了，小龙强掩着脸上的笑意走到我们母女身边，歪着嘴低声对我们说：“稳着点，太不像话了。”接下来老委员们在父亲的棺木上覆盖党旗，以隆重的葬礼替父亲盖棺论定。据说是否应该覆盖党旗，委员们曾经有番争论。我心想，一生淡泊名利的父亲只恨不得快点回到灵界喘口气，他才不在乎那副化了浓妆的皮囊上是否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呢。男性总是借着党国来逃避自己的真相，如果连自知之明都谈不上，还能谈宏观的国家民族吗？事实是，自知之明远比立国平天下难得多。大题目总是有面子的，自知之明却是一种把面子掀掉的举动。我心里正想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突然颈子上有个东西在爬动，我反手一抓，竟然是只又肥又大的黑毛虫。它可能是从旁边的花篮里爬出来的，可是怎么会一路爬上了我的颈子？这件事太离奇了，于是我低声告诉老母，老母的反应神速，她立刻对我耳语：“胡赓年八成转世成这只毛虫了！”我可怜的爸爸必须被贬为毛虫才能泄掉她三十六载的活寡大恨，但是她的语气里有一股胜利的童稚般的喜悦，令我忍不住再度笑了起来。人生无数场的悲喜剧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上演。说老实话，我赞同希腊左巴对死亡的乐观态度，葬礼应该在月光美酒翩然起舞中完成——逝者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子，反省一下，换一副身体再来。

　　父亲过世之后，“立法院”发下了一笔二百多万的抚恤金，我试着揣摩父亲的意思，决定把这笔钱交给华阿姨，聊表感激之情。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出乎我意料之外母亲竟然答应了，但是她主张先把钱汇进我们的银行，一周后再转入华阿姨的账户。一周之后我询问母亲是否已经转账，她的脸色突然一变，表情坚决地说道：“我怎么可能把这笔钱平白送给那个破坏家庭的女人？”我听了气得连话都说不出口，一股巨大无边的怒火攻上我的心头，我把老母压在沙发的一角，开始一泻千里地对她大声训斥。我告诉她华阿姨这十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的后半生有人替她扮演这个艰难的角色，她应该感到万幸才对；这笔小钱是不足以答谢人家的。接着我开始指出她人生观的扭曲和她教育方式的错误，我鼓起勇气把半生的怒气一吐为快，我说：“你的气焰凭什么那么高？你一生都在麻将桌上，毫无建树地混了一辈子，却总是骑在别人头上。如果你真的那么优秀，为什么不出去找份工作，像华阿姨和潘阿姨那样？你以为自己的才分比这些女人高，我却觉得她们比你强多了！……你的一生都活在恐惧和自保中，这已经够惨了，还要把心里的恐惧投射到你下一代的身上，处处设限，让人家无法自在，无法快乐。你完全不清楚你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想把她教育成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成天赚钱、存钱、赚钱、存钱。我告诉你，你根本大错特错了，钱是解决不了痛苦的。你的痛苦有没有因为钱多就解决了，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的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最重要的是你太没有爱了，既不懂得爱别人，也不懂得爱自己……”

　　我像训女儿一样足足骂了她一个小时，母亲一语不发地听完我的话，第二天就把钱汇给了华阿姨。当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有点不对劲，好像快要感冒似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左边的颜面神经有点麻痹，照镜子一看才发现左半边脸已经眼歪嘴斜。洗脸时眼睛无法完全阖紧，水会流进眼里；刷牙时牙膏从嘴角流了出来；喝水时只能靠半边嘴唇小心翼翼地吸进去。我心想这下可惨了，后半生如果都在眼歪嘴斜中度过，那不是太恶心了吗？老母趁火打劫地说：“你瞧，这就是不孝的现世报。”这句话唤醒了我正义之师的大梦，我发现如果以正义合理化内心的暴力，这股负面力量还是会依循因果定律反扑到自己身上。真实的正义之中既没有暴力，也没有怨恨；虚假的正义之中一定有暴力，也有怨恨。那孝悌之道只是母亲不知自省的借口罢了。这样的双向观察使我免于再度落入愤怒的陷阱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找医生治疗这个怪病。

　　见了好几位西医，都说周边神经麻痹是无药可医的，只有等它自己慢慢复原了。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位台中的中医，这位医师告诉我说这个病叫做“神经感冒”，针灸可以帮助它快点痊愈，即使完全不医治，一个月后也能不药而愈。我等了一个月，情况果然好转，不过完全恢复却是三年之后的事了。这件事让我体悟到克氏所说的，情绪能量必须在每个当下透过不谴责、不压抑的观察，将它完全燃烧、释放，如果一味地压抑和累积，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对人对己的重大伤害。我发现自己在处理情绪能量上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第13章 闭关与反观内照

　　不久我的生活又忙碌起来，善门大开便很难再关上了；我不会拒绝人的那份天性使得情况更加严重。我马不停蹄地演讲、发功、从事环保运动、替人解惑，两年下来，我有限的能量已经快用光了。即使自己天生是个导体，内气起来之后随时可以替人发功，但自己的身体还是得妥当地照顾才行。我在时间和能量的分配上一直过于轻率，对自己有一股莫名的信心，以为凭着正向思考就能创造正向的情境。但现实并不全是唯心所造的，生活中需要觉察和注意的细节太多了，譬如环境、饮食、起居作息、睡眠、姿势和运动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品质。人一旦陷入利他的理想主义里面，这些重要的利己细节很容易就会轻忽掉；和群众接触是件令人亢奋的事，也是一个很深的陷阱，怪不得克氏一再提醒，救赎者终有一天会成为别人的噩梦。就在这个阶段，我应卫理同学之邀到三藩市湾区演讲，刚好嘉楚仁波切也在湾区，于是我们见了一面。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有关我转世的梦，他建议我务必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闭关，否则小命可能不保。他的提醒令我意识到事态有点严重，于是决定在四维路的家中进行非正式的闭关。我预定一年之中不接电话、不看电视、不见任何访客，但是我需要一位护关的帮手。这时我想起高雄有位护士小姐曾经北上来见过我，她似乎有意当我的私人秘书。母亲很喜欢她，我也觉得她是一个能干、忠诚，又具有服务精神的女孩，于是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她，问她愿不愿意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度过一年自囚的生活；她一口答应了。不久她就带着一个大皮箱北上准备和我一起闭关。

　　许多人听说我第二天要闭关了，于是纷纷打电话来，要求我在入关前的最后一天为他们发功。结果那天总共来了一百多人，把个榻榻米间挤得水泄不通。我认为内气的觉醒虽然可以使人知觉敏锐，但也可能过早引发一些特异功能或是让强烈的情绪集中曝光，若是没有长期的追踪和引导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心里暗自决定出关后不再随意替人做这件事了，最重要的是我看见自己在做这件事时容易产生权威欲；这是我最不愿意落入的上一辈人的陷阱。

　　闭关的第一个月我想试试禁语的滋味，因此把生活里的琐碎需求都写在小纸条上，交给翠英过目；她负责出外采买，我则只管打坐和练自律动功。我每天一上座就是四十分钟，然后下座活动一下筋骨，再上座四十分钟；一个早上要静坐两三个回合。吃完中饭后休息一会儿，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下午三点以后和翠英一起去“猫空”爬山。大约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晚饭前才回到家中。

　　我发现禁语能使妄念快速安静下来。第一个礼拜还是有些心猿意马，一会儿想到老朋友，一会儿又计划出关后到某某国家旅行，平日里不联络的友人这时也变得情谊深厚起来，似乎即将告别人世，心里有点依依不舍。一个礼拜后妄念完全安歇了下来，打坐时心里很空，偶尔冒出一两个单字，但照妖镜一照，它们便现了原形。我后来发现大休息式的静躺对我比较适合，我总是愈躺愈清醒，打坐久了反而昏沉。通常我喜欢采用耳根圆通的倾听——试着把所有声音都听进去，而不刻意分辨声音的类别及属性，这也是一种无拣择的觉察方式。真的进入情况时你会发现分别心会制造大小声的错觉，分别心一旦停止运作，雷声竟然和楼上的水滴声一样大小。这段期间我开始有能力洞悉每一个念头的本质而不再被念头欺骗。

　　爬山对身体是极好的一项运动。第一天我和翠英顺着猫空茶区的山路勇往直前地行进，走到坡度较陡的那一段时，两个人的小身体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只见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惨白，浑身的衣服都汗透了。十一月天能出一身大汗，实在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湿寒体质，两个小时的大量运动促进了我们的血液循环和心肺功能；两个多月下来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我注意到人的能量在饱和状态时内心的冲突很容易就统一了，好像每个念头、每个举动、每份情绪都是妥当的，适切的。那种感受非常自在，有点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味道。然而我心里清楚这种状态距离无我的境界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呢。我记得过年期间翠英回高雄和家人团聚，我则到世界大厦和老母过年；我高昂的能量很快地影响了母亲，她满脸笑容地看着我随乐起舞。自从我搬出世界大厦开始过起独居生活，母亲的心态也有了改变，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来访的友人：时代到底不同了，孩子毕竟有自己的意见，上一代得学着尊重下一代的独立需求；不过背地里她和翠英聊天时还是嘴硬，认为我学佛修道这一生就算完了。她说她最怕我将来变成布道家宋能尔这类人或者被冠上“胡居士”的名号。其实你如果不是她的女儿，你会非常喜欢甚至激赏这位说话一针见血性情痛快淋漓的老人，我有许多朋友后来都成了她的密友，但是身为她的女儿，同时还热爱自由的话，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闭关两个月后我的能量已经恢复正常。克氏的教诲虽然已经有两本翻成了中文——《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和《从已知中解脱》，但对照原文后发现还需要重新细润。在重译的过程中我决定干脆自己着手翻译算了。

　　第一本我想翻译的就是《般若之旅》，英文原名为Exploration into Insight。这本书的内容我仔细读完之后，感觉完全与佛家的智慧不谋而合。以往我接触过的老师和经典都无法释清楚的般若智慧——譬如“五毒即五智”、“烦恼即菩提”——此书都有周详而细腻的心理动力上的探讨。为了提供数百万佛教徒接触现代化究竟真理的机缘，我决定采取佛家用语来译出此书（克氏基金会在此书出版后曾经和我讨论过译文佛化的问题，最后大家还是认同了这个做法的妥当性。此书是目前方智出版社发行的克氏二十三本着作中相当畅销的一本）。在翻译的过程里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半生以来涉猎过的心理学和宗教知识，以及从小到大体会过的人性深处的恐惧、暴力、冲突、绝望等等的苦难，为的就是让我能理解究竟真理。我坐在那张超大型的黑色书桌旁安静地进行翻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该坐的位置，所有的矛盾似乎都统一了；我和翠英两人戏称自己是藏经阁上译经的出家人。说真的，我觉得这项工作我已经做过无数次了，感觉上是那么得心应手，毫无怀疑。情况最好的时候我的翻译有如自动书记一般，看一句原文，不需要动念，便自然书写出译文。当我们内心的波动彻底静止时，外面的世界好像也停止了活动。偶尔我抬头看一眼翠英，很狐疑地问她：“你觉不觉得外面的人好像都消失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俩？”翠英说她也有同感。这位与我有深厚宿缘的年轻女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步上了道途，人生真是自有安排，自有奥秘啊！

　　《般若之旅》第一章探讨的是没有观察者的观察（无我的观察），参与者透过逐步的揭露来了解自我这个观察者的结构——它不外乎是一些意念的组合，内容大多是自责和辩解等等。传统的修行方式都是以充满道德谴责的方式来对治当下这一刻的烦恼，于是产生了具有自我感的观察者而非纯然无念的观察。譬如我说：“我想开悟。”如果以纯然的观察来照见这句话的真相，你会发现它的背后就是贪；理想主义就是被我们合理化的一种贪念，愈是合理的贪念愈不容易被察觉。然而我们为什么会贪？贪是什么？对自己不满意，想要变得伟大？当我翻译到此处时，已经清楚地照见自己那股巨大的救赎欲望其实包含着一种英雄主义式的贪欲，一种想要做伟人的企图，还夹杂着未解决未转化的哀伤。我发现这样无情的观照既能带给你发现真相的感动，又会使你坠入什么都抓不着也摸不着的空虚。原来人类向往的终极解脱——空无，竟然也是人类终其一生努力逃避的一种“无所造作”的恐怖情境。这“不执着”三个字被一般人朗朗上口地滥用成一句轻松的口号，孰不知这不执着是生命中多么不可承受之轻啊！我能完全放下这股巨大无边的救赎欲望吗？我真的能面对那撼动自我的孤独吗？我能把所有戏剧化的情绪归于平静吗？我能真的没事吗？这些问题问得我自己低潮了好几个星期，突然有一天答案不问自明地浮现了——只有深入于自己的内心，才能晓得真相是什么。

　　就在那一阵子，我一连做了两天非常清楚的梦。第一个梦境中克氏穿着一件白色长袍，拉着我的右手往山上走。他的脸孔就是五十出头时拍摄的那张照片的模样，我们的关系好像是一个过来人领着一个还在学习中的人，一同往上走。快要走到山顶时，左边有条岔路，岔路上有团树丛，树丛后面有一群女人正在叽叽咕咕地讲着话；只听得到她们的声音，但看不见人影。克氏示意我朝那个岔路的方向走，他自己则头也不回地往山顶走，顷刻间便消失了。第二个梦境，克氏、普普与我坐在一个客厅里，三个人很认真地讨论着一些有关教诲的问题，其他的细节就记不清楚了，但画面非常清晰。那段时间我对屋子里唯一的另一个人——翠英——的心念，几乎到达了若指掌的地步，我给她写了一封八张纸的信，剖析她的心理状态给她听，帮助她克服心中的不安和恐惧。她看了信之后泪流满面，从此对我的防卫机制减轻了不少。两个来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在毫无暖身的状态下突然关在一个只有五十坪大的空间里，一关就是一年，确实有点强人所难。幸好我们因缘深厚，在日后多年的相处过程中虽然也有许多摩擦，但因为我们真的在致力于恐惧的转化，所以关系愈转愈祥和。

　　《般若之旅》的第二章探讨的是觉知、意识与脑细胞的关系，参与者提出了佛家的“无始无明”之说。人类的愚昧和无明是找不到起点的，我们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有了设限的自我感，这个自我感一旦被打破，我们就从牢笼中解放了，但是我们所有的行为、思想及本能都在保护这份自我感，并且还致力于牢墙的增厚，使它成为一堵连兰博的重型机枪都轰不破的铜墙铁壁。克氏指出，寻找无明的起点是没有必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无明只是想获得更多经验的需求罢了，而只有无目的、无拣择的单纯观察才能止息那些永无止境的需求。需求止息了，截然不同的境界才会出现。最后参与者开始探讨宇宙大能的问题，克氏指出这大能是无所不在，而且随时都存在的，只因为我们的需求无法停止、念头无法静止，因此接不上这个能源。如果行、住、坐、卧都能安详地观照自己，心中的冲突就会停止；冲突一旦消失，便能随时处在无限的能量中。

　　在第六章里克氏指出了人类趋乐避苦的倾向，这个观点和佛陀的观察是完全相同的。克氏说：“我们可以用苦难这两个字来概括所有的孤独、执着、依赖和冲突。”只要我们在生命中一遇到巨大的打击，所有的苦难全都会曝光，但为什么只有当自己遇到打击时才觉得痛苦，别人的痛苦或集体的痛苦为什么打动不了我们？原因是我们的心太不敏感了，它已经沉睡多年。其实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打击来唤醒我们，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苦难。这个观点和佛陀指出的苦、集、灭、道四圣谛中的苦谛又不谋而合。佛陀和克氏都是极度敏锐的生命，他们天生灵敏的知觉令他们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其他生命的苦难，那是一种同体大悲，一种无法度量的深刻体受以及对生命真相的洞见；当你看到一个在越战中丧生的男孩时，你立刻能洞悉到真正的杀手就是国家主义，然而这孩子的母亲竟然认不清这个真相。如果你替她认清了这个真相，你一定会受苦，那么你要怎么办？如果你看到苦行禁欲和经典中的教条就是那个想求解脱的出家人的牢笼，你该怎么办？大部分的人都会采取外在的行动来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但克氏很快地指出，外在的改革、社会慈善工作、奉献及牺牲，都是使人退化的主要原因。如果连我们自己都退化了，还有什么能力帮助别人，因此人类的当务之急就是止息自己的痛苦。如果自己的痛苦不止息，所有理想主义的行为基本上都只是一种逃避而已。接下来要参的问题就是：痛苦该如何止息？答案是你只能回过头来彻底面对它，若是能毫不逃避地面对它，如实地观察它，那个由念头组成的自我或观察者就会停止活动，然后自我的实存感就会消失，剩下的便只有被我们称为痛苦的那股巨大的能量了。既然念头都停止了，“痛苦”这二字也就跟着止息了，于是这股能量在没有任何标示和名相的情况下便自动转成解脱的热情，此乃禅宗所说的破名相障、转烦恼为菩提的真谛。

　　我一边翻译，一边消化、整理、做笔记。这些惊人的洞见，让我完全领会了百无禁忌与了了分明的解脱滋味是什么。

　　在第十一章《绝望的本质》中，克氏提到基督徒所称的“灵魂的暗夜”或“灵魂的神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也就是当所有的希望和期望都结束时一种极度绝望、极度痛苦而又孤立无援的状态。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克氏竟然称这种状态为一种灵修上的境界，似乎人必须跌入谷底方能重生，如同黄檗禅师的述道诗：“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换言之，当寒彻骨之境现前时，能不能安住其中，不试图逃脱；如果能够维持在那种状态里，便可能产生爆发性的突破。我在翻译这个章节时万万没料到未来竟然真的跌入了谷底。

　　当《般若之旅》译好（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母亲主动要求帮我誊稿，她一笔娟秀的字迹到了八十二高龄仍然工整如昔。誊稿的过程中她对我的寻道之旅开始刮目相看。以往她总认为宗教组织是敛财的单位，里面并没有什么真理；她犀利的双眼通常能立判真伪。有一天她很慎重地对我说：“这个克氏讲的都是老实话。”我很高兴她终于赞同了一件我所做的事。其实我衷心希望她不但能面对外在的现实，同时也能面对她自己内心的真相。在她的余年中，真理如果能发挥一点作用，她痛苦的一生也就没有白过了。

　　第二本我想翻译的书是《超越时空》。这本书里与克氏对谈的伙伴，是物理学界举足轻重的科学家，戴维·博姆。他是二十世纪主要的哲人之一，也是奥本海默的弟子，爱因斯坦的同事。他的代表作分别是：《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的因果法则与或然率》、《相对论的特殊理论》、《秩序与创造力》、《整体性、隐含的秩序及科学》。我看过克氏与博姆对谈的录影带，博姆谦谦君子的气质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很想知道科学心与宗教心的交会能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里我的身体又开始产生不稳定的变化，通常是两天瘫在床上起不来，第三天却亢奋得睡不着觉。我只好躺在床上口述，由翠英速写下来，经过我修改之后，再由翠英誊一次稿。

　　我们的爬山活动照样进行，通常是一个星期两天。猫空茶园那时的游客还不算多，经常只有我和翠英在山上独行，两旁巨大而茂盛的蕨类和热带植物，呈现出深深浅浅的墨绿、翠绿与嫩绿。猫空还是有许多户人家养猫、养狗。沿路茶棚林立，走累了进去品茗，补充一点食物再继续上路。有几回晚上八九点钟我们还在山上健行，一路走下来竟然没碰到任何游客。整座山除了风声、叶子的沙沙价响、此起彼落的虫鸣和偶尔传来的狗吠，几乎听不到文明的噪音。山下的万家灯火令我意识到长年以来的感官记忆已不复存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出头时，只要一听到屋外传来的某种叫卖声，飞机划过晴空的音爆声，或是北风扑袭时从门窗传进来的咻咻声，我的意识里总会生起一些微细的反应、回忆及联想，里面夹杂着隐隐约约的哀伤与不安。几个月的闭关清除了许多微细的障碍；我脸上的肌肤、额头的光泽，显示出心泉已经逐渐明彻。

　　从大自然走进真理的话语中，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一种时空转换。回到家我和翠英再度潜入《超越时空》的世纪对谈里。翻译到第二章《清除心中的陈迹》时，克氏和博姆探讨到空无就是宇宙心，亦即当一个人的心念活动完全止息之后，便逐渐融入于无始无终的宇宙意识，也就是真正的创造力开始运作了；然而这开始又不具有任何时间性。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以观察现象世界为志业的科学家，竟然会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无法度量的境界存在，于是我重新找出《宝瓶同谋》来阅读。书中有一章的主题是科学未知领域的新讯息，其中一段提到了博姆的理论：这个看似稳定，可以触摸，可以看得见，听得到的世界，其实是个幻象。这个世界并不真的在“那里”——它是恒动的，有如万花筒一般。我们平常见到的事物秩序就像看电影似的，是一种言明的或开显的秩序，但这只是一种二手实相，另一种潜藏的秩序才是这二手实相之父。这另一种秩序，博姆称其为“隐含的秩序”（implicate order），他认为所有表面的物质和活动都是幻象，这个现象他称之为“完全变易”（holomovement）。他在一九七八年曾经说过：“物质就像能量大海里的一圈小小的涟漪……这个隐含的秩序暗示着有一个实相远远超越了我们所谓的物质。物质只是这个背景中的一圈涟漪罢了。”

　　科学家凭着直觉发展出来的新理论改变了昔日的科学范型，虽然他们的科学训练并不具有神秘性，他们的心灵训练也不是来自某种宗教的世界观，但他们本身却是神秘家。不只博姆抱持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就连爱因斯坦、薛定谔（Erwin Schrudinger）、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德布罗意、玻尔等，都有相同的观点。我在阅读以上的资料时感觉非常兴奋，人类的知识系统好像在一个宇宙加速器的推动下，正快速地印证着神秘家的内在实证。我感觉这样的对谈应该是出版界最值得引介的书籍，但不幸的是目前坊间所能见到的都是过于轻薄的着作或译作。我很想翻译《宝瓶同谋》这本重量级的新时代手册，但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还是选择先引介神秘家的究竟真理，科学性的着作可以由更恰当的人进行翻译。后来我们找到了对于道、科学和文学都有敏感度的廖世德（阿德），由他翻译出了《宝瓶同谋》。多年后有些知识分子向我反映，这本书对他们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超越时空》是以博姆的逻辑推演向克氏的主观体悟进行挑战和辩证，过程非常有趣。我有时也不太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从小到大我对文学和小说的兴趣一直不高——我不耐烦一本厚厚的书里尽是一些琐琐碎碎的人事纠扰，发人深省的洞见可能还凑不到三行，而生硬的理论或抽象思想却能激发我的感性反应，甚至觉得非常具体。譬如眼前的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极为枯燥乏味（克氏的译作出版后反应呈两极化，有的人说看了想睡觉，有的人感到愤怒，有的人则感动得如获至宝），我却如同窥得密法般雀跃不已，尤其是第九章《老化与脑细胞的关系》，使我认清头脑如果时常保持理性思考的活动，比较不易萎缩退化，但如果陷入了例行公事，就会逐渐变得迟钝。例行公事指的是一种机械化的、一成不变的思考模式，譬如持咒、冥想、传教、务农、朝九晚五上下班的生活方式等等，只要陷入机械化的活动里，就无法用到脑子所有的潜力了。因此克氏说：“那些经年累月枯坐冥想的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人了。其他譬如律师或教授之类的人也有相同特质。”换言之，如果思考者的心一成不变的话，理性思考也可能变成一种僵化的模式。接着博姆提出一件值得考虑的事，那就是“人类未组成群居的社会之前和大自然是非常接近的，他们根本不可能过着例行公事的生活”。因为那样的生活没有什么保障，所以脑子就变得十分活泼而机警，“换句话说，太有保障的生活反而使人神经衰弱”。但我们周遭的人或我们自己，不都是在追求使人变得神经衰弱但很有保障的生活吗？接着克氏提出外在知识与心理上的知识必须做个区分，因为前者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后者却会造成脑子的萎缩。所谓心理上的知识，指的就是成见——对自己的成见以及对各种关系的成见。阅读到这里，我做了一些重要的笔记，因为这些话令我清楚地看到我对母亲的成见以及母亲对我的成见，如何形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负面的互动模式。她永远认为我是糊涂无能的，我永远认为她是吝啬自保的，我们互不欣赏，各持己见，并且逐渐厌倦对方，于是其中的一方便试图脱离这层关系。听起来这也是所有不幸婚姻的模式，然而这个使脑子萎缩、令能量耗损的模式要如何打破呢？

　　克氏首先要排除的竟然是我一向最感兴趣的精神分析，他指出：“人类一直透过分析、内省及自我要求来治疗自己。我个人从不采取这些方法，因此我把这些方法都否决了。”克氏的理由是：“这些方法其实都在促成脑子的萎缩。我们必须随时采取行动，当下就把问题解决。”这些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障碍重重了，因为两人经年累月形成的互动模式可不是当下立即就能打破的。譬如我发现，从我有记忆以来，母亲和我从未有过肌肤之亲，她从不搂我、抱我，在这方面的满足我都是从父亲身上得到的。等到母亲衰老以后，过街时偶尔需要扶我或牵我的手，那种感觉竟然是非常不自然而尴尬的。我分不清到底是我的抗拒令她尴尬，还是她的好强不服输令我不自然，总之那是一种很微细的精神互扰。像这样的模式若想当下解决，真的需要极大的理性、诚意、善意和对己对人的信任才行。我的头脑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也了解渐悟渐修是有害的、容易造成退化与耗损的，只有当下顿悟放弃自我的模式，才能从内在的知识障或成见中解脱出来。但我同时也很清楚我与母亲之间的业习非同小可，绝不是一时半时所能解决的。不过克氏的提醒已经深植我心，至于能实践到什么程度，只有在真实的互动中才能有所发现了。

　　《超越时空》完成之后，我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人类的当务之急》译成，因为在文字的节奏和美感上我做了一番苛刻的自我要求。翠英的听写速度愈来愈快，虽然她从事的是护理工作，但国文程度相当不错，她真是上天派给我的最佳帮手。

　　本来预计一年才出关，到了第十个月，我已经感觉身心灵各个层面都得到了足够的休息与补充，于是提早两个月出关。据说媒体曾经为了我有没有资格闭关而探访过一些法师；某些法师主张不破三关不能闭关。其实我的闭关和他人基本上是毫无关系的，我既不要向社会炫耀我的功力或功夫，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和赞许，事实很简单——我累了，该休息了，而且有位充满关怀的高人看出我的需求而适时提醒了我，故而促成了这次的“自囚”。我发现真正有慈悲心的老师通常是以人为本位的，以人的解脱和健全作为关怀的焦点，而不是以教派的规矩或僧团的权威性为重。

　　第14章 穿越爱的试炼

　　结束自囚后，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能量都十分高昂，许久不见的友人重新相会，感觉特别热络。一个多月很快就过了，停顿的时间感再度流动起来。某天我的好友马文引介了一个犹太男孩和我认识，他的名字叫Robert。我打开门看见他的第一眼并没有立即的熟悉感，只觉得他的长相斯文带着一股英气，笑起来有点腼腆。他在台湾学太极拳和中文，有一天在素食餐厅里吃饭，听见隔壁桌的马文提到克里希那穆提这几个字，他很想知道自己最欣赏的心灵导师在台湾造成了什么样的回响，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找到了译者。

　　头几次我们谈话的内容几乎都是克氏的教诲和禅，那段期间克氏的着作才刚翻译成中文，因此能和我对话的人为数不多；克氏既根本又激进的洞见能承受的人也实在是有限。Robert给我的感觉就像志同道合的兄弟一般——我们认同的真理、思维的模式和用字遣词的轨迹都如出一辙，我们钻研的傻劲也十分神似。后来我们发现彼此对音乐和电影的品味也很接近，便自然而然产生了亲密的需求。十几年来我的两性关系通常是昙花一现便不了了之，除了公众人物的身份带给对方太大的压力之外，我对人格的挑剔和变化多端的情绪，老实说也没几个男人能招架得住。此外我情感生起的速度太快，清醒的速度也太快，一旦清醒，不消一两个礼拜，对方就完全从我意识的画面中淡出了。年纪渐长，对于两性关系已经不再抱持什么希望，Robert的出现重新点燃了我对爱的希望，但是两个人真的亲密之后问题却曝光了。Robert的两性经验相当贫乏，观念也出乎意料的保守，他说如果我们不同居、不准备结婚的话，他觉得自己在性这件事上被占了便宜。他的年龄只不过比我小两岁，人生的阅历却显然少了许多，我很讶异这位西方男子竟然抱持着东方传统女子的性观念。我很快地意识到两人在心理状态上的差距，这个差距令我产生了内心的交战和冲突——一方面我很有诚意和他发展成同修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却怀疑人的成长是否可能加速，如果不能加速，我有限的耐性是否经得起考验？我自己的成熟度有没有发展到无条件接纳他的地步？多年来我总是冲进冲出，一直没允许自己通过一些必要的痛苦与试炼，眼前这可爱的大男孩至少在智性上和自己是旗鼓相当的，也许值得勇往直前地投入一次，看看会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当我的脑子出现种种的说服、分析和预设时，我意识到十个月的安详与宁静只是暂时的假象罢了。两性关系永远能打破假象，让你看见自己的局限和真相。十个月的饱足、高昂和健康不消两个月就进入了“能趋疲”，冲突和矛盾真的是能量耗损的主因。

　　十二月中有人邀请我到温哥华一游，临行前的某个夜晚我和Robert坐在计程车里，我谈起了心中的矛盾。我告诉他我的直觉是我们的关系不可能走得下去，他看着我的双眼很诚恳地对我说，他见到我的第一眼感觉就像中了特奖一般，我就是他长久以来所等待的理想对象。他希望我不要立刻跳下船去，至少再同舟共渡一段时间，给彼此一个深入相处的机会。我们的对话一向理性，面前的他眼神里竟然流露出哀求的表情，我不忍心直视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男孩在我面前掉泪，于是一把抱住他的头，低声地对他说：“I谁l try！”上飞机的那天我把四维路的钥匙交给他，我不在台北的这段期间请他替我照顾胡小猫和家中的植物。

　　在温哥华旅游的头一个星期，我的心经常陷入思考和思念，当地名不虚传的北国风光完全无法将我从意识的黑洞中勾引出来。当下和无拣择的觉察已经成了智者遥不可及的呼唤；我的心中充满着感性与理性的交战，只有靠每天的长途电话来统一这不可承受的进退两难之局。Robert腼腆的声音从电话的那一头传到了耳边，他说台北又湿又冷，老母看他没有厚大衣可穿，带着他到夜市去买了一件外套，他感到很温暖。我想起第一次他到家里来见我时，脚上穿的那双开了口的旧皮鞋和身上那件与他气质不符的夏威夷衫，心里一阵同情，决定到当地的百货公司替他挑选一些素色衬衫和外套，当做圣诞礼物送给他。我回忆起从前的两性经验，每当我统一自己的矛盾，决定全心全意地爱对方时，我胃部的那个硬结就松了，本来愁云惨雾的心情立刻变成天下无事的解脱状态。可我的显微镜总是能看到对方人格中的细菌，一旦看到这些东西，我的身份就从浪漫的情人转成了锐利的导师，接着就想掀开那些自欺、自大、自卑或自恋。我曾经仔细分析过自己，看看这份想要揭发的欲望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诚实，是关怀，还是因为怕对方的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天会酿成不忠？但即使有自知之明的人也还是会变心的，因此我最怕的还是被对方的不忠所伤害，然而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怕爱人不忠或变心？

　　过去我曾经交往过非常不忠的男友，也交往过有潜力不忠实的男人，我自己则是基本上忠实而随时有潜力不忠。可我发现自己偶尔的不忠并不是出于真实的需要或吸引，几乎都是一种自保或企图平衡自己而先下手为强，其中还夹杂着错综的恐惧、嫉妒、竞争和自欺。我从替人解惑的经验中体会到，伴侣不忠和变心是大多数男女一生中最深的隐忧，然而对方的不忠为什么会造成我们的伤害，伤害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是自尊心受伤了面子挂不住，还是因为第三者取代了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独特性遭到了否定？如果有婚姻的协定，可能还牵涉到金钱、房产和子女的幸福面临威胁的种种伤害。然而进一步地深思之下，你会发现自尊心、面子、独特性、金钱、房子或幸福，基本上都只是我们认同的外在象征罢了。我们把这些外在象征内化成了自我的一部分，因而认定自我受到了伤害。如果真相是宇宙里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我，那么还会有所谓的伤害吗？但我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连串的参究只是企图在说服自己勇敢地投入目前的两性关系，其实心底深处仍然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自言自语：这个关系是凶多吉少的。

　　我想着想着，不经意地抬头一看，眼前的镜中人满脸都是细小的皱纹，头发也变白了许多。哇噻！冲突矛盾真的是女人青春的头号杀手啊！

　　两个星期一晃而过，圣诞节也在我的强颜欢笑中一闪而逝。我归心似箭地告别了温哥华的友人和他们的家人，搭机返回台北，然后迫不及待地把Robert和胡小猫拥入怀中。自此之后我交给Robert的那串钥匙便套进了他的钥匙环里。感性终究还是战胜了理性。

　　灵魂伴侣

　　自从我们正式同居之后，Robert把永康街的那间分租来的斗室退租，开始和我过起夫妻一般的生活。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彼此的成长背景，细谈之下才知道两个人的遭遇实在太像了。小我两岁的他从童年到中学都住在纽约，父母是犹太后裔，他是他们唯一的独子。母亲长得很美，掌控欲很强，父亲在他十四岁的时候意外身亡，造成他男性榜样的骤然消失，也导致母亲在心理上开始以子代夫。在一个失衡的家庭里长大，他逐渐变成了依赖迷幻药物的叛逆青年。

　　我发现自己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变化，随着内心的转变，吸引来的男人和我当时的心态往往有很明显的同质性。当时的我和Robert都把成长、灵修和自疗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我们对各种教诲和真理的执着程度可以说已经到达钻牛角尖的地步了。周末他不需要工作，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两人可以花一整天在看书、讨论、辩论和分析上。需要一些感性滋润时便听一听五十年代的爵士和六十年代的摇滚。他喜欢和我分享他所崇拜的作者、乐团和乐师，时常放Miles Davis和John Coltrane的经典爵士给我欣赏，另外他还推荐了许多书籍，希望我把它们译成中文——譬如创巴仁波切的《突破修道上的唯物》（众生出版社已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井然有序的失序》、《疯狂的智慧》以及《转化疯癫》，临床心理学家约翰·韦尔伍德（John Wellwood）结集的《爱的习题》、《爱的觉醒》，艾伦·沃茨（Alan Watts）的《禅之道》，罗伯特·李森（Robert Leason）的《生活禅》，等等。

　　然而最能令我们产生共鸣的，仍旧是克氏的教诲。Robert帮助我厘清了许多尚未通透的疑惑，肯定了我翻译苦工的价值，他是我可遇不可求的道友。我除了带给他智性上的激励之外，也提供了他最欠缺的物质生活上的安全感。自从和我同居之后，他的气色愈来愈好，人也显得更英挺了。平日里他的情绪几乎完全写在脸上，当他感到自卑时整张脸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显得猥琐而暗淡，信心一旦恢复却又像个从容洒落的贵族。我很少见过一个非演员具有如此明透的情绪展现，他的脸令我产生了观察的兴趣。有一次深夜里我从梦中醒来，床旁的台灯弥漫出的晕光映照在他雕像般的线条上。我凝视着那张天使的脸孔，忍不住轻吻了一下他的额头，这时我察觉心中生起了隐隐约约的不安；美是令人不安的。我省思起自己年轻时被人称羡的美，也曾经令无数的男人和女人不安过。人心真是一个无解的谜，那比较之心总是以措手不及的速度涌现，当这些夹杂着恐惧和嫉妒的念头在运转时，身体、情绪和心灵都会开始紧缩，这份紧缩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危机。我渴望的是完全放松之后的逍遥自在，我知道Robert也有相同的渴望。后来我们发现，自我紧缩便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这也是全人类在解脱上的最大障碍。

　　谭崔

　　我们的性爱一开始就受制于这份紧缩倾向。他的性经验并不丰富，对身体的控制也无法自如；他十分气馁自己的表现。男性对自己的性能力是否被肯定似乎都有神经过敏倾向。我告诉他以前我很重视性的量和尺寸的大小，但人生经验愈丰富，愈注重性的质和其中的爱意。我们都认为差不多是时候了，可以开始共同探索谭崔（Tantra）的奥秘了。凡事认真学习的他，趁着回纽约探亲拜访了一位他很欣赏的家庭医师。这位博学的犹太西医精通道家房中术与谭崔，Robert请教他如何把性提升到灵的层次以及延长时间的技巧。这位医生告诉他关键就在于放松，无目的，觉察自己的呼吸，怀着浓密的爱意，缓慢地进入对方的身体，而不要把整件事转成动物性的欲望或意淫。我以前听人说过双修最重要的是双方的气脉必须畅通，能量才可能提升至中脉的上三轮（喉轮、眉轮和顶轮），脱离较低层次的下三轮（太阳神经丛、脐轮和海底轮）。

　　Robert从纽约回台北之后，我们开始实验谭崔式的性爱。有一天晚上我们觉得彼此的状况都很好，两人之间有股静谧的张力，一份热恋中的温柔。就在这股温柔的张力中我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开始非常缓慢、非常清醒地注意着自己的呼吸，一边感受着身体的趋近。这个阶段的我对身体的觉知已经从粗钝次元转向了精微的经络系统，当他进入我身体的那一刻，我很清楚地接收到一股能量。这股能量迅速地往我身体的上半部扩散，我的脸和手开始逐渐麻痹。我知道麻痹是头部通往两只手臂的经络不通而正在打通时的现象，以往我只要练习吐纳或气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随着他缓慢而温柔的律动，这股能量变得愈来愈强，强大到我的两只手竟然扭曲得变了形，整张脸的肌肉也紧缩成一团。他示意我深呼吸，不久麻痹感便逐渐解除。那次的性爱时间并不长，也没有局部的高潮，但两个人的能量交流成一个完整的圆，故而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通经络效果。那一整晚我们亢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精神也出奇的好，两人的关系因而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其中有感恩，有深刻的感动，也有一份圣洁的喜悦。十九岁初恋之后我再也没尝过这样的融合滋味，直到遇见Robert。

　　经过一番省思，我发现Don和Robert都属于男人中少数具有心灵层次的异类。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们绝不是有成就的人，但是从出世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是比较上道的，已经在转化自我的人。然而人最难的一件事还是出入世之间的均衡发展。过于入世的人往往脑满肥肠、感觉粗钝，对于生命深处的问题从未静虑过，意识里较精微的层面也从未碰触过，但他们在俗世中的谋生本能、人际周旋和操控物质的能力，却是游刃有余的。过于出世的人则往往敏感得近乎神经质，宁愿耗尽所有的精力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费尽千辛万苦觅得一点精神上的神迹，也不愿把放在屋外的那把上锈的刀拿进来磨一磨。我发现自己的人生看似两方面都有了发展，实际上我的心是倾向于后者的。和Don已经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后来的进展如何，眼前的Robert显然是过于出世了些，虽然他在谋生的实际行动上还算尽力，但只要一遇到社交场合或较为复杂的人际互动，脸上的猥琐和不安立即浮现。在二人小世界里他感到温暖自在，时常诙谐百出潇洒而自然，但只要有第三者出现，不论男女，都会令他感到不自在。为了让他自在，我把外界的社交活动几乎完全停止，关在这二人小世界里，成天和他辩经论道。时间久了，我的“精神气喘病”开始发作，我觉得有点要窒息的感觉。我不习惯每天和一个男人关在屋子里你侬我侬，我的情感需求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强烈，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转圜的空间。当Robert一发现我需要空间时，脸上立刻出现被冷落的不安表情，那种表情会勾起我的紧缩，我的紧缩又会加重他的不安，这一连串的精神互扰很快就令人感到疲惫不堪，我有限的耐力面临了严重的考验。

　　真爱是什么？

　　有天晚上我在后面的小房间里烫衣服，Robert在厨房里洗碗筷。我烫完衣服出来，看见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沉默不语，脸上的表情很难看。我倚在他的身边，低声问他心情为什么突然变了，他说我把他视为理所当然的洗碗人，我反问他为什么我不觉得他把我视为理所当然的烫衣人和提供者。接着他表示他在这个空间里没有地位，我说那是自卑心理在作祟。他需要的是不断的安慰和鼓励，我却发现自己非常不愿意扮演慈母的角色。我像一个严厉的法师，要求他自力救济，靠自己的觉察来转化自卑和不安全的习性。我的抽离和严厉令他更加不安，他的不安又令我神经紧张，为了结束这种精神互扰，我快速地进入屋内，把他所有的衣物都拿出来，要他收拾行李搬出去住。他百般不情愿地收拾好行李，气呼呼地夺门而出。我惊觉到我的角色和年轻时已经完全倒转，我变成了一个大男人，而Robert变成了小女子。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发现真理和智者的话语如果不能落实在日常生活里，两个人充其量也只是满口佛言佛语的法执者。于是我静下心来，开始思考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人为什么需要两性关系？答案是有生理的需求和心理需求。在生理需求上我可以享受性爱的愉悦，但也可以长久过着“无性人”的生活而不感到困扰，因此我觉得心理需求比较大。然而心理需求的真相又是什么？是怕寂寞、怕孤独吗？其实从小我就是孤独的，即使处在两性关系中，我还是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和情绪上的转圜余地，所以孤独并不是促成我对两性关系上瘾的主因，那么主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热恋期的那种“神圣的疯狂”状态，令我着迷的就是那份迷醉、至乐、强烈的爱意、看任何事物都顺眼的高能量状态。人处在那种状态里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不吃不睡也不会感到饥饿或疲倦，好像前途一片大好，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不过目前的自己对两性关系开始生起了另一层次的向往，很希望能透过它来体尝到更深的爱，然而更深的爱或真爱究竟是什么？从小到大我们受过的教育里充满着不假思索的口号，人人都把爱挂在嘴上，把牺牲奉献视为真爱，但藏在牺牲奉献背后的却往往是掌控、倚赖、剥削和自命神圣。

　　我一边这样沉思着，一边从书架上抽出了几位心灵教育者探讨爱的着作，其中最能令我相应的是心理学家约翰·韦尔伍德结集的《爱的习题》。这本书结集了不同领域的意见领袖对爱情的观点，其中有几个人的看法我特别能产生共鸣，譬如《心灵地图》的作者斯科特·佩克医师就认为坠入情网并不是爱，他怀疑那只是一种受基因支配的生物交媾本能（我认为还有更隐形的“因缘密码”），作用在于增加生殖机会，促进物种的生存能力。他认为坠入情网类似一种退化行为，因为与心爱的人合一，跟儿时与母亲合一的记忆可以互相呼应，令我们又重温童年的那股无所不能的快感。与心爱的人共处时我们往往觉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佩克医师的观点我十分赞同，从我自己的经验来印证，热恋的狂喜确实有点像两岁孩子的超人大梦，但不幸的是一个月后狂喜便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就是我和Robert正在面临的，因意见不同、习惯不同、需求不同、作风不同所引发的嫌恶与冲突。换言之，我们彼此的接纳度不够、承受力不够、了解的程度也不够。我意识到这个关系正处于热恋消退、逐渐认识真爱是什么的阶段。

　　接下来我该问自己的问题则是：到底什么是真爱？克氏对真爱的定义是从反面下手的，他认为人类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真爱，因为那个境界已经超越了自我，所以他建议先找出什么不是真爱，透过破执的觉察也许真爱就能浮现出来。他在《从已知中解脱》这本书里曾经说过：“恐惧不是爱，依赖不是爱，嫉妒不是爱，占有控制不是爱，责任义务不是爱，自叹自怜不是爱，不被人爱的痛苦不是爱。爱不是恨的反面，正如谦卑不是虚荣的反面一样。”然而一般人的认识却刚好相反，总认为如果两人的关系之中没有占有欲和嫉妒，就是不在乎对方。我们总认为爱情一定要有强烈的感觉，否则就不算是爱情了。然而克氏和佩克医师都指出真爱并不是一种感觉。真爱不是一种欲望或欲乐，它往往是在感觉消退后才翩然而至的。克氏说：“所谓的爱是属于不同次元的一种东西，但若是不知道该如何进入那美妙的源头，又该怎么办呢？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什么也不要做，不是吗？就是这样，什么都不做，然后你的心就完全寂静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表示你已经不再寻找，不再渴望，不再追求了。自我中心的活动一消失，爱就出现了。”克氏的这些话令我意识到自己在两性关系中总是不断地想立刻做抉择，或者想寻找更理想的状态，其实这些都是自我的欲求或逃避倾向，基本上和爱是扯不上关系的。佩克医师也对爱下了他自己的定义：“为了滋养个人和他人的心灵成长而产生扩大心量的意愿。”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概论，但是要实行起来可就得细心拿捏了。

　　我觉得Robert和我真是彼此最佳的一面镜子，我们都是喜欢用脑的人，也都是敏感、以自我为主、童年被爱得不够但又有诚意转化和成长的人，所以我认为这个关系一时还无法结束，一定有后续的习题要做。其实在大学时干爹已经告诉过我，从命理看来我在虚岁四十这一年可能会碰到一个与我很相似的男孩，但这一年有“三刑夫宫”之象，我会给他很难的功课做，同样的，他也会带给我难解的习题。至于后果如何呢，干爹是位高人，因此并没有给我确切的答案，他要我亲自体验了再做判断。

　　不久Robert找了一个借口回来拿东西，两个人一见面，很清楚地发现彼此还是有一份深情，于是他又把行李搬了回来，和我继续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从此之后我们开始认真调整生活的形态。他知道我喜欢有变化的生活，于是试着打开自己进入我的朋友圈中，把二人小世界扩大成正常的社交往来。其实这个阶段的我早已厌倦了虚浮的应酬活动，十个月的闭关筛掉了不少旧日的因缘。我一向被动，极少主动找朋友闲聊或话家常，可以说是对家常话题根本不感兴趣的那种人。我宁愿待在家里看书、听音乐、跳舞自娱，也不愿东家长西家短地饶舌，不过某些能深谈的朋友还是保持着来往。可能因为有语言障碍，Robert觉得和这些人相处还是有点不自在。某天我听说嘉楚仁波切又应邀来台传法，我想Robert一定有兴趣见一见这位带点顽童气质的老师，于是我们坐车上阳明山，到某位密宗信徒的家中与仁波切会面。仁波切一见到我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十个月的闭关在我身上造成了显着的“净障”作用。他对着在场的乃竺说：“Watch her light！”眼中充满着对学生的进展的肯定。他看到我吃饭时只挑素菜完全不吃荤食，便提醒我该摄取一些肉类，他说我的气太轻，吃素气容易往上飘，下盘气太弱，落实的力量不够。我当时完全无法接受他的建议，因为无论从慈悲或健康的观点，好像吃素都比较正确。但是多年后当我深入于肉体的调养时，才发现他的建议是颇有洞见的，与某些高明的中医或西方养生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当天晚上Robert感到非常自在，他似乎只有在法师面前才能充分展现自己。仁波切看了我们几眼便调侃地问Robert，“你们西方人很善于提问题，但是问题提出之后就没有下文了。”然后他指指我，接着又转头问Robert：“这碗中国什锦面你吞得下去吗？”我听得出他话中有话，于是心里生起了一些预警，决定小心对待这个吉凶未卜的关系。

　　有一天我和老友龙君儿约定到她的“老房子”喝咖啡叙旧，Robert和我同行。“老房子”里还有几位友人，其中一位是台湾的商界友人，年纪五十开外，和我只有数面之缘，他坐在我旁边的位子和我谈天。谈着谈着，我意识到Robert的情绪有点不对劲，转头一看，他脸上的猥琐和不安已经过于明显，我低声问他怎么了，他说他觉得非常嫉妒，于是我匆匆结束了谈话，向老友告别，尾随在Robert的身后走出了“老房子”。走到大街时Robert很坦诚地告诉我说，他刚才有一种身处地狱的痛楚感，我说我很高兴我们之间的沟通愈来愈开诚布公，只要沟通的品质良好，其他的心理问题都好解决。回家后我们一同阅读了有关上瘾症的书籍，我们都很清楚依赖和占有是上瘾症的基本征兆。依赖者希望不断地得到所倚赖之人的情感保证，他或她无法面对内心的那股巨大的不安以及怕失去对方的恐惧，故而更加逃避自己，倚赖对方。Robert想要转化自己的诚意真的很高，他每天开始固定地静坐、练太极拳，可他的问题就出在过于认真，如果能轻松一点，不把自己看得那么严重，事情也许比较好解决一些。然而我知道，要一个童年遭遇不幸的人立刻长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只好耐着性子学习承担、面对和接受眼前不尽理想的情境。

　　母亲的水瘤

　　有一天我到世界大厦，母亲抱怨她肚子里老是胀气，我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已经成了气功高人，蓄足了一肚子的宝瓶气了？”她说：宝瓶气也不可能涨大到像是怀孕末期的模样。不久有位时常与她打麻将的著名医师建议她去做体检，体验报告出来之后，才知道母亲的卵巢已经长了一个巨大的水瘤，于是翠英和我立即陪同母亲住院开刀。主治医师要我进开刀房看他们把水瘤从母亲的腹腔里取出来。医师问我敢不敢把水瘤抱在手里称一称，我把那个布满血管，裹着一层透明膜，状似异形的巨大水瘤接过来，我发现它的重量竟然比一个婴儿还沉，医师告诉我它足足有四公斤重。我看着昏迷不醒血肉模糊的老母，再看看这个即将送去化验的肿瘤，突然意识到身心真是一体的，心理的痛苦终究会在肉体上显现。母亲四十多年来无法自动入睡或排便，必须倚赖安眠药和运肠药过日子，虽然她看上去气势很旺，其实是高度的意志力在支撑着大局。这个四公斤的水瘤显然不是一朝半夕形成的，可能在母亲腹内的时日已久，只是她没有知觉到它的存在罢了。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有关身心灵整体医疗的书，作者认为卵巢是创造力的源泉，当创造力受阻时，卵巢就可能增生肿瘤。母亲年轻时是个冰雪聪明的女人，多年来虽然把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牌桌上，但她的床头总是摆着一些诗词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她对于名人传记、历史和政治也有高度的兴趣。住在台中存信巷时，她偶尔投稿到《畅流》杂志和《中央日报》，以萧瑟的笔名写了一些嘲讽辛辣的杂文，颇获编辑的好评。然而写作是一件相当耗神的工作，她敏感的神经系统经不起夜夜失眠和左思右想，只好放弃了这方面的潜能发展，继续回到牌桌上消愁解闷。我可怜的父母这一生就这么虚度了，但这也许就是他们潜意识里的需求吧。人生的缘与命是深奥无解的，我总是试图找出背后的逻辑和目的，想要在被动消极的因缘业力之中，发挥主动积极的自由意志。也许我太强求了，我需要学习的或许就是放下挣扎与奋斗吧！母亲的病痛引发了我的反观，我有一种预感：母亲和我的功课可能做不久了。

　　开完刀一个星期之内，母亲的体力已经恢复，她很快便出院回家休养，不久她发现自己的元气因动刀而受损，时常有一口气上不来的感觉。某天好友韩良露和朱全斌到四维路与我聚会，母亲也兴致勃勃地过来聊天，她很喜欢这两位热情的年轻朋友，她觉得她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新知和理财之道。韩良露相当了解我们母女的关系，她是我认识的朋友中少数可以融合热情与就事论事的人。她直言不讳地建议母亲应该开始训练我如何理财了。换言之，母亲应该把一部分的财产交给我处理，母亲却回答说只有等她死后才有这个可能。接着良露问她对自己的一生有没有什么总评，母亲坐在高高的主人沙发椅上，两条腿因为不够长所以有点悬空。她沉思了片刻，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乏善可陈！”我听了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这是我四十年来听她说过的最诚实的一句话。她似乎已经开始在做一种动作——一砖一瓦地拆掉那堵建构了大半生的围墙。当一颗坚硬无比的心开始软化时，你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怀着这份不忍，默默地看着那张大型主人椅中显得有点意兴阑珊的老娘亲。

　　美国西岸之旅

　　不久Robert和我决定到美国西岸做一次十天的旅游，我顺便和卫理的老同学叙旧，做一场非正式的演讲。我们沿着一号公路，探访了奥哈伊（Ojai），克氏基金会、图书室和学校，圣巴巴拉市（Santa Barbara），大瑟尔区（Big Sur）的亨利·米勒故居，依萨冷学会（Esalen），卡梅尔市（Carmel）及三藩市等地。太平洋沿岸美不胜收的风光时而隐峻时而缥缈，我们的关系也和诡谲多变的风景一样，一步高来一步低。当Robert为了芝麻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计较时，我本来大而化之的心性也意志不坚地跟着计较起来。两性关系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不随境转”。如果解脱意味着不集中焦点于任何一个客体上，那么两性关系的本质就是把火力集中于你所执着的客体上，直到他或她烧焦为止。难怪自古以来的修行者对待这个关系的态度永远两极化——一种人避之而唯恐不及，另一种人则勇于投入，直到欲望燃烧殆尽为止。这两者在我看来都流于偏激。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像，好像我曾经验过一种没有目的也没有未来的爱，它不需要任何制度，也不需要什么承诺，它是独立存在、来去自如、无有牵挂的；然而这个影像似乎与今生无关。今生的我所落入的每一个关系都是纠缠的、牵肠挂肚的，我能不能进展到不随境转，不跟着对方起反应？其实我一点也不向往一般夫妻相倚相靠的寄生关系，我要的是一份解脱的关系，然而解脱的人还需要关系吗？也许Robert就是上天派来锻炼我心量的人吧！

　　回到台湾之后，母亲开始明示她对Robert的不满，她认为这份关系在现实条件上落差太大，对方不可能不自卑。她警告我不可以坐在他的摩托车满街乱跑，否则我的“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母亲的话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即使了结了这份关系，也不会是如此形而下的理由。

　　以正念回应

　　春夏秋冬一闪而逝，圣诞节左右我到纽约小住了一些时日，Robert不久也前来与我会合。他带着我拜访纽约的某个禅中心，我亲眼目睹了一群如果不在这中心挂单，就会落难街头的怪人。Robert的老教母（中心的创始人）收容了这群各怀绝技的奇人异士。我发现自己的嬉皮士倾向已经无影无踪了，那只是一场逃避主义式的幻梦，真正的解脱，还是必须面对现实生活里的冷酷挑战。解脱是放下，不是放弃。Anne的大陆友人和平与Robert一见如故，两个人谈起道来头头是道，然而现实生活却没什么着落。我和Anne看着这幅哥俩儿好的画面，互相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回到台湾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来自香港的一位年轻的铁板神算，我早就听干爹提过这个命理系统的运算方式。多年来我结交了许多研究命理的朋友，我认为无论子平、紫微斗数或占星学，都是相当深奥的知识体系，只可惜中国人欠缺纯理性的钻研精神，凡事都和实用主义或生存混为一谈，于是原本超然的学问便流于民间的江湖术数了。不过我结交的这些朋友多半是业余研究者，和他们印证人生的缘与命一直是我的兴趣之一，我总是边算边观察自己的人生。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性不可能被命理的逻辑掌控，只是好奇它的推演是否正确罢了。这回我花了九千台币印证铁板神算的准确度，结果出来的答案令我甚为惊讶。完整的一生批命我不想赘述，光是四十岁的流年诗句已经够你称奇了：

　　一字记之曰夷

　　缘来无法挡

　　一步高来一步低

　　道是无情却有情

　　谁郎是骄谁郎是拗

　　务必郎历沧桑

　　正面立善心直

　　三思三思

　　除了生辰年、月、日、时之外，我当时并没有提供算者任何有关我的讯息。只见算者的桌面上满满地摆了好几排“天书”，他帮你先找出正确的“分”之后，你六亲的生肖以及生平的重要现象和事迹便倾囊而出。前面这几句打油诗中的“夷”，指的就是夷人或洋人，“正面立，善心直”则是劝我以正向和善意来面对这一步高来一步低的缘分。妙的是我正准备找铁板神算批流年的前两天，Robert知道了这件事，他费了数个小时的唇舌，喋喋不休地批评算命是不合乎道与禅的。我很清楚他是害怕算出来的结果可能对我们的关系不利，而道与禅只是拿来保护自己的武器罢了。他不肯承认自己的真相，我也不愿意把行动的自由交给他掌控，于是两人起了极大的争执，最后他只好搬到外面暂住一段时间。他走后我把铁板神算的警句深深地看进心底，决定放下心中的暴力，以正向的善意面对这份关系。十天后Robert主动约我到外面吃晚饭，我们之间的心结在恳谈中逐渐解开，但是我们都认为两个人应该冷静一段时间，于是他决定回纽约探亲，过一两个月再回来。

　　母亲病危

　　Robert走后不久，二月中旬的某天晚上我听到母亲的电话留言，她说她病了，要我赶紧送她到医院。我跑到世界大厦，看见她脸色非常难看，立刻叫计程车送她到中心诊所。医生说她是心肌梗塞，需要住院观察和治疗。我马上打电话请翠英北上帮忙，那段时间我答应了一些演讲活动，无法立即取消，必须前往中南部，不过有翠英的悉心照料，我就放心多了。母亲在普通病房住了三天后病情突然加重，于是转往楼下的加护病房。我临时请高雄的主办单位取消我的演讲活动回台北陪伴老母。在二月底之前母亲的病情还算稳定，她的知觉仍然敏锐，头脑也很清楚。护士小姐把手搭在她的肩头和她说话时，她还说：“你的手好像大象的手一样重，快别搭在我身上，我难受死了。”而且精神好的时候也还有气力数落我。但是从三月一日起她一连三次进入危急状态，三次我都是在深夜里接到翠英打来的电话，要我立刻赶到医院。那阵子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准备，我去书店买了好几本临终关怀的书籍，仔细地阅读完之后，开始严阵以待那即将来临的未知。深夜里四维路的家显得格外清冷，五十多坪的屋子里只有胡小猫肥胖的身躯睡在枕边与我为伴。这个像孩子般聪慧的白色小精灵似乎能解读我的心情，她知道我正在面临一个巨大无边的未知，因此对我格外温柔。

　　母亲第一次危急的那个晚上大约是深夜两点，我接到翠英打来的电话立刻起床更衣，一个人冲出家门，站在萧条的街道上，怀着十万火急的心情招揽着许久才出现一辆的计程车。我孤零零地站在街头，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股无依无靠的哀伤，我这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母亲在我的精神上带来了多么大的支撑力量。原来我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独立坚强，原来那坚强只是一种逞强罢了。想着想着浑身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好不容易拦了一辆计程车，一上车便听见凤飞飞唱的一首有关别离的歌。那首歌的歌词句句锥心，就像为眼前的情景量身定做的，我的眼泪如泉源一般，再也止不住了。开往医院的这段车程如黄泉路般的遥远，我心急如焚地叫司机开快一点，好不容易才赶到了医院。我奔进电梯，冲进了加护病房，定神一看只有翠英一人陪伴在老母身边。原来急救措施已经结束，母亲的脸上还罩着氧气罩，鼻孔里插着胃管，胃管的四周有些骇人的血迹。心电图显示母亲的心跳还算平稳，我强制地压下眼中的泪水，安静地坐在母亲身边，紧紧地握住她冰冷的双手。母亲的眼睛是紧闭的，但神智仍然清醒。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张开布满血丝的双眼低声对我说：“下一次如果我又危急的话，我宁死也不要再插那些鬼管子了，我要死得舒服一点。”我答应她一切按照她的意思去做。

　　自从母亲住进加护病房后一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心里似乎有些深沉的东西还没得到释放。友人张天佑曾经带过一位来自马来西亚通神学会的会员，前来探母亲的病。那位男士似乎感应到母亲的一些心结，他把我拉到一旁，提醒我母亲在临终前可能还有些未了的遗言需要交代。我觉得他的观察有道理，于是在母亲头一次危急后，便开始慢慢引导她把心中想说而未说的话，一点一滴地倾吐出来。

　　三天后的某个清晨，大约四点左右，我突然接到翠英打来的电话，她说母亲又危急了。那一阵子我每天都是和衣入睡，随时准备紧急行动（母亲怕我在医院不习惯，总是催我回家睡觉）。我赶到加护病房时发现母亲身边围了一群医生和护士，他们正用力地在她的胸部施压，强制地把胃管戳进母亲的鼻腔，母亲拼了命地挣扎，鼻孔的四周都是血迹。我看到这幕骇人的景象，有一种母女连心的椎心之痛，完全顾不得什么形象风度，开始大声斥责屋子里的医护人员，我说我们不要这些急救设备，我母亲受不了这样的酷刑。虽然医护人员和翠英都觉得应该急救，但我的激愤使他们安静地离开了房间。我心痛如绞地看着临走之前还得受罪的老母，强制地压下了错综复杂的情绪，安静地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再度握紧她的双手，准备陪着她一起进入那黑暗的未知。母亲生平最怕肉体上的疼痛，每次她去看牙医，都像个孩子一般吓得全身紧缩，有一两次甚至哭了起来。从《西藏生死书》中我得知，当逝者的四大元素瓦解时，肉体会经历一场痛苦的磨难，我真有点怕母亲承受不住。这时病房里一片死寂，护士们偶尔探头进来看一看动静，我听见有人低声耳语：“哇！她好冷静啊！”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对于人类的生老病死早已习以为常，虽然他们都在尽力救人，但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少了一份对苦难的敏感度吧！也许太敏感的人根本无法长期从事这项工作，也许他们必须把自己训练成司空见惯的人才行。当我的脑子闪过这些念头时，母亲竟然奇迹似的醒了过来，我有一种感觉，她似乎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人世了，不过还有一些事想要交代，于是翠英回家去帮我拿了一些盥洗的用品，准备这几天都要在医院里过夜。翠英和母亲的情谊深厚，即使有我在医院陪伴，她还是坚持和我挤在沙发上守夜。

　　三月八日的一整天，母亲断断续续地向我叙述了一些往事，交代了一些她放心不下的挂恚。我从她的话里听出来，她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能了解多年以来她的心中为什么没有爱。她迟来的自省令我不忍，但也让我深深地感叹人的成长是永远也不嫌迟的。我感觉我们之间四十多年来的掌控、叛逆，想要爱而又无法相爱的矛盾，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与自省中，逐渐化成了一股母女连心的融合感。

　　九日晚上母亲开始出现无法控制的急促呼吸。她拿掉假牙后只剩下了几颗残缺的、被烟垢熏黑的门牙。她的嘴一张一合地发出快速的喘息声，表情看起来非常吃力而痛苦。她一边喘息一边问我：“我到底造了什么孽了，为什么要遭这样的老罪啊？”我沉思了一下对她说：“你想不想回家？如果你不想待在医院里，也许回家会比较舒服一些。不过这件事得由你自己决定才行。”她几乎没怎么思考就回答我说：“我想回家。”于是我把母亲的意愿告知院方。清晨六点护士小姐拿了一张自愿出院同意书要我签名，我签完名后便和翠英陪同老母坐上救护车开往世界大厦。到了世界大厦准备上电梯时，母亲的手上还吊着点滴，电梯里的空间太小，大厦管理员和救护车的司机先生只好把母亲身下的床垫窝起来，才能挤得进三个人。母亲已经萎缩的身体窝在床垫里显得窘迫而无助。我揪着心乘另一台电梯上了十一楼，翠英则赶着去买新的氧气筒。回到家中，三个人把母亲安置在她自己的床上，两位先生自行离去，留下我独自陪伴垂危的母亲。我一语不发地握着她的手，抚摸着她的额头，她似乎感到放松多了，急促的呼吸也稍微缓和一些。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她突然吐出一口长长的气，便停止了呼吸。那一刹那我觉得眼前的一股强悍无比的生命力突然从这个现实次元消失了，在茫然中我心底深处压抑了数十年对母亲的爱突然如泄洪一般再也止不住了。我在母亲的耳边低语：妈妈！回来吧！回来做我的孩子，让我们学会真心相爱。

　　半天过了，许多好友都获知母亲亡故的消息，开始络绎不绝地前来与她告别。死亡与浩劫同样具有转化力量，坐在客厅里和卧室四周的友人像是同舟共济的一家人，自动地拆除了挡在人我之间的那道樊篱。他们带给我的关怀和温暖抚平了我心中的那股巨大无边的哀伤。不久普门寺的一位师姊送来一张往生被和一个重复播放阿弥陀佛圣号的录音机。我和翠英对阿弥陀佛圣号的加持力并没有什么信心，但是放了半天的录音之后，母亲原本无法合拢的嘴唇竟然闭了起来，嘴角还出现了一丝隐约的笑意，布满风霜的脸孔也变得慈祥了，最明显的是脸上如刀刻的纹路竟然完全抚平。大家围在她的身边，充满着悸动地看着死亡带来的奇迹。

　　举行告别式和火葬的那一天，灵堂布置了素雅的鲜花。来自各界的友人在佛光山心定法师悲怆的诵唱中默默哀祷。接着法师开始诵念《心经》，当法师念到“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时，在场的友人不由自主地开始低泣。菩萨甚深的般若智慧洞悉了苦厄的根源，诸法空相原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如果心中无所求，就能无挂碍，无挂碍则无有恐惧，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这样的境界谁不神往？《心经》的每句话都打进了在场友人的心，我把这些话当成默祷，回向给母亲的灵识。诵念完毕，友人一个接着一个走近母亲的遗体旁瞻仰她的遗容，向她辞别。她身上穿着自己最喜欢的一件改良旗袍，那是我从印尼买回来送她的，手绘蜡染缝制成的，棺木里还放置了几件她生前喜欢穿的衣裳，准备与遗体一齐火化。瞻仰遗容结束之后，有几位朋友陪同我到火葬场，等待火化之后把母亲的骨灰装在坛子里，日后供奉在灵骨塔内。管火葬的人很惊奇地拣了几颗彩色的舍利花交到我手中，他说他在火葬场工作了二十五年，只看到少数的几个人烧出了舍利，以他的经验来看这是长期禁欲之人才有的结晶。母亲四十年来的活寡生涯所承受的煎熬绝不是几颗象征贞节牌坊的舍利所能抵消的。母亲临走前的某天晚上曾经拉着我的手，要我务必在她未来的碑文上刻下“扶孤守节”的历史记录。这意味着她一生的痛苦不能不得到一些肯定。其实我并不希望她为我牺牲一世的幸福与快乐，这个担子太重了，她如果能自在快乐，才是对我最大的付出。传统的价值观不知断送了多少妇女的福祉，贞节牌坊绝不是什么荣誉的象征，它根本是父权社会发明的一种最残酷的刑具。我们把那几颗蓝绿相间的舍利花放在建宏和马文送给母亲的塔形水晶瓶里，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收藏起来。

　　大事办妥之后，翠英、我和阿珍开始整理母亲的遗物，发现抽屉里尽是一些她舍不得享用的新毛巾和新衣料。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才把囤积多年的杂物整理清楚。翠英和我都感觉人生真是一场梦，几天前还存在的那股活生生的能量，就这样无影无踪了。

　　永远的道友

　　Robert本来要从纽约赶回来参加母亲的告别式，因为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风雪而取消了行程。母亲临走前一再交代绝不可以和Robert论及婚嫁。翠英开玩笑地说，八成是老母的余威造成了那场大风雪。过了一个礼拜他才搭到飞机赶回台北。等我的心情平复了以后，Robert开始提出一些未来的计划，他说如果我爱他的话，他希望我能提供他一些资本，帮助他创业。我意识到这个关系已经面临最后的抉择。我考虑的仍然不是形而下的问题，我真正想要认清的是这个关系究竟是建筑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它对于两个人的心灵和人格的发展到底有利，还是有害？从我和他认识以来，矛盾从未统一过。母亲的逝去令我必须独立自主地面对生命所有的情境，这种无所逃遁的现实感，反而带给我一股强大的力量，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冷静下来，如克氏所说的：“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什么也不要做……就是这样，什么都不做，然后你的心就完全寂静了……自我中心的活动一消失，爱就会出现。”他所谓的什么都不做，并不是要我们停止所有外在的活动，而是要把内心的拣择活动停下来。于是我开始恢复翻译的工作，每天按时和翠英以听写方式继续完成《克里希那穆提传》。当我不再集中焦点于Robert的身上时，他开始更加不安，我可以感觉他内心所有微细的挣扎，但是我必须无情地让他经验这些挣扎，否则一定又是恶性循环，什么真相也看不到了。不久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到香港接受某个人的邀请，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但是他最期盼的还是留下来和我一起经营某些事业。我说我志不在经商，而他需要的是独立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倚赖我的帮助只会阻碍他的成长。我的决定之中有一份相当清晰的洞见，因为当洞见出现时你的心是一点矛盾也没有的，里面既无情绪的波动，也没有左思右想的念头，所以我知道这个决定不再是以往的逃避了。有一天Robert很痛苦地对我说，他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我说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超越感觉的真爱。他很失望地一个人上梨山走了一趟，在旅途中遇见一个女孩，Robert留了电话号码给那位陌生的女孩。他回来的第二天就接到那个女孩打来的电话，我心里清楚这又是两性之间企图平衡自己的一个失衡的举动，我的冷静令自己都很惊讶。过了几天，他买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和翠英叫了一辆计程车陪他到桃园机场。在半途中他情绪激动地对我说，他知道自己有许多心理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他指出我也有我的问题。我回答他，我当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面对，但是我有问题并不意味我们就该结合。到达机场之后，办妥了手续，我们在楼上的咖啡厅里候机，Robert开始哭泣，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着，但是心里仍然坚定不移。翠英在一旁有点不忍，换了一个坐姿，把头别了过去，留下一些私人的空间给我们话别。接着扩音器里传出了final announcement，我们走出咖啡厅，正准备说再见时，Robert的脸上开始出现恼羞成怒的表情，我知道他快要失控了，于是直视着他的双眼对他说：“不要忘了，我们永远是道友！”他听了我的话，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和翠英目送他进入海关便转头离去。回程中我告诉翠英我觉得如释重负，我知道我又穿越了一场情感的试炼。

　　回忆起某天晚上和Robert讨论的一个有关抉择的问题，他说既然自我是个幻觉，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抉择了。我当时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人生活在相对世界里，其实随时都在面临抉择，但只有在无所求的时候，正确的答案才会浮现。这个关系令我认清了究竟真理的危险性——人格不成熟的人很容易就会把无拣择的觉察或不二论当成是一种借口，随时合理化自己的依赖性和惰性，而忽略了每一个当下的自我真相。

　　一个月后我接到Robert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在香港为我进行了一些市场调查的工作，他希望能帮我打开在香港和大陆出版克氏中译本的可能性，我没回他的信，从此两人便失去了联系。多年以后我回想起这段因缘仍然觉得了无遗憾，但并不代表我们之间没有过深情。他是我此生中唯一能让我体尝到“无欲之性”的男人，他也是我的一面镜子和真正的道友。

　　第15章 单亲妈妈与独生女儿

　　经过一番生离死别，我疲惫的身心正在逐渐康复时，另一波的考验再度降临。

　　翠英与我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翻译工作，感觉身体需要一些运动，尤其是想游泳，于是我们加入了某个健身俱乐部，开始强迫自己固定地锻炼身体。某天下午我们在一间咖啡厅里喝饮料，听见隔壁桌有两位男士在说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特别耳熟。我确知自己并不认识对方，但我可以从他的声音判断出我们的家庭背景有相似之处，好像他的家属中有我熟识的人似的。那是一种无法以理性诠释的直觉。不久走进来一位男士，我仔细一看，此人是我前阵子才认识的朋友。他一边和我寒暄，一边与隔壁桌的人打招呼，原来他们是朋友，很自然的，大家便聚到我们这桌开始聊起天来。那位声音令我耳熟的男士坐在我的正对面，我看着他那副唇红齿白的书生模样，脑子里闪现了一个念头：如果妈妈还活着，一定会很喜欢他的长相的。母亲一向喜欢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男孩子。眼前的这位男士年龄应该比我小一些，不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我正在这么想着，他突然笑着对我说前两天他才到书店买书，意外地发现了《般若之旅》，因为是我翻译的，便将它买了下来。他说他十几年前见过我，他的父亲也认识我，我听了觉得刚才的直觉是正确的。他说多年来他并没有强烈的宗教倾向，但是对人生曾经深思过一些问题，脑子里有许多疑问需要厘清，没想到无意中发现的《般若之旅》完全解答了他的疑惑，他觉得相当震撼。那种震撼是我非常了解的，因此我们继续热切地交换着心得。我发现仅仅一本《般若之旅》已经让他开了窍，可以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我却是踏破铁鞋才觅得真理，于是调侃地对他说：“你的命比我好多了。”再继续谈下去，这小子居然已经开窍得令我生起了较量之心，我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思路非常流畅，带着逆向思考的幽默，谈起话来十分有趣，两个人因此而产生了情绪上的联结。翠英早已提前离去，傍晚时分他开车送我回家，途中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吗？”我告诉他我的心很开放，这种感觉很容易就产生了，但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吸引力。

　　自从那次见面之后，他每天固定地打一通电话来问候我，不久便开始登门造访。他登门造访的态度也像是到了老朋友家似的，最妙的是，不容易与人自来熟的翠英竟然也很快地接纳了他。我坐在那张超大型的长书桌前翻译，他就坐在对面看书或与我谈话；我用“谈话”二字是因为我们很少聊天。我们对闲话家常都不感兴趣，要谈就直接进入最根本的主题。他当时的根本问题是他对人的存在本质起了大疑。他质疑人性，他质疑婚姻制度，他质疑传统和教育；我知道他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从他的话中我得知他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也是宠溺与纪律参半的，家里的人口众多，父母的婚姻很早就出了问题，他在情感上开窍得很晚，自己的婚姻正面临着瓶颈，事业也不顺利；他对人生有点倦勤了。我一边听他说话，心里一边思索：又出现了一个对世俗厌离的追寻者，然而这份厌离之心到底是准备好了要放下过去所有热衷的目标，还是一种逃避和叛逆？愈是和他深谈，愈是能感受他探究的能力和诚意。他似乎把我们家当成了他的第三个家，但是我们之间始终维持着友善的互动，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奢望。

　　第16章 他的自我枷锁

　　半年匆匆地过了，《克里希那穆提传》已经翻译完毕。这本书我前前后后大概润饰了不下十次，直到节奏、语气和美感都达到“洁癖”的标准才甘休。不久翠英回南部和家人团聚，我开始和胡小猫过起独居的生活。有一天吃完饭后他来看我，他坐在我的书桌对面突然对我说他很想跟我有进一步的性爱关系，我说我没有这种感觉，无法勉强自己，还是出去看场电影吧！当时《霸王别姬》正在上演，陈凯歌的片子我以前看过一部《黄土地》，印象颇为深刻，我们查了一下报上的电影广告便起身冲往戏院。正片刚开始放映，我们坐定下来专心看戏。这部戏的内容令我很不舒服，它完全展现了中国人自虐式的民族性和威权式的上下对待。我告诉他我的感觉，显然他也有同感，两人之间的防线因为共鸣而突然消失，开始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能量振动。银幕上继续放映着坚苦刻厉的镜头，我们之间的温暖能流和银幕上的画面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心照不宣地站起身来，走出了戏院。回家后在没有第二个想法的情况下我们进入了性爱关系。然而一旦有了肉体的接触，却清楚地意识到两人之间有一种距离，一种无法全然对焦的尴尬。我开始能理解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个拘谨的人，他的反叛其实是在叛逆自己的制约，他想透过婚外情来打破自我设限的牢笼。我并不是唯一和他发生婚外性爱关系的人，如同无数的男女一样，他以为婚姻就是他的枷锁，他想一边套着这个枷锁，一边拥有个人的自由，但结果也像无数的男女一样，再怎么寻觅，和他最有缘的人仍然是他的婚姻伴侣，而自我的枷锁也还是套在头上。一个人在婚姻关系中如果无法全然融入对方，在婚外的关系里也将会是一样的。自由只有在完全融入于对方之后才会出现。

　　从二十岁开始就有不计其数的已婚男士向我展开追求的攻势，但我一直没有真正介入过婚外情——长期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不可能不落入奢求和不甘愿的矛盾里，也不可能不陷入进退两难的痛苦中，我不想自找麻烦。但是他的幽默、柔软、善于互动以及和我志同道合的追寻，使我无法以一贯应付已婚男士的冷漠态度把他挡在墙外，就这样顺着情势的发展，我正式地成为他婚外情的第三者。我们的关系进行了一两个月后，他开始压抑不住自己的冲动，有时一个晚上从家里跑出来两三回，只为了打电话给我。他的冲动让我产生了省思，我觉得我们必须冷静下来好好地谈一谈了。我很直接地对他说：“这个关系要是继续下去，结果一定是天下大乱。”我问他到底还想不想要他的婚姻了？我们的关系究竟是真的有爱，还是一种逃避网路？如果他下定决心离婚，我们也许可以过得蛮愉快的，他甚至连工作都不需要做，两个人到处去旅行，逍遥度日。然而这就是解脱了吗？他狠得下心抛家弃子吗？他能不产生矛盾吗？这些问题令他的眼泪开始泉涌，他沉思了一会儿，很老实地说他不可能做得出这样的事，他和妻子之间虽然有许多争执，但彼此的情感仍然很深，况且他疼爱他的小孩甚于一切。他就像一个中年才开始叛逆的大男孩暂时找到了我这个不太安全的避风港，我们扮演着彼此的心理医师，继续揭露意识里的真相和症结；透过我们之间的互动，究竟真理的危险性再度被发现。人们太轻易地把超越是非、善恶、对错的究竟真理拿来合理化自己的试误过程。很少有人是真的达到了百无禁忌的自由之境，多数人只是随着生物本能、荷尔蒙、内心的匮乏和各种因缘业力而运转，如果把这样的运转过程视为究竟真相，认为自己真的自由了，那就是落入了自欺的陷阱。

　　接着我们针对婚姻制度进行了一些讨论。就婚姻和小家庭制度的本质来看，它最初的设计是为了巩固爱情、制约人性里多元发展的倾向，以便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下一代的养育，其实它只是集体制约力的一种。举凡是强加于个人之上的集体制约力，久而久之都会造成个人的反动。争取自由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渴望；透过阴阳的和合完成自然之道，也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渴望。我发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两性关系一直卡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既想要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又想要一个稳定、持久、深入和全方位的关系。这两者有没有可能兼容并蓄地同时存在于一种制度或关系里？答案是有可能的。我能够想到的西方世界典范人物就是萨特与波伏瓦，在台湾则是曾昭旭教授和他的妻子。这几位典范人物的关系无论是已婚或不婚，都是奠基在自由与开放之上的。前者的故事众人皆知，无须赘述；后者的婚前宣誓倒是值得再提——曾教授和妻子有过协定，他们的婚姻必须有变心的自由。这是必须有极高的安全感和成熟度才能办得到的。西方世界在六七十年代曾经鼓吹过开放式婚姻，但多数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的独占欲和依赖性，最后还是回归到一夫一妻制。

　　婚姻制度容易使占有、嫉妒、掌控等人性中的局限合理化与合法化，使人变得琐碎、狭隘、封闭，令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和机械化；反之，它也可能是人类最有机会体尝到真爱，使人进入圣婚的关系。关键就在两个人有没有智慧、诚意和毅力了。

　　我们谈着谈着心里已经逐渐清楚，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的直觉仍然是最正确的——我们之间的缘分并不是真正的男女因缘，但他似乎必须透过我才能发现他和妻子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关系是值得继续努力的。这意味着他必须回头面对两人的权力斗争以及不同的习性和价值观，此外他即使再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以目前的情势看来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只能毫不逃避地面对令他厌烦的世俗琐事。看到自己竟然能如此冷静地处理这份关系，我知道自己已经在成长了（虽然并非先知先觉）。然而我们的关系并不是这样轻易就了结了，他不但给我带来了其他的试炼，还进一步地帮助我进入了“灵魂的暗夜”。

　　第17章 开放之道

　　当我们相处时，彼此经常坦言自己的性爱经验而没有任何困窘，但是在面对其他的男性友人时我还是会自我设限，免得让他觉得不舒服——由于各种的前车之鉴，我不再高估男人的器量。没想到他在我的面前竟然能毫不顾忌自己的已婚身份以及和我的关系，理所当然地准备和出入于我家里的其他年轻女性展开超友谊的关系。他的彻底叛逆和博爱，逼得我不得不面对过去那些夭折的关系中没有完全曝光的心理问题——由于不忠而引发的猜疑、预设、占有和自尊受伤等等的波动。其中自尊受伤这一点其实是真正的关键。

　　我从母亲、周遭的一些自视颇高的女性和自己的身上看到，当男人不忠时他们选择的对象往往是伴侣周围的友人或者比伴侣条件弱的人；骄傲的女性最不能承受这样的打击。男人时常在潜意识里利用唐璜式的博爱来战胜自己无法全然征服的女性，借以扳回劣势。经验了各式各样的男人之后，最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男性真正关心的，也只不过是征服欲的满足和胜负的问题罢了。当然眼前的他还关心着自己的解放及空间能有多大。他的我行我素和温良恭俭让是并存的。一方面他让你耳闻和目睹他与其他女性的亲密互动，一方面又绝不对立或争辩，因此你有充分的机会观察到内心各种的受辱反应。我深深地感觉他在无意识地把我推往真正的菩萨道——以最宽容、最开放的心胸接纳与承受人生最艰难的考验。

　　不久我决定再度前往奥哈伊和三藩市，采购一些台湾找不到的天然营养补充品、日用品和新出版的书。他说他也想参访克氏的故居，于是我们结伴同行了十几天。旅途中他仍然我行我素地表达他对其他异性的“性”趣，我看着自己心中的反应，似乎逐渐能坦然面对那些受伤的感觉。创巴仁波切有句话说得相当贴切：失望就是道途中最佳的战车。开放之道是我这一生无法逃遁的解脱途径，生命中的每件事都在逼着我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新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你遇不到懂得爱你的人，是因为你不爱自己；换句话说，如果你懂得爱自己，就会遇见爱你的人。这个理论暗示着一种交易、掌控以及对情爱的执着。我的年纪愈长愈能体认人生永远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挑战，因此我们只能放下那股不断想要改善和获取的企图，开放地顺应各种关系的互动，诚实面对自己的局限，从面对之中就能产生转化和自由。我更进一步地体尝到集中焦点的执着与期望之中并没有爱的成分，那只是一种欲求罢了。

　　从二十岁开始就有不计其数的已婚男士向我展开追求的攻势，但我一直没有真正介入过婚外情——长期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不可能不落入奢求和不甘愿的矛盾里，也不可能不陷入进退两难的痛苦中，我不想自找麻烦。但是他的幽默、柔软、善于互动以及和我志同道合的追寻，使我无法以一贯应付已婚男士的冷漠态度把他挡在墙外，就这样顺着情势的发展，我正式地成为他婚外情的第三者。我们的关系进行了一两个月后，他开始压抑不住自己的冲动，有时一个晚上从家里跑出来两三回，只为了打电话给我。他的冲动让我产生了省思，我觉得我们必须冷静下来好好地谈一谈了。我很直接地对他说：“这个关系要是继续下去，结果一定是天下大乱。”我问他到底还想不想要他的婚姻了？我们的关系究竟是真的有爱，还是一种逃避网路？如果他下定决心离婚，我们也许可以过得蛮愉快的，他甚至连工作都不需要做，两个人到处去旅行，逍遥度日。然而这就是解脱了吗？他狠得下心抛家弃子吗？他能不产生矛盾吗？这些问题令他的眼泪开始泉涌，他沉思了一会儿，很老实地说他不可能做得出这样的事，他和妻子之间虽然有许多争执，但彼此的情感仍然很深，况且他疼爱他的小孩甚于一切。他就像一个中年才开始叛逆的大男孩暂时找到了我这个不太安全的避风港，我们扮演着彼此的心理医师，继续揭露意识里的真相和症结；透过我们之间的互动，究竟真理的危险性再度被发现。人们太轻易地把超越是非、善恶、对错的究竟真理拿来合理化自己的试误过程。很少有人是真的达到了百无禁忌的自由之境，多数人只是随着生物本能、荷尔蒙、内心的匮乏和各种因缘业力而运转，如果把这样的运转过程视为究竟真相，认为自己真的自由了，那就是落入了自欺的陷阱。

　　接着我们针对婚姻制度进行了一些讨论。就婚姻和小家庭制度的本质来看，它最初的设计是为了巩固爱情、制约人性里多元发展的倾向，以便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下一代的养育，其实它只是集体制约力的一种。举凡是强加于个人之上的集体制约力，久而久之都会造成个人的反动。争取自由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渴望；透过阴阳的和合完成自然之道，也是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渴望。我发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两性关系一直卡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既想要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又想要一个稳定、持久、深入和全方位的关系。这两者有没有可能兼容并蓄地同时存在于一种制度或关系里？答案是有可能的。我能够想到的西方世界典范人物就是萨特与波伏瓦，在台湾则是曾昭旭教授和他的妻子。这几位典范人物的关系无论是已婚或不婚，都是奠基在自由与开放之上的。前者的故事众人皆知，无须赘述；后者的婚前宣誓倒是值得再提——曾教授和妻子有过协定，他们的婚姻必须有变心的自由。这是必须有极高的安全感和成熟度才能办得到的。西方世界在六七十年代曾经鼓吹过开放式婚姻，但多数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的独占欲和依赖性，最后还是回归到一夫一妻制。

　　婚姻制度容易使占有、嫉妒、掌控等人性中的局限合理化与合法化，使人变得琐碎、狭隘、封闭，令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和机械化；反之，它也可能是人类最有机会体尝到真爱，使人进入圣婚的关系。关键就在两个人有没有智慧、诚意和毅力了。

　　我们谈着谈着心里已经逐渐清楚，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的直觉仍然是最正确的——我们之间的缘分并不是真正的男女因缘，但他似乎必须透过我才能发现他和妻子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关系是值得继续努力的。这意味着他必须回头面对两人的权力斗争以及不同的习性和价值观，此外他即使再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以目前的情势看来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只能毫不逃避地面对令他厌烦的世俗琐事。看到自己竟然能如此冷静地处理这份关系，我知道自己已经在成长了（虽然并非先知先觉）。然而我们的关系并不是这样轻易就了结了，他不但给我带来了其他的试炼，还进一步地帮助我进入了“灵魂的暗夜”。

　　第18章 意外怀孕

　　回到台湾后我发现自己的月经竟然迟迟不来，于是去西药房买了测孕纸回家测试，结果证实自己已经怀孕。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说他会尊重我的决定。我心里很想把这个孩子拿掉，因为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不愿意看到另一个生命步上自己的后尘，无法享有完整家庭带来的安全感。但是准备找医生的那天清晨三点，我从梦中突然醒来，心里有股哀伤和不舍的感觉。我试着冷静下来，仔细地辨认那份感觉生起的原因是什么，我看到其中并没有想要怀一个他的孩子或生个小孩来陪伴自己的欲求。很清楚的，这个刚刚形成初胚的小生命和我之间有股巨大的力量在牵连着。我突然想起母亲咽气的那一刹那我在她耳边低语的那句誓言，又想起她在过世前仍然关心着股市的动向，对人世仍然有强烈的执着，因此极可能还残留着未了的驱力。此外我第一眼看见他竟然立即生起“母亲一定很喜欢他的长相”这个念头。这一连串的思维活动表面上看来有点自圆其说的味道，但深究起来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果这个孩子的意识里真的存在着母亲残留的业力，我只有臣服于这样的安排，独自面对和承担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麻烦和困扰了。我思考着舆论可能产生的反应，心想这个消息一旦曝光，卫道人士一定不可能谅解，也不可能有兴趣探究各种微细的因因果果，到时候我势必将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此外我也很可能必须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发生的心理问题，以及和我一样的叛逆反应等。可是这些预警都抵不过那股强大的牵连力量，我在那个清晨下定决心不再逃避人生带给我的任何磨炼，我要尽力保住这个小生命。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他以一贯柔顺的态度接受了我的决定，陪我到医生的诊所做超音波检查。检查结束后，医生说很可能是个男孩。我们达成了协定，这个孩子将由我独立扶养，至于他的角色该如何扮演，决定权完全在他身上，我不想勉强他做任何事。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互动便完全转化成纯粹的友谊。

　　我怀着两个多月的身孕，接受干哥小龙的邀请，和几位素昧平生的小龙之友一齐去向往已久的南非旅游。同行的游伴中刚好有一位著名的妇产科医师，我抓住机会问了他许多有关怀孕生子的问题，他一一作答，但没有任何人看得出我已经是准妈妈了。南非的动物王国令我叹为观止，我开始能体会西方的某些动物行为研究者，为什么宁愿花毕生的时间观察黑猩猩、山猫或其他物种的社会生态；它们展现出的原始、直接与赤裸的天真，使人类更能毫无矫饰地理解自己的演化过程。英国导游告诉我们说，那几天动物算是十分的合作（人类一厢情愿的想法），平常不易见到的黑豹竟然从我们的吉普车旁警觉地走过。我看着躺在母狮身边打着滚晒着太阳的小狮子，以及趴在一旁懒洋洋的公狮，心情兴奋得如同孩子一般。傍晚时分导游带着我们出发夜巡，灌木丛林立的克鲁格野生动物园面积大约有台湾的三分之二，漫天的星斗挤得密密麻麻，夜幕低垂似乎伸手可及。在这样偏远的旷野你才了解什么叫做北斗七星。一群夜游神在手电筒的光束下四处寻觅着躲在草丛中和泥沼旁的犀牛与河马；这些准备就寝的庞然大物连正眼都不瞧一下吉普车上窥伺它们的人类。车子开着开着，只见近在咫尺的前方赫然出现三只漫步的狮子。它们大大方方旁若无人地走到路中央，一屁股就坐了下来，然后伸伸懒腰张开大口，打了几个淋漓尽致的哈欠，偶尔才回头瞥一眼吉普车上心跳不已的观光客，连多看几下的兴致都没有。我发现儿时对动物的热衷丝毫没有减少，到今日都难以忘怀头一天看到的那只长颈鹿，它与我四目相接地对看了数十秒钟，人兽之间似乎有一种心领神会的交流。我凝视着远方的印度豹（我最爱的动物），心里暗自决定等baby长大了一定要带他来此旧地重游。

　　怀孕之前世界大厦的家已经在设计师的整形手术下，换上了一副与以往天壤之别的崭新面貌。把旧房子翻新是我这半生非常重要的嗜好之一，我喜欢那种除旧布新的摧毁力量，花再多的钱也甘愿。我把这个空间改成了工作室，请了一位厚重而又好学的道友郑焱城，来主办这个工作室的读书会以及负责召集学员的事务。我本来决心将能量投注于义务性的助人活动，但意外的怀孕扰乱了所有的计划，我必须快速找到一幢更适合抚育小孩的房子和环境，因为目前两幢房子的设计都是开放式的空间，里面没有保姆和baby的居所。此外，我希望孩子未来能有一个可以玩耍的环境，我不想看到娇娇嫩嫩的宝宝穿梭于空气污染、车水马龙的都市中。也许是一种生物本能，我放弃了所有的计划和正在进行的工作，竭尽所能地想提供最好的条件给这个正在孕育中的小生命。

　　翠英和我真的是情谊深厚，她愿意留下来照顾我和baby，于是我告知焱城，工作室必须暂时结束活动，两幢房子出租太麻烦，不出租则乏人照料，所以我决定在短期内将它们出售。占星学上说过，对太阳落在金牛座的人而言，拥有就是为了失去，真是一点也不假。我毫不留恋地在两个月之内处理掉这两幢人人羡慕的雅致空间，同时积极寻找着未来的家。有一天看到报上刊登了一则房屋销售广告，地点在金龙湖附近，我和焱城开车前去一探究竟，途中经过珑山林山庄，感觉这个社区看起来宁静而规划完整，况且好友丁乃竺和赖声川以及乃竺的家人都住在这个社区里。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个理想的住所，孩子将来可以在社区内的游泳池和小公园里玩耍，于是第二天我就做了决定买下靠近金龙湖那个方向的一幢边间的二楼公寓。不久好友刘梦燕也搬进了这个社区，两个单亲妈妈未来可以时常交换心得和感想。

　　怀孕到六七个月时我发觉自己的身体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虽然一直没有害喜的反应，精力似乎也比以往旺盛许多，但胃口却完全改变。长年吃素的习惯被渴望吃荤取代；我每天都想吃牛肉、海鲜和夜市里的东西。不久体重直线上升，到末期竟然重了二十公斤。我平坦的胸部开始肿胀，瓜子脸变成了圆脸，全身的经络逐渐阻塞，手脚胖得连指缝都不见了，最明显的是所有的能量都集中于下丹田性轮的部位。当身体的荷尔蒙改变能量集中于性轮时，性欲的旺盛是相当惊人的，我觉得分分秒秒都有一种性器官存在的错觉，差点没上街抓个男人回来强暴。

　　珑山林的房子在装修的过程中木料的处理出了差错，我只有亲自和工人一起磨地板、调色、上漆，打破了所有孕妇的禁忌。这时离预产期只剩下十天，翠英、焱城、阿珍和我火速地整理好所有的家当，搬进了这个快要靠近台北县的山庄。走上珑山林的陡坡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双腿像是七十岁老妪的的腿，心脏似乎也不胜负荷；怀孕确实是一场母难。

　　第19章 女儿出世

　　待产的心情喜悦得难以形容，我在晨曦中面带微笑地醒来，看着宽敞的卧室里垂挂的鹅黄印度纱丽，墨绿的长沙发上印着中国风味的花瓶图案。隔壁的小房间就是未来婴儿要睡的地方，活动拉门可以直接通往母亲的卧室；我幻想着晚上被小baby稚嫩的哭声吵醒、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喂奶的情景，差一点没笑出声来。从怀孕到产前，无论是医生、研究命理的朋友或是有经验的过来人，都判定我会生男孩，因此我把婴儿房布置成中性的氛围，连娃娃车的花色都是中性的。我的预产期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许国邦大夫主张采用剖腹的方式，因为我是高龄产妇，而且骨盆太窄，他怕我自然产可能会有困难，到时候如果生不下来还得挨上一刀，于是我们选了二十八日这天开刀。

　　二十五日的清晨五点多，我起床上洗手间，感觉下体大量地流水，于是赶紧敲翠英的房门。翠英听完我的描述判定是羊水破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衣物，穿戴齐整地奔往医院。经验丰富的许大夫要我们放松心情，他问我需不需要再选个时辰，我觉得既然是人为的剖腹产，从某种角度来看等于介入了宇宙的安排，况且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已经印证人确实有命也有缘，所以立刻打了通电话请宁培时先生再选一个对孩子最有利的时辰。宁先生建议在下午三点到五点操刀，许大夫泰然自若地请我吃了一顿中饭，下午两点半左右把我推进了手术室。许大夫是我看过的第三位妇产科医师，一见到他的面，我就感觉他对求诊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孩子经由他的手来到人世，应该是相当安全可靠的；我一边吃着中饭，心里一边这样想着。

　　下午两点半左右，医生护士已经围绕在我的四周，驾轻就熟地开着玩笑，进行着各种开刀前的准备工作。不久麻醉师在我的脊椎部位注入麻药，下半身逐渐失去了知觉，这时他们把等待在门外的翠英叫进了手术室。三点前许大夫开始操刀，我的神智完全清醒，听见大夫称赞我的肚皮上竟然一点妊娠纹都没有（其实都在背后）。三点十八分我听见翠英和大夫发出一声惊呼：“怎么会是个女孩？”接着听到了几声嘹亮有力的哭声，等待已久的、总是在晚上十一点后才踢肚子的小夜猫，终于来到了充满着试炼的滚滚红尘。我看着这个强壮结实，满头卷发的女娃儿，禁不住盛赞科技的伟大——不消十分钟，在毫无痛感的情形下，一个生命不必经过产道便顺利地来到人间。然而这盛赞的余音尚未消逝，我却已经尝到了现代科技带来的苦果。

　　第20章 产后忧郁症

　　回到病房后不久，新闻媒体和各方友人开始涌进中心诊所看望我们母女，我感觉自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不但筋疲力尽，还有一股莫名的哀伤从心底涌现。我强打着精神应付来访的客人，等到人潮退去，我开始无法控制地痛哭流涕起来。当时我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这就是产后忧郁症，也不知道剖腹产在下腹横切一刀、破坏了六七条经络，竟然有无法想象的后遗症。洁生的父亲晚上九点左右到医院看我，因为我已经服了安眠药昏昏入睡，所以他留了一张纸条便自行离去。

　　往后三天我的腹部疼痛得无法下床，甚至连腰都站不直。洁生一周内必须待在婴儿室内，我没有任何胀奶迹象，不能亲自喂奶，医生只好替我打退奶针。怀孕期间的生命力和喜悦此刻已经烟消云散，我的意识里布满着产后忧郁的愁云惨雾。

　　第三天的傍晚，翠英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我到婴儿室看望只瞄了一眼就被抱走的洁生。我从护士手中把她接过来抱在怀里。一向六亲无缘的我，看到这个一脸混沌的小生命，眼眶立刻涌出了泪水。那不仅仅是一种母爱的流露，也是被生死轮转的奥秘所勾起的一份敬畏之情。我怀着这份敬重的心情温柔地摸着洁生的小手和小脚，脑海里浮现出童年时母亲说过的一句话：“小孩儿的脚丫才可爱呢！又滑又嫩的，一点褶儿也没有。”母亲随意的一句赞言总能引起孩子满心的欢喜和安全感。看来单亲妈妈和独生女儿的因缘即将重演，我提醒着自己：不能再重蹈错误教育的覆辙了。

　　第21章 与身心灵自疗

　　从中心诊所回到珑山林的新居，开始一个月的产后修补工作——坐月子。洁生由翠英全天候地悉心照料，焱城则自愿留下来陪伴我们。我们的家就像是一个道场，里面的人虽然没有血亲姻亲的关系，却比亲人更懂得互相扶持。

　　在坐月子期间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在瓦解中，因为洗澡时水温如果偏高，浴后就会虚弱地蹲在澡缸旁的瓷砖地上好几分钟都站不起身；心跳的速度令人惊骇，站起身来立刻天旋地转。我扶着墙走到卧室，几乎没昏倒在床上，大约十几分钟后晕眩才逐渐消除。我心里开始怀疑这是剖腹产的后遗症，直到一九九八年的九月琉璃光出版社推出约翰·罗宾斯（John Robbins）的《还我健康》这本书，我才得到了确实的印证。书里引用《沉默的刀》（Silent Knife）里面的一句话供产妇作为参考：“剖腹产使得母亲与孩子在生命联系的一开始就带着明显的失望成分……母亲通常会受到药物影响而变得迟缓、愤怒、沮丧……而婴儿受麻醉药及其他手续的影响，也显得无力与急躁……”此外剖腹产的母亲虐待儿童的比率比正常产的母亲高出了三到九倍，产后忧郁症的时间较长，健康的恢复也比较缓慢。友人告诉我民间有一种说法，自然产完全恢复正常的时间是一年，剖腹产则要四年。我反省当初采取剖腹产的理由，除了医生的建议、羊水先破之外，还有一些是自私的心理因素，譬如怕痛、怕产道破裂得太厉害、怕未知的变化，等等。但人生的抉择是很难逆料的，你虽然避掉了短期的苦，却造成了长期的磨难。

　　四十多年来我虽然饱尝亲子、两性和工作上的哀乐离合，但身体从未真的出现过什么问题，等到身体一瓦解，我才发现最难转化的苦恼原来是那些最具体的问题——情绪、情感、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上的烦恼比较抽象，如果觉察的速度够快够细微，对人性的理解够深，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然而慢性病带来的气血循环不良、长期失眠、消化缓慢、胃肠胀气、头晕目眩、心跳过快、莫名的惊恐、严重的皮肤病变和神经紧张，却不是一时半时能消除的。这些现象非常具体、非常真实，你根本无法说服自己或安慰自己说这些都是幻象，你必须全神贯注地打起精神，毫不怠惰地采取行动，否则你很清楚下一步就要进入死亡的黑洞了。其实死亡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死可以让你暂时偷一下懒，喘口气；活在一个不明所以的怪病中，长期受着煎熬，才是人生最大的挑战和磨难。

　　洁生两个月大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非常令我担忧的情况——周末翠英休假轮到我照顾洁生，我发现自己竟然丝毫没有母爱的感觉。这个敏感的小生命似乎能觉知到母亲的身心都出了问题，她不愿意我抱她，只要一贴近我的身体立刻放声大哭，一哭就是四十多分钟，怎么哄也没用。她的哭声令我原本已经难以承受的忧郁症变得更加沉重，有时恨不得把她摔到地上；我很快地觉察到这个念头，因此没有酿成大错。我深深地体会母亲虐待儿童是极有可能的事，各种因素都会造成这样的不幸，如果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协助母亲照顾我，可能精神受虐的经验会更提早一些。以往我无法原谅母亲带给我那么多的负面影响，等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才体会到爱是有条件的、需要学习的，如果没有高度的觉察力，那么身心的局限、外来的因素和童年记忆所导致的沮丧、不耐烦和无力感，一定会造成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这时我才进一步地体谅了母亲当年的挣扎和有限。为了避免落入恶性循环，我很快地告知翠英我心里的担忧。她是护士，她很了解这种普遍存在但平日里鲜少有人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关心儿童受虐的议题，每次在报上看到那些无辜受虐的孩子总是令我们百感交集，你可以预见这些孩子长大后很可能都是社会治安上的定时炸弹。根据调查显示，大部分的连续杀人犯或强暴犯早期都有各种惨绝人寰的受虐经验。我们自己身边也有一些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朋友，他们的人格都有着显着的自虐和排他倾向，成长的速度也非常缓慢。

　　虽然我们在理性上有了共识，在情感上翠英也十分愿意继续帮助我照顾洁生，但是带小孩实在是令人筋疲力尽的事，两个多月下来，翠英本来就不太硬朗的身体已经快要累垮了。屋子里的两个女人身心状况都不理想，单亲妈妈真不是那么容易扮演的角色。不久翠英已经撑不下去了，两个人的火气愈来愈大，于是她决定回南部休息一段时间。我自己一个人在两手无力连抱都抱不动洁生的情况下，亲自带了她近一个多月的时间，还好焱城下班后回来可以换手由他哄洁生入睡，否则的话我一定病倒的。不久经友人介绍，我找到了一位来自香港的保姆，她一看见洁生就觉得有缘，很快地搬进了珑山林，纾解了我和焱城的压力。我时常从这些出身贫苦的帮手身上看到人类真正的毅力，和一种非知识性的、没有任何包袱的聪慧，从阿珍、阿香到阿霞，她们每个人都是一点就通，无须多费唇舌；那种自小磨炼出来的生存力和落实于生活的勇气，才是我的最佳典范。

　　有了阿香的协助，我开始全神贯注地治疗自己，同时也得面对和观察身心灵在病痛时的各种链锁关系，才能对疾病产生真正的了解。

　　第22章 如如不动的体悟

　　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母亲四十四岁那年怀孕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双胞的胚胎进入了我右边的卵巢，这个胚胎无法长成正常的、活生生的婴儿，转而变成了奇形怪状的畸胎瘤——有时是一个肿瘤里面混着牙齿、头发，或者是一块骨头上面有神经、血管和腺体；它的生长跟荷尔蒙的刺激有关。在我怀孕和生产开刀时，医生都没发现我的卵巢里有任何异样，它后来会演变成一个八公分大的畸胎瘤，想必是产后三年中逐渐增长的。总的来看，产后健康的瓦解有许许多多的因素，我先天的体质湿寒过于敏感纤弱，怀孕生子的年龄已届中年，又增胖了二十公斤，再加上产后居住的环境湿冷，开刀横切破坏了六七条经络（任脉、两条胃经、两条肾经和两条冲脉），长年的饮食习惯偏素而造成了营养不均衡，此外畸胎瘤上有甲状腺，会造成心跳过快及内分泌失衡。这诸多的因素是经过三四年的观察才全盘了解的，一开始调养时我只朝着改善气血不良的方向采取行动。

　　我采取的第一个自疗的行动就是每天都固定运动。懒得动这件事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无法突破的习性，除了闭关十个月里登山健行之外，我的半生中几乎没有规律地运动过，即使是自律动功、瑜伽或其他功法，我也无法持之以恒。肢体的锻炼对我而言是件苦差事，动脑却是获得满足的乐事；这回趁着生病，我决心转化自己趋乐避苦的习惯。

　　于是每天早晨和傍晚在吃完早餐和晚饭前，我开始在社区高高低低的街道上快走；我一边快走，一边配合呼吸步行法（吸气四下、吐气十下）。通常必须走四十五分钟左右，气血循环才能改善。我发现身心真的是一体的，适量的运动能排出体内的湿毒，活化淤血，增强心肺功能，吸进足够的氧气；本来沮丧、低沉和莫名的惊恐因此而转化成一丝的喜悦。我后来阅读大陆杰出中医师孙起元先生所着的《中医治癌八法》（琉璃光出版社），书中论及淤血和痰湿的症候中，都有失眠、不安、忧虑、惊恐、头疼、头重、胸闷、健忘、心悸等等的症状；适量的运动确实能改善一部分上述的症状。

　　运动完毕我回到家里洗一个热水澡，滴一些植物精油（甘菊、玫瑰等）或海盐，放松一下身体，便开始两个小时的静躺（身体虚弱时不适合静坐）。起初我采取的是大字形的仰卧，后来发现这个姿势躺久了身体反而紧张（压迫到脊椎），因此改为右侧卧。人在动态中很难体会到微细的经络走向，一旦静卧下来，经络通畅与否立刻能觉知得一清二楚。我感觉自己的气血已阻塞得如同速度最慢的滴漏——许久才能通过一滴，尤其是左边的三焦经和胆经（右边卵巢的畸胎瘤影响到左边的经络）。一旦觉知到经络不通，心里自然会产生焦虑反应，跟着妄念也会生起。但长年的自我观察已经打好了一些基础，我可以立刻看穿这些妄念只是逃避焦虑和阻塞感的自保机制。其实这些意识活动都是“我”，既然是我，就不必再多出一个观察“我”的监督者——监督者只是二元对立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排斥和抗拒身心真相的一种论断的标准。监督者一旦被看穿，妄念和焦虑感在没有敌手的情况下，很快便失去了蠢动的力量，于是内心自然安静下来。心一安静，身体一定放松，本来紧缩在经络上的注意力便开始扩大。当知觉扩大到没有焦点的状态时，就能听进所有的声音，同时也能觉知到自己的呼吸、能量的振动、皮表的跳动以及如同万蚁叮咬般的奇痒。然而你只是平静地觉知着一切现象的变化，而不生起任何想要改善或调整的欲望；换言之，二元对立的自我活动一旦静止，便只剩下了纯粹的觉知。这时你有一种非常深刻的领悟，原来在所有的病症背后有一个东西是没病的，这个东西目睹着各种的变化，却不随着变化产生波动；它是如如不动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样的观察就是原始佛法的内观，我只体悟到这个如如不动的本体是平等的，一视同仁的，没有分别意识的，它只是冷冷地看着变化多端的万象，丝毫不受影响。三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在体会这个东西，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有它的存在，对病痛的各种症状就开始有胆量承担，喜悦也跟着生起。

　　第23章 直接面对恐惧

　　三年中我除了进行一些另类疗法的实验之外，几乎没有寻求任何人或任何方便法门的安慰，我仍然坚持以直接面对的方式自力救济。即使生理上和心理上随时都有莫名的惊恐，我还是不持咒、不祈祷、不观想、不运用积极思考，因为这些方法真的都是在转移注意力；你会发现，愈是想转移，就愈恐惧。有点像后面跟着一个从荒郊野外跑来的女鬼，你逃得愈快，她跟得愈紧，但只要你一掉转头来面对她，管她长得有多可怕，你的恐惧已经消失了。三年中的第一年过后，在我的坚持下忠诚善良的焱城离开了我们家，出去主持一个灵修工作坊，因为我不能再耽误他的正常生活。一年后翠英养好了身体，又回来帮我照顾洁生，她视洁生为己出，因此洁生会说话之后也称呼她为“妈妈”。逢年过节或是周末，洁生就跟着小妈妈出外玩耍，家里只剩我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心跳过快、经络不通、胃肠胀气再加上莫名的惊恐，还有脸上、头上和颈部发个没完没了的严重湿疹。

　　珑山林的家那时仍然荒僻，后面的水莲山庄还没盖好，一到夜里，外头黑乎乎的，时常有野狗发出见了鬼似的哭声。童年对鬼的恐惧这时全都休耕、翻土、曝了光。尤其是过年期间天气阴冷，许多人都回南部度假去了，社区里益发地萧条，但我还是坚持不找朋友散心。我的牛劲大发，非得看看自己到底在恐惧些什么。每天晚上从八点开始，屋子里的感觉就不对了，十二点以后更是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惊恐感。我一个人从晚上十二点开始静卧，逐渐进入没有焦点的觉知，然后惊恐感渐渐消除，但人还是清醒的，潜意识里似乎在警戒着什么，直到清晨五六点太阳升起了，才能睡一两个小时的觉。就这样我失眠了三年。虽然无法沉睡，但心却很安静，所以白天并不觉得疲倦；我深刻地体会到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于是开始放胆地尝试各种另类疗法。

　　第24章 另类疗法

　　我尝试的第一种另类疗法是台湾董氏针灸放血疗法。主治的林老师是一位态度温柔、医术精准、非常富有同理心的佛教徒。她先以掌诊判断病情，然后以特制的三棱针在我背部脊椎两旁的内脏反射穴位快速地用针刺，再以拔罐器连接高压马达拔出穴位里的淤血，最后以针灸补气治疗。头几个月，我差不多一个星期要放一两次血，每次都能从背部拔出浓稠得如同果冻般的乌色淤血。放完血的那一天我的精神特别畅快，气血循环也有明显的改善，而且并不觉得气虚，但其他朋友放完血后却有晕眩的反应，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每天进行四小时静躺，气自然比上班忙碌的人要旺一些，此外内气早已醒来，并未因开刀而消失，静躺令它再度活跃了起来。当背部的淤血拔得差不多了，督脉的气便开始往上冲（内气也是往上运行的），身体里的湿毒和痰毒快速地往脸部、头部和颈部排出。排毒的路线完全是经络路线，通常是沿着膀胱经、三焦经、胆经、胃经往皮表发出其痒无比的湿疹。这些湿疹很难消下去，必须把它们搓到出血，随着血液排出像痰一般黏着的液体，皮肤才能止痒、结痂、脱皮、愈合。脸部的湿疹严重得几近毁容，下巴和脸颊时常肿得变了形。因为这些部位不能放血，只好由我自行处理。头部和颈部有时一发就是八九个肿疱，林老师必须花费近三十分钟的时间才能拔完里面的淤血。这样的治疗一直持续了三年，我才觉得过了鬼门关。没有林老师这位救命恩人的协助，我想我大概在三年多前就提早离开人世了。

　　当一个原先拥有美貌的人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时，反而有一种卸下沉重负担的松快感，我时常抹了一脸的冰片粉，像个戏台上的丑角一样，旁若无人地在社区里快走。美貌不再是我的负担，却成了旁观者心中的巨石。邻居和友人看见我如同接近麻风病患一般，难掩他们心中的失望、嫌恶和批判。无条件地接纳一个不符合自己标准和理想的人，真的需要深刻的智慧与爱。我的不再完美反而带来了成长的契机，并且放下了肤浅的执着，也使我更能体会人们因理想和标准而造成的压力与紧张。这段期间我发现自己在看人时已经不再落入美丑与好恶，我开始像个医者，仔细地察颜观色。我发现完全没有瑕疵的肌肤并不一定是健康的表征，这可能是一种警讯，提醒我们毒素累积在体内，缺乏排除的出口。

　　除了放血针灸之外，我觉得刮痧也是相当好的自我保健法。所谓的痧，就是穴位里的淤积物，所以放血也叫放痧。这个古老的民俗疗法可以快速改善气血循环，它照顾到的面积比针灸还要广泛。某些人认为刮痧会破坏皮表的微血管，我三年来的实验证实了它的无害，不过力道和工具还是必须使用得正确才行。我后来在“张老师”举办的身心灵成长团体中帮学员们尝试刮痧疗法，竟然目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个个浑身是痧，连长期运动的人也一样，可见现代生活的空气污染和食物污染有多么严重了。此外大部分人都承受了过度的生存压力和各种关系互动的烦恼，我深深地感觉除了身心灵的自疗之外，人类的经济体制、价值和意识都必须改变——强势剥削弱势、贫富不均、对生态环境以及资源的错误运用等，都必须转变成宝瓶时代的“理想国”情境，人类才有出口。人只有把自己每一个层面的病治好了之后，才能提升到利他的整全世界观，否则地球将永无止境地陷落在弱肉强食、剥削竞争、自保排外的部落文明中。

　　除了上述几种疗法，又有人介绍我尝试台湾传统的草药和大陆北派中药。草药一开始很有效，湿疹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好了一半，但是长期下来的疗效就不那么明显了。中药也是一样，头三天喝完由三十多种药材蒸出的汤药，感觉气血循环和情绪都有改变，但是一两个月下来效果开始不彰，这时我意识到食物的因素也需要考量。不久朋友介绍我一位专门整肠清宿便的韩国医师，他运用熟练的腹部按摩促进肠子蠕动，再佐以清肠茶和生食；两个为期十天的疗程下来清除了不少体内的垃圾，心情也出现了明显的喜悦感。生菜配小鱼干和味噌酱，口感好极了，我认为自己可能会一直生食下去；没料到两个疗程结束，我的湿寒体质却更加恶化，不但手脚冰冷、胃肠胀气，而且从早到晚不停地打嗝。中医师告诉我如果再继续生食下去，一定活不长了。他主张我必须吃煮得很熟的蔬菜和白饭，连五谷饭或杂粮我都无法消化，此外一定要避荤腥。我只好把生食又改成了熟食，继续观察自己的变化。

　　友人马文准备参加一次为期七天的断食，我从未尝试过，因此决定和她一同前往屏东，经验一回“饥饿一六八”的感觉。参加那次断食的伙伴有不少是肿瘤或癌症病患，每个人都是久病成良医，各有各的一套养生方法。大家在自己的房间里，从早到晚每隔两个小时就补充一次天然海藻锭、芒果汁、蒸馏水等增加体力的营养品；早晚进行两次温水灌肠，水里还添加咖啡和大蒜汁。头两天宿便尚未剥落，第三四天的早晨，有如羊屎般的黑色硬粒开始排出。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个洗菜的塑胶盆放在灌肠板下面盛接排出来的宿便，甚至还要观察里面有些什么怪东西。第五六天排出的东西像是海蜇皮，有乳白色的，也有淡咖啡色的。宿便的气味真可说是臭气熏天，一整层楼的每个房间里的气味总合起来可想而知有多壮观了。透过这套“大肠管理学”的治疗系统你会认清被一般人忽视的排便问题有多么重要。我听说现在许多三四岁左右的孩子已经出现严重的便秘问题，如果从这么小就开始累积毒素，长大之后肠道里的坏细菌、宿便和过多的黏液一定会在体内形成恶性循环的血液污染，久而久之肿瘤、癌症及各种慢性病势必会一一示现；感冒时排出的痰和鼻涕就是替代大肠排毒的一种清除作用。跃升文化出版的《四季健康法》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保健手册，埃尔森·哈斯（Elson M.Haas）医生结合了中国医学的具体应用及西方医学的知识，教导我们如何配合四季的变化做自我保健，书里有一段提到感冒的起因：“如果你无法有效地处理排泄问题或摄取了超过所需的食物，垃圾就会堆积在大肠内……一般的感冒通常是经由肺脏和静脉窦表现出症状，其实这个问题牵涉到大肠本身以及体内排泄功能的不足。”中医的理论主张肺经和大肠经互为表里，因此肠内的湿毒和痰毒也会影响到肺部。我的父母肠胃功能都不好，我受到他们的遗传从小就容易反胃、感冒，虽然没有严重的便秘，但总没有健康人一天两三回的次数，还好洁生没有遗传到我的体质，希望她永远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大肠管理学”的理论令我联想到：这个世界不知有多少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成功忙碌，但自体已经在宿便的污染下中了毒。人总是舍本逐末的，愈是根本的问题，愈是被忽略。

　　断食期间我的心跳一度高达一百多，几乎快要支撑不住了，可以说是很勉强地撑过了一百六十八小时的饥饿。断食后的进食过程必须十分小心地渐次增量。我在翠英家和马文一起进食，第一个入口的食物就是香蕉，你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食物在体内如何转化成能量；一根香蕉和一点芽菜已经使你恢复了不少体力。我量了一下体重，原先的四十六公斤现在只剩下了四十二公斤，整个人看上去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饥民。我觉得这个养生途径太激烈了一点，不适合过瘦或太虚的人，但是其他的伙伴却个个神采飞扬，显然受益良多。所以结论仍然是，没有任何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的，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途径。

　　第25章 单亲妈妈的省思

　　一九九七年的十月初在荣总进行第二次开刀手术，结果拿出一个如同熬汤的大骨一般的畸胎瘤，上面分布着甲状腺和血管。翠英说看起来很恐怖，像个异形似的，我嚷着要看，大夫说拿去化验了。我住院期间，未满三岁的洁生已经像善体人意的大孩子，忙着帮妈妈拿拖鞋，扶妈妈下地，还想调整病床的斜度。翠英告诉我，她和洁生在观察室等待我恢复知觉时，洁生脸上露出了非常哀伤的表情；在她的记忆里母亲永远在治病、放血和开刀，从这样的境遇里长大，她似乎比一般小孩早熟许多，我总觉得她什么都懂了。想起她满月时拍的那组照片，一张小脸肿得真像个小肥猪似的，现在则是有模有样的小女生了。我记得她两岁半的时候，我和翠英带着她加入了一个远征埃及、希腊和土耳其的旅行团。她小小的身躯挺立在阿蒙神殿的柱廊前，来自世界各国的旅人一个个忍不住地停下来摸她的头，替她拍照；她应该算是当时年纪最轻的观光客了，但颇能适应那种舟车劳顿的生活，沿途大人都累倒了，她照样能吃能睡的。到了土耳其，她一路咬了三名当地的男士；他们看她可爱，忍不住想摸她的小脸，她抓住对方的手臂上去就是一口。我和翠英赶忙向人家道歉，回过头来问洁生为什么要咬人，她说她不喜欢别人摸她的脸。我们从不灌输她自保的观念，但是她天生就有这样的本能。养育者最忌讳抱持先入为主的标准，或坚持把孩子铸造成我们理想的模子，我们只有接受她先天的特质，然后再加以适度的调整。

　　第26章 尊重生命

　　洁生从几个月大便展现了冷静观察人的倾向。访客过去逗她玩，她先不动声色地上下打量一番，等到对方通过了她的检验，才放松地互动起来。她的感官特别灵敏，一岁半就喜欢吃鱼头，鱼刺一根不剩地全吐了出来，偶尔有一根卡在喉咙眼，她竟然不慌不忙地把食指和大拇指伸进喉咙，小心翼翼地拈出刺来，包在面纸里交给翠英。她喜欢玩的游戏和行为举止几乎都像男孩。她梦想自己是超人或洛克人，孔武有力地打败了所有的假想敌。看完灰姑娘的卡通影片，她一点也不认同女主角，宁愿当那个坏姊姊，免得被后母欺负。她的自尊心强，轻轻打一下小手心，便哭得如丧考*，我和翠英很快地认清这个孩子只宜鼓励不宜惩戒。她的占有欲重，竞争心强，安全感也比一般小孩缺乏。我时常近乎谄媚地称赞她，做她的拉拉队长，她却以冷静的小眼睛直观地看进我的内心，立刻看透了我的过火演出。几个月前的某天我自得其乐地听着Joni Mitchell的老歌，疯癫地跳着女巫舞，她一脸百感交集的模样，低着头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要我抱着她共舞。从此以后她每天都吵着要听那张我母亲生前最激赏的唱片。我闭门写回忆录，她跟翠英回南部度假，竟然影响了其他几个孩子，大伙儿每天都要听上好几遍Joni Mitchell的歌。看到别的小孩都有父亲，唯独她的父亲缺席，心中不免有些失落；但是她从不问我“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最近她私下问了一次翠英，翠英说：“回台北之后我们再去问妈妈。”洁生听了突然哭着说：“你不要去问胡因因这个问题啦！”她小小的年纪已经能体恤母亲的为难之处了。一群小不点都叫我胡因因，他们把我看成了跟他们同年龄的玩伴。

　　洁生的父亲经过三四年的成长，现在已经是个负责、能够面对困境的人了。他的叛逆期已过，对其他的异性暂时不再有蠢动反应。我们偶尔通一次电话，交换一些看法与观察，他告诉我他和妻子的关系最近转成了更深刻的默契，我听了感觉相当欣慰。

　　有些人问我孩子的父亲缺席会不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我从自己的成长过程体悟出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个宇宙有一个隐含的、失序中的秩序，我们一旦学会正确的观察方式和面对的勇气，就能体会老子所说的随波逐流的滋味；然而学习的过程总归是充满着艰辛的。其实所有的伤害都来自于苛求、掌控、高压、不尊重、贬抑、漠视等内心的暴力，而暴力的形成往往只是因为有恐惧以及无法开放地经验人生。童年的我曾经拥有过非常宝贵的品质——诚直、善感与开放，但这个残酷的世界不断地打压这些品质，因而造成了许多伤害。人在面对伤害时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叛逆反抗，有的人默默忍受，两者都会滋长更多的内在暴力。只有学会如如不动地透视和深思，才能免于受伤。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首先我必须神智清明地接受孩子的父亲缺席的事实，而没有任何责难、内疚或不平衡，因为上述的反应都是愚蠢和多余的自虐。为了孩子的幸福，我必须治疗自己的身心，只有当我健康时孩子才能直接受惠。身心不健康的父母，真的还不如把小孩交由健康一点的人扶养。接下来我要问自己的问题则是：什么才是爱的教育？我所能领悟出的答案是：尊重她、给她试误的自由、给她自己寻找答案的独立性和空间、教给她观察内心活动和关系互动的方法；当她被这个荒谬的世界熏染时，协助她找回清明的自性；当她跟着众人一起颠倒时，协助她从倒立的状态回归正直；当她叛逆时，要为她指出叛逆之中虽然有某些洞见，但毕竟不是完整的认识。教育真的不是理论，你必须在生活中点点滴滴地注意自己的反应有没有伤害到孩子。虽然洁生只有四岁，但四年的观察已经足以让你认清孩子绝不是一张白纸，她已经具有自己先天带来的习性了。洁生的习性中有明显的争强好胜倾向，如果你有一点穿透力的话，你会看到争强好胜的背后除了恐惧和不安全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当我第一次发现她对其他小孩有残暴的举动时，我心里生起了明显的失望，然而一旦放下那些精神上的理想和标准，你就能冷静地看到人类的基因之中，动物性、人性和神性本是同时存在的；你必须接纳这个事实，如同你接纳自己一般。

　　第27章 恩宠与勇气

　　第二度开刀的前十天，我站在青田街新居的书架前，不经意地从书堆中抽取出肯·威尔伯（Ken Wilber）所着的《恩宠与勇气》。这位超个人心理学界的天才，早在二十三岁便撰写了《意识光谱》这本长青心理学领域最通达、最广博的着作。一九八八年我在纽约搜寻未来将要译介的英文原着时，已经相中了《意识光谱》，回台湾后我曾征询过老孟（孟祥森）翻译此书的意愿。老孟当时的情况和阿德译《宝瓶同谋》的感受差不多，他说他还想多活几年，对此类硬书避之而唯恐不及。译者的辛苦和受重视的程度往往是不成比例的；在台湾以翻译为职业的朋友，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我不想减老孟的寿，因此打消了有计划引介肯·威尔伯思想的念头。

　　我的记忆中，《恩宠与勇气》是Robert送我当礼物而被我束之高阁长达五年的一本书，内容描述的是肯与罹患乳癌的妻子特雷亚（Treya）共同抗癌的心得；我想它也许能帮助我面对十天后再度开刀的不确定感。阅读的过程里，我发现此书竟然整合了二十多年来我曾涉猎过的心理学、灵修与身体的治疗，它不仅仅是癌症病患的经验谈，更是难得一见的有关身心解脱与临终关怀的坦直实录。书中两位主角人物的自我观察和赤裸的剖白，与我在三年谷底经验中的一些深层领悟不谋而合。他们为我搭起了一座通往终极解脱的人性之桥，使我更能了了分明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更能以平等心面对生命的磨难。我开始对威尔伯的知识体系刮目相看。

　　受到克氏教诲的影响，多年来我逐步卸除了知识的铠甲，空手直探意识的深渊。住在珑山林的三年里除了翻译过一本克氏的《自由·爱·行动》之外，几乎没碰过其他的书。那个阶段的我必须集中能量对治身病，此外我仍然保持着“为道日损”的信念；而且我从未接触过任何一位中青代的知识分子，能够如此左右逢源地出入于毕竟空与知识体系之间。威尔伯以惊人的归纳能力综合了心理学、心理治疗、神秘主义与东西方各大宗教的灵修传承，也统合了哲学、社会学、超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与知识史等等，形成了他独创的“大统一场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灵修上的体证已经处在见性阶段。我感觉除了克氏之外，这是第二位我真正想引介给国人的智者，而头一本我想翻译的着作就是《恩宠与勇气》。我接洽了在心理辅导上成绩卓然的张老师文化公司，预定开刀复原后便着手翻译此书。

　　一九九八年元月，张老师文化举办生活探索人文讲座，我和二十位诚恳可爱的朋友每周二晚上聚会三四个小时，开放而深入地分享内心的困惑与隐情。十堂课结束后大家欲罢不能，仍持续着每周一次的聚会，彼此扶持，共同成长。我很清楚地看到，受创治疗者（wounded healer），就是我在后半生要扮演的角色。四十多年来丰富的受创经验和自疗过程，全都成了与学员们分享的宝贵资粮。我引导这群可爱的朋友一层层地深入探索每一个信念背后的真相，我提醒他们要注意观察身体、心智与觉性之间的链锁关系，也帮助他们体会正确的聆听之道。如果我们能安静、耐心而专注地聆听别人的生命经验，就能逐渐领会众生一体的奥义；开放而无惧的分享则是打破自我防卫机制的途径。透过一次又一次不同的主题探索，学员们开始觉察到集体意识中的颠倒与局限，以及自己长期受到的精神污染及暗示。虽然分享的形式必须借助语言和思维，但情绪能量的释放是畅然无阻的；某些主题（譬如孤独、哀伤）特别能勾起大家的创伤回忆。在一个冷漠的都市里，和一群毫无利害关系的友人分享深刻的感受，逐步解脱自我中心的牢笼，建立起自知之明，确实是值得珍惜的机缘。

　　这个阶段的我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张老师文化已经预定一九九八年出版《恩宠与勇气》，我必须尽快着手翻译。我发现开刀后的肠部蠕动非常缓慢，脾胃的功能也很差；能量医学的治疗最显着的功效并不在身体而是在情绪的层次，身体的治疗还是得靠我自己持之以恒地运动和休养才行。然而翻译的工作是静态的，用脑所消耗的能量又大得惊人，况且《恩宠与勇气》绝不是一本容易转译过来的着作，我必须不断地查询书中采用的心理学与医学名词，因此身体非常抗拒这项工作。我翻译了五章之后，发现自己有点支持不下去的味道，时常反胃和头晕，思考的速度迟缓得如同在太空漫步，只好请总编辑王桂花小姐寻找一位合译的伙伴。桂花找到了刘清彦先生救急，清彦以惊人的速度初翻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内文；但是为了统一文气，忠于原作的语调及内涵，起码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必须重译，其他则需要细润。

　　既然坐着写字会反胃，那么就躺着写吧！我把稿纸举得高高的，以红笔一行一行地重译。反胃、头晕，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心理上不抗拒，生理的现象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号泣与狂喜中，随着书中两位主角惊心动魄的磨难与了悟，大死一番地完成了这本书的译作。

　　在翻译的过程里我更深一层地体悟了无拣择的纯然觉察。书中的女主角特雷亚得知自己罹患乳癌之后曾参加过一次葛印卡（Goenka）老师举办的十日禅，她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十天闭关里身心的各种反应及变化。她的描述无形中帮助我进入了相同的状态。翻译工作接近尾声时，报上刊出葛印卡即将来台主持十日禅的消息。不久好友潘爱莉邀我和葛印卡的大弟子达南杰（Dananjey）见面，这位来自印度的心理治疗医师自从体验过原始佛法的内观之后，心理治疗显然在他内心的天平上失去了昔日的分量。我试着与他探讨结合心理治疗与内观的可能性，他的立场似乎相当坚定，他说他的病人接受十日禅的训练，治疗的成效远比心理分析显着得多。我邀请他和我以及李孟浩进行一场“心理治疗与灵修”对话，如果能激起一些洞见，或许可以发表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因此我们也邀了《人间》的主编杨泽一起参与讨论。

　　我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构想，主要是受到威尔伯的启发，他从五年的抗癌经验和十五年的禅修练习中发现，冥想或禅修并不一定能治疗心理的阴影层问题，他认为自己一直都在利用坐禅回避一些心病，特雷亚的癌症带给他的磨难反而是重新纠正这些心病的机会。威尔伯对来访的记者伊迪丝（Edith）做了如下的说明：“……冥想不像心理分析，它不是一种揭露技法，它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消除被压抑的障碍，让阴影部分浮现……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扩大心量，拓展超越自我或个人性的觉知，逐渐引导你去发现神性、自性或纯粹的‘看’。换句话说，冥想和心理治疗针对的是十分不同的意识层面。譬如禅并不是为了消除精神官能症而设计的，你可能发展出非常强的觉察力，但这些精神官能症仍然健在。透过禅你会觉察到自己的心病，它能帮助你和这些心病自在地相处，可是它不能帮助你把这些心病连根拔除……”

　　伊迪丝接着问道：“但是在冥想的过程里被压抑的东西也会爆发出来。”肯回答：“一点也不错。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发生；不过也可能不发生。”我回想自己以往曾经参加过的禅七活动，学员中有的人突然休克，有的人放声大哭，有的人昏睡不醒；我的反应则是腰酸背痛，神经紧张，然而深埋的情绪并没有曝光。长年以来我不断地进行自我观照，但相关的诊断显示出意识深处的创伤还是没有解除，所以我认同肯的看法，我认为揭露心底深处被压抑的障碍应该是身心治疗的基础。有趣的是某些人可以透过心理治疗或工作坊的形式进行自我治疗，有的人却必须自力救济；实验过各种的途径之后，写这本前传的过程竟然也释放了许多深埋于心中的情绪，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第28章 万念俱寂

　　和达南杰进行对话的那两天，我的意识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头一天中午我们在“回留”吃完饭，便开始进行交谈。我察觉自己的身体能量很低，但是头脑非常清明而安静；我可以清楚地觉知到自己每一个意念的本质，也能洞悉眼前三位男士的心态。一开始参与谈话时的兴致还算高昂，但很快地我就看穿了企图说服别人和证明自己的见解正确，背后的心态只不过是虚荣和自卑罢了；内心的驱力在觉性的照妖镜中现了原形，不久便欲振乏力地沉寂了下来。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我大多是处在一种沉寂的状态，很难勉强自己认同或介入杨泽与李孟浩的对话。我的自我感就像一个垂死的生物，它的活动已经欲振乏力。我发现从三年的谷底经验走出来之后，更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

　　第二天早上大家在青田街的家中继续对谈，中午又到旧“回留”聚餐。一整个下午我都处在思维活动止息的状态，眼前五六位友人此起彼落的谈话就像个小型的室内乐团在演奏；我的心中没有任何辨识、批判、抉择、认同或好恶反应，一切只是如如地发生着。晚上爱莉请吃饭，我和念萱及建宇一同赴约。一进入餐厅，看见屋子里坐着一桌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心里生起了一两个批判的念头，很快地就安静了下来；大家自我介绍完毕，便坐下来开始吃饭。我吃着吃着，突然万念俱寂，心中失去了任何想要取悦或参与的欲望，但眼前每个人内心的不安、匮乏、挣扎和想要获得肯定的需求，我都能觉知、同理与接纳。半生以来与人互动时内心的批判、苛求与好恶，此刻如泡影一般完全幻灭。自我的活动一旦止息下来，剩下的便只有在觉知的广角镜中不断生灭的人声和影像了。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毫无疑惑的了悟：这就是平等心了！接着一股无法遏止的同情排山倒海地涌现，一屋子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我涔涔泪下了十几分钟，练习内观多年的爱莉低声对她邀约的商界友人解释说：“因因现在处在一种很深的状态，大家不妨跟着安静一下吧！”

　　葛印卡老师八月一日下午两点在台北来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充当他的即席翻译。在会场上我对这位老师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但会后他告诉爱莉说，他觉得我的修行已经有了某些进展，若是能在内观上下更深的功夫，将会有更不同的体认，我发现他确实是有洞悉力的。我本来准备参加不久将举办的一次十日禅，但是台北、高雄和北京的读书会以及人文讲学把行事历填得满满的，实在抽不出一连十天的空闲时间，只有留待一九九九年再做安排了。

　　第29章 永无止境的探险

　　十月初《恩宠与勇气》终于翻译完毕。特雷亚，这位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高能量女子，长久以来每星期慢跑二十英里路，总是吃生菜沙拉和蒸过的青菜，一直持续而规律地静坐，过着宁静的灵修生活。她好不容易遇见了梦寐以求的男人，三十六岁嫁给长相如同外星人、身高六英尺四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兼超验论者——肯·威尔伯。两个人正准备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想到生命竟然带给他们不可承受的磨难。在癌症的云霄飞车上历经了五年的俯冲与超拔，特雷亚带着脑部三个巨大的肿瘤、肺部六十个肿块、并发的糖尿病、失明的左眼和肿胀的肝脏，每天仍毫不自怜地吞服一百二十多颗药丸，身上背着氧气筒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快走，持之以恒地面对残余的人生，她说：“因为不能再忽视死亡，于是我更加用心地活下去。”她在癌症迅速蔓延的五年中完成了人生情境最残忍的考验。癌症成就了特雷亚的终极解脱与无上的慈悲，也成就了肯无我的奉献。“病痛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奖赏。”人只有学会以不抗拒、不拣择的平等心面对人生各种的考验，方能活出自在、解脱与不可思议的同体大悲。

　　这本书翻译完之后，我们已经很清楚地预见“整合学”将会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演化的导航体系。委尔伯归纳出的九层意识图和四大象限图，我认为是目前所能看到最圆融的客观检验系统。九层意识图帮助我完整地看到自己的成长进阶和目前所处的阶段；四大象限图则令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多年来的演化大多偏向左上角的自我探索，而轻忽了右下角的外在环境和人类体制的发展。此外威尔伯也对“新时代运动”流行的“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观点，提出了非常犀利的检讨，我认为在台湾推动新时代思潮的朋友，应该客观而理性地省思一下过度唯心所造成的偏差。

　　依照媒体刊登的社会调查显示，台湾目前至少有五百万以上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与慢性病息息相关）。层出不穷的性虐待案、谋杀案、强暴案、乱伦案以及因宗教妄想症而导致的新兴宗教乱象，在显示台湾已经堪称“不安之岛”。自从政治解严之后，多元化的资讯开始大量涌入，人们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工具虽然因此而拓展，但精神状态并没有获得改善。我从漫长的自我探索过程中发现，每个人的身心灵都是宇宙隐含的奥秘，如果只是一味舍本逐末地追求物质次元的名利、地位或权势，我们将永远停留在梦游与梦呓的沉睡状态，身心灵的奥秘也将如同古生物的化石隐埋在地表之下，永无揭露之日。

　　探索身心灵的奥秘只有靠自己的实证经验，但实证经验如果缺少了客观的检验系统，如何能辨别真伪与虚实？威尔伯的解答非常中肯：

　　“我们其实和科学家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追求实证，并且相信自己的经验，因为那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工具；否则就会落入恶性循环。基本上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经验，那么我们一定也不相信自己的这份不相信的能力，因为那也是一种经验。所以除了相信自己的经验、相信宇宙不会欺骗我们之外，就别无选择了。当然我们可能会犯错，某些时候经验也会被误导，不过仔细权衡之下，除了跟随它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黑格尔曾经说过：你无法质疑知觉，因为你唯一拥有的工具便是知觉。量子力学诺贝尔奖得主薛定谔的领悟则更进一层，他说：“你认为属于你自己的知识、感觉和选择，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这些知识、感觉和选择乃是永恒不变的，它们存在于所有的人类……不！一切有知觉的生命身上。这句话也许听起来有点不合乎常理，但是你和一切有知觉的生命真的是一体的。你的生命并不是整体存在的一部分，从某种层面来看你就是整个宇宙。”

　　我从亲身经验中领会到，我们一旦转化了自我的障碍、烦恼与局限，就能发现一个更大的我，一个比较不受限的我。这个“发现之旅”是永无止境的探险，人的存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进行这一生一世中的自我探索——从最原始、最粗糙的物化次元，一层一层地转向愈来愈精致的身体、心智、灵魂与灵性的高等次元。传统的宗教组织传递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才是神圣的，自了汉只不过是焦芽败种。受到这个错误讯息熏染的人，往往热衷于利他济世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认识的重要；真相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即使从事于利他的工作，骨子里也可能只是把权力欲或其他的欲望包装成神圣济世的外貌；这样的人只可能剥削他人而不可能带来任何提升。所以克氏一再提醒：你就是这个世界；如果每个人对于身心的认识能清楚一点，这个世界就能进一步地觉醒一些。个人的解脱之道即是利他的菩萨道；自、他根本是不二的。

　　第30章 死亡与童女之舞

　　窗外的那棵独树一格的大叶合欢总是在葱绿的春季落叶，光秃的树枝上残悬着一片片干枯的豆荚。四月底五月初之际豆荚开始脱落，枯枝发出了新绿，消声已久的鸟儿也旧调重啼。我体内的那股愉悦的能量随着安德烈·波塞利（Andrea Bocelli）的《大地之梦》蹿升至头顶。席琳·狄翁（Cline Dion）说过：“如果上帝会唱歌，它一定有副如安德烈一般的嗓子。”洁生与我就在“上帝的歌声”中欣然起舞，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安森林公园。

　　落日余晖中漫步于这个闹区公园，一幕幕普罗大众的生命景象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叹、质疑与联结。时代真的大不相同了，公园里双双颈交的爱侣，在众目睽睽之下光明正大地进入了无人之境。长椅上的那对恋人应该是大学生吧？我心里这样想着。只见那名脸上布满了红豆的男孩儿深情地俯视着仰卧在自己腿上的女孩儿，女孩儿无视于那些红豆以及旁人的存在，迷醉地凝视着她的南国。

　　回忆起二十岁那年的仲夏，我穿着两截式的中空装，脚踩着恨天高，心里充满至福地紧握着Don的手，漫步于西门町的天桥上，但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我们的反应，却如同接近疫区一般。有一个从我旁边擦身而过的外省男子，竟然怀着国仇家恨式的愤怒，大声地对我们叱喝着：“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记得自己完全能觉知那名男子心理上的不平衡，却无法辨认出他已经患了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之病，同时也无法细微地分解出其中的嫉妒、自卑与失望。我当时的欠缺辨识力、易感和对外境的攀缘以及错误的反应，使我在面对暴力的那一刻无形中受到了轻微的内伤。二十多年后的今日，目睹眼前这对爱侣旁若无人的示爱举动，令我不禁生起了祝福与羡慕之情。

　　然而他们的勇气到底是不再受制于集体压力的一种自由的展现，还是缺乏对环境的敏感度？到底是被动情激素全盘掌控顾不了旁人了，还是一种向集体暴力示威的举动？或许只是单纯地没有私人空间，不得已只好在公共空间里觅得一个属于两人的天地吧？还有，别忘了，热恋是可能激起超人般幻觉的。

　　无论真相是什么，不可否认的，台湾确实比以往开放了，人心容纳异己的空间也拓展了。民智在各种启蒙运动中逐渐觉醒，但是多年来被压抑的、被否认的、被漠视的异化问题，也将透过身心的病痛一一示现出来。

　　人心是本自具足究竟圆满的，但是文明与文化的扭曲发展，却在人们的心田中种下了四分五裂的理想、教条、禁令、意见和种种的观念；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就是由这些被视为正常的自我制约所孕育成的。

　　我联想到成长团体中的某些可爱的女性因长期处在暴力的环境里，又缺乏正确的心理教育，所以总是落入不安或自惭形秽的神经过敏反应里；而大众媒体的意见领袖们又无法察觉自己的人格失调倾向，总是振振有词地贩卖着“众人皆错我独对”的呓论。这些现象彰显了人们对于心理和精神状态的缺乏辨识力。

　　当海峡两岸正集中焦点于“统独”问题和二○○○年的“总统”选举时，我却觉得台湾五百万的精神官能症［1］患者、人格失调者（可能也包括领导阶层的人在内）、大陆“文革”期间的身心受创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下一代，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对象。

　　在意识演化的阶梯上，大部分人所热衷的政治派系斗争，只是一种最低阶的物竞天择的活动，还有更精微的以个人身心灵为本的内在次元，正等着真正的勇者去揭露。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宝瓶同谋》中的一句话：“人的历史上不论哪一个时代都有一小群在科学或宗教边缘的独行者，凭借着自己的体验而得知人类终有一天会超越狭隘的‘正常’意识，进一步地扭转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

　　回溯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要是没有那一点先天的逆叛性和质疑探索的勇气，可能早已在父母的心病和众人肤浅的褒贬下丧失了健全的神智。我之所以没有陷入自怜、自欺或自毁，终究学会了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和承担各种因缘和合的过程与后果，必须深深地感恩——感恩所有与我有缘的老师和他们授予的内在知识，以及生活中的各种人事物带给我的启发。这本揭露自己学习与治疗过程的传记，就是对这些恩宠的献礼。

　　我的知觉从思维的次元回返到当下，继续和洁生手牵着手往前漫步。抬头仰望浩然的蓝天，发现树梢歇息着一对鸳鸯鸟，它们细琐而迅捷的动作在缕缕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灵妙。自然是不需质疑，也无需解答的，但误入迷途的人类却需要层层的探索与揭露，才能褪去自我的武装，回归本初的面貌。

　　我低头俯视着洁生粉白细嫩的小脸。童女的诞生象征着母体的大死；生命最深的意义就在自我的死亡中。

　　第31章 后记

　　胡因梦

　　答自己问

　　问：为什么写自传？

　　答：为了整合自己，做一次彻底的揭露自疗，串联起细微的因因果果，假如能因此而利益读者则更佳。

　　问：为什么在四十六岁写传记？

　　答：如果命运之说成立，我可能会活到九十岁，那么四十六岁就成了中途站，不妨做个阶段性的整理，如果命运之说被推翻，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我就走了，此时不写有点辜负诡谲多变的一生。

　　问：写自传的过程有什么发现？

　　答：我发现这本书竟然也是个独立的有机体，它也有自己的力量；它不全然受我的意志掌控。当“我”企图将它导向媚俗的方向时，它会自动扳回到如如的现实；当“我”想炫耀自己逆俗的勇气时，它又开始自省起来。这个角力的过程是我始料未及的新发现，我因此而窥见有为与无为、虚构与真实、小说与传记之间的暧昧性。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还不如改行。

　　问：写自传时有什么感触？

　　答：一个人自囚于不到三十坪的斗室里，历经三个多月的时空穿梭，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坐同样的位置，面对同样的场景，却涉入了四十多年来的感官记忆、情绪记忆与思维记忆，感触可以称得上是波澜起伏。其中最令我抗拒的是童年回忆里父亲内心深处的哀伤。他心底的那个幼小无助的孤儿，曾经不可思议地勾动了我儿时的同理、同情与企图援助的渴望；那是我此生救赎欲望的源头，也是深化我生命经验的驱力，但也是被我压抑得最严重的脆弱。能够和这个最脆弱的部分重新联结，是个惊人与感人的治疗经验。

　　初恋则是另外一个我自认为已经解除而实则不然的意识症结，我发现自己在忆写的过程里仍然有强烈的美感、不舍与遗憾，但是这些强大的情绪能量一旦曝光，执着的力量就消散了；如同一个迷人的彩色泡泡，在阳光下突然破灭。

　　问：写自传时身体有什么反应？

　　答：一开始着手写作时，我察觉后颈喉轮的能量中枢是阻塞的；精神一旦集中，思维活动上了轨道之后，喉轮的气便顺着督脉往头顶运行。有时具体的时间、地点资料不全，必须进行查证，写作的流畅感因此而中断，或者心理上抗拒而不愿进入某种记忆时，我立刻意识到后颈的能量有卡住的现象。这是我头一次清楚地印证喉轮确实是掌管思维活动的能量中枢。威尔伯在《意识光谱》这本书里曾引用亚历山大·洛温（Dr.Alexander Lowen）撰写的《忧郁与身体》中的人体图；图中显示敌意、负面精神状态与退缩倾向，都会引起后颈、颈项和肩部的肌肉紧缩。后来我每天按时服用中药的葛根汤，情况改善了不少。在气功养生法中，“运思”是普遍被采用的法门，例如“禅”本是梵文“禅那”的音译，指的就是运用思维的活动来进行修持，玄奘将其译为“静虑”——沉静地审慎思虑之意。这使我联想起克氏与戴维·博姆在《超越时空》中所谈到的：“脑子必须经常加以锻炼，否则就有萎缩的可能。”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什么身体上的运动，但是整体来看气血循环还算不差，食欲和消化都还正常，比起翻译《恩宠与勇气》时要强得多。我认为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累积了四十多年的心声终于一吐为快；第二，整合中西医理与药理的萧圣扬教授建议我改变饮食习惯，他的建议和嘉楚仁波切的观察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我的体质先天不良，不该一直吃素，应该补充肉类食物；于是我隔一两天就吃一点此生从未碰过的羊肉，结果精气神确有改善，可见没有任何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的。

　　问：有没有想补充的话？你到底属于什么教派？

　　答：受限于传记的时空束缚，有许多整合的理念无法完整而细微地全盘厘清，只好放在未来的着作和有声出版中加以补述了。我不属于任何教派，我只服膺于真理以及诚实面对自己的人。

　　问：这本自传问世后你有什么期许？

　　答：能够如期完成写传的工作，我已经心满意足如释重负，至于后果是什么，就让它在祭坛上发挥观者各取所需的效用吧！

　　问：你今后有什么计划？

　　答：我觉得中国人迫切需要身心灵整合治疗上的研究，希望西方世界的整合学能结合东方古老的观察与验证，然后落实于中土，让饱受身心病苦的苍生获得救赎。这种研究的方向需要心中有宏愿的朋友共襄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