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奇人相遇

　　我很担心我也许没办法谈到葛吉夫的“与奇人相遇”这本书。感谢上帝给我这个附附笔。这本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葛吉夫走遍了全世界，特别是在中东与印度一带。他也去了西藏；不只那样，他还是上一世达赖喇嘛的老师……不是现在这一个，他是个傻瓜，是上一个。葛吉夫的西藏名字是杜杰布，有很多人以为杜杰布是别人。他就是葛吉夫。因为英国政府知道葛吉夫曾经在西藏待了好几年；不只是在那里，他还在拉萨的皇宫住了几年，英国政府不让他留在英国。他原来想要留在英国，但是他被拒绝了。

　　葛吉夫把这本“与奇人相遇”当成一本回忆录。那是他对人生中遇到的那些奇人充满敬意的回忆，那些苏菲、印度神秘家、西藏喇嘛、日本禅僧。我要提到一点，就是他没有把他们全部写进去；他漏掉了许多人，因为这本书要在市场上销售，而它必须符合市场的需求。

　　我不必满足任何人的需求。我不是一个担心市场需求的人，因此我可以说他漏掉了许多真正意义非凡的人。但是不论他写什么都还是很美的。这本书仍然会让我流泪。当某件很美的事情出现时我的眼中就会充满了泪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致上我的敬意。

　　这是一本不应该被研究、也不应该只是被阅读的书。在英语中对于路径这个字并没有相对的字；它是一个印度字，它的意思是你一生中每天反覆阅读同样的东西。它无法被翻译成阅读，特别是在西方你会读一本平装书，而一旦你读完它你就会把它丢掉或者把它留在火车上。这个字也无法被翻译成研究，因为研究是一种要了解文字意义的专注努力。“路径”既不是阅读也不是研究，而是某种更广的东西。它是喜悦的重覆动作，喜悦到穿透了你的心的地步，所以它会变成你的呼吸。那需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而如果你想要了解真正的书、像葛吉夫的“与奇人相遇”这样的书，那种工夫是必要的。

　　那不是一种像唐望一样的虚构事物，唐望是美国的一个叫卡斯塔尼达的家伙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卡斯塔尼达对人类制造了很大的破坏。一个人不应该写灵性小说，因为人们会开始以为灵性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事物。

　　“与奇人相遇”是一本真正的书。有一些葛吉夫提到的人现在还活着；我曾经见过其中一些人。虽然我还是无法原谅葛吉夫把那些最不平凡的人遗漏掉，我却是一个见证者，我可以证明书中那些人并不是虚构人物。

　　没有必要与市场妥协；完全没有妥协的必要。他是一个如此坚强的人，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妥协，为什么他删掉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人物。我曾见过一些被他从书中删除的人，他们告诉我葛吉夫曾经到过他们那里。他们现在已经很老了。但是这本书还是很好，虽然只有一半、不完整，但是还是很有价值。

　　摘自奥修喜欢的书

　　《与 奇 人 相 遇》

　　（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en）

　　本书手稿原以俄文写成，始于一九二七年；其后由作者校定多年。英译第一版由A.R.欧雷基选译，又从俄文多次校订及重译，始成此书。

　　第一章引言

　　第八章埃金·贝

　　第二章我的父亲

　　第九章皮欧特·卡本科

　　第三章我的第一位导师

　　第十章物质的问题 (一)

　　第四章柏格切夫斯基

　　第十章物质的问题 (二)

　　第五章X先生─又称柏格逊船长

　　第六章 阿布銮、耶洛夫

　　第七章尤里·鲁伯维斯基公爵

　　前言

　　葛吉夫大半生都致力于把一套知识体系传授给他的学生，在他临死前不久，他决定出版三本记载自己观念之书的第一本，亦即《万有一切》——或称《魔鬼说给孙子的故事》。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魔鬼说给孙子的故事》要使读者心中兴起一连串不熟悉的想法，以此“无情地摧毁许多世纪以来深植人心的信仰和观念”。在他过世后十年，他的学生决定把他的整套观念公诸于世，这些观念在那之前只有他们自己知晓。

　　至于第二本书，亦即葛吉夫所谓的第二系列作品，一九六０年于法国初版，就是这本以《与奇人相遇》为名的英译本。就如葛吉夫所说，他在这系列的任务是提供“建立新世界之感所需的素材”──这份感觉会使人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一生。

　　在此同时，这本书也以自传体写成，其中包含了我们对于他早年生活以及其知识来源的唯一资料。

　　葛吉夫一开始先描述他的童年，尤其是他父亲的影响，后者是一个口传古文化的硕果仅存者。葛吉夫在少年时期接受卡尔斯大教堂司祭长的指导，同时接受宗教训练及现代科学教育，由那些知道如何培养他体认必要价值的人来教导。及至他长大成人，他想了解人生意义的渴望变得如此炽烈，因而吸引了一群“奇人”──包括工程师、医生、考古学家等在内。为了追寻一套他们坚信过去存在、但如今所有的线索都渺无踪影的知识，他与友人一起探索了中东及中亚一带诸国。

　　葛吉夫和同伴历经重重险阻难关，找到了极少数的人和几个与世隔绝的团体，每一次都获得这套知识的吉光片羽──直到某所学校的大门终于为他而开，在其中他学会如何把一套密意教学的原则兜拢起来。这所学校他只称为“四海兄弟会”，此外并不多谈。从那时起他持续“活出”这些原则，以最严格的内在纪律加以试炼，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

　　葛吉夫也提到他的第三系列作品，称为《真实人生仅在当刻》。他在这系列的目标是“协助一个人想到及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而非他现在感知的虚幻世界。”

　　此刻正准备付梓的第三本书，主要包含葛吉夫对学生的谈话和演讲。在此他展示直接工作自己的方法，指出其中的陷阱，并提出一些方法，以便更加了解个人自我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

　　葛吉夫的工作有很多层面。但是不论他采取何种方式表达，他的声音都是一股召唤。

　　他召唤，因为他深受我们生活的内在混乱所苦。

　　他召唤我们睁开双眼。他问我们为何在此，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服从什么力量。最重要的，他问我们是否明白自己是什么。他希望我们事事存疑。而且因为他坚持，而他的坚持迫使我们回答，在他与我们之间形成一种关系，而这是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将近四十年来，这股召唤如此有力，以致于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找他。但是要见他总是一大考验。在他面前一切态度都显得矫情。不管是太恭谨，或反之太自负，都在第一刻被击得粉碎；只剩下一个面具被扯下的人，在一瞬间展露他的真我。

　　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经验──某些人无法承受。

　　这些人无法原谅他曾看穿他们，等他们一离开他的视线，就大肆为自己辩护。这就是许多不实传说的由来。葛吉夫本人对这些故事觉得有趣。他有时候甚至故意挑拨他们，即使只为了摆脱那些好奇的人，那些无法了解他追寻真意的人。至于那些知道如何接近他，并把遇见他视为一生转折点的人，要描述这场相遇，任何尝试都显得可笑之至。这说明了为什么第一手的资料如此稀有。

　　然而，他的影响力──至今仍在──却无法与葛吉夫这个人分开。因此人们理所当然想要认识他的生活，至少它主要的梗概。为此他的学生觉得出版这本书是正确的，它本来只是立意大声念给一小群学生和访客听的。在此处葛吉夫谈到他一生中最不为知的阶段：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及第一阶段的探索。

　　但是如果葛吉夫谈到自己，也是为了他一生的职志。很显然这并不是一本严格定义的自传。因为对他而言，过往并不值得诉说，除非它能做为范例。在这些冒险故事中他所提示的并非外在的模仿，而是一种面对生活的全新方式，它直接打动我们，也使我们初尝另一层次的真实。

　　因为葛吉夫并不是，也不可能只是一位作家。他另有任务在身。

　　葛吉夫是一位师父。

　　师父这观念在东方为人熟悉，在西方却几乎不为人接受。它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内容非常模糊，甚至可疑。根据传统的概念，一位师父的作用并不局限于言教，更暗指知识的化身，他能以此唤醒别人，凭着自身的存在就能协助他们的追寻。他会为一场经验事先布局，透过这经验一个人能尽可能地活出知识。这就是了解葛吉夫生平的真正钥匙。

　　自从他回到西方后，就不断在身边召集一批人，他们都准备与他投入一个完全致力于开发意识的生活。他把自己的观点传授给他们，为他们的探索加油打气，并使他们坚信，要使自己完整，他们的经验就必须包罗万象，网罗一个人的各个层面。而这就是“个人和谐发展”的真意，也是他多年来努力设立的机构的基础所在。

　　要达成这项目标，葛吉夫必须与种种困难奋力作战，这些困难不仅出自战争、革命和放逐，也包括某些人的无动于衷和另一些人的敌意。要使读者对这场挣扎以及他如何不断以巧计持续向前的情况有所认识，我们在此附录一篇原非打算放在此书的文章。这是某个晚上某人询问他的机构财力来源为何，他所做的回答。

　　这篇标题“物质的问题”的惊人叙述，也许能使读者更了解一位师父的生活，以及他的一切行动都从属于其使命的实现。

　　第一章   引言

　　自从我完成第一系列的写作后已经整整过了一个月──在那段时间中我打算完全用来安歇我个人存在中从属于我纯粹理智的部分。就如我在第一系列的最后一章写道，我已经承诺在这整段时间内绝不提笔写作，而为了这些从属部分的健康着想，将慢慢饮尽所有的陈年卡巴度斯苹果酒（白兰地），透过天意安排这些酒现在都归我所有，摆在普里耶（Prieure）的酒窖中，是由两世纪以前深谙生活真意的人特别酿造的。

　　今天我已决定，而我现在希望──完全不强迫自己，而是刚好相反，带着满心喜悦──再度提笔写作，当然是透过一切相应力量的帮助，这一次也是受到合乎律则的宇宙结果使然，它是第一系列的各方读者对我个人稍来的好意而促成的。

　　我现在计划要对我为第二系列所写的内容，赋予一个能为人人了解的形式，希望这些观念能做为预备的建设性素材，以便在与我类似的人的意识中建立一个新世界── 一个以我之见堪称真实的世界，或至少可由人类思考的各种程度视为真实不虚，而非当代人为自己描绘的虚幻世界。

　　而究其实，当代人的心智，不论智力程度如何，都只能透过那些或是出于偶然或刻意，在他内心引发的各种奇想冲动的资料来认知这个世界。而这些冲动，藉由不断影响流转他内心联想的节拍，逐渐使他的整个运作趋于不和谐，至于它产生的可悲后果，每一位能与日常生活异状的影响力隔开即使一点点、并愿意严肃思考它的人，都不可能不受惊吓──例如，每隔十年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短。

　　首先，为了“思想的摆荡”，亦即为你我的思考建立相应的节奏，我希望多少仿效《魔鬼说给孙子的故事》之书的例子，模仿一位他（她）及我都由衷尊敬的人的思考，而我作品的勇敢读者啊，也许他（她）也受到你尊敬──当然这是如果你有胆量从头到尾读完第一系列的作品。换句话说，我希望在这次写作一开始就介绍一位我们广受爱戴的回教神学家每每每拿撒丁每每每所谓的“微妙的哲学问题”。

　　我希望一开始就这么做，因为我打算在此处以及往后的解说中，大量引用这位贤者的智慧，现在他在各地几乎都受到认可，且根据谣传，“唯一者”这个头衔即将由适当的人选正式赠予给他。

　　而这个微妙的哲学问题，每位只要读到这一章第一段的读者，也许已经从意识中铁定会出现的困惑感知一二，如果他拿自己对于医学的坚定信念与下面这个事实相比，亦即我，《魔鬼写给孙子的故事》的作者，在经历一场几乎夺命的意外后，因为不断努力要把我的思想尽可能清楚传给他人，使得有机体的机能尚未完全回复，在这段时间内的主要休息方式却是尽情纵饮，不但豪饮上述的陈年白兰地，也品尝其他各种劲道十足的酒国兄弟。

　　事实上，要对这个即席提出的微妙哲学问题提供完全真实又钜细靡遗的回答，一个人首先必须对我没能确实履行我对自己提出的职责──亦即喝尽剩余的陈年白兰地──的个人罪愆，做出正确的裁决。

　　重点是在这段我奉命休息的时间内，尽管怀着种种不由自主的欲望，却无法只满足于我在第一系列最后一章所说的那十五瓶陈年白兰地，而得将这神圣的饮品结合另外两百瓶──光是看上一眼就足以心醉──不相上下、称为陈年白兰地（armagnac）的好酒，因此不但我个人能饱尝这整个宇宙物质，也使近年来成为我不可避免的助手群──主要是参与我这些“神圣仪式”的同好──一饱口福。

　　一个人在宣布对我个人罪愆的判决之前，最终必须考虑到从第一天起我就改变以小酒杯喝白兰地的习惯，转而使用所谓的大玻璃杯。而在我看来，我开始这么做几乎出于本能──显然是让正义能够战胜，这在目前的例子亦然。

　　我不知道你如何，勇敢的读者啊，但是现在我思考的节奏已经确立，我可以在不强迫自己的情况下，再度尽情地自作聪明侃侃而谈。

　　在第二系列中，我特别打算介绍并阐述自古以来透过各种里程碑的铭文而流传至今的七大谚语，这都是我在旅途中巧遇并译解的──在这些谚语中我们的远祖陈述了客观真理的某些层面，即使连当代人的理智也能清楚察觉。因此我会从其中一则谚语开始，它除了能做为接下来解说的好起头，也可以成为前一系列最后一章的连结点。

　　这一则我选来做为第二系列写作开头的古代格言，是这样说的：只有一个人知晓如何使受他托管的狼和绵羊都相安无事，才有资格称为人，也才可以指望老天为他准备的任何事物。

　　我们当代的某些饱学之士──当然不是那些在欧洲大陆受教育的人──对于我们祖先这则格言所做的“心理联想式的哲学分析”中，清楚显示“狼”这个字象征人类有机体中整个基本及反射的运作，而“绵羊”这个字则代表一个人情感的整体运作。至于一个人的思想运作，在这则格言中则是以人本身为代表，一个人在有担当的成年岁月中，透过自己有意识的努力以及自愿的受苦，而获得相应的资料，能一再使这两个相异又不相容的生命体和平共处。只有这种人才够格掌握在谚语所说的，上天准备以及预定给人的一切。

　　有意思的是，在亚洲不同部落所惯用的格言和棘手情境的巧妙解答中，依我之见，也有一则相当符合前述那则古代格言要义的脑筋急转弯，其中也有一只狼和一只山羊（而非绵羊）。

　　这个棘手的问题是一个带着一匹狼、一只山羊和一颗包心菜的人，如何把它们从一岸载到另一岸，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的船一次只能载他自己及其中一样东西，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他的直接监视和影响，这匹狼总会吃掉山羊，而山羊总会吃掉包心菜。

　　这个流行难题的正确答案清楚显示，一个人要达成任务，不能全靠每个正常人都应拥有的机智，也必须不懒散、不遗余力，而必须多过河一次以达成他的目标。

　　回到这个我挑选的古代格言，并牢记这个流行难题的正确解答的大义，那么，如果一个人在思考它时不带一丝当代人无谓思想所引起的成见，几乎无法不全心全意承认，任何称自己为人的人都绝不能懒散，而要经常设想各种折衷方案，必须与自己招认的弱点不断挣扎，以便达到他设定的目标：使这两只由他的理智托管、天性上毫不相容的动物毫发无伤。

　　昨天写完这些我称为“为了思想摆荡的自作聪明”之后，今天早上我带着在写作生涯最初两年写就的一份概要，亦即我打算做为第二系列开头的素材，到公园坐下来，在一排古树的树阴下开始工作。等我读了两、三页之后，不禁忘怀周遭的一切，而陷入长考，怔忡要如何继续下去；我就这样坐在那里一字未写，直到天色已晚。

　　我着实沉浸在这些思虑中，甚至一点也没有注意我最小的侄子，也就是特别在我从事任何密集的劳力或心智的工作时，负责使我常喝的阿拉伯咖啡不至于冷掉的那一个，如我事后得知，在那天帮我换了二十三次咖啡。

　　为了使你能够了解我这番思虑的严重性，并在你心里描绘我处境的艰难，那怕只有大概，我必须告诉你我在读完这几页草稿，并联想起我曾经打算做为引言的整篇草稿内容后，我相当清楚，我在无数个无眠的夜晚可以说“焚膏继晷”的内容，在我为第一系列做最后一次修改及增补之后，已经毫无用处。

　　等我明白这点后，大约有半小时之久我经历了拿撒丁所谓的“觉得自己深陷谷底”；而我已经准备听天由命，决定这一章从头到尾改写。但是后来，当我不由自主想起手稿中的其他句子，我想起在某一处为了说明我为何对当代文学采取毫不留情的批评态度，而曾经介绍我在小时候听过的一位睿智波斯老人的一席谈，在我看来，这番话用来描述当代文明的特征实在再恰当不过了。我认为无法剥夺读者知晓这个主题的一席谈话以及巧妙嵌在其中的其他想法，这些想法对于任何一位能够解读的人，为了能正确了解我企图在最后两系列中以每位元寻找真理者都能接受的形式而阐述的一切，可能是极宝贵的素材。

　　职此之故，这些顾虑促使我思考，要如何在不剥夺读者听闻这一席谈的情况下，使我一开始采行的解说形式符合第一系列大幅修改之后所需的新形式。

　　事实上，我在写作新生涯的头两年──这生涯是我不得已采行的──所写的一切已不能符合现在所需，因为当时我以自己才看得懂的概要形式写成初稿，立意把这一切素材发展成三十六本书，每一本书讨论一个特定问题。

　　在第三年我已经开始为这份大纲赋予一个别人也看得懂的说明形式，至少对那些经过抽象思考特别训练的人而言。但是既然我逐渐娴熟把严肃思想藏在诱人又容易掌握的外在形式的技巧，让那些我界定为“只有随着时间才能识别”的思想接续大多数当代人习惯的思想，我改变了历来遵循的原则，与其以量达成这目标，我决定只以品质取胜。因此我着手检阅这篇大要中的内容，打算把它分成三个系列，在最后一稿中再把它们分成几本书。

　　而我今天如此深思熟虑，也许也是因为就在昨天，我的脑海中鲜明忆起了这一则古代的睿智格言：“总是致力使狼吃饱喝足，使羊毫发无伤。”

　　最后，等到天色已黑，著名的枫丹白露湿气从脚下涌起，逐渐穿透我的“英国鞋跟”，影响我的思考，而在我头顶上那些称为小鸟的上帝亲爱小造物，也开始在我光滑平整的头盖骨上引发一阵阵寒意，因此我内在兴起这个胆大的决定，那就是在第二系列的第一章中，在与任何人事物都不相关的情况下，插进这篇我个人深深喜爱、经过润饰的部分手稿，一如当今职业作家所谓的“离题发展”，之后才严格遵守我为这系列写作所订定的原则。

　　而这个解决之道对我和读者都只有好处，因为我可以使已经过度使用的头脑不至于更加劳累，而读者，尤其是读过我先前所有作品的人，也会因为这项离题发展，看到某些凭机缘或多或少受到正确教育的人，对于当今文明人士表现的结果，会产生哪些不偏不倚的客观意见。

　　这份引言本来准备放在第三十本书，当时我曾为它定下“我为何成为作家”的标题，在其中描述我一生中逐渐积累的印象，是它们促成我对这些当代文学的代表者不怎么奉承的看法。关于这点，就如我先前所说，我介绍了很久以前当我还小时所听到的一席谈，当时我初次到波斯，有一天碰巧参加一个波斯知识份子的聚会，在席间谈到当代文学。

　　其中一位发言踊跃的人就是我先前提到的这位睿智的波斯老人──这里的睿智并不是欧洲人的用法，而是亚洲人的理解，亦即不只是知识渊博，也深具素质。

　　他的学养非常丰富，特别熟知欧洲文化。

　　他特别提到一点：

　　“现阶段的文化，亦即我们现在及后代所称的‘欧洲文明’，在人性向善的整体过程中，不过是一个空虚而发育不全的断层。这是因为说到心智的发展，亦即自我完美的主要驱动力，我们文明的同胞并不能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传给他们的后代。

　　“例如，发展心智的一个主要手法正是文学。

　　“但是当代文明提供了什么文学？什么也没有，只除了所谓‘文字卖淫’的发展。

　　“当今文学堕落的根本原因，依我之见，是因为写作的整个重心逐渐不再重视思想的品质以及传达的精确，而只是致力于外表的洗链，或是所谓的风格的美妙──因为如此，终于导致我所谓的文字卖淫。

　　“而事实上你们可以花一整天读完一部长书，却不知所云，只有等你浪费大把时间快读完时，你才发现这种音乐完全建基在一个微不足道、几乎是零的观念上，而那时你已经没有时间完成生活所需的职责。

　　“根据内容，当代文学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所谓的科学领域，第二类包括叙事文，第三类则是所谓的记叙文。

　　“科学书籍通常包括各种早已为人熟知的旧有假设，但却是旧瓶装新酒，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应用到各种新的主题上。

　　“在叙事或所谓的小说方面，它们通常都是厚厚一大本，大多是钜细靡遗描写某对男女如何获得他们‘爱情’的满足──那种因为人性弱点和缺乏意志而逐渐变质的神圣情操，在当代人心中已经完全变成邪恶，然而它自然显现的可能性却是造物主所赋予，以便用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以及为了彼此生活愉快所需的相互道德只持。

　　“第三类书籍则是描写旅游、冒险以及各国的动、植物志。这类作品通常都是由那些根本足不出户，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所写的；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只是让想像力自由驰骋，或是从其他像他们一样异想天开的书籍东抄西凑来的。

　　“今天的作家，对于文学作品的职责和重要性一知半解，只会越来越钻营风格的美妙，有时候甚至发明不可思议的韵文大杂烩，以便获得他们看来协和（和谐或谐和）的美感，因此进一步把他们原已薄弱的作品破坏殆尽。

　　“这话你们听起来也许奇怪，但是在我看来，对于当代文学的极大破坏是由文法造成的，亦即参与我所谓当代文明‘五音不全音乐会’的各民族的文法。

　　“他们各种语言的文法，大部分都是人造的，而且主要是由某一类对于真实生活以及由此演化出的语言都相当‘无知’的人所建立并不断改造的。

　　“另一方面，在过往的古人中，就如古代史清楚显示的，文法总是由生活本身慢慢形成，根据人们发展的阶段、主要居住地的气候条件以及获取食物的首要方法而定。

　　“在当今文明中，某些语言的文法如此曲解作家想要传达的意义，以致于读者，尤其是外国人，都被剥夺了了解甚至几个琐碎念头的最后一丝机会──这是说如果表达方法有异，亦即没有文法时可能了解的。

　　“为了使我刚才所说的更加清楚，”这位睿智的波斯老人继续说，“我将举出一个在我有生之年亲身经历的事件做为例证。

　　“你们都知道，在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中，只剩下我父系这边的一位侄子还活着，他在几年前继承了巴库附近的油田，因此得搬到那里去。

　　“所以我不时会到那里去，因为我的侄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很少能抽身来探望我这位还住在我们出生地的老叔叔。

　　“这些油田的所在地，以及巴库城本身，目前都归俄国所有，后者是当今文明的大国之一，产生了丰富的文学作品。

　　“巴库城及附近居民的种族几乎与俄国人截然不同，他们在家中都说自己的语言，但是为了外在的联系，则被迫说俄语。

　　“我在那里停留期间结识了各色人等，而我为了一些个人需要得和他们打交道，因此决定学习俄语。

　　“我在一生中已经学了许多语言，因此学习俄语对我并不特别困难。不多久我就能操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是当然，就像所有当地居民一样，都带着一点口音，并且有某种风格。

　　“因为我已经多少成为一位‘语言学家’，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此顺带一提，如果一个人仍然以母语或另一种思考惯用的语言来思考，即使他彻底通晓某种外语，也永远不可能以它来思考。

　　“因此当我开始说俄文后，我仍然以波斯文来思考，然后从脑海中搜索与波斯想法相应的俄文。

　　“就这样我开始察觉这种当代文明语言产生的各种不一致，因此有时候我无法准确传达我们思想中最简单也最平常的说法，而这现象一开始令我摸不着头脑。

　　“因为对此产生兴趣，也因为不需再为生活操劳奔忙，我就开始研究俄文文法，稍后并研究其他几种现代语文的文法。然后我才恍然明白我先前注意到的不一致，正是出于他们这些人造的文法，因此我内心逐渐肯定我刚才告诉诸君的话：那就是当代文学使用的语言，其文法都是由那些在真正知识的水准较一般人还低的人所发明的。

　　“为了对我方才所说做个明白的例证，我会指出在我一开始就在俄语中注意到的不一致，有一项引起我对这个问题做了详尽的研究。

　　“有一次，当我以俄语交谈时，一如往常翻译我以波斯文形成的想法，我发现我得用到一个我们波斯人谈话时常常使用的说法，myan每diaram，在法文意指je dis，英文则是‘我说’（I say）。但是我搜索枯肠，却怎样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俄文字，即使到这时我对这种语言已经很熟，几乎知道它在文学中或与各种知识程度的人打交道时所用到的一切字眼。

　　“因为找不到一个能与我们常用的简单说法相应的生字，一开始我当然以为我只是还不认得这个字，因此开始查询各种字典，并询问一些被视为权威的人士，以便找出这个符合波斯文意的俄文字。然而，我却发现在现代俄文中根本没有这个字，（与其如此，他们使用）（而代以另一个字）yah gohvahriou（这个字），（这字）在波斯文中意指myan每soil每yaram，（这）在法文意指je parle，在英文则代表‘我说话’（I speak）。

　　“既然你们波斯人对于吸收文字意义的思考能力跟我一样，我问问你们：当我，或任何波斯人，在阅读当代俄国文学时读到一个相应于soil每yaram的字时，本能上可以毫无不安的把它当成diaram一样的意思吗？当然不能：soil每yaram和diaram──或是‘说话’与‘说’──是两个相当不同的‘经验行为’。

　　“这个很小的例子正足以显示在所谓代表当代文明之花的人士所使用的语言中，其他上千个不一致。而正是这些不一致，使得今日的文学无法成为这些文明代表人士发展心智的手段，以及那些在目前──显然是因为某些常识者所怀疑的原因──被剥夺了视为有教养的幸运，而如历史资料所见证，常被称为落后的人们。

　　“由于当代文学语言的种种不一致，任何人──特别是那些所属种族并非当代文明代表的人──只要稍具正常的思考机能，并能适切表情达意的人，当他们听到或读到任何用法不对的字眼，如上述之例，当然都会根据这个用法不当的字眼来吸收一个句子的大意，因此掌握到与句子原意颇有出入的意义。

　　“虽然各民族掌握文字意义的能力各有不同，但是说到察觉生活过程所建立的（重复性经验行动）（重复经验过的行动）的资料，却都大同小异。

　　“在目前的俄文中缺乏一个能准确表达波斯文diaram的字眼，就足以证实我先前看似站不住脚的说法，亦即我们这个时代中不学无术的暴发户，把自己称为文法专家，更糟的是，周遭的人也这么看待他们，而这些人甚至把生活本身精雕细琢的语言，都成功地转化成德文所谓的低级替代品（ersatz）。

　　“我得在这里告诉诸位，当我开始研究俄文以及其他几种现代语言的文法，以便确定这许多不一致的原因时，我因为颇喜欢语言学，便决定顺带了解俄文的起源与发展史。

　　“我研究它的历史，证明它先前对于生活过程中所建立的（各种经验行动）（所有经验过的行动）都有完全相应的字眼。只有等到这种语言从世纪以来达到相当高度的发展后，却成为‘削尖乌鸦嘴’的对象，也就是说，变成各种不学无术的暴发户自作聪明的物件，因此许多字眼都受到扭曲或甚至完全停用，仅因为它们的共鸣无法符合文明的文法需要。这些字眼中正有我寻找的字眼，它完全符合我们的diaram，在当时被称为 skazivaiou。

　　“有趣的是，这个字甚至被保存到目前，但是只有那些虽然属于俄国，却碰巧隔绝于当今文明影响力的人们，亦即住在远离文化中心的乡村人，才会使用这个字，并用到它正确的原意。

　　“当今语言的人造文法，亦即各地年轻人被迫学习的文法，在我看来，正是一个事实的主因，这事实就是，发展一个健全心智的三项独立要素中，当今的欧洲人只有其中一项──那就是他们所谓的思想，这常是他们个体性的主导因素；然而就如每位具有正常理性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情感和本能，就无法获得真正的了解。

　　“简而言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我实在找不到比‘它没有灵魂’更传神的形容词了。

　　“当代文明已经摧毁了文学的灵魂，以及它所‘临幸’的其他事物的灵魂。

　　“我这么无情的批评现代文明的后果，更有道理撑腰，因为根据远古以来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有明确的资讯显示前代文明的文学确实大有助于心智的发展；而这种由一代传一代的发展结果，甚至在好几世纪之后仍然感受得到。

　　“在我看来，一个观念的精华有时候可以透过生活轶事或格言来传达。

　　“因此，在目前这个例子，为了显示前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的差异，我想利用一个波斯人熟知的轶事，名叫‘两只麻雀的对话’。

　　“这则轶事说到很久以前，有一老一少两只麻雀，坐在某幢高屋的飞檐上。

　　“它们正在讨论当天麻雀之间的‘热门话题’，那是因为回教先生的管家刚从窗户把一个东西丢到麻雀的嬉戏之处，看起来像是吃剩的粥，但结果只是一个切碎的软木塞。几只年纪轻轻尚无经验的麻雀试吃了一口，肚皮几乎胀破。

　　“大伙儿正在议论纷纷时，一只老麻雀突然振起羽毛，摆出一付苦瓜脸，搜寻在羽毛下折磨它的虱子，后者通常寄生于营养不良的麻雀身上；等它找出一只虱子，就重重叹了一口气说：

　　“‘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咱们兄弟不再有好日子过啦。

　　“‘以前咱们常常坐在屋顶上，就像现在这样，安静的打瞌睡，突然间脚下的街道传来一声噪音，一阵轰隆隆的声音，然后很快飘出一阵味道，每个人内心都欢欣鼓舞；因为咱们相当肯定等到往下一飞，搜寻刚刚发生噪音的地方，一定能够满足咱们的基本需要。

　　“‘但是今天啊，照样有一大堆噪音，各种轰隆隆的声音，然后总是会传出一股味道，但是那味道令人几乎无法忍受；有时候，咱们的老习惯作祟，在风平浪静之后飞下去寻找某个实在的东西，但尽管咱们聚精会神，除了几滴令人作呕的焦油外什么也没找到。’

　　“这个故事，就如你们一定明白，指的是旧式的马车和今日的汽车；虽然后者如这只老麻雀所说，产生比前者更多的噪音、轰隆声和气味，但是对于喂养麻雀却一点也不重要。

　　“而如果没有食物，就如你们明白，即使连麻雀都很难养育健康的下一代。

　　“我认为这则轶事对于我想指出的前代及当代文学的不同，是个理想的例证。

　　“当今文明以及前代文明中，文学存在的目的是改善一般的人性，但是在这块园地中──一如当代其他事物──对于我们不可或缺的目的却毫无助益。它都是外在门面而已；例如在老麻雀的故事中，完全只是噪音、轰隆声和令人作呕的气味。

　　“在任何公正的人士看来，只要观察生在亚洲并终老于斯的人，以及在欧陆的当代文明中出生并受教育的人有什么差异，就能证实我这个意见。

　　“许多人都注意到，在今天因为地理及其他因素使然，所有未受现代文明影响的亚洲居民中，情感的发展远比任何欧洲居民还高。而既然情感是常识的基础，这些亚洲人尽管一般常识较为不足，但是对于事物的观察却比当代文明的子民更为正确。

　　“一个欧洲人对于观察事物的了解，完全是透过所谓万能的‘数学资讯’，然而大部分的亚洲人有时候却仅凭情感，甚至只凭着本能，就能掌握观察物件的本质。”

　　这位睿智的波斯老人对于当代文学的演说中，还提到一个目前使欧洲许多所谓的“文化传播者”深感兴趣的问题。

　　他接着说道：

　　“亚洲人一度曾经对欧洲文学深感兴趣，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其内容一片空洞，就逐渐丧失兴趣，现在几乎已经不读了。

　　“他们对于欧洲文学逐渐丧失兴趣，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现代写作中所谓的‘小说’一环。

　　“他们著名的小说内容，就如我曾说过，主要是以各种不同方式长篇大论描述一个当代弊端兴起的过程，而这弊端由于人们的弱点和缺乏意志，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还没有如此远离大自然的亚洲人，凭着意识认出这种在两性心中引起的心灵状态配不上一般的人性，对男性尤其堕落──因此他们本能的对这种人感到轻视。

　　“至于说到欧洲文学的其他旁只，例如科学、描述以及其他指引说明，亚洲人因为还没失去太多的感受能力，亦即离大自然比较近，因此半凭意识以及凭本能察觉作者对于现实一无所知，也对自己所写的主题欠缺真正的知识。

　　“因为这一切，所以亚洲人最初对欧洲文学产生极大的兴趣，之后逐渐兴趣渐缺，最后完全抛在脑后；至于在欧洲人的公、私立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每一天都因增加更多新书而痛苦呻吟。

　　“你们之中许多人无疑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要如何与大部分的亚洲人都不识字这个事实自圆其说。

　　“对这点我会回答，尽管如此，对当代文学兴趣缺缺的真正原因还是在它本身的缺点。我自己就曾看过数以百计不识字的人聚在一位识字者身旁，聆听神圣文学，或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你们当然会说，其中描述的事件，尤其是这些故事，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因此当然听得懂也有兴趣。但是这不是重点。这些文本──我特别是指《一千零一夜》──都是道道地地的文学作品。任何阅读或聆听这本书的人都明白它只是幻想，但却是符合真相的幻想，即使一回回的故事都不是普通人的生活情境。读者或听者的兴趣都会被唤起，对于作者对各行各业人心的了解深感兴趣，而会怀着好奇心追踪这些真实生活的小细节如何一点一滴串起整个故事。

　　“当代文明的需求还产生另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称为新闻报导。

　　“我无法不对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略过不表，因为它除了对心智的发展毫无助益之外，依我之见，还成为当今人们生活的基本罪恶，因为它对人们彼此关系产生有毒的影响。

　　“这种文学形式在近来广为流传，根据我不可动摇的信念，这是因为它比其他一切更呼应了使人意志更行薄弱的弱点和需求。因此它使人们最后一丝认知自己个体性的可能性也都荡然无存，这个体性本身便能导向我们所谓的‘记得自己’──那是自我完美的过程中绝不可少的要素。

　　“此外，因为这些毫无纪律的日常文学，人们的思想机能甚至进一步远离自己的个体性；因此他们内在偶尔觉醒的良心，现在也停止参与他们的思考。所以他们被剥夺了那些先前还能使人过个起玛生活的因素，至少仅就他们的相互关系而言。

　　“大不幸的是，这些一年一年越来越普遍的新闻报导，更进一步弱化人们原已虚弱的心智，使它对各种欺骗和迷惑照单全收，并且远离还算站得住脚的思考，因此与其激发健全的判断，反而引起各种不值的特性，例如轻信、愤慨、恐惧、乡愿、虚伪、骄傲等等。

　　“为了更具体对诸位描述这种新兴文学对人造成的祸害，我会告诉你们几则因为报纸引起的事件，它们在我看来绝对真实不虚，因为我刚巧都亲身参与。

　　“我在德黑兰有一位亲近的朋友，他是亚美尼亚人，在死前不久立我做他的遗嘱执行者。

　　“他有一位儿子，已不算年轻，因为生意的缘故与一大家子住在欧洲某大城。

　　“某个悲哀的晚上，他们全家吃了晚餐之后，全体病倒，在隔日清晨统统死亡。因为我是这家人的遗嘱执行人，我必须赶到悲剧发生的城市所在。

　　“我发现在这起悲剧发生之前，作父亲的连续几天都在一家报纸上读到一家屠宰店的长篇报导，根据报导，它把货真价实的肉品以特殊方法制成一种特殊香肠。

　　“在同时他也在其他报纸上看到这家屠宰店的大幅广告。

　　“最后这一切都使他深受诱惑，虽然他和家人并不特别爱吃香肠，因为他们都在亚美尼亚长大成人，而当地人是不吃香肠的。但他还是出去买了一些，等到那天晚上全家人以香肠当晚餐之后，都受到致命的毒害。

　　“我因为这其中惊人的巧合而心生疑窦，稍后透过一位‘秘密员警’探员的合作，而使真相大白：

　　“原来这是某家大公司以便宜的价钱，向一家出口公司购得大批的寄售肉品，这大批香肠本来准备运往外国，但因为船运延期而被打了回票。为了尽快脱手这整批肉品，这家公司不惜代价买通记者，托付他们在报纸上进行这项邪恶的宣传活动。

　　“另一起事件如下：

　　“我在巴库期间，连续好几天在我侄子买来的一家当地报纸上，看到几乎占了半版的长篇报导，文中对于某位著名女演员的表演极尽歌颂之能事。

　　“因为关于她的报导这么多，而且好话连篇，因此连我这个老人，都可以说被挑起欲望，因此在某个晚上，我把该做的事情摆在一边，改变原来的作息，而到戏院瞻仰这位天人。

　　“而你们猜我看到什么？能多少符合半版报纸对她的赞扬，哪怕只有一丝丝也好？……错了，一点也不是。

　　“我在有生之年曾经见过这类艺术的许多代表者，好坏都有，因此我可以不夸张的说，自己在这类事情上已经被视为一位权威人士。但是即使不考虑我个人对艺术整体的观点，而只从一般的角度来讨论，我都得承认我这一辈子还没看过谁比这位名人更缺乏才能，即使连扮演角色的最基本原则都毫无概念。

　　“她在舞台上的表现毫无台风可言，因此我个人即使想要表现利他风范，也不准这位天人到我家的厨房帮佣。

　　“我在事后得知，巴库一位典型的炼油者，碰巧发了一笔大财，他以大笔金钱贿赂几位记者，并向他们保证如果能成功使他自己的情妇变成名人，赏金还会加倍。那位情妇以前在一位俄国工程师家里帮佣，而他利用与这位工程师的业务往来，把她钓上了手。

　　“还有一个例子：

　　“在一家销路甚广的德文报纸上，不时会出现对某位画家的歌功颂德，透过这些报导我以为这位画家真是现代艺术的奇葩。

　　“我的侄子刚在巴库城盖了一间房子，在筹备婚礼时决定把房屋内部装饰得富丽堂皇。因为他在那一年连续两次意外凿出产量可望增加的油井，这确保他会获得可观的财富，因此我劝他不要省钱，而去延请那位著名的画家来监督房子的装潢，并在墙上画些壁画。如此一来，他已经很高昂的开只，至少还能造福后代，使他们继承这位大师亲笔的壁画及其他作品。

　　“而我的侄子果真照办；他甚至亲自延请这位欧洲的大画家。这位画家很快抵达，还带了一大批助手、艺匠，甚至──在我看来──他的三妻六妾，当然这是根据欧洲人的定义；他不稍耽搁立刻着手动工。

　　“这位有名画家作品的后果呢，首先，婚礼必须延期，其次，得花一大笔钱把一切恢复原状，好让纯朴的波斯艺匠能够以较纯正的艺术技巧重新装饰并上漆。

　　“在这个例子中──为他们说句公道话──记者合力抬捧这位平庸的画家，却几乎漠不关心，只做为同党和质朴的兼职工作者。

　　“在最后一个例子中，我将告诉诸位一个关于误会的悲惨故事，这一次是缘于当代这种特别致命的文学的一位‘自命不凡者’。

　　“当我住在可仁森城(Khorasan)时，有一天我在一位熟人家里遇到一对年轻的欧洲夫妇，很快就和他们熟识起来。

　　“我这位朋友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旅行，在许多国家收集各种资料并做分析，以断定各种烟草中的尼古丁对人类有机体及其心灵的影响。

　　“等他在几个亚洲国家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后，就和妻子回到欧洲，开始撰写研究结果的长篇巨作。

　　“但因为他年轻的妻子，显然因为年纪轻轻，不懂得未雨绸缪，在旅行途中已把他们的盘缠全部用尽，为了能使她丈夫完成这本书，只好到一家大型出版公司的办公室当打字员。

　　“有一位文学评论家常常到这办公室来，在那里看到她，而且据说看上了她，为了逞其兽欲，想要和她发生关系。但是她是一位知道自己职责的好妻子，不肯屈从于他的进犯。

　　“但是当这位‘一个欧洲丈夫的忠实妻子’保住道德情操时，这位可恶的当代人心中，却兴起一股报仇的欲望，与他的兽欲不得满足成正比；因此他透过各种手段使她莫名其妙被解雇。然后，等她的丈夫终于完成这本书并出版后，这位我们时代的溃疡，因为满心仇恨，就开始在他撰稿的报纸以及其他报章杂志上，登出一系列虚假不实的文章，彻底否认这本书的价值，使得它彻底失败──也就是说，没有人对它感兴趣或愿意购买。

　　“因此，由于这种毫无纪律的文学一位没天良的代表，事情走到如此僵局，这位正直的工作者和他的爱妻用尽最后一分钱，甚至没钱买面包，就双双协定上吊自杀。

　　“在我看来，这些文学评论家以作家身份的权威对一般无知好骗的大众呼风唤雨，比所有还流着口水的记者小儿更恶劣一千倍。

　　“我自己认识一位老音乐评论家，一辈子不曾碰过一件乐器，因此对音乐并没有实际的理解：他甚至不知道一般的声音如何，或是‘do’和‘re’音符之间的差别。但是，因为当代文明的怪现状，他不知何故想办法弄到音乐评论家的要职，因此成为一家发行量很大的老字型大小报纸的权威。而当然，根据他不学无术的指点，使读者对于音乐的问题形成不可动摇的定见──那问题事实上应该成为正确了解某一面真相的烽火才对。

　　“大众永远不知道是谁在写稿；他们只知道报纸本身，而这报纸属于一群经验老道的生意人。

　　“为这些报纸写稿的人到底知道什么，或是报纸办公室的幕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读者永远不会知道，只是对报纸上的一切照单全收。

　　“根据我最后坚若磐石的信念──任何思想多少不偏不倚的人也会获得相同的结论──主要由于这种新闻报导，任何企图透过当代文明提供的方法发展的人，在理智上最多能达到‘爱迪生第一项发明’相提并论的机能，至于他内在的情绪，则会发展出如拿萨丁所谓的，‘一头牛最细致的情感’。

　　“当代文明领袖本身的道德及心理发展水平相当低，就像小孩玩火一样，无法知道这种文学对于大众影响的力量和重要性。

　　“根据我研究古代历史所得的印象，前代文明的领袖绝不允许这种异常现象持续太久。

　　“我这个意见或可透过流传至今的真实资料得到证实，这是关于不久前我们国家领袖对于日常文学的严肃态度。在这段时期它被视为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当时巴比伦仍然属于我们，也是世界各地所认可的唯一文化中心。

　　“根据这项资料，当时也有一份每日新闻，以所谓的印刷纸草为形式，虽然数量当然比现在小很多。但是在当时参与这种文学机关的人都是年长及有资格的人，他们的重大优点和可敬的生活事迹人尽皆知；甚至还立有规则这种人被任命时需要宣誓，因此他们被称为发过誓的合作者，就像我们今天有发过誓的陪审团、发过誓的专家等等。

　　“但是在今天，任何妄自尊大的小伙子都可以成为记者，只要他知道如何漂漂亮亮表达自己，以及所谓的写一手好文章。

　　“这些以各种妄自聪明填满报章杂志的当代文明产物，我对于他们的心灵状态变得很熟，一般而言也可以评估其素质，因为我在巴库时曾经连续三、四个月天天参加他们的聚会，也和他们交换意见。

　　“这件事的原委如下：

　　“有一次，当我来到巴库打算和我侄子一起过冬时，有几位年轻人来找他，希望他允许让他们的‘知识份子与记者的新协会’在他家中一楼的一个大房间开会，当初他本来想在那个房间开设餐厅。我的侄子一口答应，从次日起，这些年轻人就聚在一起，主要是在晚间，举行他们所谓的一般会议及博学的辩论。

　　“外人也可以参加这些聚会，所以我常常到那里聆听他们的讨论，因为我晚上通常有空，而我的住处离他们聚会的房间很近。很快的有几个人开始和我搭讪，彼此逐渐培养出友善的关系。

　　“他们大多相当年轻，身材柔弱，一副娘娘腔，有些人的脸孔清楚显示他们的父母要不是酒鬼，就是因为缺乏意志而染上其他嗜好，或是这些脸孔的主人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恶习。

　　“虽然巴库比起今天许多大城市只是一个小城，而且聚在那里的当代类型顶多代表所谓的‘泛泛之辈’，我却毫不迟疑由此归纳出他们各地的同行。而且我认为我有权这么做，因为后来当我到欧洲旅行时，常有机会接触这门现代文学的代表者，而他们都使我留下同样的印象，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只是重要性有别，根据他们喉舌的文字机关，亦即根据他们大放厥词的报章杂志的名声和发行量，或是拥有这个单位及这些文字工作者的商业公司有多健全而定。

　　“他们之中许多人，不知何故，都被称为诗人。目前在欧洲各地，任何能胡诌出一首短诗的人──例如以下范例

　　紫洋槐

　　绿玫瑰

　　伊人的姿态神圣

　　一如萦绕的回忆

　　等，都会被周遭人冠上诗人的称号，有些人甚至把这个头衔刻在他们的名片上。

　　“在当今这些记者和作家中，不知怎的都很有团队精神，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会大力只持并且大肆赞扬彼此。

　　“在我看来，这种特征正是他们传播影响力以及对大众产生虚假权威的主因，也是群众怀着无意识及盲从的逢迎臣服于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一个人若有清明的良心就可以如此称呼他们──之下的主因。

　　“在我提到的巴库聚会中，其中一人会走上讲台，开始念出上述排列组合之类的诗，或是谈到为什么某某国家的部长在一场宴会上会对某一个问题发表这样的看法而不是别的意见；然后演说者多少会以如下的宣称结束他的演讲：

　　“‘我现在要把讲台让给一位当今无与伦比的学人，某某先生，他碰巧因为要事来到我们城里，并愿意赏光莅临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现在将有幸亲耳聆听他美妙的声音。’

　　“然后这位名人走上讲台，就会以如下的字眼做开场白：

　　“‘亲爱的先生女士们，我的同事实在太过谦虚，竟然把我称为名人。’（我必须一提，他根本不可能听到他同事的话，因为他是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而且房门是关着的，当他走进房间时才把门打开，而我深知那房子的音响效果以及大门的牢靠。

　　“然后他会继续说：

　　“‘事实上，跟他比起来，我甚至配不上坐在他身边。

　　“‘这位名人不是我，而是他──他不仅在我们俄国人尽皆知，声名甚至远播整个文明世界。后代一念出他的大名将浑身悸动，也没有人会忘怀他对于人类学习及未来福祉所做的一切。

　　“‘这位真理之神如今处在这座名不经传的小城绝非偶然，如我们所以为的，而无疑是有非常重要、只有他自己明白的原因。

　　“‘实际上他并不是处在我们之间，而是跻身于奥林匹亚诸神之中，’如此云云。

　　“只有等到这一番开场白之后，这位新兴名人才会谈到一些荒谬之事，例如：为何甲国会和乙国打仗。

　　“等到这些博学讲座之后，晚餐就会上桌，伴着两瓶廉价酒；许多人都会把一些开胃点心藏在口袋里，要不是一片香肠就是鲱鱼夹面包，如果不巧被人撞见，他们就会说：‘这是给我家的狗吃的──那只混蛋已经养成习惯，每当我晚点回家就期待我给他东西吃。’

　　“在这些晚餐隔天，当地所有的报纸都会刊出聚会的报导，写作风格简直浮夸到了极点；演讲内容多多少少都记得没错，但是当然不会提到晚餐的寒酸或是偷偷拿给狗吃的一片香肠。

　　“这些就是在报纸上撰写各种‘真相’和科学发现的人，而无知的读者没有亲眼见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如何，就从这些作者空洞的言词中对事件及观点做出自己的结论，而这些作者就一切人类生活而言，都是些不折不扣的病态、毫无经验，又‘不学无术’。

　　“在欧洲各城市中，书籍或报纸文章的作者都是这样没头没脑，极少例外，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遗传以及自身的某些弱点。

　　“在我看来，当代文明许多病态的原因中，毫无疑问的，最主要也最明显的因素就是这种新闻报导，由于它使人类心灵产生道德败坏及致命的影响。使我极吃惊的是，在当代文明中，没有一个政府察觉到这一点，它们虽然把半数以上所谓的政府税收花在警政、监狱、司法机关、教堂、医院等等，并且只付无数公仆的薪水，例如牧师、医生、秘警探员、检察官、宣传者等等，全为了保持公民的忠诚和道德，却没有一个政府花半毛钱来从根摧毁这个导致许多犯罪和误解的最明显原因。”

　　说到这里，这位睿智的波斯老人结束了他的谈话。

　　因此，我勇敢的读者啊，你们也许已经一脚沉到谷底，在我写完这篇演说后──我把它附加于此，完全是因为我认为其中的观点可能深具启发性，也很有用，特别是对那些崇拜当代文明、天真以为它对于使人类理性臻于完美比早期文明还要卓越的人──我现在可以结束这篇引言，并继续重写我为第二系列所准备的文稿了。

　　我抱着使形式尽可能为人了解的目标，开始重写这部分素材，想到我这部分工作应该也要遵循我们伟大的拿撒丁常常采用的一句明智教诲，他是这么说的：“在一切事物中，总是致力同时对别人有益，也使自己高兴。”

　　说到实现我们这位睿智老师训诲的前半段，我一点也无须在意，因为我准备在这系列介绍的观点达成这个目标绰绰有余。但是说到使我自己高兴，这一点我希望楼霅勆前设定的素材赋予一个说明的形式，能使此后我在面对认识我的人时，过一个比我从事写作之前更堪忍受的生活。

　　为了使你们了解我谓的“可堪忍受的生活”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在此说明，过去五十年我抱持某些目的在亚、非许多国家游历，已经使许多人深感兴趣，长久以来我被说成是巫师以及“彼界问题”的专家。

　　因为如此，每个遇见我的人都认为他有权利打扰我，以满足他对这些彼界问题的无聊好奇心，或是迫使我叙述私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或旅行中的某起事件。

　　不管我可能多么疲累，我都得打起精神回答，要不然别人就会受到冒犯，对我不怀好意，每当我的名字被提起，就会说一些话伤害我的活动，并藐视我的重要性。

　　那就是为何我在校定这一系列的手稿时，决定以个别独立的故事来呈现，并在其中穿插种种观点，可以用来回答我经常被问及的问题。因此如果我得再面对这些恬不知耻的游手好闲者，我就可以要他们看这一章或那一章，让他们满足不由自主的好奇心。而在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和其中一些人随口胡诌，一如他们的习惯，因此让我在有意识及尽责地履行生活职责时不可或缺的活跃思想有个喘息的空间。

　　我被各种阶级及“灵通程度”不同的人所问及的问题中，就我记忆所及，下列几个是最常出现的：

　　我曾经遇过哪些不凡的人？

　　我在东方看过什么不凡的人、事、物？

　　人有灵魂吗？它是否不朽？

　　人有自由意志吗？

　　生命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受苦？

　　我相信玄学和降神术吗？

　　什么是催眠、磁学和心电感应？

　　我是如何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

　　是什么引导我走向我的体系，这体系以我之名在机构中实行？

　　因此我将会把这一系列安排成不同的篇章，以回答无数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亦即：我遇过哪些不凡的人？我会在谈及这些相遇的故事中，根据逻辑顺序的原则，安插我希望在这一系列中为人所知的一切观点和想法，好让它们做为准备性的建设教材，同时我也会回答其他我常被问到的问题。此外，我还会以某种顺序安排这些故事，以致于它能清楚彰显出，可以这么说吧，我的自传。

　　在说下去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确切解释“不凡人物”的定义，因为就像所有表现特定观念的说法一样，当代人总是对它产生相对的，亦即纯然主观的看法。

　　例如，一个会耍把戏的人在许多人眼中就是一位不凡人物，但是即使对他们而言，一旦他把戏的秘密被拆穿，他就不再神奇不凡了。

　　对于一位可以被视为、被称为不凡人物要如何定义，在目前为了长话短说，我只会描述我个人会把这种称呼冠在谁的头上。

　　依我之见，能被称为不凡人物的，是具有机智横溢的心智，并知道如何克制出自本性的表现，同时也能对别人的弱点采取正当而宽容的态度，因此脱颖而出，出类拔萃。既然第一位我所知的这号人物──其影响力贯穿我的一生──正是我的父亲，因此我会先从他描述起。

　　葛吉夫识于法国枫丹白露的“人类和谐发展机构”每每每每译按

　　第二章     我的父亲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以及本世纪初年 ，我父亲是个颇有名气的吟游诗人（ashokh），亦即诗人兼叙事者，别称“Adash”。虽然他并非职业的吟游诗人，而只是业余玩票，但是他在有生之年却受到高加索地区及小亚细亚许多国家的人民欢迎。

　　“Ashokh”是亚洲及巴尔干半岛对于当地吟游诗人的称呼，他们创作、背诵或吟唱诗歌、传奇、民间故事以及各式各样的故事。

　　虽然过去这些献身于此道的人几乎都是文盲，儿时并未进入小学读书，却都具有惊人的记忆和敏锐的头脑，在今天看来简直惊人出奇或甚至超凡入圣。

　　他们不但能熟背无数长篇故事和诗歌，也能凭记忆唱出各种不同的旋律，甚至还能出口成章，以惊人的速度为他们的诗歌押中合适的韵脚以及转变节奏。

　　如今具有这些能力的人已经找不到了。即使在我年幼时，人们早已传说这种人越来越少了。

　　我曾经亲眼目睹这些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吟游诗人，他们的面容都深深嵌在我的心版上。

　　我有幸与他们照面，是因为我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去参观这些吟游诗人的比赛。来自波斯、土耳其、高加索、甚至土耳其斯坦部分地区的英雄好汉都群聚一堂，在大批人群面前较劲即兴作诗及歌唱的能力。

　　比赛的方式通常如下：

　　某位由抽签选出的参赛者会率先开始，即兴唱出一首旋律，向他的同伴提出某个宗教或哲学上的问题，或是某个为人熟知的传说、传统或信仰的意义及缘起，另一人就需同样以歌曲回应，以他自己的即兴旋律唱出来；而这些即兴的旋律，在调子上总是要应和先前唱出的谐和音以及真正音乐学上所谓的“  流动回音”(ansapalnianly flowingecho)。

　　这一切都以诗歌唱出，主要是用土耳其－鞑靼语，亦即上述各有方言的地区的共通语言。

　　这些竞赛通常为期数周，甚至数月之久，最后会颁发奖项及奖品给那些大众评定为最杰出的歌手，奖品由观众提供，通常是牛群、地毯等等。

　　我目睹过三次这样的竞赛，第一次在土耳其的梵恩城(Van)举行，第二次在亚塞拜然的卡拉巴克城（Karabakh）举行，第三次则是在卡尔斯（Kars）地区的苏巴坦(Subatan)举行。

　　在亚历山卓普(Alexandropol)及卡尔斯，亦即我童年时的居住地，我父亲常常受邀参加人们晚间的聚会，许多认识他的人都会赶来聆听他的说书和歌唱。

　　在这些聚会中他会应在场者的要求，吟诵某个他熟知的传说或诗歌，或是以歌曲唱出不同角色之间的对话。

　　有时候一个晚上说不完一个故事，听众会在隔天晚上聚在一起继续聆听。

　　在周日及假日的前一晚，因为我们隔天不需要早起，我父亲就会对我们这些孩子说故事，要不是关于古代的伟人或奇人，就是关于上帝、自然及神秘的奇迹，而末了他总会以《天方夜谭》的某个故事作结，他知道这么多故事，简直可以夜夜告诉我们一个故事，直说到一千零一夜为止。

　　我父亲诉说的各种故事在我一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中有一个故事在我日后不下五次成为一个“精神化因素”，帮助我理解那不可思议之事。

　　这个在日后成为我“精神化因素”的强烈印象，是某个晚上，我父亲吟诵并歌咏“洪水前之洪水”的传说时，他和一位元朋友对这个主题展开的一场讨论。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我父亲因为情势所迫，不得已成为一个职业木匠之时。

　　他的这位友人常常顺道到木工房来看他，有时候他们会整晚坐在屋里，苦思古老传奇及谚语的深意。

　　他的朋友不是别人，正是卡尔斯军事大教堂的司祭长波尔许，此人即将成为我的第一任导师，他是我目前个人特质的打造者及创造者，也可以说是“我内在上帝的第三层面”。

　　那天晚上他们展开讨论时，我刚好也在木工房，我叔叔也在，那天晚上他刚从邻村来到城里，在邻村他拥有一个销售产品的果菜园和葡萄园。

　　我叔叔和我一起坐在墙角柔软的刨木屑中，静静聆听我父亲吟咏巴比伦英雄吉嘎美许(Gilgamesh)的传奇，并解释它的意义。等我父亲唱完这篇传奇的第二十一曲，这首歌说及某位Ut每Napishtim告诉吉嘎美许洪水

　　摧毁苏如帕(Shuruppak)的故事，讨论就此展开。

　　这首歌唱完后，我父亲停下来为烟斗加烟丝，并说他认为吉嘎美许的传奇是来自远比巴比伦人古老的苏美人，而这个传奇无疑正是希伯来圣经中大洪水故事的起源，也因此成为基督教世界观点的基石；只是某些地方的名字和细节有所更动。

　　这位司祭长神父开始反驳，举出许多相反的资料，两人唇枪舌剑越辩越烈，甚至一反平常，在遇到这种场面时会要我上床睡觉。

　　我叔叔和我也对他们的争辩深感兴趣，我们就躺在柔软的刨木屑上一动也不动，直到天色大亮，我父亲和他的友人终于结束讨论，互道再见。

　　第二十一曲在那天晚上被反覆提起不知多少次，早已嵌在我的记忆中。

　　这一曲如此唱道：

　　我将告诉你，吉嘎美许，

　　神祗的一个悲伤奥秘：

　　有一次，众神聚首，

　　决意以洪水淹没苏如帕之地。

　　眼神清澈的伊阿，未对父亲阿努置一辞，

　　也未对君主，伟大的恩里尔提起，

　　亦未对欢乐的散播者，能穆入说起，

　　而召来他的儿子乌巴拉每塔特；

　　对他说：“为你自己打造一艘船；

　　带着你亲近的人，

　　以及你想要的虫鱼鸟兽；

　　神祗心意已决

　　要淹没苏如帕之地。”

　　在我年幼时，这两位正常活到老的人对一个抽象主题的讨论，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我个体性的塑造产生正面的影响。这份个体性我直到日后才察觉，亦即在欧战爆发之前；此后这份印象便成为我上述的精神化因素。

　　对于我理智及情感联想的首度冲击，导致了这份觉知，它发生的经过如下：

　　有一天我正在阅读某本杂志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有人在巴比伦的废墟发现一些石板，上面刻的铭文据学者肯定，至少有四千年之久。这本杂志也刊出这些铭文及译解──它正是英雄吉嘎美许的传奇。

　　当我发觉这正是我在幼年时常聆听父亲吟咏的传奇，特别是当我读到文章中第二十一曲的解说几乎与我父亲熟背的歌曲和故事一字不差时，我的内心涌现如此深刻的兴奋，我的整个未来命运几乎都系于此。而且我也震惊地发现，这个传奇千百年来由吟游诗人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然而直到今天几乎原封不动，这一点最初着实令我想不透。

　　在这次事件之后，当我终于明白在我幼年时，我父亲的故事对我潜移默化形成了良好的结果──在我内心结晶成一个精神化因素，使我能够理解表面上不可思议之事──我常常懊悔太晚才看重这些古代的传奇，赋予我现在才了解它们具有的深意。

　　我还从父亲那里听过另一个传奇，也是与“洪水前之洪水”有关，在这一次事件后也对我产生极为特殊的意义。

　　这个传奇同样以诗歌叙述，说到久远以前，远至最后一次大洪水之前的七十个世代（一个世代为一百年），在那个沧海曾是桑田、桑田曾是沧海的年代，地球上兴起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心点是从前的汉尼岛（Haninn），它也是地球本身的中心点。

　　我从其他的历史资料发现，汉尼岛大约就是今天希腊的所在地。

　　早期洪水的生还者是前伊马斯顿兄弟会的某些修士，它的成员自成一个阶级，遍布全球各地，但是中心曾在这个岛上。

　　这些伊斯马顿修士都是饱学之士，研究许多学科，包括占星术在内。就大洪水之前，他们散布世界各地，以便从不同地区观察天文现象。但是不管他们彼此距离多远，却都保持定期联系，以心电感应向中心报告一切事情。

　　为此，他们利用所谓的女巫，以她们做为接收装置。这些女巫在出神状态中，会无意识地接收并记录各地的伊斯马顿修士传输的资料，根据资讯传输的方向，再以四个大家先前同意的方向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对于由小岛东方传来的资讯，她们会由上而下书写；从南方传来的资讯则会由右至左书写；从西方（来自亚特兰提斯岛过去所在之地，亦即今天的美国）传来的资讯会从下至上而写；从现在欧洲之地传来的资讯则会由左至右书写。

　　既然我在纪念父亲的这一章中，顺带提及他的朋友，亦即我的首任导师司祭长波尔许，我认为理当描述这两位正常活到老的人，如何把培养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成为有担当的人视为自己的义务，而今透过他们对待我的不偏不倚的尽责态度，成为我本质中“内在上帝的两面神性”。

　　他们的程式，如我后来所了解，实在是发展心智与追求自我完美的原创方法。

　　他们把这方法称为kastousklia，这个词似乎源自古亚述语，显然是我父亲撷取自某个传奇的。

　　这项程式如下：

　　他们其中一人会出其不意丢出一个问题，显然天马行空；而另一人则会不慌不忙、镇定而严肃地答之以逻辑上说得通的答案。

　　例如，有一天晚上我在木工房时，我未来的导师不请自来，当他一走进房内，就问我父亲：上帝现在在何处？

　　我父亲正经八百地回答：“上帝现在正在萨里卡梅许（Sari Kamish）。”

　　萨里卡梅许是俄国及土耳其先前边界的森林地带，长满了高耸入云的松树，在高加索地区及小亚细亚一带名闻遐迩。

　　司祭长听到这个答案后，再问：“上帝在那里做什么？”

　　我父亲回答说上帝正在那里建造高梯，并在梯子顶端系上幸福，好让个人及整个国家都能爬上爬下。

　　这些一问一答的语调都非常正经而安详──就好像其中一人询问今天马铃薯的价钱，而另一人回答今年马铃薯歉收。日后我才明白在这些一问一答之下藏着多么丰富的思想。

　　他们常以这种模式对谈，乃至于从一个陌生人看来这两位老人早已丧失神智，他们之所以还逍遥化外，只因为别人错没有把他们关进疯人院而已。

　　许多当时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谈话，日后当我碰到类似的问题时却变得意义非凡，直到那时我才了解这两位老人的一问一答蕴藏着多么深厚的意义。

　　我父亲对于人生目标的看法相当简单而明确。我年少时他屡次告诫我，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努力应该是对生活培养一份内在的自由，并为自己准备好安享晚年。他认为这个生命目标是如此必要而不可或缺，每个人都应该心领神会，不需故作玄虚。不过一个人要达成这个目标，却必须从小到十八岁之间获得必要的资讯，以便坚定实现下列四项诫律：

　　第一项：敬爱自己的双亲。

　　第二项：保持贞洁。

　　第三项：对外在一视同仁，彬彬有礼，不论人们是贫是富、是朋友或敌人、有权有势或身为奴隶，也不论他们的信仰宗教为何，但是内在却要自由自在，绝不过于相信任何人事。

　　第四项：喜爱工作本身，而非其报偿。

　　因为我是长子的缘故，我父亲特别宠爱我，也对我造成深远的影响。

　　我俩之间的关系，我与其把他视为父亲，倒不如说是对待一位兄长；而他，透过经常与我交谈并告诉我许多精彩的故事，大有助于我兴起诗情的意象和崇高的理想。

　　我父亲出身一个希腊家庭，祖先是拜占庭的移民，为了逃避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对他们的迫害而逃离家园。

　　一开始他们迁到土耳其的中心地带，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其中包括替那些为我祖先带来大批财富的牲畜寻找更适宜的气候和更好的牧草地，他们搬到黑海东岸，来到今天称为甘梅什可汗领土(Gumush Khaneh)的小城近郊。再后来，在土俄战争不久前，因为土耳其人百般迫害，他们又从那里迁到乔治亚。

　　我父亲在乔治亚与他的兄弟分道扬镳，搬到亚美尼亚，在亚历山卓普安顿下来，它刚由土耳其文的“岗立”改名。

　　当我父亲与兄弟分家产时，获得在当时算是丰厚的财富，包括好几群牛只。

　　我父亲搬到亚美尼亚一两年后，他所继承的财产，却因为一场人力无法挽回的天灾而尽付流水。

　　这件事是由下述的情况引起的：

　　当我父亲带着一家人、他的牧羊人及牛只在亚美尼亚定居时，他是当地最富有的牛只主人，根据当时的习俗，比较贫穷的家庭很快把自己小群的有角动物和其他牛只归他所管，并在产季时从他那里换取一定数量的奶油和乳酪。但是当他的牲口因为这种交换而累积到几千头时，一场牛瘟却从亚洲传来，席卷整个高加索地带。

　　这场大规模的牛瘟来势汹汹，不到两个月所有的动物都呜呼哀哉；只有一小群牲口侥幸活了下来，而这些幸存者也都骨瘦如柴。

　　因为我父亲在接管这些牛只时，根据习俗也同时承揽各种意外的保险──甚至防备它们被吞进狼口，而这种事经常发生──因此在这场意外后，他不但失去自己的全部牛只，更被迫变卖所剩的财产以偿还其他人的牲口。

　　职此之故，我父亲从原本的财主一夕之间沦为贫民。

　　我们家在当时只有六口，亦即我父亲、我母亲、一直希望在最年幼的儿子家终老的祖母，以及三个孩子──我自己、我弟弟和妹妹──我是最年长的，当时我大约七岁左右。

　　因为财产尽失，我父亲必须找份生意来做，因为要维持这一家子，尤其是曾经过惯阔绰生活的家人，实在所费不赀。因此，在收拾好先前丰厚的残存家当后，他开了一家木材堆置场，而且根据当地的习俗，附设一间木工房，制作各种木制品。

　　但是从开张的第一年起，因为我父亲一辈子没有做过生意，因此毫无经验，使得木材堆置场亏损连连。

　　最后他被迫出清木材堆置场，只守住那间木工房，专门制作各种小型木器。

　　我父亲事业的第二次失败是发生在第一次灾难的四年后。这时我们一家住在亚历山卓普，那时俄国人占领了邻近的要塞小城卡尔斯，正在快速重建市容。

　　眼见卡尔斯似乎有赚钱的好机会，再加上我叔叔已经在那里做起生意，不断游说我父亲把木工房迁到卡尔斯去，我父亲就一个人先过去，然后再把一家人接过来。

　　等到这时我家已经增添了三个“转化食物的宇宙装置”，亦即我三个人见人爱的妹妹。

　　等我们在卡尔斯安定下来后，我父亲先送我到希腊学校念书，但是很快又把我转到俄国的市立学校。

　　因为我学习的速度很快，不需多少时间就做完功课，所以一有空闲就到木工房帮助父亲。不久之后我甚至招揽了一群自己的主顾，一开始是我的玩伴们，我为他们制作各种东西，例如手枪、铅笔盒等等；然后我逐渐进阶到更重大的工作，在别人家里从事各种小规模的维修。

　　即使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却对这段时期的家庭生活记得一清二楚；而在我记忆中常常呼之欲出的，就是我父亲在遭逢不幸的打击时内心一直保持泰然自若，不受外在所影响。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当时他为了纷至遝来的不幸咬牙奋斗，但是在他遭逢苦难时，却一直保持一个真正诗人的灵魂。

　　因此，在我看来，在我孩提时代虽然物质极度缺乏，但是我们家里却一直保持着不寻常的和谐、爱意以及互相帮助的意愿。

　　因为我父亲天生能在生活的细节中寻求美感的激励，因此一直是我们大家勇气的泉源，即使在家庭最灰暗的时刻也不例外；而且，他的无忧无虑也感染了我们，使我们产生上述的欢乐情绪。

　　在描写我父亲的当儿，我实在不能不提及他对于所谓“彼岸问题”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他抱持着非常独特、却又简单至极的看法。

　　我还记得上一次去看他时，曾经问他一个刻板的问题，这是过去三十年来我与那些能让别人另眼相看的不凡之士照面时，总会提出的特别探问。换句话说，我问他──当然是以我为这种场合事先做好的准备──请他告诉我，言简意赅，不需故作玄虚，他对于人是否有灵魂以及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有什么个人看法。

　　“我要怎么说呢？”他回答。“说到一般人相信人类理应具有灵魂，以及它在人死后能独立存在并且轮回，这一点我并不相信；然而，在人一生中‘某种东西’却真的能在他内在形成：这一点我却坚信不移。

　　“就如我对自己解释，一个人生来具有某种属性，多亏这种属性，在他一生中某些经验会在他内心形成某种物质，而‘某种东西’会逐渐从这种物质形成，能够获得几乎独立肉体而存的生命。

　　“当一个人死后，这种‘东西’并不会立刻随着肉身消亡瓦解，而会等到它与肉身分离很久以后。

　　“虽然这种‘东西’的成分和构成肉体的物质并无二致，但是却具有更精细的质地，而且，我们也必须推测，它对一切知觉也更为敏感。在我看来，这种对知觉的敏感就像──你还记得，你拿那位笨头笨脑的亚美尼亚妇人桑多所做的实验吧？”

　　他说的是多年前当我回到亚历山卓普时，当着他的面所做的一项实验。当时我把形形色色的人引进深浅不同的催眠状态，以便能了解造诣高深的催眠师所说的“敏感度外化”或“在远距离转移痛苦感”的种种细节。

　　我进行的方式如下：我把黏土、蜡及非常细密的火药混合作成一个人偶，略似我即将引入催眠状态的灵媒，这种心灵状态即是从远古传到我们今天的一门科学中，所谓的“失去自发力”，而根据南茜学派的当代分类，则相应于催眠的第三阶段。然后我以橄榄油及竹子油均匀抹在某个灵媒身上的某一部位，然后把灵媒身上的油刮下来，涂抹在其相应人偶的同样部位，然后准备阐明这个使我感兴趣的现象的种种细节。

　　使我父亲大吃一惊的是，当我拿一根小针戳刺人偶涂油的部位时，灵媒身上相应的部位也开始扭曲；而当我稍加用力戳刺，灵媒身上相同的部位竟然渗出一滴血；而他特别惊讶的是，等到灵媒回复神智，接受询问时，竟然毫无记忆，并且坚称她毫无感觉。

　　因此当时目睹这项实验的家父，现在则以此举例说：

　　“因此，同理，这种‘东西’在一个人生前和死后，直到它瓦解消失前，会对周遭某些行动有所反应，也不能自外于它们的影响。”

　　我父亲在我的教育上，套句我的话说，坚持某些“持续的要求”。

　　他这些最显着的要求之一，在日后对我产生无可辩驳的良好结果，不只我自己心知肚明，就连那些在我浪迹各处蛮荒、寻求真理时所接触的同伴也都注意到。那就是在我童年时，亦即一个人内在形成影响他成年后种种冲动的年纪，我父亲会在每一个合适的场合采取必要措施，使我内心不会产生挑剔、反感、神经质、恐惧、胆怯等冲动，而是对通常引发这些冲动的一切事物形成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父亲秉持这种目标，偶尔会把青蛙、虫子、老鼠或其他会引发类似冲动的动物偷偷塞进我的床里，他也要我把无毒的蛇抓在手上，甚至和它们玩耍，诸如此类。

　　他对我持续不断的要求中，我记得有一点最引起我周遭成人的忧虑，例如我母亲、我婶婶和我们最年长的牧羊人，那就是他总是逼迫我黎明即起，那正是一个孩子睡得最甜的时候，然后走到喷泉边，让冷水泼溅全身，之后再裸身奔跑；如果我想反抗他从不让步，虽然他对我非常仁慈也很疼我，却会毫不留情地惩罚我。日后我常会为了这一点想起他，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如果不是因为这种训练，日后我绝不可能克服跋涉时所遭遇的各种艰难和险阻。

　　他自己过着几近学究般的正规生活，为了遵循这种规律他对自己毫不留情。

　　例如，他习惯早睡，以便次日一早就能展开他已经拟定的事务，对此他从无间断，即使在他女儿婚礼的当夜也不例外。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一九一六年。当时他已经八十有二，仍然非常健朗，新近长出的几丝白胡须几乎察觉不出来。

　　隔年他却溘然长逝，但不是寿终正寝。

　　这场让认识他的人同感哀悼，而我尤感哀戚的事件，是发生在人类上一次周期性的精神异常之时。

　　当土耳其人攻击亚历山卓普时，我们一家人被迫逃难，他却不愿意让家园任由造化拨弄，结果在保护家产时，他被土耳其人打伤，不久就过世了，由某些刚好留在那里的老人埋葬。

　　他所写下或口述的各种传奇及歌曲文本，在我看来会是最合适他的纪念物，却在我们不断被抄家时全数遗失──这对于能思考的人士都是一大不幸；然而，也许透过某种奇迹，几百首他曾录在留声机唱盘上的歌曲，可能还保存在我留于莫斯科的什物中也说不定。

　　如果这些唱片无法被找到，那些重视古老民俗的人将会视为一大遗憾。

　　依我之见，如果我在这里引述一些我父亲在谈话时经常引用的“主观谚语”，将能在读者心版上鲜明勾勒出他的个人特质及才智。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项有趣的事实，我本人及其他许多人都注意到，那就是每当他在谈话时引用这些谚语，听者无不觉得恰当，但如果由其他人引述，却会显得引据失当，荒谬无稽。

　　他的一些主观谚语如下：

　　无盐，就无糖。

　　灰烬来自燃烧。

　　教袍是用来掩饰愚人的。

　　他低低在下，因为你高高在上。

　　如果牧师往右转，教师必定向左转。

　　如果某人是懦夫，那证明他有意志。

　　一个人的满足不是来自食物丰盛与否，而是缺乏贪欲。

　　真理就是良心得以安息之处。

　　如果没有大象也没有马匹──甚至驴子也神勇起来。

　　在黑暗中虱子比老虎更糟。

　　如果一个人的身上有“我”存在，那么上帝与魔鬼就无足轻重。

　　一旦你能扛起它，它就成了世界上最轻盈的事物。

　　来自地狱的使者──一双款式时髦的鞋子。

　　世界上的不幸来自女人自作聪明。

　　“聪明”的人其实很笨。

　　看不到自身不幸的人最幸福。

　　老师是启蒙者；那么谁是笨驴？

　　火能烧水，但是水能灭火。

　　成吉思汗很伟大，但是我们的员警更伟大。

　　如果你是第一，你的妻子就居第二；如果你的妻子第一，你最好是零：如此一来你的母鸡才会平安无事。

　　如果你想要富有，就和员警打交道。

　　如果你想要名气，就和记者打交道。

　　如果你想要充实──和你的岳母吧。

　　如果你想要和平──和你的邻居吧。

　　如果你想要睡觉──和你的妻子吧。

　　如果你想要丧失信仰──就和牧师一起吧。

　　要进一步刻画我父亲的个人特质，我得描述他天性中的一个倾向，那是当代人身上很少看到的，而认识他的人对此莫不吃惊。正是由于这个倾向，使得他因为穷困而不得不开始经商时，他的生意如此惨淡，以致于他的朋友和那些和他在生意上有往来的人都认为他不切实际，甚至在他的行业中不够灵活。

　　而究其实，我父亲为了赚钱而从事的各项生意，到头来总是出了差错，一点也没有别人获得的成果。然而，这并非由于他不切实际或是缺少这行业的才智，而只是这个倾向在作祟。

　　他本性中的这个倾向，很显然是从小就养成，我将之界定如下：“对于从他人的无知及恶运中求取自身的利益，从本能上感到深恶痛绝。”

　　换句话说，我父亲因为非常正直而诚实，绝对无法把一己的幸福筑在邻居的不幸上。但是他周围的人，个个都是典型的当代人，却利用他的诚实而蓄意欺骗他，因此无意识地贬低了这项心灵特质的重要性，而它正界定了我们天父为人类所制订的种种诫律。

　　说实在的，下列这段圣典之言目前广为各地宗教引用、以此描述我们日常生活的异常以及提供实际的建议，用它来描述我的父亲实在再理想不过了：出击──以免你被打击。

　　但是如果你不出击──他们就会把你打死，如席德的山羊 一般。

　　虽然他常常身处于非人力能控制、导致各种人类灾难的事件中，尽管他总是遭逢周遭人们如柴狼一般的不齿表现，他却从来不灰心，不与任何事物认同，内心一直自由自在，保持本色。

　　对于自己的外在生活缺乏周遭人视为优势的一切，他的内心一点也没有受到干扰；他总是安于一切，只要他在特定的冥想时刻有面包和宁静就好了。

　　最令他不悦的莫过于傍晚时，当他坐在户外凝视天上繁星时遭到打扰。

　　就我自己而言，现在我只能全心全意的说，我渴望自己能达到像他晚年一般的境界。

　　因为我所不能控制的情势使然，我无法亲眼看到我父亲长眠的坟墓，在未来恐怕也无法造访。因此，在结束献给我父亲的这一章时，我吩咐我的儿子们，不管是出于血缘或是精神所系，一有机会就去找出这个孤坟，它因为所谓群居本能的人类灾难而被遗弃在天涯一角；找到后在那里立下一个石碑，刻上如下的铭文：

　　我是你

　　你是我

　　他是我们的

　　我俩都是他的

　　因此但愿大家

　　都为了我们的邻居着想

　　第三章 我的第一位导师

　　如同我在前一章所提过的，我的第一位指导老师是波尔许司祭长。当时，他是卡尔斯军部附属大教堂的司祭长，也是那块新近被俄国征服的土地上最高的精神领袖。

　　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他成了——可以这么说吧——“构成我现今个体性的（第二层因素）（第二因素）”。

　　当我就读卡尔斯市立学校的时候，要塞教堂合唱团的唱诗班正在我们学校选拔团员。我因为有一副好嗓子而被选中。从那以后，我就到这所俄国人的教堂唱歌和排练。

　　这位仪表堂皇的老人对这个新的合唱团很（有兴趣）（热衷），主要是因为那一个合唱团所唱的神圣颂歌都是由他谱曲。他常常来看我们练唱，而且因为很喜欢小孩，对我们这些小团员极为和善。

　　很快的，为了某种缘故，他开始对我特别好，或许因为以一个孩童而言，我有一副特别的好歌喉，甚至在一个大型合唱团中唱第二声部还显得突出。或者只是因为我很调皮，而他恰巧喜欢那种小坏蛋。总之，他开始对我愈来愈（有）（感）兴趣，甚至开始帮助我准备学校的功课。

　　那年年底，我因为得了沙眼，整个礼拜都没去教堂。司祭长听说了这件事，便亲自来我家，还带了两位眼科军医同来。

　　他们到访时，我父亲也在家。医生们为我检查了以后，决定派一位助手每天为我做两次硫酸铜灼烧术，并且每三个钟头为我涂一次金药膏。医生们走了以后，这两位老人家便很自然地攀谈了起来。尽管他们在步入成年前的准备阶段时，生活情况完全不同，却抱持几乎相同的人生信念。

　　从这第一次会面之后，他们便亲近起来。此后这位老司祭长常到我父亲的木（作）（工）坊来，坐在柔软的刨木屑上面，喝着家父为他冲（泡）的咖啡，两个人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着，主题涉及各种宗教和历史。我记得每当我父亲谈到有关亚述人的事物时，司祭长就显得神采奕奕，兴味盎然——关于亚述人我的父亲知道得很多，而当时为了某种缘故，波尔许对此特别感到兴趣。

　　波尔许神父当时七十岁，长得高而瘦，面容俊秀，体格纤弱，但精神强韧而坚定。其知识的渊博，使他显得与众不同，而他的生活和观念与周遭人也相当不同，因此被认为是个独特的人。

　　而的确，他的外在生活——或许仅仅因为这项事实——也令人觉得他很特别：虽然他相当富有，并领有大笔俸禄，又有权住在特别的寓所，但他仅在大教堂守卫的房舍占用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而他的助理祭司，虽然俸禄比他少得多，却住在配有各种舒适设备、包含六到十个房间的寓所。

　　他过着非常僻静的生活，很少跟周围的人打交道，也不走访相识的人。当时，他不允许任何人进他的房间，除了我和他的传令兵之外；而当他不在时，那名传令兵也不准进他房间。

　　除了秉持良知善尽职责之外，他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科学研究上，特别是天文学和化学；有时候为了休息，他就研究音乐，拉拉小提琴或谱写赞美诗，其中有几首在俄国成了名曲。

　　这些在我面前谱就的赞美诗中，有好几首我在多年后偶然从留声机中听见，例如：“喔，您全能的神！”、“平静之光”、“光荣归于您”等等。

　　司祭长常常在傍晚，在他和我父亲都完成一天的职务之后，来看我父亲。正如他所说，为了“不使人陷于诱惑”，他总是将他的来访安排得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因为他在城里拥有很崇高的地位，几乎每个人看见他就知道他是谁，而我的父亲只不过是一名单纯的木匠。

　　有一次，当我在父亲的木工房时，司祭长谈到了我，以及我的学业。

　　他说他看得出我是个能力很强的孩子，因此他觉得让我待在学校拖个八年，只为了得到一纸三年级的证书，实在毫无意义。

　　而事实上，当时市立学校的课程安排得相当荒谬。这学校包含了八个年级，学生被迫一年读一个年级，到了最后却只得到一纸相当于中学最初三年级的证书。

　　这就是为何波尔许神父强力劝说我的父亲让我离开学校，在家里受教育，并答应亲自教我某些功课。他说，如果我将来需要一纸证书，只要在任何学校考一个同等学力的试就好了。

　　经过一番家庭会议之后，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离开了学校，而从那以后，波尔许神父接管了我的教育，亲自教我一些科目，也为我挑选其他老师。

　　最初，这些老师都是等待接受神父资格的候选人：波诺马连珂和克雷托夫斯基都是神学院毕业生，当时在教堂担任执事，等着军中牧师一职出缺。还有一位物理学家苏可洛夫也为我上课。

　　波诺马连珂教我地理和历史；克雷托夫斯基教我圣经和俄文；苏可洛夫教我解剖学和生理学；数学和其他科目则由司祭长亲自执教。

　　我开始用功读书。

　　虽然我相当有才干，学习对我来讲轻而易举，但我还是找不到充裕的时间来准备那么多学科，很少有片刻的闲暇。

　　有很多时间是花在奔波于老师们的家之间，因为他们都住在不同的行政区；到苏可洛夫老师的家路途特别遥远，他住在查克马克堡垒的军医院那儿，离城大约有三、四哩远。

　　我的家人最初有意让我成为教士，但波尔许神父对于一位真正的教士应该如何，有相当独特的看法。

　　根据他的理念，一位教士不仅要能照顾其教区民众的灵魂，还要能了解身体的病况，并知道如何医治。

　　依他之见，一位教士的职责应该含括医生的职责。他说：“医生如果无法接近他的病人的灵魂，就不能真正对病人有帮助；同理，如果一个教士不同时是医生，就不会是个好教士，因为身体和灵魂是互相关连的，如果病因在另一方面，往往不可能医好这方面。”

　　他赞成我接受医学教育，但不是一般意义下的那种教育，而是依据他的了解，怀抱如下的目的：成为一名肉体的医者，以及一位灵魂的牧者。

　　然而我自己却倾向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生活。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有制造各种器具的性向，所以我梦想成为工技方面的专家。

　　因为最初并没有确定我要往哪方面发展，所以我同时准备成为教士和医生，这也是因为这两方面有一些共同科目。

　　事情就这么进展，而我，因为应付得来，（便）两方面同时发展。我甚至找到时间阅读各种主题的书；这些书要不是波尔许神父给我的，就是偶然落入我手中的。

　　司祭长神父在他负责执教的科目上，对我下了密集的功夫。下课之后他常常让我待在他那儿，给我茶喝，有时候要我唱唱他刚谱好的赞美诗，以人声来验证编曲。

　　在我经常而长时间的造访中，他会和我长谈，内容或许是我刚刚学完的功课，或者是非常抽象的问题。渐渐地，我们之间开始发展出一种可以像平辈朋友一样对话的关系。

　　我很快就习惯跟他相处，刚开始时对他的羞怯之感已经消失无踪。我涸束昄抱持无上的敬意，然而有时候我会忘了自己，开始跟他争论——尽管这一点不曾触怒他，就我现在所了解，甚至还让他高兴呢。在我们的对话中，他常常提及性的问题。说到性欲，有一次他说了如下的话：

　　“如果一个年轻人还没成年前，就满足他的性欲，哪怕只有一次，那么曾经发生在历史人物以扫身上的事，就会发生在他身上：仅仅为了一碗浓汤，就卖掉自己的长子继承权，亦即他一生的福祉；因为一个年轻人如果屈服于这种引诱，那怕仅仅一次，也将失去此生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的可能性。

　　“在成年期之前满足性欲，就像把酒精到入摩拉伐利的‘玛渣’ ，甚至只要倒进一滴酒精，整桶‘玛渣’就会变成醋，永远酿不成酒；在成年以前满足性欲将使一个年轻人变成怪物。但成年以后的人要怎样就都可以了；正如‘玛渣’——当它已经变成了酒，那么你倒多少酒精进去都可以，它不但不会变坏，而且随你要它成为怎样的烈酒都行。”

　　波尔许神父对世界、对人，都有一套很原创的想法。

　　他对于人是什么，以及人存在的目的，都和周遭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也和我所听过或从书上看到的大相迳庭。

　　我（会）（将）在这里提出他的某些想法，以勾勒出他对人的了解以及期望。

　　他说：

　　“人未成年之前，不须为他的任何行为负责，无论那行为是好是坏，是出于本愿抑或是不由自主，只有他身边那些有意或偶然间承担起为他来日‘有担当的生活’（成?独立）作准备的人，才要为他的行为全权负责。

　　“人类的青少年时期，无论男女，都是为了使那最初成形于母亲子宫内的胚胎逐步进展，而在有朝一日完全长成。

　　“从这时候起，也就是说，从他发展过程完成的那一刻开始，人就要为他所有出于本愿或不由自主的行为表现负起责任。

　　“根据大自然的法则——这法则是纯粹理性的人透过几世纪的观察，所阐释并验证过的——发展过程的完成，男性在二十至二十三岁之间，女性在十五至十九岁之间，各依生长地方的地理条件而定。

　　“依过去的智者所说，这些年龄的区间是大自然依据法则订定的，用以获得独立人格，并为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但很不幸地，在目前它们几乎不为人所知。依我之见，这主要是由于当代教育对于性的问题采漠视的态度，而性的问题却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关于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点，以当代人而言，大部分已经成年或甚至过了成?期的人，可能都没有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乍看之下这似乎很奇怪，但依我的看法，却是合乎法则的。

　　“此一荒谬现象的主因之一就是：在这个年纪，当代人大多缺乏一个类型相称的异性，是自身类型要完全成长不可或缺的；因为类型本身是个‘未完成品’，这原因和人无关，而是由那‘伟大的律则’所致。

　　“在这个年纪，人的身边如果没有一个与他类型相称的异性，让他尚未完成的类型成长完全，他因为自然律的驱使，无法不寻求性欲的满足。当他和一个与他不相称的类型接触，缘于两极法则，他在某些方面会受到这不相称类型的影响，因而不知不觉失去了他的类型所应发展出来的个体性。

　　“这就是为何在成长为一个能负责任的人的过程中，每个人的身旁都必须有一个类型相称的异性，使双方能在各方面完全成长。

　　“这一项必要的需求，特别受到我们通晓天理的远古祖先所了解。为了产生一个多少正常的共生情境，他们把精挑细选相称的异性类型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大多数的古代民族甚至有这种风俗：在男孩七岁而女孩八岁时，为他们挑选相称的类型，或说是订婚。从这时候起，这两个来日要结为亲家的家庭，便互有义务协助两个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养成一致的习性，例如倾向、热中的事物、品味等等。”

　　我也牢牢记着在另一个场合中，司祭长神父所说的话：

　　“为了让一个人在应负责任的年龄能够成为真正的汉子，而不是寄生虫，他的教育必须基于下列十个原则。

　　“打从孩子年幼时，这些原则就必须根植于他的心中：

　　确信不服从便要（受处罚）（受罚）。

　　有功才期望获奖赏。

　　爱神——但不用在乎诸圣徒。

　　虐待动物要感到良心痛悔。

　　（不敢）（害怕）让父母和师长伤心。

　　不怕魔鬼、蛇和老鼠。

　　要能因为自己所拥有的而知足常乐。

　　要因为对别人失去善意而感到难过。

　　要有耐心忍受痛苦和饥饿。

　　要及早努力赚取自己的面包。”

　　在这位令人敬重的当代伟大人物（临）过世之前，很不凑巧，我正好不在他身边，不能为他致上最后一次敬意，我感到非常遗憾——这位我忘不了的老师、我的第二位父亲。

　　在他过世多年之后，某个星期日，一位卡尔斯当地人不识的陌生人来到这里的大教堂，请求为教堂墓地上一座被人遗忘的孤坟作一整台的殡葬弥撒；这使大教堂的神父和神职人员觉得诧异和好奇。他们看着这位陌生人如何强忍住眼泪，然后慷慨付了神父一笔钱，不看任何人一眼，便吩咐车夫驰向车站。

　　安息吧，亲爱的老师！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或正在实践您的梦想，但您所给的诫律，我此生还不曾违背。

　　第四章  柏格切夫斯基

　　柏格切夫斯基，或又称艾弗利希神父，迄今仍然健在，而且有幸成为埃辛(Essene)兄弟会总修院大主教的助理主教——埃辛兄弟会距离死海岸边不远。

　　根据某些推测，这个兄弟会创始于基督降生之前一千二百年，而耶稣基督便是在这个兄弟会中接受他的第一次启蒙。

　　我初遇柏格切夫斯基，或艾弗利希神父时，他还很年轻，刚刚结束他在俄国神学院的课程，担任卡尔斯军中大教堂的职事，等待受命成为神父。

　　他来到卡尔斯不久，就应允我的第一位导师波尔许司祭长的要求，取代克雷斯托夫斯基，成为我的老师——克雷斯托夫斯基是另一位神父候选人，几个星期之前刚接到任命，将到波兰某军团上任军中牧师，柏格切夫斯基便接任他在大教堂的执事一职。

　　事实证明柏格切夫斯基是一个很好相处、很和善的人。他很快便获得大教堂中所有神职人员的信任，甚至另一位神父候选人波诺马连珂也不例外——波诺马连珂粗鲁无文，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老粗，跟谁都处不来，柏格切夫斯基却和他处得很好，甚至和他住在一起，就在军中消防队旁的公共花园附近。

　　虽然我那时年纪还小，却很快和柏格切夫斯基成为好友。我一有空就去看他；如果下午有课，我常在下课之后留下来，或是准备功课，或是听他和波诺马连珂以及常常来访的熟人谈话。有时候我会帮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经常来访的人当中，有一位是陆军工程师，名叫佛西斯拉夫斯基，他是柏格切夫斯基的同乡。另一位是炮兵军官，也是爆破专家，名叫寇兹敏。他们在煮茶的铜壶四周一坐，就会天南地北聊起天来。我总会注意聆听柏格切夫斯基和他朋友的谈话。

　　那时候我大量阅读各类希腊文、亚美尼亚文和俄文的书籍，因此我对很多问题都很感兴趣。但由于我年纪尚小，自然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他们的意见对我而言很具权威，而且当时我也因为他们学历比我高而对他们敬重有加。

　　顺带一提，这些人聚在我的老师柏格切夫斯基家里，以聊天排遣在那个遥远又无聊的边城的单调生活，而就是他们的谈话，唤醒了我此生对于抽象问题不曾稍减的兴趣。

　　因为这项兴趣在我的人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我往后的生活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又因为那些挑起我这项兴趣的事件，其发生时期正好属于我对柏格切夫斯基回忆的一部份，所以我将在此稍加驻留。

　　某次，在一场那样的谈话当中，兴起关于降神术的热烈讨论；除了其他神秘现象之外，他们谈到了当时到处都为之着迷的灵动术。那位陆军工程师一口咬定，这种灵动术是由神灵的参与而发生的。其他人否定这一点，而将它归因于别种自然力，像磁力、引力，以及自我暗示等；但是没有人否定事实本身的存在。

　　就像平常那样，我凝神倾听；他们的每一项见解都令我深感兴趣。虽然我已经“天南地北”读了一大堆书，这种事我还是头一次听闻。

　　这场关于降神术的讨论在当时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一个心爱的妹妹才刚死不久，失亲的伤痛还没完全愈合。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她，并且不自觉地兴起死亡和死后生命的问题。那个晚上他们所说的，似乎应和着我一直不自觉地思考、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谈到后来，决定用一张桌子来作实验。这个实验需要一张三只脚的桌子，而房间的角落里就有一张。但做这种实验的行家，也就是那位陆军工程师，却不用它，因为那张桌子　面有铁钉。他解释说，用来做这种实验的桌子不可以含铁，于是他们派我去问问邻近的一位照相师。当我发现他正有一张这样的桌子，便将它带了回来。

　　当时是晚上；我们关上了门，熄了灯，就把我们的手以某种方式放在桌上，然后开始等待。

　　没错！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们的桌子开始移动，而当那位工程师问起我们每个人的年龄，它便用一只脚点出我们的岁数。它如何点地，又为什么那样点地，我完全不能理解；我甚至不曾打算对自己解释。那浩瀚而未知的领域在我面前打开时，给了我多么强烈的印象！

　　我所听见、看见的，是那么深深地撼动我，以至于当我回到家以后，整个晚上以及第二天早上，都在想着这些问题，我甚至决定在上课时请教波尔许神父。我真的向他发问，并告诉他前一个晚上的对话和实验。

　　“那全都是荒唐！”我的第一位导师说道。“别去想，也别去碰这种东西。想想看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过个起玛的生活，学那种东西就好了。”

　　他忍不住又说：“算了吧！你这个小蒜头，”——这是他最爱对我说的称呼——“想想看，如果神灵真的能够用一只桌腿点地，那意思就是说她们有某种物理力量。如果她们真有那种力量，为什么要用桌脚点地这么白痴、又这么复杂的方式跟人沟通呢？她们应当能够经由人们的触觉或其他方式表达她们所要说的一切呀！”

　　虽说我很看重这位年老导师的意见，我却无法不加批评、照单全收他断然的回答，尤其是我觉得比较年轻的指导老师和其友人受过神学院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训练，或许会比那位在科学尚未如此发达的年代受教育的老人家懂得更多。

　　职此之故，尽管我对这位老司祭长敬重有加，但在某些比较玄的事物上，我却怀疑他的观点。

　　我的问题就这么悬着；我读着柏格切夫斯基、司祭长以及其他人给我的书，希望能为我的问题找到答案。然而我的课业不允许我对其他无关的问题思考太久，因此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忘了这个问题，把它抛到脑后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跟每位老师——包括柏格切夫斯基在内——努力学习，只有在假日时，才偶尔到旧友簇居的亚历山卓普去探访叔叔；我去那儿也是为了赚钱。我总是需要钱供我个人花费：买衣服啦，买书啦等等，偶尔也资助某位家人，他们当时都很缺钱。

　　我到亚历山卓普去赚钱，第一点，因为那儿认识我的人都把我看作“万事通”，老要我为他们修理东西：张三要我修个锁、李四要我修个表、王五要我用当地石块凿一个炉灶、赵六要我绣个靠垫作妆奁，或摆在客厅作为装饰品。简而言之，我在那儿有许多顾客，也有许多活而可做。

　　以那个时代而言，他们付给我的工资算是很好的了。其次，我之所以到亚历山卓普去赚钱，也因为在我青稚的想法中，我在卡尔斯是处在“有学问”、“高尚”的人群中，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工匠，或怀疑我的家庭缺钱用，因此必须让我当一个卑微的工匠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深深伤着我的自尊心。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复活节的时候照例来到离卡尔斯只有六十哩的亚历山卓普，跟我的叔叔一家人同住。我和叔叔很亲；他最疼爱的一直是我。

　　到访的次日，在吃晚餐的时候，我的婶婶对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是：“听着，小心别发生意外！”

　　我吓了一跳。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我问她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自己也不怎么相信，”她说，“但是一个算命的算了你的命运，有一些已经应验了，我怕其他的也会应验。”接着她便告诉我：冬天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半痴呆的依昂–阿修卡·马迪若思一如往年，来到亚历山卓普。不知何故，我的婶婶心血来潮把这个算命半仙请到家里，要他预测我的将来。他预言许多我将遭遇的事，根据她的说法，有一些已经应验了。然后她指出在这段期间一些的确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是感谢上帝，”她继续说，有两件事还没发生：第一件，是你身体的右侧会长一个大疮，另一件是你将遭枪炮之灾。所以，你到了人家射炮弹的地方，要非常小心哪！”她如此作结，并声明她虽然不相信那个疯子，我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她的话令我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我身体的右侧的确长了一个疮，使我必须每天到军医院去换纱布，足足治疗了一个月。但我不曾将这事告诉任何人，甚至家里的人也都不知道，婶婶住得这么远，怎么可能知道呢？

　　然而，我并未因此重视婶婶告诉我的话，因为我一点也不相信这种算命，因此很快便忘了这段预言。

　　在亚历山卓普，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发提诺夫。他有个朋友名叫戈巴孔，是巴库军团一位连长的儿子，那个军团驻扎在希腊区不远之处。

　　就在我婶婶对我说了那些话之后大约一星期，这个发提诺夫来找我，要我跟他和他的朋友去猎野鸭。他们要去阿拉圭兹湖，它位于一座同名的山脚下。

　　我想那会是一个休憩的好机会，便同意加入他们。我真的很累了，因为我已经埋首苦读某些神经生理学的有趣书籍好一阵子了。再者，打从孩提时代，我就一直喜爱射击。

　　当我才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没经父亲同意就拿了他的莱福枪去射麻雀，虽然第一枪就把我震倒了，但这不但不曾令我泄气，反倒增加了我对射击的热爱。当然他们立刻把那只莱福枪拿走，把它挂得高高的，让我碰不到。后来我用旧的弹药筒为自己制作了一只，子弹则以玩具枪所用的厚纸板子弹权充。当我这只莱福枪装上小铅弹的时候，命中目标的能力不会输给真枪，于是这种枪在我的同伙中炙手可热；他们开始向我订购这种武器，而我除了被奉为绝佳的“枪械制造者”外，还赚了不少钱。

　　就这样，两天之后，发提诺夫和他的朋友来找我，我们就出发射鸭子去了。我们必须步行约十五哩，而为了在傍晚时从容抵达，以便次日清晨在鸭子起飞时就已准备好，我们在黎明时就出发了。

　　我们一共有四人——戈巴孔连长的传令兵也加入了我们。我们全都带了枪，小戈巴孔甚至带了一只军用枪。我们按原订计划来到那个湖，升了火，吃了晚餐，盖间草寮，然后睡觉。

　　我们在黎明之前起身，每人各占据一边湖岸，然后开始等着众禽起飞。我的左边是拿着军用枪的戈巴孔。第一只鸭子飞了起来，当它还飞得很低的时候，戈巴孔就朝它射击，子弹正中我的左腿。幸好它洞穿我的脚，闪过了骨头。

　　当然这一枪破坏了我们的射击聚会。我的腿流血流得很历害，而且开始疼痛。我无法行走，我的同志们只好以莱福枪做了一个临时的担架，一路抬着我回家。

　　我待在家中，伤很快就好了，因为受的只是皮肉之伤，但我着实跛了好一阵子。这件意外事故和当地先知的预言不谋而合，让我想了很多。后来有一次我又到叔父家的时候，听说依昂每阿修卡·马迪若思已经回到当地，我就请婶婶去召他过来。

　　那算命的来了。他很高，很瘦，两眼毫无神采，带着半痴呆者的神经质动作失调。他不时颤抖，烟抽个不停。他的确病得不轻。

　　他算命的方式是这样的：

　　他坐在两根点燃的蜡烛之间，把大拇指举到眼前，瞪视着大拇指的指甲好一段时间，然后打起盹来。接着他会说出他在指甲上看到的景象。首先他说出那里面的人穿的衣服，然后说到将来会发生在那人身上的事情。如果他替一位不在场的人算命，就会先问那人的姓名、脸部特征、居住地的大致方向，如果可能，还会问那人的年纪。在这种场合中，他又为我预卜未来。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叙述这些预言在日后如何应验。

　　那年夏天，也是在亚历山卓普，我经历了另一个现象，当时我找不到任何解释。

　　在我叔父家对面有一些空地，空地中央有一小丛白杨树。我很喜欢这个地点，常会带一本书或某件手工去那儿。

　　孩童总是在那儿玩耍；他们来自镇上各处，各种肤色、各种民族的孩子都有：有亚美尼亚裔、有希腊裔、有库德族，也有鞑靼族；他们的游戏产生难以置信的噪音和骚动，然而我的工作从不受到影响。

　　一日，我坐在白杨树下，忙着制作一位邻居为他侄女次日的婚礼所订制的东西。我的任务是在一面要挂在他家门口的盾牌上，画出他的侄女及其夫婿姓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图案。我还必须在那圆形的牌面上找出地方来安插年月日。

　　某些强烈的印象会深深嵌在一个人的记忆中。即使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如何绞尽脑汁，想办法把一八八八年这个数字安排在最好的位置。就在我埋首于工作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惊悚绝望的惨叫。我跳了起来，确信是某个孩子在游戏中受了伤。我跑了过去，看见这幅景象：

　　在地上画的一个圆圈当中，站着一个小男孩；他啜泣着，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其他的孩子则站在某种距离之外嘲笑他。我感到困惑，便问他们那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得知：圆圈当中的小男孩是叶日第人(Yezidis)的孩子，他们在他周围画了一个圆圈，他就出不来，除非有人把它擦掉。那个孩子的确用尽所有的力气试图离开那个圆圈，却徒劳无功。我就跑向他，迅速把那圆圈擦去一部份；他立刻飞也似地跑走了。

　　那个景象令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我像生根一样立在那儿，好似中了符咒一般，过了好久才恢复平常的思考能力。虽然我曾听过叶日第人的事情，却从未把他们放在心上；但是这一件我亲眼目睹的惊人事件，终于逼着我认真地思考他们。

　　我环顾四周，看到那些孩子又回复先前的游戏，我便回到我的位子，在思虑萦绕中继续我的字母画；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无论如何我都得在当天完成。

　　叶日第人是住在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教派，大都聚居在阿拉拉特山附近的地区。有时候他们被称为“恶魔崇拜者”。

　　在刚刚描述的那件事情过后多年，我为那个现象作了一次特别的实验，发现如果一名叶日第人被一个画在地上的圆圈围起来，他真的不能靠自己的意志逃脱。在这个圆圈里面，他可以自由移动；圆圈愈大，他能移动的空间便愈大，但却无法走出那个圈圈。某种远超乎他平常力气的奇怪力量，将他羁留在圆圈里面。我本身虽很强壮，却无法将一名瘦弱的妇人拉出圈外，还得加上一名跟我一样强壮的人才行。

　　如果一名叶日第人被强拉出圆圈，就会立刻陷入一种强直性昏厥的状态；若把他放回圆圈里面，他就会立刻回过神来。但如果他没被放回圆圈里，根据我们确切衡量，大约要经过十三到二十一个钟头，他才会恢复正常状态。

　　用任何其他方法把他带回正常状态都不可能。至少我的朋友和我都未能做到，尽管当代催眠术中把人带出强直性昏厥状态的方法我们无一不晓。只有他们的祭司才能藉着某种简短的咒语化解那种昏厥状态。

　　那个晚上当我总算交出那一面盾牌之后，便动身往俄国区走去（我大部份的朋友以及我认识的人都住在那儿），冀望他们能够帮我了解那个奇怪的现象。亚历山卓普的俄国区，是当地所有知识份子的聚居之地。

　　有一点我必须一提：打从八岁开始，由于偶然的情况，我在亚历山卓普和卡尔斯的朋友年纪都比我大，而且出身的社会地位都比我高。在我父母先前居住的亚历山卓普的希腊区里面，我没有半个朋友。我的朋友全都住在城镇对面的俄国区，都是军官、政府官员以及神职人员的孩子。我常常去找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混得很熟，渐渐的能够随意进出那一地区的所有人家。

　　我记得，我的好友阿南涅夫第一个听我说起那个令我震惊的现象——他也比我年长。他甚至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权威地声称：

　　“那些孩子只是看你好骗而戏弄你。他们捉弄你，把你愚弄了一番。但是，你看，这个有多帅呀！”他加了一句，就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穿衣服，等他回到客厅，已经换上一身笔挺的制服（他最近才刚被指派为邮政电报官员），然后要我跟他到公共花园去走一走。我藉口没时间，就离开了他，跑去找住在同一条街的帕夫洛夫。

　　帕夫洛夫是一名财政官，人很好，但酒喝得很凶。在他屋子　还有要塞教堂执事梅可馨姆神父、炮兵军官阿特敏、陆军上尉特连铁夫、教师司多马喀，以及另外二位元我不怎么认识的人。他们正在喝伏特加，我一到，他们就邀我加入，并端了一杯酒给我。

　　我必须说明：那一年我已开始喝酒了；喝得不多是真的，但三不五时我被人邀请喝上一杯时，我并不会拒绝。我之所以开始喝酒，是由于在卡尔斯的一个事件。一天早上，我因为前一个晚上彻夜读书而疲倦不堪；正准备上床的时候，突然有名士兵前来叫我到大教堂去。那一天，某个要塞要举行一场弥撒——为了什么名义，我已经不记得了——到了最后一刻才决定要有合唱团参与，所以，随从与传令兵就被派往四处召唤合唱团团员到教堂集合。

　　我一个晚上没睡，因为步行到山丘上的要塞，又参与弥撒，而累得虚脱，几乎站不住了。弥撒完毕之后，受邀前来的人都被安排入席用餐，合唱团团员也被特别安排了一桌。肥壮、亲切而健饮的合唱团团长看我那么虚弱，便鼓励我喝一小杯伏特加。当我饮尽一杯，果然觉得舒服得多；再喝一杯，我所有的虚弱感全都消失了。从那以后，每当我觉得很累或很紧张，就会喝个一两杯，甚至三杯——小杯的。

　　这个晚上，我也跟我的朋友喝了一杯，但无论他们如何费力说服我再来一杯，我都不为所动。这一群人还没喝醉，因为他们才刚开始。但我深知在这么一群欢闹的人当中，事情会如何进展。第一个醉的总是那位执事神父。当他稍有醉意时，由于某种原因，他会开始为那位真正的信者，前亚历山大一世——或其他什么称号——哼起一段祈祷文，求主使他的灵魂安息。眼看他还沉郁地坐着，我忍不住跟他说起那一天我看到的奇异景象。然而，这次我说得不像我对阿那涅夫说时那么严肃，反之，我说得倒像是在开玩笑。

　　每个人都满怀兴味地倾听着。当我说完我的故事，他们就开始发表意见。第一个接腔的是那位陆军上尉；他说他最近曾看到一些士兵在地上画个圈圈，把一名库德人围在里面，那库德人求他们把圆圈擦掉，几乎要哭了。

　　直到这位陆军上尉命令士兵擦去圆圈的一部份，那名库德人才得以走出来。“我想，”陆军上尉补充道：“一定是他们曾经发誓绝不走出一个封闭的圆圈；他们不走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而是因为他们不愿违背誓言。”执事则说：“他们是恶魔崇拜者。在平常的情况下，恶魔不会去碰他们，因为他们是她的子民，但因为那恶魔本身只是个部下，受到她的职位拘束对每个人施加权威，于是你或许可以说，她是为了面子，而以这种方式限制叶日第人的独立性，使别人不能质疑他们是她的仆人。恰恰就像那个菲力浦一样。”

　　菲力浦就是站在街角的那名员警。这些人有时候因为找不到人可供差遣，会差他去买香烟和饮料。当时那里的员警职务，就像俗话说的：“连猫都会笑。”

　　“现在，”执事继续说道：“如果我在街上闹事，这个菲力浦就有责任务必把我逮到警察局。为了他的面子，为了不让别人觉得奇怪，他当然会这么做，但是当我们转过一条街，他就会放我走，而且不会忘了说：‘拜托，给点小费吧！’。

　　“所以呀，你可以说，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就是像这样对待她的仆人，叶日第人。”我不知道街上闹事的插曲是他临时编出的，还是真有其事。

　　炮兵军官说，他从没听见过这种现象，而依他之见，这种事不可能存在。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聪明人竟然相信这种怪事，而且还为它大伤脑筋，令他深感遗憾。

　　教师司多马喀反驳道：正好相反，他坚信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并说：如果实证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还有那么多，他完全相信以目前文明进展的速度，当代科学将会很快证明，形上学世界的所有奥秘都能以物理原因解释清楚。“关于你正在谈论的那件事，”他继续说道：“我想是南茜那里的科学家正在研究的磁力现象之一。”

　　他还要继续说下去，但帕夫洛夫大声打岔说：“鬼把他们统统捉走吧！给他们每人半瓶伏特加，魔鬼不就拿他们没办法了？让我们为依撒可夫的健康喝一杯吧！”(依撒可夫是当地伏特加酒蒸馏厂的经营者。)

　　这些讨论不仅没有平息我的思虑，相反地，当我离开帕夫洛夫的寓所时，还想得更多，并且对我当时认为的有识之士开始产生疑问。

　　次日早晨，我偶然遇见第三十九师的主治医生伊凡诺夫。他正被召去看我们一个亚美尼亚邻居，便邀我一同前往，充当通译。伊凡诺夫医师在镇民之间有着良好的口碑，生意兴隆。我跟他很熟，因为他常到我叔父家。

　　探视过病人之后，我对他说他：“将军大人，”(他拥有将军的官阶)“请为我解释一下叶日第人不能走出圆圈的原因。”

　　“噢，你是说那些恶魔崇拜者吗？”他问道。“那不过是歇斯底里。”

　　“是歇斯底里吗？”我质疑道。

　　“是歇斯底里.....”然后他叽哩呱啦对歇斯底里发表长篇大论，而我从他的长篇大论中所得知的是：歇斯底里就是歇斯底里。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因为卡尔斯军用医院图书馆中没有一本神经病理学和心理学的书不曾被我读过，而且我读得极为专注，几乎仔细读遍每一行，渴望透过这些学科找到关于灵动术的解答。因此，我早就知道歇斯底里就是歇斯底里，但我渴望知道更多。

　　我愈明白那些问题有多难解决，心里那只好奇的虫子便啃吃得我愈历害。好几天之久我都魂不守舍，什么都不想做，只是一再想着一件事：“什么是真的？书上写的？老师教的？还是我一直碰到的事件？”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一次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叶日第人事件过后大约五、六天，当我在一大早去喷泉那儿洗澡时（每天早晨在泉水中沐浴是当地的习俗），我看见一群女人在街角那里议论纷纷。我向她们走过去，得知下面这件事：那天晚上，鞑靼区出现了一个“果尔那”（gornakh）。“果尔那”是一种恶灵的名字，她会使用刚刚过世者的肉体，以那人的形貌出现，去做各种坏事，特别是对付死者生前的敌人。这一次，这种恶灵出现在一位刚刚过世的鞑靼人身上——他是玛丽安·巴

　　琪的儿子，前天才刚下葬。那人的过世和下葬，我知之甚详，因为他家就在我们旧宅——亦即我们一家人迁往卡尔斯之前所住的房子——隔壁。前一天我才去那儿收房租。我也拜访了好几位鞑靼邻居，并看到死者的尸体被抬出门的情景。他是个年轻人，最近才刚刚加入警卫的行列，常常来串门子；我跟他很熟。好几天前，在一场骑术竞赛中，他从马背上坠落，据人们说，他扭到肠子。虽然有一位名叫考切夫斯基的军医给他喝了满满一杯水银，以“矫正他的肠子”，但那可怜的人还是死了，而且根据鞑靼习俗，很快就被下葬。

　　然后，那个恶灵似乎进入他的尸体，并试着把它拖回家，但某个人恰好看见这情景，大叫起来，并敲了警钟，为了阻止那恶灵伤害善良的邻居，他还赶紧切断那具尸体的喉咙，把它带回公墓去。

　　那里的基督徒都相信，这种恶灵只会进入鞑靼人的尸体，因为根据鞑靼习俗，棺木最初并不深埋，只在上面洒点土，而且旁边常会放点食物。恶灵要进入深埋地下的基督徒尸体，可就难了，这就是为何她们比较偏好找鞑靼人。

　　这件事令我整个人都呆了。我要如何向自己解释呢？我知道什么？我环顾四周：聚集在角落的是我那位令人敬重的叔父乔奇·梅可洛夫、他那刚刚完成学业的儿子，以及一位警官；他们全都议论纷纷。他们都受人尊敬，都比我年长，当然也都知道一些我连梦都没梦过的事情。我在他们脸上看到愤慨，或悲叹，或震惊了吗？没有；他们甚至似乎很高兴这一次有人成功地惩罚了那个恶灵，阻止她做坏事。

　　我再度埋首书堆，冀望透过那些书，能够满足那只啃蚀我内心的虫子。柏格切夫斯基在这方面帮助我很多，但不幸的，他很快就离开了，因为他来到卡尔斯两年之后，就被任命为海地区某个城镇的驻军训诲师。

　　当他住在卡尔斯担任我教师的时候，他在我们的交往中引进某种特殊关系，也就是说，当时他虽然还没成为神父，但是每个礼拜都会听我告解。当他离去时，嘱咐我一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每星期写出我的告解，寄去给他，他答应有时候会给我回音。我们协议他把信寄给我的叔父，由他转交给我。

　　柏格切夫斯基在海地区待了一年之后，放弃训诲师的职位，成为一名僧侣。当时，据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妻子似乎和某位军官有染；柏格切夫斯基揭发了那件事，不愿意在那儿继续待下去，甚至不愿在教会里任职。

　　就在柏格切夫斯基离开卡尔斯不久之后，我前往提弗里斯。在这里，我收到两封叔父转来的信。接下来过了好几年，我都没有他的消息。

　　接获这些信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十分偶然在撒玛拉城(Samara)碰见了他，当时，他正从当地一位主教的住宅走出来，身上穿着一所著名修道院的僧袍。他并没有立刻认出我来，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成年，外貌改变了很多。但当我告诉他我是谁，他对于我们的重逢显得非常高兴。接连几天，我们时时碰面，直到我们分别离开撒玛拉为止。

　　这次碰面之后，我再也不曾碰见他。后来我听说他不想留在俄国那所修道院，很快便离开到土耳其去，然后又前往圣阿窦斯，但也不曾在那儿久留。那时他已宣布断绝修道院的生活，并且来到耶路撒冷。在那儿，他偶然和一位在“上主圣殿”附近卖念珠的人交上了朋友。

　　这个卖念珠的人是埃辛修道院的僧侣。他逐渐为柏格切夫斯基准备妥当，引介他加入他的兄弟会。由于柏格切夫斯基的生活堪为典范，便被指派为修道院的监察；几年后，他被派往这个兄弟会在埃及的分只修院担任院长；后来，当该兄弟会总修院院长的一位助理过世时，柏格切夫斯基便授命接了那个位子。

　　他在这段期间当中所过的不凡生活，我在布鲁沙的时候从一位朋友那儿得知很多。这位朋友是个土耳其的回教托钵僧，常常与柏格切夫斯基碰面。在这之前，我还收到他的一封信，也是由我的叔父转递。这封信中，除了一些祝福的话之外，还附了一张他身着希腊僧侣道袍的小照，以及几张耶路撒冷圣地的风景图片。

　　当柏格切夫斯基在卡尔斯，还只是个神父候选人的时候，对于道德就有相当原创的看法。当时他教导我说，世界上有两种道德：一种是客观的，由人类数千年的生活所建立的；另一种是主观的，属于个人以及整个国家、王权、家庭，和人群等等。

　　“客观道德，”他说，“是由生活所设立，也是上主本身经由她的先知授给我们的戒律；它逐渐形成人类心中叫作良心的东西；客观道德就是藉由这良心而得以维系。客观道德从不改变，只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宽广。至于主观道德，它是人发明的，因此是相对的观念，会因人因地而异，也取决于某一时期的善恶观念。

　　“例如，在高加索这里，”柏格切夫斯基说：“如果一个女人跟访客说话时不把脸遮起来，每个人都将认为她不道德、被惯坏、教养不好。但是在俄国却相反；如果一个女人把脸遮起来，或不跟访客说话，不款待他们，每个人就都会认为她没教养、粗鲁、脾气古怪等等

　　“另一个例子：在卡尔斯这里，如果一个人没有每星期或至少每两个星期去洗一次土耳其浴，他周围的人便不喜欢他，厌恶他，甚至闻出他身上的臭味，而事实上也许一点味道也没有。但是在圣彼德堡，情形却恰恰相反。一个人甚至只要提到去澡堂洗澡，就会被人认为教育程度差、没知识、是个大老粗等等。如果他碰巧真的去了，也会隐瞒这件事，以免被认为没有品味。

　　“上星期发生在卡尔斯驻军军官中的两起事件，造成很大的骚动，正好可以作为例证，让我们对所谓的道德或荣誉有一个相对性的了解，”柏格切夫斯基继续说道：

　　“头一件是K中尉的审判，第二件是马卡罗夫中尉的自杀。

　　“K中尉受审是因为他残酷地抽打一个鞋匠伊凡诺夫的脸，导致那鞋匠失去一只眼睛。法庭判他无罪开释，因为经过调查，那位鞋匠曾多次烦扰K中尉，而且散播不利于K中尉的谣言。

　　“我因为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便决定无论法庭的采证如何，都要去问问那不幸的鞋匠一家子，以及认识他的人，以便亲自了解K中尉暴行的真正原因。

　　“据我所知，这位中尉先是向鞋匠伊凡诺夫订制一双靴子，然后又订制了两双，并答应当月二十日他领到薪水后，就会付款给他。二十日到了，中尉没将钱送来，伊凡诺夫便去中尉家里索讨欠款。这位军官答应第二天给钱，但第二天又说再延一天，总之，他用了一长串的‘明天’来搪塞。然而，伊凡诺夫一次又一次去讨钱，因为那笔钱对他而言是个大数目，几乎是他所有的一切——他妻子全部的储蓄。他的妻子为人洗衣服，几年来一戈比一戈比地攒下那笔钱，全拿给丈夫为那中尉的靴子买皮料。此外，伊凡诺夫一直来讨钱，也是因为他有六个孩子要养。

　　“最后，K中尉对伊凡诺夫的锲而不舍感到不耐烦，便交代他的传令兵告诉鞋匠说他不在家，然后把他赶走，并威胁他说要将他送入监牢。最后，中尉又嘱咐他的传令兵，如果伊凡诺夫再来，就给他一顿好打。

　　“这位传令兵却是个仁慈的人；他没有照主子的吩咐打伊凡诺夫，而是想以一种友善的方式劝他不要再来烦扰少尉，便邀他进厨房聊聊。伊凡诺夫坐在一只凳子上，传令兵便开始为一只鹅拔毛，准备上烤架。伊凡诺夫见了这情景，批评道：‘是这样哪！我们的大人先生天天吃烤鹅，欠债却不还，让我的孩子们挨饿！’

　　“就在这当儿，K中尉恰好走进厨房，听见了伊凡诺夫的话，便发起恼来；他从桌上拿了一只很大的甜菜根，用力朝伊凡诺夫脸上挥去，因为用力过猛，以致将他的一只眼珠打了出来。

　　“第二起事件，”柏格切夫斯基说道，“可以说和头一起事件恰恰相反：某个叫马卡罗夫的中尉因为还不了某位马须维洛夫上尉的赌债，而举枪自尽。

　　“首先必须说明：这个马须维洛夫是个老赌棍，也是大老千。他没有一天不揩人家一点油；他所玩的牌局当中有诈，这是众人皆知的。

　　“不久以前，马卡罗夫和一些军官玩牌，马须维洛夫也在里面。前者不但输了所有的钱，还输掉他跟这位马须维洛夫借来的钱。他答应三天内还钱，但因这笔钱为数颇大，马卡罗夫没办法在三天之内凑足，乃自觉没有信用，而决定自戕，以免沾污了军官的荣誉。

　　“这两起事件皆肇因于债务：一是债权人被债务人打出了眼球，一是债务人举枪自尽。为什么？只因马卡罗夫周围的人全都会因为他没偿付马须维洛夫这老千的债而责难他；在鞋匠伊凡诺夫的事件中呢，即使他的孩子都将饿死，军官不付帐给鞋匠，也无碍于社交礼仪，因为一位军官的荣誉跟偿还鞋匠的义务毫无关系。

　　“再重复一次：一般而言，这类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在孩子发展阶段时，就把各种惯例和成规灌输给他们，阻挡了大自然在孩子心里发展出良心，而良心却是我们祖先数千年来奋力挣扎、不使惯例和成规将它扼杀的东西。”

　　柏格切夫斯基时常激励我不要理睬任何惯例或成规，不论它是属于我最亲近的人，或是其他外人。

　　他说：“人们被填塞的这些惯例和成规，形成了主观的道德，但真实人生所需要的，却是出于良心的客观道德。

　　“良心到处都是一样的。在这里是这样，在圣彼德堡、在美国、在堪察加半岛，以及所罗门群岛，也都是这样。今天你在这儿，但明天你也许会在美国；如果你有真正的良心，并依它过活，那么你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过得安好。

　　“你还小，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这里也许有很多人说你教养不好；你也许不知道如何正确地鞠躬，或者以适当的方式说恰当的话，但这都无关紧要，只要当你长大，开始过你的人生时，你自己有一个真正的良心，亦即客观道德的基础，那就好了。

　　“主观道德是一个相对的观念，而如果你心中充满了相对观念，那么等你长大，你将老是以因袭的眼光和意见去行动、去判断别人。你必须学会不以周遭人所认为的好或坏去行动，而要依据你的良心去行动。一颗没有受到拘束的良心，总是比所有的书本和老师加起来所知道的还多。但是目前，在你自己的良心尚未形成的时候，就依据我们的老师耶稣基督的圣训去做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现在年事已高的艾弗利希神父，碰巧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能够依循圣师基督的教诲来生活的人。

　　希望他的祈祷能成为所有期望根据真理而活的人的帮助啊！

　　第五章    X先生─又称柏格逊船长

　　沙奇士·柏格逊，或如他现在的称呼X先生，目前是好几艘海轮的船主，其中一艘航行于他喜爱的几个地方──桑达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由他亲自指挥航行。

　　他出生于土耳其境内，论族裔，是亚美尼亚人，但童年却是在高加索地区的卡尔斯城度过。

　　我和他相见并结为至交时，他还甚为年轻，正要完成他在爱西米雅金(Echmiadzin)神学院的学业，即将成为一名教士。

　　和他相见之前，我已经听过他的父母提起他；他们家离我家不远，常来造访我的父亲。我知道他们有一个独子，先前在爱李梵的神学院求学，现在则就读于爱西米雅金神学院。

　　柏格逊的父母是爱哲隆城(Erzerum)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在该城被俄国占领后不久迁居到卡尔斯来。他的父亲是专业的poiiadji ，而他的母亲则专事金葱刺绣，尤其专长于刺绣女用胸衣和djuppays 的腰带。他们自己生活俭朴，却倾其所有供儿子受最好的教育。

　　沙奇士·柏格逊很少回来看他父母亲，因此我在卡尔斯城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和他第一次会面是在我首度拜访爱西米雅金的时候。去那儿之前，我先回卡尔斯一趟，探望我的父亲，而柏格逊的父母得知我将去爱西米雅金，便央我替他们带一小包亚麻衬衣给他们的儿子。

　　如同以往，我去爱西米雅金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些超自然现象的答案；随着年龄增长，我对那些现象的兴趣非但不曾稍减，反而日益浓厚。

　　在此必须说明一点：正如我在前一章提到的，我对超自然现象极感兴趣，在埋首书堆寻求解答之余，还求教于科学界人士，但都不令我感到满足，于是我便开始转向宗教。我寻访许多僧院，也拜见了一些素富盛名的虔诚之士，研读了圣经以及圣徒列传，甚至在撒那伊涅(Sanaine)的修道院待了三个月，做小沙弥服事著名的耶夫兰皮尔斯神父。我还到高加索地区许多不同宗教信仰的圣地去朝圣。

　　在这段期间，我恰好又见证了一系列的超自然现象，它们毫无疑问都是真的，但我却无法加以解释，这使我更形困惑。

　　例如，有一次我随同一群来自亚历山卓普的朝圣者，到迪亚珠尔山上的一处圣地去赶一场宗教盛会──那处圣地被亚美尼亚人称为阿曼那每普来兹（Amena每Pretz）；在那里我见证到这么一件事：

　　一个病人，是个瘫子，来自帕尔迪凡的小村落，被放在一辆二轮马车上，前往圣地朝圣。在途中我们和陪伴那病人的亲戚聊起来，一路上边走边谈。

　　这个瘫子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病了六年，但在这之前他非常健康，甚至曾在军中服役。他是服过役回到家才发病的──就在婚礼前夕；发病以后，他失去了身体左侧的一切机能。医生和民间治疗师的各种疗法都帮不上忙。他甚至被特别带往高加索山间的福地矿泉区去治疗。现在，他的亲戚把他带到这处亚美尼亚人所谓的阿曼那每普来兹，在无望中盼望着长眠于此的圣人会帮助他，为他除去病痛。

　　就像所有来此朝圣者的习俗，我们在半路上，也就是迪司其安村的某一户亚美尼亚人家，做了一次特别的停留，以便向屋子里一幅曾经显灵的“救世主”画像祈祷。因为这个瘫子也想祈祷，众人遂将他带进屋里，我也上前帮忙把这可怜的人抬进去。

　　过后不久，我们来到迪亚珠尔山的山脚下，圣人那神奇的坟墓和小教堂便座落在半山上。在一般朝圣者离开板车、大马车和篷车的地方，亦即马车路的尽头，我们也停了车，从那儿开始，必须步行一段四分之一哩的上坡路。很多人都打着赤脚走路──这是当地习俗，另一些人甚至以跪行或其他特别的方式完成这段路程。

　　当这位瘫子被抬下板车，准备抬到山顶时，他却突然坚持凭着自己的力量往上爬。他被放在地上，开始以他健康的一边一点一点往前挪。他爬得如此吃力，简直使人不忍足睹；但是他仍旧拒绝一切帮助。他一路上走走停停，三个小时后终于来到顶端，匍匐到位于教堂中心的圣人墓前，他开始亲吻墓碑，然后立刻昏了过去。

　　他的亲戚在牧师和我的协助下，企图使他苏醒过来。我们把水倒进他嘴里并沐浴他的头。当他一醒过来，奇迹发生了。他的麻痹消失了。

　　一开始，那人愣住了；但当他明白他的四肢全都能动的时候，他跳了起来，兴奋欲舞。然后，他突然回过神来，大叫一声，伏倒在地，开始祷告。所有在场的人也在神父的带领下，立刻跪下来开始祷告。然后神父站起来，在跪地的信众之间，举行了一场感恩弥撒。

　　另一事件发生在卡尔斯，它令我困惑的程度不下于此。那年整个卡尔斯省酷热异常，并且闹起旱灾，几乎所有的谷物都被炙坏了，饥荒迫在眉睫，到处人心惶惶。

　　就在那个夏天，安提阿的东正教教区有一位修道院长带了一幅灵验的圣像来到俄国──我不记得那是奇迹施苦修者尼古拉，还是圣母玛利亚──为克里特战争的希腊难民募款。他带着那幅圣像，主要巡游于俄境希腊人群居之地，并来到卡尔斯。

　　我不知道背后的动力是政治或宗教考量，总之，驻卡尔斯的俄国当局，正如其他地方一样，参与安排盛大的欢迎会，并颁赠他各式各样的荣耀。

　　这位主教来到任何一个城镇，圣像必定随着他在各教堂之间巡游，神职人员必定举着大旗来迎接，气氛庄严肃穆。

　　那位主教来到卡尔斯的次日，便有传言将在城外某处，于那幅圣像面前举行一场特别的祈雨弥撒，所有的神职人员都将参加。果然十二点刚过，游行队伍便一列列从各个教堂出发，举着大旗和他们的圣像，到那个指定的地点参加祈雨大典。

　　在这场仪式中，来自旧希腊教堂、新建的希腊大教堂、军中大教堂、库班军团的教堂，以及亚美尼亚教堂的神职人员全都参与。

　　那天天气特别燠热。全城居民几乎都到场观礼，神职人员在那位主教的领导下，举行了庄严的祈雨弥撒，然后整个游行队伍返回城内。

　　然后，发生了一件怪事，是当代人绝对无法解释的：突然之间，空中乌云密布，在民众尚未来得及返回城内之前，就下起倾盆大雨，每个人都被淋得湿透。

　　要解释这个现象，就像解释许多类似的现象一样，可以千篇一律说成“巧合”──这是我们所谓的思考人士爱用的辞汇。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样的巧合也实在太不寻常了。

　　第三件事发生于亚历山卓普──当时我们举家迁回那儿，搬进我们的旧宅。隔壁是我婶婶的房子，　面有一间小屋租给一个鞑靼人；那人在本地的政府机关上班，是个办事员或秘书之类。与他同住的还有他的老母和他的小妹，而最近他刚与邻近的卡拉达夫村一位漂亮的鞑靼女孩结了婚。

　　起初一切顺遂。结婚四十天之后，他那位年轻妻子便根据鞑靼习俗，回娘家探视父母。但是在娘家时，也许是着了凉，或许是遭遇了什么事，回来之后便觉得不舒服，必须躺在床上，而且情况渐渐恶化。

　　他们给了她最好的照顾，延请多位医师前来治疗，我记得其中包括小镇医师雷斯尼克，以及前军医基尔却夫司基，但这名少妇的病情却每况愈下。我的旧识，也就是某医师的助理，每天都遵照医师的指示来为她打针。这位医师助理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个子高得不得了。只要我在家，他就会进来坐坐。

　　一天早上，当我和母亲正在喝茶的时候，他走了进来。我们就邀请他坐下来喝一杯，谈话中，我问起了我们邻居的近况。

　　“她病得很历害。她得的是奔马性肺结核，过不了多久就‘完了’，”他说。

　　他还坐在那儿的时候，那名病妇的婆婆走进来，问我母亲可不可以让她到我们的小花园里面采集一些蔷薇实。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们，玛林安娜──鞑靼人对圣母的称呼──前一个晚上出现在她媳妇梦中，命令她媳妇采一些蔷薇实，放在牛奶中煮来喝；为了安抚媳妇，这位老妇人想要依她的话去做。医师助理听了她的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母亲当然准许她进来采蔷薇实，甚至过去帮她的忙。送走了医师助理之后，我也过去帮忙。

　　让我震惊的是：第二天我在前往市场的途中，竟然遇见那位病妇和她的婆婆，她们正从一所亚美尼亚教堂走出来，那所教堂里面有一幅曾显灵的圣母像；一个星期之后，我看见她在清洗她家的窗户。顺带一提：雷斯尼克医师解释道，这件看似奇迹的事，只是诸多巧合罢了。

　　这些我亲眼所见、无可置疑的事实，以及我在探索中所听闻的其他事件，全都指向某种超自然的存在，而这种认知却又绝对不可能与我的常识或我已广泛涉猎的精密科学互相妥协，因为它们都排斥“超自然现象存在”的想法。

　　这种冲突使我的意识不得平静，尤其是冲突的两端同样具有令人信服的事实和证明。然而我继续从事探索，希望在某时某地，终能为那不断烦扰我的问题找到答案。

　　正是为了这项目地，我游走四方，特别来到爱西米雅金这个伟大的宗教中心，希望能在此找到一丝半缕的线索，让我解开那挥之不去的问题。

　　爱西米雅金又称瓦歌夏帕；其重要性之于亚美尼亚人，正如麦加之于回教徒，或耶路撒冷之于基督徒。这里是所有亚美尼亚天主教徒的居所，也是亚美尼亚文化的中心。每年秋天，盛大的宗教庆典在此举行，簇涌而来的朝圣客不仅来自亚美尼亚全境，甚至来自世界各地。庆典前的一个星期，全城内外的道路都挤满了朝圣客，有些徒步，有些驾着板车，有些则骑马或骑驴。

　　我采取徒步，和其他来自亚历山卓普的朝圣者结伴而行，行李则放莫洛肯会所的篷车里头。

　　抵达爱西米雅金后，我随俗到每一个圣地膜拜一番，然后进城去寻觅住处，但根本不可能找到，因为所有的客栈（当时还没有旅馆）都已经人满为患，甚至宣告爆满，因此我决定效法许多人的作法──到城外随便找一辆板车或篷车，钻到车子底下安顿下来。但因时辰尚早，我决定先把差事办了再说，亦即先去找柏格逊，把包裹交给他。

　　他住在一位远亲，也就是修道院长苏连尼恩的家中，距城中最主要的客栈不远。我到访时，柏格逊刚好在家。他和我年龄相仿，深色皮肤，中等身材，上唇留了点胡子。他的眼神悲哀，但又燃烧着内在的火焰。他的右眼有一点斗鸡，当时他看起来很脆弱，很害羞。

　　他开始问起他父母亲的近况，言谈中，他得知我尚未觅得住处，便跑开去，随即又回来，提议我和他一起住。

　　当然，我接受了，于是立刻到城外那篷车底下把我的行李搬回来。我在柏格逊的协助下刚刚把卧处安排妥当，便立刻被召去和苏连尼恩神父共进晚餐。神父和蔼地招呼我，殷切问起柏格逊的家人，以及亚历山卓普的情况。

　　晚餐后，我和柏格逊出门逛逛这座城，以及城中各处的神圣古迹。在此必须一提：在庆典进行期间，爱西米雅金的街上彻夜都有许多活动，所有的咖啡店和食堂都不打烊。

　　那整个晚上以及接下来几天，我都和柏格逊到处走动，因为他对这座城的里里外外了若指掌。我们进入一般朝圣客去不了的地方，甚至到了戡扎兰，也就是保存爱西米雅金宝藏之处，那里很少人获准进入。

　　言谈中，我们发现那些困扰我的问题，也让他很感兴趣。我们两人在这些问题上有许多素材可以分享；一点一滴地，我们的谈话愈来愈亲近，愈来愈贴心，逐渐形成紧密的联系。

　　柏格逊即将结束神学院的学业，再过两年就要被任命为牧师，但是他却一点也无此意。

　　虽然他对宗教非常虔诚，却对他所属的环境批评得很历害，而且很厌恶生活在牧师之间，因为他们的生活模式和他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成为朋友之后，他告诉我许多神职人员生活不为人知的一面。一想起成为牧师之后，他便得处在那样的环境中，这使他心里非常痛苦，深感懊恼。

　　节庆过后，我继续留在爱西米雅金三星期，跟柏格逊一起住在苏连尼恩院长家中，因此得以有几次机会和院长本人以及他引介给我的其他修士，讨论那些令我困惑的问题。但在爱西米雅金逗留期间，我的寻找并无所获；因此等我花了相当时间了解我在那儿不能找到什么，便离开了，内心深深感到幻灭。

　　分手时，柏格逊和我已成莫逆。我们彼此承诺给对方写信，就我俩皆感兴趣的问题交换观察心得。

　　两年后，一个晴朗的日子，柏格逊来到提弗里斯，在我的住处待下来。他已经从神学院毕业，并在卡尔斯和父母小住一段时间。现在，他只消结婚，就可以获派到一个教区任职了。他家里甚至已经为他找了一个新娘，但他却完全下不了决心，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在提弗里斯火车站担任司炉，他往往镇日阅读我拥有的各类书籍，傍晚时当我从提弗里斯火车站回到家，我们两人就一块儿到木须塔德（Moushtaid）去，走在废弃的小径上，谈个没完。

　　有一次，在木须塔德散步的时候，我开玩笑地提议他跟我到火车站上班。次日，他竟然坚持要我帮他在那里弄个工作，令我吃了一惊。我倒没有劝他打消念头，而让他带着我的纸条去找我的工程师朋友耶罗斯烈夫，耶氏立刻为他写了封介绍信给火车站站长，站长便雇他作为助理锁匠。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直到十月。我们两人仍然热中于抽象的问题，而柏格逊一点也没有回家的念头。

　　有一天在耶罗斯烈夫家中，我认识了另一位元工程师瓦西利耶夫，他刚刚来到高加索地区，测量提弗里斯和卡尔斯之间的铁路。见过几次面之后，有一天他提议我跟他一起做测量工作，担任监工和通译。薪水很是诱人──几乎是我目前所得的四倍。我已经有点厌烦我当时的工作，因为它已开始妨碍我的志业；而当我明白我会有更多自由时，我就接受了。我也提议柏格逊凭着某种能力跟我一起走，但他拒绝了，因为他对锁匠这个工作发生兴趣，想继续做下去。

　　我和这位工程师在提弗里斯和卡拉克利斯之间的狭窄山谷跋涉了三个月，设法赚了一大笔钱，因为我除了正式的薪水外，还从一些非正式的管道赚了一笔可议之财。我总是事先知道铁路将通过哪些村落和小镇，于是我就差遣某个人去见那些村落和小镇上的有力人士，提议“安排”让铁路通过他们的地方。大部份的情况中，我的提议都被接受，而我就会因为自己这番奔波而获得私下的报酬，这往往是一大笔钱。

　　等我回到提弗里斯，我攒到的钱，加上先前的积蓄已经相当可观，所以我不必再找工作，而可以投注全部的精力研究我感兴趣的现象。

　　在这段期间，柏格逊已经升任锁匠，同时也找时间阅读许多书籍。最近他特别对古亚美尼亚文献发生兴趣，并从供应我书籍的同一位书商那儿买来一大堆书。

　　此时，我与柏格逊已经达成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是的确有“某种东西”是人们以前知道，而如今被人遗忘的了。至于如何寻获此一失落的知识，我们认为当代的精密科学、当代书籍或当代一般人都无法给我们丝毫的线索，所以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向古代文献。

　　又恰巧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一整套古代亚美尼亚书籍，我与柏格逊便一心一意研读起那部书籍，并决定到亚历山卓普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全心投注那部书籍的研究。到了亚历山卓普，我们便选了一处遗世独立的废墟，那就是亚美尼亚的故都阿尼(Ani)，距亚历山卓普三十哩。我们在废墟之间盖了一顶茅屋，并从附近村落和牧羊人处张罗食物。

　　阿尼在西元九六二年成为亚美尼亚巴格拉提德王朝的国都，一０四六年被拜占庭皇帝并吞，那时它已被称做“一千座教堂之都”；其后它被赛尔柱突厥人征服，自一一二五至一二０九年之间，它曾经五度被乔治亚人攻陷，一二三九年被蒙古人征服，一三一三年则完全毁于地震。

　　顺带一提：在这废墟之间，有一座建于一０一０年的大主教堂，还有两座同样建于十一世纪的教堂，并有一座大约建于一二一五年的教堂。

　　写到这里，我不能对一项可能令某些读者感兴趣的事实保持缄默，那就是，适才那些有关于古亚美尼亚首都阿尼的历史资料，是我首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从世界上正式认可的资料中引述出来的，也就是说，自从我开始写作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倚赖百科全书。

　　关于阿尼这座古城，有一则颇有意思的传说，说明为何它在被称做“一千座教堂之都”多年以后，又被改称“一千零一座教堂之都”。这个传说是这样的：某个牧羊人的妻子对丈夫抱怨说，教堂里充满了令她惊悚的不端行为。她说，在教堂里，安静祈祷的人没有一席之地。无论她退避到什么角落，总是像蜂巢一般拥挤吵闹。那牧羊人听取了妻子的愤慨之辞，便开始为妻子建一座教堂。昔日，“牧羊人”一词的含意与今天不同。在以前，牧羊人自己便是他放牧羊群的主人；牧羊人是全国公认最富裕的阶级，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拥有好几批羊群和牛马。牧羊人建好了那座教堂，便将它命名为“牧人贤妻教堂”，从那时开始，阿尼便被改称“一千零一座教堂之都”。其他历史资料则断言，即使在那牧羊人建造这座教堂之前，阿尼便已拥有超过一千座教堂，但据说最近的挖掘证实了牧羊人和他虔诚妻子的传说确是真人真事。

　　我们住在这古城的废墟中，镇日读书、研究，有时候为了休息，就做些挖掘工作，希望能发现些什么，因为在阿尼的断壁颓垣之下，埋有无数的地下通道。

　　有一次，我和柏格逊二人探挖那些地下通道的时候，注意到一处地方的土壤硬度改变了，我们继续挖掘，发现了一条新的通道；这条通道很窄，尽头被崩塌的石块堵塞了。我们将石块清掉，结果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小房间，都已倾颓，种种迹象显示它曾是一个僧侣的密室。这密室中已没有残留什么东西，只除了破陶土片和一些腐朽的木块，毫无疑问曾经是家俱；但在一个角落的凹处，却放着一堆羊皮纸卷。

　　这些羊皮纸卷中，有些正在化为尘土，有些则多少保存原貌。我们小心翼翼把它们带到我们的茅屋，尝试解读。它们显然是以亚美尼亚文写成，但我们却读不来。我对亚美尼亚文很熟，更别提柏格逊了，然而这些羊皮纸卷上的文字，我们却一个也不认识，因为它们是古亚美尼亚文，与今日通行的文字大不相同。

　　这一项发现令我们大为振奋，于是我们搁下其他一切，当天即返回亚历山卓普，接连几天几夜都试着解读那文献上的文字，即便只是只字片语也好。克服重重困难，并询问了多位专家之后，事情终于趋于明朗：那只是某位僧侣写给另一名僧侣──名叫阿雷姆的神父──的一些信件。

　　我们对某一封信特别感兴趣：在这封信中，写信者提到他发现了关于某件奥秘的资料。这卷羊皮纸恰好是受损最严重的几张之一，而且其中有一些字我们只能猜测，然而我们还是成功拼凑了原文。

　　那封信令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开头的部份，而是其结尾。它开头是一段冗长的问候，然后述及某一所修道院中的日常琐事；我们推测这是阿雷姆神父所住的修道院。

　　接近结尾时，有一段话特别吸引我们的注意：

　　“我们可敬的铁凡尔神父终于成功得知撒尔蒙（Sarmoung）兄弟会的真相。它们的团体的确存在于赛伦诺西镇(Siranoush)附近。五十年前，在许多民族迁徙不久后，他们也迁到伊司鲁敏(Izrumin)河谷定居，那地方距尼弗西（Nivssi）约三天路程……”然后写信者又说到别的事情去了。

　　最令我们震撼的，是撒尔蒙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曾在一本叫做Merkhavat的书中看过它。这个名词是一所著名密意学校的名字，根据传说，它远在西元前二五００年创于巴比伦，据知一直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直到第六或第七世纪，但是自此之后，便无法从任何地方得到它存在的半点讯息。

　　这所学校据说拥有伟大的知识，其中藏着解开许多大奥秘的钥匙。我和柏格逊曾经多次谈到这所学校，并梦想能找出一些有关于它的可信资料，如今我们突然看到这卷羊皮纸上提及它！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

　　但是除了这名字之外，我们在这封信中却没有其他发现。我们并不比以前更知道这所学校如何兴起、曾在哪儿存在，或甚至它目前是否仍然存在。经过好几天不遗余力的研究，我们只能建构出以下的要点：

　　在大约第六或第七世纪，阿伊索人（Aisors），亦即亚述人的后裔，被拜占庭人驱逐出美索不达米亚，进入波斯，那些信件或许就是在这段期间写的。当我们能够证实现今的都市摩苏尔（Mosul），亦即古国尼也威（Nievi）的故都，曾经叫做尼弗西，也就是羊皮纸卷上提到的都市，并证实了今日该城周边的人口大部份都是阿伊索人，我们便得到一个结论：那封信所指的极可能便是这些阿伊索人。如果这么一所学校曾经存在，并曾在那段期间迁至某处，那么它只能是阿伊索人的学校，而且，如果它确实仍然存在，便一定存在于阿伊索人之中；再者，如果考虑到信中所提距摩苏尔三天的距离，那么它必定存在于乌米耶（Urmia）和库德斯坦（Kurdistan）之间某处，而且其所在地应该不难找到。于是我们便决定前往那儿，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那所学校找到，并且加入它。

　　如同我所说过的，阿伊索人是亚述人的后裔，如今遍布全球各地，其中有很多住在高加索地区、波斯西北方以及土耳其东部；整个小亚细亚都可以见到他们成群聚居。据估计他们全部约有三百万人口，大部分信奉景教，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基督的神圣性。但他们当中也有少数属于詹姆士二世拥护者、 Maronites、天主教徒，格瑞哥里教徒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其中也у蕯与虷，或魔鬼崇拜者，虽然为数不多。各种宗教的传教士近来都非常热心想说服阿伊索人改信他们的宗教。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阿伊索人本身也很热中“为自己改宗”，在外表改变信仰，甚至因此得到许多物质上的利益，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了。即便他们的信仰各有不同，几乎整个族群都在东印度群岛族长的统治权威之下。

　　阿伊索人大部份住在由教士治理的小村子　，几个村庄，或某一个区域，构成一个部族，由一位王公——他们称之为美利克——治理。所有的美利克都受辖于一位族长；这位族长的地位是世袭的，由叔传侄，而且据说其源头是主耶稣的兄弟赛门。

　　在此有必要一提：阿伊索人在上次战争 中吃了很多苦头，他们成为俄国和英国手中的卒子，结果导致库德人和波斯人的报复，死了一半人口，其他人全靠着美国领事Y博士夫妇二人的救命之恩才得活命。依我之见，如果Y博士还在世的话，阿伊索人，特别是住在美国的那些人，应该组织一个伊索人荣誉护卫队永远为他守门；如果他已过世，就务必在他的出生地立起一座纪念碑。

　　恰恰就在我们决定出发远行的那一年，亚美尼亚人兴起一场很大的民族运动，每个人嘴上都挂着那些为自由战斗的民族英雄的名字，特别是那位年轻的安卓尼克；他后来成了亚美尼亚的民族英雄。

　　土耳其和波斯的亚美尼亚人，以及俄国的亚美尼亚人，都成立了各式各样的党派和委员会；尽管不同的派系之间不断互相谩骂，却还企图统一；简而言之，当时发生一场暴烈的政治冲突，就像在亚美尼亚境内不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带来一连串严重的后果。

　　一天清早，在亚历山卓普，我一如往常前往阿尔帕恰伊河去沐浴，在半路上一个叫做卡拉库力的地方，柏格逊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上我，告诉我前一天他和Z修士谈话，得知亚美尼亚委员会想要选取几名党内志愿者，送到矛许去从事一项特别的任务。

　　柏格逊接着说：“到了家以后，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达到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探寻撒尔蒙兄弟会的踪迹，所以我天一亮就起床跑去找你，但因我错过了你在家的时间，只好追了过来。”

　　我打断他说，首先，我们并不是什么党员，其次——他没听我说完，就自顾自继续说：他已经想过这一切，也知道如何去安排，现在他只要知道我是否同意这项计划。

　　我答道，为了达到那个曾经叫做伊日鲁敏的村庄，我将不计任何代价，对我而言，用什么方式到那儿去，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哪怕是骑在恶魔背上，或甚至和福拉可夫神父手挽着手去（柏格逊知道，福拉可夫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人，一见到他，我就会退避三舍）。

　　“如果你真的能够安排，那么你可以视情况需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事先同意你的任何作法，只要我们到得了我决意要去的地方。”

　　我不知道柏格逊做了什么、跟谁接洽，或如何接洽，但他努力的结果是：几天之后，他张罗到一大笔俄国、土耳其和波斯的钱币，以及写给一路上我们将要会面者的介绍信。

　　于是我们便从亚历山卓普出发，往卡吉司曼（Kaghyshman）的方向上路。过了两个星期，我们来到阿雷克斯河岸，那是俄国和土耳其的天然边界。在一些被派来和我们会面的库德人协助之下，我们渡过河去。我们以为到了这里，我们已经捱过了最大的苦，盼望从此开始顺利成功。

　　大部份的时候我们靠双脚走路，不是与牧羊人共宿，就是住在前一个村庄村民所推荐的地方，或是投宿于那些我们从亚历山卓普携来介绍信的受信者家中。

　　我必须承认，虽然我们尽了某些义务，并尽量尝试执行我们所有的职责，但是我们从未忘记此行真正的目的。不过有时候，任务上必须走的路和我们的行程不能够相符，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就毫不犹豫的走我们自己的路，放着某些任务不去执行，而且老实说，我们并未因此感到太多的良心不安。

　　当我们通过俄国边境之后，便决定穿越艾格里达山，即使那是最难走的路，只因为那样比较能够避开搜寻亚美尼亚人的诸多库德兵团和土耳其特遣队。穿过了这条通道，我们便往南向梵恩走去，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大河的发源地都被抛在我们的右手边。

　　在这段旅程中，我们历经无数险阻，我并不打算加以叙述，唯有一件不能放着不提。虽然它发生在那么多年以前，但每次回想起，我仍要忍不住大笑，而且再度体会到当时的感受：那种本能的恐惧，夹杂着大难临头的预感。

　　这次事件过后，我曾多次陷于千钧一发的关头，例如我不只一次被众多险恶的敌人包围；我曾不得不穿越被一只土耳其斯坦老虎盘踞的小径，而且曾经多次被逼到枪口之下；但是在那些情况中，我从不曾体验到这一次事件给我的惊悚之感，无论事后想来它显得多么好笑。

　　话说我和柏格逊平静地走着。他哼着某首进行曲，同时甩着他的手杖。突然，好似无中生有一般，一只狗出现了，然后是另一只，然后又来一只，又来一只——总共大约是十五只牧羊犬。它们开始向我们狂吠。柏格逊冒冒失失对它们丢了一颗石头，它们立刻向我们扑了过来。

　　它们是库德人的牧羊犬，非常凶恶，下一刻便要将我们撕成碎片，如果不是我出于本能，赶紧拉着柏格逊在路边坐下来。正因我们坐了下来，那些狗便停止吠叫和扑跳，围着我们坐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回过神来；当我们能够思考眼前的情况，不禁大笑出声。只要我们仍然坐着，那些狗儿便也坐着，和平而安静；当我们从背包中拿出面包来丢给它们，它们便开心地吃着，有几只甚至感激地摇着尾巴。但当我们确定它们态度友善，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噢，你们别想溜！”——它们立刻跳了起来，露出白牙，准备扑向我们；我们被逼得不得不又坐下来。当我们又试图站起来，那些狗儿再度对我们展现凶猛的敌意，使得我们不敢做第三次尝试。

　　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中持续坐了三个小时。如果不是一位库德族小女孩骑着一只驴打远处经过，在田野中采着一种药草，我们不知还要在那儿坐多久。我们向她做出许多信号，终于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等她靠近一看我们遭了什么麻烦，就跑去把那些拥有这群狗儿的牧羊人找来——他们住在离此不远的一座小山丘后面。他们把这些狗儿唤了回去，但是一直到等它们走到好一段距离之外，我们才敢站起来，而那些坏东西一路走着，还一路不停地回头看我们。

　　事后证明，我们原先以为渡过了阿雷克斯河便已将最大的困难和危险抛在后头，是多么天真的想法。事实上，一切的艰难困苦才将开始。

　　最大的困难是：跨越这条边界之河，并穿过艾格里达山之后，我们便不能再伪装成阿伊索人，就像我们遭遇狗群时那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置身于真正的阿伊索人区了。在各个种族都迫害亚美尼亚人的时代，以亚美尼亚人的身份旅行于那些地区是不可能的事。扮成土耳其人或波斯人也同样危险。我们宁愿乔装为俄国人或犹太人，但我与柏格逊两人的外貌都不允许这么做。在那个时期，如果想要隐藏自己真正的国籍，就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一旦被发现假冒，后果将非常危险。每一区的当地人在摆脱讨厌的外来人时，所选择的方式都不厌其独特与精致。例如，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最近有几名英国人刚被阿伊索人活活剥皮，因为他们企图拷贝某些铭文。

　　经过长时间的思量，我们决定假扮成高加索的鞑靼人，并设法易容改装，继续我们的旅程。

　　在渡过阿雷克斯河整整两个月之后，我们终于来到Z城，过了此城，我们就必须通过某一条往叙利亚方向的山路，在这条山路中，到达著名的K瀑布之前，我们必须转往库德斯坦；我们在这趟旅行中预期找到的地点，就在这条路上的某处。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充分适应环境，所以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每件事情都进行得十分平顺——直到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使我们所有的意向和计划完全改变。话说有一天，我们正坐在路旁吃着我们所带的面包和tarekh 。突然，柏格逊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我看见一只很大的黄蜘蛛从他脚边爬走。我当下明白了他大叫的原因，立刻跳了起来，杀了那只黄蜘蛛，然后冲到柏格逊身旁。他的腿被咬了一口；我知道被这种毒蜘蛛咬伤，往往会致命，所以我立刻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为那伤口止血。但我看他被咬在腿上多肉的地方，又明白如果口中有一点点破皮，去吸吮那伤口会很危险，于是便选择一种对我们二人而言风险都比较小的作法：我抓起我的刀，很快地切掉我同志小腿上的一块肉——但因为过于匆忙，切了太多。

　　以这个方法免除了他中毒致命的危险之后，我便不那么紧张了，而立刻为他清洗伤口，并尽我所能为他妥为包扎。因为伤口很大，柏格逊流了很多血，各种并发症又可能发作，此时此刻已不可能去想如何继续我们原订的行程，我们必须决定当下要怎么办。

　　我们两人商谈之后，决定待在原地过一夜，次日早晨，再设法到三十哩之外的N城，我们有一封信要递给当地一位亚美尼亚教士──那是我们没有完成的一项任务，因为，在那桩意外发生之前，N城本不在我们计划的行程之内。

　　第二天，一位年老的库德人恰巧路过，看来相当友善，我便透过他的帮助，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租了一辆两条牛拉的板车，原本是载运水肥用的。我把柏格逊放了进去，就往N城的方向出发了。

　　我们每四个小时就得停下来喂牛，因此这一段短短的路程就花了将近四十八小时。到达N城之后，我们就直接去找那位亚美尼亚教士；我们有一封介绍信给他，还有一封信要他转递。他非常友善地接待我们，当他知道柏格逊的遭遇之后，便立刻在他的屋子里挪出一个房间给他，我们当然满怀感激地接受了。

　　还在路上时，柏格逊就开始发烧，虽然第三天烧退了，但伤口却开始化脓，必须非常细心照料，我们就这样接受了这位教士将近一个月的招待。

　　如此长时间和这位教士处在同一屋檐下，频频和他聊天，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我们遂和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一次，在闲聊当中，他无意间提起他拥有的某件东西，以及和那件东西有关的故事。

　　那是一张古老的羊皮纸，上面画着某种地图。它已在他家庭中保存很长一段时间，从他的曾祖父一路传到他手中。

　　“前年，”教士说：“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来找我，请求我让他看看那张地图。他怎会知道我有这张地图，我一点概念也没有。一切显得那么可疑，而且我又不知道他的身份，便拒绝了他，甚至否认我拥有那么一件东西；但禁不起他锲而不舍的要求，我就想：‘何不给他看看呢？’于是就出示那张羊皮纸。

　　“他几乎看也没看，就问我是否愿意出售，并且立刻出价两百土耳其金镑。虽然那是笔大数目，我还是不想就这样卖了它，因为我并不急着用钱，而且也不愿意和我珍藏多年的纪念品分手。

　　“这位陌生人原来暂宿于我们州长的官邸。第二天，州长的仆人代表他们的新客人来找我，出价五百金镑要购买我的羊皮纸卷。

　　“我必须说，打从那陌生人离开我家后，我就觉得事有蹊跷：首先，这个人远道而来，显然是为了这卷羊皮纸，其次，他又从何得知我有这么一件东西呢？再者，为什么他一看见它，就显出那么强烈的兴趣呢？

　　“这些疑虑加在一起，似乎证明这羊皮纸卷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当他出了五百镑的高价时，虽然我颇为心动，却还怕卖得太便宜。于是我决定慎重行事，再度加以拒绝。

　　“当天晚上那位陌生人再度来访，这一次州长还陪同前来。当他再一次提出五百镑的价玛时，我很干脆地回绝了。但因为州长陪着他来，我便邀请他们进来坐坐，一起喝咖啡，闲话家常。

　　“在谈话间，我得知这位访客是一位俄国公爵。他告诉我，他对古董很有兴趣，因为我这张羊皮纸卷与他的收藏颇为相衬，身为收藏家的他，很希望能将它买下，而且所出的价玛也已经远高于那个物件的价值了。他认为再添价玛就太愚蠢了，并表示我拒绝出卖，令他感到遗憾。

　　“在一旁仔细倾听的州长对那羊皮纸卷生出兴趣来了，便表示希望能看一看。当我将那羊皮纸卷拿出来时，州长显然因为这么一个东西能值那么多钱而大为震惊。

　　“谈话当中，这位公爵突然问我，我愿意以多少代价让他制作一份拷贝。我犹豫着，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说实在的，我很怕已经失去了一位好顾客。于是他出价两百镑，这一次我可不好意思跟他讨价还价了，因为他付出这个高价却什么也没拿走。

　　“想想看：仅仅为了允许作一份拷贝就得到两百镑！我没有考虑多久就答应了他；我告诉自己：毕竟那羊皮纸卷还是在我身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卖。

　　“第二天早上，公爵又来了，我们把羊皮纸卷摊开在桌上，公爵把水加到他先前买好的一些石膏粉中，然后在羊皮纸卷上抹油，再将石膏散布于羊皮纸卷上。几分钟之后，他取下石膏，装入我给他的一只口袋中，付了我两百镑，便离去了。上帝就这样白白赐给了我两百镑，而我也拥有那羊皮纸卷，直到如今。”

　　这位教士的故事令我大感兴趣，但我不动声色，好像只是出于好奇，请他让我看看那件曾被出价如此之高的东西。那位教士便走到一只箱子前，把一卷羊皮纸拿出来。当他把它展开时，我还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但当我看得更详细……我的老天！我当刻体验到何等的震撼哪！我永远忘不了。

　　我被一阵强烈的战栗掳获，又因为我在心中努力压抑，不透露自己的兴奋，那份战栗便更为猛烈。我所见到的，不正是我以前曾经失眠好几个月，一直想着的东西吗？

　　它就是所谓“沙前埃及” 的地图。

　　我花了很大力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谈到别的事情去。

　　这位教士把羊皮纸卷卷起来放回箱箧中。我可不是俄国公爵，付不起两百镑做拷贝，但我对于这份地图的需要，绝不亚于那位公爵。因此我当下就决定，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有一份拷贝，并且立刻思考如何得到它。

　　到了这个时候，柏格逊已经好多了，所以我们常常把他带到庭院的阳台上，让他晒几个钟头太阳。

　　我跟他约好，当教士出去办事的时候，他就让我知道。第二天，当我听见他说教士已经离家，就偷偷摸摸进入他的房间，为那装着传家之宝的箱箧打一付钥匙。头一次，我无法注意到那把钥匙所有的细节，直到试了第三次，又做了无数次修正，才制成那把钥匙。

　　一天晚上，就在我们出发之前两天，趁着教士不在家，我再度潜入他的房间，把那羊皮纸卷从箱箧中取出来。我把它拿到我们房间，把一张油纸覆在它上面，然后我和柏格逊两人便在油纸上描出那地图的所有细节。第二天，我再把那羊皮纸卷放回原处。

　　自从我拥有这么一份充满玄机和许诺的财宝之后，其他一切兴趣和企图心似乎都不见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将它缝在衬衣中。一股不可遏抑的渴望在我心中升起，使我想要不计代价、不受羁绊，立刻到达那个地方——它将可以满足过去这两三年来像虫子一般无休无止啮咬我的那股求知欲。

　　经过这桩或可辩解，然而无论以什么方式来看，我如此回敬这位亚美尼亚教士的东道主之谊，都是该受责备的事件后，我就与我那位仍未痊愈的同志商量。我说服荷包已不丰的他不惜买下两匹优秀的本地带鞍马——在逗留当地期间，我们曾注意到它们那种特别、快速而精力充沛的小步宾士，很是欣赏。有了这两匹马，我们就可以尽快往叙利亚的方向出发。

　　当地所养育的马儿，其步态非常平稳，人可以跨坐骑上，手中握着一只装满了水的杯子，以几乎是大鸟飞行的速度前进，而杯中的水一滴也不会溅出来。

　　在这里我不打算描述一路上的经历，以及那些频频逼我们改变路线的意外状况。我仅要说，在我们告别那位和善的亚美尼亚教士满四个月之后，我们抵达了斯麦那城，就在我们抵达的头一个晚上，我们有一番极富奇趣的遭遇，它恰巧改变了柏格逊此后的一生。

　　那天晚上我们到一家小小的希腊餐馆，打算在这艰苦紧张的行程之后，来一点消遣。当时，我们闲闲地啜饮著名的希腊伏特加，并随着当地习俗，从无数的小碟子里取用各式各样的希腊小菜，从鲭鱼干到硷的山藜豆都有。

　　除了我们以外，餐馆里还有好几群人，大部份都是碇泊于港中的外国船上的水手。他们有点吵闹，显然已经泡过不只一家酒馆，而且已经如俗话所说：“泡得湿透”。

　　那些不同国籍的水手坐在不同的桌位，各桌之间不时兴起一阵争吵，起初只是希腊语、义大利语和土耳其语混杂而成的一种怪腔怪调的方言，然后，毫无预警地，突然发生一阵爆炸。

　　我不知道那火药是如何引燃的，但刹时之间，一大群水手跳了起来，作出威胁的手势，大声喝叫着，扑向离我们不远的一群水手。那些水手也跳了起来，一场如火如荼的战斗就此展开。

　　在酒精的催化之下，我和柏格逊冲过去加入那人数较少的水手一边。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道谁占上风或谁屈下风。

　　当餐馆里其他人以及适巧经过的巡逻兵把我们分开时，参与打架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不挂彩的：一个鼻子开花，另一个从口里啐出血来，不一而足；我站在众人之中，左眼窝挂着一方瘀青，而柏格逊一直呻吟、喘气，一边以亚美尼亚语诅咒，说他第五根肋骨下面痛得不得了。

　　如水手们常说的，等到风雨平静下来，我和柏格逊发觉我们的晚餐早已吃饱，也被这些好家伙娱乐够了??甚至不经要求就自动上演的??便拖着脚步走回住处睡觉去了。

　　一路上，我们都不怎么想说话；我的左眼一直不由自主的阖上，而柏格逊则不断呻吟着，咒骂自己多管闲事。

　　第二天一早吃早餐的时候，我们打量着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前一晚有点白痴的行为，便决定照原来的计划直奔埃及，不再耽搁。依我们的盘算，那漫长的航程加上纯净的海上空气，等我们到达埃及的时候，伤一定都已经好了。所以我们便立刻去港口看看有没有一艘我们荷包付得起的船即将开往亚历山卓港。

　　我们发现海港里有一艘希腊籍的轮船正要航向亚历山卓，便赶赴那艘船所属的船公司打听一切必要的消息，就在那办公室门口，一名水手向我们蹦了过来，嘴里吱吱喳喳地说着破碎的土耳其话，并且热烈而兴奋地跟我们握手。

　　起初我们感到莫名其妙，但很快就明白了：原来他是一名英国水手，前一个晚上打架时，我们帮的就是他们那一群人。他打了个手势要我们等着，便匆匆跑开，几分钟后由三个同伴陪着回来，我们后来才知道其中一名是高级船员。他们都热诚感谢我们先前所为，并坚持要我们到附近一家希腊餐馆和他们喝杯希腊伏特加。

　　这希腊伏特加乃是古希腊美酒佳酿的嫡传，酒过三巡之后，我们的谈话愈来愈大声，也愈来愈不受拘束，这当然还得归功于我们天生就能以“仿古希腊语”和“古罗马手势”，加上天南地北捡来的港口术语，让别人了解我们。当他们一得知我们正要设法到亚历山卓去，那古希腊佳酿的嫡传便以惊人的方式显出威力。

　　这几名水手好像顿时忘了我们的存在似的，开始只跟他们自己人谈话，而他们到底是在争吵抑或是在玩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突然，其中两人一口干掉杯中物，火速离开，剩下的两位则竞相以仁慈的语调，向我们一再保证着什么。

　　最后我们两人开始猜想这是怎么回事，事后证明我们的猜想没错：那匆匆离去的二位赶到一个办事处为我们请托，好让我们能够上他们的船?那艘船明天就要开往皮里幼斯(Piraeus)，从那儿再开往西西里，然后再到亚历山卓，碇泊两个星期之后再开往孟买。

　　离去的两位久久不回，在鹄候中，我们充分发挥了希腊美酒的功效，以各种语言热烈地说着话。

　　尽管我们以这种愉悦的方式消磨时间，等待着好消息，柏格逊却显然忘不了他的第五根肋骨；突然间他失去了耐性，开始坚持我们不应等下去，而应立刻回家，而且他还热切向我保证说，我的左眼也开始变黑了。

　　我考虑到柏格逊被毒蜘蛛咬伤的地方尚未痊愈，不好拒绝他的要求。于是，我没有对那二位猛喝希腊伏特加、天涯偶遇的伙伴提出任何说明，便顺从地跟着柏格逊走了。

　　我们意外而沉默的离去把那两名水手吓了一跳。前一个晚上为他们出力打架的人既然走了，他们也跟着走了出来。我们的住处有点远，一路上，我们各自有各的消遣方式：一个唱歌、一个比手划脚，好像在跟谁证明着什么，另一个则以口哨吹着军队进行曲……一到住处，柏格逊还没来得及脱衣服就躺了下来，而我，把床铺让给那位较年长的水手之后，便把四肢一伸躺在地上，并示意另一位水手跟着我做。

　　到了半夜，我在一阵剧烈的头痛中醒来，片片断断忆起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并想起曾有两名水手水手跟着我们回来；但是，当我环视周遭，却不见他们的踪影。我又回床睡觉，直到天大亮，柏格逊沏茶的杯盘碰撞声，和他每天早上都吟唱的亚美尼亚祷告词“Lusatsav lusn pareen yes avadam zairghentaneen”传入我耳中，将我唤醒。那天早上，我和柏格逊都不想喝茶，只想喝一些味道很酸的东西。喝了一点冷水之后，我们又一言不发地躺回床上去了。

　　我们二人都非常抑郁，并且觉得自己彻头彻尾糟糕透了。此外，我口中有一种感觉，好似﹄d皉酗@打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人在那里折腾了一整夜似的。

　　当我们还像那样各怀心事躺着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打开，三名英国水手冲了进来，其中只有一名是前一个晚上同我们在一块儿的，另外两名则是首次照面。他们彼此打着岔，想要向我们说明一些事情。我们东问西问，同时绞尽脑汁，终于明白他们是要我们赶快起床，穿好衣服，跟他们上船去，因为他们已经从有关当局取得许可，让我们以额外船工的身份搭载他们的船。

　　当我们穿衣的时候，那些水手愉快地彼此谈论着，这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他们突然一拥而上，开始打包我们的衣物和用品，这可把我们吓了一跳。等到我们穿好衣服，唤旅店老板来结帐的时候，我们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得妥妥贴贴，三位水手分别把它们扛起来，并示意我们跟着他们走。

　　我们一起走上街道，向玛头行进。到了那儿，我们看见一艘小艇，艇上有两名水手，显然是在等着我们。我们登上小艇，水手们便开始划桨，还一路上唱着歌，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就贴近一艘很大的军舰旁边。

　　我们的登船显然也是在预料之中，因为我们一踏上甲板，站在玄门上的两名水手就迅速将我们的东西接了过去，并带领我们走进一个靠近厨房、事先准备妥当拨给我们使用的小舱间。

　　这舱间很拥挤，但是对我们而言，却是一个相当舒适的角落。当我们总算安置妥当，便由那天晚上在餐馆受我们帮忙的一名水手陪同，走到上层甲板。我们坐在绳圈上，很快地，就被几乎整船的船员围起来，其中有普通水手，也有一些较低阶的高级船员。

　　他们全体，不分阶级，对我们的友善之情都溢于言表，每一位都觉得有义务和我们握手。他们还考虑到我们不懂英语，便以他们所知的其他语言，辅以手势，向我们说些显然很愉悦的话语。

　　在这场由多种语言拼凑起来的奇怪对话中，一位元希腊语说得还可以的水手提议道：在这段行程中，所有在场者都必须下定决心每天至少学二十个字——我们学英语，他们学土耳其语。这个提议在一阵欢呼声中被大家接受了，两位元我们前天就认识的朋友立刻把二十个他们认为我们该学的英文单字写下来，柏格逊和我则写了一张土耳其语清单给他们。

　　当高阶船员来到船舷，轮船即将开航的时候，水手们都走开去执行他们的任务，我和柏格逊则开始背诵我们第一批以希腊文拼成的英文单字。

　　我们全心全意学习这二十个字，并且试着把那听来很不习惯的外国话发音发得正确，以至于浑然不觉夜幕已降，而船正在全速进行。我们埋头苦练，直到一名水手走近我们，随着船身摇晃对我们挥手，以一个明白的手势表示用餐时间已到，便带着我们走到靠近厨房的客舱。

　　用餐时，我和柏格逊彼此讨论了一些事情，在谘询那位希腊话说得还可以的水手之后，我们决定提出一项请求：从第二天起，我开始清洁船上的金属物件，柏格逊则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于轮机舱。这项请求当天晚上便获准了。

　　我不再叙述那段航程上的其他事件。

　　到达亚历山卓的时候，我热诚地辞别那些待客殷勤的水手，带着灼烈的决心，离船尽快前往开罗。但柏格逊在这段航程当中，已经和船上多位水手结为好友，而且热爱轮机舱内的工作，便决定待在船上继续航行。我们约定保持联络。

　　后来我得知，柏格逊和我离别之后，继续在这艘英国军舰上的轮机舱内工作，并对机械产生热烈的兴趣，且和好几位水手以及较年轻的高级船员成了密友。

　　他乘着这艘船从亚历山卓来到孟买，然后又到了好几个澳洲港口，最后在英国登陆。在英国的利物浦，他接受一些英国朋友的劝说，并在他们的安排之下，进了一所轮机技术学院，除了密集的技术研究，也精通了英文。两年期满，他成了一名检定合格的机械工程师。

　　我把这一章献给我最初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我青年时期的挚友柏格逊。在这一章结束之时，我想要提提他心理状态中非常独特的某项特点，这一点在他早年便明显可见，也是他非常个人化的特质。

　　柏格逊总是闲不下来；他总是在做着什么工作。

　　他从来不像俗话说的，叉着臂膀坐着，而且谁也不曾见他躺下，像他同年龄的伙伴那样，看着那些完全不实的闲书。如果他实在没有确定的工作要做，他就依着韵律摇动他的臂膀，或是踏着步伐，或是以指头做着各种巧妙的手指操。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像个傻瓜那样不知休息，又没有人会为这种无用的操练付钱。

　　“的确，”他答道，“目前没有人会为我这些愚笨的怪动作付钱，正如你们这些腌在同一缸硷水中的酱菜所想的；但是将来，你们自己或是你们的孩子，却会为了这个付钱给我。玩笑归玩笑，说真的，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工作，但我并非以本性去爱工作，因为我的本性和其他人一样懒散，从来不想做什么有用的事。我喜欢工作，是出于我的常识判断力。

　　“请记住，”他补充道，“当我使用‘我’这个字的时候，你必须了解那不是整个的我，而只是我的心智。我爱工作，而且努力透过坚毅不拔，使我整个本性都爱工作，而不只是理性而已。

　　“而且，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没有一点有意识的努力会是白费的。早晚都会有人为它付出。因此，如果ю韠在以这种方式工作，我就达到双重目的。第一，我将教会我的本性不再懒惰，第二，我将为我的晚年做好准备。如你所知，我不能期望我父母在死后留下丰厚的遗产，让我在没力气工作的时候还能衣食无缺。此外，我工作也因为生活中唯一真正的满足，就是有意识地工作，而不是因为迫不得已。这就是人和卡拉巴克驴子不同的地方——卡拉巴克驴子也是从早工作到晚。”

　　他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番道理。虽然他将整个青年时期——为了确保晚年生活的最有价值年岁——统统花在无用的漫游，从来不关心为了养老赚钱的事，而且虽然他直到一九０八年才认真干起了事业，但如今他已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至于他赚钱手段的正当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没有一件有意识的努力是白费的，”他这句话说得真对。他的的确确有意识地、凭良心在工作，日夜匪懈，像条牛似地，一辈子，无论在何种情境、在何种条件下都努力打拼。

　　现在，愿神保佑他，让他终于得享那应得的休息。

　　第六章  阿布銮·耶洛夫

　　继柏格逊之后，阿布峦·耶洛夫是我准备步入成年之前巧遇的一位奇人。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塑造我个体性某一层面的“活化因素”。

　　前已说过，我一直企图从当代人士中，找到那些令我魂牵梦萦的问题的答案，但就在遇见耶洛夫之前不久，我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当时，我刚从爱西米雅金回到提弗里斯，埋首于古代文献。

　　我回到提弗里斯，主要因为我可以在那里获得任何我要的书籍。在这个城市中，无论是当时，或是我上次停留的时候，都能够轻易找到任何语文的珍本，特别是亚美尼亚文、乔治亚文和阿拉伯文。

　　我到达提弗里斯之后，住在一个叫作迪欧贝的行政区；我几乎每天都从那儿到军人市场，来到亚历山大花园西侧的一条街，提弗里斯大部份的书商都在那儿。就在这条街上固定的书店前面，总有许多小商人或卖书的摊贩，把书和图片散置地上叫卖，在有市集的日子，这种书贩尤其多。

　　在这些卖书的小摊贩中，有一位阿伊索青年，从事各种书籍的买卖，或受人委托代为订书。此人年少时被叫作阿布拉什卡·耶洛夫，意为狡猾的小混混，然而对我而言，他却是个无可取代的朋友。

　　在当时，他甚至已经是本活目录，因为他知道无数的书名，无论它是何种语文、作者是谁；他还知道任何书籍的出版日期和出版地点，也知道它可以在哪儿买到。刚开始的时候，我向他买书，稍后，我把看过的书拿去和他交换或退还给他，而他总会帮我找到我所需要的任何书籍，于是，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在那时候，阿布銮·耶洛夫正准备进入陆军军官学校；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恶补相关的书籍。然而，因为他深受哲学吸引，便也抽空阅读有关这个主题的书。我们亲密的友谊就由他对哲学问题的兴趣而展开；我们常常在晚间相会于亚历山大花园，或Moushtaiid里面，讨论哲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常常一同在书架上搜寻古书，逢到市集日，我甚至开始帮他卖书。

　　我们的友谊因为下述的事件而更进一步：

　　在市集日，某个希腊人常在耶洛夫卖书的摊子旁边设摊。这位希腊人卖的是各种熟石膏制品，诸如小雕像、名人半身像、丘比特和赛姬、牧羊人和牧羊女塑像，以及各种样式的大小扑满，做成猫、狗、猪、苹果、梨等等形状，简而言之，都是些当时流行装饰桌面、橱柜或特定置物架的垃圾小玩意儿。

　　有一天，当耶洛夫卖书稍歇之际，向那小玩意儿摊子那边点了个头，用他独特的方式说道：

　　“不管是谁制造那些废物，他可正在那儿赚着成堆的银子呢。有人说他是个肮脏的义大利佬，新来的，在他肮脏的窝里制造这些垃圾，而那些白痴，就像那希腊贩子，帮他把那些丑东西卖给傻子，让他们拿回去装饰他们的白痴住家；再把那些人辛苦赚来的钱拿去孝敬那义大利佬的口袋。我们却得成天黏在一个地方，挨着冻，晚上才能够有一片走味的玉蜀黍面包充饥，刚刚够把身体和灵魂兜拢在一块儿，明天一早，又得来这儿，做着同样讨厌的苦工。”

　　话说完不久，我就走向那位希腊摊贩，得知这些玩意儿的确是某个义大利人制作的；他对于制作过程保密得不透一丝风。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帮他卖，”希腊人说，“但还不够整个提弗里斯的需要。”

　　我被这义大利人的生意经和耶洛夫的愤慨挑动起来，当下就想要超越那个义大利人，尤其是那时我自己也得想办法作些生意，找个谋生之道，因为我的钱已经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快要一个不剩了。

　　首先，我跟这希腊贩子谈了话，当然是故意挑起他的爱国心；然后，我带着心中拟妥的计划，跟他去找那义大利人，向他要工作做。我运气很好，先前刚好有个男孩因为偷拿他的工具而被辞退，这义大利人正需要有人在他搅动石膏时把水倒入容器中。因为我不计较酬劳，立刻就被雇用了。

　　依照计划，我打从上工第一天开始就假装自己是个笨蛋。我工作得非常卖力，一个人几乎做三个人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显得笨头笨脑，为此，这义大利人过不了多久就喜欢上我了，也不再像对别人那样，对这傻小子隐藏什么秘密，因为他眼前这个小子是那么愚笨、那么无害。

　　两个星期之内，我就已经知道很多东西是怎么做的了。我的雇主会唤我去拿着浆糊，搅动混和液等等，因此我就渗透到他三宝殿的内殿，很快学到他的工作中所有很细微、却很重要的秘密。在这类工作中，它们的确非常重要，例如石膏溶解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该加几滴柠檬汁进去，石膏才不会产生气泡，作出来的成品才会平滑无瑕；否则塑像凸出的部份，像鼻尖、耳朵等等，将会有丑陋的洞洞。制作模型时的浆糊、凝胶和甘油的正确比例也非常重要；任何一项多放一点或少放一点，都会把事情弄砸。只知道过程而不知道这些诀窍，是不可能得出好结果的。

　　总之，一个半月之后，市场上就出现了我所做的类似制品。除了那位元义大利人所做的样式之外，我还添了好几款滑稽的头形，头上开了许多小插孔，作为笔筒。我也卖起了造型特殊的扑满，被我取名为“床上病号”，销售量很大。我想当时提弗里斯城内没有一户人家不摆上一只我做的扑满。

　　稍后，我雇了好几个工人，还有六名乔治亚女孩来作学徒。耶洛夫开心极了，他在各方面帮我的忙，甚至在非周末时停下卖书的营生。同时，我们两人继续我们的工作：读书、研究哲学问题。

　　几个月之后，当我攒足了一大笔钱，并开始对我的工厂感到厌倦时，我就在它炙手可热之际，以极好的价钱，将它卖给了两个犹太人。因为我必须空出工厂隔壁的房间，便搬到火车站附近的莫洛嵌街去住；耶洛夫也带着他的书搬了过来。

　　耶洛夫身材矮壮，皮肤黝黑，双眼总像两块炙烈燃烧着的炭。他的毛发很浓密，眉毛又粗又黑，山羊胡几乎从鼻子长起，覆住了整个脸颊，但仍掩不住他红润的气色。他出生于土耳其的梵恩，要不是在比特利斯城内，就是在它的近郊。在我们相遇的四、五年前，他的家人从那儿搬到俄国。当他们到达提弗里斯时，他被送去念大学预科。尽管当地民风纯朴，居民不拘礼节，耶洛夫还是因为某些玩笑或恶作剧，而不见容于学校当局，终于被教师评议会下令开除。不久之后，他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从那时起，他就随兴所至而居，总之，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家里的败家子。然而他的母亲仍背着他的父亲送钱给他。

　　耶洛夫对他的母亲存有一份极为温柔的爱，这份爱在甚至很细微的地方表现出来。例如，他的床头总是挂着一张母亲的肖像，他出门前总要在这肖像上亲吻一下，当他回来，总是会在门廊上喊道：“日安，妈妈！”或“晚安，妈妈！”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之所以愈来愈喜爱他，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也爱他的父亲，但自有其方式。他认为他父亲是个小气、虚荣又任性的人。

　　他的父亲是位包商，众人皆知他很有钱，在阿伊索人之间更是举足轻重，这显然因为他是马尔席蒙家族的后裔──虽然仅在母系这一边。马尔席蒙家族是昔日阿伊索的王族，自从王朝告终之后，这个家族便成了阿伊索的长老之家。阿布銮还有一位兄弟，当时正在美国念书，我想是在费城。但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位兄弟，固执地认为他是个双面的自我主义者、没有心肝的动物。

　　耶洛夫有许多怪癖，其中一项就是习惯把裤管往上拉。这个习惯，后来还是我们这些死党费了很大功夫，才逼他改掉。

　　柏格逊常常因此戏弄他说：“呃！──你还想当军官呢！跟将军头一次见面，你这可怜的傻子，一到卫兵室，与其敬个礼，你反而把裤管拉起来……”等等。(柏格逊自己的话比这还要冲。)

　　柏格逊和耶洛夫总是互相取笑个没完，甚至当他们友善谈天时，耶洛夫给柏格逊的称号还是“硷亚美尼亚人”，柏格逊则称耶洛夫为“卡查果克”(khachagokh)。

　　亚美尼亚人一般都被称为硷亚美尼亚人，阿伊索人则被称为“卡查果克”。卡查果克的字面意思便是“偷十字架的人”。这个绰号似乎因此而起：阿伊索人是公认的狡猾恶棍。在高加索地区，甚至有这样的定义：“七个俄国人，熬出一个犹太人；七个犹太人，熬出一个亚美尼亚人；七个亚美尼亚人，才熬出一个阿伊索人。”

　　阿伊索人当中，到处都有神父，但这些神父大部份都是自己任命的──这在当时相当容易。他们住在阿拉拉特山的环抱之中，这座山处于俄国、土耳其和波斯的国界，因此他们出入这些边境区几乎通行无阻。当他们到了俄国，就自称为土耳其的阿伊索人，到了波斯，就自称俄国的阿伊索人等等。

　　他们不仅执行教会的仪典，还贩卖各种所谓的圣物给信仰虔诚而又无知的人们，生意相当好。例如，在俄国内陆深处，阿伊索人便宣称自己是希腊神父，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对希腊神父深具信心；阿伊索人藉着贩售宣称由耶路撒冷、圣阿窦斯及其他圣地带来的东西而大赚其钱。

　　他们所卖的圣物中，有耶稣基督当年被钉的十字架的碎片、圣母玛丽亚的头发、麦拉的圣尼古拉的指甲、能带来好运的犹大的牙齿、圣乔治座骑的马蹄铁，甚至某些伟大圣人的肋骨或头盖骨。

　　这些东西都被天真无知的基督教徒怀着莫大的敬意给买了去，特别是那些俄国的商人阶级；那些东西，很多都是阿伊索的神父在自己家里，以及圣俄罗斯教会的无数礼拜堂中制造出来的。对此知之甚详的亚美尼亚人便称阿伊索人为“偷十字架的人”；而这个绰号一直沿用迄今。

　　至于亚美尼亚人为何被说成是硷的，乃因他们有一个风俗：小孩一出生，就在他周身涂盐。

　　顺便一提：我认为这个风俗并非无用。我特别的观察显示：住在该地区的别种族新生儿，常常被涂上某种粉末以防止皮肤发炎，但出生在同一地区的亚美尼亚小孩，却几乎不长皮疹，虽然他们也会患其他的儿科病症。这项事实我归功于给新生儿抹盐的风俗。

　　耶洛夫和他的阿伊索同胞很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他缺乏典型阿伊索人的一项特点：虽然他脾气暴躁，却从不记恨。他的怒气消得很快，如果他不巧冒犯了谁，一待他心情平静下来，就会尽其所能为他刚刚说的话圆场。

　　他对别人的宗教都非常细心体谅。有一次在对话中，我们谈到欧洲各国传教士对阿伊索人密集传教，各宗派的传教士都企图劝服阿伊索人改信他们的宗派。他说：“那不是向谁祈祷的问题，而是信仰的问题。信仰就是良心，而良心的基础在一个人幼年时便已奠定。如果一个人改变了宗教信仰，就失去了他的良心，而良心是一个人最可贵的部份。我尊重他人的良心，而且因为良心是以信仰维系、信仰又以宗教维系，因此我尊重他人的宗教；对我而言，如果我开始去批判他人的宗教，或企图使别人不信他的宗教，那我就是犯了重罪，因为这如同摧毁他人的良心──只有在幼年时期才能获得的良心。”

　　当他以这种方式表白的时候，柏格逊就会问他：“那你过去为什么想当军官咧？”那么，阿布銮就会两颊绯红，猛烈地叫道：“下地狱去吧！你这盐巴腌过的毒蜘蛛！”

　　耶洛夫向来愿意为朋友赴汤蹈火。他总是准备为他亲近的人──像俗话说的──将灵魂奉献出来。耶洛夫和柏格逊成为朋友之后，彼此依恃之深，有如上帝应许的兄弟。但他们的友情表现在外，却十分特殊而难以解释。

　　他们愈是相爱，就愈是粗鲁相待。但在这粗鲁的表像之下，却藏着如许温柔的爱，以至于任何人见了，内心深处都要受到感动。好几次，知道他们粗鲁相待的底蕴的我，因为被深深触动，而无法抑制涌上眼眶的泪水。

　　例如，他们之间会发生这样的场面：耶洛夫凑巧到某户人家去，被飨以糖果。依照习俗，他应该将它吃下去，才不会冒犯给糖果的人。然而，尽管他非常喜欢糖果，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把它吃掉，而是藏在口袋里，带回来给柏格逊。但他不会就这么递给他，而总要伴随一种嘲讽、一连串珠炮似的戏弄之辞。

　　他通常这么做：在晚餐的谈话中，他好像意外寻获似地，拿出口袋中的糖果，递给柏格逊说：“鬼怎么把这垃圾弄到我口袋里来了？喏，把这脏东西咽下去吧！尽吞些对别人没好处的东西，你可是最在行了。”柏格逊就把糖接过手，骂道：“这么个好东西，可不是给你的狗嘴吃的。你可以去吃那些橡树果子，像你的兄弟猪哥那样。”当柏格逊吃糖果的时候，耶洛夫就会做出不屑的表情说：“你看他那贪吃相！多么像只卡拉巴克驴子在嚼他的蓟菜！尝过了甜头，他就会像只小狗狗一样跟着我跑了，只因为我给了他恶心的烂东西。”他们会像这样一直说下去。

　　耶洛夫除了是通晓书名和作者的天才之外，后来又成为语言专家。当时，我会说十八种语言，可是和他比起来，还是自惭形秽。在我能说出一个欧语单字之前，他已经通晓几乎所有的欧语，而且说得好到令人听不出那不是他自己的语言。例如，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考古学教授史基洛夫（稍后我会谈到他）必须带着某件阿富汗的圣物横越阿姆河，但情势不允许他那么做，因为当时穿越这条俄国边界的人都被严密监视，有阿富汗卫士，也有英国士兵──当时，为了某种缘故，当地结集了大量英国士兵。

　　耶洛夫从某处弄来了一套英国军官制服，穿上它，走到英国士兵的岗哨，假装是一名从印度来此猎虎的英国军官。他有办法以他的英文故事引走那些士兵的注意力，让我们有时间从容躲过监视，把所要的东西从一岸弄到另一岸。

　　除了他的营生之外，耶洛夫继续苦读不辍。但他没有照原先的意向进入军官学校，而去了莫斯科；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试进入拉扎雷夫学院，数年之后在卡赞大学──如果我记得没错──获得语言学的学位。

　　正如柏格逊对身体工作有特别的看法，耶洛夫对心智工作也有非常独特的创见。他曾说：“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思虑一天到晚转个不停。与其让它们去想隐身帽或阿拉丁的财宝，还不如让它们被一些有用的东西占着。当然，让思想有方向，要花掉一定的精力，但一整天耗下来，也不会超过消化一顿饭的精力。所以我就决定研究语文──这不仅让我免于思虑闲散，也防止它们以痴梦和童騃妨害我的其他机能。何况有时候语言的知识也很有用。”

　　这位与我青春作伴的友人仍旧健在，现在正舒舒服服定居在北美洲的某个城市。大战期间他人在俄国，大部份的时候都住在莫斯科。俄国大革命期间，他到西伯利亚视察他无数书籍及文具店中的一家分店，而被困在那儿不得脱身。大革命期间他受了很多苦，所有的财富都被一扫而光。

　　仅仅三年前，他的侄儿耶洛夫博士才从美国来劝说他移民过去。

　　第七章    尤里·鲁伯维斯基公爵

　　尤里·鲁伯维斯基公爵是一位既出类拔萃又鹤立鸡群的人物。他比我年长许多，将近四十年来一直是我年长的同修以及莫逆知交。

　　导致我俩在人生路上相遇，而后维持多年知交的远因，是缘于他的家庭生活因为一场突发的悲剧而斩断。公爵年轻时担任禁卫军的长官，曾经疯狂爱上一位性格与他相似的美丽少女，然后与她结为连理。他们住在莫斯科，住在公爵位于飒多凡亚大道上的房子。

　　公爵夫人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因难产而死，公爵为了排遣悲痛，一开始热中于降灵术，希望能与他死去的爱妻做冥界沟通；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他越来越沉迷于玄学及生命意义的追寻。他如此沉醉在这些研究中，以至于完全改变了先前的生活模式。他不再接见任何人，哪里也不去，而是一个人关在图书室里，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投入玄学的相关问题中。

　　有一天当他特别沉浸在这类研究时，突然被一位陌生老人的造访打断。出乎他的家人意外，公爵立刻接见这位老人，然后与他在紧闭的图书室里密谈了很久。

　　在这位不速之客造访不久之后，公爵就离开莫斯科，接下来的一生中几乎都在非洲、印度、阿富汗以及波斯之间浪游。他很少回俄国，如果回去，也只是出于必要，停留很短时间而已。

　　这位公爵非常富有，但是却把财产悉数花在“探索”以及组织特定的远征之上，希冀能找到他心中问题的解答。他在某间修道院住了很久，遇到许多兴趣与他类似的人。

　　当我初次遇到他时，他已经年届中年，而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从那一刻起直到他去世为止，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我俩初次见面是在埃及的金字塔，那是在我与伯格逊的旅行不久之后。当时我刚从耶路撒冷回来，我在耶城以导游为生，主要是对俄国观光客介绍城里风光，提供一般的说明导览；换句话说，我是一位职业导游。

　　我回到埃及不久之后决定重操旧业。我通晓阿拉伯文和希腊文，也懂义大利文，这是当时对欧洲观光客说话不可或缺的语言。几天之内我就学会了导游需知的一切，然后和那些滑头的阿拉伯年轻人一起，混淆那些无知观光客的视听。

　　既然我对这一行已经很熟，而且当时我的荷包并不丰盈，我就当上导游，以便赚取为了实现计划所需的金钱。

　　有一天我被一位俄国人挑上担任导游，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一位考古学教授，名叫史基洛夫。当我们从人面狮身像走向奇欧帕斯（Cheops）金字塔时，一位斑驳银发的绅士对我的雇主打招呼，叫他“掘墓者”，而且显然很高兴看见他，询问他的身体健康与否。他们以俄语交谈，但是我的雇主对我说一口破烂的义大利文，因为他不知道我会说俄文。

　　他俩在金字塔底坐下来，我也在不远处坐下，因此可以清楚听到他们说的话，并开始吃我的牛肉卷饼。

　　这位跟我们碰面的绅士原来是一位公爵，他对教授问了不少问题，其中包括下列这点：

　　“你真的还在打扰这些死去很久的人的遗骸，并且收集那些在他们愚蠢生活中使用的无用垃圾啊？”

　　“那你呢？”这位教授回嘴。“至少这还是真真实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像你一辈子钻研的东西那么虚无缥缈，以你的健康和财产你这一生本来可以大有所为的。

　　你寻找的真理是很久以前由某位游手好闲的疯子发明的；但是我从事的行业如果无法满足好奇心，至少，如果一个人愿意，可以贡献给钱包。”

　　他们就以这种方式谈了很久，然后我的雇主想要到别的金字塔去，就和公爵安排在底比斯古城碰面，然后两人分道扬镳。

　　我必须告诉读者，当时我一有空就像着魔似的在这些地方漫游，希望能靠着那张埃及的沙前古地图，找到人面狮身像以及其他古代纪念碑的解释。

　　在这位教授与公爵碰面几天之后，我坐在一座金字塔下，手上摊着地图，陷入长考。突然间我察觉某人站在我身后。我立刻把地图摺起来抬头一看。那正是前几天在奇欧帕斯金字塔前向我雇主打招呼的人。他脸颊发白，极为激动，以义大利文问我是从哪里以及如何得到这张地图的。

　　从他的表情以及他对于这张地图的兴趣，我立刻猜到他一﹚就是那位我曾经偷描地图的亚美尼亚牧师所提到的公爵。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以俄文问他，他是否就是那位想从某某牧师处购买地图的人。他回答说，“是的，我就是”，然后在我旁边坐下。

　　然后我告诉他我是谁，这张地图如何落入我的手中，以及我如何得知他这个人的存在。我们逐渐攀谈起来。当这位公爵慢慢回复镇定时，提议我们应该回到他在开罗的公寓，在那里继续安静地谈话。

　　从那时起，我俩因为共同的兴趣使然，逐渐结为莫逆；我们经常碰面，而我们的通讯三十五年来不曾间断。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多次结伴旅行，探访印度、西藏和中亚的许多地方。

　　我们倒数第二次见面是在君士坦丁堡，这位公爵在当地的培拉有间房子，离俄国大使馆不远，他有时候会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

　　这次见面的原委如下：

　　当时我刚从麦加回来，身旁伴着一些我在布哈拉（Bukhara）当地结识的托钵僧，以及几位要回家的萨特朝圣者。我想要从君士坦丁堡前往提弗里斯，然后再到亚历山卓普去看我家人，之后再和这些托钵僧到布哈拉去。但是这些计划都因我与公爵的不期而遇而全盘改变。

　　当我一到君士坦丁堡，就听说我们的汽船要在当地停留六、七天。这对我实在是个非常恼人的消息。要等上一星期，耗在那里无所事事，实在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布鲁沙(Broussa)拜访一位元我认识的托钵僧，顺便参观著名的青清真寺(Green Mosque)。等我在嘎拉特上了岸，就决定先到公爵家里梳洗一番，并探望公爵亲切的亚美尼亚老管家，玛丽安·巴吉。

　　根据公爵上回写给我的信，他当时人应该在锡兰，但是出我意料之外他竟然还在君士坦丁堡，甚至正在家里。就如我先前所说，我们经常通信，但是却有两年没见面了，因此这次重逢对我俩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把到布鲁沙的旅程延后，甚至打消了直路前往高加索的计划，全都因为公爵请求我伴随一位年轻女子到俄国，他前往锡兰的计划也是因为这位女子而暂时打消。

　　同一天我去澡堂好好梳洗了一番，然后与公爵共进晚餐。当他告诉我他的遭遇时，也眉飞色舞、非常生动地诉说这位我同意带往俄国的年轻女子的故事。

　　因为在我看来，这位女子其后在各方面都相当出色，因此我不但想在此覆述尤里公爵告诉我她的遭遇，还会根据我与她的会面及自身的观察，叙述她往后生活的一些事情。我会这么做，更是因为我原来为这位奇女子的生活写过一篇更完整的记述，标题为“一位波兰女子的自白”，但是它与我的许多手稿都留在俄国，其下落我仍然一无所知。

　　薇德薇兹卡雅公爵告诉我下面这个故事：

　　“一周前我搭乘志愿舰前往锡兰。我已经上了船。为我送行的人之中有一位是俄国大使馆的随员，他在谈话间要我注意某位旅客，一位看起来很体面的老人。

　　“‘你看那位老人，’他说，‘有人会相信他竟是白人奴隶交易的重要贩子吗？然而事实正是如此。’

　　“他只是随口一提而已。船上人声杂遝，许多人都来向我告别。我没有时间再去注意这位老人，很快就忘了那位随员告诉我的话。

　　“轮船起航了。那时是早晨，天气很好。我正坐在甲板上读书，杰克在我附近活蹦乱跳（杰克是公爵的猎狐小犬，总是随侍在侧）。

　　“一位美丽的女孩经过，拍了拍杰克，然后拿了一些糖给他吃。如果没有我的允许，杰克向来不准接受任何人的东西，所以他歪着头看我，好像在问‘可以吗？’我点点头，以俄文说：‘是的，你可以。’

　　“结果我发现这位年轻女子也会说俄文，所以我们就聊起天来，不外是一般的问题，如双方要到哪里去。她告诉我她要到亚历山卓港的俄国领事家里担任女家庭教师。

　　“在我们谈话时，先前大使随员指给我看的那位老人走到甲板上，叫唤那位少女。当他们一起离去后，我突然想到先前对于这位老人的评论，而他与这位元少女的关系更使我起疑。我开始思考，搜索我的记忆。我认识亚历山卓的这位领事，就我记忆所及，他不可能需要一位元女家庭教师。因此我的疑心越来越深。

　　“我们的轮船要停留几个地方，当我们在第一站达达尼尔（Dardanelles）时停留时我拍了两封电报，一封送给亚历山卓港的领事，问他是否真需要一位元女家庭教师，另一封则送给轮船下一个停靠站索隆尼卡（Salonika）的领事。我也把我的怀疑透露给船长知道。简而言之，当我们抵达索隆尼卡时，我的疑心得到证实，这位少女显然是以虚假名义被拐走的。

　　“我觉得这位少女很可爱，因此决定要把她从危险中拯救出来，把她带回俄国，在我为她做好安排之前不会前往锡兰。

　　“我们在索隆尼卡一起下船，同一天搭乘另一艘回君士坦丁堡的轮船。当我们一抵达后我就想把她送回家，但却发现她实在无家可归。这就是我滞留在此地的原因。

　　“她的身世相当不寻常。她是波兰人，生在佛林省(Volyne)，孩提时代住在离罗夫诺(Rovno)不远的地方，住在她父亲担任管家的伯爵领地上。她家里有两男两女。他们年纪还小时母亲就过世了，因此都由一位老姑妈抚养长大。当这位少女薇德薇兹卡雅十四岁，她姊姊十六岁时，他们的父亲也死了。

　　“在当时其中一位兄弟在义大利求学，准备担任天主教神职。另一位兄弟变成一位大流氓。他在前一年中辍大学学业，据人谣传躲在敖得萨某处。

　　“等到父亲死后，两姊妹和老姑妈被迫离开伯爵的家园，因为他们又雇了一位新管家。她们搬到罗夫诺。不久之后，这位老姑妈也死了。姊妹俩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她们听从一位远亲的建议，卖掉了财产，搬到敖得萨，进了一所职业学校学作裁缝。

　　“薇德薇兹卡雅长得很漂亮，也和她姊姊相反，颇为轻浮。她有许多爱慕者，其中一位是巡回推销员，他引诱她，把她带到圣彼德堡。因为她曾经与姊姊吵架，就把属于自己的一份遗产一起带走。结果在圣彼德堡这位巡回推销员抢劫她的财产，然后弃她而去，结果她发现自己身无分文，流落异地。

　　“经过许多挣扎和不幸后，她成为一位老参议员的情妇；但是他很快就对某位年轻学生心生嫉妒，而把她赶走。然后她进入某位医生的‘体面’家庭，他们以独树一帜的方法训练她招揽他的生意。

　　“这位医生娘在亚历山卓戏院的花园碰到她，在她身旁坐下，说服她跟他们一起住。然后教了她下面这个伎俩：

　　“她要在内夫斯基的街上走动，如果有男人搭讪，她不要回绝，而允许他陪她回家，给他技巧的鼓励，然后把他留在门口。他当然会向门房打听，得知她是某位医生娘的女伴。透过这个程式这位元医生获得不少新病人，他们都捏造出某种疾病，只为了进入他的公寓，渴望有一场欢会。

　　“到目前为止我有时间研究薇德薇兹卡雅的天性，”公爵肯定地观察说，“她一定在无意识中对这样的生活大感沮丧，只有万不得已才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安排。

　　“有一天当她走在内夫斯基街上想要吊客时，却出其不意碰到她的弟弟，她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他了。他衣冠楚楚，看似一副有钱相。这场与弟弟的邂逅使她无趣的生活燃起一丝希望。看起来他在敖得萨及海外都有一些生意。当他知道她的生活过得并不好，就建议她去敖得萨，因为他在那里有很多关系，可以为她做一些好的安排。她同意了。当她抵达敖得萨，她弟弟就为她找了一个前景看好的工作──到亚历山卓港的俄国领事家里担任女家庭教师。

　　“几天之后她弟弟向她介绍一位相貌堂堂的老人，他刚好要到亚历山卓港，也同意与她为伴。因此，在一个晴朗的好日，她在这位看似可靠的绅士陪伴下，登上这艘轮船，准备启程。

　　“接下来的事，你也知道……”

　　公爵告诉我，他相信只是她的家庭情况和悲惨遭遇把她带到毁灭的边缘，但是她的本性却没有受到染着，仍然具有许多美好的特质。因此他决定关心她的生活，把她带上正轨。“为此，”公爵说，“我必须先把这位不幸的少女送到我在坦博夫省(Tambov)领地我姊姊那里，让她彻底休息一番，然后我们再看着办……”

　　我知道公爵满腔理想主义和仁心好意，不免对他的计划抱持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一次他的努力将尽付流水。当时我甚至心想：“从马车掉下的东西就是掉了。”

　　即使还没有亲眼见到薇德薇兹卡雅，不知何故我心里就升起一股恨意；但是我无法拒绝公爵，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答应陪伴这位我认为一无是处的少女。

　　几天之后我们上船时我第一次见到她。她身高中等，美丽动人，身材姣好，一头棕发。她的双眼仁慈又诚实，有时候则变得狡诈无比。我想历史上的Thais必然就是这种类型。当我第一眼看到她，就升起双重情绪──一则以恨，一则以悯。

　　因此我和她一同来到坦博夫省。她与公爵的姊姊住在一起，后者对她非常喜爱，带她出国久住，特别是义大利。逐渐的，在公爵姊姊及公爵本人的影响下，她开始对他们的理念感到兴趣，很快成为她本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她开始认真地工作自己，任何见过她的人，那怕只有一次，都可以感受那份工作的成果。

　　等我把她带到俄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见到她。似乎是四年之后，出于机缘凑巧，我在义大利再度见到她和公爵的姊姊，这场重逢的情况如下：

　　当时我在罗马，一如往常追寻我的目标，既然我的盘缠即将用尽，我就采取我在当地认识的两位元阿伊索年轻人建议，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在街上干起擦鞋的营生。

　　一开始我的生意并不算很好，因此为了增加收入，我决定以崭新的面目经营。为此我订购了一张特别的扶手椅，在它下面看不见的地方放了一台爱迪生留声机，然后系上一条尾端有听筒的橡皮管，不管谁坐在扶手椅上，都可以把听筒戴上，然后我会神不知鬼不觉打开留声机。如此一来我的顾客就可以一边让我擦鞋子，一边聆听法国国歌马赛曲或是一段歌剧咏叹调。除此之外，我还在扶手椅的右手把上放了一个自制的盘子，上有一个玻璃杯、一壶水、苦艾酒和一些杂志画报。多亏这项设计，我的生意蒸蒸日上，白花花的义大利里拉，而非先特西摩滚滚而来。年轻有钱的观光客出手特别大方。

　　那些好奇的人会整天站在我身边，等着轮到自己坐上那张扶手椅，因此当我为他们擦鞋时，他们能够享受一些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玩意儿，顺带向其他整天流连不去的人炫耀，这些人跟他们一样都是自负的傻瓜。

　　众人之间我常常注意到一位年轻女子。她吸引我的注意是因为她似乎相当眼熟，但因为我分身乏术，无暇定睛细看。有一天我刚好听到她与身旁的年长妇女以俄文交谈，“我打赌那一定是他，”使我变得非常好奇，就想办法打发掉我的顾客，直直走到她面前，以俄文问她，“请告诉我你是谁？我以前似乎在哪里见过你。”

　　“我就是那位，”她回答说，“你以前如此憎恨的人，当苍蝇飞到你恨意的半径周围都会倒地而死。如果你还记得鲁伯夫斯基公爵，你也许会记得那个你曾经从君士坦丁堡护送到俄国的不幸女孩。”

　　然后我立刻认出她以及她身边的年长妇女，那就是公爵的姊姊。从那一天起直到她们前往蒙地卡罗为止，我每天晚上都到她们下塌的旅馆相聚。

　　在这次碰面一年半之后，薇德薇兹卡雅在史基洛夫教授的陪同下来到我们某次大型远征的会面地点，从那时起成为我们周游队的永久成员。

　　要阐述薇德薇兹卡雅内在世界的特质，我在此只描述她内在生活的一面。这名女子曾经走在道德败坏的边缘，后来因为有思想的萍水相逢者助一臂之力，而有可能成为──容我大胆的说──每一位女子的模范。

　　在诸多兴趣之中她对音乐学尤其感兴趣。她对这门学科的认真态度可以由我俩在团体某一次远征时的一场谈话见得一斑。

　　在这次穿越土耳其斯坦的旅行中，多亏特殊的引介，使我们得以在某个一般人不得其门而入的修道院借宿三宿。当我们离开修道院的那天早晨，薇德薇兹卡雅脸色惨白，一只手臂不知何故吊着绷带。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怎么样也无法自己上马，得靠我和另一位同伴她一臂之力。

　　当整个篷车队整装出发，我与薇德薇兹卡雅并肩而骑。我实在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因此不断缠问她。我猜也许是某位同修恶言恶状胆敢冒犯了她──这位在我们之间已接近神圣的女子──因此我想找出这个恶棍是谁，以便在不下马也不发一言的情况下，一枪把他像鹧鸪一样击落。

　　经过我再三追问，薇德薇兹卡雅终于回答使她如此失魂落魄的原因，套句她的话，全是因为那“该死的音乐”，她问我是否记得前天晚上我们听到的音乐。

　　我的确记得当时我们全体坐在修道院的一角，听着某位修士在一项仪式上演奏单调的音乐，几乎啜泣起来。虽然后来我们对此谈了很久，却没有人能解释其中原因。

　　薇德薇兹卡雅停了一下，自己打开话匣子娓娓道来，而她对于这个使她失常的原委所做的说明，竟衍生成一个长篇故事。我不知道是因为当天早晨我们骑马经过的景致绝美异常，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总之她当时如此情深意挚告诉我的故事，即使在这些年后，我仍然记得一清二楚。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嵌在我的脑海中，这一刻我似乎正听着她娓娓道来。

　　她开口说：

　　“我不记得在我小时候音乐是否曾经触动我的内心，但是我非常记得我对它的看法。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不想看起来很无知，因此我对一首音乐的赞美或批评全凭我的头脑。即使我对于听到的音乐无动于衷，如果别人问起我的看法，我一定会根据当时情况，表达肯定或反对的想法。

　　“有时候当人人赞美不迭时我就会说反话，搬弄我所知道的术语，好让别人认为我不同流俗，是一位能够分辨好坏、有教养的人。有时候我和别人一起批评，因为我想如果他们批评它，其中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使它该受谴责。而如果我赞美一首音乐，那也是因为我假定作曲者不管是何方神圣，因为终其一生沉浸在音乐天地，如果作品不好一定不会让它公诸于世。简而言之，不管是赞美或批评，我总是对自己和别人不诚恳，而对此我并没有感到良心不安。

　　“后来，当那位好心的女士，亦即鲁伯维斯基公爵的姊姊，提供我庇护时，她说服我学钢琴。‘每一位教养良好、聪慧的女子，’她说，‘都应该知道如何弹奏这项乐器。’为了取悦这位年长女士，我就全心全意学习弹琴，六个月不到我真的弹出一手好琴，并受邀在一场慈善音乐会上表演。当时在场的熟人一致把我捧上天，对于我的才华惊讶万分。

　　“有一天，在我弹完琴后，公爵的姊姊走到我身旁，非常严肃而慎重地告诉我，既然上帝赐予我这般才华，如果弃之不顾、不把它发挥到极致，将是罪大恶极。她又说，既然我已经开始研究音乐，就应该好好钻研，而不是像任何张三李四随便弹弹，因此她认为我应该先研究乐理，如果可能，甚至参加考试。

　　“从那一天起，她开始为我索取各种音乐书籍，甚至亲自跑到莫斯科去买。很快的我的书房四壁立起了巨大的书架，上面排满了各式各样的音乐出版品。

　　“我一股脑的认真研究乐理，不只是因为我想取悦我的女恩人，也因为我受到这门学问深深吸引，对于音乐律则的兴趣与日俱增。然而，我的书籍对我却没有帮助，因为书上并没有提到音乐的本质，或是音乐建基的律则。它们只是以不同方式重复音乐史的资讯，例如：我们的八度音阶有七音，但是中国古音阶却只有五音，古埃及的竖琴被称为tebuni，而笛子则称为mem；古希腊的旋律是根据不同的模式所创造，例如爱奥尼亚、佛里几亚、多利安等等；第九世纪时首次出现复音音乐，一开始如此刺耳不和谐，甚至有一名孕妇在教堂中突然听到风琴奏出这种音乐而导致早产；十一世纪时某一位名叫基托的僧侣发明了着重音阶名的声乐唱法，诸如此类等等。总而言之，这些书籍详细描述著名的音乐家，以及他们如何成名；他们甚至纪录这些作曲家打的是什么领带，戴的是什么眼镜。但是对于音乐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对人类心灵会产生什么影响，却只字不提。

　　“我整整花了一年研究这种所谓的乐理，几乎读遍我所有的书籍，到头来十分肯定这种文献对我毫无助益；但同时我对音乐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因此我放弃阅读任何书籍，而自己埋头苦想。

　　“有一天，出于无聊，我从公爵图书室拿出一本书，标题是《振动的世界》，结果却为我对音乐的想法指出明确的方向。这本书的作者根本不是音乐家，从内容看来显然他对音乐根本不感兴趣。他是一位工程师和数学家。在书中某一处他提到音乐，只是拿来做为说明振动的例子。他写到乐音是由特定的振动组成，无疑会对人体内的振动起作用，这就是为何一个人会喜欢或不喜欢这种或那种音乐。我立刻了然于心，完全同意这位工程师的假设。

　　“那段时期我全副心思都摆在这些兴趣上，当我和公爵姊姊聊天时，我总是试图把话题引到音乐的主题以及它真正的意义。结果她也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因此我俩常常一起思索，也开始做实验。

　　“公爵姊姊甚至为此买了几只猫、狗和其他动物。我们也开始邀请一些仆人，为他们泡茶，连续几小时弹钢琴娱乐他们。一开始我们的实验一无所得；但是有一次，我们邀请了五、六位仆人以及十位来自公爵先前拥有的村庄的农夫，当我把一首自己创作的华尔滋弹到一半，半数的客人都睡着了。

　　“我们重复这项实验好几次，每一次睡着的人数都越来越多。即使公爵姊姊和我用尽各种原理，创作其他意图对人产生不同影响的乐曲，唯一的结果仍然是客人呼呼大睡。最后，因为不断创作音乐，天天苦思，我变得骨瘦如柴，有一天这位年长女士仔细端详我，不禁吓了一跳，就接受一位熟人的建议，赶快带我出国。

　　“我们前往义大利，在那里我受到其他事物吸引，身体逐渐好转。五年后，当我们踏上帕米尔每阿富汗斯坦的远征，见证了单一心灵(Monopsyche)兄弟会的实验，我才再度想起音乐的影响力，但已不如先前那么狂热。

　　“往后几年，每当我想起我对音乐的最初实验，想起当年我们把客人听了我们的音乐而睡着看成天大的事情，实在不禁哑然失笑。当时我们从未想到这些人全然是因为愉悦才会睡着，因为他们逐渐习惯与我们相处，而且在一整天的工作后能吃到好吃的晚餐，饮用这位仁慈老妇奉上的伏特加酒，坐在舒适的安乐椅上，实在非常惬意。

　　“在我目睹了这些实验，也听了单一心灵修士的解说之后，等我回到俄国就再度对人展开实验。就如这些修士所建议，我根据实验进行地点的气压找出绝对的la，然后以此为钢琴调音，同时也考虑到房间的规模。除此之外，我挑选那些已经熟知某些和弦的人来作实验；同时也考虑到实验地点的特性以及在场者属于什么民族。然而我还是无法获得确定的结果，也就是说，我无法以同一首旋律引发每个人相同的经验。

　　“不容否认，当在场者完全符合上述的条件，我就能随意引发他们哭泣、发笑、兴起恶意、善意等等。但是当他们分属不同民族，或是某人的心灵略与一般人有异，结果就会分歧，尽管我尽力尝试，还是无法以同一首音乐引发在场者的一致情绪。因此我再一次放弃实验，认为我已经对结果心满意足了。

　　“但是在这里，就在前天，那首几乎没有旋律的音乐却引发我们相同的心境──我们这些人不但来自不同民族和国籍，甚至在性格、类型、习惯和气质也都互异。要以人类的‘群居’情感来解释这现象绝不可能，因为我们最近才以实验证明我们这些同道，多亏了各自工作自己，完全没有这种群居情感。换句话说，在前天之前，并没有任何事物能产生这种现象，也无法提供任何解释。等到聆听这首音乐之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里又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想要知道这个现象的真正原因，多年来我几乎为此想破头。

　　“整夜我都无法入睡，只一心一意想着什么会是背后真正的原因。昨天一整天我也继续思索，甚至变得食欲不振。我整天茶不思饭不想，到了晚上我变得非常绝望，也许是出于愤怒或疲倦或其他原因，我在不知不觉间咬了自己的指头，我咬得如此用力，几乎把它咬断。那就是为什么我的手臂现在吊着绷带。它痛得不得了，我几乎无法坐在马背上。”

　　她的故事使我深受感动，我全心全意想要帮助她。于是我告诉她一年以前我也有类似的遭遇，同样与音乐有关，也曾使我大为震惊。

　　我告诉她多亏了某位不凡人物，亦即我小时候的老师，艾弗利希神父的推荐信，我得以与埃辛教士共处，他们大多是犹太人，曾透过非常古老的希伯来音乐和歌曲使植物在半小时之内迅速成长，对此我为她作了详细的说明。她对我的故事深深着迷，脸颊甚至滚烫发红。我俩谈到后来，决定等我们一回到俄国，就在某个小城住下来，在没有旁人打搅的情况下，认真从事音乐的实验。

　　这番谈话之后，薇德薇兹卡雅在接下来的旅程已经回复本色。虽然她的手指受伤，攀爬峭壁时仍然一马当先，也可以在几乎二十哩外认出为我们指示方向的里程碑。

　　薇德薇兹卡雅在伏尔加的旅途上受了风寒，结果死于俄国，被埋在撒玛拉。当她生病时我从塔什干被召唤到那里，在她临死时我也在那里。

　　现在我已经过了大半生，几乎走遍每个国家，看过成千上百的女人，当我一想起她，还是得承认我从未见过、可能也不会再见到另一位像她这样的女子。

　　好了，为了继续先前打断的故事，亦即关于我年长的同修，那位本质相吸的朋友鲁伯维斯基公爵，我会告诉读者，在我离开君士坦丁堡不久后他也离开当地，直到几年后我才再见到他。但因为我偶尔会接到他捎来的信，或多或少知道他人在哪里以及当时他最主要的兴趣为何。

　　他先来到锡兰，然后沿着印度河溯源而上。之后他从阿富汗、巴鲁钦斯坦等地写信给我，然后我们的通信突然中断；从那时起他就断了音讯。

　　我很肯定他已经在某次旅途上魂归西天，也逐渐接受了我失去最亲爱的朋友的事实，但突然间，出乎意料之外，我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与他在中亚的心脏地带重逢。

　　为了要阐明我与这位在我心目中，代表当代生活中值得仿效的典范的最后一次会面，我必须再一次打断目前的故事，谈及某位索罗维夫，他也成为我的朋友和同道。索罗维夫后来成为东方医学的权威，尤其擅长西藏医学，他也是举世最了解鸦片及大麻对于人类心灵及有机体作用的专家。

　　我最后一次与尤里·鲁伯维斯基的会面，是发生在某次中亚的旅途中，当时索罗维夫与我相伴。

　　索罗维夫距离布哈拉，亦即布哈拉可汗领土的首府约四、五哩处，俄国人在　海铁路的车站周围建了一座新城，名叫新布哈拉。

　　当我认识索罗维夫时，我正住在这个新城。我到那里主要是造访几处能使我更了解回教的地方，以及拜访我在各个教派的布哈拉托钵僧熟人，其中一位是伟大的老朋友波轧每艾登。当时他并不在布哈拉，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他会尽快赶回。

　　当我抵达新布哈拉后，就寄宿在一位卖俄国裸麦啤酒的犹太胖妇家里。我和一位忠心耿耿的朋友住在一起，它是一条大型的库德牧羊犬，名叫菲洛斯，九年来一直陪我浪迹天涯。顺带一提，每当我在一个小镇或村庄逗留时，菲洛斯很快就会出名，尤其是在小男孩之间，因为它会带着水壶，从茶室和客栈为我带回泡茶的热水。它甚至曾经带着我的便条上街采买东西。

　　依我之见，这条狗如此惊人，我认为花些时间让读者熟悉它罕见的心灵特质并不为过。无论如何我会描述几件插曲，显示它心灵的聪慧。

　　稍早之前，我曾到布哈拉的小城P去探望某个教派的几位托钵僧，他们是巴轧每艾登建议我结识的。第一次事件就发生在这几位元托钵僧离开P城，而我决定搬到撒玛坎小城之前。

　　当时我的盘缠将尽，等我付清商队旅社的房钱并结清其他债务后，我最多只剩下六十戈比 不到。在那个小城实在没有赚钱的门路，因为当时不是工作季节，而且在这个远离欧洲文明的偏远小城，也着实不可能贩卖艺术品或机械小玩意。但相对来说，撒玛坎有许多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此外，我预见前往撒玛坎的可能性，早已指示别人从提弗里斯汇钱到那里给我。

　　因为没有资金做这趟旅行，我决定徒步走完约莫七十哩的行程，因此在某个晴朗的日子我和朋友菲洛斯一起上路了。在出发之前我给自己买了五戈比的面包，并拿另外五戈比为菲洛斯买了一个羊头。我对于自己与菲洛斯的食物都相当省吃俭用，因此不能说我俩都有吃饱。

　　在某一地的道路两旁都是菜园。在土耳其斯坦的许多地方，人们都习惯以菊芋当成篱笆，区隔别人的菜园和道路，它们长得非常高大浓密，能充当木制或铁丝网的篱笆。走在路上时我正巧碰上这样一座篱笆。

　　因为我饥肠辘辘，就决定摘下几颗菊芋。我四处张望看看是否有人看我，然后快手快脚摘了四颗菊芋，在接下来的路途上大快朵颐。我也拿了一片给菲洛斯试吃，但是它闻过之后拒吃。

　　等我们抵达新布哈拉后，我借宿在城郊一个当地人的家里，然后走到邮局看看我的钱是否已从提弗里斯汇来，但是钱还没到。我思索着要怎么筹钱，就决定制作人造花。为此，我立刻到商店购买色纸，但是，盘算我的五十戈比只能买一点点，就决定只买一些薄白纸和不同颜色的苯胺染料，自己来染色。因此我只花了一点钱就可以做出一大堆纸花。

　　走出这家商店后我来到城里的花园，在树阴下的长椅上歇息，菲洛斯坐在我身边。我一边若有所思，一边注视麻雀在枝头间轻快飞舞，享受寂静的午后。突然间我的脑海闪过一个念头：“我何不拿这些麻雀来赚钱？此处的居民，亦即萨特人，非常喜欢金丝雀和其他鸣禽，难道麻雀就比不上金丝雀吗？”

　　城里花园旁边的路上有一个小马车停车场，几位车夫在午后的热浪中坐在自己的车厢内打盹。我走过去，从马尾上拔了几根我需要的毛，做了几个圈套，把它们摆在几个地方。从头到尾菲洛斯一直专注地看着我。不多久，一只麻雀飞进圈套中。我小心的把它拿出来带回家去。

　　屋内我向女房东要了一把剪刀，把这只麻雀修剪成金丝雀的形状，然后以苯胺染料为它染上奇异的颜色。我把这只麻雀带到旧撒玛坎，宣称它是一种特别的“美国金丝雀”，立刻以两卢比卖掉。我赶快拿那笔钱买了几个简单的上色鸟笼，从此以后连笼带鸟出售。两星期不到我就卖掉了八十只这种美国金丝雀。

　　在我捕捉麻雀的最初三、四天，我带着菲洛斯一起去；但后来我就不再把它带在身边，因为等到那时它已经成为撒玛坎小男孩之间的名狗，他们全跑到小城花园来看他，把麻雀都吓走了，因此打扰我的捕捉。

　　在我停止带菲洛斯的次日，它一早就溜出屋外，直到傍晚才回来，全身覆满尘土，疲惫不堪，慎重地把一只麻雀摆在我的床上──当然，它早已死了。每天它都乐此不疲；一大早就溜出屋外，然后一定带回一只死麻雀摆在我床上。

　　我并没有冒险在撒玛坎久留。我担心魔鬼会开玩笑，我的麻雀可能会突然被雨淋个湿透，或是我的美国金丝雀突然异想天开，想要在水槽里洗个澡，然后一定会引起一阵大骚动，因为我的美国金丝雀会摇身变成丑陋不堪、修剪过的可怜麻雀。所以我尽快全身而退。

　　离开撒玛坎后我前往新布哈拉，期待在那里见到我的朋友，托钵僧巴轧每艾登。我觉得自己像个富人，因为口袋里有一百五十卢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大数目。

　　在新布哈拉，就如我先前提过，我住在一位贩卖裸麦啤酒的犹太胖妇家里。我的房间没有家俱，一到晚上我就把一条干净的床单往墙角一铺权充我的床，没有枕头就倒卧而睡。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节省。不……不容否认我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当时我是著名印度瑜珈的虔诚信徒。虽然如此，我也必须承认在那段时期，即使物质极度缺乏，我也无法拒绝躺在一条干净白床单上的奢华，夜晚时我也会以古龙水擦拭身体，其浓度必须不少于百分之八十。

　　在我席地躺下五到十分钟后，根据菲洛斯的计算我已经睡着了，它也会跟我一起躺在这张克难的床上，不过绝不会躺在我对面，而是躺在我背后。在这张“舒适无比”的床上，摆着一张舒适程度不亚于此的小桌，是由绳子捆在一起的书籍做成的，书上探讨的都是我那时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在这张独树一帜的图书桌上，我摆着夜晚所需的一切，包括一盏油灯、一本笔记本、除虫粉等等。

　　在我抵达新布哈拉之后几天，有天早晨我发现这张克难桌上摆着一颗硕大的菊芋。我还记得当时心想：“啊，那位风骚的女房东！虽然她身材笨重，却心细如发，立刻察觉我嗜吃菊芋哩，”然后满心欢喜地把它吃下去。

　　我相当肯定这颗菊芋是那位女房东送来的，只因为目前除了她之外没有别人进入我房间。因此，当那一天我在走廊遇到她时，我信心满满的谢谢她，甚至拿菊芋开她玩笑，但是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明明白白告诉我她对此一无所知。

　　隔天早上我又看到一颗菊芋摆在同样的位置，虽然我仍然满心欢喜把它吃下去，却开始认真思索它在我房间的神秘现身。

　　令我吃惊的是，第三天同样的怪事又再发生！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好好调查，一定要发现是谁跟我玩这个虽困惑却愉快的把戏；但是接连几天我却一无所获，虽然每天早上我都准时在同一位置发现一颗菊芋。

　　有一天早晨，为了澄清这个日益神秘的谜团，我躲在走廊上一个酿造裸麦啤酒的酒桶后面。不多久我看到菲洛斯小心翼翼溜过酒桶旁边，嘴里衔着一颗硕大的菊芋。它走进我的房间，把它放在我通常发现菊芋的位置。从那时起我开始严密监视菲洛斯。

　　隔天早晨当我要离开屋子时，我拍拍它头的左边，这是我俩之间的暗号，代表我要出远门，不会带着它；但是当我走到街上，只走了一小段路就折回房子对面的商店，开始注视我的房门。不久之后菲洛斯走了出来，四处张望，然后沿着市场走去；我偷偷跟在后面。在市场里，靠近市立磅秤的地方，食品店林立，也挤满了群众。我看着菲洛斯悄悄穿过人群，并没有让它离开我的视线。

　　它经过一间商店时，左右张望，当它看到没有人在看它，就立刻从一个袋子里衔走一个菊芋，然后狂奔而去。当我回到家时，发现一个菊芋摆在平常的位置上。

　　我也要在此处描述这条惊人的狗另一项心灵特征。通常，当我离开屋子而没有带它走时，它会躺在门口等我回来。当我不在时，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我房间，但是它却不准他们离开。如果有人在我不在时想要离开我的房间，这只大狗就会开始咆哮，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足以让任何陌生人的心沉到鞋底。

　　我会举一个与我已逝的好友菲洛斯有关的例子，同样发生在新布哈拉。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有一位当时被称为巡回电影放映师的波兰人，透过当地居民来找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这方面的唯一专家。他想要修理他装载电石气的两个容器之一，这是巡回艺术师放映影片的工具。我答应这位波兰人等我有空时会尽快去他那里修理他的容器。

　　但是就在我们谈过话的隔天，这位波兰放映师注意到另一个容器的电石气也开始漏气，因为担心他的下一场秀会因此泡汤，就想与其等我过来修理，不如亲自把容器带给我修。当他发现我不在家，但是房门没关，就决定不把笨重的容器带回去，而把它留在我房里。

　　那天早上我到旧布哈拉去，打算造访某间清真寺，而因为把狗带进神殿或相邻的中庭被视为亵渎神圣，特别是对那些回教徒尤然，我只好把菲洛斯留在家里，而它一如往常躺在门口等我回来。

　　而一如它的习惯，菲洛斯让这位巡回放映师进我房间，但是要离开房间──你可别想活着出去！这位可怜的波兰人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只好坐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无法吃喝，焦躁不安，一直等到我很晚回来才得以解困。

　　就这样，我住在新布哈拉……而这一次我真的开始制作人造纸花，以便赚钱，也为了其他几项好处：在卖花时我得以出入新布哈拉城中令我感兴趣的大小地方，而且，除此之外，在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做这笔生意铁定有赚头。

　　当时接近四旬斋的尾声，众所皆知，这些地方的居民都喜欢在复活节以花朵装饰家里的房间和餐桌。况且，那一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复活节几乎会在同时发生，而因为新布哈拉和旧布哈拉的部分人口大多信奉这两种宗教，因此人造花的需求量特别大。

　　我专心一意，日以继夜埋头苦干，几乎没有时间去探望我的托钵僧朋友，要不然就是极偶然在我非常疲累的傍晚，到附近的餐厅打打撞球。我年轻时非常喜欢这种游戏，也打得相当顺手。

　　有一天晚上，亦即复活节前的升天节，我做完工作后就去打撞球，在打球时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噪音和喊叫。我立刻丢下球杆，跑进一看，看到四个人正在合揍一个人。

　　虽然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却跑去营救那位挨揍的人。在我年轻时我相当热中日本的柔道以及Hivintzian的摔角，一向很高兴有机会应用我对此道的知识。所以现在，纯为了消遣，我立刻投入激烈的打斗，结果这位陌生人和我合力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

　　在当时新布哈拉是一个新兴城市。城里人口都是萍水相逢凑在一起，其中包括许多俄国的流亡者，靠着所谓的“狼票” 受到警方监视。

　　他们都是来自各民族的乌合之众，有些人有过去，有些人也许还有未来。在其中有一些是已经服完刑的犯人，也有许多政治流亡犯，要不是由法庭就是由当时俄国很普遍的行政法令外放的。

　　这些流亡者的周遭环境和生活条件都相当凄惨，以致于每个人都毫无例外逐渐变成酒鬼；甚至那些先前滴酒不沾、天生不好此道的人也逐渐染上这个普遍的恶习。

　　我介入打斗的这帮人就是属于这一类。等到打架过后我想要护送我的打友回家，因为如果他独自行走，恐怕会在路上遇到不测，但结果却发现他和另外四人住在一起，都住在铁轨上的修车厢里。因为天色已晚，我别无他法，只好提议他跟我回家，他答应了。

　　我的新朋友──这就是索罗维夫──原来相当年轻，但是很显然已经嗜酒如命。打完架之后他伤痕累累，鼻青脸肿，有一只眼睛严重发黑。隔天早上他的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我劝他不要离开，而和我留在一起直到情况好转，尤其是复活节假期已经开始，他已经在前一天休工。耶稣受难日那天他外出到某处，但是却回来与我共度夜晚。

　　隔天我几乎一整天都在外奔波，递送人们为复活节所订的纸花，直到傍晚才大功告成。因为我没有基督教的友人，也没有别处可去庆祝，我就买了俄国松饼、俄国乳酪蛋糕、一些彩蛋和其他应景的东西，以及一小瓶伏特加，把它们带回家去。

　　索罗维夫并不在屋里，因此，等我梳洗整装完毕──我没有多余的衣物可以换穿──我就独自到教堂做礼拜。等我回家时，发现索罗维夫已经睡着了。因为我的房间没有桌子，为了不惊动他，我就悄悄从庭院把一个大的空箱子搬进来，把一张干净的床单铺在上面，然后把我为这场飨宴所买的东西全摆在上面，直到那时才叫醒索罗维夫。

　　他对于眼前的一切感到万分惊讶，高兴的答应参与这项庄严的盛宴。他起身，我们一起坐在“桌子”旁，他坐在我的书上，我则坐在一个倒放的水桶上。

　　首先我为两人各倒了一杯伏特加，但是出我意料之外，他却敬谢不敏。我就自个儿喝酒，索罗维夫则开始吃东西。参与这项庆祝的菲洛斯，则获得双倍的食物，两个羊头。我们安静的坐着吃喝。对于我俩这都不是什么快活的复活节。我在心里描绘家庭盛宴的熟悉场面，开始想起远方的家人。索罗维夫也在想着心事，因此好一会儿我俩都没有说话。

　　突然间，索罗维夫好像对自己喊叫起来：“喔，神啊，请帮助我，记住今晚，能够永远不再喝下这个导致我这般下场的毒药啊！”他陷入沉默，然后以郁闷的手势嗫嚅着：“啊……我！”然后开始告诉我他的一生。

　　我不知道是什么影响了他。是因为复活节使他想起他还是个男子汉时那遥远而甜蜜的记忆，还是因为精心布置的桌面和出其不意的盛宴，或是两者皆然？不论如何，他开始对我掏心挖肺倾诉心声。

　　看来索罗维夫曾经是邮局的职员，但这全是机缘凑巧。他出身于撒玛拉的商人家庭，父亲拥有几个大型的面粉磨坊。他的母亲则来自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她在女子社交礼仪学校受教育，对于孩子的教养特别着重良好的教养和举止；这就是他们一路被填塞的东西。

　　他的父亲很少在家，大部分都待在磨坊和谷店里。此外，他嗜酒如命，一年有几次会连续喝上好几个星期。即使他清醒时，套句他儿子的话，也是一个“傲慢的傻子”。

　　索罗维夫的双亲各有自己的生活和兴趣，几乎无法容忍彼此。索罗维夫还有个弟弟，两个男孩都就读公立学校。这对父母甚至还对孩子各有偏好。长子是母亲的心肝，幼子则是父亲的宝贝，为此家里经常上演铁公鸡。父亲每次对长子说话一定少不了冷嘲热讽，因此父子俩日生嫌隙。母亲从丈夫那里拿钱开销，每个月都会给索罗维夫一些。但是他的胃口日渐增大，零用钱已经不够用来追女孩子。有一次他从母亲那里偷了一条手链，把它卖掉以便买下某样礼物。

　　当她发现儿子的偷窃，却隐瞒他的父亲没说。可是他一犯再犯，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听说此事，当下闹得不可开交，把索罗维夫逐出家门，虽然后来透过亲戚及母亲的调停，才原谅了他。

　　当索罗维夫就读学校五年级──或是次高年级时──有一个巡回马戏班来到撒玛拉，他被其中一位表演无鞍骑马，名叫薇卡的女孩迷得神魂颠倒。当马戏班移师到查瑞辛(Tsaritsyn)，索罗维夫也跟着她到那里，身上带着从母亲那里诈来的钱。

　　这时他已经开始喝酒。在查瑞辛他听说他的薇卡已经和某位骑警队的警官相好，于是他出于苦闷，开始酗酒。他经常光顾一家港口酒馆，发现那里有很多同好。

　　结果在某个好日子中，在他酩酊大醉时身上所有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陌生小城，身上一文不名，也不敢传话给家人。

　　等他逐一卖掉个人的所有家当和衣服，最后甚至被迫拿身上穿的衣服来交换破布，因此成为一名十足的流浪汉。

　　饥饿迫使他到一家渔场打工，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最后终于和其他流浪汉一起来到巴库。在这里命运之神对他微笑，有人给他一些衣服，他也成为巴拉喀那区(Balakhna)的电话接线生。

　　他最近的逆境使他痛定思痛，开始踏实地工作。有一天他遇到一位来自撒玛拉的人，那人听说他的家世背景，就决定帮助他争取更好的职位。

　　因为索罗维夫具有五年级的学历，就被雇为巴库邮政电报单位的助手，但是在最初几个月却没有分文薪水。等到期满之后，他在库什卡(Kushka)获得一份职务，在那里担任办事员。多亏他戒了酒，才能穿着体面，甚至还小有积蓄。

　　当他二十一岁时，他接获军事单位的通知，准备要去当兵。因此他得回到出生的小城。抵达撒玛拉之后他寄宿在一家旅馆，并写信给他母亲。他的母亲先前曾经接过他的信，非常高兴儿子显然已经洗心革面，她并且成功使做父亲的原谅了儿子。

　　等到索罗维夫向军事单位报到后，便抽签决定兵役，但是因为他在邮政单位担任电报员，因此必须等待几个月才能被派任，因为这一类职务要由陆军的中央行政单位依出缺递补。所以他就和父母一起住了三、四个月，然后被分派到掌管　海铁路的铁路营部就职，因为当时这铁路还是由军方掌管。

　　等他一就职，并在第二步兵连接受几星期的下士义务兵役后，就被分派到所谓的库什卡线，但是他随即感染黄疸，因此被送到他的步兵连驻扎的梅孚当地医院。等到他病好后被派遣到撒玛坎的营总部，然后再送到当地的军医院，接受检查以确定将来是否还能继续服役。

　　索罗维夫待在医院的主建筑中，里面有一个收容犯人的病房。他在走廊走动时，偶尔也会透过一个小视窗和犯人搭讪，因此认识了其中一人，一位被控伪造罪的波兰人。

　　后来索罗维夫因为健康不佳而获准不用当兵，在他准备出院时，这位犯人要求他带信给一位住在撒玛坎车站附近的朋友。为了答谢他帮忙送信，这位波兰人偷偷摸摸递给他一小瓶蓝色液体，解释说这液体可以用来伪造绿色的三卢布钞票──只此一种，其他的不行──其作法如下：

　　用这种液体沾湿某种特别的纸张，把它覆在纸钞两面，然后夹在一本书里。利用这种方法从纸钞两面获得的负片，可以作出三、四张良好的假钞。

　　在中亚地区，居民对于俄国货币并不熟悉，因此这些假钞很容易鱼目混珠。一开始索罗维夫出于好奇，尝试了这道程式，后来在他要回家前发现自己急需用钱，就拿一点自己做的假钞以假乱真，并没有出什么纰漏。

　　等他回家时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父亲力劝他留下来，像弟弟一样帮忙他。索罗维夫答应了，并获准经营撒玛拉城外的一间磨坊。但是在那里作了几个月之后他开始感到无趣，怀念起流浪的生活，就到他父亲跟前坦白地告诉他，他无法再工作下去了。他的父亲让他走，甚至还给了他一大笔钱。

　　之后，索罗维夫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德堡，再一次开始喝酒，最后醉醺醺地来到华沙。那是他退役后约一年。在华沙的街上他被一个人拦下来，发现竟然是那位他在撒玛坎医院结识的犯人。后者似乎被法院无罪开释，到华沙来主要是找纸以及等待一台从德国运来的制伪钞机。他邀请索罗维夫与他合伙，协助他在布哈拉的“工作”。

　　索罗维夫很为这项虽然犯法却得之不费功夫的利润心动。他到布哈拉等待他的同伙，但是这位元波兰伪钞制造者却因为在华沙等待机器而耽搁。索罗维夫继续喝酒，等到花尽了身上的钱，就铁路公司打零工，这就是我遇到他之前三个月的工作地点──在这段时间他继续喝个不停。

　　索罗维夫坦率的告白深深打动了我。当时我已经颇擅长催眠术，把一个人带进催眠状态后，可以暗示他忘掉任何不当的嗜好。因此我向索罗维夫提议，如果他真的想要革除这个饮伏特加的致命习惯，我应该可以帮助他，并向他说明我会怎么做。他答应了，从次日起每一天我都把他带进催眠状态，并提出必要的暗示。他逐渐对伏特加起了强烈反感，甚至无法再看一眼他所谓的“毒药”。

　　等到这时，索罗维夫已经辞去铁路公司的工作，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他开始帮我制作纸花，有时候也会拿到市场上去卖。

　　等他成为我的助手，而我们也像亲兄弟住在一起后，我的朋友，那位我有两、三个月都没有消息的托钵僧波轧每艾登，终于回到旧布哈拉。他一听说我在新布哈拉，隔天就过来看我。

　　当我问他为什么会离开这么久，波轧每艾登回答说：“这段时间我出外不在，是因为我在上布哈拉城中巧遇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为了要多和他见面，并且尽可能和他谈论深深困扰我的问题，我就安排担任他穿越上布哈拉以及沿着阿姆河河岸旅行的向导，现在他和我一起回到这里。”

　　“这位老人，”波轧每艾登继续说，“是属于某个修士团，在托钵僧中被称为撒尔蒙，他们的主修道院位于亚洲的心脏地带。”

　　波轧每艾登接着又说：“在我与这位不凡人士的某次谈话中，我发现他竟然对你相当认识。因此我问他如果你想见他，他是否会反对。

　　“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很乐意见你，你虽然出身于kaphir，却凭着对人一视同仁的态度，获得了与我们相似的灵魂。”

　　Kaphir是此地人对信仰他教的外国人的称呼──这包括一般欧洲人在内──根据此地的观念，这些人与禽兽无异，行事没有原则，内心也没有任何神圣性。波轧每艾登告诉我关于此人的一切都使我心里波涛起伏，因此我央求他尽快帮我安排会面。他爽快的答应了，因为当时那位老人住得不远，就在新布哈拉附近季希拉的一些熟人处。我们说好次日就到那里去。

　　我和这位老人作了几次长谈。最后一次谈话中他建议我到他的修道院住一段时间。

　　“也许，”他说明，“你能和那里的某人谈论你感兴趣的话题，如此一来也许你将能了然你寻求的是什么。”他又补充说如果我想到那里，他愿意帮助我，也会找到必要的向导，条件是我必须立下重誓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修道院的地点。

　　我当然立刻答应一切条件。我唯一的遗憾是要和索罗维夫分别，在这段时间我已经对他很有好感了。因此，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询问这位老人我是否能带一位好友同行。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想你可以，当然，这是如果你能担保他的荣誉，并保证他能保守同样的誓言。”

　　我可以充分为索罗维夫担保，因为在我俩的交往中他早已证明自己能够说话算话。

　　等我们把事情谈妥，就同意在一个月后的今天，在阿姆河岸边的叶尼每西沙废墟(Yeni每Hissar)和一群人碰头，并以暗号相认，他们会带领我们前往修道院。

　　等到约定的那一天，索罗维夫和我抵达叶尼每西沙要塞的古废墟，在那里遇到四位派来接我们的喀拉每吉尔吉斯人。在一番寒暄客套之后，我们一起用餐，等到天暗下来时我们复述他们要求的誓言，之后他们把头罩蒙在我们眼睛上，大伙儿就骑上马背扬尘而去。在整趟途中，我们严格遵守誓言，不张望也不企图找出我们往哪里去以及途经哪些地方。只有我们在夜晚停下歇息，以及白天偶尔经过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们的头罩才会被拿下。但是在整个途中我们只有两次获准拿下头罩。第一次是在第八天，当时我们正准备穿越一座摇晃的小桥，既无法骑在马背上通过，也无法两人并排而行，而仅能排成一列鱼贯通过，如果眼睛被蒙起来根本办不到。

　　从当时的周遭环境看来，我们推断自己要不是置身于喷赤河的河谷，就是西拉夫善河的谷地，因为我们脚下有一条宽阔的溪涧流过，而这座置身于群山之间的小桥也很像是这两座河流峡谷的桥梁。

　　在此必须一提，如果能蒙着眼睛过桥，对于我俩可就好受多了。不管是因为我们已经蒙着眼睛走了大老远的路，还是别的原因，总之我实在难以忘怀我们在过桥时所经验的紧张和恐怖。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无法鼓起勇气踏上小桥。这种小桥在土耳其斯坦很常见，如果不是在没有他路可走的地方，就是在前进一哩得绕上二十天远路之处。

　　当一个人一踏上这种小桥，往下看进峡谷的底端，那里通常有河滔滔流过，那种感觉可以媲美从艾菲尔铁塔的顶端往下望，只是张力更强过好多倍；当一个人抬头眺望，四面群山都高耸入云──只有从好几哩外才看得见山顶。

　　况且，这些小桥几乎都没有扶手，而且它们如此狭窄，一次只能容一匹登山驼马通过；此外，它们上下晃动不已，一个人好像走在一个弹性特佳的床垫上──而我甚至还没说到对其坚固与否的疑虑。

　　这些小桥大都是由某种树皮纤维做成的绳子所固定，绳子一端与桥相连，另一端则绑在山边附近的某棵树或是一块石头的突出部分。不论如何，这些小桥甚至不能推荐给欧洲那些所谓的寻求刺激者。任何欧洲人在过这种桥时心脏不只会沉到鞋底，更不知伊于胡底。

　　我们的头罩第二次被拿开是我们与一个商队擦身而过时。我们的向导显然不希望我们眼睛上的头罩吸引别人的注意或引起怀疑，就要我们把它拿掉。我们拿下时正巧经过土耳其斯坦一个耸立在山路上的典型里程碑。土耳其斯坦有许多这样的里程碑，总是竖立在很巧妙的地方；如果没有它们，我们这些旅人就无法在无路可走的混乱地点找出自己的位置。它们通常竖立在某个高地，因此如果一个人知道它们整体的分布图，大老远就能看见，有时候甚至两哩外就映入眼帘。它们最多是一柱擎天，或是一根长竿插进地底。

　　山间居民间流传着许多这些里程碑的信仰，例如下面这则：某位圣人要不是长眠于此就是在此处升天，杀了“七头怪龙”，或是在此处有不寻常的遭遇。这位里程碑以之为名的圣人通常会被视为附近村庄的保护者，当一位旅人成功克服此地的自然险阻──也就是说，当他逃过山贼或野兽的袭击，或是安全穿越山脉或河流，或是克服其他危险──全都会归功于圣人的保护。因此任何通过这些危险的商人、朝圣者或其他旅人，都会把某样祭品献给里程碑以示感激。

　　后来大家约定俗成，这类祭品应该能使圣人自动想起献祭者。因此，他们会带来一缕布、一条动物尾巴或类似的东西做为礼物，然后，把一端系在里程碑上，让另一端迎风招展。

　　这些在风中飘扬的祭品，使我们旅人在大老远就看见里程碑的所在地。大略知道这些里程碑位置的人就可以从某处高地找到其中一个里程碑，然后沿着它的方向前进，从它再走到另一处，诸如此类。如果不知道它们的大概分布图，几乎不可能穿越这些地区。因为它们既没有明显的路径，如果真的形成某条小径，也会因为气候的突变以及随之而起的暴风雪很快改变，或是完全被抹去。所以如果没有这些路标，一位想要找出适当小径的旅人终会变得无所适从，即使连最精密的罗盘也无济于事。只有透过这些里程碑找出方向，才有可能穿过这些地区。

　　我们在路上换了几次马匹和驴子，有时候则徒步旅行。我们不只一次游泳过河以及穿越山脉，由我们所感受的气温来看，有时候我们深陷谷底，有时则爬上高峰。最后，等到十二天结束时我们的头罩被拿开，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很窄的峡谷，其间有一条小溪流过，河岸边长满茂密的植物。

　　结果我们发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等到用餐后，我们再度上路，但是这一次不需蒙眼。我们骑在驴背上溯溪而行，等到我们在峡谷走了半小时之后，一个四处环山的小村庄豁然展现眼前。在我们的前方，右边偏左之处，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等到走过山谷后一拐弯，我们就看到左边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些建筑。当我们走近时依稀分辨出某个像堡垒的建筑，就像阿姆河或喷赤河岸边的堡垒，只是后两者更小一号。这些建筑由一整片连续的高墙环绕。

　　最后我们骑进第一道门里，遇到一位老妇人，我们的向导对她说了一些话，然后他们立刻从同一道门骑驴而出。我俩独自和老妇留在那里，她毫不迟疑领着我们骑向几个小房间之一，它们像庵室一样，沿着一个小中庭而建。她指指摆在那里的两张床，就走开了。

　　不久之后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走向我们，没有盘问我们任何问题，就以土库曼语和我们亲切地聊起天来，好像我们已是熟人。他告诉我们每样东西的位置，并说头几天会有人为我们送饭。他建议我们在旅途后好好休息，但是又补充如果我们不累，可以到外面走走。简而言之，他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一切随意。

　　因为我们在旅途后的确非常疲累，于是决定先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我睡得像根木头一样，只有中途被一位送来茶具和煮茶铜壶及绿茶的男孩叫醒。我们的早餐包括热腾腾的玉米饼、山羊乳酪和蜂蜜。我想要询问这男孩哪里可以洗澡，但不巧的是他只会说Pshenzis话，而我对那种语言一窍不通，除了几个骂人的脏话之外。

　　索罗维夫已经起床出外了；他约于十分钟后回ㄇCC他在傍晚也沉沉睡了一个好觉，却在夜深后醒来，为了怕打扰别人，就安静地躺在床上背诵西藏单字。等到破晓后他出门逛逛，一位老妇人把他叫住，示意他走到中庭角落的一间小屋。他跟在她身后，还以为一定禁止外出，但是当他进入她的房子，却发现这位好心的妇人只是希望给他喝一点新鲜的温牛奶，之后她甚至帮他打开大门。

　　因为没有人过来看我们，我们喝过茶后就决定到外面走走，探视一下环境。一开始我们沿着环绕这些建筑的高墙漫步。除了我们最初进来的大门外，在西北端还有另一个较小的门。

　　我们所到之处都安静的出奇，偶尔才被远方单调的瀑布声及鸟儿啁啾打断。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空气非常凝重；我们都觉得很懒散，对于周遭的壮观风景提不起任何兴趣；只有那瀑布的流水声好像在引诱我们，使我们走近。索罗维夫和我二话不说，就自动朝瀑布走去，它后来成为我们最喜欢流连的地方。

　　次日以及大后天都没有人来看我们，但是一天三餐都有人送饭来，餐点包括乳制品、干果和鱼──黑斑鳟鱼──我们的煮茶铜壶几乎每一小时都会被加满。我们要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走到瀑布边，在单调的水声中背诵西藏单字。

　　在这整段时间，不管是在瀑布边或是在路上，我们都没有碰到半个人影；除了有一次当我们坐在那里时，四位女孩刚好路过，但是当她们一看到我们，就马上转到旁边，穿过一处小树林，走进我们曾经注意到的西北边那道门。

　　第三天早上，我正坐在瀑布边的阴凉处，而索罗维夫出于无聊，正在自作聪明，想要透过小棍子来断定我们眼前白雪皑皑的山脉到底有多高，突然间我们看到那位为我们送来第一餐的男孩跑过来。他递给索罗维夫一张纸条──一张对摺的纸，没有装在信封里。

　　索罗维夫接过纸条，看到上面以萨特文写着“乔治先生”，就满脸狐疑地把它递给我。当我打开纸条，认出上面的笔迹，突然间眼前一黑，实在太出乎意料了。这笔迹我非常熟悉，正是出自于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鲁伯维斯基公爵。

　　纸条上写的是俄文，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孩子呀：当我听到你在这里时我想我几乎要中风了！我很难过不能马上过来拥抱你，而必须等你来看我。我正躺在床上；这些日子来我足不出户，也没有跟别人说话，直到这一刻才听说你也在这里。啊，我多么高兴马上就要看到你呀！我实在加倍高兴，高兴你自己找了过来，没有透过我或是我们共同朋友的帮助（要不然我应该会知道），因为这向我证明了在这段时间你并没有昏睡。赶快到我面前，我们一定要好好聊聊！我也听说你带了一位同道。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会很高兴把他当成你的朋友来招呼。”

　　纸条还没念到一半，我就开始奔跑，边跑边把纸条读完，并向索罗维夫招手要他赶快跟上来，要跑到哪里去我并不知道。索罗维夫和那男孩跟在我身后跑着。当我们跑到我们所住的第一个中庭时，那男孩带领我们走向第二个中庭，并告诉我们公爵所住的庵室。

　　等到一阵欢欣的招呼和拥抱后，我问公爵他是怎么生病的。

　　“在这之前，”他说，“我身体一直很好。两星期前，洗完澡后我正在剪脚指甲，一不留神可能剪得太短，之后我一如往常打着赤脚，一定是有一根刺扎进这个大脚趾，使它开始发痛。一开始我并不在意，心想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情况越来越糟，最后开始化脓。一周后我开始发烧，温度不断升高，我被迫躺在床上静养。我甚至因高烧而发呓语。同修说我得了血毒症，但是危险已经过了，我觉得好多了。不过我自己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这算不了什么……我很快就会康复。但是赶快告诉我，你是怎么来到这里，凭着是什么奇迹？”

　　我简单告诉他在我们分别的这两年中我的生活；那段时间与人的偶遇，我与托钵僧波轧每艾登的友谊，由此发生的事件，以及我最后如何发现自己来到此地。然后我问他为什么突然失去音讯，为什么这整段时间我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最后我心怀悲痛，认定我已经永远失去他了。我还告诉他，因为假定也许对他有益，我曾为他举行安魂弥撒，不管花费多少，也不管我其实并不完全相信它们的效用。

　　然后我问他是怎么来的，公爵回答如下：

　　“当我们最后一次在君士坦丁堡碰面时，我内心已经兴起一股倦怠感，类似于无动于衷。前往锡兰的路上以及接下来的一年半中，这股倦怠感逐渐形成一股可以称之为可怖的幻灭感，我心里随之兴起一种空虚，与生活有关的一切兴趣都逐渐消失。

　　“当我抵达锡兰后，我结识一位著名的和尚A。我俩常常坦诚的聊天，基于这些谈话我们组织了一个印度恒河的远征，事先计划好行程，并详细列出路线，希望最终能厘清那些显然困扰他不下于我的问题。

　　“这趟冒险对我个人而言就像我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当这趟旅行最后证明不过是另一次幻影的追逐，我终于彻底死心，不想再更进一步了解任何事物了。

　　“等到这次远征后，我刚巧再度造访喀布尔 ，在那里我完全放纵于东方式的闲散，没有任何目标或兴趣，只是随意与旧雨新知碰面。我常常走到老朋友阿卡可汗里，与一群和他一样冒险经历丰富的人一起聊天闲扯，多ぐvi以打发在喀布尔的无聊日子。

　　“有一天我在他的客人中，看到一位坦米尔 老人坐在大位上，穿着打扮与可汗的豪宅根本不相称。可汗招呼我之后，看出我的困惑，就急急向我低语说，这位尊贵的老人是他的一位好友，他深受这位奇异人士的大恩，甚至包括救命之恩。这位老人住在北边某地，但是有时候会到喀布尔见见亲戚或来办事，每当他来此地就会来看他，这总是使阿卡可汗分外高兴，他在此生中从未见过一位更好的人。他建议我去和他说话，并补充说，如果我这么做，我说话应该要大声，因为他有重听。

　　“因为我进屋而中断的谈话又继续下去，主题是关于马。这位老人也参与讨论，很显然他是马的行家，一度爱马成痴。然后话题转向政治。他们讨论几个邻国，也讨论俄国、英国，而当他们谈到俄国时，阿卡可汗指指我，开玩笑的说，‘拜托，请不要说俄国的坏话，否则你们可能会得罪我们的俄国贵宾。’

　　“虽然这话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我却很清楚可汗希望能防止在座人士对于俄国难免的谴责。当时那里的人普遍憎恨俄国人和英国人。

　　“然后团体的谈话逐渐冷却下来，我们开始三三两两交谈起来。我和这位老人搭讪，越来越被他吸引。他以当地话跟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我在喀布尔待了多久。突然间他转以俄文说话，说得相当正确，只是带有浓厚的口音。他向我解释他曾经去过俄国，甚至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德堡，也在布哈拉长住过，在那里他遇到很多俄国人，因此学会俄文。他又补充他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再说俄文，因为他缺乏练习，已经快把这种语言忘了。

　　“稍后他又说，如果我同意，而且如果我想说自己的母语，并且看重一位老人，我们可以一起离开，到一处茶室坐一会儿继续聊天。他解释说在咖啡馆及茶室坐坐是他从年轻时的偏好和习惯，而现在每当他到城里，都无法拒绝以这种他喜欢的方式打发余暇，因为，即使里面人声鼎沸，他的思路在那里却最清晰。他又加上一句，‘无疑正是这些熙熙攘攘使人能够清晰地思考。’

　　“我满心欢喜，同意跟他一起离去，当然并不是因为能说俄文，而是为了某种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虽然我年纪已经很大，但是却开始对这位老人兴起一股孙子对于亲爱爷爷的孺慕之情。

　　“不久之后所有的客人纷纷离去。这位老人和我一起离开，一路上天南地北聊个没完。等我们抵达茶室就坐在敞开的地坛上，侍者为我们送上布哈拉绿茶。从那里的人对这位老者的注意和恭敬看来，很显然他很有名气也深受尊敬。

　　“他正在谈着塔兹克人（Tadzhiks），等到第一杯茶之后却打断谈话说：‘可是我们谈的这些都是芝麻小事；都不是重点，’然后他稳稳地看着我，再把眼神移开，不再说话。

　　“他出其不意中断谈话的方式，以及他如何结束谈话，还有那锐利的眼神，都让我觉得奇怪，我就对自己说，‘可怜的家伙，毫无疑问他的思考已经随着年龄开始衰弱，他的头脑也开始散漫。’然后我对这位亲爱的老人觉得非常惋惜。

　　“这股怜悯之情开始一点一点转移到我自己身上。我反省到自己的头脑很快也会散漫，当我的思想无法对焦的一天很快也会来临，诸如此类。我深陷在这些既沉重又瞬息即逝的念头里，甚至忘了这位老人的存在。突然间我听到他的声音。他说的话立刻驱走我阴沉的思想，使我陡然一惊。我的怜悯转变成惊讶，其程度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

　　“‘欸，勾勾，勾勾！四十五年来你不断工作、受苦和辛劳，从未替自己做决定或知道如何工作，好让你头脑的渴望变成你心中的渴念，即使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也好。如果你能早日达成这点，你在这把年纪就不会如此孑然一身了！’

　　“他所说的‘勾勾’这名字使我震惊不已。这位印度人，在中亚某处初次见到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六十年前孩提时代的小名，而那时也只有我母亲和奶妈知道，之后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我？

　　“你能想像我的惊讶吗？我立刻回想起在我丧妻之后有一位老人来莫斯科看我，当时我还相当年轻。我揣想，眼前这位老人有可能就是那位神秘的来客吗？但是不可能。首先，另一位个子相当高，长得也不像这一位；其次，另一位显然早就过世，因为自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多年，而当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我实在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位老人不但对我知之甚详，甚至还知道只有我自己明白的内在状态。

　　“千百种念头闪过我的脑海，这位老人也陷入沉思，当我最后鼓起勇气惊叫：‘但是你是谁，对我知道这么清楚？’时，他吓了一跳。

　　“‘我是谁，以及我是什么，现在对你还不是同一回事吗？’他回答。‘难道你心中那股使你一生辛劳都毫无所获的好奇心仍然存在吗？这股好奇心难道还这么强烈，即使在这一刻你还是准备放弃你整个人来分析我对你个性的认知──只为了对你自己解释我是谁以及我如何认识你吗？’

　　“这位老人的谴责击中了我最脆弱的一点。‘是的，父老，您说得没错，’我说。‘对于我身外的事物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成，对我难道有什么两样吗？在这之前我难道不曾目睹许多真正的奇迹，但是我从它们那里获得了什么了解？我只知道现在我内心一片空虚，我也深切了然，就如您所言，如果不是为了您所谓的内在敌人，我不会这么空虚，而如果，与其浪费时间对于身外的事物好奇，我能与这敌人抗争就好了。

　　“‘是的……现在已经太迟了！我早该对身外的一切无动于衷，因此我并不想知道我刚才问您的问题，也不希望继续打扰您。我诚恳的求您宽恕我在这几分钟内造成的打扰。’

　　“之后我俩坐了很久，各自想着心事。最后他打破沉默说：

　　“‘不，也许事情还不算太迟。如果你真心诚意觉得自己空虚无助，那么我会建议你再试一次。如果你清楚感觉并确实体认你截至目前所奋斗的一切都是一场幻梦，而且如果你能答应一个条件，我将会试图帮助你。而这个条件就是你有意识的斩断截至目前为止的生活，也就是说，立刻断绝你外在生活自动形成的种种习惯，前往我将指引的地方。’

　　“说实话那时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断绝的了。对我而言这甚至称不上条件，因为除了我和少数几人的关系外，我已经别无兴趣，而对于这些关系，因为种种原因，我最近也得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它们。

　　“当下我就告诉他我在那一刻已经准备好随时离开。他站起来，要我把一切俗事理清，然后二话不说就消失在人群中。隔天我就理清一切事务，做了几项指引，写了几封交代事情的家书，然后开始等待。

　　“三天之后有一位年轻的塔兹克人来找我，言简意赅地说：‘我被雇为你的向导。这趟旅程大约为时一个月。我已经准备了这些这些……’然后一一举出他的准备。‘你能告诉我还要订购什么东西，以及你希望商队在何时何处集合？’

　　“我不需要其他东西，因为旅途所需的一切都已齐备，因此我回答如果需要，我次日一早就可以出发；至于启程的地点我要他自行决定。然后他补充说，一样言简意赅，说我在隔天早晨六点与他在卡梅特司商队旅社碰面，它就在市郊前往欧森每柯皮(Ousun每Kerpi)的路上。隔天我们与一个商队启程，两星期后他们把我带到这里。而我在这里发现的一切你自己也会发现。

　　“但是现在也许你可以介绍我们这位共同的朋友。”

　　我看到他的故事已经使这位亲爱的老朋友感到疲累，我就提议我们暂缓进一步的谈话，并说过后我很乐意一五一十告诉他，但是现在他应该休息，以便早点复原。

　　当鲁伯维斯基公爵还得躺在床上时，我们就会去第二中庭看他，但是等他逐渐康复，可以离开自己的庵室后，他就会来看我们，我们每天都会谈上两、三个钟头。

　　就这样过了两星期，直到有一天我们被召唤到第三中庭，来到修道院的院长面前，他透过一位通译与我们说话。他指派年纪最长的修士之一当我们的向导，这位老人看似一个圣像，据其他修士说已经高龄两百七十五岁了。

　　在这之后，我们可以说进入了修道院的生活，几乎哪里都通行无阻，也开始逐渐了解一切。

　　在第三中庭的中心有一栋状似神殿的巨大建筑物，一天两次住在第二及第三中庭的人都会聚集在此，观赏女祭司表演的神圣舞蹈或聆听神圣音乐。

　　当鲁伯维斯基公爵完全康复后，他就陪同我们到每个地方，向我们说明一切，可以说成为我们的第二向导。

　　这所修道院的一切细节，它代表什么，以及那里进行的一切及其方式，我也许日后会以专书说明。但是同时我也发现必须尽可能详述我在那里看到的一项特殊器具，它的构造，在我逐渐明白其重要性后，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等鲁伯维斯基公爵成为我们的第二向导后，有一天他主动征求允许带我们到第四中庭，亦即位于一边的女子中庭，参观由女祭司舞者指导的舞蹈课，这些女祭司，就如我前述所言，每天都在神殿表演神圣舞蹈。

　　公爵深知我对人体及心灵律动的律则着迷不已，就建议我在观赏课程时，特别留心年轻的女祭司候选人上课所用的一项装置。

　　这些特殊装置的外型即使一眼望去，就让人觉得它们的手艺非常古老。它们是由黑檀木做成，上面镶着象牙和珠母。当它们未被使用而成组立在一起时，会使人想起Vesanelnian树，所有的枝桠都很神似。进一步细看，我们看到每个装置是由一根比人还高的光滑柱子固定在一个三脚台上。这根柱子的七个定点上伸出特别设计的分只，每根分只又再分成七个大小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的长度和宽度都随着它与主干的距离递减。

　　一根分只的每个部分都以两个空心的象牙球与隔邻相连，一球套在另一球内，因此一根分只任一部分的尾端都可以固定在内球，而相邻部分的尾端则固定在外球上。如此一来，这些接合点就如同一个人的肩关节，使一根分只的七个部分能往任何方向移动。内球上刻着一些记号。

　　房间里有三个同样的装置，每个装置旁边立着一个小碗橱，里面摆满由某种金属做成的方形盘子，上面也刻了某种记号。鲁伯维斯基公爵向我们解释这些盘子都是复制品，原作品都是由纯金打造，由长老保管。专家曾鉴定这些盘子及装置本身至少有四千五百年的历史。公爵进一步解释，如果让内球的记号与盘子上的记号一致，这些球以及连在一起的部分就可以排列成特定的位置。

　　当所有的球都照设定排好，就能充分界定某个姿势的形状及程度，年轻的学徒会在这些装置前站上几小时，调整成这种姿势，学习感受并记得这个姿势。

　　这些未来的年轻女祭司要等到好多年之后，才获准在神殿舞蹈，神殿里只有年长及有经验的女祭司才能跳舞。

　　修道院中人人都知道这些姿势的语汇，等到傍晚时女祭司在神殿的主厅中表演舞蹈，舞中点明当天的仪式，修士们就能从这些舞蹈中读出千百年前放进其中的某项真理。

　　这些舞蹈与我们的书本完全一致。就像我们现在写在纸上一样，久远以前的事件资料则记载于舞蹈中，世纪以来一代传一代。这些舞蹈是谓神圣。

　　那些将要成为女祭司的大多是年轻女孩，她们或是经由父母的誓言或其他原因，打从年幼起就献身于侍奉上帝或是某位圣人。她们小时候就被送给神殿，在此她们接受教导并做好一切准备，例如这些神圣舞蹈。

　　在我初次观察这堂课后几天，我前往观赏真正女祭司的表演，我着实受到震惊，倒不是舞蹈中包涵的意义──因为这些我在当时还不明白──而是外在的精准与确实。不管是在欧洲或是我住过的地方，当我以自觉的兴趣观察这一类自动化的人体表现，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比不上这里的干净俐落。

　　我们在修道院住了三个月，正开始习惯当地的情况时，有一天公爵满面愁容的过来找我。他说那天早上他被院长叫去，院长身边还有几位年长的修士。

　　“院长告诉我，”公爵说，“我只有三年好活，因此他建议我到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欧门修道院过完余生，以便更善用这最后三年，达成我一生的梦想。这位院长还说如果我答应前往，他会给我适当的指引，也会做好一切安排，因此我能在那里获得最大的效果。当下我毫不迟疑便答应了，最后决定三天内将与某些合适的人一起出发。

　　“因此我希望这最后三天能与你一起度过，你正巧是我此生最亲近的人呵。”

　　这个出其不意的消息使我目瞪口呆，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当我稍微恢复神智，我只能问他，“这是真的吗？”

　　“是的，”公爵回答。“要度过这段时间没有更好的方法；也许我能稍加弥补过去我还能掌握时却虚掷的多年光阴。我们最好不要再多谈这一点了，而是把这三天用在更切合当刻的事物。而你，继续把我想成早已去世多年。你最近不是告诉我你曾经为我举行安魂弥撒，并逐渐认定你已经失去我了吗？而现在，我俩碰巧重逢，因此也不带一丝悲伤，随着机缘让我们分别。”

　　也许公爵如此安详地说出这话并不困难，但是我却难以明了失去这个人──这一次是永别──这位我最亲近朋友的失落感呀。

　　最后三天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一起，促膝长谈诉说一切。但是这段时间内我的心却非常沉重，特别是公爵微笑时。看到他的微笑，我的心就被撕成片片，因为对我而言他的微笑正代表他的良善、爱意和耐心。

　　最后，三天过去了，在那个悲哀的早晨，我帮忙把行李搬到一辆有篷马车上，而它即将使我和这位善良公爵永别。他不要我陪伴他。有篷马车开始转动，就在它即将走到山后时，公爵转过头来，注视着我，对我说了三次祝福。

　　圣洁的人啊，尤里·鲁伯维斯基公爵，祝你灵魂安息！

　　接下来我会详细描述索罗维夫的惨死──它的经过极不寻常──以此做为献给鲁伯维斯坦公爵这一章的结束。

　　索罗维夫之死

　　在我们结束萨尔蒙兄弟会主修道院的停留不久之后，索罗维夫加入一群我先前提过的人士，亦即“真理探寻者”，他所需的保证由我提供。他成为这群人的正式会员，从那时起，多亏他的坚毅及有意识的努力，不但致力臻至自身的完美，同时也热心投入我们的一般活动以及为了特殊目的所举行的各种远征。

　　在其中一次远征时，亦即一八九八年间，他在戈壁沙漠被一头野生的骆驼咬死。我会尽可能详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因为不但索罗维夫的惨死非常古怪，而且我们横跨沙漠的方法也是史无前例，本身深具启发性。

　　我的描述会始于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从塔什干溯着沙拉善河(Sharakshan)而上，并跨越几处山路后，终于抵达F城，一个位于戈壁沙漠边缘的小地方。

　　我们预定穿越戈壁沙漠之前，决定在这个小村落休息几个星期。在停留当地期间，我们或三三两两，或独自一人，和不同的当地人碰面，在我们的询问下他们会道出戈壁沙漠的种种信仰。

　　我们在这些谈话中最常听说的，就是在目前沙漠的沙子下，埋藏着村落或甚至整座城市，而这些沙子也埋着住在这一度繁华地区的古人的许多宝藏和其他财富。据说住在隔村的某些人知道这些财富的埋藏地点，然后一代一代由父传子，并发誓保密。如果打破这些誓言，就如许多人已经听说的，会受到惩罚，其严重程度端视所泄漏机密的重要程度而定。

　　谈话中一再提到戈壁沙漠的某处，似乎许多人都知道那里埋着一座大城市；对此流传着许多可疑的征候，彼此并不互相冲突，使我们许多人深感兴趣，特别是史基洛夫教授，这位考古学家也是我们远征队的一员。

　　我们经过冗长的讨论后决定横越戈壁沙漠，好穿过前述许多征候都指向的那个城市的可能埋藏地点。我们计划在那雷根据史基洛夫教授的指挥，展开几项勘查挖掘，他是这领域的杰出专家。我们就依据这项计划开始拟定路线。

　　虽然这一地带并不在穿越戈壁沙漠较为人知的路线上，但是我们这些早就抱持绝不跟随常轨此一原则的团员，不仅对于眼前的困难一笑置之，甚至还兴起一股兴高采烈的豪情。等到这股情绪消退后，我们就着手拟定计划的细节，然后其中的高难度才浮现出来，其难度如此之高，我们甚至开始考虑这项计划是否真的可行。

　　麻烦在于根据我们所计划的路线，这趟旅行会非常漫长，不可能以一般方式完成。最大的困难在于足够的水份和粮食，即使透过最少的计算，数量还是相当庞大，我们绝对无法携带。在此同时，也不可能为了这个目的利用驼货动物，因为我们无法指望路上有一根青草或一滴清水。我们甚至不确定在路途中是否会经过绿洲。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放弃计划，而是在盘算问题之后，一致决议我们目前不应采取其他行动，每个人都应该在一个月中集中心神，对这个无望的处境想出一个解决之道；我们每人不管想做什么都能获得必要的资助，也可以随高兴到任何地方。

　　史基洛夫教授身为我们的资深团员，也是最受敬重的一员，便受众人之托指挥此项事宜，除此之外，他也保管我们的共同资金。每个人从他那里领取一定的金钱后，有人就离开村子，也有人留在当地，各自根据计划行动。

　　我们把一个月后的碰面地点订在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落，预定从那里开始横越沙漠。一个月后我们在这个地点集合，在史基洛夫教授的指挥下搭起一个帐篷；然后每个人轮流报告。报告的顺序根据抽签决定。

　　前三份报告依次是采矿工程师卡本科、萨里每欧格立医生，以及语言学者耶洛夫。他们的报告因为新颖独创的思想而十分引人入胜，甚至连表达的方式都非常有趣，因此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现在甚至几乎能一字不漏的覆述。

　　卡本科以此展开报告：

　　“虽然我深知你们之中没有人喜欢欧洲的科学家，这些人与其直切重点，常会拉拉杂杂几乎扯回盘古开天辟地。然而，在目前的例子中，由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在告知各位我的结论之前，必须先提出导致我达成今天建议的反思和推论。”

　　他接着说：

　　“根据科学的断定，戈壁沙漠的沙子是相当晚近才形成的。关于它们的起源有两种假设：一是它们先前是海底的沙子，二是从天山、印度喀什及喜马拉雅山脉，以及曾经横亘在沙漠北方、但几世纪以来早已被风磨平的山脉上吹下来的。

　　“因此，当我想到我们首先要确保准备足够的食物以横越沙漠，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所需的动物，我就考虑先前这两种假设，并尝试思索这沙子本身是否有可能达成这个目的。

　　“我因此深思熟虑：

　　“如果这沙漠先前曾是海底，那么这沙子一定包含了遍布贝壳的地层或地带，而因为贝壳是由有机物组成，因此这沙子必然是有机物质。所以，我们只要想办法转化这种物质，使它能被吸收，就能提供生命所需的能量。

　　“但是如果这沙漠的沙子是吹积沙，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原本是出于岩石，那么同样的，人们已经证实土耳其斯坦以及沙漠相邻地带大部分的绿洲，其泥土都是纯粹出自植物，包含了由较高处所沉积的有机物质。所以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好几世纪以来，这些有机物质一定也飘进这沙漠的沙子里，与之混合。我进一步思索，根据重力法则一切物质或元素都会根据重量聚在一起；因此，有机物质沉积在这个沙漠中，因为比出自石头的沙子还轻，一定也会逐渐聚集在特定的地层或地带中。

　　“等我做出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后，我就组织了一个小型远征队进入沙漠，以便实地验证，等到我跋涉三天后就展开我的调查。我很快发现某些地方的沙层，虽然和一般沙子没有两样，但是即使稍加检验就清楚显示不同的起源。透过显微镜检验，并以化学分析这种混合物的不同部分，我发现它包含微小有机物的尸体和植物界的各种细胞组织。我把七只骆驼满载这种特别的沙子之后，就回到这里，获得史基洛夫教授的允许，买了几种不同动物，开始对它们做实验。

　　“我买了两只骆驼、两只犁牛、两匹马、两条驴子、十只绵羊、十只山羊、十条狗和十只Keriskis猫，让它们饿肚子，也就是说只给它们极少量的食物，只够维持生命而已。然后我开始在它们的食物中一点一滴加进我以不同方式调制的沙子。在实验一开始几天，没有一只动物愿意吃这种混合物。但是等到我以全新的方式调制这种沙子后，仅仅过了一星期的尝试，绵羊和山羊就突然开始大快朵颐。

　　“然后我聚精会神观察这些动物。两天之内我就彻底相信绵羊和山羊喜欢这种混合物更甚于其他食物。它的组成中七分半是沙子，两份是羊绞肉，半份是一般食盐。一开始，我实验中的所有动物，包括绵羊和山羊在内，每天的总体重都减轻百分之零点五到二点五，但是自从绵羊和山羊开始吃这种混合物之后，它们不但不再减轻重量，反而每天增加一到三盎司。多亏这种实验，我个人已经肯定这种沙子可以用来喂食绵羊和山羊，只要它与同类适量的肉相混。因此今天我对诸位提出如下建议：

　　“为了克服我们横越沙漠的主要难关，我们必须购买几百只绵羊和山羊，然后为了需要逐渐宰杀它们，它们的肉不但可以做为М彁D沪鼓哄A也可以调制上述的混合物以喂食剩余的牲口。我们不必担心所需的沙子会有匮乏，因为我所掌握的数据都使我深信在某些地方总是可以找到它。

　　“现在，说到饮水，为了提供我们自己足量的水，我们必须取得大量的绵羊或山羊的膀胱或胃──是所带动物的两倍──然后把它们做成羊胃袋（khourdjeens），里面装满清水，让每只绵羊或山羊携带两个。

　　“我已经证实一只绵羊可以轻松携带这样的水量，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此外，实验和计算也显示，这种水量足够我们自己和动物使用，只要我们在前两、三天节约用水。在这之后，凭着我们宰杀动物所携带的水，我们就能尽情满足自己及所余动物的需要。”

　　当卡本科讲完之后，萨里每欧格立医生接着报告。我是在五年前结识萨里每欧格立医生，并结为朋友。虽然他是波斯人，出身在东波斯，却在法国受教育。也许我应该找时间详细描述这位友人，因为他是一位极为杰出不凡的人士。

　　萨里每欧格立医生的报告大略如下：

　　“听过采矿工程师卡本科的报告后，我将对我第一部份的报告说‘略过’，因为我认为不可能找出比他更好的建议。然而，说到我报告的第二部份，我想找出在沙漠的暴风沙中克服行动困难的方法，我还是希望能告诉在座我的想法以及实验的结果。我所获得的结论以及实验的数据，依我之见，能与卡本科的提议相辅相成，因此我在此向各位建言。

　　“在这些沙漠中，一个人常要穿过风沙和风暴，人和动物身在其中有时候几乎动弹不得，因为狂风会把大量沙子吹向空中，然后席卷而去，把前一刻还是洼地的地方堆积成山。

　　“因此我思索任何行动都会被吹沙走石所阻挠，接下来我就想，沙子因为重量的缘故，不可能吹得太高，也许在一定高度之后一粒沙子也吹不上去。我这样想着，就决定找出这个假设的高度限制为何。

　　“为了这个目的，我在村里订购了某种相当高的折叠四脚梯，然后带着两只骆驼和一位车夫进入沙漠中。经过一天的旅程后，我正准备搭营过夜，突然间狂风大作，不到一小时内暴风沙变得如此猛烈，几乎无法静止不动，甚至因为空气中的沙子而无法呼吸。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架设我事先买好的梯子，甚至动用骆驼帮忙，终于尽可能使它站稳，然后我就爬上梯子。你们能想像当我还爬不到二十五尺高，就发现空中没有一粒沙子时的惊讶吗？

　　“我的梯子高约六十尺；我甚至还没有爬到三分之一的高度就脱离那场人间炼狱。梯子上是一个星光点点又有明月的美丽夜空，它的寂静和安宁几乎连我在东波斯的老家也难得一见。而脚下，仍然刮着难以想像的风暴；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海岸边的高崖上，俯视最恐怖的风暴和动乱。

　　“当我站在梯子上仰望美丽的夜空时，风暴渐趋缓和，半小时之后我走下梯子。但是眼前是怎样一幅灾难景象啊！虽然现在风力只有先前的一半强，我的同伴仍然沿着沙丘顶端往风暴的反方向行走，一如在这种风暴的作法；而他身后只剩下一只骆驼。他告诉我，另一只骆驼在我登上梯子不久后就挣脱而去，现在已不知去向。

　　“等到风暴逐渐平息，我们就出发寻找第二只骆驼，不久就在梯子不远处的一个沙丘看到它的蹄子伸出来。我们根本不打算把这只骆驼挖出来，因为它显然早已死了，而且埋在沙子深处。我们立刻打道回府，一路上边走边吃以免浪费时间，傍晚时就回到我们的村庄。

　　“隔天我订购了几副尺寸不同的高跷，我选在不同地方购买以免引人怀疑，然后我带着一只驼着粮食与几件必需品的骆驼，再一次走进沙漠，并开始练习踩高跷──一开始先练习矮的，然后逐渐换成高的。一旦我把自己设计的铁鞋底绑在高跷上，在沙子上行走就不那么困难了。同样为了谨慎，我不在买高跷的地方订购这种铁鞋底。

　　“这一次我在沙漠中练习踩高跷时，遇到两次风暴。其中一次显然并不强，但即使如此，要以普通方法行走并找出方位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高跷的帮助，在两次风暴中我仍然能在沙子上任意走动，好像在自家房间一样。一开始要不跌倒很难，因为就如我先前所言，在风暴中，沙丘上常常高高低低起伏不定。但是还好我很快就发现，风沙遍布的大气表层具有不规则的轮廓，刚好与不规则的沙面完全一致，因此当一个人踩在高跷上，就可以透过飞沙遍布的大气轮廓，清楚看出一个沙丘消失而另一个沙丘开始之处。

　　“不论如何，”萨里每欧格立医生做出结论，“事实显示飞沙遍布的大气具有一定而并不太高的限度，而上表层的轮廓总是与沙漠本身的轮廓一致；我们必须承认即将展开的这趟旅程绝对要应用这点发现。”

　　第三位报告者是语言学家耶洛夫，他以相当独特又饶富表情的说话方式，对我们报告如下：

　　“各位绅士，如果承蒙你们允许，我也会说出如我们可敬的医师对他报告前半部的说法，亦即，‘我略过’。但是我也会略过我在过去一个月来所思所想的一切。

　　“今天我想与各位交流的，与采矿工程师卡本科以及我的医生朋友──他的出身就与所得的文凭一样难能可贵──的意见相比，只不过是儿戏罢了。

　　“然而，就在前两位发言者提出各自建议的当儿，突然一个新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各位也许会觉得对我们的旅程有所帮助。它们是这样的：

　　“根据医生的建议，我们都要练习踩不同高度的高跷，但是在旅途中每人必须携带的高跷不会少于二十尺。此外，如果我们采行卡本科的建议，我们可能会携带一大群绵羊和山羊同行。于是我想，当我们的高跷放着不用时，与其我们自己扛着，大可以让绵羊和山羊来背负。因为各位都知道，一群绵羊都会跟随第一只绵羊，或所谓的领袖，因此我们只要指挥并引导那些绵羊系上第一副高跷，其余的羊群就会跟在后面走成一长排。

　　“如此一来，我们不但不需要自己扛高跷，还可以设法让绵羊来载我们。在平行的二十尺高跷之间，我们可以轻易排上七排绵羊，一排三只，也就是总数二十一只，以这样的数目，一个人的体重几乎轻如鸿毛。我们只要在把高跷系在绵羊上时，在中间留下一个长约五尺半、宽三尺的空位，就可以做成一个非常舒适的长椅。然后我们每个人与其汗流浃背扛着自己的高跷，就可以像穆科塔帕夏在闺房中一样悠游自在，或是像个有钱的食客坐在私人马车里穿过巴黎公园 的林阴步道。以这种方式穿越沙漠，我们甚至可以在路途中学习日后远征必备的各种语言。”

　　等到前两份报告以及耶洛夫的闭幕辞之后，很显然不需要其他提议了。我们对于刚刚听到的一切深感震惊，突然间觉得横越戈壁沙漠的困难都被蓄意夸大，甚至对旅人造成不可行的印象。

　　因此，我们接受这三项提议，全数同意目前暂时对当地居民保密，绝口不提我们迫在眉睫的沙漠之行──那个充满饥饿、死亡和不确定的世界。所以，我们计划让史基洛夫教授冒充成一位胆大包天的俄国商人，他为了某项不着边际的商业投机来到这个地区。据说他打算购买绵羊运往俄国，因为绵羊在那里非常昂贵，在这里却非常便宜；他同时也打算出口坚固、细长的竿子卖给俄国工厂，在那里加工做成撑起印花布的框架。在俄国，这种硬木根本找不到，因为机器不断运转，以当地木头做成的框架很快就会耗损，因此这种好质料的竿子在那里可以卖到好价钱。为了这些原因这位大胆的商人想要从事这番高风险的事业。

　　我们做好决定后，个个变得精神抖擞，谈起眼前的旅程好像它不过是穿越巴黎的康可德广场 而已。

　　次日我们移师河岸，在它消失于深不可测的沙底附近，搭起由俄国带来、仍在我们手边的营帐。虽然我们新的扎营地点离村庄一点也不远，但是那里却杳无人烟，也不会有人突发奇想跑来这座炽热炼狱的大门。我们其中一些人装扮成办事员，另一些人装成这位异想天开的俄国商人伊凡诺夫的仆人，到附近的市集跑腿，开始采购各种长度的细竿子，以及绵羊和山羊等等──很快的我们在营地上就有一大群牲口了。

　　然后我们开始密集练习踩高跷，首先在矮的高跷上练习，然后逐渐踩上高的。

　　十二天后的一个好日，我们这列非凡的队伍开拔，走进渺渺荒漠中，身边满是咩咩鸣叫的绵羊和山羊、狺狺狂吠的狗群，以及我们为不时之需所购买的粗声嘶叫的马匹和驴子。

　　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快散开成一长列轿子，就像古代帝王壮观的巡行一样。我们欢乐地高歌，从即席制成的轿子上此起彼落的呼叫。当然，一如往常，耶洛夫的妙语总会引起阵阵笑声。

　　虽然我们穿过两个可怕的暴风沙，几天之后就几乎抵达沙漠的心脏，一点也不疲累，凡事心满意足──甚至还学会了我们所需的语言。我们正迫近这趟远征的主要目的地。

　　如果不是因为索罗维夫的那场意外，一切也许都将如我们计划的功成圆满。

　　我们大多在夜间旅行，藉由一位同道，亦即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达许塔比若夫，透过天上繁星找出我们的定位。

　　有一天我们在黎明时停下来用餐，并喂食我们的绵羊。

　　当时天色还很早，阳光才稍有暖意。我们正坐下来准备享用刚刚出炉的羊肉和米饭，突然间在地平线上出现一群骆驼。我们立刻猜想它们是野生的。

　　索罗维夫向来喜好打猎，是位神枪手，他立刻抄起莱福枪，沿着隐约可见的骆驼剪影跑过去；而我们边笑着索罗维夫对打猎的狂热，边安顿下来吃着热腾腾的食物，这可是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精心烹调的。我说前所未有，因为在这浩瀚黄沙之中，在内陆的深处，通常连生个火都极不可能，因为有时候方圆几百哩甚至找不到一株saksaul 。但是我们一天至少生两次火，用来煮饭、泡咖啡或泡茶，而且还不只有普通的茶，更有西藏茶，以宰杀绵羊的骨头熬出的浓汁冲泡而成。这项豪华享受都要归功于帕格逊的发明，他想出以特制的木棍做成鞍座，好让绵羊背负装满水的膀胱；因此每当我们宰杀羊只后，就留下足够的鞍座让我们每天生火。

　　索罗维夫追逐骆驼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已经准备继续跋涉，却仍不见他的踪迹。我们又等了半小时。我们深知索罗维夫向来准时，从不让人等待，因此担心他遭了不测。除了两人之外，我们个个带了枪，出发去找他。很快的我们又看到远方出现骆驼的剪影，就朝着它们走去。当我们一走近，这些骆驼显然感知我们的迫近，就往南方逃窜，但是我们继续追踪。

　　索罗维夫已经离开四小畾秋。突然间有一人注意到有一个人躺在几百步的距离外，当我们走进一瞧，认出那正是索罗维夫，他已经死了。他的颈部已被咬掉一半。我们全都哀痛逾恒，因为我们都喜爱这位不得了的大好人。

　　我们以枪枝做成一个担架，把索罗维夫的尸体抬回营地。当天，在史基洛夫的带领下，由他担任祭司，我们在沙漠的中心庄严地埋葬了索罗维夫，然后立刻离开那个不祥的地方。

　　虽然我们为了找出那个在旅程中预期发现的传奇城市，已经花了不少功夫，我们还是改变了一切计划，决定尽速离开沙漠。因此我们往西而行，不到四天就来到开利扬(Keriyan)绿洲，也是一般乡间开始之处。从开利扬我们继续前行，但是却少了亲爱的索罗维夫。

　　愿你的灵魂安息，诚实而忠心的好友啊！

　　第八章  埃金·贝

　　我希望把这一章献给另一位我视为杰出不凡的人士，他晚年的生活方式，若不是出于命运安排，就是缘于“自我发展的个体性”中的律则，简直和我自己的生活如出一辙，丝毫不差。目前此君的身体从一般观点看来健康硬朗，但是从我的观点看来，而且只在我俩之间讲，只有他的肉体才称得上健康。

　　有趣的是，一般观点都认为两个民族若素有世仇，那么两边的人民一定本能上互相怀着敌意甚至仇恨；但是相反的，虽然埃金·贝和我的家庭传统及宗教信仰殊异，但是打从我俩在年少时因为极不寻常的际遇结识之后，就逐渐培养出深厚的友谊；日后，透过各种细微的事件，我俩的内在世界就像“同出一源的两脉”般互相吸引，情同手足。

　　在本章我会描述我与埃金·贝医生的初次邂逅，所有认识他的严肃之士都很尊敬他，寻常百姓也莫不如此，甚至把他视为伟大的魔法师和术士。我也会简短叙述我俩在亚洲及非洲深处漫游时所遭遇的几起重大事件。

　　在目前，他受到过去许多证明“并非过眼云烟”的勋章所奖励，顶着“伟大的土耳其帕夏”的头衔，却不知何故在埃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安度余生。我必须说明尽管他有办法选择任何他想居住的地方，并享受当今生活的一切安适，他却选择如此偏僻的地点做为晚年的居所，主要是想避免闲杂人等的强求和好奇──这项不配为人的特质早已成为大部分当代人的天性。

　　我初遇埃金·贝时他还相当年轻。当时他在德国一所军事学校就读，一如往常会回到君士坦丁堡与他父亲共度夏天。我们两人同龄。

　　在描述我与他的相遇之前，我得说，在我初次造访爱兹米雅金以及结识伯格逊之前（我在前一章曾经有所描述），当时我仍像一条丧家之犬凄凄惶惶，四处寻找我脑中问题的答案──我的脑袋，根据大多数当代人的看法，早已神智不清──我也刚巧来到君士坦丁堡，因为听说那里的托钵僧能施行许多奇迹。

　　当我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就想办法待在一个叫培拉的地区，然后从那里走访各种托钵僧的修道院。当时我与这些“托钵僧热中者”住在一起，当然也没有从事任何实际的营生，满脑子想的尽是些托钵僧的无聊之事，结果在某个郁闷的日子里，我清清楚楚意识到我很快就会用尽所谓的“金钱”。

　　体认这个事实之后，我过了两天心事重重的日子，脑袋里不断转着念头，就像西班牙骡子最喜欢的苍蝇一样巴着不放，想着要如何挣得那种可鄙的东西，它对于当代人却几乎是生命中唯一的激励。

　　怀着这些忧虑，有一天我站在培拉和伊斯坦堡之间的大桥上，开始沉思旋转托钵僧不间断的动作其意义和重要性何在，这些动作乍看之下似乎纯属自动，没有任何意识参与。在桥下附近，汽船不断来去，小船熙来攘往。

　　在桥边的葛拉塔岸上，有一座栈桥供行驶君士坦丁堡及博斯普鲁斯(Bosphorus)对岸的汽船使用。在这座栈桥旁边，我看到来来往往的汽船之间，有一群男孩在水里游泳，并潜入水中捡拾汽船上的人丢落的硬币。这使我深感兴趣。我就走近仔细一瞧。这些男孩不慌不忙，娴熟地把乘客丢在不同地方的硬币捡回来，一个也没漏失。

　　我注视了好一会儿，心里赞叹这些男孩的轻松自在，熟练机敏，他们年纪各有不同，从八岁到十八岁都有。突然间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何不试试这门行业？难道我就比不上这些男孩吗？”隔天我就来到黄金角的海岸，在海军部的下方之处开始练习潜水。

　　练习潜水时我甚至碰到一位老师，他是一位希腊人，一位个中高手，常常到那里泅泳。他自愿教了我一些这门“伟大智慧”的诀窍，其余的窍门则是我以机巧从他那里套出来的──透过我们游完泳之后，到附近一家希腊咖啡店所喝的咖啡。当然，我不会详细说明咖啡的钱是谁付的。

　　一开始潜水实在很难。一个人必须张着眼睛潜入水中，海水会刺激我的眼膜，产生剧痛，在夜晚时尤然。但是我的眼膜很快就适应了海水，我开始能在水里自由观看，就如在岸上一样。

　　两星期之后我开始在这些汽船附近，和当地不同年纪的男孩一起靠着打捞硬币“挣钱”。当然，一开始我并不怎么成功，不过很快我就一个都不会闪失。

　　我必须说明，当一枚硬币丢入水中时它会很快沉没，但是当它离水面越远也就沉得越慢，所以如果水很深，硬币就会等很久才沉入水底。如此一来，一个人在潜水之前，只要先记好硬币沉入的地点，那么潜入水中把它捞起来就不是难事。

　　有一天，有一位旅客一面想着心事，一面靠在汽船旁边观看这些硬币打捞者，一不小心把手中的念珠链失手掉进水里，这念珠链是每一位严肃的亚洲人在无须履行生活义务时不可欠缺的附属品。他立刻吩咐那些潜水男孩去寻找念珠链，但是即使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找不到，因为他们当时离汽船很远，并没有注意到它掉落的地点。很显然这串念珠链非常珍贵，因为这位旅客允诺送给找到的人二十五土耳其金磅。

　　等到汽船驶离之后，所有的硬币打捞者都找了好长一段时间，却一无所获。因为海水很深，而且就如他们所言，要摸遍整个海底是不可能的。一般而言，要潜进深海底非常困难。就水很容易只持表面上一个活生生的物体，它对下降者也产生很大的阻力。

　　几天之后，当我在那个地点潜水捞钱时，有一位旅客刚好把一枚硬币抛到远处，在我游到它掉落的地点之前，它已经没入水中不见踪迹。因为当天并没有多少“收获”，我就下定决心不论如何一定要捡到那枚硬币。

　　就在我游向它时，我瞥见某个看似念珠链的东西。我游回水面后，想起这串念珠链有二十五金磅的奖赏。

　　等我记住那个地点，就再次潜入水中，并没有告诉任何人。等我发觉无法以一般办法深入海底时，次日我就带着从一位铁匠租来的沉重长炳大锤，把它们绑在我身上，然后以这股重量潜入水中。我很快就找到那串念珠链，结果发现它是由琥珀做成的，上面镶着小钻石和拓榴石。

　　同一天我发现丢掉念珠链的这位旅客是帕夏N，曾经是君士坦丁堡附近一个小区域的首长。当时他住在思古塔利(Scutari)的对岸，离博斯普鲁斯并不远。

　　因为我近来身体欠佳，每下愈况，因此决定次日不再下海捞钱，而准备把那条念珠链交还失主，顺便造访思古塔利的墓园。

　　我在隔天早晨动身，很快就找到帕夏的房子。他刚好在家，当他被告知有一位打捞硬币者登门拜访，并坚持要和他见面时，他显然立刻明白原委，亲自出来见我。当我把这条念珠链递还给他时，他简直喜形于色，对我真情流露，我深受感动，说什么也不愿意接受他原先应允的报偿。

　　他请求我至少和他一起在屋里用午餐，对此我并没有拒绝。午餐过后我立刻离开，以便赶搭倒数第二班的回程汽船。但就在赶往汽船的路上，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只好坐在一栋房子的台阶上，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过路人注意到我的情况，因为我离帕夏的房子并不远，消息很快就传到他耳边，说有一个男孩突然病得很重。当帕夏一听到这名男孩就是早上带回念珠链的男孩，他立刻带着仆人赶过来，吩咐他们把我抬进他的屋里，同时延请一位军医。

　　虽然我很快就回复神智，但是我的情况如此糟糕，无法动弹，暂时被迫留在帕夏家里。

　　那天晚上我的皮肤开始龟裂，刺痛的无法忍受；很显然，我的皮肤因为不习惯长期浸在海水里，无法容忍盐分的作用。

　　我被安置在屋里的一间厢房，一位名叫法特玛·巴吉的老妇人奉命照料我。这位帕夏的儿子是德国一所军事学校的学生，也过来帮忙老妇人照顾我。他就是埃金·贝，后来成为我的心腹至交。

　　在我日渐好转之时，我们常常天南地北随兴聊天，但是我们的谈话却逐渐转向哲学，等我康复道别时，我俩已成了朋友，从那时起一直保持通讯。

　　那一年他离开德国的军事学校，进入医学院就读，因为他内在的信念在这段时间起了改变，驱使他放弃军事生涯，转而准备成为一名军医。

　　四年过去了。

　　有一天，在高加索时，我接到他的来信，说他已经成为医生，想要来看我，顺便造访高加索，这个地方一直令他深感兴趣，他并询问何时及何地可以见我。

　　那年夏天我住在苏仁城(Suram)里，在那里以熟石膏制作东西。我拍了一封电报给他，说我简直等不及他的来访。几天之后他翩然莅临。

　　那一年帕格逊、耶洛夫，以及我打从孩提就认识的卡本科，也来到苏仁城跟我共度夏天。埃金·贝很快就和我这些同志打成一片，觉得自己早已是他们的老友。

　　整个夏天我们都待在苏仁城，在那里常常举行短程远足，通常是徒步旅行。我们攀爬苏仁山的隘道，并探索了波哲洪(Borzhom)和米亥洛夫(Mikhailov)近郊，以便和当地尚未受到当代文明影响的居民打交道。有一次我们甚至拜访了著名的科伏索人，他们早让所有博学的人种志学者为之抓狂。

　　埃金·贝跟我们──亦即与他同龄、满脑子都是唐吉轲德式憧憬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同住了几个月，并参与我们各式各样的讨论，不知不觉卷进了我们的“精神病”，而且就像我们一样，内心充满渴望，愿意向不可能挑战。

　　我们四人，亦即伯格逊、耶洛夫、卡本科和我，在当时多次谈起尤里·鲁伯维斯基公爵稍早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亦即参与他与他朋友的一项大型徒步远征，由边城纳基切文(Nakhichevan)出发，穿越波斯，来到波斯湾。

　　我们的这些讨论，以及这种旅行所引发的种种远景，都使埃金·贝大为着迷，因而央求我们为他对公爵进一言，允许他加入长征，同时他也开始设想要如何获得父亲的允许，并让长官准他放一年假。

　　最后的结果是，经过必要的安排──一半透过电报，一半由他本人回家准备这趟旅行所需的物品──他终于在我们从纳基切文出发的那一天，加入我们的长征，那天正是隔年的一月一日。

　　我们在半夜从纳基切文出发，等到早晨时已经领教了这亲爱的世界上，那些被称为边界守卫的两足动物的“智慧”，他们无论在哪里都深谙明察秋毫与无所不知的艺术之道。我们总共有二十三人，包括我所有的朋友和同志在内，对于他们我已经决定在这系列分章加以描述。其中三人，亦即伯格逊、耶洛夫和公爵尤里·鲁伯维斯基，我先前已经描写过；至于埃金·贝医生，我会在本章介绍给读者；至于另外两人，亦即工程师卡本科及考古教授史基洛夫，我则会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介绍。

　　十天之后我们跋涉到塔布黎兹(Tabriz)小城，一路上平安无事。但是离开塔布黎兹不久后发生了一件事，在此我会尽可能详细描述，不仅是因为埃金·贝在此事件中相当活跃，也表达了深刻的兴趣，更因为它使我对生活的看法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在塔布黎兹时我们听了许多关于某一位波斯托钵僧的传言，听说他能施行许多不可思议的奇迹，因此引起我们的兴趣。在旅行不久之后我们再次从某位亚美尼亚牧师听说此人，因此虽然他住的地方离我们的路途很远，我们却决定改变事先计划的行程以便拜望他，自己来定夺他究竟何德何能，有什么能耐。

　　经过一番疲惫的跋涉，在途中我们借宿于波斯人或库德人的牧羊人茅屋或是小型聚落，终于在第十三天来到这位托钵僧居住的村落。

　　我们在当地人的指引来到他的住所，它离村落有一段距离。我们立刻前往那里，发现他坐在屋子附近的树阴下，他通常都在那里和来访的人客说话。

　　我们看到一位年纪相当大的老人，衣衫褴褛，打着赤足，盘腿坐在地上。他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波斯人，我们事后得知他们是他的学生。我们走近他，向他问安，然后也席地而坐，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半圆圈。然后开始谈话。

　　我们一问他一答，然后轮到他对我们发问。

　　一开始他对我们的态度相当冷淡，并不想多谈，但是等他发现我们是长途跋涉特别来看他，他就变得相当热诚。他的表达方式非常简单，用词并不讲究，一开始给人的印象，至少对我而言，是一个无知的人，也就是欧洲人所谓的缺乏教育。

　　我们与这位托钵僧的谈话是以波斯文进行，但这是某种特别的方言，我们同伴中只有我自己、萨里每欧格立和另外一位说得并不流利的人会说。因此萨里每欧格立和我提出问题后，会立刻把刚才所说的一切翻译给其他同伴知道。

　　当时是晚餐时分。托钵僧的一位学生为他送来食物──盛在一个葫芦碗的白饭。这位托钵僧一边谈话，一边吃了起来。因为我们自清早起床上路之后就没有进食，因此也打开我们的背包开始吃起来。

　　我在此得提醒你们，当时我是著名瑜珈修苦修者的虔诚信徒，严格奉行所谓海达瑜珈（Hatha yoga）的一切指引，吃东西时企图细嚼慢咽。因此，等到大家早早吃完，连那位托钵僧也吃完之后，我仍然慢慢咀嚼，想办法在每一口都遵照指引细嚼慢咽之后才吞下去。

　　这位元托钵僧看到这情况，就问我：“年轻的陌生人，请告诉我，为什么你这样吃东西？”

　　我着实对这个问题感到震惊──它不但让我觉得很奇怪，也显示他的知识有限──我甚至不想回答他，而想着我们大老远绕道来见一个人，他却不值得我们严肃相谈，实在扑了一个大空。我看进他的眼睛，不但感到怜悯，甚至为他感到羞耻，因此自信满满的回答，我这么仔细咀嚼食物是希望它们能在肠内获得更好的吸收，同时我指出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亦即获得适当消化的食物能提供有机体更多卡洛里以从事所需的机能，并覆述我从不同书上读到这个主题的资讯。

　　这位老人摇摇头，缓慢而坚定地说出下列这个在波斯家喻户晓的谚语：

　　自己一无所知却对别人显示通往天国之门的人，让上帝杀了他吧。

　　托钵僧话一说完，萨里每欧格立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简短做了回答。之后又转向我问道：

　　“年轻的陌生人，告诉我，你也许也做体操吧？”

　　事实上，当时我正奋力苦练体操，即使我通晓印度瑜珈修苦修者推荐的所有方法，我却固守瑞典人穆勒的系统。我告诉这位托钵僧我的确勤练体操，而且每天必练习两次，早晚各一次，并且简短告诉他我所做的练习。

　　“这只是锻链手臂、双脚和外在肌肉罢了，”这位老人说，“但是你也有内在的肌肉，完全不受你这些机械运动所影响。”

　　“是的，没错，”我说。

　　“很好。现在让我们回到你咀嚼食物的方式，”这位元老人继续说。““如果你这样咀嚼是为了身体健康或是另有其他目的，那么我要说，如果你想知道我衷心的看法，你选择了最糟糕的方法。当你这么仔细咀嚼食物，你就减少了胃的工作。现在你还年轻，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正在使你的胃习惯什么活也不做；等你逐渐变老，你的肌肉因为缺乏正常的运作，就会有所萎缩。如果你继续这套咀嚼方法，那种情况一定会发生。

　　你知道我们的肌肉和身体到了老年会日渐衰弱。现在，除了老年自然的衰弱之外，你还会带来另一项老化，因为你使胃习惯不干活。你能想像日后是什么光景吗？

　　“相反的，根本不需要细嚼慢咽。在你这个年纪最好嚼都不要嚼，而是整块吞下去，如果有可能甚至连骨头一起吞进去，好让你的胃能干活。我可以看出那些建议你细嚼慢咽，以及那些着书立说的人，都如谚语所说，‘只听钟声响，不知从何来。’”

　　这位老人这一番简单、明白又一致的话语，使我对他完全改观。直到那时我对他的询问只是出于好奇，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对他真正产生兴趣，开始全神贯注聆听他的一字一句。

　　突然间我彻底明白在那之前我认为不容置疑的真理其实并不正确。我发觉直到那时我都只从一面看待事物。现在许多事物都以崭新面貌呈现。我的辅荨▲嬹No个主题浮现上百个问题。

　　医生和我两人完全投入与托钵僧的对谈，以致于忘了其他同志的存在，而停止翻译谈话的内容。他们看到我俩如此兴致勃勃，不断打断我们问道：“他说什么？”“他在谈什么？”，每一次我们都打发他们，承诺之后会钜细靡遗的转告他们一切。

　　等我们和托钵僧谈完人为的细嚼慢咽，以及消化食物的不同方式与它在我们体内根据律则的自动转化之后，我说：

　　“父老，请您行行好，也对我说明您对于人为呼吸的看法。我认为它有益，就遵照瑜珈修苦修者的指引练习，也就是说，在呼进空气之后，先屏住一段时间，然后再徐徐呼出。也许我也不该这么做？”

　　这位托钵僧看到我对他的态度与先前判若两人，对我更加同情，因此提出如下解释：

　　“如果你以咀嚼食物的方式伤害自己，透过这种呼吸方式你更会伤害自己千百倍。书本上以及当代密意学校所传授的呼吸练习全都有害无益。呼吸，就像任何头脑清楚的人所了解，也是一个喂养的过程，但喂的是另一种食物。空气，就像我们一般的食物一样，会进入体内，被消化而分解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彼此产生新的连结，也会与某些已经存在体内的物质的相应成分连结。如此一来就产生那些不可或缺的新物质，在人类的有机体内不断被各种生命过程所消耗。

　　“你必须明白，要获得任何确定的新物质，它的构成要素必须以确实的比例相结合。

　　“让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要烘烤面包。首先你必须准备面团。但是要做面团你必须拿捏面粉及水的确实比例。如果水太少，你就做不成面团，而是手一碰就碎成一堆。如果水太多，你只会得到一团面糊，就像是喂牛的东西。两个例子皆然，你无法得到烘烤面包的面团。

　　“同理也见于形成有机体所需的一切物质。构成这些物质的成分必须以严格的比例相结合，质量皆然。

　　“当你以一般方法呼吸时，你就是机械性地呼吸。有机体不需靠你，就能从空气中获取它所需要的定量物质。肺部天生的构造使它习惯以一定量的空气运作。但是如果你增加空气量，通过肺部的成分就会改变，更进一步的内在混合及平衡流程也无可避免受到改变。

　　“练习人为呼吸的人，因为不了解呼吸的基础原理，迟早都会走向自我毁灭。

　　“你应该铭记于心，除了有机体所需的物质之外，空气中也包含其他必要或甚至有害的物质。

　　“如此一来，人为呼吸，亦即对自然呼吸所做的强行修正，会帮助空气中对生命有害的各种物质渗入有机体中，同时也破坏了有益物质的质量均衡。

　　“人为呼吸也会扰乱从空气中获取食物以及从其他来源获取食物的比例。因此，透过增加或减少吸进的空气，你必须跟着增加或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取；而为了维持正确的比例，你必须充分了解你的有机体。

　　“但是你真的如此了解自己吗？例如，你知道胃部需要食物不仅是为了养分，也因为它习惯摄取一定量的食物吗？我们吃东西主要是为了满足口欲，并使胃获得摄取一定量食物所产生的习惯性压力。在胃壁上分出所谓的游走神经，每当失去某种压力就会开始作用，产生我们所谓的饥饿感。因此，我们会产生不同的饥饿：所谓的身体或肉体的饥饿，以及神经或心灵的饥饿，如果可以这么表达。

　　“我们的所有器官都机械性的运作，每一种器官根据自己的天性和习惯，会产生某种特别的运作步调，而不同器官的运作步调彼此各有一定关连。因此在有机体中产生一定的均衡：一个器官依赖另一个器官──一切都互相关连。

　　“透过人为改变我们的呼吸，我们首先改变了肺部的运作步调，而因为肺部的活动在诸种器官中也与胃有关，因此胃的运作也跟着改变，一开始很细微，然后越来越多。为了消化食物，胃需要一定的时间；让我们假设食物必须在那里停留一个小时。但是如果胃部运作的步调改变，那么食物通过胃的时间也会跟着改变：食物通过的速度可能变得太快，以致于胃部只有时间完成一部份的工作。其他器官也是如此。那就是为什么不干扰我们的有机体要好过一千倍。最好任由它损坏，也不要尝试盲目修理。

　　“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的有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装置。它有许多器官，各有不同速度的流程和不同的需要。你要不是全盘改变，就是什么也不变。否则你不但不会得到好结果，反而会坏事。

　　“无数疾病都源自于这种人为呼吸。在许多例子中它会导致心脏扩大，气管收缩，或是损及胃部、肝脏、肾脏或神经。

　　“练习人为呼吸而能不损害自己到无以修护的地步，实在少之又少，除非他及时停止才有可能。凡是练习好一段时间的人必然会导致悲惨的结果。

　　“如果你知道你机器的每一根螺丝钉、每一根大头针，你才能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你只是一知半解就开始实验，就会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机器非常复杂。许多细小的螺丝钉一受到强震就会折断，事后也无法在任何店里买到。

　　“因此──既然你问了我这个问题──我的建议就是：停止你的呼吸练习。”

　　我们与这位托钵僧长谈了很久。在我们离去前我设法与公爵商讨接下来该怎么办，然后在谢过这位托钵僧后，我告诉他我们想在№sA停留一两天，并询问他是否允许我们再来请益。他答应了，甚至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在隔日晚饭过后再来看他。

　　我们并没有如原先计划只停留一两天，而是待了整个星期，每天傍晚我们都来拜访这位托钵僧，与他交谈，直到夜深时分，之后萨里每欧格立和我再把整个谈话钜细靡遗的告诉其他同伴。

　　最后一次我们来到托钵僧身边，向他致谢并准备告辞时，埃金·贝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用一种不寻常的谦卑语调，以波斯文说：

　　“亲爱的父老！在这几天我整个人都确信您……”

　　在这时他打断自己的话，很快要求萨里每欧格立和我不要妨碍他为自己发言，也不要纠正他，除非他的遣辞用字在当地方言上具有特殊意义，可能会改变他的意思。然后他继续说：“……肯定您是我本能上一直在寻找的人，是我能够托付来引导我内在的世界，以便调节并中和最近在我内心升起的两股截然不同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种种我无法控制的生活情势都不允许我留在这里，待在靠近您的地方，以便必要时能够来到您面前，洗耳恭听您对于我该如何生活的指引及建议，以便平息这份痛苦的内在挣扎，并准备自己成为够格的人。

　　“这就是为何我请求您，如果有可能，不要拒绝现在给我一点简单的生命指引和原则，能适用于我这个年纪。”

　　对于埃金·贝这番出乎意料又言词恳切的表白，这位受人景仰的波斯托钵僧，提出精准而详尽的回答。

　　我不会在第二系列中详述他当时的说明，因为考虑到这对于认真的读者还言之过早，说到我写作的正确顺序，甚至还可能妨害真正的了解。因此我以清白的良心做了决定，等到我写作第三系列，在标题“人的肉体，它根据律则的需要，以及显现的可能性”那一章再详述。

　　隔天清晨我们拜会过这位托钵僧之后，就重新上路。与其沿着先前计划的路线前往波斯湾，我们却往西走向巴格达，因为两位同伴，即卡本科和尼哲瑞吉公爵双双发高烧而病倒，情况一天一天恶化。

　　我们到达巴格达后，在那里停留月余，之后分道扬镳。鲁伯维斯基公爵、耶洛夫和埃金·贝前往君士坦丁堡；卡本科、尼哲瑞吉和帕格逊则决定沿着幼发拉底河直探它的源头，然后翻越大山，穿过俄国边界。但是萨里每欧格立医生和我以及其他人却同意折返，沿着柯仁森(Khorasan)的方向前进，等到那时再决定我们旅程的最后阶段。

　　在我提笔写下对埃金·贝医生的回忆录时，我必须提出他对催眠学及相关一切的热爱。他特别对那些总称为“人类思想力量”的现象以及当代催眠术的一派显学感到着迷。

　　事实上，他在那门只派尤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际成果。因为他对人们做实验，以便从各种层面了解人类思想力量的显现，因此他被周围的人视为一位可畏的魔法师和术士。

　　他因为上述原因而对朋友和熟人所做的实验，尤其导致某些遇过他或甚至仅仅听说他的人对他敬畏三分；而其他人则相反，对他过份尊敬，或甚至开始逢迎献媚，甘愿舔他的鞋子哩。

　　我想人们会对他有这份不实看法，主因并不在于他高深的知识和超凡的内在发展，而仅仅是因为他对于人类有机体的某项运作特质了若指掌，而这项特质可能与人性中的奴隶性有些关系。

　　这项特质在每个普通人身上都有，不管他属于什么阶级或年纪为何，那就是每当他想到身外某件具体事物时，他的肌肉就会立刻绷紧，也就是会沿着他念头的方向振动。

　　例如，如果他心里想着美国，而他的念头转向他认为美国所在的方向，那么他的某些肌肉，特别是细微的部分，就会沿着同样方向振动；换句话说，它们整个张力会沿着那个方向绷紧。

　　同理，如果一个人位于房子一楼，而他的念头朝向二楼，那么他的某些肌肉就会往上绷紧；简而言之，沿着一定方向而行的念头总会使肌肉沿着同样方向拉紧。

　　即使那些察觉此道而想尽办法加以避免的人，这个现象还是发生不误。

　　每个人也许都曾在戏院、马戏团或其他公共场所，看过各式各样所谓的印度苦行僧、魔术师、变戏法者和其他超自然知识的解说者，以他们的神奇表现使观众大吃一惊，他们要不是找到隐藏的物品，就是表演其他先前由观众指定的行动。

　　为了达成这些奇迹似的绝技，这些魔术师会握住一位观众的手，后者当然在心里想着已经决定的行动，只要透过此人手上传来的无意识指引或冲击，他们就能“猜出”此项行动，然后表现出来。

　　他们能做到这点，并非因为具有某种特殊知识，而只是因为他们知道人类这项特质的秘密。只要知道这项秘密，任何稍具耐心的人都可以办得到。

　　一个人只要能全神贯注别人的手，就能掌握最细微而几乎无法察觉的动作。透过练习与毅力，一个人一定会像魔术师一样，成功读出别人的心思。

　　例如，如果某人想要魔术师捡起桌上的帽子，那么，如果此人知道这项伎俩，而想尽办法去想摆在沙发下的鞋子，他仍然会无意识的想起帽子，而他引导魔术师的肌肉就会朝那个方向一紧，因为它们受到无意识的控制更甚于意识。

　　就如我先前所说，埃金·贝对朋友进行这些实验，以便更了解人类的心灵，并找出催眠影响力的原因何在。

　　他为了达成硂项任务所做的实验中，有一项高度原创的实验，比任何苦行僧的把戏还要震惊懵懂之人。

　　他的手法如下：

　　他在一张画满方格的纸上依序写下整套字母，线上上写上从一到九到０的数字。他会事先准备几张这样的纸，在每一张纸上写下不同语言的整套字母。

　　他坐在桌边，把其中一张字母纸摆在面前，略朝左边；然后右手拿起一只铅笔。他会请实验物件坐在他的左边，字母纸的正对面。这位元实验物件可能是某位元请他算命的人。然后埃金·贝会以左手握住此人的右手，或多或少以下列方式开口：

　　“首先我必须知道你的大名……”然后，他好像自言自语，继续慢慢说──“你大名的第一个字母是……”然后他把那位想算命的人的手摆在字母纸上。

　　多亏前述的这项人类特性，当这只手拂过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时就会不由自主的颤动一下。

　　埃金·贝知道这项动作的意义，也有所察觉，便继续说：“你大名的第一个字母是……”然后他念出这只手曾经在上面颤抖一下的字母，然后把它写下来。

　　以同样方法，他找出这个名字的前几个字母，然后以此猜出整个名字；例如，当他获知S、T、E等字母之后，就会猜出这个名字是史蒂芬。

　　然后他会说，“你的大名是史蒂芬。现在我要找出你的年纪，”然后他带着此人的手拂过数字表。

　　然后他会猜出此人结婚没有，有几个小孩，每个小孩的名字，他妻子的名字，他的大敌以及最好朋友的名字等等。

　　等到他神奇猜出几项资料后，他的顾客早已大惊失色，忘却俗世的一切而告诉埃金·贝他想知道的大小事情，然后，他把他们的手放开，只消重复他们先前说过的话就好。之后，不管他对他们诉说的未来多么异想天开，他们也会照单全收，奉若神旨。

　　过后，曾被埃金·贝施行此技的人都会在所有场合转告别人，而当然，也对他的神力天花乱坠一番，使听者无不毛骨悚然。

　　因此，那些知道他或听说他的人，都逐渐在心里建立一个魔术师的形象，甚至一提到他的名字就压低声音并心怀恐惧。

　　许多人，不只是土耳其人，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人，主要是欧洲人，纷纷写信给他，以各种要求缠着他不放。有些人求他从他们的字迹来断定未来；有些人希望他治疗他们的单恋；更有人希望他从远距离治疗他们的慢性病。他接获的信件来自帕夏、将军、首长、高僧、教师、牧师、商人和各个年纪的女性，尤其以各民族的年轻女性居多。

　　简而言之，各种要求的信件堆积如山，即使埃金·贝想要寄给每人一张空白回覆，他也至少需要五十位元秘书才行。

　　有一天我到他父亲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岸边的地产拜访他，他给我看了许多这类的信件，我记得我俩对于人们的无知和愚蠢几乎笑掉大牙。

　　最后他对这一切感到厌烦，甚至放弃了他喜爱的医生工作，离开他为人所知的地方。

　　埃金·贝对于催眠术及普通人心灵的各种自动性质无所不知，这一点在我俩的一次旅行派上用场，成功化解了我们陷入的困境。

　　有一次，埃金·贝和我以及几位同修待在喀什葛尔的杨基夏(Yangishar)小城，经过一次惯有的漫长休息后，决定走入印度喀什山脉的山谷，就在这时埃金·贝接获住在土耳其的叔叔消息，说他的父亲健康急速恶化，恐怕不久于人世。

　　这个消息使埃金·贝大为不安，因而决定打消他的行程，尽速回到土耳其，以便能与亲爱的父亲做最后的相聚。

　　因为我开始对这些使人神经紧张的漫游感到疲惫，也想离开去看我父母，就决定中途脱队，和埃金·贝一起旅行，最远走到俄国。

　　我们跟同伴告辞，就穿过依克什坦姆(Irkeshtam)走向俄国。我们没有遵循由塔什干通往欧许(Osh)的一般途径，而在路上经过了许多冒险和难关，总算设法来到法翰那(Ferghana)地区的安迪江(Andijan)。

　　我们决定穿过这个一度繁华的区域，因为我们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考察几处我们听闻甚多的古城遗迹，它们是我们利用某些历史资料来做逻辑推演，而期待找到的。

　　因此我们大大拉长了行程，才到达靠近安迪江的主要道路。我们在玛格兰(Margelan)买了前往克拉斯诺夫斯科(Krasnovodsk)的火车票，当我们已经坐上车时，才懊恼的发现我们没有余钱继续往后的旅行，甚至连明天的食物都买不起。此外，在我们穿越喀什葛尔的途中，身上的衣服早已褴褛不堪，实在不合适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因此也需要钱买衣服。

　　所以我们决定不要远至克城，而是改换班次到却尼耶夫(Chernyaevo)，然后再到塔什干，那是一个大中心，我们可以拍电报请人汇钱来，之前则想办法维生，直到钱汇来为止。

　　我们就如法炮制。抵达塔什干后我们在车站不远处的一间廉价旅馆订了一个房间，然后先去拍电报。因为这几乎用尽我们的盘缠，我们就到市集上拍卖身上所剩的财产：莱福枪、手表、计步器、罗盘、地图等，简言之，一切我们希望能卖钱的东西。

　　傍晚时，我们走在街上，一边思索我们的处境，并揣想我们拍电报的人在哪里，是否会尽快汇钱过来，浑然没有注意到我们来到旧城。我们走进一家萨特人开的茶室，继续思索如果汇钱有所耽误我们要怎么办；等到苦思良久，并检查各种可能性之珜孉我们终于决定，在塔什干埃金·贝要乔装成一位印度苦行僧，而我则扮成一位吞剑者，能够吞下各种有毒物质。我俩对此开了种种玩笑。

　　隔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塔什干一家报纸的办公室，来到接受广告以及各种海报订单的部门。

　　那里的办事员是一位非常亲切的犹太人，最近刚搬到俄国。我们和他闲聊一会儿之后，就安排在塔什干的三家报纸上刊登广告，并订购大型海报宣布某位印度苦行僧来到城里──此刻我想不起来埃金·贝用了哪个名字，但我想要不是葛内兹就是甘金──而他在助手撒勒坎的协助下，次日傍晚会在某某俱乐部的大厅内，示范各种催眠实验以及其他许多超自然现象。

　　这位办事员也答应向员警取得许可让我们在整座城里张贴海报，等到次日，宣扬前所未有奇迹的大海报早已让塔什干新旧两区的居民看得烦不胜烦。

　　等到那时我们已经找到两位来自俄国内陆的无业游民，先把他们送入澡堂好好刷洗一番，然后带到我们旅馆，为他们做好催眠降神会的准备。最后我们使他们进入如此深的催眠状态，以致于一个人可以把一枚大钢钉穿进他们胸膛，缝住他们的嘴巴，把他们摆在两张椅子之间，头枕在一张椅子，脚摆在另一张椅子，把惊人的重物摆在他们肚子上；之后观众若愿意可以过来从他们头上拔起一根头发，诸如此类等等。

　　但是使所有医生、律师之流最吃惊的，莫过于当埃金·贝以我前述的方法猜出他们的名字或年纪。简而言之，在第一场降神会结束前，我们除了收到满盒的现金，还接获数以百计的晚餐邀约；至于各阶层的妇女如何对我们挤眉弄眼──对此就不需多谈了。

　　我们连续三个晚上举行降神会，等到赚饱的钱比所需还多之后，就不稍耽搁，立刻逃离那一群麻烦的仰慕者。

　　撰写这一章使我忆起我们在亚洲的各次远征和漫游，也连带想起多数欧洲人对这块大陆的奇怪想法。

　　我已经在西方连续住了十五个年头，也不断接触各民族的人士，我可以总结说，欧洲没有人知道或甚至对亚洲有任何概念。

　　大部分的欧美人士都认为亚洲是一块与欧洲相连，形状不定的广大陆块，上面住着野蛮、或充其量只是半野蛮的各种民族，他们刚碰巧住在那里而走向野化。

　　他们对于它的大小没有概念；总是想拿它和欧洲国家相比，殊不知亚洲是如此广阔的大陆，可以容纳好几个欧洲，而且它包括许多种族，不但欧洲人没听过，甚至连亚洲人也没听过。此外，在这些“野蛮民族”中某些科学，例如医学、占星学、自然科学等等，不需任何故作玄虚或假设说明，早已臻至完美的境地，欧洲文明也许要经过好几百年才能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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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皮欧特·卡本科

　　这一章将献给皮欧特·卡本科，我童年的朋友，他在日后凭着真正的成就，而非一纸文凭，成为一位著名的采矿工程师，而现在他已经辞世……

　　愿他已经进入天国！

　　如果我在本章一开始先描述我俩第一次惺惺相惜的情况，然后叙述某次远征发生的几桩事件，在期间由于造化弄人，导致他英年早逝；以我之见，这应该足以描绘卡本科个性的各个层面，并且达成我在本系列写作的目标，亦即使读者获得启发及真正有用的资讯。

　　我俩在孩提时代就已建立深刻的友谊。我会尽可能详述当时的经过，尤其是这可能说明一般年轻混混的某些心灵层面，其中一些人在日后都卓然有成。

　　当年我们住在卡尔斯城，我是要塞大教堂唱诗班的成员。

　　我必须先声明，在我的老师柏格切夫斯基离开卡尔斯，而我的首位导师波尔许祭司长也因病而请假离开后，我顿失两位真正的权威人士；而且我的家人也在考虑近期内回到亚历山卓普，因此我无心留在卡尔斯城，而开始盘算到提弗里斯去，我早就梦想加入那里的副主教唱诗班──当时我常获得这项提议，对我年幼的虚荣心不啻一种恭维。

　　在我生命的这段时期，当这种梦想仍然是我尚未发展完全的思考机能的核心时，有一天清早一位要塞大教堂的唱诗班团员向我跑来，他是一位陆军书记，之所以成为我的朋友，主要是我有时会带上等香烟给他，而我得招认这香烟是我从叔父的香烟盒偷来的。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他凑巧偷听到要塞司令和骑警队队长讨论要逮捕并严格诘问几位与炮兵靶场有关的人等，而我的名字也被提起，可能与这事件有瓜葛。

　　关于炮兵靶场的事件，在我心灵中烙下良心的忏悔，我也因此匆匆离开，而正是这场事件促成了我与卡本科的亲密友谊。

　　在当时我有一群与我同年以及比我年长许多的朋友。在同年的朋友中有一个非常讨喜的男孩，是一位酿造伏特加酒者的儿子。他的名字是莱奥左夫或莱左夫，我已经记不得了。他常常邀请我到他家，有时候我也会不请自来。

　　他的双亲对他宠爱有加。他有自己的房间，我们可以在里面舒舒服服做功课，他的写字桌上总是摆了一盘刚出炉的香酥糕饼，当时我非常爱吃。但是更重要的也许是他有一位年约十二、三岁的姊姊，当我在他房间时她常常会刚好走进来。

　　一份友谊就在我俩心中滋生，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她。她对我似乎也不是没有好感。总而言之，一段罗曼史开始悄悄滋长。

　　我的另一位朋友，一位炮兵官之子，也常常到他家。而他，就像我们一样，也在家里读书以便进入某所学校，因为他被人发现一耳稍聋，而无法进入军事训练队。

　　这位就是皮欧特·卡本科。他也爱上了莱奥左夫的姊姊，而她显然也喜欢他。她对他很好，似乎是因为他常常带鲜花和糖果给她；而她对我好则是因为我弹得一手好吉他，也很会设计手帕的图案，她很喜欢照着刺绣，然后宣称这是她自己设计的图案。

　　因此我们两人都爱上这位女孩，渐渐的，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两位对手心中都升起一把嫉妒之火。

　　有一次在大教堂的晚间礼拜结束后，当时这位使人心碎的可人儿也在场，我就想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藉口，请求唱诗班指挥准许我早一点离开，因为我想在她走出教堂时与她碰面，并护送她回家。

　　在教堂的门口我发现自己与情敌撞个正着。虽然我俩都怒火中烧，却还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一起护送我们的“仕女”回家。但是等我们离开她之后，我实在无法再克制自己，就藉口某事和他争执，结结实实揍了他一顿。

　　打完架后的隔天晚上，我照例和一些死党来到大教堂的钟楼。当时在要塞大教堂的属地上并没有真正的钟楼，而正在兴建中，大钟暂时挂在一个屋顶高耸、状似八角型哨亭的木建筑内。在屋顶及悬挂大钟的屋椽之间就是我们的“俱乐部”，我们几乎天天都在那里碰头，跨坐在屋椽上或是屋顶下方墙壁的狭窄台架，在那里抽烟、闲扯、甚至做功课。后来，等到正式的石造钟楼建成，大钟也摆进去之后，这个暂时的钟楼就由俄国政府送给当时正在兴建的新希腊教堂，它在那里似乎一直做为钟楼。

　　除了俱乐部的一般死党外，我在那里还看到来自亚历山卓普的朋友彼得，他当时正来卡尔斯玩。他是可润斯基的儿子，做父亲的是邮政电报的检查员，日后在日俄战争中遇难。那里还有一位来自卡尔斯希腊区的男孩，小名菲吉，本名是可甘乃迪，日后将成为许多教科书的作者。他会送来婶婶为我们这些唱诗班男孩烘焙的希腊点心，因为我们的歌声常常使她的灵魂深受震动。

　　我们就坐在那里，吃吃点心，抽抽烟，闲扯淡。不久之后，皮欧特·卡本科眼睛包着绷带出现了，身旁伴着两位俄国男孩，他们并不是俱乐部的成员。他向我走过来，要我解释为何前一天会如此侮辱他。他属于那种饱读诗集，喜欢装模作样、慷慨陈词的男孩，因此洋洋洒洒发表一份长篇攻击，最后以下述的宣言嘎然而止：“这个地球容不下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人必须死。”

　　一听到他这番言过其辞的弹劾，我真想一拳把他脑子里的胡说八道打出来。但是我的朋友开始跟我讲理，说只有那些毫无当代文化素养的人，例如库德人，才会以这种方式算帐，至于可敬的人则会诉诸更有教养的方法，因此我的骄傲逐渐显露出来；为了不被人称为没教养或懦弱，我就卷入了一场严肃的讨论。

　　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我们称之为辩论），其间有几个男孩站在我这方，也有几个站在我的对手那方；这场辩论有时候演变成大声喧哗，险而使我们把对方从钟楼顶端扔下去，最后终于决定我们要来一场决斗。

　　然后问题浮现了，要去哪里找武器？没有手枪也没有刀剑，这使得情况变得十分棘手。我们前一刻才涨到最高点的情绪，突然间都集中在如何为眼前的困境找一条出路。

　　在同党中我有一位朋友，名叫托千尼诺夫，他的声音非常尖细，大伙儿都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滑稽的人物。当我们坐在那里苦思要如何是好时，他突然尖声大叫：“如果手枪很难找，大炮却很容易到手。”

　　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就像他们对他的一贯反应。

　　“你们笑什么，你们这些蠢蛋！”他反驳说。“你们很可以拿大炮达成目的。只有一个缺点。你们已经决定其中一人必须死，但是拿大炮决斗时两个人都有可能死。如果你们同意冒这个险，那么照我的提议去做是最简单不过了。”

　　他的提议是，我们两人应该前往举行射击练习的炮兵靶场，躺下来躲在枪枝和射靶之间，然后等待我们的命运。两人之中不管谁被流弹射到，那就是他的劫数难逃。

　　我们都对炮兵靶场很熟。它距离环绕小城的群山不远。那是一片广大的土地，大约六至九平方哩，在一年中的射击练习时刻严禁入内，靶场四面都有严格的守卫。

　　我们常常跑去那里，主要是在夜间，在两位对我们有权威的大男孩的教唆下，到那里捡拾，或更确切的说，偷窃用过弹壳的黄铜部分以及子弹爆炸后散落一地的铅屑，这些我们都可以卖到不错的价钱。

　　虽然严格禁止捡拾，更不用说贩卖这些炮弹的残余物，我们仍然趁着有月光的夜晚或是警卫比较松懈的时候想尽办法溜进去。

　　大伙儿对于托千尼诺夫的提议经过一番激辩，最后一致决定在隔日执行这项计划。

　　根据两方“助手”的规定──在我这方是可润斯基与可甘乃迪，在对手那方则是那两位他带来的陌生男孩──我们将于射击开始前一大清早抵达炮兵靶场，在距离射靶约一百玛之处，彼此间隔一定距离，在某个不会被人看到的大型炮弹坑躺下，然后一直留到薄暮为止；到那时谁还活着就可以离开，随他高兴走去哪里。

　　助手们也决定整天留在靶场附近，在卡尔斯恰的河岸边，等到傍晚时到坑里寻找我们，找出决斗的结果。如果其中一人或两人都受了轻伤，他们就会负责照料；如果我们不幸死亡，他们就会说我们去捡拾黄铜和铅屑，不知道那天会有射击，因此“一命呜呼”。

　　隔天一破晓我们整队人马带了粮食，开拔到卡尔斯恰。抵达之后，我们两位对手各分得一份粮食，由两位助手引导到靶场，各自在坑里躺下。然后助手回到河边加入其他人，在那里钓鱼消磨时间。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像个笑话而已，但是等到射击开始后，它却一点也不好笑了。我不知道我的对手有什么主观经历和头脑联想，但是我的确知道当射击开始后我内在的反应。当炮弹开始飞射，在我头上爆炸时，我所经历与感受的一切都彷佛历历在昨。

　　一开始我完全吓呆了，但是很快的，心头涌现的情感强度以及思想中的逻辑冲突都如此高涨，使得当时每一刻的所思所感都超过整整一年的份量。

　　同时，在我心里也首次浮现“对自我的整体感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也清楚了然透过我的轻率疏忽，我把自己置于一个几乎必死的情境中，因为在那时我的死亡似乎无可避免。

　　面对这个必然性，我的本能恐惧牢牢攫住我整个人，使得周遭的现实似乎消失无踪，只剩下一股无法控制的活生生的战栗。

　　我记得当时我企图把自己缩到最小，并躲在土里隆起的后面，以便不要听到任何声音，也不要想任何事情。

　　我的身体不断颤抖，猛烈到极点，好像体内每个组织都各自震动，即使枪声到处呼啸，我还能清晰听到自己的心跳，而我的牙齿剧烈地喀喀作响，好像随时都会破裂。

　　我也会在此顺带一提，依我之见，由于我年少的这次事件，我的个体性首度出现了某种资料──多亏某些正常受教的人对我采取的有意识行动，其后更为定型──这些资料后来总能使我不被某些攸关自我利益的生命问题所困扰，也不会承认或体验任何非关真实的恐惧；而在另一方面，它们也使我在不至于被冲昏头或受欺骗的情况下，了解另一个人的恐惧，并能感同身受。

　　我不记得我在这种状态下躺了多久；我只能说在这个例子中，一如往常，我们至高无上、最不宽容的君主，时间，并没有忘记坚持它的权利，而我开始习惯这场煎熬，以及在我四周呼啸爆破的大炮声。

　　逐渐的，原本担心我不免一死的痛苦念头慢慢消退。虽然射击仍然分成几个梯次进行，但是要在梯次间逃出根本不可能，主要是因为落入警卫手中的危险。

　　除了继续安静躺在那里实在别无他法。等到我吃过一点午餐后，甚至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很显然，神经系统经过这一番剧烈的折腾，急切需要休息。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但是等我醒来畾韬近黄昏，周遭安静无声。

　　当我完全醒过来，恍然大悟我躺在那里的原因之后，不禁满怀喜悦庆幸自己还活着，等到这股自我中心的喜悦退却之后，我才突然想起并关切我那不幸的同伴。所以我悄悄爬出坑里，好好环顾四周，走向他应该躺着的地方。

　　当我看到他一动也不动，简直吓坏了，虽然我认为、甚至蛮肯定他只是在睡觉，但是当我突然瞥见他脚上的血迹，整个人却失去理智，前一天所有的仇恨全都转成怜悯。怀着几小时前我还为自己生命感到的恐惧，我赶紧蹲下来，好像仍然本能地怕被人看见。

　　我就蹲在那里，直到助手们手脚并用爬了过来。他们看到我以奇怪的神色看着四肢大张的卡本科，接着注意到他脚上的血迹，都觉得他已经遭到不测，也开始直直瞪着他。就如他们事后告诉我，他们也很肯定他已经死了。

　　我们就这样好像自我催眠的呆着不动，直到偶然间可润斯基使我们从茫然中惊醒过来。就如他事后所解释，当时他突然觉得脚上的鸡眼隐隐作痛，就倾身向前调整一下姿势，注意到卡本科的外套边缘规律的起伏着。他再往前爬了一步，肯定他正在呼吸，就以一声喊叫告诉我们。

　　我们立刻回复神智，也往前爬行，就在壕沟边，围在一动也不动的卡本科身旁，我们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慎重商讨要如何是好。突然间透过某种默契，我们以手臂搭成一张椅子，把卡本科带到河边。

　　我们停在一栋老旧的砖块工厂废墟边，在那里匆匆忙忙拿我们的衣服做了一张急就章的床，把卡本科摆在上面，然后开始检查他的伤势。他的一脚似乎被炮弹碎片擦破，但所幸没有伤到要害。

　　因为卡本科仍然昏迷不醒，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办，其中一人就跑去找一位我们在城里的朋友，一位助理外科医生，他也是大教堂唱诗班的成员；而其他人则帮忙清洗伤口，并想办法包扎。

　　这位助理外科医生立刻坐着单座双轮马车赶来，我们对他解释这意外是在我们捡拾黄铜时发生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会有射击练习。他检查伤口，说它没有大碍，昏厥是由于失血引起。事实上，当他涂了一些嗅盐，病人立刻就苏醒过来。

　　我们当然都乞求这位助理外科医生不要告诉别人这场意外的发生经过，因为那铁定会使我们惹来大麻烦，因为当时严格禁止侵入射击靶场。

　　等卡本科一醒过来，他环顾在场每个人；他把眼光停留在我身上的时间最长，并泛起一丝微笑，使我的心里为之一动，充满了悔恨和怜悯。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他亲如我的兄弟。

　　我们把病人抬回家，向他的家人解释说，我们穿越一处峡谷去钓鱼时，一块石头松动而掉下来匝到他的脚。

　　他的父母听信我们的说法，而我征求他们同意每天晚上守在他的床边，直到他康复为止。当他仍然躺在床上相当虚弱的时候，我就像一位好心的兄弟照顾他，而我俩天南地北聊着天，一份深厚的友谊也开始滋长。

　　至于我俩对那位“仕女”的爱意，亦即这一切的缘起，在卡本科与我的心中都突然烟消云散。

　　在他复原不久之后他的父母把他带到俄国，日后他在那里通过考试，进入某所技术学院就读。

　　在这次事件之后好几年我都没有再见到卡本科，但是每逢我的圣徒纪念日及生日时我都会收到他的长信，在信中他通常会先详述自己内、外在的生活，然后列出一大串他感兴趣的问题，询问我的意见，主要都是关于宗教方面。他首度对于我们的共同信念感到兴趣，是在我们那场决斗的七年后。

　　某个夏天，他乘着驿马车到卡尔斯城度假──当时那里还没有铁路──他路过亚历山卓普，听说我当时在那里，就顺道过来看我。我那年夏天到亚历山卓普，是为了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独自进行一些与我当时甚感兴趣的问题有关的实验，亦即关于声音振动对于不同类型的人以及其他生物体的影响。

　　他抵达的那一天我和他一起午餐，并提议他跟我到一个大型马厩，我已把它改成一个独树一帜的实验室，成为我每天下午报到之处。他查看了我在那里的各种东西，对于我的实验深感兴趣，以致于当天他回卡尔斯拜访家人后，决定在三天之后回来。等他回来后整个夏天几乎都跟我在一起，偶尔花个一两天回卡尔斯看他的家人。

　　等到夏天结束时，我们刚组成的团队，亦即“真理探寻者”的几位团员到亚历山卓普跟我会合，以便在亚美尼亚的旧都阿尼废墟附近做一些挖掘。在这次远征中卡本科首次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和其他团员接触几周之后，也逐渐对吸引我们的问题感到兴味十足。

　　远征之后他回到俄国，后来获得采矿工程师的文凭。接下来三年我们都没有见面，但却保持通信，因此并没有失去联络。在这段时间卡本科也与他在“真理探寻者”结识的其他成员通信。

　　等到三年之后他成为我们原始团体的正式会员，此后参加过我们在亚洲及非洲的几次重大远征。

　　在某次远征中我们打算从帕米尔地区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却发生一次意外，导致卡本科英年早逝。从一开始我们就面临极度的困难。我们在攀登喜马拉雅山西北方山坡的路上，准备穿越一处陡峭的山路，却发生一场大雪崩，把我们全数埋在雪堆及冰里。除了两人之外，其他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雪堆中遍荑隭。虽然我们尽快把另外两人挖出来，但是他们已经死了。其中一人是贝伦X，一位热中的神秘主义者；另一位则是我们的向导卡拉提尔·汉努。

　　因为这场不幸，我们不但失去了两位好友，更失去了对这一带了若指掌的向导。

　　顺带一提，我必须说明印度喀什山及喜马拉雅壮阔山脉之间的整个地区，亦即这次意外发生的地点，是一片狭窄而纵横的峡谷迷宫，在我们游走过的地区中，这是地表上由类似的地壳剧变而导致的地形中，最令人迷惑的一处。这些地带似乎被高等力量有意造得如此困惑而复杂，好让没有一人胆敢闯关通过。

　　在这场夺走我们向导的意外之后──而这位向导是圈内人公认最熟悉这些区域每个七拐八弯的人选──我们徘徊了几天，想从这个极为荒凉的地区找到一条出路。

　　“难道他们没有地图或指南针吗？”每一位元读者无疑都会这样问。

　　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的设备不但一应俱全，还超乎所需，但事实上，如果在这些杳无人烟地区并没有所谓的地图，对旅人恐怕才是一大幸事。

　　所谓地图，根据我的朋友耶洛夫常说的，在某种语言被称为khormanoupka，意指“智慧”，而“智慧”在那种语言则有如下特色：“二加二等于七点五减去三和一点什么东西的心智证明。”

　　依我之见，使用当代地图时最好取法一句明智的格言：“如果你想做成什么事，就向一位妇人讨教，然后反其道而行。”

　　地图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要找出正确的道路，就参考地图，然后反向而行，那么十拿九稳会抵达你想去的地方。这些地图对于那些坐在书房中，既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到哪里去，却想撰写各式旅游及冒险书籍的当代人来说，也许绰绰有余。其实，这些地图对这种人再好不过了，因为多亏这些地图他们才更有余裕杜撰那些天马行空的故事。

　　对于某些地区也许真有优秀的地图，但是在我一生所需使用的地图中，从中国古地图到许多国家特别的军事地形图，却从未见过一份在真正需要时能派上用场的地图。有时候，某些地图或多或少也许能帮助旅人在人烟稠密处找到他们的路，但是在人迹罕至之处，亦即真正需要地图的地方，例如中亚细亚，那么就如我一向所说，没有地图反而比较好。因为图上的现实状况都被扭曲到荒谬的程度。

　　对于真正的旅人而言，这类地图都会造成许多讨厌而恼人的后果。例如让我们假设，根据地图的指示，你在次日会穿越一个高海拔地区，你当然预期它会很冷。在晚上打包整装时，你就把御寒的衣物拿出来，把它们放在一边。当你把其他东西放入背包内，摆在牲畜的背上时──不管是马匹、犁牛还是其他什么的──你会把暖和的衣物摆在背包最上方，以便需要时随时可以取出。

　　好啦，结果次日几乎总是发现，虽然地图这样指引，但是你却得往下穿越河谷和低地，因此不但不如你预期的寒冷，反而热不可当，你真恨不得脱光身上的衣服才好。但是因为暖和的衣物既没有打包，也没有紧紧系在牲畜的背上，因此每走一步就摇来晃去，扰乱平衡，不但打扰牲畜，也使旅人本身烦不胜烦。而在穿山越岭的漫漫长路中重新打包是什么滋味，只要曾经亲身经历，哪怕只有一次，都能了解其中甘苦。

　　当然，若是代表某个政府或是为了某项政治目的而旅行，并获得大笔的资助，或是受到某位银行家遗孀或是热心的通神学者的慷慨解囊，一个人也许能雇用大批挑夫来打包及重整一切行李。但对于一位道地的旅人这一切却都得自己来，而即使他有仆人，他也得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在艰辛的跋涉中，一位正常人很难在别人辛劳工作时袖手旁观。

　　这些当代地图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某些我曾经亲眼领教过的绘制手法。那件事发生在我和“真理探寻者”几位成员行经帕米尔高原，翻越亚历山大三世峰的途中。当时土耳其斯坦军事地形部的测量总部就设在山颠附近的一座谷地中。测量局长是一位上校，也是我们某位同伴的好友，因此我们特地到他们的营地拜访。

　　这位上校有几位年轻的参谋军官担任助手。他们热情的欢迎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方圆几百哩都没有人烟的地方待了好几个月。我们跟他们一起住了三天，打算在他们的营帐里好好休息一番。

　　就在我们准备离去时，一位年轻军官要求跟我们同行，因为他必须在我们前进的方向绘制一份两天路程的地图。他并带了两位下士担任助理。

　　我们在某个山谷碰到一处喀拉每吉尔吉斯游牧人的营地，并和他们攀谈起来。这位与我们同行的军官也能讲他们的语言。其中一位喀拉每吉尔吉斯人年纪颇大，显然饱经世事，阅历丰富。这位军官、我的一位朋友和我自己就请这位老人和我们一起用餐，希望能从他对这些地区的认识获得我们所需的资讯。

　　我们就一起吃饭聊天。我们带了羊胃袋，里面塞满美味的炖羊肉，这位军官也带了伏特加酒，是他从塔什干捎来的。这种酒很受这些游牧民族喜爱，尤其是他们自己的族人没有看到他们在喝酒时。把伏特加一饮而尽后，这位喀拉每吉尔吉斯人就说出他对这些地区的种种提示，并指点我们如何找到某些有趣的景点。他指向一座山顶终年积雪不化、我们早已熟知的山脉说：“你们看到那里的山峰吗？嗯在它后面是这个……那个……著名的伊思卡德洞穴也在那里。”这位军官把这一切全都速写在纸上。顺带一提，他是一位相当优秀的艺术家。

　　等到我们酒足饭饱，那位喀拉每吉尔吉斯人回到他的营地后，我细看这位军官画好的素描，发现他并没有把那位老人描述的一切画在山脉后方，而是画在山脉前方。我把这项差异指给他看，显然他把“前面”与“后面”搞混了，因为这种语言中“后面”(bou每ti)与“前面”(pou每ti)的发音非常接近，不熟悉这种语言的人听起来几乎没有两样，尤其是它们和其他字眼很快带过时。

　　当我把这一切解释给那军官听时，他只说：“喔，算了吧，该死！”然后把速写簿重重阖上。他已经画了将近两小时，当然不希望重头来过，尤其是我们已经准备上路了。

　　我敢担保这份速写后来会一五一十呈现在地图上。日后，印制地图的人因为从未到过这些地方，不会把那些细节印在山脉正确的一方，而会印在另一方，而那当然就是我们旅人弟兄期待找到的地方。制作这些地图的相关流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这副德性。因此，当一张地图指示你正要渡河，你应该不会太惊讶地发现原来你正要穿越一处“喜马拉雅山先生的掌上明珠”。

　　因此我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漫无目标徘徊了几天，审慎观察以避免遇到那些打劫的土匪。当时他们可不怎么喜欢落在他们手上的欧洲人，而会以庄严的仪式把他们转变成俘虏，日后再以同样庄严的仪式拿他们跟这地区其他部落的居民交换一匹好马，或是一把最新型的莱福枪，或就是一位年轻姑娘，她当然也是俘虏。

　　我们从一地走到另一地，来到一条小溪边，决定缘溪而行，心想它最后一定会带我们到某个地方。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到南方或北方，因为我们置身于一处分水岭。

　　我们沿着这条小溪岸边尽可能往前走，但不久之后河岸就变得非常陡峭，几乎无法通行，因此我们决定沿着小溪本身的河床行走。

　　我们才走了不到几哩，就发现小溪的水位因为几条小只流的冲积而暴涨，因此我们无法继续沿着河床行走，而被迫停下脚步，认真思索要如何前进。

　　等到漫长的讨论后，我们决定宰杀所有的山羊，这些我们用来运输行李以及供我们维生的牲畜，以便拿它们的皮做成羊皮囊，充气之后把它们绑在木筏上，以便进一步顺流而下。

　　要屡行这项决定，我们在小溪不远处选了一个方便的地点，能使我们轻易抵挡任何危险，然后在此处扎营。因为当时天色已晚，不可能再做什么，我们就以平常的方式生了火、吃了饭，然后躺下来睡觉，当然安排了守夜者轮流看守。

　　隔天早上第一件事，我们征得良心的同意（这良心就如其他当代人一样早已堕落，完全吻合地狱的必要条件），宰杀所有的山羊，就在前一天我们还把它们视为克服旅途险阻的忠诚朋友和同伴。

　　在这番令人惊叹的基督教每回教表现之后，我们其中一人开始把羊肉切成小块，以便加以炭烤再装入一些羊皮内；有些人开始准备羊皮囊，为它们吹气；其他人则把羊肠扭曲做成绳索，好把木筏绑在一起，并系上羊皮囊；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则带着斧头去寻找适合做木筏的木材。

　　我们一路寻找，离营帐越来越远。我们在寻找一种当地叫做karagatch的悬铃木以及一种多纤维的桦树。在当地所能找到的树木中，我们认为只有这两种木材经得起在窄道或急流处与大石头的撞击。

　　在营地不远处我们看到的主要都是无花果树和其他不够强壮的树种。就在我们一路检视树木时，突然看到地上坐了一位当地部落的人。我们彼此交换意见后，决定走向他，问他在哪里可以到我们需要的树木。等我们一走近，看到他衣衫褴褛，而且从他的脸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位苦修者（ez每ezounavouran），也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灵魂而下功夫的人，或是如欧洲人所说，一位苦行僧。

　　因为我在此用到“苦行僧”这个字眼，我认为在此稍微偏离主题，谈谈这个有名的字眼并不算多余。事实上，它是一个空洞的字眼，因为被赋予不正确的意义──在近代尤然──而对当代的欧洲人造成一种自动作用，也成为他们思想能力不断衰落的主因之一。

　　虽然欧洲人对“苦行僧”这个字所赋予的意义并不为亚洲人所知，然而在亚洲各地几乎都使用这个字。苦行僧（fakir），或更正确的说fakhr，在土库曼语的字根是“乞丐”，而在语言衍生自古土库曼语的亚洲各民族中，这个字传到今天指的是“骗徒”或“诈欺者”。

　　事实上，要表达“骗徒”或“诈欺者”的意思，这些民族会使用两个不同的字，皆衍生自古土库曼语。其中之一就是“苦行僧”，另一字则是lourie。前者是指利用别人的虔诚信仰来诈骗，后者仅是利用别人的愚蠢行骗。顺带一提，lourie这个字也用来描述吉普赛人，既指整个民族也指个人。

　　一般说来，其他民族和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吉普赛人过着游牧生活。他们主要从事马匹交易、修东修西、在宴席上唱歌、算命及类似的行业。他们通常选在人口密集处扎营，利用各种伎俩来欺骗无知的市民和村民。因此描述吉普赛人的lourie这个字，自古以来在亚洲就用来形容骗徒或诈欺者，不管他属于哪个民族。

　　若要表达欧洲人对“苦行僧”这个字所赋予的错误意义，亚洲诸民族有几个字可以用，最常见的就是“苦修者”，它源自土库曼口语，意指“一个鞭打自己的人”。

　　我自己曾经读过及听过欧洲人对于所谓苦行僧的许多说法，认定他们的把戏神乎其技又不可思议，然而究其实，在亚洲一般正常的人民看来，这类特技都是由没良心的较高级骗徒和诈欺者耍弄罢了。

　　要显示欧洲人对这个字的错误定义所造成的混淆，我大可以说，虽然我曾经遍游欧洲人以为这些苦行僧居住的各个国家，却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人；但是我在最近的确有幸遇到一个根据亚洲人的说法，可算是道地的苦行僧，只不过不是在欧洲人认为他们居住的国家，如印度之类，而正是在欧洲的心脏，在德国柏林。

　　有一天我正沿着伯爵大道（Kurfurstendamm）往动物园大门的方向漫步时，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跛子坐在一辆小小的手推车上，转着一台老旧的音乐盒。

　　在德国的首都柏林，就像其他具体而微呈现当代文明的大中心一样，禁止人们大喇喇的乞求施舍，但是任何想要乞讨的人，只要他摇奏一台手风琴，或是贩卖空火柴盒或猥亵的明信片及类似的文宣，就不会被员警刁难。

　　这位乞丐，穿着德国士兵的制服，转着手上五音不全的音乐盒。当我经过时，丢给他几枚小硬币，刚好瞥见他的脸，发现他非常眼熟。我并没有询问他，就像我当时以及现在一样，不会冒险以一口破德文对陌生人搭讪，但是我却开始思索以前到底在哪里见过他。

　　等我办完事后，沿着同一条街回来，看到这位跛子还在那里。我慢吞吞地走近他，仔细端详他的脸，试图回想为什么他的脸这么眼熟，但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有等我来到罗曼咖啡馆时，才突然想起此人就是某位妇人的丈夫，几年前我在君士坦丁堡时，这位妇人揣着一封介绍信被我的一位密友派来，信上恳求我医治她。这位妇人的丈夫先前是一位俄国军官，似乎曾跟着仁格尔将军的军队从俄国撤退到君士坦丁堡。

　　然后我记起这位少妇来看我时，一边的肩膀脱臼，身上到处都是淤青。当我忙着调整她的手臂时，她告诉我因为她拒绝把自己以一个好价钱卖给某位西裔犹太人，因此遭丈夫鞭打。我透过两位女医生的帮助，总算把她的肩膀还原，之后她就离开了。

　　两、三星期后，有一天我正坐在君士坦丁堡一间名叫“黑玫瑰”的俄国餐馆，这位少妇走到我面前，朝着和她坐在一起的男人的方向一点头说：“他就在那里──我丈夫，”然后加上，“我和他言归于好了。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人，虽然有时候会大发脾气。”说完这话，她就快步离开。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她是怎样的女人。之后我坐在那里，久久审视这位军官的脸，因为我对于这种罕见的类型很感兴趣。

　　而现在这位军官坐在这里，一个失去双腿的跛子，穿着德军的制服，转着一台音乐盒，收集德国小硬币。在一天之中许多好心的过路人会把多少小硬币扔给这位不幸的战争受难者哪！

　　在我看来，这个人才是亚洲人理解中道道地地的苦行僧；至于他的双腿，但愿我自己的双腿和他一样强健！

　　好了，这已经说够了；让我们回到先前的故事吧……

　　所以我们走向这位苦修者，打过适当的招呼后在他身边坐下。在询问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前，我们先遵守这些人约定俗成的礼节，和他随意攀谈。

　　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一带居民的心理状态和欧洲人大相迳庭。在后者之间，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亚洲人可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的心灵可是高度二分。这一带的人，不管表面上对你多么礼貌友善，心里却可能对你恨得半死，想尽办法要伤害你。

　　许多跟亚洲人住了几十年的欧洲人并不了解这种特性，只根据自己评断别人，因此总是损失惨重，并造成许多本可以避免的误解。这些亚洲人都充满自尊及自爱。每个人不管地位如何，都要求别人把他当成一个人看待。

　　在亚洲人之间，要事都摆在后面，一个人要谈起它必须假装只是顺带提起；若非如此，那么他们充其量只会告诉你往右边走，而实际上你应该往左边走。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一切照规矩来，那么他们不但急切想要帮你，如果可能，甚至愿意帮你走到目的地。

　　因此，当我们走近这个人时，并没有立刻问他我们想知道的事情。在我们遵守必要的规矩之前，老天爷可禁止我们这么做。

　　等我们在他身边坐下，就先赞美这里的风景多么美丽，并告诉他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此地，并问他对周遭环境是否满意，诸如此类。到后来我才装作顺口一提：“我们为了某个目的需要某种木材，但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

　　他回答说他很抱歉不知道这种木材要到哪里找，因为他来这地区还不久，但是某位受人尊敬的老者，亦即他的老师，可能会知道。他就住在山丘后方的山洞里，已经在那里住了很久，对当地很熟。

　　因此他站起来准备往他的老师走去，但是萨里每欧格立医生请他止步，问说我们是否可以一起会见他可敬的老师，亲自询问我们需要的木材。他回答说：“当然，我们一起走吧。他几乎是个圣人，随时准备帮助别人。”

　　当我们走近时，大老远就看到一个人坐在草原中的一棵树下，我们的向导不等我们，就迳自跑向他，对他说了一些话后，示意我们向前。

　　我们行礼如仪后，就在他身边坐下。在那一刻另一位当地居民也过来坐在我们身边，原来他也是这位可敬苦修者的弟子。

　　这位老人的面孔在我们看来实在无比慈祥，一点也不像凡人，因此我们不像平常一般拐弯抹角，也不做任何隐瞒，就直接告诉他我们的遭遇，以及我们怎么打算走出这个地区。我们也告诉他为何前来看他。

　　他专注地聆听，想了一会儿之后开口说，那条使我们受阻的小溪是基察尔河(Chitral)的只流，后者流进喀布尔河，然后再流进印度河。他告诉我们，有许多路可以走出那个地区，但是全都漫长又难走。如果我们能照原订计划旅行，而且如果我们能有幸避免那些对陌生人并不友善的河岸居民，那么我们的计划就是最上乘的安排。至于我们寻找的木材，他认为根本不合适，要达成目标的最好木材要属红玉髓樱桃木，他并补充说在我们来时路的左方有一处小山谷，那里长满了这种树木。

　　突然间附近传来一个声音──那种使人从头到脚毛骨悚然的声音。那位老人不疾不徐转过头去，用苍老的声音以特别的方式一喊。然后，从草丛间，出现一只巨大的灰熊，充满美感及力量，嘴里衔着一个东西。当它走近我们，这个老人又喊了一次，然后这只熊以闪烁的眼睛盯着我们，慢慢走向他，把嘴里的东西放在他脚边──然后转过身，一摇一摆走回草丛间。

　　我们完完全全被震慑住了，浑身上下抖得如此历害，牙齿不禁格格作响。

　　这位老人以慈祥的声音对我们解释，这只熊是他的好友，有时候会带玉蜀黍给他，那就是这只熊放在他脚边的东西。

　　即使听过这番安抚的话，我们仍然无法完全回复神色，而在沉默中面面相觑。然后这位老人重重地站起来，使我们从茫然中回过神来。他说现在是他例行散步的时间，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陪我们走去长满这种樱桃木的小山谷。

　　然后他说了一声祈祷，就迳自走在前头，我们和他的学生都跟在后面。在小山谷中果真长满了这种樱桃木，大伙儿就开始砍伐这种我们需要的树木，并选最大棵的砍，老人也在一旁帮忙。

　　等我们砍够了两大捆木头，我们就征询这位老人是否愿意跟我们回到不远的营地，并允许我们一位朋友为他做一幅特别的画像，这可以透过一个特殊的小机器立刻完成。一开始这位老者拒绝，但是他的徒弟帮我们说服他，因此我们就扛着木材，走回其他同伴工作的小溪边。一走向他们我们就快速说明原委，史基洛夫教授就拿出他的照相机为老人拍照，然后立刻冲洗。

　　当他冲洗照片时，我们都来到一棵无花果的树阴下，围坐在老人身边。薇德薇兹卡雅也在其中，她的脖子整个被包起来，因为几个月来她的喉咙一直非常疼痛。这种病在山区很常见，外表很类似甲状腺肿。

　　这位老人看到她的绷带，就问说她的喉咙怎么了。我们向他解释之后，这位老人把她叫过来，仔细检查她的肿块。他要薇德薇兹卡雅躺下来，开始以不同方法按摩肿块，一边轻声念着一些字眼。

　　按摩二十分钟之后，薇德薇兹卡雅巨大的肿块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消退，使我们大吃一惊，再过二十分钟后，肿块已经消失无踪。

　　就在那时史基洛夫教授冲洗好那位老人的相片向我们走过来。他也深感震惊，就对老人深深一鞠躬，谦卑地请他治疗一个肾脏的宿疾，过去几天来他深受其苦。

　　这位苦修者询问这项毛病的许多细节，然后立刻遣走一位弟子，后者很快带回某种小型灌木丛的根。这位老者把树根递给教授，并说：“你必须以一份树根和两份这里随处可见的无花果树皮一起熬煮，连续两个月，每隔两天在临睡时喝下一杯熬汁。”

　　然后他和弟子仔细端详教授送来的照片，他们都非常惊讶，尤其是他的徒弟们。我们邀请老人和我们一起享用新鲜炖羊肉配pokhand 糕饼，他并没有拒绝。

　　在谈话时我们得知他先前是阿富汗王侯──亦即现任王侯的祖父──的炮兵官。在他六十岁时在一场阿富汗与巴鲁吉斯对欧洲某国的叛变中负伤，之后就回到家乡科仁森。等他的伤势完全复原之后，并不想如平常回到原来岗位，而决定在余生致力救赎自己的灵魂。

　　首先他和波斯的托钵僧接触；后来成为浸信会教友，不过为时并不长；之后，等他回到阿富汗，就进入喀布尔附近的一间修道院。等他了解所需的一切，并且深信他不再需要与人为伍后，就开始寻找一个远离人烟的僻静角落。找到这样一处地方后，他就安顿下来，与几位希望依据他的指引过活的人相伴，并等待死亡的降临──因为他已经九十八高龄，在当时很少人能活过百岁。

　　当这位老人准备离去时，耶洛夫对他开口，问他是否能好心指点他如何治疗眼睛。几年前在　海地区，他曾经感染沙眼，虽然试过各种疗法，却无法医好，而转变成慢性病。耶洛夫说，“虽然我的眼睛不会一直困扰我，但是每天早晨都因为分泌物而张不开，如果气候一改变或遇到暴风沙，就会变得很痛。”

　　这位苦修者建议他把一些硫酸铜磨成细粉，每天晚上临睡前以自己的唾液濡湿一根小针，沾一点磨碎的硫酸铜，涂在眼皮之间；然后持续这项治疗一段时间。

　　等他对耶洛夫提出这项建议后，这位可敬的老人就站起来，对我们每人做出在当地代表祝福的手势，然后回到他的住处，我们全体队员，甚至包括狗儿在内，都一起陪他回去。

　　在路上我们又和老者谈起话来。突然间，卡本科不经商量，就迳自以乌兹别克话对他说：

　　“圣父啊！因为命运使然我们得以在这么不寻常的地方遇到您，一位不但在日常生活、也在为死后生命做准备的层次上深具知识又经验丰富的人啊，我们深信您不会拒绝给我们建议──当然如果这有可能的话──指点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以及应该遵守什么理想，以便最终能够活出老天爷的安排，不枉生而为人。”

　　这位老人在回答卡本科这个奇怪的问题前，先环视四周，好像在寻找什么，然后走到一棵倒地的树干旁。

　　他在树干上坐下来，然后我们也坐下来，有些人坐在树干上，有些人席地而坐，然后他转向我们，慢慢打开话匣子。他对于卡本科问题所做的回答演绎成一篇颇长的训示，饶富趣味和意义。

　　这位苦修老者的话我日后也会记录下来，但只会刊在我第三系列的写作，标明“人的灵体，根据律则的需要及显现的可能性”的那一章。这里，我只会叙述这位可敬老人的治疗结果，这是我在多年后经询问证实的。

　　从此以后薇德薇兹卡雅就没有再犯过先前折磨她的毛病，甚至没有任何症候。史基洛夫实在不知要如何感谢这位也许永远治好困扰他十二年宿疾的老人。至于耶洛夫，一个月之后他的沙眼就治好了。

　　在这次对我们都深具意义的事件后，我们在那里留了三天，期间我们劈柴、制作木筏、准备我们计划的一切。第四天清早这艘就地取材的木筏下了水，我们登船之后就开始顺流而下。

　　一开始我们这艘特别的小艇无法只凭着水流航行，在某些地方我们还得推它一把，在其他地方甚至还得扛着它，但是等到水位越深，木筏就越容易自己行驶，即使船上的负荷不轻，有时候它甚至如着魔般疾驶而下。

　　我们不能说自己完全安全无虞，尤其是当木筏经过窄道以及与石头碰撞时；但是等到我们深信它坚实牢固，而且工程师森撒诺夫想出的发明十分有效之后，我们就放下心来，甚至开起玩笑来了。这项由工程师森撒诺夫想出的巧妙发明，是在木筏前面和两边各绑两个羊皮囊，以此做为撞到石头时的缓冲。

　　我们顺流而下的第二天，和一帮当地人互相开火，他们显然属于河岸边的一个部落。

　　在枪击中卡本科受了重伤，两年之后在俄国中部的一个小城过世，当时他还相当年轻。

　　罕见而诚挚的朋友啊，请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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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物质的问题 (一)

　　一九二四年四月八日，人类和谐发展机构的分部在纽约开幕，葛吉夫先生的朋友和几位法国机构的学员为了对葛吉夫先生致敬，特别在纽约一家俄国餐馆安排了一场晚宴。

　　晚宴过后，大部份的客人都随着葛先生前往R太太位于第四十九街的公寓。在这里，宾客就着亲切的女主人奉上的咖啡，以及B先生设法取得的利口酒谈话，一直谈到次日早餐时分。

　　葛吉夫先生的谈话大部份是透过利利安慈先生以及弗西洛夫斯基夫人的翻译。他回答在场人士提出的各个问题，大都属于哲学性质。其间，我们稍作停顿吃西瓜──那是来自布宜诺赛勒斯的珍品，在那时节，即使连纽约也难得有。一向以务实闻名，经营一家时髦的大型疗养院的B医师，此时突然转向葛吉夫先生，问了这个问题：“先生，您能告诉我们，您的机构以什么手段存活，以及它每年经费大约是多少吗？”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葛吉夫先生对这个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衍生成一个长篇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揭露了他毕生奋斗中别人未曾料想的一面，所以我在此尽可能准确无误地重现他当天的口述。我也谘询了其他跟我一样对这个故事深感兴趣，以至于能钜细靡遗记住所有细节的人。我也将我的笔记和F先生的笔记相对照，证实我的所记无误。F先生是葛吉夫先生在美国所有谈话的速记员，因此，如果有人提出先前问过的问题，就可以阅读葛吉夫先生已经做过的回答，以节省他的时间。

　　葛吉夫先生是这么说的：

　　“可敬的医师，您刚刚问的问题，一直是多少认识我的人很感兴趣的问题；但是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没有必要谈起这个私人的事情。我要不是避而不答，就以一个玩笑把问题只开。

　　“再者，关于这个问题，早已衍生出各式各样滑稽的传说，显示这些传说发明者一派白痴，而后又随着那些没事干、吃白饭，一样白痴的男男女女到处传播，添上许多捕风捉影的细节。例如有人说，我从某印度神学中心接受金援，或者说，我的机构是一个黑魔法组织；也有人说，只持我们的是一位传说中的乔治亚王子穆克兰斯基；还有人说，我握有‘哲人之石’的秘密，可以透过炼金的过程，点石成金，要多少点多少。甚至最近还有许多人说，我的资金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以及许多同样胡说八道的传说。

　　“事实上，即使跟我最亲近的人，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我多年来所负担的庞大开销，到底是从哪儿来。

　　“我觉得没有必要严肃地谈论这个问题，亦即本机构存在的物质面，因为我并不奢望外界资助的可能性，而且我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只会浪费时间，或者如成语所说：将子虚倒入乌有。

　　“但是今天，为了某种原因，对于这个我经常被问起、已使我烦透的问题，我想要以严肃一点的态度来回答，而不全然以玩笑处之。

　　“我今天之所以想采取比较严肃的态度，似乎是──我几乎相当确定──因为一项事实，也就是：由于命运的旨意(或毋宁说是俄国当权者的愚昧)，我如今变得像教堂老鼠一样穷，以致冒险来到这个‘金元王国’；在这里，我浸淫在此地这些巧手赚取美元者的情绪反应中，就像一只纯种的猎狗追踪某一项美味猎物。我不会让机会白白溜走的。

　　“在座的诸位都被美元养得肥肥壮壮的，浑身发散着慈善的气息，我坐在你们当中，不自觉受到内在的挑动；我有意藉着我的回答，这么说吧，来剪你们一点儿羊毛。

　　“因此，在这位好客程度今日罕见的女主人为我们提供的悦人环境中，我要好好利用这幸运的机缘，竭尽我的脑力，并善用我的‘说话机器’，来回答这个今天又被问起的问题，让你们都开始觉得我的口袋似乎是一处播种美元的沃土，等到这些美元发起芽来，将为播种者的生活带来客观意义上的真正幸福。

　　“所以，我亲爱的、目前受到无条件尊崇的美元拥有者啊！……

　　“早在我藉着我的机构把理念付诸实行之前，也就是说，当我从各个角度思考这项计划之前，我已经考虑到它的物质面──它虽然次要，却非常重要。

　　“因为我当时就预期，要将心理学的理念，透过这么一个在当今很不寻常的机构引介到俗世，将会遭遇很多困难，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独立──至少在物质层面上。我之所以这么想，尤其是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有钱人从来不会对这方面的问题感到兴趣而愿意出钱只持，而其他人即使深具兴趣和渴望，也不能在这方面尽太多力，因为这一种事业需要很多钱。

　　“所以，如果我想要百分之百实现我的计划，那么在我思考心理学工作的进行之前，首先便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设了一个目标，要在某段期间内，比以往都更致力于赚钱。

　　“我方才所说的，一定使你们这些美国人──全世界公认最在行的生意人──感到非常困惑。你们一定觉得奇怪：怎么可能以这么轻松的心情，去赚那想必是很大的一笔钱呢？因此你们听了这些话，一定以为我在吹牛。

　　“是的，的确──这些话甚至连你们听来都很奇怪！

　　“为了让你们了解，即使大概也好，我为什么、又如何能够这样，以及我的自信从何而来，首先我觉得有必要解释：我在这个阶段之前，一直从事各种商业和财务活动，在这个领域和我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很机灵的生意人。

　　“更进一步，我必须告诉各位我早年所受的教育；以我历经世事的眼光看来，我早年所受的教育是最贴近我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由于这一段成长过程，我当年能比任何生意人都计高一筹──如果情况要求，则我今天也能够──或许甚至比你们美国人还在行。

　　“将我所受教育的细节告诉各位，是格外合宜的，因为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正是为了庆祝一个以正确、和谐的教育为基本目标的机构开幕，更因为这个机构是奠基于我多年收集、累积的经验，并受到我充分验证──我这个人几乎牺牲了全部的私生活，来研究‘教育’这个当今既重大、又困难的问题；而我本人是由一些良知正常发展的人扶养长大，因此造就了不管环境如何，都能不偏不倚的能力。

　　“有意对我施予影响力的人当中，对我造成最大影响的要属我的父亲──他对于教育有独到的了解。

　　“在将来我甚至有意写一整本书，把我父亲直接和间接的教育方式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他从教育的原创性看法而得的。

　　“等我稍具正确的理解力之后，他就开始告诉我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说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给我听，这些故事总是导向某位元瘸腿木匠穆斯塔法的一系列传奇──他无所不能，有一天甚至做了一只飞天的扶手椅。

　　“透过这种方式，以及我父亲不断施予我的训练，使我不仅渴望像那位木匠专家看齐，更驱策我想制作一些新奇的东西。我幼年时所玩的一切游戏，即使本身稀松平常，都饶富意外生趣，因为我想像自己不墨守成规，而以十分特别的方式去做。

　　“在我年幼时，我父亲以间接方式在我的本性灌输的这种倾向，一开始并不清楚，及至后来，在我青少年初期，它才渐渐显出清楚的轮廓，因为我的第一位导师的教育理念，在很多方面和我父亲相呼应；因此，我除了致力于学业之外，还在他的特别指导之下，习作各式手工，练就各种技巧。

　　“我的第一位导师的教育手法，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当他一注意到我熟习某一项手工艺，而且开始喜欢它，他便要我立刻丢下，转而学习另一项工艺。

　　“好多年后，我才了解，他的目标并不是要我学会所有的手工活儿，而是要我发展一种能力，能够克服任何新工作的困难。而的确，从那时起，各式各样的工作对我而言都富含意义和趣味──不是因为那工作本身，而只是因为它是我所不知道、不会做的。

　　“简而言之，由于他们在教育上的创意，这两个人在有意、或甚至无意间──这在今天已经不重要了──为我日后的‘负责任年纪’作了准备，也就是在我的本性中引发某种特性，它随着年岁渐长发展定型，那就是一股不断换工作的渴望。结果，我获得一种理论上及实际上的能力，能从事多样手工艺和生意，这种能力哪怕只是无意间发展出来的也好。等到我扩张了各种领域的知识，我的理解力也随之增加。

　　“我甚至要加上一句：如果我今天在不同国家中，被视为许多学习领域的真正知识之代表，一部份要归功于我早年所受的教育。

　　“多亏我从正确的教育培养出来的足智多谋、宽广视野、以及比什么都重要的，合理的常识，我乃能从往后生命历程中有意无意间收集的资讯中，掌握每一项知识领域的精华，而不是仅仅取其糟粕──这却是当代人使用他们著名的所谓‘强背默记’教育法所不能避免的。

　　“所以，在我相当年幼时，就已经具备充足的本事，能够赚取充分的金钱供应我即时的需要。然而，因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对抽象的问题发生兴趣，这些问题将导致生命意义和目标的了悟，因此我把全部的时间和精神都投注于此。所以我并未把赚钱的本事投在‘为赚钱而赚钱’的目标上，而这却是当代人──尤其是你们美国人──因为不正常的教育，都把一切‘有意识的努力’和本能的奋斗聚焦于此。我只是偶然为之，而且只有在必须维持我的一般生活，以及有助于实现我的目标时，才会去赚钱。

　　“我出身于穷困人家，物质生活没有保障，因此经常得去赚那可鄙、有罪的钱，以应付不得已的需求。然而，赚钱过程的本身，从来不花我太多时间，因为正确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足智多谋和合理常识，使得我在这些俗事上，足以称为一个专家、狡猾的老手。

　　“为了对我在这方面的能力作一番特写，我要告诉各位我生命中的一段插曲：有一天，出于临时起意，为了一小笔赌金，我开了一家很有创意的店。

　　“这段插曲的细节或许会拉长整段故事的叙述，但是我认为，由于这奇妙的利口酒──顺带一提，我说这利口酒奇妙，因为它不是在陆地上的一般条件下制成，而是在美国海岸边的一艘老驳船上酿造的──这段插曲或许不会长到令各位生厌。

　　“那是在我们‘真理探寻者社团’最后一次穿越帕米尔地区和印度的大远征之前不久。我是这‘真理探寻者’的创团会员之一。

　　“在这次远征出发前两年，社团的成员把会合地点订在每每每海地区的恰尔曹镇。所有打算参加远征的人，都要在一九００年元月二日那一天到那个地方集合，从那里上溯阿姆河。

　　“因为当时距离大远征还有一段时间，但又不足以远游，所以当我回亚历山卓普例行性的探视家人，与他们相聚的时间一过后，我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出门远游，而是留在高加索，往返于亚历山卓普和巴库之间。

　　“我常常去巴库，因为那里有一个协穦，会员大多是研究古代密术的波斯人，而我曾是他们的长期会员。

　　“造成这段插曲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巴库。

　　“有一个星期天，我到市集去。我必须承认，我对东方市集一直无法抗拒；无论我在何处，只要当地有个东方市集，我就无法自抑，一定会去报到。我很喜欢到处寻觅一些小玩意儿，希望碰见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那天，我买了一件旧刺绣品，正要步出地毯市集的时候，看到一个穿得很漂亮，但看起来愁眉苦脸的年轻妇女，有个东西要卖。

　　“她的一切表征都告诉我：她不是一般的小贩，而无疑是出卖家当应急。我向她走去，瞧见她有一台爱迪生的蜡管式留声机要卖。

　　“那位妇人的眼神激起我的同情，于是，我虽然仅有一点钱，却不假思索买下那台无用的机器和它所有的附属品。我把这个沉重的东西带回投宿的旅舍，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有无数的录音用滚筒。大部份都损坏了，至于完好的滚筒中，只有一些已经录过，其他则是空白。

　　“我在巴库又待了好几天。我的生活资源渐渐耗竭，因此我必须想办法补充。在一个阴沉的早上，我坐在床上，还没更衣，思索着要如何是好，刚巧瞥见那台留声机。我的脑海兴起利用它的念头，立刻拟出一项计划。

　　“我把那里的事物全部理清，当天就搭乘前往　海地区的最早班轮船。五天之后，我到达克拉斯诺福斯克，启动那台留声机，让它为我赚钱。

　　“我得说，当时这个地区的人还不知道留声机这玩意，这是当地居民第一次看到这个神奇之物。

　　“就如我说过，留声机有一些尚未灌录的滚筒。我很快找了一位街头表演的台基乐师，让他弹唱了一些当地流行的曲调，我则在剩下的滚筒上以土库曼语录制了一系列令人下饭的奇闻轶事。

　　“然后我把两个额外的听筒连在机器上四个原有的听筒上──你们也许记得最早期的爱迪生留声机有听筒──然后把它带到市集上，在那里开张了我独树一帜的小摊子。

　　“每个听筒我索价五戈比，你们可以想像当时的情景：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在市集期间，特别是在市集日，听筒一刻都不得闲。一天下来，我所累积的五戈比总数恐怕不亚于小镇上最大生意的利润。

　　“然后我从克拉斯诺福斯克来到基吉－阿法特，在那里我曾数度受邀带着这台机器到邻村有钱的土库曼人家中表演。对于这些“应邀表演”我会获得一大笔赏金，有一次甚至还得到两条上好的台基地毯。

　　“等我在此地也赚饱了钱，我就搭上火车，打算在阿什喀巴从事同样的生意，但是在火车上我遇到同社团的一个伙伴，我和她打了一个赌，因为如此，这场留声机的事业便到此为止。

　　“我遇到的这位同道，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薇德薇兹卡雅女士，她总是喜欢女扮男装。她曾经参与我们所有深入亚洲、非洲，甚至澳洲和邻近诸岛的危险远征。

　　“她也参与了即将展开的远征，而因为还有有几个月的空闲，就决定从华沙前往安哲江去探望她的姊姊，后者嫁给波斯南斯基某磁砖工厂的一位业务代表。她计划在那里休息一阵，直到我们于恰尔曹集合为止。

　　“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其中我提到自己最近的企业。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引起一场争执，但是结果是我们下了一把赌注，我将在极为严格的条件下，在某一个特定日期之前赚到某某数量的钱。

　　“薇德薇兹卡雅对这笔赌金如此慎重其事，不但决定留在我身边，看看我如何实现诺言，甚至还愿意帮助我。因此，与其前往安哲江，她和我在阿什喀巴一起下了火车。

　　“我必须承认，要实现这个临时起意又复杂万分的任务，我实在深感兴趣，因此心中充斥着一把执拗的狂热，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将它付诸实现，甚至超越当初拟定的条件。

　　“我还在火车上时，就草拟了一份计划，当场就展开第一步行动，拟出下列的广告词：

　　“万能巡回工作铺将在贵宝地短暂停留

　　“‘快！快来下订单！把府上需要修理或改造的东西带过来。

　　“‘我们修理缝纫机、打字机、脚踏车、留声机、音乐盒；电气、摄影、医疗，以及其他各种器材；瓦斯灯和油灯、时钟、各种乐器──手风琴、吉他、小提琴、塔力琴等等。

　　“‘我们修理锁以及各种武器。

　　“‘我们修理、整治、修补、重漆各种家俱，在店里或您府上都行。

　　“‘我们修理直立式钢琴、平台式钢琴以及风琴。我们也会上漆及调音。

　　“‘我们装设、修理电灯、电铃和电话。

　　“‘我们修补雨伞。

　　“‘我们修理儿童的玩具和洋娃娃，以及各种橡皮制品。

　　“‘我们清洗并修补地毯、披肩、织锦画、毛皮等等。

　　“‘我们为您除去各种污渍。

　　“‘我们复原图画、瓷器以及各种古董。

　　“‘本工作铺有一个设备良好的电镀间，可以从事镀金、镀银、镀镍、镀铜及金属氧化。

　　“‘我们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为任何物件衬上白铁、为烤炉重新衬线并镀镍。

　　“‘我们接受订制各种刺绣、十字绣、织锦绣、绒线织，并加缀珠子、羽毛、丝绒等等。

　　“‘我们可以为您在木头、皮革或布料上打烙印。

　　“‘我们接受订制各种石膏像，如小人像、家禽家畜及野生动物、水果，等等。我们也为死者制造石膏面。

　　“‘我们接订单制作人造花，不管材质是面包、蜡、绒布或色纸；也会制作花环、花束、淑女帽，以及接待人员的胸花。

　　“‘我们手写、印刷及设计名片、贺卡、周年卡和邀请卡。

　　“‘我们接受订制衬裙和裙撑，也将旧的翻修成新的。

　　“‘我们会制作巴黎最时新的淑女帽。

　　“‘还有其他等等。’

　　“一到阿什喀巴，我就找了一个住处，并向警察局取得印刷及散发广告的许可。第二天，我在城中心租了一个场地，设立我的工作铺；它有一个面向街道的大厅，以及两个位于后方的小房间；此外还有一个小后院和一个储藏小屋。

　　“我买来大部份必要的工具，匆匆做了一个手制本生电池(Bunsen每battery)，并将一些旧的洗脸盆改装成电镀用的桶子，我就在铺子入口处挂起一个大招牌，在白布上以红字写着：

　　美国巡回工作铺

　　在此暂驻

　　制作、改造、修理各种物件

　　“第二天，当广告印好之后，我在一位街童的帮助下，大量张贴在各处的墙壁上，其余的则亲手散发。好戏就在后头。

　　“打从头一天开始，就有成排的阿什喀巴人带着他们的东西来修理。

　　“老天！还有什么世间的东西他们没拿来修啊！

　　“他们带来的东西当中，有很多我不但没见过，甚至没听过。真的，其中有一些最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例如，铗除白头发的器具、为樱桃除核制成果酱的机器、将硫酸铜磨碎以便洒在出汗部位的磨子、烫假发的特别熨斗等等。

　　“为了更清楚描绘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必须告诉各位当地的生活情况，即使一点点也好。

　　“这部份的　海地区，以及土耳其斯坦与它接壤的部份，在数十年前才开始有外国人居住；新市镇逐渐在旧市镇的周边兴起。结果，这个地区的市镇几乎都由两部份组成：旧市镇，亦即亚洲市镇；以及它周边的新市镇，俄国市镇──各过各的生活，彼此并不相干。

　　“这些新市镇的人口，是由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乔治亚人、波斯人以及其他人种构成，但大多是俄国人，他们大部份是政府官员，或是在这个地区退役的军人。

　　“拜乡间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尚未被当代文明败坏的诚实本地人之赐，这些新来的人逐渐富裕起来。但是，由于那些出于偶然成为统治者的无知官员，此地独缺文化方面的影响力，所以这些人仍旧像他们尚未移民来此之前一样缺乏文化教养。因此，随着商业的兴盛，他们物质方面的财富与日俱增，但是人文素养与科技知识却无法发展。

　　“正在四处迅速散播的欧洲文明，很难碰触这些地方人士，而他们透过报章杂志得知的一丁点资讯，也由于新闻记者异想天开的夸大报导，而完全被扭曲。因为新闻从业人员──尤其是当时的俄国──连约略了解他们笔下事物的精髓，也十分无能。

　　“这些新发迹的人，一如所有暴发户的天性，都模仿每一种‘文化的’、‘时髦的’玩意儿──在他们的例子中，亦即每样欧洲的东西。但由于他们仅从对这方面一无所知的人所编的俄国报章杂志吸收资讯，所以，在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看来，他们活像演出一出既悲哀又可笑的滑稽剧。

　　“所以，这些居民空有物质上的富裕，却没有半点基本文化素养，就好像小孩扮演文明人一样。

　　“没有哪个地方比此处更紧紧追随时髦的玩意儿，每个人都觉得有责任保持样样皆新。此外，他们急切购买或邮购各式各样的新发明，以及每一种‘有教养的绅士’应该拥有的生活用品──当然只是他们能从报纸广告找到的东西。

　　“所有外国的生意人，特别是德国人，知道他们这项弱点，就把一大堆无用的机器或很容易坏掉、磨损的东西，抛售到这儿来。这出滑稽剧荒唐到这个地步：你甚至可以在本地广告中发现一种用来点燃普通火柴的特殊机器。

　　“因为他们买来的机器，不是根本无用武之地，就是一启用就坏掉，而且当地又没有半家修理铺，所以家家户户都囤积了一大堆破铜烂铁。

　　“为什么那儿有成堆的东西要修理，还有一个原因。那段时期的东方每每每特别是在俄属亚洲每每每有一种风俗：东西一旦获得，就永不割舍，也不卖掉，即使那东西已经不合用，或已坏掉；尤有甚者，如果有人要把他的物品卖掉，也不会有人买。此外，因为他们习惯保留某东西以纪念某人或某事，这种惯例更为强固。

　　“所以，家家户户的阁楼和仓库里，都堆积着一大堆无用之物，有些甚至还是父亲传给儿子的。

　　“于是，当他们一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都会修的工作铺，便把鬼才知道的东西统统搬来了，冀望那些长久以来弃置一旁的东西能够恢复原状、发挥作用；这些东西有祖父的扶手椅、祖母的眼镜、曾祖父的巴拉拉卡琴、曾祖母的手表、教父送的化妆礼盒、主教来访下榻时所睡的毯子、波斯的沙王(Shah)赠给父亲的星星勋章等等。

　　“这些，我全都修好了。我没有一次拒收，或未曾修理就退件。

　　“即使我必须花很多时间修理一件东西，而金钱的报酬根本不成正比，我还是会尽全力把它修好，只要那件东西对我而言是新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金钱本身，而是不熟悉的工作所带来的困难。

　　“除了坏掉的、真正无用的东西之外，他们还带来全新的、完全没有损坏的东西，只因为他们无知、缺乏最基本的科技知识，简而言之，只因他们愚笨。

　　“在那个时代，最新的发明，像缝纫机、脚踏车、打字机等等，正以飞快的速度到处散播。人们热切订购、采买这些东西，但就如我说过，由于他们连最简单的科技知识都没有，地方上又没有修理綫或专家，只要买进来的东西出了一点差错，就会像废物一样被弃置一旁。

　　“我会告诉你们一些特别的例子，显示他们这种天真无知；我承认我当时存心利用了一番，一点也没有良心不安。

　　“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有钱的亚美尼亚胖子，在他女儿的陪伴下，满身是汗地拖了一部缝纫机来让我修理；那台缝纫机是他在尼日尼·诺弗哥罗得的市集买来给女儿作嫁妆的。

　　“起初，这部缝纫机，如他所形容，是个宝物，再怎么夸它都不为过。它缝得那么平整、那么快速。但是，突然之间，依他的说法，它毫无道理地往后走针，令他万分焦急懊恼。

　　“我把那缝纫机检查一遍，发现它的状况十分完好。

　　“你们也许知道，在某些缝纫机上，控制缝线的横杆旁边，还有另一个横杆，用以改变布料导入的方向，当这个横杆被移动，布料导入的方向就改变了。显然是有人在不知不觉间动了那根横杆，布料不再往前推进，而是往后倒退。

　　“我立刻看出，要把这机器修好，我只消将那横杆移回原位就好了，而这个，当时我立刻就可做到。但眼见我所对付的是个狡猾的老流氓，而且从对话得知他是个毛皮商人，我熟知这一型的人，十分确信他曾不止一次欺骗像孩子一样好骗的台基人或布哈拉人，于是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我编了一个很曲折的长篇大论，描述他的缝纫机故障之处；我告诉他，要让这机器恢复正常运作，必须换掉好几个小齿轮；一边说着，我还一边用尽天底下所有的辞汇，咒骂当时的混帐制造商。

　　“长话短说，我敲了他十二卢布又二十五戈比，答应他在三天之内把机器修好；但是，当然啦，当他后脚还没踏出店门，我已经把那部机器修好，编好号玛，跟其他已经修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儿。

　　“我还清楚记得，在另一个场合，一名军官走进工作铺，以一种威严的声音对我说：

　　“‘到本区的司令官办公室去，告诉职员长说，我命令他（顺带说一句：那个时期的俄国军官从不和人说话，除非下命令）让你看看打字机。你看过以后，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

　　“然后他就走了，像来时那样大摇大摆。

　　“他那随便又傲慢的语气令我吃了一惊，并且激怒了我。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主要是为了弄清楚这军官是怎样一种‘鸟’，或许也可以在他头上另外放一只──我必须承认，那是我很喜欢作的事情，因为，在一副天真无辜的外表下，我知道如何把这种妄自尊大的人狠狠修理一番。

　　“同一天我就去了那个办公室，向那里的职员长报明身份，并解释我来访的理由。我发现那天到我铺子里的就是这副官本人。

　　“在一只香烟和一段痛快淋漓的办公室轶闻的催化之下，这位职员已经成为我的朋友；当我检查那三台打字机时，那多嘴的小子对我这样解释：这些机器最近才从圣彼德堡送过来，起初它们运作得很好，但很快地，一台坏掉了，接着又坏一台，然后另一台也坏了。都是同样的情况：色带停止转动。那名副官、军部司令以及其他人全都试着要把它们弄好，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都没有一个成功；过去三天来，办公室的档都得回头用手写。

　　“当那位职员长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边检查着打字机，心里已经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

　　“你们之中一定有人记得，在从前某些打字机的结构中，色带卷轴是由一段发条带动的；那段发条位于打字机后方下面一个特别的盒子面；要扭紧发条，就要转动盒子本身。因为发条很长，而色带的转动很慢，所以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它才会松掉，但偶尔也要把它扭紧一下。

　　“显然，打字机刚刚送来时，发条是扭紧的，但经过一段时间，它们需要再被扭紧。但因既无钥匙又无把手，那些没有人指引，连最基本的技术概念也没有的人，就很难发现如何扭紧色带的卷轴。

　　“当然，我没对这些职员指出这一点，只是接受他们的邀请，一起吃了一顿饭。我吃过一些很棒的政府高丽菜汤和Kasha之后，就骑着我那台八百年前的脚踏车和残破的轮胎，打道回府。

　　“那天晚上，那名副官回到我的工作铺，用同样傲慢的口气问道：‘怎么样啊？我们崭新的打字机为什么不管用了，你搞清楚原因没有？’

　　“早在这之前，我已经是演戏的老手。所以我装出真正演员称之为‘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表情，并从俄国各种科技制品中借用了许多特别而华丽的词，把那些打字机的构造赞美了一番，然后表示很可惜只有一个地方有问题，必须换掉，虽然更换那个零件的工作很复杂、很难做，却是绝对必要。至于修理费用，我估计几乎是那些机器本身的四分之一。

　　“第二天，一整个分队的士兵在那位副官的带领之下，郑重其事地把那些完美无瑕的机器搬到我的工作铺。

　　“我立刻接了过来，然后以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宣告说，这些机器至少需要十天才能修好。那名焦急万分的副官乞求我尽快赶工，因为办公室中的工作已几近停摆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终于同意晚上加班赶工，在两天之内先交回一台，但我要求他行行好，命令士兵把他们餐厅的残羹剩菜带给我新近买来、养在小院子里的三条乳猪。

　　“两天之后，其中一台完美无瑕的机器‘修好了’，我答应在那个星期终了前交出其他两台。

　　“除了连声道谢和每台十八卢布的修复费之外，在我办鑔阿什喀巴的三个月之中，那些士兵每天都为我的乳猪带食物来，一直照顾它们，等到三个月期满，那些乳猪都已是成猪了。

　　“当然，我向办公室的职员解释弹簧松了要如何扭紧，但是，我到底‘修理’了什么，他们显然从来不曾窥其堂奥。

　　“然后我又转移阵地，到梅孚开设修理铺，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从事同样的工作，而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好多次。

　　“有一天，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那所学校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来请我修理物理实验所用的一台电学机器。

　　“那是一台很普通的静电机，转动一些圆盘就会发出火花；不知何故，当时──甚至现在──每一所学校都认为有责任保有一台。有了这台机器，在他们所谓的物理课上，老师们就像主持一场神圣的祭典一般，高傲地指导着实验，而其实只不过是转动机器的圆盘，然后强迫孩子们一个一个去碰触莱顿电瓶的小小金属按钮。孩子们碰触电瓶按钮时的疼痛表情，总会引起哄堂大笑；那些卖弄学问的教师认为那‘大有助于食物的消化’。这便是那种物理课的结局。

　　“这位校长向圣彼德堡的一家德国公司订购了一台这种机器，收到时尚未组装。虽然他和其他教师，也就是他的同事，都根据指引来组装，然而他们试了又试，机器仍然冒不出火花，最后只好到我的工作铺来求助。

　　“我立刻就看出来整部机器都完好无瑕，只是那两个构成机器主要部份的圆盘没有放在正确的相对位置，只要将轴上的螺帽转松，稍微动动其中一个圆盘就好了，而这一点我可以在一分钟内完事。但我要那位把不懂的东西教给别人的可敬学究，在所谓的机器修理期间到我店里四次，并付给我十卢布又七十舞戈比，作为莱顿电瓶充电的费用，而实际上那些电瓶根本不须充电。

　　“在我开铺期间，像这样的案例几乎是家常便饭，天天发生。我总是与穷人妥协，却不认为从其他人的愚笨获利是一种罪恶，那些人只是因为偶然获得的职位就被视为地方上的知识份子，实则他们不配；在真正知识的尺度上，他们还比不上受他们统治的一般大众。

　　“但是最令人称奇，也是最赚钱的例子，却是束腹的生意。

　　“那一季在巴黎，束腹的样式突然起了大幅改变，时髦的仕女长久以来都穿高腰的束腹，现在突然开始改穿低腰的。

　　“这一项最新流行的讯息已经透过流行杂志到达这个地区，但因路途遥远，最新款式的束腹还没有在当地发售；结果，很多女人都把她们的旧束腹带来给我，看看能不能改换成流行的式样。

　　“由于这束腹的生意，我发现自己走上了‘康庄大道’。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为了替一位犹太女人修短束腹，并为了她日渐发福的腰身加大腰围，而需要一些鲸鱼骨。经过长久的搜寻，仍无结果，有一家店跟其他店一样，没有鲸鱼骨存货，但店里的助理建议我去买一件完全过时的束腹，因为，毫无疑问，业者一定会以仅是鲸鱼骨的价格卖出去。

　　“于是我直接前往束腹的业者那里，但当我跟他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又心生一计。我不只如原先构想，只跟他买一件，而是买下他店里所有的束腹──六十五件过时货，一件二十戈比，而不是一件四、五卢布的一般价玛。然后我赶忙买下阿什喀巴所有店里的束腹，所付的价格甚至更低，因为每个人都乐意出清那些没有用的存货。

　　“我并没有就此打住；第二天，我把雇用的两名男孩的父亲每每每一个老犹太人每每每打发出去，指示他在中亚铁路沿线的城镇买下所有的老式束腹，而我自己则拿着钳子和剪刀，开始制作时髦的束腹。

　　“这工作容易得很：先用铅笔画出需要剪掉的部份；上半身要剪掉较多，下半身要剪的较少；然后，沿着这条线，用钳子把鲸鱼骨的两端铗断，用剪刀剪去布料。接着，跟我一起工作的女孩们，在薇德薇兹卡雅的指导下，把滚边的布条抽下来，剪到适当的尺寸，又缝回切短的束腹边缘。最后一道手续，就是把只剩一半长度的蕾丝边缝回去，于是，一件巴黎最新流行的迷人束腹便大功告成，待价而沽了──我们一天可以做出多达一百件。

　　“最滑稽的结果是：店主们得知他们原有的老式紧身被我变了形，基于市场的迫切需求，又不得不从我这儿咬牙切齿地买回去，但现在可不是十或二十戈比，而是三个半卢布一件。

　　“为了让你们对这件事的结果有个概念，我只消说，我买下了克拉斯诺福斯克、阿什喀巴、梅孚、恰尔曹、巴哈拉、撒玛坎以及塔什干各城的所有束腹，然后又全数卖出去，数量超过六千件。

　　“我的企业赚到了与规模不成比例的利润，这并不仅仅因为当地所谓‘杂色’居民的幼稚和无知，也不仅因为我对于各种情况都有丰富、机敏的适应力，而主要是因为我对那种每个人都有，而我也不例外的弱点，抱持毫不留情的态度；那种弱点，因为一再重复，会在人身上形成所谓的懒惰。

　　“有一点值得一提：在那段期间，我的生理机能发生了改变，无法以一般的科学观点解释，而且在我往后的生命中不只一次地发生。这种改变在于调节能量摄入与释出的节奏，使我能够连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睡得极少，然而活动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平常更具张力。

　　“这种状态上一次发生的时候，我非常感兴趣；认为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很久以前在我心中升起的问题，那些问题麙和鎞那时起就一直是我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在我将本机构的基本计划相关事宜安排妥当，而有时间投注在我个人的兴趣之后，我甚至打算第一步就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这个在我生物体一般运作下很难理解的现象，在我下面描述的这段期间，却有可能看得一清二楚。

　　“整个白天，一个比一个多嘴的顾客川流不息，带着他们的破铜烂铁来让我修理，或来取已经修好的东西，所以我白天大部份的时间都花在接受订单和归还物件上面。在没有顾客的空档时，即使我十万火急，也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购买新零件，以及必须不断增添的各种材料。所以修理工作就必须留到晚间来作。

　　“在整个开铺期间，我必须以这种方式分割时间：白天留给顾客，整个晚上则用来工作。

　　“我得说，我的工作受到薇德薇兹卡雅的大力帮忙；她很快就成为修理雨伞、修改束腹和女帽的专家，尤其擅长制作人造花。我一开始便雇用的那两个男孩，也就是那位老犹太人的儿子，也帮了很多忙：大的那个负责清洁、备妥要电镀的金属物件，并负责事后的打光；小的那个负责锻铁炉的升火，并保持风箱的运作不息。到了后期，我还得力于六位少女的帮忙。她们都来自本地的长老家庭；她们的父母亲希望她们接受‘完整的教育’，便送她们来我的万能工作铺，希望她们的针线功夫能臻于完美。

　　“即使在初期，当铺子里只有四个人的时候，我们完成的工作量就已经多到让人以为，那扇通往后面房间的门后，至少藏着好几打的专业工匠；那扇门上当然有一个‘严禁外人进入’的标示。

　　“那个工作铺在阿什喀巴开了三个半月；在那段期间当中，我赚进五万卢布。你们知道这么一笔钱的价值多少吗？

　　“为了做比较，你们必须知道，那个时期的俄国公务员平均月薪是三十三卢布又三十三戈比。那笔钱不仅用来养活公务员一个人，还要养家，甚至包括一大群小孩。比较高阶的官员，月薪则从四十五至五十卢布不等。那已经被认为是一大笔钱，年轻人无不梦想能有这样的收入。

　　“当时肉类一磅值六戈比，面包两、三戈比，上等葡萄两戈比，而一卢布相当于一百个戈比。

　　“五万卢布──那可是被视为一大笔财富的！

　　“在工作铺存在期间，我有很多机会转到别种事业去赚更多钱，但因为我当初跟人打赌的条件是，仅以手工和与它相关的小交易赚钱，所以我一次也不曾向那种诱惑屈服。

　　“我还在阿什喀巴的时候就赢了那场赌博，所赚到的钱超过当初承诺要赚到的四倍有余；然而，正如我曾说过的，我决定到另一个城镇去从事同样的工作。

　　“几乎每样东西都出清一空，薇德薇兹卡雅去了她姊姊家，而我准备好在三天后前往梅孚。

　　“我想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事情，已经足以你们了解，我希望藉这个故事让你们清楚的一些概念，那就是：你们美国人心目中的好汉的心理特征，你们称之为商业脑筋者，生活在其他大陆上的人也是有的，甚至还更发达，而且还拥有一些你们没有的脑筋。但是为了把这一点描绘得更清楚，使你们对我在那段日子的活动有一个更完整的图像，我要告诉你们在我离开阿什喀巴之前，所玩的另一个商业把戏。

　　“就在我的修理铺开张之后，我宣告我将收购一切东西。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赖此寻找修理东西时需要的零件，因为开铺不久之后我就从店里以及市集里买光对我有用的东西；其次，我希望能在带进我店里的旧东西，或有人提议我到府检视的东西里面，碰到什么稀奇的宝贝，而这事经常发生。

　　“总而言之，我也是个古董商人。

　　“在我出发前几天，我在市集碰见一位以前在提弗里斯认识的乔治亚人──他在提弗里斯的高加索火车站经营自助餐厅。现在他是军需品的承包商，所以他提议卖给我几张他多出来的旧铁床。

　　“那天晚上我就到他家去；我们走入地下室看那些床，但那儿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使得我几乎无法待在那儿。我匆匆将床检查一遍，就尽快逃了出来，到了街上，我们才开始谈价钱。于是我得知，地下室里的臭味来自储存在那儿的鲱鱼，一共有二十个琵琶桶，那是他从阿斯特拉坎买来供应本地军官伙食团的。当最初的两桶送过去打开时，对方发现里面的鲱鱼已经坏掉，就退了回来。这位乔治亚人怕坏了名声，不想把那些鱼卖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就带回来，暂时放在地窖里，然后几乎忘了它们的存在。直到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他的整个房子都弥漫着恶臭，他才下定决心要尽快把那些东西处理掉。

　　“令他懊恼的，不仅是他为那些鱼赔了钱，更有甚者，他还必须花钱把它们运到垃圾场，否则卫生委员会听到这件事情，将会来开罚单。

　　“当他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开始动脑筋──这是我在那段期间养成的习惯。我问自己：是否可能藉着某种组合，从这当中获利？

　　“我开始盘算：

　　“‘他有二十个琵琶桶的烂鲱鱼要扔。但那些琵琶桶本身每个至少值一卢布。如果我能不花钱就把里面的鲱鱼倒掉该有多好！否则，光是把它们载走，所花的费用就将几乎等于它们本身的价值……’

　　“突然，我心中一亮：鲱鱼──特别是腐烂的──可以作为很好的肥料哪。于是我想到，一个园丁为了免费得到这么好的肥料，一定会同意载走这些琵琶桶，把它们倒空、睲洗，再送到我的修理铺来。把它们熏一熏，立刻就可以脱售，因为琵琶桶当时需求量大得很，我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赚进二十卢布。没有人会受到损失，甚至那个在商品上赔钱的乔治亚人，现在也至少可以省下运费。

　　“主意打定之后，我就对那乔治亚人说：‘如果你给这些床降点价，我就安排载走这些琵琶桶，不花你任何费用。’

　　“他同意了，我就答应在第二天早晨运走这些传染病源。

　　“我付了床的钱，把它们载到我的板车，并顺便载走一桶尚未打开的鲱鱼，打算给一个园丁瞧瞧。回到工作铺之后，我们将所有的东西都卸到储藏室里。

　　“就在那时，在我铺子里帮工的两个男孩的父亲──那个老犹太人，来到我的铺子：他通常在傍晚会过来跟儿子们聊聊天，甚至帮他们做点事情。

　　“我在小院子　坐下来抽根烟，突然心生一念：拿那些鲱鱼来喂猪看看怎么样，或许它们肯吃呢！我没向那老人解释什么，就请他帮我打开那个琵琶桶。

　　“琵琶桶的盖子一打开，那个老犹太人就弯下身子去吸那臭味，脸上立刻有了光彩，并叫道：

　　“‘这就是我所谓的鲱鱼哟！像这样的鲱鱼我很久没见到了，的的确确，打从我来到这他妈的国家之后，就没见过！’

　　“我感到困惑不解。我大部份的时间都住在不吃鲱鱼的亚洲，即使曾经碰巧吃过，也说不上怎样的鲱鱼算是好的，怎样又是差的。对我而言，它们全都有着同样的恶臭。所以我应该认为这位老犹太坚决的声明有些可信，更何况他以前曾在俄国的罗斯托夫镇上开过肉铺，也兼卖鱼。

　　“然而，我还不完全信服，便问他会不会弄错，他却显出被深深冒犯的样子，回答道：

　　‘你说什么？这些是真正的、一等一的、这样那样…的鲱鱼呀！’我不记得他叫它们什么来着。

　　“我还存着若干疑虑，便告诉他，我恰巧买到一整批这种鲱鱼，而如果货物一打开就卖出一些，是个好兆头，预兆整批货都会卖得很好。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立刻行动，不要等到明天，至少卖个几条。我请他立刻就卖。

　　“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知道老人所说是真是假，然后可以据此行动。

　　“在我的修理铺附近住着很多犹太人，大份都是生意人。因为已是傍晚，大部份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但恰恰在修理铺对面，住着一位叫做佛雷德曼的钟表师傅。他是第一个被找上门的，立刻就买了一整打，十五戈比一对，没讲价。

　　“第二个买主，是街角的药房主人，他立刻就买了五十条。从那些买者欢喜的声调，我知道那老头是对的。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就雇了板车，把所有琵琶桶带来，除了那两桶已经开过的──它们真的烂得可以了，恶臭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我立刻把它们送到垃圾场。

　　“剩下的十八桶鲱鱼则不仅是好的，而且还是顶级品。

　　“显然，军官伙食团的采买，以及那位出身提弗里斯，当地并不吃鲱鱼的乔治亚商人，都不比我了解鲱鱼，也就是一无所知。他们从它那股特殊的味道判断它们已经坏掉了。因此，那乔治亚人只好自认倒霉赔钱了事。

　　“在那位老犹太的帮助之下，三天内，所有的鲱鱼都卖光了，有的批发，有的零售。我付给他每条半戈比的佣金，他高兴得不得了。

　　“等到这时，我已经出清了所有的事物。在离开的前夕，我邀了那位乔治亚人，以及其他多位元我认识的人，来吃我的告别晚餐。席间，我谈到我从这宗买卖得到多少好处，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拿出钱来，提议和他分享这笔利润。但这位元乔治亚人坚守高加索地区和　海地区老一辈居民的买卖原则，拒绝接受我的钱。他说，当他把货物让给我的时候，他确信它们已经毫无价值，如果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那么，是我走运，他倒霉，因此，他认为利用我的好心并不公平。不仅如此，第二天，当我启程前往梅孚时，我还在马车里发现了那位乔治亚人相赠一个羊皮袋的酒。

　　“在我这个特别工作铺的插曲结束之后，许多年来我在为实现人生基本目标不断作准备的同时，也必须常常从事各种事业来赚钱。

　　“虽然我在那些年中遭遇的多次冒险行动，和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不论从心理学或实际的观点来看，你们都会很感兴趣，但是我不想偏离今晚提到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不会多谈，况且我有意写一整本书来叙述我生命中的那几年，以及其他类似的阶段。

　　“我只会说，当我为自己设定赚取一定资金的目标时，我已经在这方面获得了很多经验和自信。因此，当我为了这个目的全力投入赚钱时，虽然我对人类这方面的求生之道从来不感兴趣，所获致的成果或许连你们美国的金元事业专家都感到嫉妒。

　　“我从事的企业五花八门，有时候生意做得很大。例如，我承包私人以及政府的铁、公路建设；我开了多家商店、餐厅和电影院，并在经营很好的时候把它们卖掉；我组织各式各样的农村事业，以及从几个国家──主要是喀什葛尔──把牛只赶往俄国；我参与油井挖掘和捕鱼事业；有时候我同时从事几项事业。但我最喜爱的事业却是地毯和各类古董的买卖，因为它不需要我投入特定的时间，也不需要任何固定的地方或住

　　所，但却比什么都有赚头。

　　“最后，在经过四、五年可以说是狂烧似的活动之后，我卖掉所有的事业，在一九一三年底前往莫斯科，将我一直奉为神圣的任务付诸实践。那时，我已积聚了一百万卢布，并拥有两套无价的收藏品，其一，是稀世的古老地毯，其二，是中国景泰蓝的瓷器。

　　“那时看起来，我拥有了这么一笔资金，好像可以不必再去为钱的问题伤神，而大可以实现那些已在我意识中成型的理想，以此建立我的机构。那就是：在我周遭设立各种情境，使身在其中的人，在他的‘良知’和‘出于本性的自动化行为表现’之间出现不可避免的摩擦，从而不断被提醒他存在的意义和目的。

　　“那大约是世界大战前一年的事。

　　“在莫斯科，以及稍后在圣彼德堡，我安排了一系列演讲，吸引许多知识份子和科学界人士；对我的想法有兴趣的人很快增加。

　　“我遵照原先的整体计划，开始着手创立我的机构。

　　“一点一滴的，我开始准备这个计划所需的一切事物。所做的事情当中，包括买了一处房地产、从几个欧洲国家订购俄国买不到的东西，又买了一些仪器和其他必需设备。我甚至开始安排出版自己的报纸。

　　“就在紧锣密鼓筹备时，战争爆发了，于是我必须暂停一切，但心中还是盼望能在政治比较安定的时候重新开始。

　　“到了此时，我所积攒的钱已经有一半花在预备性的组织上面。

　　“战争愈打愈烈，既然早日和平的希望愈来愈渺茫，我只好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等待战争结束。

　　“尽管政治事件充塞每个人的心，但对我的工作有兴趣的人却在社会某些圈圈持续增加。对我的观念真正有兴趣的人开始聚集在埃森突基，亦即我当时的居住地。他们不只是来自邻近地区，还有从圣彼德堡和莫斯科来的，而且渐渐地，情势迫使我就地组成一个组织，而不等待回到莫斯科。

　　“但是很快的，情势逆转，在当地不但无法工作，甚至连生存都有问题，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的情况会是如何。

　　“我们所居住的矿泉地成了内战的中心点；我们发现自己名副其实受到两边战火‘夹攻’。

　　“各城镇在短期内数易其帜：一天落在布尔什维克手中，第二天转到哥萨克人手中，而后天则落到白军或是某个刚刚成立的党手中。

　　“有时候一早起床，我们搞不清楚那一天我们受哪个政府统治，等到上了街，才知道该采取什么政治态度。

　　“对我个人而言，我在俄国的一切经历中，那是一段最令人神经紧绷的时期。

　　“最令我焦虑的是我的二十来位学生──如他们开始自称者──的境况，因为他们正届临当兵的年龄。每天都有年轻人，甚至中年人，被征召入伍：今天是布尔什维克来要人，第二天是白军，再过一天则是其他党派。

　　“这种持续不断的紧张终于变得忍无可忍。不管代价如何，一定得找个办法才行。

　　“一天晚上，枪声来得比往常密集，同伴们焦虑的对话从隔壁房间传到我耳中，于是我开始严肃地思考起来。

　　“当我苦思脱困的办法时，忽然联想到睿智的拿瑟汀大师的一句话：‘在每一个生命情境中，都要致力把有用和愉快的部分结合起来。’

　　“在此我应该提及：多年以来，我一直对一个考古上的问题很感兴趣；为了澄清某些细节，我需要尽可能发现一些关于‘杜耳门’石柱的遗迹位置及形式的安排──杜耳门石柱打从远古时代即已存在，今天，几乎每一块大陆的某些特定地点，都可以找到它们。

　　“我掌握确切的资料，知道这些石柱能在高加索的许多地方找到，甚至知道其中一些的大略位置，如同公定科学所指出。虽然我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些地点作有系统的探勘，但是，在我穿越高加索和大高加索地区山间的频繁旅行中，我从不放弃在最不妨碍我基本目标的情况下，跑去找它们。

　　“我自己发现的结果清楚告诉我：在黑海东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特别是在一些我尚未走过的隘道附近，可以找到某一型我非常感兴趣的杜耳门石柱，有的孤单挺立，有的聚在一起。

　　“所以，当我发现自己与外界隔绝，而我的活动也因外在情势必须停摆的时候，便决定利用这段我能只配的时间，到那些高加索地区去作一趟特别的远征，以便探索这些石柱。同时把我自己以及投靠我的人，带到一个安全的境地。

　　“第二天一早，我打点好所有的资源。靠着几个或多或少有点自觉，或根本不知所以就投到我门下，并与当时各路的当权者有某种关系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开始设法取得组队前往高加索作科学性远征的官方许可。

　　“成功弄到这项许可之后，我就透过各种方法取得这一类旅程所需的物品。然后我挑了一些学生，主要是在矿泉地最有危险的那些年轻人。我为其他留下来的人做好准备之后，我们就分成两路人马出发，约好在一个地方会合。

　　“这个科学远征队的第一分队由十二人组成，从皮亚提果斯克出发；而第二分队由二十一人组成，从埃森突基出发，我也在其中。官方看起来，这两个队伍彼此独立，并没有相通之处。

　　“如果不甚清楚当时这个国家的一般状况，一个人必须运用丰富的想像力，才能稍加想像在当时，组织一个科学远征队，尤其是官方性质的，是什么情况。

　　“从埃森突基出发，我打算先穿过有人居住的行政区，来到距离度阿普斯(Tuapse)不远的英杜尔山(Mount Indur)，然后再从那儿开始往东南方搜寻，沿着距离黑海二十五至六十哩距离的路线行进。为了第一部份的旅程，我克服极大的困难，向那时当权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弄到两节铁路货车。我作这件事的时候，因为军队不断移动，连一个没有行李的人都很难想像能够搭火车旅行。

　　“等我们把二十一个人、两匹马、两头骡子，以及三辆二轮板车统统挤进那两节车厢里面，更别提为远征所购买的大量设备，像帐棚、粮食，以及各种仪器和武器等等，我们就开拔了。

　　“我们以这种方式跋涉到了麦科普(Maikop)。但是因为该城外的铁路枕木几乎都在前一天被一群刚刚成立、自称“绿党”的叛军破坏一空，我们的远征队只好以双腿或板车继续前进，而且不是朝着我原先打算的度阿普斯，而是前往通称的白河道口(White River Pass)。

　　“为了要到达没有人烟的地域，我们必须先穿过有人居住的行政区，并穿越布尔什维克和白军的边线不下五次。

　　“每当我回想起那些言语难以形容的困难时，即便是现在，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的记忆，我心中还是会因为当时成功克服了困难，而升起一股真正的满足之感。的确，好像在那整段期间当中，奇迹曾降临在我们身上。

　　“到处弥漫的狂热和敌对团体间的仇恨，紧紧攫获我们周遭所有的人，却一点也没碰触到我们：可以说，我和同伴们是在超自然的保护之下行进的。

　　“正因为我们对每一方的态度都不偏不倚，好似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一般，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认为我们完全中立，而事实上我们也是如此。

　　“人们像是被激怒的野兽一般，随时准备为了最微小的一块战利品将对方撕粉碎，我却在那片混乱之中，大摇大摆，无所畏惧地进进出出，既未隐瞒什么，也不曾使用任何藉口。尽管以‘强制征用’之名进行的抢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我们却不曾被谁拿走什么，甚至连那两木桶的酒都安然无恙──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它们本应是各方觊觎的物件。

　　“现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股正义感自我心中升起，这股正义感是出自于我对那些受制这些事件的人心状态的了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向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白军的志愿兵──或许他们大部份都已不在人世──说几句话表示感激。他们对于我的活动所抱持的善意态度，即使是不自觉、纯粹出于本能，还是促成了我这番危险事业的幸运完成。

　　“而且的确，如果我确实从货真价实的地狱成功逃脱至安全之境，那并不是由于我发展完善的判断力，也不是由于我善于玩弄处在那一种精神不正常状态下的人心弱点。在各种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下，即使日夜保持最警戒的精神状态，我也不可能预见所有的意外之事，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以我之见，我们之所以能够安然脱身，是因为那些遍布我们周围的人，虽然心理状态中连最后一丁点儿的理性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心中，尚保有一些人类与生俱来、客观判断善恶的本能。在我的活动中，他们本能地感觉到神圣动力的活胚，也感觉到光是它就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因此，他们尽其所能帮助我完成在战争之前就已开始的一番功业。

　　“不管是跟布尔什维克党或是白军打交道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找不到一条出路。

　　“在这里，我顺便补充一点：如果将来某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趋于正常，而且万一有专家要研究类似于俄国当时发生的事件，那么，我所保有的各种档──两个敌对的政府为了保护我的利益和财物而签发给我的公文──对于有心研究这种集体精神错乱期间所能发生的异常事件，将是很具参考价值的证物。

　　“例如，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档中，有一张纸的正面这么写道：

　　运送人，公民葛吉夫，有权携带一枝连发左轮手枪──口径______，号玛

　　________

　　签署及用印认证：

　　军人与工人代表：

　　秘书：达洛夫斯基                      鲁克哈齐

　　签发地：埃森突基

　　签发日：

　　“这张纸的背面这么写着：

　　兹授权某葛吉夫氏携带一只连发左轮手枪，号玛详本文件背面

　　签署及用印认证：

　　丹尼肯将军

　　赫门将军代

　　参谋长：

　　大卫奥维奇·那辛斯基将军

　　签发于：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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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物质的问题 (二)

　　“经过无比的努力，克服了无数意外的障碍，我们穿过一些被铁蹄踏过的哥萨克村庄，终于到达库米西基(Kumichki)，也就是进入高加索山的野地之前，最后一个有人烟的地方。从这里再过去，就没有可以通行的路了。

　　“到了库米西基，我们赶忙去采办仍然买得到的供应品，将板车弃置一旁，让它们听天由命，然后把我们大部份的东西载到马匹和骡子背上，我们则背起其余的东西，开始攀上那永恒的山岳。

　　“越过第一个山隘之后，我们终于能自由呼吸了，心中觉得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但是，这趟旅程真正的困难从此处才开始！

　　“从库米西基越过白河道口到索奇(Sochi)，这一段跨越高加索山脉野地的远征之旅，为时大约两个月，其间充满奇异、甚至古怪的遭遇──关于这一点，我不会在此多说，因为，根据我得知的消息，我们这一段‘从地狱中央到地狱边缘’，穿越那几乎不能穿越的荒山野地的逃难之旅，以及我们对杜耳门石柱的成功探勘，和这地区可见及不可见的财宝，已经有人叙述，无疑很快就会出版。其写作者是这趟远征之旅的某一位成员；他随后返回俄国，现在已经和外界隔绝音讯。

　　“在这趟旅程中，我周围的伙伴出乎意料之外，恰巧属于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教育背景，这对于我们远征的目的再适合不过，他们都有效地帮我解决了杜耳门石柱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优秀的技术人员，以及科学各分只的专家──包括采矿以及其他工程师，还有考古学、天文学、动物学、医药以及其他知识领域的专家。

　　“对于这段旅程的全部印象，我将只再加上一点：库米西基和索奇之间的山脉，绝美非凡，特别是从隘口到海边那一段，它的确当得起那个响亮的称号：‘人间仙境’，这是那些所谓的知识份子封给高加索其他地区的。

　　“虽然这些区域很适合作为农业区以及矿泉疗养地，而且距离人口聚集之处不远，然而，尽管人们对这一类土地需求日殷，不知何故，它们仍然停留在无人居住、未经开发的状态。

　　“早先有切克斯人(Cherkesses)居住在这儿，但是他们在四、五十年前移居土耳其去了。从那以后，这些土地就被弃置，再也没有人迹。

　　“一路上，我们有时会经过曾经开发得很好的土地，以及很棒的果园；它们虽然过度蔓延，野放多时，仍然长出足以喂饱上千人的水果。

　　“大约两个月过去了，我们精疲力竭，给养品也几乎耗尽，终于到达位于黑海滨的索奇。

　　“因为某些探险队队员在那堪称‘各各他之路’ 的旅程上经不起环境的历练，而表现出不配于我们崇高目标的特质，因此我决定在这里与他们分道扬镳，与其他人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循着正规的道路前往提弗里斯；以一段无法无天的时期看来，这地方在乔治亚民族主义的孟什维克民主党统治下，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秩序。

　　“打从我在莫斯科开始组织机构，以迄我们到达提弗里斯，四年过去了。跟着时间消逝的，还有金钱，而且消失得更快，因为在这段期间尾声，钱不仅花在机构的工作本身，还花在我最初不曾盘算到的其他方面。

　　“麻烦在于：俄国的这些灾难、大动乱、世界大战和内战，已经把人震出了原来的常轨，每件事物都搅和在一起，上下颠倒，昨日拥有财富和保障的人，今天情势一转，变成一穷二白。抛弃一切来追随我的观念的人当中，有许多人都有这番遭遇；在这段期间，他们经由诚恳、认真，以及相应的行为表现，已然成为我的至亲；所以，我现在必须为将近二百人提供谋生之道。

　　“在这方面，我的困难还因一项事实而变得更复杂，那就是：我许多亲戚的境况比别人还糟，我不但必须在金钱上只持他们，还得为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栖身之所，因为他们大多数住在大高加索地区，而那些地区已经被内战和土耳其人彻底蹂躏、洗劫过了。

　　“为了让你们描摩当时的一般惨状，我将叙述一段亲眼目睹的景象。

　　“那时我还在埃森突基，相对于其他地方，当地的生活还算平静。

　　“当时我维持着两个‘团体住宅’，其中包括我的亲戚，以及追随我的观念的人；这两个团体，一个在埃森突基，有八十五人；另一个在皮亚提果斯克，有六十人。

　　“已经很高昂的生活费还在每日上涨，即使手上还有一大笔钱，也很难牟取两个住宿区所需的食物了，而我仅能勉强餬口。

　　“一个下雨的早晨，当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思考如何去张罗这个、那个时，忽然看见两辆看起来很奇怪的交通工具，直驱我的门前，然后，好几个鬼魅般的形体从那两辆交通工具中走出来。

　　“起初我甚至不能确定那是什么，但是当我纷乱的思虑稍稍安静下来，我才逐渐明白：这些都是人，或更正确地说，是人的骨架，只有他们火焰般燃烧的眼睛还是活的；他们衣衫褴褛，赤脚上满是旧痕和新伤。算一算总共有二十八人，其中有十一个一到九岁的小孩。

　　“原来，这些都是我的亲戚，其中包括我的亲姊姊，和她的六个孩子。

　　“他们一向住在亚历山卓普；那地方在两个月前受到土耳其人攻击。因为事前的邮政和电信服务都已瘫痪，城镇之间彼此无法通讯，亚历山卓普的居民直到土耳其人军临城外三哩时，才知道此一攻击行动。这个消息引起言语难以形容的恐慌。

　　“你们只要在心中描摩一下当人们疲倦至极，又紧张到无以复加时，是什么感觉──他们知道，敌军比他们自己的军队强壮，而且配备更为精良，他们终将捣入城中，而且将进行毫不怜悯、无一幸免的大屠杀；他们知道敌人不只会杀掉男人，还会杀女人老人和小孩，就如那里的情况一样。

　　“因此，我的亲戚就像其他人一样，直到土耳其人进城前一个小时才得知消息，他们慌张起来，拔腿就跑，不曾稍作逗留，也不曾为自己带点东西。

　　“他们不知所措地四散奔逃，起初甚至跑错方向。只有等到跑得太累，无法再往前时，他们才回过神来，明白自己犯了大错，然后改往提弗里斯的方向跑。

　　“在二十个漫长、痛苦的日子当中，他们徒步穿越那几乎不可能越过的山区，有时候甚至手脚并用，挨饿受冻，终于到达了提弗里斯，但已不成人形。

　　“他们在那里得知我正住在埃森突基，而且通讯已经恢复，便设法请当地的朋友帮助，租了两部有篷板车，沿着所谓的乔治亚军事道路勉强前进，终于来到我的门前，正如我方才所说，样子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想想这种情况吧！一个人见到这幅情景，尽管自己处在极度的困难中，仍然认为自己是、而事实上也是，唯一能够安置他们，衣暖他们、照顾他们，简而言之，帮助他们再度站起来的人。

　　“当我带着一大群人到达提弗里斯，所有这些意外的开销，以及探险的费用和留给矿泉地伙伴的钱，已经花光了我的存款。不只是现金已经用磬，就连我和妻子拥有的贵重物品也都典当一空──那些东西，在我们频繁的迁移中，本来一直都能随身携带。

　　“至于我收集多年的贵重物品，尽管有一些在俄国动乱初起的时候，已经由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学生为我处理掉，他们其后也把家眷带到埃森突基，待在我身边；至于其他的宝物，包括我提过的两套珍藏品，一些在彼得格勒，一些在莫斯科，都已经下落不明。

　　“我到达提弗里斯的第二天，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必须乞求身旁某人的太太借我，或干脆给我，她的最后一枚戒指──那枚戒指上面有一颗约一又四分之一克拉的钻石。我立刻将它卖了，那天晚上每个人都有得吃。

　　“因为我在穿越高加索山区时生了病，事情更加困难──在高加索山区，人必须捱受日夜之间的巨大温差。我的情况愈来愈糟，因为我不能躺在床上，而必须带着华氏一百零四度的高烧，在城中奔走，无论如何要找个法子脱离困境。

　　“我观察研究本地生意的各种机会，而看出尽管整个高加索地区都经济萧条，但是新、旧东方地毯的买卖仍然很热络，于是我立刻决定投入这个行业。

　　“我从跟随者之中挑出几位适当人选，以及我曾经在提弗里斯长住的亲戚，教他们如何帮我的忙。很快地，我就组织了一个很像样的企业。

　　“我的助手当中，有一些在提弗里斯和綟近城镇蒐购各种地毯，第二组人马负责清洗，第三组人手则负责修补。然后我们把那些地毯分类，有些零卖，其他的则批发出去──有的卖到本地市场，有的出口到君士坦丁堡。

　　“等到第三个星期，这个地毯企业赚到的钱不仅足够供大家生活，还绰绰有余。眼看这些利润，以及这一行显然很繁荣的前景，我心生一念：暂且就在此地设立我的机构吧！不要等到和平来临时再回莫斯科了。更何况我一直想要在提弗里斯建立一个分只机构。

　　“因此，我一面继续地毯生意，一面着手组织我的机构；但很快我发觉，在当时提弗里斯的房荒中，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要为我的目的觅得一个适当的场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就去找乔治亚政府协助。

　　“乔治亚政府妥协了，它指派提弗里斯市长协助我寻找一处建筑，能‘符合这一个对大众深具意义的重要组织所需’，并让我全权处置。市长本人，以及好几位对我的工作有兴趣的市府委员，的确都非常热心帮我设法，但尽管他们满怀善意，还是找不到任何适当的建筑物，于是他们提供给我一些暂时的处所，并答应很快会改成一个永久性、设备也较好的地方。

　　“于是，我第三度组织我的机构；一开始，同样免不了张罗必要的家俱和设备。

　　“在这里，许多提弗里斯的居民有感于生活情境的改变，都觉得有必要转向其他的价值追求。结果，在我的机构开幕后一周内，在这栋暂时借用的房子里，所开的课程就全部额满，我打算等我们有一个较大的建筑物时再开的课程，候补名单上也已经有两、三倍的人数。

　　“就在这些各方面都不适当的暂时场地中、极富度考验的条件之下，‘工作自己’开锣了。我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在早晨、下午和晚间，甚至深夜安排工作时间，如此持续了几个月的研究。

　　“但政府一周接着一周拖延给屋的允诺。在这些条件不足的场地中，工作变得愈来愈不可能。当布尔什维克党进军乔治亚，日常生活日益艰难，乔治亚政府本身也摇摇欲坠。我终于放弃浪费时间和精力跟我周遭的环境奋斗。我决定不仅变卖提弗里斯的一切，还要断绝当时把我牵绊在俄国的一切事物，移民出境，在另一个国家开办我的机构。

　　“我以极低的价钱卖掉我为提弗里斯机构买进的一切，并为留在后头的人作了最好的准备，然后带了三十个人，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往君士坦丁堡出发了。

　　“当我从提弗里斯出发的时候，地毯的买卖已经为我赚进了一大笔财富。根据我盘算，即使为留在后头的人作好准备，并扣除旅行的花费后，还有足够的钱让我们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老天，我们没把乔治亚人算进去！拜他们所赐，我们根本不能使用赚到的钱──那些名副其实的血汗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本地的货币在乔治亚以外的国家没有价值，没有地方可以兑换，所以要到外国的人随身带的是钻石或小幅的地毯，而不是现金。同样的，我也决定不带钱，而带了几颗宝石，和二十张珍贵的地毯。完成官方规定的所有出口手续之后，我就把它们交给同行的人分别携带。

　　“然而在离开巴坦(Batum)的时候，那所谓的‘乔治亚特别分遣队’以模棱两可的命令，非法征收了我分给同苦修者携带的地毯，宣称那只是暂时的。后来在君士坦丁堡，当我们采取行动要讨回地毯的时候，巴坦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占领，那个混涨的分遣队和它的头头都已经鸟兽散，当然，地毯也没了。二十张地毯中，只有两张被救了出来，它们是由芬兰领事以外交托包方式交与机构里的一名芬兰成员。

　　“所以，我在君士坦丁堡的情况，几乎如同我刚到提弗里斯时一样。

　　“我手边只有两粒小小的宝石，和那两张地毯。即使这些东西卖到好价钱，也不够只持这么一大群人度过多久时间，特别是因为我们都需要衣服。我们在提弗里斯的时候，没有衣服可买，到了这个都市，因为人们的生活多少比较正常，就不可能穿着一身破烂出门了。

　　“但幸运与我同在！我立刻碰上几桩赚钱的买卖。

　　“其中一桩是跟从一个老友兼同乡买进大批鱼子酱再转售出去；此外，我参与了某一艘船的出售。于是我的经济情况再度好转。

　　“还在提弗里斯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放弃再于俄国为我的机构建立永久中心，但当时我对欧洲的生活条件了解得还不够，因此未能确实规画机构的设立地点。如今我把整个情况考虑一遍，觉得德国对我的目的而言，似乎是个适当的地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适中，而关于它的文化水准我也听说了很多。

　　“但是，既然因为那永恒的金钱问题，而得滞留在君士坦丁堡──这对于没有一个美国叔叔的人都是痛苦的问题──我必须在当地多待几个月，多做点生意，赚够了才能往前走。同时，也因为陪我同来的那些人应该继续所谓的‘工作’，我就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人聚居区培拉，租下我能找到的最大场地。趁着经商的空档，我就指导那在提弗里斯即已开始的动作课程，并在每个星期六安排公开示范，让学生们习惯于表演，不会在陌生人面前感到局促不安。

　　“当地的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成群结队来看这些示范表演；他们对这些动作和我特别为其谱写的音乐，以及我的学生为来日德国设立机构所进行的各种准备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愈来愈多的参访者要求获准加入。同时，欧洲大局的不稳定，也威胁着我的计划，因为政府之间互不信任，使得外国签证的取得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外汇汇兑的波动也愈来愈历害。

　　“因此我决定在君士坦丁堡扩大活动范围，作法是：组织公开演说，从各方面阐明我的基本观念，并为人类表现的三方面开辟研习课程，也就是运动、音乐和绘画，这是就它们与客观科学的关系所考量。

　　“因此，我再度一头栽入狂热的活动，以所有可能的手段赚钱，在君士坦丁堡当地，也在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卡第魁(Kadikoy)；为了到卡第魁去，我几乎每天都乘船渡海。所有剩余的时间，我都投入我所组织、当时有许多新学生加入的课堂上。这么一来，我就只能在来回的渡轮及电车上，撰写将交由某些特别调教过的学生朗读的演说大纲了。

　　“像这样狂热活动的日子大约过了一年，久候的签证终于来了。我的口袋里由于金钱快速流出而造成的长期破洞，在这时候总算止住了，甚至还有些钱开始在衣摺间积存。

　　“因为在当时，那自作聪明的土耳其青年开始变味，我决定不等到这些自作聪明搅和出一堆乐子，就带着我的人尽快离开，全身而退。所以，我快速将课堂移往卡第魁，并让我最够资格的新学生去带领，然后便前往德国。

　　“到了柏林，我为所有跟我同来的人，在不同的旅馆觅得住所，并在柏林一个叫须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的地方，租了一间大厅堂，继续那被打断的工作。然后我立刻开始旅行全德，去看各式各样认识我的人为我的机构找到的场地。

　　“看了一定的场地之后，我终于选了一个房子，它位于德瑞斯顿(Dresden)市郊的黑勒劳(Hellerau)。那是一座经过特别设计的房子，其中的配备都是为了一个新文化运动──亦即最近常被提及的道克罗兹(Dalcroze)体系──而装设，显得十分堂皇高贵。

　　“因为这栋房子和它的陈设多少比较适于设立机构总部，并作后续的发展，我便决定买下整栋建筑物。但

　　是当我跟它的所有权人洽商时，却有一群对我的观念有兴趣的英国人，建议我把机构总部设在伦敦；他们表

　　示将全权负责所有的花费和组织上的问题。

　　“当时各国的局势持续紧张，使得财政极不稳定，我自己以及我所交往的人，都深受其苦。因此，来自英国的建议很令我动心。于是我前往伦敦，实地探察当地的情况。

　　“因为在我指导下的柏林工作，对我非常重要，如果我长期不在，将不利于它的进行，而且我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英国的事做出裁夺，因此我决定每两、三个星期去伦敦待个几天，而且每次走不同的路线，以便熟悉其他的欧洲国家。

　　“依照几趟旅行的观察所得，我的结论是：建立机构的最佳地点，既非德国，亦非英国，而是法国。

　　“法国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比别的国家稳定；虽然地理上不如德国位居中央，然而它的首都巴黎却是公认的世界首都，因此法国似乎是地球上所有种族和国民的交会之地。所以依我看来，传播我的观念最适当的基地便是这里。

　　“英国呢，由于它的岛国状态，不可能允许这方面的发展；一个机构设在这儿，或许会沾上地域性机构的狭窄性质。

　　“那就是为何我在某次旅行到伦敦时，明确地拒绝在那儿设立总部；但我同意派遣经我特别调教的指导者以及我的某些学生过来；他们将待在那儿，直到我的机构在英国开设分部为止。

　　“总之，我们在一九二二年夏天抵达法国。

　　“到了那儿，我偿付所有旅费之后，我只剩下十万法郎了。

　　“在法国我为学生安排了一个暂时性的住所之后，就租下了道克罗兹学校，作为继续工作的暂时场地，并开始寻找一栋房子以及基金，来建立我的机构。

　　“经过长久的搜寻，我在巴黎近郊勘查的许多房地产中，最适合的一处，叫作普里耶庄园(Chateau du Prieure), 距离著名的枫丹白露庄园(Chateau de  Fontainebleau)不远。

　　“这处庄园的所有权人，从一位很有名的律师那儿继承这笔房地产；由于保养费用过于庞大，她急于脱手，并且希望出售，而非出租。因为有几个可能的买主，她遂一直拖延跟我洽商的时间；她的这番表现，套句当代气象界人士的话，‘不是下雪，就是下雨，或是这样，或是那样。’而在我这方面，正如你们十分了解，那时正处于财政空虚状态，并不可能把它买下来。

　　“最后，经过一番折冲，并且定下许多限制条款之后，业主终于延后一年出售那笔房地产，在这一年以六万五千法郎租给我；我有六个月的时间考虑要不要买，过了那段时间，她就有权将那笔地产售与他人，而我必须即刻迁出，不得拖延。

　　“在这些条件下承租了普里耶之后，第二天我就带着五十名学生搬了进去。那天是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从那天以后，在我十分陌生的欧洲特有情况下，我生命中最疯狂的一段时期展开了。

　　“当我走进普里耶的大门，就好像‘大麻烦太太’恰在那位老门房的后面向我招手。我的十万法郎，一直到最后一枚铜币，都已随风而逝；一部份是只付租金，一部份是花在大批人马在巴黎三个月的生活费用。而今，除了继续只持这么一大群人之外，我还面临必须花费大笔金钱备办家俱和各种设备的窘境，因为这地方的家俱或其他居家用品，都不是计划给这么一大批房客用的。而且还有一大批人要从伦敦过来，因为伦敦的分只机构尚未开办。

　　“我的情况还因为一项事实而显得更复杂。当我抵达巴黎的时候，我不会讲任何一种西欧语言。

　　“从巴坦出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困扰我。但是在君士坦丁堡时，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那里所用的语言主要是土耳其语、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而那些语言我都很熟悉。然而，当我一离开君士坦丁堡，到了柏林，这方面的困难就出现了。如今身在巴黎，必须再度寻找生计应付大笔花费，我比以往更觉得有必要懂得欧洲语言，但同时我却匀不出一分一秒来学习。

　　“透过通译来做生意简直不可能，特别是在商业交易方面；在商业交易中，人必须能抓住对方的心情，跟他的心理玩耍。即使有一个好的通译，翻译所需的长时间停顿也将毁了制造的好效果，更别提音调的传达，而音调在商业谈判中又是那么重要。

　　“而我甚至没有一个好的通译，因为在这方面可能帮助我的人，都来自其他国家，法语对他们而言都是外国语，特别是俄国人，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进行所谓的客厅会话──甚至还不是在当时的法国。而我当刻所需者，却是严肃的商业会谈用的漂亮法语。

　　“在法国头两年，我觉得自己的话没有被正确翻译出来所感到的神经紧张，抵得上你们上百个菜鸟掮客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紧张。

　　“考量进驻普里耶必须在家俱上花一大笔紧急只出，而且也不可能立刻赚得那笔钱，我开始思索是否能够弄到一笔贷款，付清当前最迫切的款项。我的意图是：将机构的工作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使我目前能够把一半时间用来赚钱，然后逐渐把借来的钱还掉。

　　“我在伦敦，从对本机构有兴趣的不同人士处顺利贷得这笔钱。十五年来，那是我头一次违反我给自己定下的基本原则：独自为我的工作负起完全责任；不从外界接受任何物质上的帮助。

　　“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到那时为止，尽管开只庞大，以及过去十几年来并非由于我的过失，而是由于政治、经济情势引来的失败和损失，我绝不欠任何人一分钱。每样东西都是我自己劳力的结果。我的朋友，以及对我的观念有兴趣或有所同情的人，曾多次想要提供金钱给我，但我总是加以拒绝，甚至在困难的时刻，我也宁愿以自己的努力去克服障碍，而不违反自己的原则。

　　“藉着这笔贷款度过当前的难关之后，我就拼了命去工作。我在这段期间所担当的劳务，可说是超乎常人。有时候，我必须一天工作整整二十四小时，绝非比喻而已。整个晚上在枫丹白露工作，整个白天在巴黎，或者反过来；甚至乘火车来回的时间也都用于书信或磋商。

　　“工作进行得很好，但几个月来过度的压力，与八年来未曾稍歇的劳瘁一加，使我的健康状态严重受损；尽管我心中渴望，也仍然努力不懈，却不能够再维持原来的张力。

　　“尽管我的工作受到重重的障碍与限制：包括健康不佳、商业活动因语言不通而窒碍难行，再加上我的敌人，如同早已形成的铁律一样，与朋友的数量形成正比，我仍设法在六个月之内完成了大部份原先计划的事宜。

　　“既然对你们大部份美国人，尤其是现代美国人而言，惟一能刺激思惟流动的，就是你们熟悉的收只平衡表，因此我希望至少为你们简单列举我从进驻普里耶，直到我出发来到贵国，这段期间内所偿付的款项：

　　“以下是我给付的一览表：

　　一处庞大房地产的半价，加上购买邻近一处较小地产的大部份价金     机构最初的装修和设备，包括：

　　修缮、改装和最起玛的装潢     购买杂项物品、工具和农机，以及医务部门机具等等

　　购买牲畜如马匹、母牛、绵羊、猪只和家禽等

　　除了以上列举的之外，还有一栋作为动作练习及表演用的建筑场地──有人称之为研习厅，有人称之为戏院──可观的建造费、装备费和装潢费。

　　最后，在这段期间内，除了供应机构访客及学生日常所需，我甚至还偿还了部分所借的款项。

　　“在这几个月当中，最好的进帐来源之一便是为某些棘手的酗酒及药瘾案例进行心理治疗。在这方面我被认为是最在行的专家之一，而这些不幸患的家属为了我所付出的时间，有时候会付给我大笔的金钱。

　　“我特别记得一对富裕的美国夫妇：当我医好了他们原先被判定无药可救的儿子，他们忍不住心中的高兴，竟付了双倍于当初约定的费用给我。

　　“此外，我还和一些商人合伙进行好几桩金融投机。例如，我把一大批石油的期货，在出乎意料的好价钱时脱手，从中赚到很可观的利润。

　　“我还作了两笔赚钱的生意：跟一个合伙人在蒙马特先后开设了两家餐厅，花了几个星期使它们走上轨道，一等到它们营运情况良好，就以很好的价钱脱手。

　　“能够这么轻松愉快地叙述自己在那段期间的努力，当我一想到它们是怎样伴随着令我不安的内在经验，又如何逼着我以不可置信的张力卯足了全部的劲道，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那几个月以来，我必须在每天早晨八点开始工作，到了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才能收工；晚上剩下的时间我花在蒙马特，不仅为了餐厅的业务，还为了治疗一名酗酒者──他每天晚上都在那一区喝得烂醉；他给了我许多特别的麻烦，因为他并不希望被治好。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这段期间每天晚上都在蒙马特度过，外表的生活提给很多认识我，或曾见过或听说过我的人很丰富的闲话题材。有些人羡慕我有夜夜狂欢的机会，有些人则咒骂我。至于我呢，甚至对我最仇恨的敌人，我都不忍心他们来消受这样的‘狂欢’。

　　“简而言之，我迫切需要为普里耶的财务问题找出稳当的解决之道，并期望最终能够不再为那长期以来的物质问题担忧，而能全心投入我真正的工作，也就是，教授本机构的根本观念和方法──由于我所不能控制的情况，这份希望的实现一年拖过一年。这一切都迫使我作出超人的努力，而未曾顾及可能招致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即使我百般不愿半途停下来，仍然再度被迫中断一切，就在完成那关键性的准备之前每每每一旦那些准备完成，便有可能达成机构的基本任务。

　　“在这段期间的最后几个月，我的健康状况确实坏到迫使我必须减少工作时间。当我开始被一些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病痛侵扰时，我承认我开始忧虑，并决定停止所有的积极活动，无论是心智方面或是身体方面。然而我一直拖延，直到有一天着了严重的寒凉，才让我无论愿不愿意，都得停下一切。

　　“那个情况值得在此描述：

　　“一天晚上，我在巴黎的工作结束得比平日早些，大约在十点左右；因为第二天一早有位工程师将到普里耶来，跟我讨论我计划兴建的一间特别蒸汽浴室，并进行估价，所以我届时非在场不可。于是我决定立刻到那儿去，早点上床睡个好觉。所以，我甚至不在我城里的公寓稍作耽搁，便即刻动身，往枫丹白露的方向开去。

　　“当时天气很潮湿，我关上车门；一路上感觉很好，甚至在心里开始描绘不久前我起意在机构里兴建的一座波斯式的窑。

　　“在趋近枫丹白露树林的时候，我心中想着：我即将来到一个在潮湿的夜里会起雾的地方。我瞧了瞧手表，是十一点十五分。我打亮大的车头灯，并加速前进，以便更快速通过那个潮湿的区域。

　　“从那一刻起，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不记得我怎么开车，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看见以下的景象：我坐在车子里，而车子停在路上；我四周是树林，太阳正亮晃晃地照着；一辆载着干草秣的篷车停在车子前面，而篷车的驾驶正站在我的窗前，用鞭子轻轻扣着它；将我唤醒的，正是这个声音。

　　“似乎当晚我看过手表之后，一定还前行了大约一公里，然后，违反意志地睡着了──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曾如此，就那样一直睡到次日早晨十点。

　　“还好，车子正好停在法国交通规则规定该停的地方，而整个早上，车子从我旁边经过，也未曾打扰我的睡眠。但是这一辆满载的篷车却太大了，过不了，所以它的驾驶必须把我叫醒。

　　“虽然我在那种奇怪的情况下睡了一场好觉，但那个晚上我却着了凉；它严重的程度，迄今我仍感觉它的影响。

　　“从那以后，我很难再要求我的身体作出太奋发的努力，即使以暴力逼它，也无济于事。

　　“无论愿不愿意，我必须停止一切的业务经营。因此，机构里的情况变得极度危急：不但该做的事做不了，已经完成的工作也有毁灭之虞，因为帐单一张张到期，却没有人能代替我去料理它们。

　　“我一定得设法才行。

　　“有一天我坐在那闻名于外国人的葛兰德咖啡馆的阳台，想着我当前的景况，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我健康状况的影响；我这样盘算着：

　　“‘依我目前的情况，我不能──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不可以──以如此艰钜的任务所需的张力来工作，而必须让自己彻底休息，即使只是暂时也好；那么，为什么不立刻执行那筹画多时的访美之行，而不等到一切准备妥当才去呢？

　　“‘在北美各州旅行，不断活动，变换环境，四周景物与平日所见完全不同，让我吸收新的印象，这将会创造出依我主观见解，‘彻底休息’的必要条件。

　　“‘更何况，我将会远离当前兴趣集中之所在，并且暂时摆脱我的某种人格特质──我从多次旅经荒乡野地的经验中，已经把自己这种特质看得太清楚了。每一次当我受制于上帝的造物──包括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在内──的“和善表现”，无论我被他(它)们修理得多惨，只要稍一恢复，这一特质就会催促我挣扎着站起来，立刻跳回手上进行的事务中。’

　　“为了让你们明白我所谓‘不要等到一切准备妥当才启程赴美’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告诉你们，当本机构在法国组织之初，我就开始为一系列的演讲准备资料，以便使公众知道本体系的基本观念，以及它们对于不同领域，例如心理学、医学、考古学、艺术、建筑，甚至各式各样所谓超自然现象的应用。

　　“此外，我也开始让学生准备一系列的示范表演，希望他们在巡回欧洲和美洲时表演。我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将这些观念的重大意义引介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显示它们能导致的实际成果。这些观念所以为本的材料，则是我从亚洲各处一般人到不了的地方收集而来。

　　“经过在葛兰德〡啡馆阳台上的一番思考，我决定冒险立即启程，材料准备多少就算多少。

　　“我甚至告诉自己，从离开法国直至归来的整段期间，我都不做任何认真的事情，只要好好地吃，多多地睡，并且只看那些内容上及风格上都与拿瑟·爱汀大师的故事有相同精神的书籍。

　　“我准备冒这个险，因为我开始期盼我的学生能够在美国自行组织各式各样的演讲和动作表演，而不需要我的参与。

　　“这项决定乃是针对两个目标：一是为了恢复我的健康，二是为了调节我这个机构的财务状况──这个机构，是我在千辛万苦中孕育、生下来的，如今才刚刚开始独立的生活。要使我的临时起意付诸实行，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一项事实：为了此行能够成功，就必须带走至少四十六人，而他们在美国，正如在法国，当然全都要我照顾。但那也是解决恼人的物质问题的惟一办法了。但是，又不能不把失败的情况纳入考虑──万一失败，整个情况将会更糟，甚至导致机构的全面崩溃。

　　“带着四十六个人旅行美国，财务上意谓什么？你们这些热中于欧陆之旅的美国人很容易明白，甚至用不着思考。如果你们考量兑换钱币这个简单的事实，更可以衡量这个疯狂行径的严重性──你们到欧洲，是以美元兑换法郎；我则必须把我的法郎兑换成美元。

　　“在决定赴美的时刻，我仅有的存款，是我积攒起来预备在二月十五日只付的款项──如果决定买下普里耶庄园，就必须在那一天签约。但我却决定冒险将这笔钱花在旅行上，并且匆匆忙忙准备出发。

　　“在为这趟旅行从事准备工作，亦即购买船票、安排签证、采买衣服、制作舞蹈服装的时候，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动作课程上，并在当时已经建好的研习厅加紧预演。当我再度注意到表演者在陌生人面前是多么害羞，便决定在扬帆启航之前，于巴黎的香榭里舍剧院举行几次公开表演。

　　“虽然我知道最后这一刻的行动会花掉很多钱，但万万没想到只出总额会高到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而确实，巴黎的演出、轮船船票、最迫切的帐单只付、留在欧洲的人手的生活所需，以及某些表面上几乎无法察觉的意外只出，这一切都已经吞掉我仅有的三十万法郎，而大队人马尚未出发。

　　“所以，到了最后一刻，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超级的悲喜剧中──为了出发所作的准备皆已完妥，却不能成行。带着这么一大群人，作这么一段长时间的旅行，却没有现金可以只应紧急状况，这当然是无法想像的。

　　“这个处境，在轮船开航前三天发展到了极致。

　　“然后，正如曾在我生命中紧要关头不只一次发生的，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发生了。

　　“那种事，在我们的时代，特别在过去的世代中，一直被那些能够有意识思考的人们，视为高等力量正义的恩赐。至于我，我要说，那是合乎律则的结果每每每每一个人不屈不挠，坚持依照他有意识为自己的生命设定的原则尽了一切人事，只为了达成一个特定的目标，最后得到了称心如意的结果。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坐在普里耶我的房间里，为了这不可思议的情况思索一个开脱之道。突然，房门打开，我的老母亲走了进来。她在几天前才跟几名家人来到普里耶──当我离开俄国的时候，他们还留在高加索，直到最近，历经重重困难，我才成功把他们接到法国来。

　　“我的母亲走向我，手中拿着一个小袋子，说道：

　　“‘拜托，把这东西拿回去吧！我带着这东西到处走，已经烦死了。’

　　“一开始我不了解她在说什么，只是自动地打开那个袋子。但当我见着了里面的东西，却高兴得几乎跳起舞来。

　　“为了向你们解释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它让我在出发前一刻这么高兴，我必须先告诉你们：当我前往埃森突基的时候，俄国境内到处弥漫的不安气氛，使每一个或多或少有点理性的人都有不祥的预感，因此，我将当时住在亚历山卓普的老母亲请来跟我住在一起。稍后，当我从事前面提过的那场远征之旅时，我就把她托付给留在埃森突基的同伴们。

　　“然后，我必须告诉你们，在一九一八那年，在高加索就像俄国一样，卢布的价值每天下跌，每一个手头有钱的人，都买了各种具有普遍价值以及比较贵重的东西，像宝石啦，贵金属啦，稀有的古董等等。我也把钱财全部换成了贵重物品，亲自带着走。

　　“但是，从埃森突基踏上远征之路时，因为到处都有假借搜索和征用之名进行的抢劫，我如果把所有财宝全带在自己身上，将会招致很大的危险。所以我把一部份分散托付给我的同伴们，心中存着一种希望：如果终究逃不过抢劫，那么我们之间某些人或许还能保存一点东西；而剩下的那一部份，我把它分开托付给留在埃森突基和皮亚提果斯克的人，包括我的家母在内。

　　“我交给母亲的东西之一，是一枚胸针，那是我不久之前在埃森突基向一位急需用钱的公爵夫人买的。我把它交给家母的时候，告诉她必须好好看管，因为它非常贵重。

　　“我确信，我的家人在我出发之后，必然迫于生活所需而将它卖掉了；如果不是这样，也已经在他们的辗转迁徙中被偷了，因为当时每一个城镇都有抢匪横行，他们对任何人或任何东西皆无尊重之心；我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旅行不下二十次，贵重物品必定早就不保了。

　　“简而言之，我已经完完全全忘了硂枚胸针，压根儿就没想到有朝一日能把它纳入我的盘算之中。

　　“看起来在我把这枚胸针托给我母亲，请她特别留意保管的时候，她以为那是我个人具有特别价值的纪念物，一定要归还给我才行。这些年来，她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心肝一般保护着，避免在她的家人面前展示，而且总是走到哪带到哪，好像戴着护身符，还缝了个袋子把它装起来。如今，她很高兴终于能够将它归还给我，不用再一直操那个心。

　　“你们能够想像，当我认出那枚胸针，并且当下明白可以如何利用的时候，我感到多么如释重负吗？

　　“第二天，有了这胸针在我口袋里，我就可以向朋友借到两千美元。但是我把那贵重品带到美国，因为在法国，要买的人只出价十二万五千法郎，而我认为它的价值比这要高得多──等我在纽约把它卖掉时，我发现我的想法没错。”

　　故事说到这里，葛吉夫先生停了下来，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开始抽起烟来。在一片寂静中，H先生从他的坐位站起来，走向葛吉夫先生，说道：

　　“葛吉夫先生，听了您用这些玩笑似的话语，轻松讲述您的金钱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是因为您今天这番故事的特殊次序使然呢，还是出于我的天真或容易受到暗示，总之，毫无疑问，此时此刻，我整个人里里外外都准备好，愿意做任何事来减轻您自愿背负的巨大负担。

　　“这么说也许比较接近事实：我心中这股冲动，乃是源自你的整个叙述所给我的一个明确印象：在承担这个崇高的、超乎普通人力极限的任务时，你一直是绝对孤独的，到现在仍是。

　　“请容我把这张只票放进您的手中，它代表我此刻所能只配的全部金钱。同时，在现场的众人面前，我担保：在我的余生当中，每一年我都给您这笔金额的钱，无论您身在何处，也不管您境况如何！”

　　H先生说罢，显然因为激动不能自已，而用手帕擦着额头。葛吉夫先生站了起来，把手放在H先生的肩膀上，以具有穿透力、和善又感激的眼神看着他──这是我个人永远不会忘记的──简单地说：

　　“谢谢你，我这──从今天起──神所赐的兄弟。”

　　但葛吉夫先生的故事所造成的强烈印象中，最强烈的证明乃是某位L女士的宣言。这位女士当时正好到纽约来，当天晚上受邀作为R先生的客人。她突然很诚恳地说道：

　　“葛吉夫先生，我会在这个场合，来庆祝这纽约分只机构的开幕，因而听见您那引人入胜的故事，实在是有点偶然。但是在这之前，我曾不只一次听别人说起您的活动，以及您的机构给予世人的悲悯教化；我甚至曾经有幸获准进入普里耶，参观您每星期在研习厅安排的动作表演，亲眼看见您成就中另一些惊人的例子。因此，我这么说应该不会让您感到惊讶：我已经想过您的工作好多次了，也一直渴望要以某种方式对您有用。现在，听了您不屈不挠奋斗的故事，并且以女人的直觉察觉到您所带给人类的真理，我能了解您的活动多么受困于那今日成为世人一切动机的东西──我是指钱；因此，我也希望对您的伟大志业作点贡献。

　　“跟大部份人比较起来，我的资财肯定不算少，应该允许我提供您较大的资金。但实际上，由于我的社会地位，它们只足够我应付固定的生活需求。今晚我一直都在想我能为您做什么；而我也想到了那笔我一点一点拨在一边，存放在银行以备不时之需的钱。在我能做更多之前，我已决定将那笔钱的一半暂时交与您处置，不计利息，直到哪一天发生什么不测──但愿不会──逼得我必须用到它，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在L女士动人心弦的说话当中，葛吉夫先生注意地听着，脸上的表情慈爱又认真。然后他回答道：

　　“谢谢您，可敬的L女士。我特别欣赏您的坦白。如果我接受了这笔钱，它将对我目前的活动大有助益，而我这方面呢，也必须对您开诚布公。让我稍微透露未来的天机，我可以满怀感激地告诉您，我将在八年期满之时，把这笔钱还给您。届时，您的身体虽然非常健康，却极需要那构成今日──如同您刚刚说得那么正确的──整个人类生活一切动机的东西。”

　　葛吉夫先生静默了许久，像是没入沉重的思绪中。突然，他看起来很累了。他的眼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停驻了片刻。

　　*                 *                 *

　　此刻我正坐在纽约市第五大道和第五十六街的角落上，一家叫作“查尔兹”的餐馆中，校订学生记下的这份手稿──正如我过去六年的写作生活中的习惯──也就是待在各式各样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餐馆、俱乐部或舞厅里面写作。正因为这一类地方通常的德性和我的本性背道而驰，而且不值得人待在其中，我坐在那里面写作，却显然有助于我文思泉涌，健笔如飞。有一项事实，我倒觉得说说无妨，你们要认为那是纯粹的巧合，或认为那是超自然神力的安排，就悉听尊便了：并非出于我有意的安排，但或许只因为在写作上，我总是遵照一个精确的次序，结果恰恰在今天，距离上面那段文字所叙述的晚上整整七年后，在同一个城市中，我完成了它的校订。

　　为了要为这篇记叙文作结，我只会为我首度访美之旅的主题再加上一点：虽然那次行动，说冒险还太轻松了些──带着身无分文的大队人马，以及尚未准备好的舞蹈表演节目，又没有事先宣传，同一般人的作法，尤其是在美国──但是这个要使世人知道本机构工作成果的舞蹈示范团，却获得了远远超乎我意料的成功。

　　我可以很大胆地宣称，如果我不是在返回法国几天之后就遭遇了一场大车祸，以致不能如愿在六个月之后再度回到美国，那么我在这块大陆上，藉助于那些伴随我的人从旁协助，所已经完成的事业，应该能让我不仅付清了贷款，甚至还能确保“人类和谐发展机构”未来所有分只机构的生存──无论是那些已经在运作中的，还是我打算在接下来那一年成立的。

　　但，现在还值得去提它吗？

　　写到我生命中的这一段时期，我就不自觉地想起我们亲爱的大师拿瑟汀的一句话：

　　“那落地人头上的丽发啊！别为它含悲追忆！”

　　当我写着这最后几行字的时候，有个人走过来在我的桌边坐下。

　　所有认识我的人，无一例外，都知道我为每一个人设下的会面条件，那就是，在一旁等着，直到我歇笔，并主动开口说话。顺带一提，虽然他们总是尊重这项条件，但我还是常常感觉他们在小心翼翼屡行这项规定时，有些人会咬牙切齿，好像恨不得用一汤匙最近流行的药将我淹死。

　　等我写完了，便抬头看看那位来客；从他开头的几句话，我心中就展开了一串省思和推论，终于形成一个断然的决定。如果我在作结的当儿，不把这个断然的决定，以及导致这决定的省思写出来，那就违反了贯穿这本书的基本原则了。

　　要了解我此刻的情况，你们必须知道，那位走过来坐在我桌边，然后领了我所给的必要指示走开的人，正是我在古董批发事业上的秘密合伙人。我说“秘密”，因为没有别人，甚至连我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知道我这些生意上的交往关系。

　　我与他是在六年前展开交往，也就是我遭遇车祸之后几个月。当时我的体力还很虚弱，但当我那惯于思考的机能一恢复，我便体认到当时我的物质情况是怎样的一穷二白，一部份是因为美国之行的庞大开销，一部份是因为我母亲和我妻子的重病花费不少。当长久卧床愈来愈成为一项不可忍受的精神折磨，我便开始乘车出去旅行，试着摄入不同的印象来减轻痛苦，也顺便打探一下商业动态，看看有没有适合我当时状况的生意可做。我在几位经常跟在身边的人陪伴下，开始到处走动，主要是去巴黎一些俄国难民聚居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在巴黎一家著名的咖啡屋中，一个人向我走来。我一时认不出他是谁，经过一番交谈，我才记起来曾在高加索、大高加索地区及大　海地区的许多城镇见过他。他行脚于那些国家的城镇之间，从事各类古董买卖；因为我在亚洲各地几乎都被认为是古董行家，并且善于作地毯、中国陶瓷和景泰蓝的买卖，所以他会在那些地区见到我。

　　交谈中，他告诉我许多事情，其中一桩就是：他从俄国的大灾难中抢救出某些资金，仗着自己的英文能力，在欧洲重拾以前的行业。

　　在告诉我他的事业时，他抱怨说，主要的困难是欧洲的市场上，赝品充斥。突然，他问我：

　　“说真的，我亲爱的老乡，来跟我合伙怎么样？您只管古董的鉴定和估价就好，如何？”

　　交谈的结果是：我们签了合作契约，往后四年中我参与了他的生意。在购买任何古董之前，他会把它们拿来让我鉴定。如果古董的所在地点，恰好在我以作家身份为了诸多原因而必须从事的旅途之中，那我就会亲自前往检视，并把我的意见以双方事先同意的方式传达给他。

　　我们就这样合作了一段时间。他整年都在欧洲各处旅行，挖掘并买进各种珍稀物件，然后带到美国来，售予古董商人，主要是在纽约。至于我，我只是以鉴定估价的方式作为他的合伙人。

　　然而去年，当我的财务危机达到顶点时，这门生意却持续兴旺，因为我们在欧洲找到许多销售管道，而且在欧洲，这一类物品到处充斥，我便想到藉着这一行重整我的财务。因此就决议：我的合伙人应该尽可能扩大他的营运规模。

　　最近几年来，我已习惯于在累人的旅行前后稍作休息，但怀着前面所说的目标，我不再为旅行作片刻休息，而将一切能用的时间用来安排向各种不同的人借钱──他们都信任我，也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和我有所接触。这样募集了好几百万法郎的钱，我把它全数投资于这个古董事业。

　　受了业务蓬勃发展，以及利润丰厚可期的鼓舞，我的合伙人到处收购商品，不遗余力。正如原先约定的，他今年带着他所有的收藏品，早我六个星期来到美国。

　　然而，很不幸地，就在这时，发生一场经济大萧条，对这一行造成特别重大的打击。我们再也不能期望获得什么利润，甚至本钱都捞不回来。这就是他来跟我说的事。

　　我刚刚才说，去年我的财务危机达到顶点，现在，我要以甚么话语来形容我这始料未及的财务状况呢？

　　此刻，除了拿瑟汀大师的这句话，我想不起更适切的表达了：“呃！村里最老的处女和那个恶棍大师生出个秃头女儿，这还不算稀奇，可是如果臭虫身上长出象头和猴尾，那才真令人震惊呢！”

　　要了解为什么我的财务状况会经历这样的危机，并不需要大学学历。

　　去年当我刚想要在美国大举发展我的古董事业时，我估计过，并完全相信这项计划所产生的利润，不丁能付清我累累的债务，也能让我不依赖任何人，就自费出版我的第一系列着作──我预估届时将已写完；然后，我就能把所有的时间投入第二系列书籍的写作。但很不幸地，这个始料未及的美国经济危机让我陷了下去──就如同拿瑟汀大师会要说的：陷入一只“很深的套鞋”中。如今，我几乎看不见一丝光线从外面透进来。

　　为了准备这三个系列书籍的写作材料，这六年来，我随时、随地、在一切条件下、在所有状况中，都“记得我自己”，记得我给自己设定的重责大任──我曾希望，现在也仍希望藉着他们的完成，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为了不让自己跟任何事物认同，我在体验各种感觉的同时，必须把自己撑到内在活动极度紧张的程度，不让那张力减弱下来。我还必须以无情的态度对待自己，让自己在那段期间为了完成思想主题所必需的理智、情感的自动联想不会随意流转。最后，我还必须强迫自己：不要轻忽或略过任何可能与那构成我写作整体的任何观念有关、或逻辑上与它们相应或相违的东西。

　　我一心一意关切如何把我的思想以别人能懂的方式表示出来，甚至屡次在漫长的时段中，因为心神专注，而将我最基本的需要都给忘了。

　　但在这客观的不平中，最使我痛苦的却是：我为了将真正的知识传给当代以及未来的人们，而集中一切力量写作时，却时常必须将自己扯离这种专注的状态，以我在长时间紧张工作的空档中，好不容易贮存起来的最后一点能量为代价，去想出各种复杂的安排，来延后清偿这个或那个债务。

　　在这六年当中，我已倦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不是由于写作、修稿，并校订我的档案专用地窖中成堆的稿件，而是由于必须不时在脑子里盘算各种可能的组合，以应付那一直增加的债务。

　　几年前，当我因为物质上的问题，需要别人给予我相对于当时所需、极其微小的只持时──具体地说，这只持就是“钱”──如果得不到，我能够认命，因为我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我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意义。但是现在，既然这六年来我具体实现了我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它们也许已经获得大家认知，所以我不打算继续那样认命下去了，相反地，我以完全清明的良知，认为自己很有理由要求每一位前来接近我的人，不分种族、信仰、贫富或社会地位，都应保护我一如他们的心肝，让我的力气和时间能够保留给合乎我个人特质的活动。

　　好的，那么，前面提过的那个断然决定，亦即我的秘密合伙人离开“查尔兹餐厅”之后，我经过严肃思考并依据原则作成的决定，详如下述：

　　当我处在周遭这些不曾遭受最近这次大战殃及，而且我还将因为他们而遭受可观的损失──当然并非因为他们故意如此──的人群当中，我决定再度单独一人，不由他人带动，当然也不诉诸任何来日引发良心懊悔的手段，善加利用我拜童年正确教育之赐而形成的能力，去赚取一笔钱，以清偿我所有的债务，并且能让我回到欧洲之后，生活两、三个月不虞匮乏。

　　这么做的时候，我将再度体验到我们的天父为人类准备的最高满足──一位古埃及祭司，亦即摩西的第一位老师，将它形诸语言：“自我满足，起自一个人以他的机智，贯彻其清明良知所认知的恒定目标。”

　　今天是一月十日。根据旧式历法，再过三天，新的一年就要在半夜降临──那正是我来到人世，值得我纪念的时刻。

　　根据从小就建立的一项习惯，我总是从那个时辰开始，遵守一个事先拟就的计划，展开新的生活，不变的是，它总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原则，那就是：尽量在每件事情中记得自己，并以达成该年的目标为纲领，来引导我自己的行为表现，以及我对别人行为表现的反应。这一年，我给自己的任务是：集中我个人的全部才干，以我自己的方法，在三月中旬，我计划启航离美之前，赚到足够清偿所有债务的钱。

　　然后，当我回到法国，我将再度提笔写作，不用再为我已经形成某种固定规模的生活型态，挂虑所需的物质条件。但是，如果因为什么原因，我未能完成这项自订的任务，那么，我就不得不承认这本书中所述说的观点都是虚妄不实，都是我自己夸张的想像。而且，为了忠于我的原则，我将必须夹着尾巴在地上爬，像拿瑟汀大师所说：“爬进最深的、汗湿的旧套鞋中。”

　　而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我将断然决定这么做：

　　仅仅出版我刚刚做完最后校正的手稿，也就是我的第一本书，以及第二本书的两个篇章，然后永不再写。回到家后，就在我窗前的草坪上点起一把熊熊大火，把我其余的作品都扔进去烧掉。

　　从那以后，我就要开始过一种新生活：利用我拥有的才干，仅仅满足我的一己之私。

　　我这莽撞的头脑已经为这一种生活拟出一个活动计划了。

　　我在心中描摩出一个拥有许多分只的新“机构”，但这可不是为了“人类和谐发展”，而是指导人们去发掘那尚未被发现的满足自己的各种方法。毫无疑问地，那样一种事业将有如抹上油的轮子一般，跑得飞快。

　　──完──

　　G.I.Gurdjieff

　　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

　　G氏格言：

　　Only conscious suffering is of value.    ——只有有意识的痛苦才是有价值的。

　　Conscious love evokes the same in response.——有意识的爱引发相同的回应；

　　Emotional love evokes the opposite.——诉诸情感的爱带来相反的结果；

　　Physical love depends on type and polarity.——肉体的爱则依靠类型与磁性吸力而定。

　　Faith of consciousness is freedom.——有意识的信仰是自由的；

　　Faith of feeling is slavery.诉诸情感的信仰是奴役的；

　　Faith of body is stupidity.——机械的的信仰是愚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