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瓶同谋

　　廖世德 译

　　方智出版社

　　宝瓶同谋

　　目 录

　　目 录

　　译序

　　胡因梦 序

　　约翰·奈思比 序

　　引论

　　第一章 一个同谋

　　范型的转变

　　个人范型的转换：看见了隐藏的图画

　　信任、恐惧、转变

　　交流与联结

　　从绝望到希望

　　正在出头的文化

　　第二章 转变与同谋的征兆

　　将秩序吸引向生命轨道，做整体的转变

　　主宰命运的演化

　　人类的“集体潜意识”

　　心灵“统一”状态

　　“地球村”美丽新世界

　　将革命的方向转往“内心”

　　“草根革命”的内涵

　　第三章 转变：脑变与心变

　　转变：定义

　　我们依何种方式转变

　　压力与转变

　　逃避

　　关注之道

　　知与辨

　　寻找中心

　　第四章 跨越：人的转变

　　转变的各阶段

　　发现了什么

　　转变以后的生命

　　第五章 美国人的转变矩阵

　　最初的梦

　　超验论者——梦想的延伸

　　转变——美国梦

　　第二次美国革命

　　交流——我们的神经系统

　　加州——转变的实验室

　　加州与宝瓶同谋

　　绝望与复苏

　　第六章 解放知识：科学边疆的新消息

　　看新的世界

　　脑与意识研究

　　整体观与系统论

　　进化：新范型

　　转变的科学

　　脑，这个“耗散结构”

　　物理学与超心理学里的未知事物

　　从量到质：遗漏掉的联系

　　全像的世界

　　第七章 正力

　　转变与政治危机

　　欧塔其——统御的我

　　恐惧与否定的政治

　　政治范型的转换

　　领导与转变

　　社会转变的实验

　　权力与政治上新出现的范型

　　人脉——转变的工具

　　其他力量的新来源

　　妇女的力量

　　激进中心的力量

　　自决

　　政府里的同谋

　　第八章 治疗自己

　　“我对你”医学

　　保健危机

　　即将出现的健康范型

　　健康矩阵

　　专注：改变疾病矩阵

　　身体的心

　　身体是形态，也是过程

　　健康与转变

　　医学的宝瓶同谋

　　一种行业的转变

　　生、死、痊愈之道

　　治疗效应

　　第九章 飞与看：新学习法

　　土壤的疾病

　　为新的世界学习

　　学习：即将出现的范型

　　学习即是转变

　　全脑的知

　　创意的需要

　　联结的需要

　　超越文化的需要

　　高度期望的需要

　　老师的转变

　　新的课程

　　学校之外

　　新范型的儿童

　　第十章 职业与价值观的转变

　　危机与否定

　　即将出现的范型：不是经济学，而是价值观

　　美国的空灵化：新价值观

　　融能的价值：新的财富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的价值

　　商业的转变

　　职业的价值观

　　工作的转变

　　新的工作关系

　　个人发展的价值观

　　新企业家

　　科技的重估

　　维护的价值观

　　想象力是财富的源头

　　第十一章 精神的历险：与源头衔接

　　追寻意义

　　从宗教到精神

　　直接的知

　　精神的历险

　　流动与整体

　　内在的上帝：最老的异端

　　想象：光与光的到来

　　第十二章 人的连接：改变关系

　　超越文化的角色

　　旧式关系的危机

　　转变的关系

　　浪漫的转变

　　转变的家庭

　　地球家庭

　　第十三章 全球同谋

　　新的心，新的世界

　　从强权到和平

　　不再饥饿——范型的变换

　　重新选择

　　跋

　　有效计划指南

　　注释宝瓶同谋

　　译 序

　　译 序

　　当今的台湾在政治、文化、环保、经济、社会各方面根本是破败已极。要说我们生逢乱世，实不为过。然后，想到要在这样一个社会译介《宝瓶同谋》，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竟有一种微妙的心情，柔柔酸酸地粘在心头，说不上来。

　　细心咀嚼之下，方知原来是自己觉得像是唐吉诃德。面对这个社会的病入膏盲，任何提出希望之议，我都觉得像是“梦幻骑士”。然而，任何事物的意义都要看它的对位（譬如敌人）而定。所有一切希望之议其实是社会腐败的产物，但亦因此显示人心清新之面。要言之，理想主义在无可如何当中算是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样说来，翻译这本大书或许还是有价值的吧!

　　实在讲，凡是多年来内心的真实与自然还没有给这个时代湮没的人，必然有他精神上呼喊向往的远景。这一点现在说出来，才觉得仿佛说出了每个人内心的秘密。其实，我们隐藏良久；我们觉得别人不会有。但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看到人都堕落，那是人的疏离使人堕落。我想，这个时代必定使很多人内心发展了他的精神乌托邦。而，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精神乌托邦在翻译这本书时得到了极大的共鸣。

　　《宝瓶同谋》使我内心长久以来私自向往的精神乌托邦轮廓清晰起来，内部结构成立，并获知许多方法。我有这一切得益，有这些了解，以至于我不愿在此称之为“精神乌托邦”，而觉得称之为“精神远景”比较恰当。这原因在于它的实际性。

　　任何人内心对真知与美的向往与认识能力皆不得低估。因之我不能在此告诉你怎么读这本书。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解说者。因为，长久以来，你未丧的真实与自然，透过直觉，已经很清楚这个社会在哪些方面怎样的不符合我们内心的需要。这个，就是你读本书的最佳导师。看看这书中的句子……渗入一切生命，深深的悲伤，深深的喜悦，知觉到因因果果反复相生而不安……

　　如果有人觉得开始的一两章不怎么有趣味，可以先看第三章“转变：脑变与心变”，以及第六章“解放知识：科学边疆的新消息”。这两章叙述的事物有一种新奇的趣味，又有一种有希望的美好感觉。这样读来，或许能够看完本书的大部分。若能看完全书最好——虽然我常爱开玩笑说全台湾看完全书的，大概就是译者一人。

　　我们在这个破病的社会浸染已久，再加上生命的本质，于是“荣耀与梦凋谢了。童年之后，牢房关了。世俗从此仿若冰霜，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华兹华思《不朽迹象颂》）我们是否能够拨去尘垢，重燃热情，融化压在我们身上的冰霜?曾经告诉以前的情人：“我永远爱你。但如今这一份爱已经归我独有，炼至最后的晶冷与纯粹，植入我内心深处，成为我内心的一颗宝石。”这一颗宝石，我祈望每个人都得到。《宝瓶同谋》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希望，也提供了一些实际的方法，一些“证据”。

　　但是，如果你看了这本书，却没有什么体会，那是你的硗薄与无力，也是你的精神进化尚属落后的表征。你会这么软弱无力，其实就表示整体社会软弱无力。两者互为表里，互为主客体。只是，完全的客体是随波逐流，是与草木同朽。我们固然不能不是客体，但主体性强一点，如何?

　　廖世德 谨识

　　胡因梦 序

　　胡因梦 序

　　玛丽琳·弗格森被誉为意识研究领域的大祭司。她在1980年出版的《宝瓶同谋》是当时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德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等各国语言。现在由方智发行的这个版本是在1987年出版的，其中添加了约翰·奈思比的序言和作者本人新写的跋。

　　在1990年的某篇杂志访问稿中，记者曾经问玛丽琳为什么要替此书取名为《宝瓶同谋》?她表示采用“宝瓶同谋”是要形容她所亲眼目睹的现象——从1976年开始，她观察到很多人的价值观都在产生剧变。这个现象是积极面、正面的。她发现许多人共同在谋划一个更人道的社会，建立一个更和谐的世界。

　　采用“宝瓶”二字，是因为人类正从双鱼进入宝瓶时代。这个占星学上的观念，影响了不少人，她相信人类的心智在宝瓶时代将得到真正的解放。

　　从1980年到1990年，宝瓶同谋的精神征兆愈趋明显。人们对于有关心灵的事物愈来愈感兴趣，相对地便减低了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活素质的提升、关系的改善、慈悲与创造力等等，取代了追求成就和社会地位。

　　人心开始朝多元化开放，对于别国的文化、原住民的文化也开始有学习的热情，尤其重要的是个人内心的成长和灵性的擢升。

　　人们开始能活在当下，真的去参与生活，而不只做过客就满足了。此外人们也逐渐觉醒到对生态环境的短视所造成的后果。

　　我在《古老的未来》一书中曾经介绍过《宝瓶同谋》。本来此书是由我翻译的，后来因为阿德很想翻一本比较具有挑战性和代表性的书，于是我就把这份工作交给了他，没想到竟然让阿德在翻译此书时尝到“痛不欲生”的滋味。他在精神和体力最弱的时期，还要耗尽心力去寻找此书中所提到的众多组织、人名、地名、书名及各种专有名词。玛丽琳·弗格森所用的复杂文法结构与过于精密的思考方式，更是在在难为了阿德。

　　如同我在《左右不搭》一文中所述，这绝对是一本重量级的好书。凡是想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去了解意识变革的人，此书绝对是不可不读的“新时代手册”。

　　玛丽琳·弗格森的研究精神是正在觉醒的台湾最需要的，这份精神能帮助我们打破普遍存在的迷信、权威崇拜、教条主义、传统的包袱和各种扭曲的观念。作为一名新时代人，我们必须经历这场理性的洗礼，才能带来“清醒”的慈悲和人道精神。

　　约翰·奈思比 序

　　约翰·奈思比 序

　　1981年那一年中，有几个月之久，许多不同背景的人一直跟我谈起一本令人惊异的新书，那就是《宝瓶同谋》（这个书名的矛盾也叫我惊讶）。这本书在“新时代”的支持者当中显然已经带起一片风潮。不过，真正促使我去读这本书的，其实是一些企业家。

　　很少有别的书像这本书一样，将我们私底下想的事情这么清楚地形诸文字，表达出来。这使我想到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一篇散文《信赖自己》(Self Reliance）。爱默生在这篇散文里说，真正的天才能说出你心里的话，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些话。这样说来，《宝瓶同谋》的“才华”也就在这一点。

　　读过这本书以后，我透过玛丽琳洛杉矶的办公室与她联系。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有一次在佛罗里达的会议中介绍她，我说，同样是讨论变革，我的《大趋势》（Megatrends）属于软性文件（soft-core document），《宝瓶同谋》则是真材实料的作品(hard-core stuff)。

　　《大趋势》讲的是社会的变革，《宝瓶同谋》讲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的变革。

　　每当时代巨变的时候，人们就会寻找某种结构。这样的追寻便是当今宗教复兴的部分原因。过去的二十年来，由于电子媒体之助，新创的教会数以百计。其中有很多都是组织庞大的基本教义派。一百五十年前新兴宗教团体也曾经增殖过。那一次我们正从农业转向工业基础。那是我们上一次的根本变革。

　　然而，很快的，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外在的结构不再心动。他们的“内心受到了指引”，宁可去挖掘自己的精神泉源。于是我们除了宗教的复兴之外，同时还体验到一种个人精神的复兴。这种新精神的个人主义由于资讯社会的个体性而壮大，亦是由我所谓的我们对当今社会一切高科技的“反应”而壮大。

　　《宝瓶同谋》就是在对这种精神讲话。这本书超越了它的时代。但是如今这种精神现象已经蓄积了动量，本书的先知灼见比起1980年刚出版时越发的真确了。

　　有的人批评玛丽琳·弗格森太过乐观。对于这一点，我求教的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加缪说，哲学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所以，如果你不想走上这条路，乐观便是生活的必要条件。悲观无助于任何事情。《宝瓶同谋》的乐观在于肯定生命的可能性。

　　你们就要开始读《宝瓶同谋》，我羡慕你们。这是我们的时代最不凡的一本书。

　　引 论

　　引 论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脑和意识的书。我对其中所谈的科学发现感受很深。这些科学的发现显示人类的能力远远超乎我们平常（the norm）的观念之外。那个时候，这种研究的社会意义，科学界尚未检证，一般人亦毫无所知。因为这种研究非常专业，透过冷门的期刊，行诸文字非常专门，每两三年出版一次，主要是在专业图书馆里流通。

　　一方面，科学以它素来的客观态度，却对人性，对实在界的本质，产生了惊人的资料。另一方面我又同时看到数以千百计的人有了自己主观的惊奇。利用种种方法对意识经验做有系统的探索以后，他们发现了学习速度加快、知觉扩展、治病与解决问题的内在想象力增加、恢复已经湮没的记忆等心灵现象。因这种探索而得到的体认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与种种关系。现在他们寻找的是使他们的经验产生意义的资讯。只要是这样的资讯，他们都乐于接受。

　　我的《脑革命——心灵研究的前线》（The Brain Revolution：The Frontiers of Mind Research)这本书是第一本志在整合这一切研究的书。也许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本，所以我就变成了研究者的“票据交换所”。凡是在自己的发现中看到某种意义的，想做比较研究的，媒体里面对于大家突然对意识产生兴趣想了解其背景的，都会跑来找我。为了因应这种联系与交流的需要，我在1975年开始出版一份双月刊，名为《脑心公报》（Brain-Mind Bulletin）。这一份通讯包含了学习、健康、心理分析、心理学、意识状态、梦、坐禅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新观念等等。

　　这份通讯后来变成了我原先过于低估的能量的避雷针。通讯一出，信件、电话便蜂拥而至。这种反应证实，不论在急进科学或急进经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新的领域。我在国内四处旅行演讲或主持会议时，往往就会发现这些先锋。新的展望开始影响生活。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实践主义（social activism）与70年代初期的“意识革命”似乎已经开始走向一种融合：这就是由个人的转变以迄于社会的转变——由内到外的转变。

　　1976年1月，我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无以名之的运动》（The Movement That Has No Name）。我在这篇社论里说：

　　一件重大的事情已经上路。这件事正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前进，可是却没有名称，难以描述。

　　《脑心公报》报告的虽然只是各种新的组织——着重追求健康、人文教育、政治管理等新途径的团体，但是这种运动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特质”，令我们惊奇。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充满了诡谲。又实际又超越。重视启蒙、权力、依赖，也重视神秘、谦卑、个人主义。既是政治而又非政治。推动这种精神的人，是纯粹的当权派，可是却又和摇旗呐喊的急进派结盟。

　　现代历史里面，医学、教育、社会科学、纯科学(hard science）（译注：在西方，纯科学是与人文科学有所区别的科学，指的是物理、化学等一类学科），乃至于政府，都感染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特性是，凡是运作流畅的组织，都不再制造阶层结构，也反对教条。对于变革，我们只能助一臂之力，不能抑制——此乃这种精神运作的原则。这种精神没有宣言。它似乎在对一种很古老的事物讲话。也许，由于兼具魔力与科学、艺术与技术，这种精神将在国王的人马失败之处成功。

　　或许，我说，这种难以言说的力量是一个观念，如今时机成熟了。这股力量已经壮大到可以命名了。然而这种人心所趋又有谁能够形容呢?

　　读者的反应以及其他刊物要求转载这篇社论，证明很多人都看到、感觉到了这股力量。

　　几个月之后，有一次我为一本讨论新近出现的各种社会生活的书策划大纲时，又想起这种运动那无一定典型的领导、信奉者的坚毅、可能不成功等特殊的形式。想到这里，我突然领悟到，像他们这样共用策略、互相呼应、彼此以微妙的记号辨认对方，其实不只是互相合作而已。他们在互相“串通”。这个运动是一个同谋（conspiracy)!

　　一开始的时候我实在不喜欢用这个字眼。一方面对这件事我不想煽情，另一方面这个字眼也有负面的联想。后来我读到一本精神修炼的书，书里面说到希腊小说家卡山札基（Nikos Kazantzakis）曾说他想“像同谋者一般”，向他的同志打招呼，这样他们才会为地球团结起来。第二天《洛杉矶时报刊》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温哥华对联合国居留地会议（United Nations Habitat Conference）的一篇演讲。其中杜鲁道引用的一段话说法国科学家兼教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曾经呼吁一种“爱的同谋”。

　　Conspire（同谋、共谋），就其原本的意义而言，意指“在一起呼吸”。这是一种紧密的结合。所以，为了彰显这种结合亲善的本质，我就用了aquarian（宝瓶的）这个字来形容它。我虽然并不熟知星相学，可是却颇注意我们的通俗文化里由于一个普遍的梦想所产生的象征力量。这个梦想就是，经过了黑暗、暴戾的双鱼座时代，我们即将进入另一个爱与光明的时代。以“宝瓶时代”（The Age of Aquarius）这一首流行歌的话来说，这个光明与爱的时代就是“心灵真正解放”的时代。

　　这件事不论是不是真的写在行星之上，我们都已经面临一个不同的时代。“宝瓶”这个古代黄道带上的水瓶象征的是盈满，是亘古饥渴的解除，所以是一个很贴切的象征。

　　这以后的三年便是反复研究、思考、修正本书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之内，这个书名也逐渐流传开来。它激起的反应总是一种惊愕兼惊喜。这些同谋者认出了对方，他们知道彼此已经串通好要去改变社会制度、改变解决问题的模式和权力的分配等等。他们有的人在自己的信中签上“同谋者”这个名字。有的写信给我时会说“烦转宝瓶同谋”。这个标记似乎很适合用来促进这个运动的团结与“阴谋”。

　　随着人脉的日见伸展，这个同谋一天比一天真切起来。全国各地及海外各种团体并起。不论是对外的宣告或者对内的流通，这些团体都表达了一种信念，那就是：“我们正在一个大转变中……”“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觉醒的时期……”同谋者将我与其他同谋者联系起来。这些同谋者有政治家、公产或私产管理人、名人、想要变化其职业的专业人士、已经完成社会变革这项奇迹的“平常人”。这些人又使我再跟其他人以及他们的网路联系起来。

　　各种帮助的方式都不一样——协助研究、领导、个人流通文章或书籍、专门技术或知识、批评原稿、鼓励、协助发掘人类的憧憬及各个阶段转变的丰富历史。这些帮忙的人要的不是得到他人的承认。他们要的是希望别人感受到他们感受到的，希望别人也能瞥见我们的集体潜能。

　　1977年年末，为了检证我对这个同谋的评估及其信奉者的观点，我向各地区努力于社会转变的人士发出两百一十封问卷。两百一十封里面回收一百八十五封。这些人代表各行各业，其中有几个很有名，有很多个少有人知道，但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不过总合起来，要求匿名的只有三个。这是真真正正的“阳谋”。

　　参加这项问卷调查的人虽然有很多因为曾经公开发表意见，所以名字会出现在本书内文中，可是他们并不会因为回答问卷而给认出来。这项同谋本来不应该特别与这个人或那个人有关。许多人都默默地在为变革而努力。但是，一旦给认出来了，他们会觉得，在有人注意之下他们不好做事。更要紧的是，人为的分别会造成谁是同谋，谁不是同谋的疑忌。名称会使人的注意力放错位置。然而事实上不论谁都可以是同谋者。

　　我说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敢用“同谋”这两个字。同样的，我刚开始写本书初稿的时候，也一直在躲避transformation（转变）这个字。这个字含有极大的，或许是不可能转变的意思。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了解，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只是整修，而是改造；再说“转变”这个观念也已经用得很普遍了。现在大家说到改变这个制度或那个过程时，都蛮自在的。讲到自己的转变，也不再那么敏感不安。这种转变是一种过程，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的一般趋势。

　　这个运动向来都是匿名的，不动声色的运作也很顺利。所以，现在要大家注意这个运动确实有一点冒险。因为，关于这个运动，永远都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庸俗化、被人利用。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经发生了。另一种危险是，转变的外观会使人误以为这是一条难走的路。

　　但是，这个同谋在人类历史上的根源既深且远。这个同谋属于我们所有人。对于属于这个同谋，但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感到此一可能性的人；对于已经绝望，可是愿意考虑希望之证据的人，本书划出了其中的种种向度。

　　为这个共谋命名、标位，就像在星图上画一颗新发现的行星一样，只不过是让原来就在那里的光可以看见而已。我们原来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往哪里看。

　　玛丽琳·弗格森

　　第一章 一个同谋

　　第一章 一个同谋

　　否定到了最后，来了一个世界前途所系的肯定。

　　世间的未来，就靠这一个肯定!

　　——Wallace Stevens

　　一个没有人领导，可是却很强大的人脉，正逐渐在美国造成一种激烈的变革。他们已经推翻了西方思想的某些主要元素，甚至还可能转变历史的沿革。

　　这一个人脉就是宝瓶同谋。宝瓶同谋没有政治的主义。没有宣言。其中的同谋者追求的只是散播这个同谋的力量。他们的策略是实用的，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的。不过他们展望的远景听起来却很神秘。如果要他们谈，他们会觉得犹豫。他们的实践者会质问各种问题，从内心向现存制度挑战。

　　这个良性的同谋比改革广，比革命深。这一个人类应兴应革的同谋，已经推动了历史上最迅速的文化重整。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无可回头的转变正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却不是一种宗教、哲学或政治制度。那是一种新的心灵——一种跃升，跃升到令人惊奇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见诸人类最早期的文字思想中，它突破科学及种种见识，聚合在此种新心灵的架构之上。

　　宝瓶同谋者遍及各等收入及教育阶层，从最卑微的人到最高阶层的人都有。他们有老师、办公人员、著名的科学家、政府官员、立法者、艺术家、有钱人、计程车司机，以及医学、教育、法律、心理学界的名人。他们有的公开倡导，名字是大家熟悉的。有的则不动声色，因为这些观念常常受到误解，所以如果能够避免别人认为他们带有这些观念，他们的活动会比较有效。

　　这些同谋者声势浩大。不论是公司、大学、医院、学校、工厂、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市议会、白宫、州议会、公益团体等等，都有他们的人。事实上这个国家所有决策的竞技场上都有他们的人。

　　不论他们的情况如何，不论他们涉世多深，这些同谋者因为内在的发现与“地震”而结成了亲族。你因此得以突破以往的限制、惰性、恐惧，而迈向圆满、多种可能的选择、自由、人与人的亲近。这一切，以往你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你会更有创造力，更有信心，面对问题也会比较自在。你在经历问题时不再感到压力，而是一种挑战，一种更新的机会。习惯上的防卫心理和烦恼一扫而光。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他们大部分并非一开始就说要改变社会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显然算不上有什么同谋。可是他们后来却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革命。他们一旦渴切地开始个人的转变，便开始重新思考一切事物。他们重新检视以往认定的看法，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各种关系、健康、政治权力、“专家”、目标、价值观等。

　　他们在每一个小镇，每一个机构里面结成小团体。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全国性非组织”(national non-organization)。有的同谋者很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运动的范围广及全国乃至于国际。他们积极地想到这个运动另有他人。于是他们变成了“天线”和“发报机”，又听又发。他们用“广播网”，用发行小册子来“扩大”这个同谋的活动。他们用书本、演讲、校刊，乃至于国会的听证会、全国性的传播媒体来传达这种生活上新的可能性。

　　他们做这样的工作。另外有些人则将活动专注在自己的专职上，在现成的组织与制度之内形成团体，使他们的同事能接触新观念。他们也经常拜访比较大的人脉，寻求支援、回馈、资料辅助。

　　另外，总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不曾想到自己是一个密谋的同谋者，可是确实感觉到自己的经验与努力属于一种比较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一种社会的转变。你只要知道从哪里看，这种社会转变就越来越清晰可见。照通常情形，他们并不知道全国性的人脉，不知道这些人在高阶层的影响力。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邻里、朋友之间可能只碰到一两个“亲族”。但是，不论是两三个、五六个、八九个，他们在这种小团体里依然有他们的冲击力。

　　你若是在传统的形式——政党、意识形态团体、俱乐部、兄弟会等等——里寻找亲近的关系，你将徒然无功。在这种形式里，你只会找到小群小党，松散的人脉。但是现在的这个同谋里却有千门万户。只要有共同的经验，大家迟早都会互相联系，最后又与比较大的人脉联系。他们的数目每一天都在增加。

　　这个运动可能看起来大胆而浪漫，可是却是一连串历史事件发展的结果。这一连串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在别处发生的。这个运动表达了深刻的自然原理。这些原理也只有在现在才能由科学描述与证明。就这个运动估计为可能的事物来看，它是非常理性的。

　　依立亚·普里果金(Ilya Prigogine)说：“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令人激奋的一刻，一个转折点。”普里果金因为某个描述转变的理论而获得1977年的诺贝尔奖。这个理论主张，压力和“混乱”会将我们推向一个更高的秩序。它说的不只是物理学，也包括社会。

　　他说，科学证明“深层的文化观”确有其事。诗人、哲学家通常暗指的开放与创造的宇宙是对的。转变，改革，进化，这些都是我们对于危机的自然反应。

　　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当代的危机其实是一个已经开始的革命必要的动力。我们一旦了解自然转变的力量，就会知道原来它是我们强大的盟友，不是恐惧或压制的对象。我们的病态就是我们的机会。

　　科学家兼哲学家德日进说，每一个时代，人类都说自己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因为人是在一个上升的螺旋里前进，所以在某种程度之内，这一点没有错。可是，总有一些时刻这种转变的感受特别深，因此也特别正当。”

　　人不分男女共有一个密谋，他们的新展望推动了一种重大的变革风气——本书叙述的主要就是这种现象。但是其实德日进早就预言了这种现象。

　　从有历史以来，一切改造社会的行动都是从外在形式与组织开始。这里面的假设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结构，可以经由赏、罚、权力的运作等制度而导向和谐。但是，如此周而复始，意图以政治实验建立公正社会却因为人性的矛盾而一再失败……现在怎么办?

　　宝瓶同谋代表的就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必须向未知的领域迈进：我们在已知的领域已经完全失败。

　　宝瓶同谋采取的是一种宽广的历史观，一种深刻的自然手段。宝瓶同谋是另一种革命，有另一种革命党。这个革命党想做的是转变很多人的意识。等到这些人达到一定的数量，就会造成社会的更新。

　　“我们不能坐着等世界转，”哲学家布鲁托（Beatrice Bruteau）说，“等变革发生时才跟着变，等革命来带我们到新方向。我们自己就是未来。我们就是革命。”

　　范型的转变

　　新展望诞生新时代。人类曾历经多次“理解”革命——一种大跃进，顿然由原有的限度解放。我们发现了火和轮子，语言和文字。我们发现地球其实只是“看起来”是平的，太阳只是“看起来”是环绕地球，物质只是“看起来”是硬的。我们还学会了通信、飞行、探索。

　　这种种发现，每一个都可以称之为“范型的转移”(paradigm shift)。这是科学史家兼哲学家孔恩（Thomas Kuhn)在一九六二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tic Revolutions）中提出的观念。孔恩的观念非常有用，因为，他的观念不但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新展望是如何出现的，而且也使我们了解这些新观点起初为什么总是遭到抗拒。

　　所谓“范型”(Pattern），是一种思想架构（由希腊文paradigma而来）。范型是了解与解释实在界某些层面的方案。不过，虽然孔恩说的是科学，可是这个词汇却受到各方面广泛的引用。所以现在大家都会说“教育的范型”、“城市规划的范型”、“医学范型的转变”等等。

　　范型的转变是对老问题有全新的思考方式。譬如说，思想家有两百年之久认为牛顿以抛物线、重力、力这几个观念构成的范型对于一切事物将有终极的解释。他的范型描述的是可预测的机械力，最后终结在“发条的宇宙”（clockwork universe）这个终极奥秘之下。

　　可是，当科学家向着艰涩的终极奥秘探索的时候，他们总是发现，有一些数据难以纳入牛顿的方案里面。任何范型都有这种情形。到最后，由于有很多观察所得很令人困惑，在原有的解释架构外一直累积起来，拉扯着这个架构。所以到了关键的一刻，通常就会产生一个“异端邪说”。但是，这个有力的，新的灼见却解释了一切矛盾。这个“异端邪说”引发了一个新的原理，一种新的展望。因为危机迫使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理论产生，所以危机是启示性的(instructive)，而非破坏性的（destructive）。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形成的新范型超越了牛顿物理学。狭义相对论解决了很多无法纳入旧物理学的问题。这样的情形叫人吃惊——旧力学定律并非全面成立。旧力学定律到了银河或电子的层次就不准了。有了狭义相对论以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了解就从一种“发条”的范型转变为“测不准”的范型，从绝对转变为相对。

　　新范型涉及新的原理。这个原理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先前没有人知道罢了。新范型将旧范型包括在内，使它成为部分真理——那就是，事情虽然可以这样进行，但其实也可以那样进行。新的范型由于视野比较宽广，所以可以转变传统的知识与新的硬绷绷的观察所得，将两者的矛盾调和。

　　新架构做的事比旧的多。它的预测比较准确。它也为新的探索打开门路。

　　由于新观念占有优势，眼界开阔，所以我们以为它的散播也会很快才对。可惜的是，这种事几乎不曾有过。问题在于你必须先放弃旧范型才能接受新范型。你不能三心二意，想要一点一点的改变。“范型的改变，”孔恩说，“和形态(gestalt)的改变一样，必须一次完成。”新的范型不是逐渐现形，而是突然间就看见了。

　　人类对于新范型的出现刚开始时差不多都待之以冷漠，甚至是讥笑、敌视。他们会说新范型是异端邪说。证之于历史上的事实，哥白尼、伽利略、巴斯德、梅思莫（Mesmer）的遭遇皆是如此。新范型提出的观念一开始总是很古怪，乃至于模糊不清。可是这是因为发现者所做的是一种直觉的跳跃，所以背后的理论根据一时尚未齐备之故。

　　由于新范型要求的是这样的一种变换，所以当道的科学家总是难以接受。孔恩说，因为这些人按照旧观点工作已经很有成果，所以习惯上会执着于旧观点。就算面对强大的证据，他们还是会虽然坚持错误但自己熟悉的观点。他们往往至死信仰依然毫不动摇。

　　但是新范型会逐渐超越。新的一代会承认它。等到接受这个新观念的思想家达到一定的数量，集体范型就转换了。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持有这个新观念，或者与之成长。等到过了一段时日，这个新观念也有了矛盾，然后又产生一种突破。这个过程就这样反复发生。科学的观念也就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扩展。

　　自然界真正的进一步理解很少是逐渐的。一切重大的进展皆是顿然的直觉，都是全新的原理、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完全认识这种跃进的过程。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总是淡化革命——不论是文化的或科学的革命皆然。照他们所说，这种进展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没什么好惊奇。

　　回想起来，因为解释的桥梁总是在这种直觉的跳跃发生之后许多年才架设起来，所以我们后来者从后面看才认为那是很合理的，甚至是不可免的。这些伟大的观念我们视之为当然。可是，事实上这些观念在当时简直疯狂。

　　孔恩指出一个现象，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革命与反抗发生的情形。这样，由于我们已经了解革命性灼见的动力，所以我们便开始懂得为自己酝酿一种健康的变革。这样我们就可以使集体心灵的转变比较缓和，不必因为危机而发高烧。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向自己问问题——向以往的看法挑战。以往的看法一直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熟悉的家具。这些看法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对它们差不多也已经盲目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以往的看法有什么地方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就必须先要这些看法让位——让位给更为根本的透视点。大部分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在原先问问题的层次上解答。这跟禅宗的公案一样。问题必须重组，放到比较大的脉络里面才可以。原先那些不可靠的看法都必须丢弃。

　　《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曾经刊出一幅漫画。漫画里面有一个国王说他可以把Humpty Dumpty（译注：已经毁坏，无法修复的东西）修好，只是他需要比较多的人马。我们现在也是和这个国王一样的无理性。我们想用原有的工具，以原有的思考脉络解决问题。我们看不到那个日渐升高的危机，就是我们在本质上走错方向的症状。

　　譬如说，我们总是问，医疗的成本一直在增加，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提供充分的健康保险。不过这个问题却是一开始就把健康与医院、医生、处方、医学技术画上等号。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人为什么会生病，健康的本质是什么。又譬如我们常常争论学校的教材怎么教最好，可是很少问教材适当不适当。我们尤其不问“学习”的本质是什么。

　　如今我们的危机告诉我们，我们的种种制度违背了自然。我们认为物质的消费就是美好的生活。我们把工作的人性成分剥除，使工作变成莫须有的竞争。我们对于自己教学与学习的能力感到不安。医药普遍地变成很昂贵，可是不但在慢性疾病和传染病治疗方面没有什么进步，而且越来越剥夺人性，侵犯人格。我们的政府很复杂，可是却毫无反应能力。支撑社会的系统每当遭遇压力就崩溃。

　　在这样的危机时代，我们得救的可能性既不在于运气、巧合，亦不在于一相情愿的想法。我们现在对于变革如何发生已经有更精细的了解，所以我们知道，把我们带向星战计划的那些情势，事实上就带有更新的种子。当前——个人与社会——的失衡已经预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所有的角色、关系、制度现在都开始重新检视、重组、设计。

　　历史上，这是人类第一次坐上变革的控制台——我们知道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现在活在变革的变革当中。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可以自觉性地将自己与自然妥善排梳，迅速地改造我们自己以及我们那些即将崩溃的体制。

　　宝瓶同谋这个范型认为人类的根在于自然。这个范型注重的是个体在平权社会中的自治。它认为我们是一切内在外在资源的管理人。它说，我们不是受害人，不是典当品，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限制。

　　我们是革命资产的继承人。我们有想象力，能够发明。这种经验我们目前不过略微见识而已。

　　人性既不善也不恶，可是却能够不断的转变与超越。人性只要发现自己就可以了。不论是生、死、学习、健康、家庭、工作、科学、灵性、艺术、社群、各种关系、政治，宝瓶同谋这种新的透视尊重这一切的生态。

　　宝瓶同谋者已经因为共同的发现，因为范型的转变而聚集在一起。他们发现，原来在这之前他们一直过着划地自限的生活，直是莫须有。

　　个人范型的转换：看见了隐藏的图画

　　就个人经验而言，范型的转换就好比在儿童图书里面发现隐藏的图画一样。你看到一张图画是一棵树和一个池塘。可是有人却要你看仔细一点——找一件没有理由在那里的东西。但是突然间你发现了几样东西：树枝变成了钓鱼竿，池塘的边缘藏着一支牙刷。

　　没有人可以用讲的就让你看见这些东西。那些东西之所以在那里，并不是因为你给游说了。你要么就是看见这些东西，要么就没看见。可是你一旦看见了，那么不管你什么时候看这张图画，你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些东西。这时你再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没看到。

　　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经历过一些小型的范型转换——譬如了解了几何或游戏的原理，或者拓展了宗教、政治信仰。每一次洞察都扩展了我们的脉络，带来了知解事物关系的新方法。

　　新范型的开展谦卑而辛苦。我们没什么错：因为，身为“部分”，我们仿佛一直只睁一只眼睛看东西。

　　19世纪真知灼见的社会科学家兼诗人爱德华·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说：

　　如果你一直抑制思想（一直坚持下去），你终会到达思想之后或之下的一个意识区……实现一个自我。比起我们向来习惯的自我，这个自我广大了许多。平常的生活，我们关切的是平常的意识。这个平常的意识先于一切，建立在局部的小我上面……这样说来，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小我也就能够脱离平常的我，平常的世界。

　　就平常的意义而言，这是死去。可是，就另一种意义而言，这却是觉醒，是发现原来一个人真正的，最密切的“大我”充塞于整个宇宙，遍及万事万物。

　　这种经验非常的伟大、灿烂，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旦面对这种经验，所有其他的问题与怀疑便顿然而解。确实，这种事情实例数以千计——一个人即使一辈子只有一次这样的经验，他的生命，他对世界的展望，便完全改变。

　　卡本特掌握了这种转变的本质：扩展、联结、恒久改变生命的力量。他说，只要我们宁静清明，不忙着计划、思考，这个“意识区”是向我们开放的。人类的历史里面，有这种经验的人所在多有。有偶然发生的，也有追求出来的。打坐、重病、荒野旅游、高峰经验、努力于创作、精神修炼、控制呼吸、“止念”（抑制杂念）、入定、运动、孤独、音乐、催眠、冥思、知识上辛苦的努力之后，都可能会发生这种内在深层的转变。

　　几百年以来，在世界各地，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在传授能够诱导这种经验的技巧。各地的兄弟会、宗教院会、小团体都在探索通达此种意识的方法。有时候，他们会在他们的密教里记下自己的证悟那种解脱性。可是这种记录实在太少。他们没有办法广为宣扬自己的发现。再说，这个地球的住民汲汲营营的乃是生存，而非超越。

　　可是这十年以来，这些看似简单的体系及其典籍，诸多文化的财富，突然间所有人都得以接近了。形式上则原典或现代不拘。便利商店和机场书报摊以平装本供应前人的智慧。大学补习教育及周末讲座、成人教育课程、商业中心等等都在提供技巧，帮助人与能量、整合、和谐的新源头连接起来。

　　这些体系的目标在于调准心灵与身体，扩展大脑的感觉，使我们知觉到那庞大的，从未开发过的潜能。这些体系如果有效运作，那就好比为我们的心灵添设了雷达、声纳、高解像力的镜头一样。

　　“意识”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可是那时候马丁（P.W.Martin）便预言这些技巧将广为社会采用。他说：“历史上，科学的探究精神将首次转向意识的另一面。这一次，所有的发现都将得到保存，变成人类的活资产，不再成为失落的秘密。这一点有很好的展望。”

　　人类的迅速转变总是由一个先锋开始。从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将会知道，历史上，许多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理想主义者早就表达过这种迅速“转变”的观念。

　　所有这些将我们的意识扩展并且拓深的体系使用的方法都很类似，个人因此而发现的事物亦非常接近。但是如今我们终于知道，这些主观经验事实上是有客观对应的。实验上的研究发现，这些方法能够整合大脑的活动，使大脑的活动比较有组织，不会思想散漫。事实上人类的大脑已经经历了重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技术提供我们通向创造、治疗、其他可能性的道路。洞识——极富想象力的创造事物的新关系——以前专属少数幸运者所有，现在则是只要坚持、实验、探索，每个人都可能得到。

　　我们的生活里面，洞识大部分皆属偶然。我们期待洞识仿佛原始人期待闪电来点火。但是，“在心灵上创造事物的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学习工具，是人类知识的本质。这是铸造事物的连接关系，超越现有事物、看见事物背后的形态、关系、脉络。

　　心灵的这一切精妙之学自然地产生了洞识的结果。这个过程揭示一种新的可能性时，有时候快得令人晕头转向，甚至恐惧。但是这种过程每一个都使我们更准确地预知与了解生命中什么事物有用。

　　所以，也难怪这种改换体验起来是觉醒、解放、统一——转变。由这种收获看来，短短几年之内有几百万人起而追求这种转变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这些人发现，他们不必茫然等待“外面”的世界改变。只要他们的心灵转变，他们的生活与环境就跟着转变。他们发现自己有了一个稳固的重心，可以撤退到里面去发明创造或者处理压力。那里有“朋友”。

　　他们很努力地向别人传达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没有无精妙的理论。要他们谈自己的经验，他们可能觉得愚蠢、虚矫。但他们想说的是一种沉睡多年以后清醒的感觉，一种身心个个分裂的部分重新会合的感觉，一种痊愈、归乡的感觉。

　　对很多人而言，难过的是，他们的朋友、亲戚总是保护与施舍的态度，一如平常我们看到老人家劝年轻人不要太天真，太理想主义一样。确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总是很难。

　　信任、恐惧、转变

　　人一旦在自己内在发现力量与健康的核心，觉得可以信任自己，通常也就比较能够信任别人。对于变革经常持嘲讽态度的人，通常对自己，对自己自我变革的能力也都持嘲讽的态度。转变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低于此即不可为。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讨论。

　　追求变革的时候，我们可能失去控制。我们可能担心自己陷在弗洛伊德与种种宗教所说的那种黑暗的潜意识力量里面。我们可能害怕走得太远，远离了父母、朋友，变得孤独。

　　我们无可厚非地担心自己期望太高。我们在这个可能性四周观望，深怕这不过是法师的把戏。我们去检查他的口袋，寻找魔术机关。我们越是世故，就越怀疑。因为，我们已经太熟悉种种欺诈——游戏、政治宣传、广告——骗别人，骗自己。

　　我们饱受种种允诺的戏弄，早就失望已极。那些允诺太美好了，不像是真的。事实上“转变”的黄金已经诱惑了整整一代的仿冒者。

　　种种新的可能性似乎太过丰富而多变。这个允诺似乎太过慷慨。我们的担忧是我们的安全界线。我们已经从时间上学会将自己与自己的限度画成等号。可是现在，我们一方面偷瞄着，想去相信绿洲的承诺，可是一方面却又极力维护沙漠的光荣。

　　“事情的真相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说，“我大部分时候都觉得不好，而且我也不想觉得好。除此之外，我还不懂有谁应该觉得不错。”他说，觉得不好事实上是很正常的。我们文化的种种偏差里，我们相信不快乐象征敏锐与智慧。

　　“我们大可在懊悔的事情上面一直懊悔，”西耳多·罗撒克（Theodore Roszak)说，“然后从中取得我们的‘身份’。对于许多人而言，那是坚如磐石，‘认真’到底的。到最后我们便认为自我种种实际上就是罪。不信任自我比警察还容易使我们脆弱而顺服。”

　　他说，担心这些新观念会动摇文化根本的人是对的。我们这些人之所以都一样，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都恐惧自己，我们都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当。

　　可是，如今这个转变的过程不论一开始看起来距离我们多么遥远，不久我们就会觉得无可反驳的正确。不论一开始是多么的疑惧，我们毫无疑问已经触及一样失落已久的东西——回家的路。我们一旦展开这一段旅程，就没有人能够叫我们折返。这种“忠实”在任何政治运动、教会都找不到。这是与生命结盟，二度追求意义的机会。

　　交流与联结

　　如果这种转变将成为有史以来我们第一件共有的资产，那我们自然就必须广为交流，使之成为共识，成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

　　早在19世纪初，图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人总是要等到文化行为与想法改变很久以后，才会说时代变了。观念总是经年累月光说不练，然后才悄悄隐退。图克威尔说，那些外壳又老又硬的想法从来就没有人共谋对付，所以那些想法如今还是很强大，不断顿挫着创新者。

　　一个范型失去价值之后，总是还有很多人对它保持虚伪的忠实。但是，只要我们勇敢地吐露我们的怀疑和叛离，暴露旧范型的缺陷、失败，结构上的摇摇欲坠，我们就能够将它拆除，不必等到最后才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

　　如今宝瓶同谋正将它广布四处的前哨对准旧范型那些危险的神话与玄虚，攻击那些过时的观念与实际。长久以来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归降给习俗与权威。但是如今宝瓶同谋者已经起来呼吁我们夺回这些力量；在一切制约之下，重新找回整合的核心——那是超越一切成规与章法的。

　　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在一九六四年就预言了“资讯内爆”（implosion of information）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如今对我们很有利。这个星球确实是一个地球村。没有人知道技术用来为个体服务时速度会有多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呼应会有多快。图克烕尔原先担心的群体一致如今将让位给个体的真实。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形。

　　我们现在确实找得到对方了。我们现在可以互相诉说我们放弃了什么想法，接受了什么想法。我们可以共谋对付那些旧的、死的观念。我们生活，不与之苟同。

　　全球传播已经包围了我们的地球，逃避绝不可能。这个星球如今当下的互相联系，与已经准备好沟通和合作的人脉共生。

　　现在，凡是心灵相同的人都可以像影印、打电话、设计贴纸、开车、画海报、组织联盟、参加会议等一样，很快地凝聚力量。至少也可以心口如一地与自己内心的转变亦步亦趋。

　　“这个世界的历史上，”一九七八年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思(Carl Rogers)说，“或许这是人第一次真正的开放，真正毫无恐惧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必担心别人的判断。历史上，现在的沟通在质上面已经与过去不一样——现在比较丰富，比较复杂。”

　　现在，宝瓶同谋者这样的人性触媒在教室、电视、印刷品、电影、艺术、歌曲、科学刊物、演讲讲义、政府公文上面，在休息喝咖啡时，在参加派对时，又在新的组织政策与立法上面，四处传播新的可能性。对于人云亦云的说法一直胆怯着不敢质疑的人现在开始有了勇气。

　　“转变”的观念事实上也出现在保健书刊、运动手册，以及减肥、企管、自我肯定、压力、各种关系、生活改进等书刊的伪装之下。现在这些刊物已经不同于以往讲“方法”的刊物。现在这些刊物注重的是态度，而不是行为。这些刊物设计的练习与实验都是用来直接体验一种新的展望。

　　只有内心感受深刻的东西才会使我们改变。我们那残缺的信仰系统是由恐惧与制约融合而成。单单理性的论辩无法穿透这个层次。宝瓶同谋创造了一些机会，使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可能，都可以体验意识的转变。人的思想和心情都必须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仅要广，而且要深。

　　人与人之间有很多方法——包括沉默——可以交流出共同的看法。一九七六年罗撒克在温哥华的世界人文讨论会上说：

　　我们的时代已经写下一份秘密宣言。它的文字是我们在彼此眼中读到的渴望。那种渴望是渴望知道人生在世真正的志业，渴望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的工作与生存方式……我说的是“人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Person)，是发现自我的主权宣言。我不能说响应这一个宣言的人是不是真有百万人，可是我却可以说它的力量正在我们之间流传。这是一个历史潜流。在它的冲击之下，人无不深深警觉原来自我的根源有多深，自己又拥有多么奇异的能源……

　　我们一旦穿透恐惧与怀疑的根，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外在的影响——游说、宣传、爱国论、威胁利诱、讲道等等——皆不足以使人关心社会，付诸行动。就像有些密教者说的，新的心灵才是新的世界。

　　从绝望到希望

　　当代的社会批评家常常由于自己的无力感，因而讲出一些绝望或犬儒的话。“大家都认为乐观是不好的品味，”哲学家罗伯·所罗门（Robert Solomon）在《新闻周刊》上说，“本来的关心变成了耽溺。自以为是的痛苦则宣称这个社会败坏，好让自己怜悯自己‘陷在其中’。为了自己的不幸或者政治的失败，大家都责怪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想找路通过恶水，最好的方法就是跟随已经造好桥的人。他们已经通过了绝望与惰性。宝瓶同谋者之所以怀抱希望，并不是因为比那些犬懦者无知，而是因为知道得比较多。从个人经验，从尖端科学，从世界各地成功的社会实验传出来的消息都使他们内心比较清楚。

　　他们已经看见自己、朋友、工作的改变。他们很有耐性，很实际；即使小小的成就也很重视。因为，这些小小的成就会累积成巨大的文化觉醒。他们知道机会所在多有，不过经常伪装而已。他们知道崩溃与痛苦乃是更新的必经阶段。他们知道“失败”可以是非常有力的启发。他们知道，只有从内在才能产生个人或制度的深层变革，所以与之对峙的时候都很温和。

　　他们是实做实修的人，每天听到坏消息仍然努力不懈。不论代价多高，他们选择的仍然是生命。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结合起来以后力量有多大。

　　正在出头的文化

　　西方社会如今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许多重要思想家对于“范型如何转换”的范型已经转换。这是“革命是如何开始”理解上的革命。这是酝酿问题，默默承认旧事物不再有效的革命。

　　图克威尔曾经研究过革命的必要条件。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他就提醒法国的统治阶级他们有可能会给推翻。他相信，由于政府和法院严重冒犯了人民，因此民主的热情不久即将推倒政府。1848年1月27日众议员图克威尔在众议院站起来说话。“他们告诉我说，因为并没有动乱，所以没有什么危险，”他说，“他们说社会的表面上没有动乱，所以表面下也不会有革命。各位，容我说你们错了。动乱尚未燎原，可是早就蟠踞人心。”

　　他说这些话以后四个礼拜不到，人民就起而叛变。国王出走，第二共和宣布成立。

　　文化的转变总是星星点点溅射出来，经年累月塑造的新观念为它暖身，又借一些小事件这里亮一下，那里亮一下。在很多地方，星星之火已经燃起。这星星之火势成燎原，烧毁旧地标，永远改变景观。

　　图克威尔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of America)一书里面说，凡是即将发生革命，都有一个正字标记，那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鼓动期。这个鼓动期之内，主要的革命者彼此之间有了充分的交流：“一些新的见解突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我们后面还会讨论到，革命最先是在趋势中可以看出。这些趋势是某些人的行为与倾向开始改变。可是总还是为人不解。在旧范型的解释之下，这些倾向之为物，总不属于旧范型。此外，若要使情势更加混淆，这些行为还会有那些不了解其内在转变基础的人模仿和夸大。凡是革命，除了真有其事者之外，总会引来一些投机者，一些靠革命混饭吃的人。

　　譬如科学革命。革命刚开始时，总是给斥之为疯狂或不可能。等到后来的进展非常清楚以后，又叫人疑惧不安。可是一旦大势已去，回想起来这一切又像是早就注定。

　　我们不知道历史上价值观与架构如何转变，不了解变革那种连绵不绝而剧烈的本质。我们在革命中进进出出，却不知道是谁放第一枪，又为的是什么。我们不娴熟于预期，不娴熟于文化即将动荡时的颤抖，不娴熟于看见地平线微妙的黑暗下去或光明起来。

　　除了一些“先见之明的人”(visionaries)之外，社会的、科学的、政治的革命总叫当代人惊讶。那些“先见之明者”从早期微妙的讯息里就发现这些变革即将发生。我们后面将会讨论到，逻辑是差劲的先知。要看见完整的图像，必须要靠直觉。

　　确切地说来，革命不是线性的。革命不是一次走一步，从事件甲走向事件乙，从乙走向丙，等等。革命是许多因素同时运作，彼此发生。革命就好比万花筒里面的图案一样，顿时就发生了。革命不像结晶一样逐渐进行。

　　“在瞎子来说，”古谚说，“什么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宝瓶同谋里面所说的革命并不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所说的革命是在立即的未来；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就在动态的现在。对那些已经看见的人来说，这个旧社会里面的新社会并非反文化，亦非反动。这是一个正在出头的文化——新社会秩序的整合。英国的一个团体说这是种种“并行文化”(Parallel Cultures)的集合：

　　我们都认为自己有必要在现有的文化当中，以新的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由此而克服社会上的异化与敌意。这种新文化将与旧文化并存，但是到最后或许取而代之。

　　我们相信，冲击制度的，有组织的对抗，或者零散的改革，结果只是继续保留社会根本的异化而已……现在我们的力量则大部分都贯注在创造文化的积极策略之上。

　　我们发现，所有左、中、右那种单一向度的权力斗争差不多都是旧的，异化的生活方式的斗争。这两个极端一点都不激进。它们虽然反对现状，可是它们却和现状一样，都是旧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种方式既非团体，也不是策略。第三种方式只是一个脉络……可是不要弄错了，这个方式是很激进的。这种社会价值观的斗争是激进社会行动中的一种新的向度。这一条路既非左，又非右。

　　《全球论文集》（The Whole Earth Papers）说这个新起的运动“富于进化动力……是意识的提升，范型的转换……我们的危机并非表示崩溃，而是突破——在人类社群中前进。”

　　麦柯·雷纳（Michael Lerner）是加州“同福”(Commonweal)保健网的创办人之一。有一次谈到呼吁大众注意环境压力的工作时，他说：“如果我们不曾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全球运动微妙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忍受这个黑暗的洞窟（译注：意指呼吁大众注意环境压力这个工作）……也许有的人可以从我们时代的集体经验中认识到两种极端，一种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事物引发，由我们自己带到生活中的压力。另一种是我们在追求新的道路时，由我们的勇气与精神表现出来的从容优雅。”

　　在宝瓶同谋的文籍里，“压力”与“转变”……这两个对偶的观念其实是一个主题，一篇连祷文（litany）。

　　以前，人文心理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Humanistic Psychology）宣布将于1978年在多伦多召开会议时，曾说“这个时期具有非比寻常的进化意义……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动乱不安提供了转变的材料。我们将追寻新的神话，新的世界观”。

　　英国社会批评家阿里安娜·史塔辛诺波罗思（Arianna Stassinopoulos）说，这种运动的能量表现出一种“力场”。有一些人“因这些新观念而发愿，开始表现出一种新力量、新意识”。这些人集合起来，就是这一个力场。其中的新观念最先由少数人开始，但后来辐射到许多人身上。

　　1978年伦敦近郊举行的“身心节”（Festival for Mind and Body）有将近九万人参加。专栏作家伯纳·雷文（Bernard Levin）在《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人民对于转变的关心正在迅速地普遍起来：

　　这个世界目前赖以生活的方式就是没有用。将来也不会有用。许多人也不再认为它有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到处都是想要什么物质慰藉就有的人。可是他们的内心却有一种默默不语的孤绝（有时候会吵出来）。他们别无所知，只知道自己内心空虚。不管他们从这个洞里灌进多少食物、饮料，塞进多少汽车、电视机，周围有多少教养良好的孩子、忠心的朋友……这个洞就是痛。

　　所有参加这个节日的人都在寻找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确定”，而是“了解”——了解自己。所有看得见的路差不多都是从一个地方开始，那就是追寻者的内在。

　　在历史上，今天的追寻者比以往都更坚持问问题……从奥林匹亚的旋转门涌进来的群众只不过是浪潮的第一波。这个浪潮不久就要辗过那些政客和意识形态论者。然后群众会将以往空洞的宣言沉潜为自己的信心。这种信心是由真正了解自己的本质以后产生的。

　　1979年有一次讨论人类未来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在他们的《公报》上说：“目前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创造一种‘根本的变革是可能的’的共识。我们要创造一种气候，一个架构。这种气候和这个架构可以将目前那些各行其是的力量组织与调合起来。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憧憬，一种建设性的人性行动的新范型……如果我们不曾创造这个首要的脉络，谈什么方法都没有意义。”

　　我们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首要的脉络。这本书说的是证据（有的视情况而定，有的放诸四海皆准）。这些证据直指个人与文化深层的变革。本书是一个引导，引导人看见各种范型，提出新的问题，了解这个巨大的转变以后会有什么不同。

　　本书讲的是变革的技术、同谋、人脉——其中的危险、抱负、希望。本书又是意图告诉人，有的人向来认为这个运动是一种精英运动，但其实是极度包容的。任何人只要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运动都是开放的。

　　我们将要探索“有一个同谋可以产生一个新社会”这个观念的历史根源，也就是过去几年所累积的转变的先兆。我们要检视人脑有高度转变与发明能力的证据。我们要检视人酝酿转变的种种方法，以及使人的生活改变的种种经验。

　　我们将要讨论文化与历史的条件如何使这个社会准备好要变革，美国人长久以来如何揣摩这个转折点。我们将用新的模型来看新世界的形态。这些新的自然模型都是汇合了多门科学以后明显可见的新识见。这些突破带来了一个新发现的时代。

　　我们将检视政治变化的潜流，以及以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出现的人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制度，个人前所未有的力量泉源。我们将探讨保健、学习、工作场所以及价值观各方面范型深刻的转换。我们将在这些领域里看到一些证据，证明人民不再支持目前的种种制度。

　　我们将开始宝瓶同谋背后的“精神历险”。这样子的追寻意义，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将追溯转变的过程对个人的种种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往往是造成人的分裂。最后，我们要检视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发生潜在全面变革的证据。

　　本书从头到尾都会拿一些人和事情做实例。但是我们不把他们当做权威。更何况这些人和事只不过是一幅镶嵌大画的一部分而已。这一幅镶嵌大画是人类的精神与努力到了历史这个当口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是无可违逆的。不过这些人和事在很多人而言却是创造性的灵感，变革的模型，可资引用的概念。

　　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一向避而不问，但是这些新范型就是要挑起这些问题。读者在此可能会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新的展望有其改变旧思想和价值观的方式。新的展望将穿透长久顽抗的防卫与否定。在我们看来，即使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革命，分支出去时都比酝酿中的文化大变革来得惊心动魄。

　　从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将了解一些关键的，有力的观念。这些观念将扩展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这些观念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只限于专家和决策者知道。

　　我们将在新世界和旧世界之间搭起桥梁。你只要了解一个领域的基本变革，就比较容易了解其他领域的变革。这种新模式的发现是无可解释的。这种转换是质的、突然的转换。这是一种神经过程的结果，发生得太快又太复杂，所以不是意识思想能够追寻的。我们之所以看见一个模式，虽然在一个程度之内可以用逻辑解释，可是事实上是一举而现，而非逐渐成形。读本书的时候，如果初见一个新观念不能了然于心，大可不必理会，一迳续读。慢慢地，你就会读到一些观念、关系、实例、隐喻、类比、真实故事等等。到时候，模式自然就会出现，转换自然就会发生。由于这种新的透视，我们原来那些问题似乎一下子无关紧要了。

　　你一旦掌握到这种转变的本质，周遭许多难以了解的事物与趋势立刻就一一就绪。这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的家庭、社群，我们的社会。这时候我们就会像看点描派绘画一样。看点描派绘画时，要退后看才能看出意义。同理，到最后，我们就会在一幅明亮的历史图画当中，从其中的脉络看到最晦暗的事物。

　　文学里面有所谓“黑色的一刻”（Black Moment）。那是最后得救之前丧失一切的时刻。悲剧里又有与之相对的“白色的一刻”（White Moment）。那是灾祸终究躲不过之前出现的一丝希望。

　　可能有的人认为，像宝瓶同谋这样承诺最后一刻的转变，其实不过是地球故事“白色的一刻”，一场勇敢而绝望的尝试。最后终不免于生态、集权政治、核武悲剧的毁灭。人类退场的话，当然！

　　是不是有一个未来值得努力?

　　路易·蒙福(Lewis Mumford）说，我们现在正当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是一个开放世界的时代。这一个更新的时代，这个世界的文化将释放出新鲜的精神能量，从而释出种种新的可能性。“我们目前的时日不过只是开始而已。”

　　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从“意外”转变为历险。我们将超越昔日的制约，超越种种贫乏的期待。我们生而有新的方式，死而有人道与象征的方式，富有而另有方式。我们无数的旅程都有社群支持。我们有新的人性态度，有新的方式发现彼此对彼此而言是什么样的人。经过那么多战争的悲剧、异化以后，在这个星球受尽创伤之后，或许这一切就是华里斯·史蒂芬思（Wallace Stevens）所说的答案——否定到了最后，来了一个世界前途所系的肯定。

　　德日进说，世界前途的所在，在于那些能够把生活与希望的道理赋予后代的人。宝瓶同谋的讯息就是，有一个“肯定”已经成熟。

　　第二章 转变与同谋的征兆

　　第二章 转变与同谋的征兆

　　那是我醒来时开始的。

　　我先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声敲击，一个鼓声，一个前行的行列，从最初的尼安德达巫师，通过吠陀先知及一切教长。我感觉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行列前进。

　　——Michael Murphy

　　20世纪后期，宝瓶同谋的出现是根源于昔日的神话与隐喻，寓言与诗。人的历史，不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孤独的人，科学或宗教边缘总有一小群人，凭着自己的经验，知道人类终有一天会超越狭隘的“正常”意识，同时进一步地扭转人类的粗暴与异化。

　　将秩序吸引向生命轨道，做整体的转变

　　人类的历史里面，屡次有人记下一些征兆。这些征兆显示，少数的个人终有一天将发酵到使整个社会发酵。他们将成为一种磁场文化，把秩序吸引到身边，然后将整体转变。

　　说来说去，中心观念永远一样，那就是，人类只有透过新的心灵才能改造自己，并且，这种新心灵的潜能是自然天成的。

　　这些勇敢的少数人都是历史的雷达，也是这个星球的预警系统。我们后面将要讨论到，他们有的用很浪漫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洞识，有的用很知性的概念表达。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两者都指向一个大的观点。“睁开眼睛看看，”他们说，“还有别的东西。”有很多的深度、高度、向度（dimension）、透视、选择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们赞颂人在这个大的脉络里发现的自由，提醒我们人云亦云的观点有盲目的危险。早在人类发生全球战争、生态压力、核子危机之前，他们就一直担心这一群毫无脉络可寻的人的前途。

　　他们优游于宰制他们的那些时代观念之外。可是，和他们同行的人却很少。因为，他们经常受人误解，很孤独，有时还遭到放逐。本世纪以前，这些散居各地的人都很少有机会互相联系。但是他们的观念却依然成为后代的燃料。

　　这些看到转变征兆的人相信，后来的人必定会察觉我们身边那些隐而不见的规律与力量种种关系的人脉，生活与知识所有层次之间的环环相扣，人的交织，宇宙的韵律与和谐，使部分相连成为整体的关联，从世界之网汲出意义的种种形态等。他们说，人类会看出遮住他们眼睛的那一层面纱，警觉到风俗加诸我们的蔽障，语言与文化的束缚，环境的限制。

　　随着时间的进行，转变的主题出现的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转变主题随着人类交流的扩展蓄积动力。这一股传统最先由炼丹士、诺斯弟教徒、秘术家、隐士传承。接着，随着15世纪中叶活字的发明，这股传统变成一种公开的秘密。不过正因为这样，所以只有少数识字者得以接近。另外，教会和国家还经常镇压。

　　这些勇敢孤独的声音里，有14世纪的德国教士兼神秘家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5世纪的乔凡尼·米兰朵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德国人波姆、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主宰命运的演化

　　他们主张，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演化。人类是有选择的。我们能够领悟自己真正的本质。我们只要充分汲取自己内在的泉源，就能成就一种新的心灵向度。我们会看见更多事物。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诗人兼雕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说，“我不用眼睛看事物，而是透过眼睛看”。他说，与整体视野为敌的，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论理能力偏离了想象力。这种论理能力“像钢铁一样，把自己禁闭起来”。这种“半心”永远都在制造规则，做道德判断，因而窒息了自发性、感情与艺术。对于布莱克而言，他们的时代就是一个控诉者。恐惧、一致化、嫉妒、犬儒、机械思想——他们的时代充斥着这一切。可是，这一股黑暗的势力不过是个“幽灵”，它是从任它作乱的心灵中产生的“在英格兰翠绿悦人的土地上建立耶路撒冷之前”，他誓言：“我绝不停止‘心战’（Mental Fight）。”布莱克和后来的神秘家一样，认为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是全世界解放的初步。这种解放既是政治的，也是精神的。

　　布莱克去世九年以后的1836年，美国的一群知识分子在哈佛大学的两百年校庆进行了一场对话。他们在这次对话中发现，彼此对于新哲学的趋势都很关切，并且同感振奋。史上所称的美国超验主义运动（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 Movement），这几位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这些超验主义者——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爱尔考特（Bronson Alcott)，傅勒（Margaret Fuller）等几十人——一致反对当时那种死的，枯冷的重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种重智主义少掉了一种东西，少掉了实在界某个看不见的向度——有时候他们称之为“超灵”（Oversoul）。他们从种种资源——经验、直观、“内在之光（Inner Light）的夸克(Quaker)”、薄伽梵·笈多(Bhagavad Gita)、德国浪漫派哲学、历史学家汤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斯维登堡、17世纪英国形上学作家等等——寻求了解。

　　直观在他们说来是“超验的理性”（transcendental reason）。他们早就预期我们这个时代会起而追寻意识。因为他们相信，大脑的另一种知的方式不是一般论理能力的方式，而是一种超验的逻辑。这种超验的逻辑太快太复杂，我们平常的意识那种逐步进行的论理能力是追赶不上的。

　　波姆影响斯维登堡，斯维登堡影响布莱克，这三个人又影响超验主义者。超验主义者轮下来又影响后来几代的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影响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狄金逊(Emily Dickinson)、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怀特曼（Walt Whitman)、杜威(John Dewey)、英国工党组党者、甘地、马丁·路德·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工业主义开始盛行。在这段时期，以内心的改变为基础的社会全面转变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但是卡本特却已经在英国预言，工业传统将要像冰化为水一样，体消形散。众多个人将逐渐形成一些人脉。它将在各层各界不断扩大，互相接触，重叠，最后形成人类的中心。“或者不如说，它将再次揭开这个世界一直都存在的中心。”

　　这种终极的联结就像纤维相连或身体的神经线路一样，存在于社会的外形之内。所有的人脉都将朝那个难解的梦前进。这个梦就是“圆满的，自由的社会”。

　　卡本特还说，东方诸宗教的识见将扩展西方人的现实观，成为这个大变革的种子。

　　加拿大物理学家理查德·巴克（Richard Bucke）曾经在他1901年写的《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里描述“感觉与一切生命结为一体”那种令人震撼的经验。他说，曾经体验这种意识状态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走在地球上跟我们同声呼吸，可是也活在另一片土地，呼吸另一种我们不甚清楚的空气。“这个新的人种正在我们之间诞生，不久的未来将要占据我们这个地球。”

　　1902年，伟大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对宗教重新下定义。他说，宗教不是教条，而是经验。这种经验是发现新脉络的经验，是发现一种隐而不见的秩序的经验。人如有这种经验，即可成就内心的和谐。我们平常的意识会把我们体验到的这种深奥的，不断扩展的向度过滤掉。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在我们尚未与此种向度的存在相安无事之前，我们一定要避免“对实相太早下结论”。

　　詹姆斯说，地球所有的生物，只有人类改变自己的形态。“只有人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我们这一代最大的革命，在于人类由于改变了心灵的内在态度，因而改变了生命外在的面貌。”

　　西方的思想家逐渐开始抨击西方思想的基础。我们一向期待机械科学能够解释生命的奥秘。这一点我们太天真了。詹姆思这一位宽广世界观的发言人为我们指出，我们的种种制度是怎样的违反自然，我们的教育和哲学是多么的不重视艺术、感情与直觉。

　　波尔人（Boer）（译注：荷属南非人）将军史玛资（Jan Christian Smuts）曾经两度担任南非总理。19世纪20年代他曾经提出一个非常优越的观念，由这个观念可以预见20世纪后期诸多科学的突破。史玛资在他的《整体与进化》（Holism and Evolution)一书里呼吁我们注意自然界本有的一个组织原理。这个原理虽然看不见，可是却强而有力。他说，如果我们不看整体，如果我们看不见自然界有一股力量不断朝向较高的组织趋近，我们就无法从日渐加速的科学发现中理出任何意义。

　　史玛资说，这就是心灵的“求全原理”（whole-making principle)。生物会向更高的层次一直发展。同样地，心灵也会向更高的层次一直发展。他说，物质中本来就有心灵。他这样说，是在说明一个越来越清醒的宇宙。

　　“心灵的力量逐渐扩展”这个观念文学里亦曾揭示。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小说经常出现感觉深刻的“新”人类。他有一本很受欢迎的小说，名叫《德米安》（Demian，1925年作品）。小说里说的是一个有男有女的团体，发现了超自然的能力，而且彼此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结。

　　“我们和众人之间并没有分界，”书中的叙述人说，“而是由于眼界不同。”这本书所说的这些人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型。

　　1927年，伟大的希腊小说家卡山札基洞见了这样一群人的结合——这些人将为地球创造脑和心，“为超人的奋斗赋予人性的意义。”这些同志，他想象“如同谋者一般互相打招呼”。他相信，我们所谓的上帝，就是意识在宇宙间进化的力量。“净土只存在人心里。”

　　威尔思（H.G.Wells）在他的《阳谋——世界革命的蓝图》（The Open Conspiracy：Blueprints for a World Revolution)里面说，各个小团体结合为一个柔软人脉的时间差不多成熟了。这个人脉将要产生全球的变革，“整个世界都因为伟大的希望而沉重了，”他说，“终有一天，日复一日后的一天，现在隐藏在我们身体之下的生命将起来站在土地上，仿佛高高地踩在脚凳上，碰触到繁星。”

　　人类的“集体潜意识”

　　瑞士心理分析学家杨格(Carl Jung)一直在呼吁众人注意意识的超验向度，注意知识与直观的，能够看出形态的心灵之间的结合。西方人向来就忽视这一面。雍格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脉络，那就是“集体潜意识”。这是一个共有符号、种族记忆，各物种共有知识的向度。他讨论了驱使人追寻整体的“魔”（daimon）。

　　哲学家兼数学家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929年出了一本书，名叫《过程与实相》 (Process and Reality)。这本书说的是，实相是一个变流，其脉络是心，而非什么“外面”可触摸的东西。他想彰显自然界一些重大的原理。但是世人要到后来才正式发现这些原理。

　　德日进于1931年访问美国。之后从旧金山湾坐船回中国。途中这个耶稣会古生物学家由于内心日益增强的某个信念，构想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地球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Earth)。他的信念是，美国社会各种阶层的人因为有一个同谋，所以正致力于“提升到生命的新阶段”。

　　回到北京之后，他开始写这一篇论文。主题是说，在进化的历史里，心灵一直在重组，最后终将到达某个关键点，那就是，心灵发现了自己的进化。

　　这种知觉——一直在发展的心灵认识了进化的过程——“即是未来世界的自然史。”这种知觉最后必将成为集体的知觉，整个包容这个星球，结晶为全物种的启蒙。这种全物种的启蒙，德日进称之为“奥美加点”（Omega Point）有些人深受此种未来超越观的吸引，彼此也深深吸引，因而成为这个带领人类进入大知觉的“家族事业”中的前锋。“拥有共同的热情，朝着同谋的方向，才有前途可行。”

　　德日进告诉他的某个友人说，宇宙间没有一样东西能反抗“这个集体灵魂蓄积的热情”。这里所谓的集体灵魂是指，转变的人已经很多，他们正在共同努力。

　　他说，有很多人一开始都抗拒“心灵会发展”这个观念，可是到最后终究还是接受了。“我们一旦看见真理，就算只有单独的某个心灵看见，最后这个真理也会加诸人类整体的意识上。”他说，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这种进化动力的证据。凡是不肯认清这个证据的人，都是盲目的。“进化是每一个理论都必须服从的条件，每一条线路都必须遵循的曲线。”

　　他说，凡是忽视这种进化动力的人，皆称不上先近。这个观念对于我们的后代而言，将如同第三度空间和婴儿的关系一样，成为本能而又熟悉。

　　德日进的《人类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终其一生只能在个人之间流传。因为当时的教会禁止此书出版。他在这本书里提醒我们说，一个人一旦领悟了这个进化的观念，起先可能会感觉恐惧、茫然。因为他必须为他内心世界原先安然不乱的一切，创造一种新的平衡。“这份领悟从它黑暗的监牢出现时，那强光将使人目眩眼花。”

　　我们已经进入世人所知最伟大的变革时期。他说，这一项证据现在已经无可争辩。“我们忍受的病痛，本来就在我们的思想基础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今日，人类意识的整体结构却发生了一件事。一种鲜猛的生命已经诞生。”

　　我们只是过渡期的小孩，尚未完全意识到从前未曾释放的那股力量：“我们的未来不只是生存而已，还有超生命（superlife）。”

　　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1935年说，“转而面对内心世界”的少数创造者，将为我们这个问题重重的文明召唤一种新的生活观。他预言，东方的精神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将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后期，波兰伯爵科齐布司基（Alfred Korzybski）曾经指出意识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语言。在带出一般语意学原理的时候，他说，语言塑造思想，而我们却将语言与实相混为一谈；它所创造的“明确”其实是虚假的。事物必须一直持续才会存在，可是我们却用文字将它孤立了。我们看不到过程、变化与运动。科齐布司基及其门人说，如果我们想体验实相，我们就必须承认语言的限制。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论文集《心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Heart)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在书中提醒我们，想用有限的语言表达实相是很困难的。他说：

　　今天，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一些绝不现代的现代精神人物。他们彻底地不符合时代。可是他们反映时代，却比泅泳于潮流中的人真实，可靠。现在，这些精神人物的心中正在产生分裂。这个卵正在分裂。其中的染色体正在分裂，带着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前进。我们这些人似乎最事不关己……可是我们就是这种要创造新生命的人。

　　我们是受到影响的人，所以我们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待充实启示观。我们正濒临一种新生命的边缘，我们即将追入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事物如果还没有名称，我们要用什么语言来说明?我们如何说明其中各种的关系?我们受到吸引的那些人，我们愿意服从的那些力量，其本质我们只能预言……

　　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起之时就说过，他感受到社会上有一股“与人有关”的渴望正在日见加深。“在地平线上，我看见一种与以往的不满都不一样的大不满，正以真正人类大事的那种缓慢的速度逐渐上升。”人类起而反叛将不再是为了反抗压迫者，而是为了矫正由一种深刻的热望——“努力朝向社群”——所造成的倾斜。

　　1940年，赫胥黎（Aldous Huxley）曾经在一封信上说，虽然他对当时的集体人性深感悲观，但是“对社会边缘的某些个人或个人聚合而成的团体却深感乐观”。赫胥黎旅居洛杉矶，他曾经是“前宝瓶同谋”（Pre-Aquarian conspiracy)的轴心。这个“前宝瓶同谋”是对超验与转变此种想法感到关切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等组成的国际性人脉。他们散播新观念，互相支持，可是却不知道这些作为会产生什么结果。赫胥黎关切的事物很多也都很前进，所以一直要到他死后十年才逐渐实现。他提倡的意识研究、政府与经济的分权、超自然治疗、知觉转变的利用、视力重建、针灸等观念在当时均属异端。

　　德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初创“系统科学”(science of context），赫胥黎一开始就很支持他。这种科学贝塔朗菲称之为“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亦即后来的“全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全系统论的影响力一直在很多学科稳定成长。全系统论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类行为——都是相关的，任何事物都必须当做系统的一部分来看，不能单独来了解。

　　心灵“统一”状态

　　战后的工商生活（business-as-usual）时代，已经有人感受到一种反叛正逐渐在发生。这是对文化制约的一种觉醒。大卫·瑞思曼（David Riesman）在《寂寞的群众》（The Lonely Crowd)里即使只是在描述异化与统一，也都认为人终将打破昏睡状态。“在这个地球上最多人报道的国家里，很多变化的潮流都没有受到报道者的注意……美国不只大而富有，美国也很神秘。它那种以幽默或嘲讽隐藏利害关系的能力与莫测高深的中国人不相上下。”

　　瑞思曼的着作促使人对“统一”的牢狱产生了觉醒。这些着作质疑隐藏在后面的种种假设，使人注意到各种矛盾——这就是打破旧范型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中期，心理分析学家林纳（Robert Lindner）先知式的预言曾经引发论战。他说，“年轻人即将开始反叛”。

　　我们在他们身上喂食我们的恐惧与不安，用错误的行为与观念蒙骗他们。他们代替我们表达了无可解的愤怒、紧张与可怕的挫折感；他们投生到这样的世界里……先人的谬误与妄念束缚着他们；他们一如所有的囚犯一样，打从心里每一个都是反叛者。

　　我们非得统一不可吗?1956年他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就是这样问的。“答案是不停的不！不——之所以为不，不只因为我们终究是不能统一的生物，而且因为我们眼前现成就有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积极的反叛之路，创造性的抗议之路。”

　　林纳说，扩展我们的知觉即是关键所在——扩展我们的知觉，进而认识到我们如何因为不自知的恐惧与动机而残废了。“我深信我们可以扭转这种情势。”

　　科学界对于意识的好奇越来越强，著名的心理学家墨菲（Gardner Murphy)在20世纪50年代预言，这种好奇将会把我们带到“经验的新领域”。我们越是在“心灵的另一边”玩味，就越能开发出任何文化都未曾充分开发的禀赋，我们以往的种种假设也就越难成立了——即使是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观念亦然。墨菲说，完全不同的观念即将出现，“当然，我们也会极力抗拒”。

　　新观念，新的人。小说家兼散文家路易(C.S.Lewis)觉得，有些人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新的人结成了秘密会社。他说，这种秘密会社“在地球上四处分布”。他说，只要经过学习，我们就能认出这些人。这些人显然也能互相辨识。

　　1960年法国有一本畅销书，名叫《法师的早晨》（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作者伯卫勒（Louis Pauwels)与贝吉叶(Jacques Bergier)在这本书里描述一些智者，因为内在的发现而形成了一个“阳谋”。作者说，这些人脉可能是源远流长的神秘智慧在当代的传承者。这些人是不是刚从炼丹士和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的秘密传统中浮现出来的?

　　也许有些人已经发现了很多人渴望的东西。布理思立(J.B.Priestley)在他的《文学与西方人》（Literature and Western Man)（1960年）里下结论后，估了到处可见的渴望“圆满”（completion）的现象。精神分裂的西方文化，急切地在寻找它的中心，寻找内心与外在生命的平衡。“这整个时代的内心世界……正在努力补偿以往意识方面的失败，恢复因偏颇而毁坏的平衡，与虎视眈眈的对立者言归于好。”

　　他说，只有宗教才能承担未来的重量。可是，这宗教不是教会的宗教，而是超验习俗与政治的宗教。

　　即使我们真的认为，我们的文明已经像糖从破掉的袋子泻出一样，冲得越来越快，我们还是必须耐心等待。但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假想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因为宗教而得到自在，依此去觉、思，行——仿佛我们已经在宇宙间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们可以向整个非人性、非人格的过程挑战。这个过程拥有的是象征性的富裕，以及由生活出发的深层向度，因而造成了需要以暴力来消除的麻木，以及可怕的后果。我们可以向这种过程挑战，进而或多或少感觉到一点东西。

　　月球的背面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我们别想看。我们可以试着看看自己心灵的背面。

　　只要依照这种“假想”思想与行动，我们就可以看到回家的路，就可能求证走向疗伤、正义、秩序、真实社群的脚步。“我们只要坦承自己有不对劲的地方，我们最深刻的需求，绝望与死亡就会渐渐消失……”

　　“地球村”美丽新世界

　　赫胥黎在他最后一本小说《岛屿》（Island）（1963年）里曾经描写过一种社会。这个社会治病是用心灵的力量，远亲给人舒适与安慰，学习以实作和想象为根本，商业臣服于生态。为了呼吁人快快觉醒，还特别训练八哥飞到各地，叫说：“小心，小心!”

　　大部分批评家都认为《岛屿》是讽刺之作，不及比较悲观的《美丽新世界》成功。可是，这个赫胥黎认为可能的世界不只是描写而已，他还实际创造了出来。众所皆知这个世界是存在于当代文化中的。用小说中麦克菲尔（Macphail）博士的话说就是：

　　要善于利用两个世界——东方与欧洲，古代与现代；我该怎么说呢?要善于利用每一个世界——包括已经在各个文化实现的世界，以及在这些世界之外尚未实现的世界。

　　不错，各文化之间确实每天都在进一步的互相影响。麦克鲁汉在他影响力深远的《了解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1964年）一书里，曾经将未来的世界描述为“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这个地球村由传播技术与资讯的散播而统一。这个电子化的世界，由于其间的各种联系是立即的，所以全然不同于以往几千年的世界。

　　麦克鲁汉说，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意识到以往我们未曾意识到的事物。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虽然还依照以前比较松懈的时代那种片段的思考方式思考事物，可是电子的连接力却把我们“神话般地，完整地”结合在一起。麦克鲁汉认为未来的世界一定会有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有心追求“圆满”、神入、深层的知觉，反叛别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形态，追求开放。

　　他说，我们将在新识见的洪流之下改造。

　　支离破碎的西方人在自己的文化之内遭遇了电子（资讯）的膨胀（electric implosion）。对他们而言，眼前的展望无非就是稳定而迅速地转变成复杂的人……在感情上认识到自己完全与人类社会互相依赖……

　　我们一旦把整个生活转变成资讯的精神形式，整个地球，乃至于整个人类家族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种意识?

　　20世纪60年代开始，哈泼·罗（Harper & Row）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世界展望”（World Perspectives）丛书。露丝·阿难达·阿仙（Ruth Ananda Ashen）为这一套丛书写引论的时候，谈到一种“新意识”。他说：“这种新意识将提升人类，使人类超验恐惧与孤立。”由于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进化，所以我们也开始为根本的变革而论战。在国外，现在“对俗众文化的浇薄开始有一种反动（counterforce）……对于人类与整体世界，在精神上有一种新的统合感，纵使有时难以察觉”。

　　这一套丛书的宗旨在于鼓舞一种“希望的复兴”，帮助人在心灵上掌握以往所逃避的东西。由于人现在发现了自己的天性，所以他就有了新的选择，“因为他是唯一可以说不，也可以说是的生物”。

　　这种转变观，由于思考其可能性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已经益发可信。

　　心理学家马思洛（Abraham Maslow)曾经说过，人在生存与感情的基本需要之外，还有一种迫切的需求，那就是意义与超验的要求。难怪“实现自我”(self-actualization)这个观念，现在很快便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

　　“一个哲学的革命已经上路。”马思洛说，“这个情势越来越明显。某个博大的系统，像一棵树所有的枝叶都在结果一样，正在迅速地发展。”他说到一群人。这群人他视之为“超■（左“马”右“丘”）者”（transcenders)；他们是“人类的斥候”，远远跨越了传统心理健康的规范。他列出三百个左右创造性的智者或团体，他说这些人的生命中经常出现“高峰经验”（peak experience）（这个名词是他发明的）。这就是他所谓“优赛克人脉”（Eupsychean Network）——意思是“优秀的灵魂”（of good soul）。他说，超验者彼此互相吸引，难以抗拒对方。几百个人里面，这种人纵然只有两三个，他们还是会发现对方。但是这种人不会只限于诗人和修道者，也有可能是商人、工程师、政治家。

　　1967年，威尔逊（Colin Wilson）在英国出版了研究异化问题的名着《外人》（The Outsiders）。在“跋”里面，他呼吁大家注意马思洛等人在美国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人类质变的可能性，也就是这个世界开始欢迎创意和神秘经验。

　　依据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家布雷（John Platt）的看法，类似的事物——即使是质变——没有一样比我们眼前即将发生的转变来得突然、剧烈。唯有威尔思、德日进等这样的梦想者才看得见“那庞大的范围、重建、统一及未来。那是一种量子的跳跃，一种新的物质状态”。

　　布雷说，这种转变将在一代或两代之内到来。“在整个人类的进化史上，我们现在可能正处于变化最快的时候……一种文化的震荡线。”

　　1967年，未来学家胡巴德(Barbara Marx Hubbard)因为受到德日进“人类意识演化”观的影响，发函邀请全世界各地数千个人——其中包括马思洛的人脉——共同组成“人文阵线”（human front）（译注：结合天主教与禅的著名神秘主义者）。这些人对超验意识的可能性都有一致的信仰。回应他的有几百人，其中包括路易·蒙福和汤玛斯·墨顿（Thomas Merton）。这几百个人后来产生了一份通讯和一个不甚紧密的组织，叫做未来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Future)。

　　弗洛姆(Erich Fromm）在《希望的革命》(Revolution of Hope)（1968年）一书里预见了一个“新的阵线”，这个运动把人对社会深层变革的期待与一种精神的新展望结合，目标设在科技世界的人性化。

　　这个运动可能在二十年内发生。这个运动是非暴力的。它的分子将是早就渴望新方向的美国人——不论老少、保守激进，不论什么阶级皆然。佛洛姆说：“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倾听，开始行动。”对于这一股力量，不论是什么州政府、政党、教会都无法提供知识或精神的家园。任何机构总是太过官僚，太没有人味。

　　这个运动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必须在最投入的成员间具体实现。这些人将在小团体里为其他人的转变而努力，彼此相濡以沫，“告诉世人，信仰深刻而不盲从，爱而不滥情，有想象力而又实际，循规蹈矩而不唯唯诺诺，这样的人有多么快乐而又充满着力量”。

　　他们将在当代社会媒体的异化之间建立自己的世界。他们会从事打坐等意识反思的事，让自己开放，不自我中心，有责任感。他们会用宽广的、有爱心的、严肃的关怀来代替狭隘的忠诚。他们的消费形态将是“符合生活的需要，而非厂商的需求”。

　　他们的旗子已经升上去了。

　　卡尔·罗杰思说到“正在出头的人”，蒙福说到“新人”，说到这个时代将“使这一次复兴仿佛胎死腹中”。沙克（Jonas Salk）说，人类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他说，进化“有利于最智者的生存……这些最智者会是谁?他们必须做什么?他们如何发现自己，又要与谁合作?”

　　教育家霍尔特（John Holt)呼吁“一种全新的人类”，哲学家怀特（Lancelot Law Whyte）强调人脉的重要：“我们这些人在这种成形的态度中感到亲近。我们必须彼此知觉，时时以信号互相呼应。”

　　1969年，神话学家坎培尔（Joseph Campbell）说，我们的时代唯一的可能性是“精神相近的人自由结合……不是几个英雄的结合，而是一千个，一万个。这些英雄将为人类创造未来可能的景象”。

　　1969年，法国著名政论家勒维尔（Jean-Francois Revel）预言，美国即将经验“第二次世界大革命”——这一场动乱将继续完成第一次的革命，也就是18世纪西方兴起的民主浪潮。在《没有马克思或耶稣》（Without Marx or Jesus）一书里，他预言一种新的人类(homo novus）即将出现。他相信，因为美国人现在开始对东方宗教产生兴趣，所以这种关怀灵性的暗潮将是一种预兆，预兆这个地球上唯一自由到不流血就可以革命的国家即将发生深层的变革。

　　勒维尔认为，这个二次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一切社会运动、多元事物、抗议与暴力等混沌现象中的本型(pattern)。确实，有很多行动者已经开始转向内心。这个方向，对传统左派的同志而言，实在是异端。他们说，他们必须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家欧文·汤玛斯（Irvin Thomas）回忆说：

　　革命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我们为了追求社会变革而捶胸顿足，可是后来才逐渐明白，我们那伟大的社会与政治斗争不过是一项意识革命的局部而已。这一项意识革命因为太大了，所以难以在现实中定出焦点。

　　将革命的方向转往“内心”

　　罗思曼（Michael Rossman）是柏克莱言论自由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和其他校园运动的领导人低调地谈到一种奇异的发展。他们说，当他们全力追求变革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真正选择性与可能性的恐惧……我们感觉到整个现实的表面已经撕去。原本以为是怎样的事物不再是那样”。

　　要使这个世界新颖起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些?“在这个总有一些事已经变得可能的宇宙中，在选择上面对一片未曾追寻的，可怕的荒野”时，创造并且指明这个运动，“减轻了我们的责任”。罗思曼等人曾经像卡斯达内达(Carlos Castaneda)小说里的法师一样，“使世界停止”——尽管是很短暂的。华特·凯莉（Walt Kelly）的卡通人物波哥(Pogo）发现，“我们已经遭遇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所以“对峙”这种策略也就越来越难吸引人。

　　这种革命一旦转向内心以后，电视摄影机和记者就无法再采访了。这个运动在很多方面已经隐形。

　　对许多行动者而言，理想主义是唯一实际的途径。因为，犬儒主义（cynicism）已经证明是会自己实现的预言。在这个快速沟通的时代，经济学家兼教育家锡尔包（Robert Theobald)曾经呼吁所有献身于社会变革的人要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联盟。

　　我们活在历史上特别的一刻。如果我们以工业时代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的现况，那显然是没有希望的……可是，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我们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人已经决心改变……只要我们这样做，要说我们无法解决问题也是同样不可能。

　　锡尔包说，我们之所以一再坠入危机之中，并不是因为我们失去理想，而是因为我们不曾应用理想。回归原创者的希望与梦想可以拯救我们。我们以我们的观点来决定我们要创造怎样的未来。

　　雷奥纳（George Leonard)在《转变》（The Transformation)（1972年）一书里曾说，这个时代“在历史上十分独特”。自从文明状态诞生以来，只有在这个时代，人类生存的质素开始要产生彻底的变化了。“这不会使我们放弃我们文明的价值观与行为，反而是将它们包含在一个更高的秩序中。”

　　1972年人类学家贝特生（Gregory Bateson）曾经预言，往后的五到十年将类似于美国史上的邦联时期(Federalist Period)。一如18世纪美国民主的创造者当初寻求人民的共识一样，我们现在的公众、报纸、政治家不久也要开始为一些新观念而论战。贝特生说，当代青年的所作所为以及对东方哲学的兴趣，远比在位者的陈旧见解来得健康。雷奇(Charles Reich)1970年的畅销书《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把重点放在外在的变化上——尤其是年轻人衣着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但是贝特生指出，想法不同的，“不只是留长发的教授，留长发的年轻人而已”。数以千计的企业人，乃至于议员都已经开始期待这种变革。

　　艺术家兼诗人理查兹（M.C.Richards）在她的《交叉点》（The Crossing Point）这本书里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之一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心里深深渴望彼此产生关系。

　　当代人类的意识正要避过一个关卡，这个关卡就像当初人类意识从中古时代走向文艺复兴一样的艰巨。内心经历了真实的感受，外在又经过如此艰苦的在自然世界中的定位，人类目前又饥又渴。他们将有勇气要求自己需要的东西，要求活着与人相关、个人价值、机会均等……

　　由于我们已经觉醒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可以治理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与过去的权威关系已经改变。财富、身份、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畏惧……新的象征——求生一体的景象——即将产生。自由在内心与外在与我们同歌……圣贤、先知已经告诉我们这第二度的降临。人总不喜欢感觉卡住了，人喜欢的是有所变。

　　众所周知容忍实验的地方最容易产生变革。20世纪60年代校园动乱的第一波，就是起自加州。20世纪70年代，加州开始获得国际性的声誉，凡是新的，未定名的戏剧，加州即是主要的舞台。越来越多的追寻者、创建者关怀知觉的拓展，以及这种拓展对社会的意义。这些人如今渐渐在西岸分布。

　　迁居的东部人、旧金山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尼德曼（Jacob Needleman）在他的《新宗教》（New Religions）（1973年）一书里提醒我们，这个国家（美国）必须和加州的精神与知识的同盟携手合作。“迟早我们都必须了解加州——这不只为了想预知这个国家的前途……这里现在有一种东西努力着要诞生。”他说，主宰东岸知识界当权派的，是倾向欧洲的偏见，结果成了人心与宇宙分离。但西岸没有这种使自己瘫痪的偏见。“我不想让自己的话晦暗莫测。但是我要说，此州正孵育着一股很强的宇宙大力量。”

　　诸多学科的杰出思想家都谈到一种巨大的转变。斯坦福研究所的政策研究主任哈曼（Willis Harman）说，如果唯物论是旧左派的哲学基础，那么灵性就是新左派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信仰相连的矩阵——虽然看不见，可是我们是相连在一起的；那是超验时空的向度，个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恩赐与光明是真的，进化到更高层次的理解是可能的。

　　哈曼说，这些新联盟如果普遍起来，某些超验前提如果维系着文化，那么结果将会是一个和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同样伟大的社会与历史现象。

　　斯坦福研究所曾经在1974年为查理士·凯特林基金会(Charles Kettering Foundation)筹划一项划时代的研究，《人类形象的转变》（The Changing Image of Man)。哈曼属于一群学者与政策分析者的一员，是这本书的执笔人之一。这本成就非凡的书，为了解“社会与个人的转变如何完成”奠下了范型转换的基础。书里面说：“新形象与（或）新范型的出现，会因为刻意的选择而加速或延迟。”但是，这里面也可能引发危机。

　　书中说，虽然科学上证明人有巨大潜力的证据越来越多，可是要与他人就人的新形象作交流，还是很困难。不论什么比喻（metaphor），都没有现实界那么丰富而多向度。不过，也许有可能使人“直接体验语言是不完整、不充分的表达……经过社会的深层转变，或许真的有一条可以通向解决困境的路”。

　　政治家兼哈佛企业教授罗其（George Cabot Lodge）说：“美国现在正在大转变当中。这次的大转变几可比拟结束中古时代思想，将其建制推倒于地的那一次转变……那些曾经构成我们的建制律法的观念和假设，如今已经开始腐蚀。面对一个变动的现实，这些观念与假设流失了，由一些新的、形式还不完整、矛盾、不定的观念取代了。”

　　斯坦福的物理学家提勒（William Tiller）说，这个未名的运动已经达到“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状态，再也无法阻挡。史隆—凯特林研究所(Sloan-Kettering Institute)所长汤玛斯(Lewis Thomas）在他的《细胞的生命》（The Lives of a Cell）（1974年）这本书里也用到“临界质量”这个比喻。我们一直到20世纪才互相接近到，并且数量也才多到可以开始在地球上融合。这个过程现在可能会过得很快。人类的思想已经推进到一个演化的关卡。

　　艺术史家阿圭勒思（Jose Arguelles）曾经说到：“西线无战事但不稳的美国，其精神氛围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不安。”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已经种下启示录的种子。迷幻药虽然是毒品，可是却使很多人有了自我超验的视觉经验。这些人因为很多，所以已经足以决定人类发展的前途——“不是乌托邦，而是整体意识改变的状态。”

　　“我们生存的时代是历史屏住了呼吸的时代，”《童年结束》(Childhoods end)及《2001》的作者克拉克（Arthur Clarke）说，“‘现在’好比冰山，冻结处已经破碎，滑向无垠无际的海洋，急急离去。”

　　罗杰思在私人流通的文章中，预言一种自治的新人类即将出现。

　　他称赞1976年加州一群公民和议员建立了一个叫做“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人脉。他说，这个人脉虽然没有扩散到别的州，可是“这是一个明显的指标，告诉我们那些即将出头的人的确存在，开始知觉到心灵相近的他人”。

　　然而，其实不只加州才这个样子。一个管理学家的国际联盟“人性系统管理”（Human Systems Management）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人脉：“一个寻找特殊人的努力已经开始。这些人不在我们买得到的任何名单之上。我们必须互相寻找，互相发现，互相联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都在哪里——不知道……”

　　“草根革命”的内涵

　　1976年，罗撒克说，过不了多久，不论是什么政治，只要对待精神的颠覆分子——“旧壳中的新社会”——不公平，就不可能生存。佛洛姆预言的“草根革命，自己做草根性的，自己动手做的革命”（grass-roots，do-it-yourself revolution）已经提早十年发生。

　　建立人脉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动词，经由会议、电话、飞机、书本、幽灵组织、论文、小册子、影印、演讲、工作室、政党、朋友、高峰会议、联盟、录音带、通信等等完成。基金的来源是捐款、零用钱、富有者，这里面全是美国特有的实用主义。大家分享、辩论、考验、采用彼此的经验与识见，很快地就契入其中有用的元素之中。

　　学术机构和公务员之中如今也建立了一些人脉。学术机构方面包括大学校长；他们将自己的影响力运用在“意识的进化”的观念上。公务员方面包括一些组织不怎么严格的团体；他们运用政府的力量来支持这些新观念。一个主张人道的法律人脉，探讨将司法制度痛苦、对立的本质转变的方法。一个避免他人注意的国际物理学家人脉则从事意识的研究。

　　很多社会运动里——关于精神病、死与濒死、新分娩法（alternative birth)、生态、营养等等的人脉——都有人拥有这种转变观。有几所大学的医学生及师长组成了一个“整体医师”（holistic doctors）网（译注：“整体”的意思是指医生看病时顾全一切生理、心理等因素）；他们对于疾病与健康的想法非常激进。离经叛道的神学家与神职者，则思索教会式微之后兴起的“新宗教精神”。另外还有一些具有创见的，“超越自我（transpersonal）”教育家、立法决策者、“经济学家—未来学家—经理人—工程师—系统”理论家等组成的人脉，全都在追求创意的、人道的方法。工商业及金融界首长、基金会成员及大学企划者、艺术家与音乐家、出版家与电视制作人、某些名人、老财阀在（Old American Wealth)的子孙、超政治的激进派（除去他们的辞令不说）等现在都已经就位，正在产生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些圈子开始彼此急速的接近。人脉与人脉之间开始重叠、联结。他们有一个叫人吃惊，可是快乐的信仰，那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即将全面到来。

　　爱德华·卡本特说，梦想所有的人都说没有用的梦想的人，梦想尚未来到人间的那个时代的人——哇!安打!

　　滴答声一连串，响个不停，这些人脉已经成为预言已久的同谋。

　　第三章 转变：脑变与心变

　　第三章 转变：脑变与心变

　　因为需要，所以可能。

　　——G.A.Borghese

　　历久弥新的维多利亚幻想小说“平国”（Flatland）当中，所有的角色身体都是几何形状，活在一个二度空间的世界里。故事一开始，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正方形。他说，他做了一个扰人的梦，在梦里到了一个一度空间的地方，名叫“线国”（Lineland）。线国里面，所有的人都只能点对点移动。他努力向线国人解释自己的身体，说自己是诸线之一线，来自一个不但可以点对点移动，也可以边对边移动的国度。可是线国人很愤怒，根本不相信他。就在线国人要攻击他的时候，他醒了。

　　那一天稍晚他帮孙子做功课。他的孙子是一个小小的六角形。孙子做功课的时候问到有没有一种三度空间——不但有边对边，而且有上对下。正方形祖父闻言便斥责六角形孙子愚蠢、不可想象。

　　可是那天晚上，正方形的某次非凡的遭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他遇到一个空间国人。空间国(Spaceland)是三度空间的世界。

　　起先，正方形就是搞不懂他的客人。在他看来，这个客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圆圈，忽大忽小，有时候还消失不见。客人说他是球，之所以会忽大忽小，而且还会消失，是因为他是在空间里向正方形移动，同时降落而已。声嘶力竭的球后来终于明白，单用讲的没有办法让正方形相信第三度空间。于是他就为正方形创造了一次“深”（depth)的经验。正方形大为震撼：

　　那种看的感觉令人晕眩，心悸，根本不像看的感觉。我看到一条线，可是那又不是线；我看到一个空间，可是那又不是空间。我是我，却又不是我。等到我有了声音，我就痛苦地喊说：“这不是疯狂就是地狱。”

　　“都不是，”球很平静地回答，“这就是知识，就是三度空间。睁开眼睛，仔细看看吧!”

　　正方形对三度空间有了认识以后，变成了一个传道者。他希望他的平国同胞能够明白空间并不是数学家的狂想。他一直很坚持，最后终于进了监狱；原因是为了社会安宁。平国的高僧圆圈长老每一年都会去探监，看他神智是否已经恢复正常。可是正方形很顽固，一直坚持第三度空间是有的。他忘不了，可是也无法解释清楚。

　　关于超验，情况亦然。大家共有的一个智慧的体认是，超验的那一刻只能体会，无法言传。“道可道非常道……”交流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一个人要先知道红色和蓝色，你才能向他说明紫色。一个人要是从来不曾看过红色，你就无法向他说明红色。因为，红色是最基本的，再也无可减约。同样的道理，咸、粗糙、光等等也都是无法说明的。

　　有一些体验，我们有时模模糊糊地称为超越的、超人格的、精神的、变化的、超凡的，或者就说是高峰经验。这些经验的感觉面都是无可化约的。光明、联结、爱、时间消失、无边无涯等感觉，又会因为一些诡谲的情况而更复杂。在这些诡谲的情况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就像倒霉的正方形说的，他想说明第三度空间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看到的线却不是线”。

　　不论他们的努力多么徒然，这些体验过超向度经验的人，还是得用时间与空间的语言说明这种经验。他们会说，他们感觉到的东西“很高”或“很深”，是一个“边缘”或“深渊”，一个“遥远的国度”、“边疆”、“非人的国度”（No Mans Land）。时间过得很快或很慢，他们所发现的事物既旧又新，既是先知又是以前的记忆，既陌生又熟悉。他们的视野完全转换，尽管只是顷刻之间，却超越既有的矛盾与混乱。

　　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有一些健全而杰出的人相信，人类心灵在演化的途中已经到达一个新的阶段。人类心灵将在这个阶段释放潜能。这次潜能的解放相当于语言出现的那一次。那么，这一个令人敬畏的可能性是乌托邦的梦想呢?或者只是脆弱的现实?

　　所谓意识可以扩展与转变，一直到几年前这还只是主观的证据。可是，仿佛突然之间，无可否定的证据开始出现了——一开始是出现在一些前卫科学家的实验室，后来更出现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实验中。

　　觉醒、流化(flow）、自由、统一、融合等等到底不是“存乎一心”而已。这一切都存在于人脑中。意识机能里有一样东西能够做深层的改变。以往主观的记载已经和自然变化的具体证据连接。这些证据包括脑的高层次整合、高效率的处理、脑部电子节奏不一样的“和声”、认知能力的变化，等等。

　　很多研究者都说，他们曾经为了自己在意识转变方面的发现而震撼，因为这其中的社会转变意义影响面相当大。

　　这一章和第四章的题材是变革的证据，个人转变的“扳机”、工具、发现，以及如今经历这种过程的人的经验。若想充分研究这些题材，需要再写一本书，甚至是一套书。但是，话说回来，不论是哪一方面，意识的转变不是要研究，而是要体验的。

　　请读者谨记，这两章是一种宏观，是一个广大、深刻的领域的概略图。如果这两章确实传达了转变过程中涉入的某种感情与领悟，如果这两章在某个地方与读者的生活连接了起来，它们的目的就完成了。这时我们眼中注视到的，将是心灵的转变，身和脑的转变，生活方向的转变。

　　如果我们想要掌握这种转变对于人生活的影响力，掌握它产生深层社会变革的方式，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种转变的界定就得明确。就这种转变而言，宝瓶同谋既是因又是果。

　　转变：定义

　　耐人寻味的是，转变（transformation）这个词无论在数学、物理科学或人性转变上，意义都非常接近。就字面上而言，转变的意思是重新构成、重建。譬如说，数学变换式就是将问题转换到新的项（term）上来解题。脑也是以复杂的数学变换式来运作。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讨论。至于物理科学，物质一经转变性质即不一样，譬如水变成冰或水蒸气即是。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说到人的转变，尤其是意识的转变。在本文的脉络里，所谓转变并不单单意味着觉醒（waking awareness）。在这里，意识是指一种生命状态，一种“意识到自己的意识”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你很敏锐地觉醒到自己觉醒。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透视点，一种看见别的透视点——也就是范型转换——的透视点。诗人康明思（E.E.Cummings）有一次曾欢呼，说他发现了“我眼睛的眼睛……我耳朵的耳朵”。“看见自己在看”——有一本书曾经如许命名。这种觉醒的觉醒就是一种新的向度。

　　一些悠久的传统都将转变描述为“新见”(new seeing)。这一点意义重大。这种描述暗喻光明与清晰，它指的是领悟、洞察。德日进曾说，进化的目标是“在一个总有很多东西要看的世界里拥有更完美的眼睛”。

　　我们大部分人在觉醒的时日里，都不太注意我们的思想过程，不太注意心灵如何运动，它恐惧什么，留意什么，如何和自己交谈，它忽略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所疑心的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感情的起落如何，我们的种种误解，等等。我们工作、改变想法、烦恼、希望、计划、做爱、买东西——然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很少想到自己是如何思想的。

　　好笑的是，人格的转变其实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注意力的流动上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当下就给了自己一个新的透视点。于是心灵开始能观察自己的种种心情、身体的紧张、注意力的流动、它选择和丢弃的事物、它的伤害性与期待、尝试与接触。

　　在比较玄秘的传统里，这个幕后的心（the-mind-behind-scenes），这个在观察自我的部分，就叫做“证”（Witness）。比起我们平日支离破碎的意识，这个“证”是一种广大的向度。这是一个充分认知而自由的中心。我们在后面即将讨论到，这一个广大的透视点能更通向一个资讯的宇宙。我们的脑原先是在潜意识的层次处理这些资讯的。这一层领域通常我们无法穿透。这是因为我们那肤浅的心灵总在干扰或控制的缘故。这一层肤浅的心，爱德华·卡本特称之为“小小的，局部的我”（the little，local self）。

　　对自己没有知觉的心灵——一般的意识——就像乘客勒紧在飞机座位上，眼睛戴着眼罩一样。他不懂运输的本质，不知道飞机的向度、飞行半径、飞行计划。别的旅客接近他时他也不知道。

　　对自己有知觉的心灵则是飞行员。不错，他对飞行规则很敏感，心情会受天气的影响，又很依赖导航设施的协助。可是比起“乘客”心灵，他还是自由了许多。

　　不论是什么事物，只要是能够把我们带进戒慎状态的，都具有转变的力量。这个过程，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够进行。事实上，只要我们愿意让它进行，心灵在它自己转变的车乘上本来就随时准备要转入新的次元。冲突、矛盾、悲喜难分的感情，所有这一切与料因为通常只在觉醒的边缘打转，所以叫人不明白。但是，若是层次一层一层地往上提升，所有这些与料都可以一再排梳、理解。每一次的整合都使下一次的整合更容易。

　　这种意识的意识，这种证悟，有的人说是“高次元”（higher dimension)。不过这个说法经常受到误解。但是心理分析学家法兰克指出，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道德判断：

　　“高次元”指的只是一个包容力更大的次元。譬如说，如果你将一张两度空间的正方形垂直延伸，那么它就变成了三度空间的立体。这时你就可以说正方形包含在立体里……实相的诸层次之间不会互相包容，也不是真有矛盾；因为，高的层次总是包含了低的层次。

　　本章一开始，平国的正方形努力向线国人说明自己是“线中之线”。后来的球形也说自己是“圆中之圆”。我们必需明白，人性的转变过程一旦开始，就必然是几何式的。就一种意义而言，第四个次元就是这样：用新的眼睛看见了另外三个次元。

　　凭借选择的自由，凭借荣誉，你就是自己的塑造者，你将依自己所愿的方式塑造自己——不论此方式为何皆然。你既有力量产生野兽般的低等生命形态，透过你的灵魂的判断，你也有力量重生，重生而为高等生命形式……

　　米兰朵拉当时的哲学家跟现在一样，也在争辩人性本善或本恶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科学——不论哪一门哪一科——已经给了我们另一种选择：人的行为和脑确有难以置信的可塑性。我们之所以害怕、防卫自己、敌视他人，都是制约出来的。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脱俗超越的能力。

　　那些相信社会即将转变的人并非对人性乐观。他们相信的是转变的过程本身。因为他们自己在生活中已经体验过正面的转变——自由、亲近与统一感、创造性、解除压力的能力、充满意义的感受等等——所以他们相信别人一样也会改变。他们相信，只要有更多人发现自己具有这种新能力，他们就会同谋起来，创造一个富有想象力、成熟、合作而受欢迎的世界。

　　人的觉醒及人脑的可塑性已经证明为真。这有更多人提供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个人的进化（individual evolution)将演成集体的进化(collective evolution)。一个人只要释放了一种新能力，别人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存在，然后也发展出相同的能力。譬如说，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曾将某种技巧、艺术、武术发展到纯熟无比的程度。相反的，我们现在连一些“自然的”本能都得用鼓励的。人类现在连走路、讲话都不自然。婴儿如果无事可做，只是一直躺在床上，凭直觉瞪着天花板，那么就算他以后学会走路、讲话，也要等到很晚了。原来这些能力都必须用某种方式释放出来，在和他人及环境的互动中一步一步进展。

　　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脑能做什么，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不论是哪一个物种，他的遗传戏码（genetic repertoire）所包含的潜能几乎都是无限的；其数量多到任何人在一生中或任何环境里都无法完全了解。这就仿佛一个遗传学家所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一座大钢琴，可是真正会弹的没几个。人既然可以练到能够分辨几百种咖啡，或者在体能上练到可以反抗地心引力，那么，我们自然也能锻炼注意力的体能和微妙的内在感觉。

　　人类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现，人脑可以梳厘到在知觉上做一种深层的变化。心灵可以练习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实相。这种观察的方法绝少是自行产生的。因为有这些系统，有这些严肃探索内心的工具，所以，清醒的意识进化（conscious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才有可能。现在，全球各地认识到这种能力，认识获致这种能力的方法的人越来越多。在我们的时代，这是技术上的一大成就。

　　威廉·詹姆思有一段文字非常有名。他在这一段文字里呼吁世人注意这种转变：

　　我们平常那醒着的意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理性意识——只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意识。说到意识的全部，若用最小的银幕分割来看，里面潜在的意识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能活一辈子而毫不以为它们存在，但是，只要必要的刺激因素具备，稍一触及，它们立刻就会完整的全部呈现……

　　对于任何宇宙的文字记录，就整体而言，如果忽视了这些意识形式，都不可能是究竟的。

　　我们依何种方式转变

　　如果我们得到的新资讯互相冲突，那么，基本上我们有四种方法来改变我们的心灵（思想、想法）。一种是承认例外。我们的信仰体系总是尘封不动，但又容许种种反常现象存在。这就是说，旧范型先是在其边缘容忍许多奇怪现象的存在，然后才突破到一个比较大，比较令人满意的范型。这个方法最容易，可是也最有限。一个人如因承认例外而改变，那么这个人可能只喜欢某团体中的一两个人，而其他人他统统都不喜欢。他可能会认为灵异现象很荒谬，但又相信他叔婆的梦会成真，人不会接受这是“证明规则正确的例外”，反而认为这种例外是“证明规则不存在”。

　　另一种方式是“增上的改变”（incremental change）。在这种方式之下，改变是一点一滴逐渐发生，而我们不会知道自己正在改变。

　　第三种方式是钟摆式的改变(Pendulum change)。这种方式是，放弃原来明确的体系，另外采用另一个体系。这时老鹰变成了鸽子，原本狂热的宗教信徒变成了无神论者，做事漫无章法的人一变而为深思熟虑者——或者相反。

　　可是，钟摆式的改变无法将正确的事物与旧事物整合，也无从知道新事物会夸张自己的价值。这种改变方式会排斥自己以前的经验，从一种一知半解走向另一种一知半解。

　　承认例外而改变、增上式的改变、钟摆式的改变都会半途而废。脑如果无法将互相冲突的资讯整合，就无法处理这种资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脑如果无法将两条视线融合为一个影像，就会压制一只眼睛的视觉讯号，这样那一只眼睛在脑里的视觉细胞就会萎缩，最后造成失明。同理，脑会在互相冲突的观点之间作选择。它会压制不符合它基本思想(dominant beliefs）的资讯。当然，若是脑能够排梳种种观念，综合成一个强大的观念，这就不一样了。

　　这不一样的改变，就是范型的改变——transformation。这是改变的第四个次元。这是新的透视点，是以新形式或新结构将资讯结合的一种洞见。“范型改变”这种方式会不断的改良，整合。范型的改变要改变的是“只会是这个，要不就只会是那个”（either-or）或“这个与那个有别”（this-or-that）的幻想。

　　在种种方法之间而言，这种改变的方法最具挑战性。因为，这种方法必须放弃“确定”。这种方法容许我们在不同的时间里，因透视点不同，而对事物有不同的解释。

　　由例外而来的改变说：“除非……我对。”增长的改变说：“以前我差不多对，现在我对。”钟摆式的改变说：“以前我错，现在我对。”范型的改变则说：“以前我有一部分对，现在这一部分更大。”我们在范型的改变里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们以前的观点只不过是整幅图像的一部分——而我们现在所知亦不过是以后所知的一部分。如今，“变”不再是可怕的了。“变”能够吸收，扩展，不断丰富起来。那未知的领域事实上是很友善，有趣的。我们每一次的体悟都会拓宽我们的道路，使行程的下一个阶段，下一个路口都更容易走。

　　变的本身会变。这跟自然界一样；进化是从一种简单的过程发展为复杂的过程。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后面每一件事情的性质。这就好比存款的复利（compound interest）一样。范型的改变不比儿歌“十个小印第安人”（Ten Little Indians）里的小印第安人。儿歌里面，这十个小印第安人是一个一个逐步走开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可是范型的改变不是这样。范型的改变是本型的顿然转换。那是一种螺旋，一种剧变。

　　我们一旦觉醒到自己认知上的变流与转换，改变的程度就会加大。融会综和总是以融会综合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压力与转变

　　只要有恰当的环境，人脑确有无限转换范型的能力。人脑能不断自我重组，整合，超越冲突。任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打搅旧秩序的事物都有可能击发转变的扳机。这是朝向成熟、开放、力量的运动。

　　有时候，令人困扰的是失业、离婚、生重病、经济困难、亲人死亡、系狱，乃至于事业暴起，职位升迁等这种明白可见的压力。有时候则是好朋友观点与我们有出入、一本书动摇了我们的信仰、新环境、出国等心理上比较微妙的压力。

　　那众人议论的“未来的震荡”是我们的时代集体的压力。个人的压力和集体的压力一样，只要我们懂得如何整合，都可以是转变的机关。讽刺的是，我们虽然怀念以往单纯的时代，但是，动荡不安的20世纪却反而有可能将我们推向世代以来所梦想的变革与创造。

　　整个文化如今都因为祈求新秩序而在承受惊变与紧张。心理分析学家傅雷克(Frederic Flach)在评论这一种发展的时候，引用英国小说家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众生之道》（The Way of All Flesh)里面的话说：“生活平安无事的时候，不论是内心或外在的改变都很微小；所以在融合与容纳的过程中引起的紧张也就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但是除此之外，生活都会有紧张，因此也就有很大的融合力与包容力。”傅雷克说：

　　创造（creativity）的确就是巴特勒描述的这种融合力与包容力。巴特勒那个时候是1885年。到了今天，感觉自己生活平静无事的人越来越少。变革发生的步调越来越快，并且总有一个方式碰触到每一个人。在这一个个人与文化的压力越来越复杂，增强的世界，我们再也不能将创造力只用在解决问题。我们身体的健康与精神的健全端赖我们学会过真正创造的生活。

　　我们为了很多事情难以取舍而烦心；这些事情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工作大体上要有意义，但薪资又要好。小孩子应该有他们的自由，可是也要受到节制。我们在他人的期待与自我期待之间犹豫。我们想要慈悲，但又想诚实。我们想要平安无事，但又想自动自发。

　　穷兵黩武、压力、痛苦、困境、冲突等等，我们只要专心的注意，本身都会提供处方。如果我们对我们的问题只是间接的处理，如果我们举棋不定，或者使问题窒息，那么我们也就只是间接的活着。但是我们会骗自己说自己有了转变。

　　逃避

　　在一般的意识上，我们都会否定问题与痛苦。我们吃药、酗酒，或者整天看电视以求遗忘。

　　否定是一种生活方式；说正确一点，是一种贬抑生活的方式，目的是使生活好像比较容易驾驭。否定是顶替转变的。

　　个人对自己的否定、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否定、集体的否定。否定事实与感情。否定经验——故意忘却自己所见、所闻。否定自己的能力。政治家否定问题。父母否定自己也有不是。老师否定自己偏心。小孩否定自己的意图。最重要的，我们否定自己打从骨子里知道的事情。

　　我们陷在否定与转变这两种进化的机制当中。我们因为具有克制痛苦、过滤周遭资讯的能力而进化。这种短期的策略很有用；因为，它使我们的祖先能够将紧急事故中太过强烈的刺激移转到一边。他们身上好比觉醒了一种攻击—逃亡(fight-flight)的行为方式以处理人身的危险。

　　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很短视。否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就长期而言，身体的某些自动反应坏处比好处多。譬如说，疤痕组织的形成会使脊椎骨的神经无法重新连接。很多时候，伤口的红肿造成的伤害比原来的创伤还要严重。我们生病有时候并不是因为病毒，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对于病毒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

　　我们那堵塞经验的能力是进化的一条死巷。我们往往不去体验与转变痛苦、冲突、恐惧，而将之移转为一种“催眠状态”。

　　终其一生，我们的压力日积月累，毫无解脱；于是我们的意识日益狭隘。本来一片光芒，如今只剩一线亮光。我们失去了光鲜活泼的色彩，失去了声音、景象的感觉，对他人失去了感应，失去了深厚的感情。我们那觉醒的光谱越变越狭隘。

　　我们的时代，真正的疏离不是由于社会，而是由于自己。

　　问题从哪里开始的，有谁知道?或许小时候我们跌伤膝盖，大人拿饼干或讲话逗我们时就开始了。我们的文化从不曾孕育确实去体验经验的习惯。不过，到头来我们终究还是会否定这个，否定那个；因为我们有一种伎俩，喜欢替伤害我们的事物带上面具，即使以意识为代价亦在所不惜。

　　逃避好像阿司匹林，是一种短期的答案。逃避的方式能安于慢性的疼痛，但不愿面对一时的剧痛。其代价就是失去弹性。好比长期的疼痛会使手臂或腿缩短一样，这时意识完整的运动就会变为痉挛。

　　“否定”这种反应不论多么人性，多么自然，代价都很可怕。否定就好比我们屈就着住一栋房子里的接待室一样。但是，这种屈就终究是没有用的。我们的自我，终有一个部分会敏锐地感觉到所有遭到否定的痛苦。

　　差不多有一百年之久心理分析学家，一直以官僚体系为模型来看我们的心灵：最上层是意识，它指挥着所有的官员。接下来的潜意识(Subconscious）好像一个很不可靠的队长。再下来的无意识（Unconscious)是一团欲力、原型、好奇心与好勇斗狠。但是，心理分析学家后来很震惊地发现，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共同意识（Co-conscious）——这个觉醒的次元，斯坦福的心理学家西尔加（Ernest Hilgard)称之为“隐藏的观察者”（Hidden Observer）。

　　从斯坦福的实验我们知道，自我有另一个部分能够认识痛苦与刺激。人若是受到催眠就会完全忽视这种痛苦与刺激。意识的这一面永远都存在，也永远都在充分的体验事物。而且，一如西尔加的实验显示，它随时可以“造访”。

　　譬如说，一个女人经过催眠以后，把一只手浸在冰水里面，会说她不觉得痛（把疼痛度分为零到十度，她感觉到的是零度）。可是她的另一只手却一直拿着笔写着：“0……2……4……7……”其他接受实验的人，按照催眠者“召来”的不同“自我”，而有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报告。

　　所有我们否定掉的经验与感情，都会像唱片跳针一样，不断在我们另一半的自我中回响。大量的能量会消耗在使这些资讯循环到平常的知觉之外。所以，难怪我们会疲劳、生病、疏离。

　　对于经验，基本上我们有两种策略，一个是逃避，一个是专注。

　　1918年，赫尔曼·黑塞在日记里回忆他做过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他听见两个声音在讲话。一个声音告诉他，若想解决痛苦，应该让自己站出来，应当到外界寻求力量。这个声音听来是父母、学校、康德、神父的声音。另一个声音听起来仿若“第一因”(primary cause）那么远。它说，痛苦之所以痛苦，完全是因为你害怕痛苦、抱怨、逃避。

　　你打从内心深处知道，神奇、力量、救赎只有一个……那就是爱。这样的话，你就爱你的痛苦吧!不要反抗，不要逃避，把你自己给它。让你感到疼痛的，无他，不过就是因为你嫌恶痛苦。

　　嫌恶就是痛苦。专注就是神奇的痊愈。

　　痛苦只要受到适度的关注，就能够解答我们一些重大的问题，即使是我们不甚了然的问题亦然。挣脱痛苦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痛苦。一部梵文的古书说：“不要想假装痛苦不是真的就能够把痛苦赶走。如果你追求的是一体的宁静，痛苦自然就会消失。”

　　冲突、痛苦、紧张、恐惧、疑惑……所有这一切都是转变在努力着要发生。我们只要正视它，转变的过程自然就开始了。人只要发现了这个现象，那么不论他是追求而来还是偶然发现，他就会逐渐明白，因为生活不加麻醉而承受的惊恐有它值得的报酬。痛苦的解除、自由的感觉、冲突的化解会使我们比较容易面对下一步的危机或难题。

　　关注之道

　　我们有一种否定压力的生物本能——也有全神贯注于压力而加以转化的能力。

　　最近脑部研究的发现，使我们了解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心理与生理层面，也使我们了解为什么“关注”才是成熟的方式。

　　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一直在交互作用，但是各自又有自己的机能。这些特定的机能，最先是在范围仅及左半球或右半球的伤害观察到的；后来又利用精密的技术测知了两者的差异。譬如说，左右半球在视觉区同时闪出的视觉景象不一样。又譬如，左耳和右耳同一时间听到的音调也不一样。脑部的解剖又发现两者在结构上有很微妙的差异。最后，研究也发现，产生某一种化学成分的脑细胞大部分都只集中在一边，不会有两边都有。

　　脑的左右半球各自都是一个意识中心，可以独立运作。20世纪60到70年代之间，全世界各地有二十五个人接受“脑分割”手术以治疗严重的癫痫症。医生将他们左右半球的连接切断，希望能够把癫痫症的发作限制于脑的一边。

　　这些病人痊愈以后看来都很正常。然后医生开始做一些检验，看看他们是否具有双重的意识，两个脑半球各自的机能又是如何。这些一半的自我能够做什么事，又有什么描述能力。

　　结果证明，脑分割的病人确实有两个心灵，可以独立行使机能。譬如说，左手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举例说，右脑半球知道东西的名称，可是却不管讲话。所以，经过脑分割手术的病人讲不出一样东西的名称。可是，他却能够用（右脑控制的）左手从一堆东西里面把这件东西拿出来。又，如果病人想用右手画一些简单的图形，他的左手就会抢着做这件事（因为控制右手的左脑不了解空间关系）。

　　我们总是将“我”与会讲话的左脑连同它的一切运作等同看待。左脑是我们谈经验、分析经验的部分。基本上左脑控制讲话。左脑能够加减乘除、连接、测量、区分事物、分类、给予名称、看时钟，等等。

　　右脑与讲话的机能关系甚小。但是，右脑却了解语言，而且使我们讲话有感情。如果右脑受伤，我们讲话就会单调无趣。右脑比左脑懂音乐与性，又能够用意象思考，整体看东西，看出事物里面的形态。调节痛苦的，也是右脑，而非左脑。

　　用麦克鲁汉的话来说，右脑“调谐”资讯，左脑“适应”资讯。左脑处理过去的事物，将现在的经验与早先的经验连接，然后划分其范畴。用个比喻说就是，左脑拍照，右脑看电影。

　　右脑做的是“视觉聚合”(visual closure)——这就是说，只要有几条线条的暗示，右脑就能辨认出形状。在心智上，右脑将点连接成型。照心理学家的说法，右脑完成形态(gestalt)。右脑是全面的(holistic)，制作全体。

　　感知趋势与形态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技能。从最少的讯息里面，我们得到的图像越准确，我们的生存配备就越好。

　　我们将这种看见形态的能力用在世俗生活里，其方式犹如我们将信封打开一半看信的内容一样。我们那利用有限资讯形态聚合的能力使销售者或政治家及早觉察趋势，使医生诊断出疾病，看出一个人或家庭疾病的形态。

　　右脑与古老的前脑(limbic brain)——亦即所谓的“感情脑”——有很紧密的关联。奥秘的前脑结构与记忆过程有关。用电刺激，会产生种种意识现象。

　　如果用“心肠与心智”(heart and mind)的古典意义，我们可以将这个“右脑”前脑一看成“心肠脑”。平常我们说：“心肠有它的理由”，就是在说这个“脑的另一边”深深感受到自己内在的反应。

　　至于左脑，不论是生物或文化的原因，左脑似乎主宰着我们大部分的知觉。研究者说，有时候左脑连右脑做得比较好的事都要越俎代庖。

　　我们将自己大部分的意识知觉自限于脑的一个机能，亦即将事物化约为一部分一部分的机能。要寻找意义，我们的方法只有一个，可是我们却把这个仅有的方法也破坏了；因为，我们的左脑已经习惯于切除由右脑而来的冲突，所以，也把自己看见形态，看见整体的能力切除了。

　　不曾借助手术刀，我们就为自己做了脑分割手术。我们将心肠与心智互相孤立。切除了幻想、梦、直觉，切除了右脑的整体过程，左脑便成了不毛之地。而右脑，切除了它的组织伙伴（左脑）以后，便一再背负了感情的重担。感情于是变成可厌的，也许就此暗地里恶作剧，闹疲劳、疾病、精神官能症等等；要不就是老觉得什么事不对劲，若有所失——这是一种宇宙乡愁。这种分裂使我们丧失健康与亲和力，也使我们丧失学习、创造、发明的能力。

　　知与辨

　　人性转变的原料和氧气一样，虽然看不见但无所不在，近在身边又在我们里面。这种知识我们泅泳其间，却还不懂得去要求；因为，作为这种知识之媒介的脑还不懂得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命名。

　　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分辨梦与撒旦。这些方法可以建立左脑和右脑之间的桥梁，使两者之间交流顺畅，增进左脑对自己伙伴的知觉。

　　譬如，打坐、念诵等一类的技巧可以促进脑波的专注与协调，使两个脑半球活动更为同步。一旦同步，表示的便是更高的秩序。有时候有一种现象，那就是，脑细胞受到“征召”进入一种韵律当中。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一直到脑的所有部位仿佛经过编舞与配乐，一起跃动为止。这时两边脑原本不同步的种种形态，便仿佛在互相训练一样。这时候意想不到的是，脑结构旧而深的部分也可以看出一种与新皮质同步的脑波活动。

　　这种认识自我技巧里面，有一种叫做“集中”（focusing)。这是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甘德林（Eugene Gendlin）创立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习者安静坐下，让一种专注，或说一种“气”(aura)涵涌于心中。事实上，这种专注或“气”自己就会要求要自我认同。按通常的情形，差不多半分钟以后，习者的心里就会跳出一个字或一句话。这个字或这句话如果来得对，身体就会跟着有反应。用甘德林的话来说：

　　这种字句一旦出现，我们就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感情，或者一种解脱、一种改变，但又说不出是什么感情、解脱、改变。有时候这些字句既寻常而又了无新意，可是就是具有经验的效果，别的字句就是没有。

　　研究显示，连同这种改变一起发生的，是脑波“和声”明显的变化。有一种明确的，复杂的形态与这种体悟（insight）有关。此时，脑的活动便整合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同理，当一个研究对象说他觉得“迷惑”(stuck)时，研究者同样也会侦测到他的EEG“和声”、“溃散”了。

　　凡是消除阻碍，使这些材料出现的，就是转变。惯于分析的左脑有它分类与命名的能力。左脑一旦承认另外一半脑的智慧，使两边脑合成圆满的知觉，这就是“认识”(recognition——从字面上解，就是“重新”(re)“知道”(cognition）。

　　脑的组成部能够了解的事物，必须是那些可以纳入先前已经知道的知识的才可以。先是语言将那陌生的，未知的事物拉进完整的意识里面，然后我们才说：“当然。”

　　在希腊哲学里面，logos（字）能够安置新事物或陌生事物，所以是神圣的秩序原理。我们只要是分辨事物，给事物命名，就是在建构意识。注视社会眼前发生的大转变，我们就会发现“命名”这种事正在唤醒一个又一个新的展望，例如安详分娩、甘于俭朴、适度（不过度的）技术、范型的转变，等等。

　　语言将未知事物从无可安顿的边缘解放，表达这个事物的方式又使整个脑知道这个事物、咒语、曼陀罗、诗、真言等等都是连接两边脑的桥梁。巴伯说，艺术家面对形式的时候，“如果对着显现的形式说自己生命中初始的字，那效果就会使一种力量流出，作品就出现了”。

　　由于脑是这样的复杂，所以科学家也许必须努力好几代，才能使我们了解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物，知道事物的过程是怎样。可是，这没有关系。真正要紧的是，我们内在有一种东西比我们平常的意识来得聪慧，认识的事物也多。我们内在既然有这样的盟友，我们为什么还要一个人走呢?

　　寻找中心

　　两个心的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东西。整体脑的“知”比它各部分的总合多，也不一样。

　　英国文学批评家墨瑞（John Middleton Murry)说，心智与心肠的协调是“一切高等宗教的奥秘”。20世纪40年代时，墨瑞说，越来越多的人融合了感情与理智，“正在变成一种新的人类”。他说，大部分的人面对内心的冲突，都会掉头而去。他们在忙碌、信仰、否定当中寻找安适。

　　但是，这一类“麻醉剂”对某些人还是无效……原来，心肠与心智都各自坚持自己的权益，所以彼此无法和解。它们的存在的中心有一个死结，它们暮气沉沉地通过，进入一种孤立、放纵、绝望的情况。它们的内在彻底分裂。

　　然后，由这个极端而绝对的分裂，突然出现了统一。其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心智与心肠原本是誓不两立的敌人，现在却在灵魂当中统一了。而追个灵魂是深爱自己所知事物的灵魂。这样，那内在的分裂便愈合了。

　　墨瑞称这种“知”为灵魂。几百年来，种种超越经验的文字记录都说这灵魂是奥秘的“中心”，那是一种未知的中心领域的洞察力。这个超越的中心正是一切文化的核心，呈现在曼陀罗、炼丹术当中，呈现在金字塔的王室（中间之火）当中。那是圣所的圣所，圣中之圣。“我们环坐四周，猜想事物，”佛洛思特（Robert Frost）说，“可是那奥秘(the Secret)却端坐中间，早已知道一切。”

　　逃离两个心的禁锢——亦即“转变”这个任务——是赫尔曼·黑塞小说中常见的主题，譬如《荒野之狼》（Steppenwolf)、《知识与爱情》（Narcissus and Coldmund)、《玻璃珠游戏》（The Glass Bead Game)、《德米安》（Demian)、《西达塔》（Siddhartha)等都是。1921年他曾说，他希望印度的精神浪潮会使他们的文化“从另一个极端更新”。他说，对自己过度专门的知识深感不快乐的欧洲人诉诸打坐（meditation)的比较多，诉诸佛陀、老子的心较少。打坐“这种技巧的成果是纯然的协调，是逻辑式思考与直觉式思考同时而平等的合作”。东方人思考树林，西方人计算树木。然而，如今要求完整已经是所有文化神话出现时的一个主题。这种要求，要求的是全部——有很多人并且已经超越了分裂。见树又见林的心是一种新的心。

　　那个真正的中心的力量必定是人类智慧中最受误导的事物。这情形就好比是，一个瓶子一直冲向海岸，可是就是没有人打开那个瓶子。至于说解开其中的密码就更不用说了。赫塞说，确实，很多德国教授都担心知识的西方会卷入佛教的浪潮。“不过，”他很冷静地观察到，“西方不会卷入。”的确，以他一切实际的目的而言，西方最近终于注意到那个一直在海岸边漂来漂去的瓶子，感受到把这个瓶子冲到海岸的浪潮了。

　　赫胥黎历数种种精神之道，不推举纯粹知识或实用的，而推举其中的“中间之门”(the central door)。那是“两个世界之中最好的……一切世界最好的”。正如一个东方思想家最近说的，除了要不跌倒之外，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维持平衡。

　　新展望的恐惧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往往，并且无可免的，人总要落回原先的位置、极端、方式。多莫尔（René Daumal）在《安那洛格山》（Mount Analog)里谈到这种“倒滑”时说：

　　你不可能永远居于巅峰，你一定会再下来。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还要麻烦呢?无他，上面的知道下面的，下面的却不知道上面的。

　　你爬，你看见，你超越；然后你又看不见。不过你已经看过了。

　　我们有一种方法，借着高处所见的记忆在低处引导自己。“你不再看见的时候，至少你还是知道的。”

　　我们活着，依靠的就是我们看过的东西。这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

　　第四章 跨越：人的转变

　　第四章 跨越：人的转变

　　真正重要的历史只有一种，

　　那就是你曾经相信的历史，

　　以及你翻然相信的历史。

　　——Kay Boyle

　　多多，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在堪萨斯。

　　——Dorothy

　　偶然的转变和有系统的转变，两者的差别就像闪电和灯一样。两者都有亮光，可是一个危险、不可靠，另一个却受到引导、要有就有、安全。

　　在企图心上，转变的扳机多得数不完；可是，其中却有一种完全一样的质素，那就是，知觉的凝聚，这一种重大的改变。尽管表面上有种种差异，呼吸（数息）、身体的重复运动、音乐、水、火、无意义的声音、面壁、公案、问题等这些大多数人借以凝聚知觉的事物都太陌生、复杂、分散、单调，所以脑的分析与知识的那一半无法处理。知识的脑只有固着于明确而有限的事物，才能掌管知觉。但是，如果盘踞其上的凝聚分布面广而一致，那么我们就会听到脑（心）另一边的讯号。

　　回答“宝瓶同谋”问卷调查的诸位人士曾经提到种种这一类的经验。以下是其中的一些：

　　由于输入（imput）骤然改变造成意识的变动，以至于引起感官孤立与超载。

　　生物回馈（biofeedback)——由于想控制脑波活动、肌肉活动、皮肤温度等过程，需要放松而专注的状态，所以利用仪器对这些身体过程回馈出不同的声音或读数（以判断是否放松而专注）。

　　自生训练（autogenic training)——自我暗示(self-suggestions）自己的身体放松了，“自己在呼吸”。这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发展出来的方法。

　　音乐（有时候加上冥想或打坐）——因为脑对音调、节奏有感觉；又因为音乐是由右脑从事之故。诵经、绘画、雕塑、陶艺等一类的活动，都会使人沉浸在创造中。

　　即兴戏剧、心理剧、沉思大自然一类的美感经验等等。即兴戏剧需要全然的专心与自发性。心理剧迫使演出者对自己的角色，以及角色的扮演产生知觉。

　　“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这是以各种社会运动为策略，使我们考虑种种现有的看法。

　　自助与互助人脉——譬如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匿名戒馋会（Overeaters Anonymous）等等。这些团体有十二条规则。其中包括专心注意自己的意识过程而做改变；认识自己可以借由内省而与那些“比较高的力量”结合而决定自己的行为。

　　催眠与自我催眠。

　　禅、藏密、混沌说（chaotic）、超验论者、基督教、犹太教神秘哲学、拙火(kundalini)、罗遮瑜伽(raja yoga)、坛特罗瑜伽(tantric yoga)等各宗各教的打坐。这是一种“心理综合”(psychosynthesis)——一种结合观想与打坐的体系。

　　苏菲(Sufi)经文、公案、回僧舞（dervish dancing)。各种使人意念专注的法术。

　　est、Silva Mind Control、Actualizations、Lifespring等等，使人破除文化的迷障，面对新的可能性。

　　讲梦的刊物。因为梦是一般的意识之外最方便的资讯媒介。

　　阿里卡（Arica)、通神学（Theosophy)、葛吉夫体系（Gurdjieffian Systems)。这些体系融合了几种密传，教导转变知觉的技巧。

　　现代心理治疗法，譬如法兰克的存在分析(Logotherapy)、原始治疗(Primal therapy）及其副产品、费雪—霍夫曼程序(Fischer Hoffman process、形态治疗法（Cestalt therapy)等等。其中，法兰克的治疗法是追寻意义的治疗法，运用的是“相反意图法”(paradoxical intention)，亦即直接与恐惧的来源面对。原始治疗法召唤儿时的痛苦经验。费雪—霍夫曼程序与原始治疗法类似，重行进入儿时的焦虑，然后运用观想，在一切早期的负面经验之上原谅父母，与父母和解。形态治疗法温和地强迫我们通过认知的“型”，或者转换范型。

　　心灵科学(Science of Mind)，这是治疗与自我治疗的方法。

　　神迹说，这是基督教现代非正统的一支，基本学说在于认知(perception)的深层转变。

　　各种身体戒律或治疗法：哈达瑜伽、莱克治疗法(Reichian)、贝兹视力复健法(Bates system for vision improvement)，太极拳、合气道、空手道、跑步、跳舞、深度按摩法（Rolfing)、生物能量法 (Bioenergetics、费尔登克莱斯(Feldenkrais）、亚历山大（Alexander）、应用人体运动学（Applied Kinesiology）等等皆是。

　　个人与集体的转变。这种深刻的经验发生在大苏耳(Big Sur）的依撒冷(Esalen)，发生在华盛顿国立训练实验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的体验团，发生在一些接触团体、非正式的益友社等。

　　运动、登山、涉溪（river-running)等消耗体力的活动，以及荒野避静（wilderness retreats)、单人飞行或航行等。前者使“活着”这种状态产生一种质的改变。后者则创造自我发现与时间永恒（timelessness）之感。

　　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叫做“心理技术”（psychotechnologies)，也就是改变意识的种种方法。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现凝聚心神的新方式，并且用自己的方法诱发这种状态。任何事物都可能用来凝聚心神。

　　威廉·詹姆思大约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前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扩展知觉的钥匙，无他，就在于“投降”。放弃斗争即赢得斗争。在约翰·布鲁诺（John Brunner）的未来小说里，英雄震波骑士 (Shockwave Rider）说：“想要走得快，就要走得慢。”一所著名的医学中心的精神病科主任兼生物回馈的研究者告诉他的同事说：“只有让你的脚离开加速器，你才能跑赢。”

　　不过，我们不要误以为方法的复杂就是效果。高度结构的方法与复杂的体系可能有一些人受用，可是大部分的人却用简单的技术通过了变革。一个方法可能一时有用，但不久却完全失效。反过来说，一个方法也可能必须等到后来经过反思以后，才了然其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的神经系统组织方式都不一样，健康情形都不一样。因着个人是否比较有梦想，比较严肃或轻松、焦虑之不同，心理回顾的事物等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天生就是运动员，所以，同理，有一些人意识就是比较容易转变。所有一切方法的实行，“钥匙”在于一种全面而轻松的专注。但是这种专注不必硬逼，只要应许它，它就来了。刻意会干扰过程。不过，有的人要他放松就是有困难。

　　很多人的神经会反抗这种心理技术。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就对痛苦比较敏感，或者经历过有害的“输入”。这样的人很可能已经切断了对感情有反应，对痛苦敏感的右半脑。有的人又不一样。他们比较活泼愉快。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探索者或比较有创意的人。他们的气质能屈能伸，或者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应付恐惧与痛苦。

　　因为神经系统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我们要不就占尽便宜，要不就处于不利之地。因此“富者”一开始就日富一日，“穷者”一开始就日暮穷途。但是，如不论天赋如何，只要多练习就会游泳、滑雪一样，“改善”在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

　　心理技术好像运动一样，效果会与日俱增。可是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你运动停了，你的肌肉便不再发展。可是，脑一旦改变，就永远改变了。“镜子不会变成铁，”苏菲诗人鲁密(Rumi)说，“成熟的葡萄不会变酸。”

　　转变的各阶段

　　人间没有一种体制能使我们的人性从支离破碎一变而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明朗干净。转变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但是，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个一个的阶段。令人惊讶的是，若是以成千上万的历史资料，以及当代的追寻者日益繁生的报告为依据，这些阶段都是可以标明的。当然，就个别情况而言，可能各有各的陷阱、洞穴、流沙、十字路口等等，可是，有些沙漠、山峰、奇怪的墙壁等却是几乎每一个行者都遭遇到的。因此，我们一方面知道地图并非就是转变的本身，但是一方面也要用四大阶段来说明这个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入点”（entry point),几乎都是事出意外(happenstance)。大部分情形下，这个入点都要日后经过反思以后才恍然大悟出来。这种“进入”可以由任何事物拙扣扳机，只要这个事物是动摇了我们以往所了解的世界，动摇了我们以往视为重要优先的看法即可。有时候，这种“进入”只是出于无聊、好奇、绝望而做的象征性投资——花一百元买了一本书，花一千元买了一幅曼陀罗，进入大学接受补习教育等等。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个“扳机”是自发的，是神秘或心灵的经验；难以否定，也难以解释。有时候，迷幻药也会产生全新的实相。

　　作为一种带人进入转变技术的入点而言，我们不可能过分高估迷幻药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对于或千上万“左脑的”工程师、化学家、心理学家、医学生而言，他们事实上从来未曾了解他们那个比较自发的，比较有想象力的“右脑”兄弟。但是，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迷幻药却是使他们通向山那度（Xanadu)（译注：忽必烈汗行乐宫所在之城）的一条路。

　　由迷幻药激发的脑化学的转变会使我们一向熟悉的世界蜕变。我们一向熟悉的世界将让位给瞬息即逝的意象、前所未有之深度的视觉与听觉感知。这是一股“新”知识的洪流，可是却又是古老的，深刻的初始记忆。由迷幻药产生的知觉与做梦或喝酒产生的不一样。由迷幻药产生的知觉不但不模糊，而且往往比平常清醒的知觉深刻强烈。有的人只有经过这种彻底的改变，才充分了觉意识在创造日常实相上面所扮演的角色。

　　吸食迷幻药的人很快就发现，与他们的经验最接近的历史记载不是来自奥秘经典，就是来自理论物理学的仙境——“万有与虚空”互补的观念。“万有与虚空”这个真实次元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年监学者说：“LSD给了整整的一代一种宗教经验。”但是，由化学造成的“悟”是很脆弱的；因为，化学造成的悟太强了，所以无法整合到日常生活里面。但是，不嗑药的心理技术则提供一种持续但节制的运动，向着那个宽广的实相前进。所以，宝瓶同谋的年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从LSD到禅，从LSD到印度，从psilocybin到心理综合，等等。

　　蘑菇和饱和方糖不管有什么荣耀，不过是惊鸿一瞥，现在并不是主要的质素，要留待以后才会吸引我们。

　　入点经验暗示的是，生活有一个光明、丰富、有意义的次元。有的人深受那惊鸿一瞥的吸引，日夜思索，想要看见更多。有的人不那么认真，盘桓在入点附近，搬弄玄密，吃药，玩意识转变的游戏。有的人很害怕事情一开始，就没完没了。面对非理性的事物会使我们丧胆。在这里，我们那解放了的心承受的是旷野恐惧症（agoraphobia)的痛苦。我们的心害怕它自己那广大的空间。急切想控制局面的人一旦接触这个多重实相，多种看待事物的方式，都会感到害怕。这时他们可能宁愿回复自己原来那种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的世界观。他们的体悟若是与旧信仰体系矛盾，他们克制的是自己的体悟。

　　有的人会犹豫不决；因为他不知道下一个路口转哪一边。担心他人批评也会使一些人却步不前。因为，在他们的亲人、朋友、同事眼中看来，他们真是愚笨、做作、乃至于疯狂。他们担心自己那内心的旅程是否自恋或逃避。不错，坚持要通过入点的人，首先要克服的，便是整个文化对于“内省”（introspection)的偏见。我们的社会一向认为，追寻自我认识即等于自以为是，即是牺牲社会责任，只关切自己的心。一般人对于心理技术的批评，最典型的莫过于《一种新的自恋》(the new narcissism），《我的十年》（Me Decade)这几篇论文。前者是彼得·马林(Peter Marin）登在《哈泼》杂志发表的文章。后者是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纽约》杂志所做的贬损之语。

　　刚开始转变过程的人，还会因为说不清楚自己的感觉，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继续下去，而更形孤立。如果他想向别人说明自己发现了一种内在的“自我肯定”（self-rightness)——发现他内心一个潜在的，完整而健康的自我在等待解放——他又怕在别人听来他自我中心。

　　有的人会害怕遭到“遗弃”。因为，由这种经验而来的认识往往捉摸不定，不易掌握。这种体悟如果只是幽灵……只是幻觉，怎么办?以前，我们相信过一些希望，可是最后都破灭了。有一些希望，我们一旦伸手抓它的时候，立刻像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凡此“背叛”的记忆，或大或小，都在说“别相信……”

　　更为常见的，却是害怕自己的潜能。马思洛也注意到这种现象。他说：“我们喜欢自己在高峰经验中看到的近乎神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为之震栗。可是，面对这些可能性时，我们却又恐惧、羸弱的颤抖。”表面上看来不在意的，其实往往是一种防卫。他说：“怕知道其实就是怕做。”因为，知识带来责任。

　　此外，我们还害怕自己，不相信自己内心深处的要求。我们害怕可能是冲动接管了我们。想想，万一后来发现我们对生活真正的要求与自己现有的不同而又危险的话，怎么办?与此相关的，又是害怕自己可能给吸进大旋涡里，更糟的是我们可能还喜欢。也许我们还要守戒。如果我们想打坐，我们可能必须早上五点起床，还要吃素。

　　哈西德教的经文说，不伤害人的事物他害怕，可是于他无益的事物他却渴望。“可是，事实上，他害怕的是他心里的东西，渴望的也是他心里的东西。”我们既害怕又渴望成为真正的自己。

　　只要是在入点的一带，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追求这个圣杯（Holy Grail)，一切将为之改观。但是，我们也随时可以退出。后退的机会好像迪思奈乐园太空山的紧急出口一样，近在身边。另有想法的人，这是一个出口。

　　以上是第一阶段。下面说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探索”（exploration)——否定到了最后来了一个肯定。不论是苦战得来或以热切之心迎之，个体由于感觉到有东西值得追求，因此决心去追求。这个认真的第一步，或许是一小步，却意义重大，而且能够赋予我们力量。一个精神教师说，这种追寻就是转变。

　　心理学家甘德林说，这种探索是一种“审慎的放手”（deliberate letting)。这种放手让我们内在的认识走上前来。这种放手好比我们审慎地放开一件东西，不再掌握它一样，是一种刻意的解放。掌握东西是意识的紧张，心理的痉挛；所以我们必须先使它放松，才有可能改变事物。

　　心理技术就是用来解除这种执着的。解除了这种执着，我们才会有浮力。这种情形就好比救生员必须先使溺水的人不要死命地抓着他，才能救他是一样的道理。

　　不过，讽刺的是，我们往往只知道用一种方法追求转变。也就是说，我们仍旧依照旧范型的价值观，以消费者、竞争者的姿态待之。我们拿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相互比较，心里想着自己“做得对不对”，做得够不够快，有没有进步。种种经验里面有些令我们有所得，或者使我们特别感动的，我们就很想再得到。这种时候，有些人会去尝试种种方法，四处拜师，好像货比三家。在这一个旅行速度超音波、卫星通信的时代，我们都想马上得到满足，得到回馈，得到消息。其实转变的过程好比间歇泉（geyser)一样，一直在地下汩汩而流，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会不耐烦，一直想采取行动。

　　有的人一开始就落入钟摆式的改变。他们把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慢跑、 est、深度按摩等等看做治疗人间疾病的万灵丹。其他体系一概放弃。

　　在这个看似“明确”但其实不然的黎明，思想急切地改变往往是常见的现象。但是，每—个准传道者很快就知道没有一种体系是全体适用的。而且，方法的本身——在知觉不断反复凝聚之后——最后也会让我们明白终极的解答是没有的。

　　科幻小说家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说：“我们都在追寻同样的东西，都想解开那古老的‘奥秘’。当然，我们不可能解开。我们只会在它上面到处爬着。最后，我们就住在这个奥秘里……”

　　以上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整合”（integration）现在，这个奥秘住了人了。到了这个阶段，个人虽然可能还是有他喜欢的方法或老师，不过这时他已经接受了自己内心的“上师”（guru)。

　　这个阶段的初期，新信仰与旧形态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不协和音，一些尖锐的冲突。动乱的社会会企图用旧工具、旧结构自我重建；同理，个人面对新信仰与旧形态的冲突时，最先想到的，也是改善这种情况，而不是改变情况，是改革情况而转变情况。

　　这个时候，由于转变的过程会破坏我们一向依赖的生活计划、种种关系、目标、价值观等“指南”，于是我们的恐惧全部向这里集中；所以我们便开始在快活与孤独之间摆荡。这时的情况是，我是新的，可是却处在旧文化当中。然而这时也有了新的朋友、新的收获、新的可能性。

　　这个时期要做的工作就不一样了——要做的不是前人阶段那种急忙的追寻，而是反省。科学上，范型转换以后，都要做“收尾”（mopping-up)的工作；也就是将松散的一丝一缕编织成新的架构。同理，正当人格转变的人也有左脑的一些要求等着他知道。这个时候，“直觉”已经跳跃到“理解”的最前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时的个人会去实验、改良、测试观念，摇撼观念，磨锐、扩展。

　　为了在意识经验的变换上学习事情，很多人会开始去探索以前不感兴趣，或者没有胃口的课题。他们开始注意哲学、量子物理学、音乐、语意学、脑科学、心理学。有时候这些新“科学家”则是回过头来消化吸收以前学习的事物。这时候开口已经很大了。此时此地，每一件东西都事关紧要了。

　　不过，就在他们不再需要外在的理由使自己成立或正当的时候，“自我质疑”却达到了“审问”的层次。不过，等到个人再从这种“重估”出来以后，他将带有一种力量与肯定，扎根在目的当中。

　　起先还在入点的时候，个体才发现的是“知”还另有方式。进入“探索”阶段时，他发现的是，这些知都可以带出一些体系。等到到了整合的时候，由于他已经看出他以往的习惯、抱负、策略不再适宜自己的新信仰，这时，他才明白，“存在”（being)另有状态。

　　然后才是第四个阶段——同谋。这个阶段，他将发现更多力量的源头，以及利用这些力量圆成自己，服务他人的种种途径。这个时候，新的范型不只在他身上有效运作，也在他人身上有效运作。既然如此，如果心灵有治疗与转变的能力，那么为什么众人的心灵不能结合起来治疗与转变社会?

　　这个阶段的初期，如果他想与别人交流这个“转变”的观念，那么大部分情形将是他必须向别人说明自己，或者是将家人或朋友拉进转变过程里面。这个时候，那伟大的社会意义就开始呈现了。

　　这就是推动转变的同谋——使它成为可能的，不是将它强加在不感兴趣或尚未成熟的人身上，而是加在迫切期望它的人身上。依撒冷物理研究所的共同创办人麦柯·墨菲说，在实践的时候，戒律或训练的本身自己就会共同谋求一种更新。“让我们使这个同谋明朗化吧!我们可以使平庸的生活一变而为这个世界想跳的舞。”

　　诡谲的是，个人在这个时期评估自己的责任、角色、方向时，他的社会实践却可能出现“裂缝”。毕竟，这个时候如果他有改变社会的力量，那么就算这种力量不大，他最好还是小心一点。他必须将整个“领导”、“权力”、“阶级”思考清楚以后才做。这个时候，他担心的是，他可能因为行为上回复到以前的防卫、自我中心、懦弱等，因而破坏了社会转变的大好良机。

　　持平的说来，每一个人转变过程都不可谓之典型。因为，每一个人的转变过程就像他的指纹一样，完全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前面所说那种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发展，却是大家经常提到的故事。

　　一家州立医院的心理医生在他的宝瓶同谋问卷回函上附了一封四页的信。信中所说，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典型过程。首先是“入点”：

　　1974年春天，我刚完成一篇以行为观点为基础的心理学硕士论文……。有一天晚上，我和另一个应届毕业生决定要实际体验一下LSD。于是就在这一个晚上，我有了一次难以解释或描述的经验：我突然感觉我的头里面有一个旋涡；从头开始，一直延伸到头的上方某处。于是我开始用我的知觉追寻这种经验。可是等到我往上升时，我却开始失去控制。我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吵闹声，外加身体感觉飘浮、忽大忽小。

　　突然间，我一下子跳出了这个旋涡，站在已婚学生宿舍前面。这栋建筑物，以前我看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现在却美丽得难以置信。那种美，我至今难以形容：一种秩序，一种繁复，可是又有一种朴素。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自成意义，也和环境中的其他元素结合出意义。这次的经验，我打从它的核心强烈感觉到不是吃药的结果。

　　这以后，只要他向同学和教授谈起这一次的经验，他们“立刻笑他异想天开”。倒是有一个同学一直要他读卡斯达内达的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怀疑。因为，“我常自认富有科学思想，觉得一个印第安巫师离我太远了”。但是，由于急切地想得到答案，他只好放弃知识的反抗。这样，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探索”：

　　我第一次拿起他的小说来看，就发现原来还有人经验和我一样。我把他的书全部看完，然后决定我的博士论文和考试要以这一方面为题材。但是，这时因为我还不知道我所追求的东西该怎么叫，所以我不知道该向哪一方面专研。

　　经过一个夏季的研读，以及进一步研究自己的经验，我才决定了我的工作，那就是，以打坐为标准程序，探索人类意识。

　　这一个夏季，他开始记日记，记录自己的思想和实验，并且研究自己的认知在LSD的影响之下有什么变化。有时候他利用一些方法使自己的意识激烈改变。可是，有些情况吓坏了他，于是他决定不再玩这种游戏，也不再吃药。“打坐比较安全，比较能够稳定而深刻地探索和改变。”

　　1974年年底，他开始了整合期：

　　整个春天和秋天，我一直利用打坐做我的追寻。一方面那时我也在为我打坐和意识方面的博士考试写大纲。我尝试了一些我读到的东西——例如灵魂出窍(out-of-body experience)。我认为那里面有一种实相，一种我还没有准备要去的实相。除此之外，我从书本中得知打坐还可以得到更多东西。

　　请注意，他现在更认真了。他现在不再迷惑于那种全视的能力和游戏。他不再问自己能学到什么东西。他现在问的是，他能够成为什么。

　　一天晚上，他有了一次不寻常的经验。那一天晚上，他打坐以后上床睡觉。睡到半夜醒过来，看到自己眼前有一个三度空间的圆形在空中来回跳动。隔天他就把这个图案画下来。后来，他发现这个图案竟然和一个东方精神教派打坐时用的图案一样，叫做奄陀罗（yantra)。后来他又发现杨格曾经说过这一类图案是从集体潜意识里面产生的。这个发现使他觉得，即使是学校里最怀疑论的教授，他都更有把握跟他们辩论打坐现象在心理学上的重要性了。

　　1975年他完成了他的论文，题材就是打坐、放松训练（relaxation training)、生物回馈实验。在这篇论文中，他将他的发现“传译”给他的论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有一个“思想缜密的心理学家”，以及一个“对意识研究涉猎甚深的教授”。

　　1976年他到一家州立医院工作。1977年，他感觉自己到了第四阶段“同谋”：

　　我猜我的记录这以后的部分正是导向一种综合，进入你们所谓的宝瓶同谋。我将继续研究圆满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译注：着重感官、心灵，精神各方面充分发展的心理学）、打坐、生物回馈、音乐冥思（music meditation)，同时继绩做我主流的医疗心理学。

　　在这所医院，我一直致力于解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逐步地；因为，本州和海湾区 (Bay Area)和洛杉矶(Los Angeles）不一样，不是在进步的浪潮当中。可是，音乐冥思一项却已经做到医院认可的地步……我昨天听说俄亥俄有一个研究机构有人深感兴趣，今天则是华盛顿方面。

　　我很高兴我的冥思带我走的方向，心里也一直记住这条路要“慢慢地赶”。我们已经渐渐在此地的医疗网中扩散……我们正在做“密集治疗”的实验。我们发现这种治疗连严重的精神分裂也有效。

　　后来他更与一个专任精神分析医师（一个奥克拉荷马人，曾经在加州的一家禅学中心待过）以及一个心理实习医师合作。他们三个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想要改革这所州立医院过度拥挤的情况，可是医院行政当局却一直抗拒。于是他们便把这个构想诉诸州政的主管单位。

　　主管听他们说完之后，炯炯有神地看着他们说：“努力做，会成功。”可是接下来他又说了一句话，使他们吓了一跳；因为，这句话是卡斯达内达的话。他说：“或许这是你们一立方公分的机会。”

　　主管接受了他们的改革计划——事实上根本是原封未动的接受。州政府指定在精神医疗当中使用心理技术。心理技术顿时风靡起来；工作人员疲于奔命。行政当局这时要他接下一个职位，可是他拒绝了。他说：“我知道我要的不是金钱或地位。我只想为病人做事。”

　　他现在在一家私人诊所行医，兼任州监狱的顾问，同时还在一个负责评估心理健康设施的州委员会工作。

　　看着自己生命中历经这些改变真有意思；自己好像是从悬崖跨出一样……看着自己冒险而不知伊于壶底，真是不可思议。可能失败的那种感觉一直隐藏在角落，从来没有离开过。不过，我更强的感觉是一种专注。这种专注永远压过那些黑暗的野鬼。我会继绩寻找下一个立方公分的机会。

　　像这样，从偶然的发现，到全然的专注，再到献身同谋，这个过程既非典型，亦非不寻常。

　　发现了什么

　　各个时代以及各个文化都曾经发现一些内心的地标，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现在，这些地标里面更增加了当代的心理技术——一些“登山拐杖”、“凿子”、“指南针”、“望远镜”。为了更加了解转变过程，我们将一一检视这些通路。这些发现都是相辅相成，彼此不是截然有别，也不是前后发生，而是同时发生的。这些发现还会深化、改变，不会在什么时候一完成便永远完成。

　　历史上，转变都说成“觉醒”。这是一种专注，性质和一般的专注不一样。平常，我们有时候会将梦误以为是现实。类似这种情形，经验过那种大知觉的人会惊讶自己以往总认为自己是清醒的，但其实是在梦游。

　　布莱克说，人性若不觉醒，就永远不安。“我们只要清扫认知的门，我们就会看到世界的原相，无限的原相。”《可兰经》说：“人都在沉睡。人难道都要死了才会醒吗?”

　　小时候，感觉都很敏锐而开放，整个世界是晶莹透明的。大知觉会使我们想起小时候的很多经验。确实，保持清醒进入成年的人绝无仅有。睡眠研究者发现，大部分的成年人醒着的时候其实心理上都有睡眠的迹象。然而他们还自以为正常。

　　华兹华思（William Wordsworth)在他的《不朽迹象颂》（Ode on th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说到我们的感觉逐渐脱落的情形：荣耀与梦凋谢了。童年之后，牢房关了；世俗从此“仿若冰霜”，重重地压在我们身上。

　　他所说的牢房就是我们那种支离破碎的、控制的、侵蚀的心志——计划、记忆等等。但这一切绝非你的本然（being)。由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事情要关切，以至于再也知觉不到知觉的奇迹。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是面对面直接看事物，而是隔着玻璃看得模模糊糊。

　　我们在子宫里的时候还是死，不是生，但是，此时新生命的隐喻已经渐次觉醒。宝瓶同谋者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房地产商人在问卷调查里说：

　　那是几年前我第一次去依撒冷时发生的。那天我刚做完深度按摩体操，走到外面。

　　突然间，我眼中所见的每一件东西都变得非常美丽。我震慑了。这个鲜明的、超越的经验把我那有限的外观撕开了。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我会有这种感情的高峰。这次半个小时的孤独里面，我感觉到与万物、宇宙爱、关联合而为一。这个震撼的时刻摧毁了我原本的实相。

　　跟很多人一样，他问：“这种事在我身上既然已经发生，为什么不再发生?”

　　他的发现，也就是重新了解了“我”。这个新的我，与自我（ego)、自私(self-ishness)、无我(self-lessness)都不像。“我”有多重的次元。身为一个个体，“我”是一种重新整合的自己。与别人相连，一若别人就是自己；与一个更全面，更初始的“大我”结合。

　　在个体的层次上，我们发现这个自己并不会争强斗胜。他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因着试验着自己改变的力量而深感快乐。他又高度的自治。他追求的是认识自己（self-knowledge)，而非获取事物。他知道他探索自己绝对无法到达终极的地步。一个戒酒成功的人说：“我该做的，就是我自己。这样我就可以做得很好。事实上，只要我当我自己，而且让你也当你自己，我就绝不会失败。”

　　不断改善自己会抑制竞争。“这种追求，快乐不在于赢别人，”西耳多·罗撒克说，“而是在于追寻一些质素与他人分享，在于追求自己的独特。这一切使我们超越一切竞争之上。”

　　认识自己是一种科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实验室，自己唯一的实验室，最接近自己的自然观。“如果这世上有什么事情不对，”杨格说，“那是因为我有什么事情不对。所以，如果我是明智的，我会将自己摆在第一位。”

　　转变过程所解放的自我会在长久以来遭受褫夺的面相之上聚合。这意思是说，这种经验在一个女性感觉起来，可能成为一种行动的力量；这是雄性原理。同理，这种经验在一个男性感觉起来，可能是出现一种养育之情（nurturant feeling)；这是雌性原理。佛经里称这种“聚合”为“同生天”（sahaja)（译注：同生天意指与自己护持之人同生的天神）。内在的“天性”一旦复出，感情立刻不再骚乱；这时自发性、自由、镇静、和谐与日俱增。“好像自己要变成真的一样，”一个人回答宝瓶同谋问卷时说。

　　我们每一个层面都分裂了。我们无法调和互相矛盾的感情与思想。贝里曼（John Berryman）自杀前不久，曾经表达过众人皆有的期待：“统一我纷歧的灵魂……”我们尊重并接受“合一”的分裂时，这里面就有复合与重生。

　　如果这里面有重生，那么死的是谁?可能是这一切“动”的动者吧!可能是“我们是受害者，是正确的，独立的……有能力得到所有答案”的幻觉吧!解除幻觉是痛苦的手术，可是却有很大的回报。“你要了解真相，”布鲁诺《震波骑士》里的一角说，“真理就会使你成为你”。

　　一个宝瓶同谋者说他曾经验过“一种内在的动量，一种由感情开放而来，一种因为能够造访自己每一个层面而来的能力。我们说一个人强大，似乎就是说一个没有罪愆的自我。这跟地位无关。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这种强大”。

　　波士顿一份杂志的编辑说，她最深刻的转变经验，是学习不用戴了十八年的眼镜去看东西。她利用威廉·贝兹设计的方法，得到了清晰视力的“亮光”：

　　有了第一道亮光以后，我心里似乎有一个很强的力量在说：“现在你让自己稍微看见了。让我们坚持下去，一直到看得很清楚为止。”这时我才领悟，原来我们当下的现在就是全体，就很完美。我们之所以看不见全体，是因为我们把它遮盖了起来。自由的流动比闭锁在压力里消耗的能量小多了。而且，我的内在有个东西正要逐渐死去，以便经验那种流动，并且表达出来。我们不是用“增添”来学习，而是用“解除”和“放手”。

　　这种圆满，这种整体非关成就，非关道德，非关人格；既非比较出来的，也不是个人的。那是一种自然的体悟。这个自然的生命本体的形式与机能的完整，是与圆满过程联结的。处在这种体悟里面，即使很短暂，我们都将认识自己原来是自然之子，而非人间的异乡人。

　　但是，除了这种人格的统一，除了这种内在重新的联结，将自己以往失去的一部分重新补足之外，还有一种联结是与一个更大的我联结。这个大我，是我们的大陆，我们要在上面建立我们的家。一个大学教授在回答宝瓶同谋问卷的时候，曾经说到他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经验。他在遥远的岛屿住了很久，感受到“一种‘磁圈’，颠扑不破的与众生和宇宙过程——包括自己的生命——统一”。这次经验对他的影响很深。

　　我们平常感觉的那种个别独立的我其实是一种幻觉。回答宝瓶同谋问卷的人，有好几个都说他们已经放弃“自己是自成一个个体”的想法。一个心理学家说，她已经放弃那个跃跃欲试的“我”的观念。“我以前无知地以为那个‘我’是以我认定的方式存在。然而，那个‘我’最终将由‘悟’来加冕。”

　　这个我是大场里面的小场。小我进入大我以后，力量就出来了。这时“人人皆兄弟”的爱将像军队一样攻占个体……这不是家庭、国家、教会这一类的牵绊，而是马丁·布伯所说的统合的“你—我”(I-Thou)那种活的，跃动的联结。那是一种精神的融合。这种发现使异乡人一变而为亲人。这时，我们结识了一个新的、友善的宇宙。

　　“情谊”（fellowship）和“社群”（community)等老旧的字眼开始了有新的意义。“爱”将比以往更常成为人的字汇。这个字虽然多所歧意，虽然有滥情的意味，可是，英文里面再也没有一个字比这个字更接近关怀、关联的意义。

　　这里出现的是另一种社会意识。有一个人用饥饿、饥渴来表达这种社会意识：

　　我再也无法假装那些饥饿的人是无名无脸的陌生人，借此保护自己免于自己饥饿的现实。我现在知道他们是谁了。他们和我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们在挨饿罢了。我再也无法假装那个叫做“国家”的政治协商体隔开了我和半个世界之外那个因饥饿而哭喊的孩子。我们是一体的，而我们有一个人饿了。

　　曾经有人说，团体即是利他者的我。敏锐的神入（empathy)，渗入一切生命，深深的悲伤，深深的喜悦，知觉到因因果果反复相生而不安，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再难武断、自以为是。

　　在知觉到人我相连的那个集体的我之外，还有一个超越的，全面的大我。从卡本特所谓的“小小的，局部的我”走向充满全宇宙的那个大我，这段路程在德日进说来，即是他首次进入“那个深渊”的旅程：

　　这时我才发现我逐渐和自己失去了联系。每向下走一步，我里面就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这个人也不尊重我。后来，路在我脚下消失了，我不得不停下来，不再摸索。但适时我却发现我脚下出现了一个无底深渊，里面冒出一道水流——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但那一道水流，我终于才敢说是“我的”生命。

　　这是一个第四次元。可是，这个第四次元不是别的地方。这个第四次元就是“这里”，就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过程。

　　过程的重要是另一个发现。目标和终点比较不要紧。学习比累积资讯要紧。关怀好过占有。意义就是结果。旅程就是目的地。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自己阻碍生命、不关注现下一刻的情形。

　　生命一旦变为过程，赢和输、成功与失败就没有分别了。一切事物，包括负面之物，都能够教育我们，带领我们进一步追寻。我们在实验，在探索。这个宽广的范型里面没有“敌人”。有之，就是一些有用——可能也很恼人——的人，好像放大镜一样，因为与我们对立，所以使我们注意到有问题的地方。

　　一些古老的谚语，在以前看来只是诗，现在看来却极为真实。譬如先纳的圣凯瑟琳(St.Catherine of Siena)说：“天国即是直上天国之路。”塞万提斯说：“路好过客栈。”葛西亚·罗卡(Garcia Lorca）说：“我永远到不了科多巴(Cordoba)（译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摩尔人遗迹）。”卡瓦非（C.P.Cavafy)说：“伊瑟佳(Ithaca)给了你这一趟美丽之航。”（译注：希腊西方的小岛。传说中忧里西思的家。）卡山札基说：“伊瑟佳就是这一趟航行。”

　　只要你喜欢这种旅行，生命就不会那么支离破碎，而变得很顺畅。你的时间会循环前进，而且步骤精细。过程一旦重要起来，价值观就开始改变，焦点也开始转变。以前看来巨大的，现在看来很渺小，很遥远。以前微不足道的，现在却有如直布罗陀（译注：意为难以攻克之地）。

　　另外我们会发现其实任何事物皆是过程。固体的世界是一个过程，一出次原子粒子的舞蹈。人格是种种过程的总结。恐惧是一个过程。习惯是一个过程。肿瘤也是一个过程。所有这一切看似固定的现象，其实每一刻都在重造；可以改变，可以重组；种种转变的方式犹如万花筒。

　　身心相连是与过程有关的一项发现。身体不但会反映心灵以往与现在的一切冲突，而且事实上身与心任一方的重组，都有助于另一方的重组。莱克治疗法、生物能、深度按摩体操等心理技术都能够使身心转变，使身心重新结构、排列。不论在何处涉入动态的身心，都会影响到全体。

　　有一种体功（bodywork)叫做神经肌感学（Neurokinesthetics)。一个接受这种训练的年轻人说到他的转变：

　　我很惊讶我的生命改变了，而且现在还在变。我的生理情况有数不清的改变。我现在开始学习了解身体各系统——包括所谓自律系统——的“暗示”，我和他人之间也开始互动。

　　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我的朋友都对这个世界很不满。激进的理论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中大部分是研究人的挫折。我们知道世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的答案不令人满意。因为，我们处理人类的苦层次不对。

　　如果我们无法控制环境，我们就无法控制情况。我们的环境亦即我们的身体——生理的，心理的、精神的。这些才是真正的苦。

　　我们实在不必忧心忡忡。我们能够从一个比较清晰的角度看世界，能够与世界和谐相处。身体一旦学会流动，我们就能够自由地与我们“其他的自己”，与别人，与种种状况建立关系。

　　意识强表示身体的知觉强。如果我们能够感觉到情绪压力对身体每一刻、每一日的影响——亦即冲突借着疾病以种种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就懂得直接处理压力。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能力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压力，即使压力升高也无所谓。

　　身体也是转变的媒介。测试过人类在运动、舞蹈、体操各方面的极限以后，我们发现生理的我并不只是一件东西而已，而且还是一个可以改变、流畅的、可塑的系统。身体和心灵一样，里面隐藏着惊人的潜能。

　　最美好的发现则是“自由”——奥义书（Upanishads）所说的“超越悲伤与危险”的境地。

　　我们自己的生物学里面就有打开那个牢房——那个恐惧中的恐惧，那个孤立的幻觉——的钥匙。全脑的“知”会让我们看见文化与习惯的暴君。全脑的知恢复我们的自律，整合我们的痛苦与焦虑。我们可以自由地创造、改变、交流。我们可以自由地问“为什么”。

　　“即使只是稍微知觉了一点都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打坐老师哥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说，“你只要曾经瞥见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你就很难再照以往的方式做事……背后仿佛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你在做什么?’”

　　心理技术能帮助我们打破“文化的昏睡”——亦即以为自己文化中的种种文物（trappings)与老生常谈果真代表全面意义或文明高峰的天真想法。机器人会反叛。加拉太(Galatea)会从雕像变为血肉之躯。木偶皮诺丘挥一挥手臂，发现自己原来不是木头。

　　一个五十五岁的社会学家如是描述他的自由：

　　1972年9月末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走进网球场准备打个痛快。但是，突然间我自问：“我这是在干什么?”……我突然知觉到日常生活与人云亦云的现实说法是多么浅薄乏味。

　　为了社会加诸我的身份地位所带给我的幸福美满，也为了追求社会认可的目标，我浪费了四十八年。

　　我现在觉得自己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内战前一个黑奴逃亡时想必也有相同的感觉。在一个点上，我去除了宗教教养带给我的恐惧和罪恶感。在另外一个点上，则是一种变化；那就是，我不再用我的名字、地位、身份来认识自己，而是用无名的，自由的存在。

　　每一个社会因为都提出它自己的判断，所以也限制了社会中人的视野。我们就接受一个信仰体系的诱导。这个信仰体系后来又与我们的经验纠缠不清，使我们再也无法分别文化与天性。

　　人类学家哈尔(Edward Hall)说，文化是一种媒介，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一面：包括身体语言、人格、自我表达的方式、设计社群的方式等等。我们甚至还是自己时间观念的奴隶。譬如说，我们的文化就是“单一年代的”（monochronic），意即一次只进行一件事情。可是，这个世界其他的文化，有许多却是“多重年代的”（polychronic)。在多重年代的时间里，工作与事情的开始与结束是依照自然时间来完成，而不是什么严格的“截稿时间”。

　　对于在北欧传统教养长大的单一时间人而言，时间是线性而片段的。像公路或丝带一样，向前伸入未来，向后伸入过去。时间在他们而言还是实体。他们说时间时可以说到节省、花（时间）、浪费、失去、补偿、加速、慢慢来、闲散、没有（时间）等等。

　　单一时间（M-time)尽管是强加的、学习的、武断的，可是于我们这种时间却仿佛是契入整个宇宙一般。转变过程使我们敏锐地感觉到自然的节奏与创造力，感觉到我们自己神经系统的振荡。

　　另外一种自由——免于“执着”（attachment)的自由——可能是大部分西方人最不了解东方哲学的一点。在我们听来，“不执着”仿佛冷血，“无欲”简直要不得。

　　如果我们知道不执着就是不依赖（non-dependency)倒还正确一点。我们内心的不安有很多都反映出“失去”的恐惧。我们依赖人，依赖环境，依赖事物，偏偏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候无法控制。其实，在某个层次上，我们也知道死亡、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遭人拒绝、他人的掠取等等，都会使我们一夜之间遭受剥夺；可是，我们依然死命地抓住那些终究占有不了的东西。不执着是最实际的态度。不执着使我们免于一相情愿，免于一直要心想事成。

　　由于心理技术使我们知觉到一相情愿的徒然，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免于病态的依赖。我们会增加爱而不交易、不欲求，享受事物而不抵押感情的能力。同时，知觉提升之后，即使平常的事情、简单的事物都会焕发光彩。所以，生活有时候看似将变得严肃孤苦，后来反而发现了细致的，轻易不可毁的富足。

　　另外一个发现是：除非我们让他人自由，否则我们就不得自由。我们一旦需要控制别人，不论动机如何纯正，我们就成了那份需要的俘虏。让他们自由，我们才得自由。这时他们才能以自己的方式成长。

　　科斯特拉内兹（Andre Kostelanetz)曾经回忆李欧波·史托科夫司基（Leopold Stokowski）改革管弦乐形式的情形。他说，李欧波让乐手很自由：

　　他知道每一个提琴手的腕力都不一样，所以他省去了一成不变的弓。每一个乐手都应该发挥最大的弹性，才能达到最丰富的音色。李欧波也鼓励管乐手想怎么呼吸就怎么呼吸。他说，只要音乐美，怎样吹奏，他不在乎。

　　文化的束缚常常是看不见的。文化的围墙是玻璃做的。我们以为自己自由。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在陷阱里面，就没有办法离开陷阱。很久以前，卡本特就注意到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就是“那狱吏，那看守”。神秘经典里面一再述及人类的处境是不必要的牢狱之灾。人类的处境是，钥匙就在栏杆外触手可及之处，可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要去找。

　　另外一个发现是“不确定”(uncertainty)。不只是（瞬间即成过去的）现下这一刻不确定，还有那海洋般全面的不确定。这海洋般的不确定是一个奥秘，永远冲刷着我们的海岸。赫胥黎曾经在“认知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中说到这种奥秘：

　　从那墙上的门回来的人再也不会和那些走出去的人一样。他会比较明智，但不过度自信；比较快乐，但不自满；谦卑的认识自己的无知，但比较有能力了解文字与事物、系统理性与系统理性亟欲探测的那个深不可测的奥秘之间的关系。只是这种探测永远徒然罢了。

　　或者如卡山札基说的，“悟”的真正意义在于“用明亮的眼睛注视全般的黑暗”。

　　心理技术做成了自由，但不确定并不是心理技术“引发”的。心理技术只是使我们睁开眼睛看到两者。我们失去的，只是幻觉。我们得到的，本来就是我们的——只是从来未曾争取罢了。瑟伯（James、Thurber）也知道：“数字里面，任何东西里面，皆无平安可言。”确实，我们从来没有过平安，有的只是平安的漫画。

　　有的人终其一生始终与一种奥秘感相安无事。但是也有人追求“定”仿如猎人追寻猎物，但后来却发现理性只是一支回力棒。日常生活会发生难以明白的事情；一些人的行为我们看来毫无理性。但是情况不只这样。理性思想的前锋——形式逻辑、形式哲学、理论数学、理论物理学等等——也是愈挖掘，愈充满了疑难（paradox)。很多宝瓶同谋者都说他们从自己的科学训练里面发现了理性的限度。对于“你必须放弃哪些主要的观念”这个问题，下面是一些典型的答案：

　　“科学证明是唯一了解事物的方式。”

　　“理性主义。”

　　“相信纯粹理性。”

　　“逻辑乃一切之真实。”

　　“线性的观点。”

　　“我所受的机械世界观的科学训练。”

　　“物质的实在。”

　　“因果关系。”

　　“我知道科学限制了我了解自然的方式。”

　　“经过多年知识的，左脑的追寻实相以后，一次LSD的经验才让我知道原来另有其他实相。”

　　但是，以上的回答纵使都不一样，他们放弃的其实就是“确定”。

　　皮尔西格（Robert Pirsig）在《禅与机车保养》（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中曾经叙述理性推展到极限的危险。到了极限，理性将回过头来反扑自己。“在心灵的高海拔国度，”他说，“我们必须适应‘不确定’这种稀薄的空气以及问题的巨大分量。”

　　问题越重大，答案就越不可能一成不变。

　　由于认识到自己的不确定，所以我们便敢于实验。实验又使我们转变。我们可以自由地不知道答案。我们可以自由地改变立场。我们可以自由地没有立场。我们也学会重新架构问题。我们往往问问题不得答案还一直问。其实这就好比重复在一个地方寻找失物一样。答案就像这件失物，其实是在另一个地方。旧问题总有种种假设。我们一旦发现向这种种假设挑战的力量，使得以酝酿自己范型的转换。

　　在这里，种种发现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互相连锁的。认识过程会使不确定容易忍受。自由的感觉需要的是不确定；因为，我们必须一路上自由地改变、整修、消化新资讯。不确定是每一个探索者不可少的伴侣。

　　诡谲的是，我们一旦不再要求形同控制、固定答案等的确定，我们反而会有另一种确定来补偿我们。这种确定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方向。原来这时我们开始相信直觉，开始相信全脑的知，相信科学家兼哲学家博兰尼（Michael Polanyi）所谓的“心照不宣的知”(tacit knowing)。我们一旦与内在的讯号谐调，这些讯号就更强了。

　　一个人一旦涉入心理技术，就会知道那些内在的催促和疑情(hunch)并不违背理性，反而代表一种超越的理解。那是脑的一种同步分析的能力，我们既无法探寻，亦无法了解。但是我们却常常打击这种知。索尔·贝娄在《山姆勒先生的行星》（Mr.Sammlers Planet）里面说：

　　知识人已经成了一种解释的生物。父亲对孩子、妻子对丈夫、演讲家对听众……历史、结构、为什么。绝大部分左耳追，右耳出。灵魂要的是它要的。灵魂有它自己自然的知识。坐在超级解释结构上面，它很不快乐。可怜的鸟，不知道要飞向何方。

　　心理技术会带着我们信任这只“可怜的鸟”，让它飞。直觉——这个“自然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会成为受人信任的伙伴；即便我们要决定的是小事，这个伙伴也会随时引导我们，使我们产生一种全面的顺畅、正确感。

　　与直觉紧紧相连的是“神召”（vocation)。这就是“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作者圣艾修伯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所说的自由：“自由如果不是人向着事前进，就无自由。”

　　神召即是人向着事前进的过程；是方向，而非目标。有一个宝瓶同谋者，起先是家庭主妇，后来成为电影制片。她在追溯一次高峰经验时说：“我感觉自己好像听到召唤要为了人类而去为某人做事。”宝瓶同谋者最常说到的是他们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和事情合作，而不是控制事情，或受事情折磨。这就像合气道师父顺应已有的力量——包括相抗的力量——借此增强自己的力量一样。

　　有一些人发现，有一种弹性的意志在神召里面很有用。这种意志有时候叫做“意图”。那是意外的相反，代表一种稳定的审慎，可是却没有我们一般与意志联想在一起的刚硬性质。

　　对于傅勒（Buckminster Fuller)而言，这种投入(commitment）“有点神秘。你一旦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就真的是另一番生活了”。墨瑞（W.H.Murray)讲到这种现象时说，这种投入似乎会召来天佑(Providence)。“各种事情会都发生来帮助你。若非你投入，这些事情不会发生。”这个决定会发出一个事件之流，拱出种种事件、遭遇、物质所得来帮助你。这一切原先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神召奇异地夹杂了情愿与不情愿——既有所选择，也是投降。这种情形，有人说是他们给强烈地吸引到一个方向或一个“任务”之上，心里相信自己“本来就应该”走这样的路。诗人兼艺术家理查兹说：“生命似乎一直位于前线，一直向未知突围。生命的路一直向着真实前进。这个真实我们无法说它是荒野；因为，生命的路一出现，我们就越发觉得它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的脚步……这就是惊奇，就是持续下坠。”

　　太空人米契尔(Edgar Mitchell)自从做过登月飞行之后，就热衷于提倡意识研究。他组织了一个团体来筹募基金。他曾经向朋友说：“我几乎感觉到我是按照某种秩序在做事……原来我以为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就要跨入深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东西及时接住了我的脚。”

　　对某些人而言，这种投入是某一刻自觉的选择。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种投入是后来回想以后才明白过来。韩马思克裘尔德（Dag Hammarskjld)曾经说到自己从平庸到有意义的转变过程：

　　我不知道是谁——或是什么——在问问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问的。我也不记得自己曾经回答过。可是，我确实在某些时刻回答过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肯定生存是有意义的，所以，我的生命在自我投降时，同时都有了一个目标。

　　小儿麻痹病毒的发现者沙克（Jonas Salk)也投入了一种革命性的社会转变形态。他曾经说：“我常常觉得不是我在选择，而是别人在选择我。有时候我真希望能够不做这些。”不过他说，有些事情虽然他很理性，还是觉得非做不可。这些事情后来都证明很有收获。

　　杨格讲到自己的经验时说：“神召就像上帝的律法，无可逃避。”一个人若是创造者，就是有一个“魔”压倒了他，俘虏了他，驱动着他。我们如果不听从内心的声音，我们的人格就无法发展。我们经常错待那些聆听这种声音的人，不过“他们却成了我的传奇英雄”。

　　由于心理技术能够增强我们对内心讯号的知觉，因而能够提升我们的神召感，一种期待发现与解脱的内心方向。傅雷克发现，一旦个体解决了问题，一旦他准备好想象力与能量要面对世界，事物自然各就其位。这样，人与事情之间这样的合作似乎又招徕了命运的合作：

　　卡尔·杨格称这种现象为“同步”（synchronicity)。他的定义是“两件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没有因果关联，可是却同时发生。”……每当我们努力维系个人自律感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生命的大力量当中。这种力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尽管可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可是却也可能是另一出大戏剧的出口或带矛者。

　　这种现象听起来很神秘。不过，这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的缘故。我们现成就有数不完的线索可以给我们心灵的正确架构——也就是“开放”——也就是现成就能够将这些线索综合成一个整体。

　　许多同谋者都感觉到一种使命感。下面是他们典型的说法：

　　一九七七年春季里有一天，我打坐完毕出去散步时，突然心里有一种触电的感觉。足足五秒钟之久我感觉与宇宙的创造力完全合而为一。我“看见”“精神转变”欲为之事，看见我生命中的使命，也看见几种完成这一切的方式。我选择其一，然后使它发生……

　　贝娄曾说，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生命以有意义的形态完成自己。神召给我们的，就是这个形态。

　　一种庄重的发现——不是罪疚，不是义务，而是赤裸裸拉丁语根意义的“责任”（responsibility)——亦即归还、反应的行动。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参与世间，反应生活的模式。我们可以愤怒，也可以优雅；可以幽默、神入，也可以偏执。我们一旦知觉到自己对事物有什么习惯性的反应，我们就明白我们是如何在延长自己的苦难。

　　心理技术将焦点集中在过程上，所以也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经验有多少是由种种制约反应与假设产生的。洛杉矶有一个律师大学一年级时曾经志愿参加一次LSD的实验。他在这次实验中领悟了自己的责任。这种经验令他心神动摇。他回忆说：

　　虽然一开始是短暂而幽暗的，但是我突然瞥见了真正的“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好几个礼拜不跟我的父母讲话。出于一种愚蠢的骄傲，虽然我已经不气愤，却还一直在报复他们；真是毫无必要。可是为什么我一直看不到这一点?

　　这以后，一下子又来了另一项启示，既强烈又痛苦。我看见的是我最近虚掷掉的所有可能性。我刚和一个女孩子分手。我的理由在当时是多么正当，可是现在却看见了自己的嫉妒、占有欲、疑神疑鬼……我的天啊!把我们的爱情搞砸的，是我，不是她。

　　坐在餐厅里，我看见自己沐浴在一股不同的，“客观的”光下……我没有受人欺骗或操纵。找麻烦的人就是我自己，没有别人，从来就是我。我开始哭泣，抑遏不住。几年来欺骗自己的沉重负担似乎顿时离我而去……

　　当然，这次的经验并不曾“治好”我人格中的毁灭性。不过，从那一天起，我的领悟开始使我有能力维持一种爱情关系，与之同起同落。所以，几个礼拜以后我又遇见那个女孩子就不是巧合了。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他说，他不会再参加LSD，但是这次的经验却解放了他，使他不再成为自己感情虚矫的奴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得以自觉地与之搏斗——一直到今天还在搏斗。”

　　讲到现有的权力结构，我们就轻蔑地说是“体制”。但是，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动态体制的一部分。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影响到全体。我们只有了解这一点，才会有力量改变体制。

　　一个est的结业生说到自己明白这一点以后的复杂感受：

　　有多少次早晨我醒过来，太阳神经丛里怀着一颗灰冷的恐惧之石——恐惧自己真的重要……恐惧“害怕”不再阻挡得了我。这次的发现，如果吓着了我，也唤醒了我。它用一种方式向我解释我自己，说，我是完整而尊严的。它说，我不只可以不一样，而且我根本就是这个世界的异数。

　　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的组织者曾经共同发现他们确实有力量改变事物。罗思曼回忆说：

　　事情以前是怎样，现在都不然了。东西、事情、遭遇现在都神秘起来……我知道很多人讨厌那种感觉，可是那种感觉却无可逃避。我们好像古希腊戏剧的观聚兼演员，照着已经熟记的脚本演着自己自由的角色。可是我们提都不提，我们其实也不了解。那种自由意志与命运同时存在的感觉扭压着我们的心灵，真是难以言之。

　　……每一次我们共同行动使这个世界奇异而新颖起来时，不论我们的行动多么温和，我们真的都濒临突破的边缘——突破到另一层实相。想想，由意愿以及集体造成改变的社会现实竟可以这样彻底地打破个体的认知架构!

　　我们每一个人——潜在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异数。

　　有一件事发现得太晚，深深令人悲痛，那就是，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别人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守着一个改变的门；这个门只能从里面开。我们无法打开别人的门——不论是争辩或诉诸情都不行。

　　对于那些紧紧守住改变之门的个体而言，转变过程——即使是别人的转变过程——都是危险的。别人的新信念和认知都在向未变者“正确的”的实相挑战。或许末变者内在有一些东西必须先死去才行。展望到这一点真叫人害怕；因为，我们的身份确实是由信念构成，而非身体。自我(ego)是一切疑惧不安与想法的集合。这个自我害怕自己的死亡。不错，每一次转变都是一种自杀，杀掉自我的种种面相，而得到根本的我。

　　我们要有多自觉，事实上在生命的初期就已经决定。我们建立了自己知觉的门径。我们通过这个门径决定我们愿意在意识上多完整地承认真理，决定我们如何检视生活与信仰中的矛盾，决定我们要参见多深。我们的脑会检查我们所见所闻。我们会看自己有多勇敢，然后再过滤现实以符合自己的勇气。我们每到一个十字路口，就会有一次选择，然后我们就更知觉或更不知觉。

　　有些人找到了解脱，但是却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与他交流。他们会扭曲他。到最后他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个人选择”无害的本质。别人如果选择了否定的生命策略，那么不论什么理由、什么代价，我们都无法扭转这个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若是其中的现实是经过“检查”通过的，那种长久的不安我们就解除不了。

　　但是，一种补偿性的发现是有的。凡是从事转变过程的，都会逐渐看出一个广大的“支援人脉”。

　　“这条路很孤独，”一个同谋者说，“但是你在这条路上却不孤独。”所谓人脉，不只是心灵相同的人集合而已。人脉提供的，是道德的支持、回馈、互相发现与补充、安心、亲近、庆祝、经验的分享与惊奇。

　　佛洛姆有他社会转变的蓝图。他的蓝图特别强调互相支援的重要；这种支援尤其在朋友聚成的小团体里面特别重要：“人的团结对于揭露任何个体都是必要的条件。”麦柯·墨菲依据自己以及友人的实验与探索写成《杰可布·阿塔贝》（Jacob Atabet)这部小说。小说的旁白者说：“没有这样的朋友，就不会有转变，不会有超心(Supermind)。我们彼此是助产士。”

　　德日进说，那些推动意识演化的人彼此友谊的圆满有一种很难描述的质素。这种亲爱，胡巴德称之为“最高的性”（supra-sex)——也就是对于那些“视野”宽广的人产生一种近乎肉欲的渴望，想与之交流。心理学家珍·郝斯顿（Jean Houston)开玩笑的称之为“蜂集”。同谋者则说是“兄弟会般的人脉”。

　　一九七八年，约翰·丹佛（John Denver)、沃纳·厄哈德（Werner Erhard)以及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前院长傅勒(Robert Fuller)在一封信上说，对于那些即将经历转变的人而言，拥有一个同谋会使这种转变不至于那么冒险：

　　向你也向我们自己承认我们都是这个“同谋”的一分子。这个同谋要使这个世界成为个人与社会转变比较安全的所在。这种承认使我们做事的时候目标清楚，又感觉彼此相关。

　　事实上，“同谋”本来的意义就是“共同呼吸”——这正是我们心里想的。我们是在一起的。

　　在《震波骑士》这部小说里，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是一个电脑监控的噩梦。隐私、个体性、人性唯一的庇护所是布雷瑟比斯(Precipice)（译注：意为悬崖或生死存亡关头）。这一个村庄是由大海湾地震以后幸存的人聚集的破落户发展而成的。村民将自己的村庄视为绿洲以及免于人性剥夺(de humanization)的模范来保护。出了这个村庄之外，只有一些地下同情者知道这个村庄。

　　这一些地下同情者帮助一个从威权体制逃出来的傅里曼(Freeman，自由人）。他说：“如果你们想认识布雷瑟比斯，那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我们的同谋也是。同谋者越多，就越容易获得友谊相互支持——即使是在僵硬的体制，在小地方亦然。

　　个人的事业如果没有社群意识、互相发掘的肯定，将是孤独的。罗撒克说，这种人脉乃是发现自我的车乘。“我们会去面对这些伴侣。他们将分享我们最内在那禁制的身份。从这里，我们才开始发现自己是人。”

　　稍微照面一下我们就能够彼此辨识。从问卷调查的答案里我们可以看出种种互相辨识的方式：

　　蔓延，朋友的朋友：“你既然如此，便这般的仰望。”

　　同步，或“引导”：“我需要时，他们就出现。”

　　表现自己的关切。很多人勤于演讲、论着、组织、经营活动中心。而且，比较内敛的人也不见得一直深藏不露。

　　会议、讲座等是最容易的场合；因为，关切相同事物的人最容易在这种地方聚集。

　　不过，任何地方都可能。电梯、超市、办公室、飞机上、派对时，任何地方都可能。有些同谋者说，有时候他们会在同事或陌生人之间讲一些事情，然后再等待对方的反应或了解。一如初始的基督徒、联邦论者一样。好比一次反抗运动一样，这些人依循佛经所说的“兄弟爱”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布蕾丝克（Marian Coe Brezic）在《觉醒》（On Waking Up)一书中说她那些最要好的朋友是“一束草根的奥秘在显现”：

　　他们要偿还“抵押”，要取悦“老板”，还有一个同伴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不过，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挖掘了古老的智慧，

　　重新发现，与人分享……

　　那些观念你没办法或根本不在早餐时解说，

　　不过却为生命照射了光。

　　跟他们在厂房里接触。

　　这些形而上的朋友，

　　如果你不和他们共同追寻，

　　他们就会像邻居一样，只谈梨子的价格、喝咖啡时发生什么事……

　　这里面有一种强烈的家族感——如李查·巴哈（Richard Bach)所说——这个家族的系带不是血统，而是彼此的尊重与快乐：“家人总是很少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社群将快乐赋予成长这一趟历险，并且扶养之。

　　平行文化社(Parallel Cultures group)在他们的手册上说：“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时，我们需要有人支持。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了彼此。”

　　然而，最微妙的发现却是恐惧的转变。

　　恐惧一直是我们的监狱。我们恐惧自己，恐惧失去什么，恐惧自己的恐惧。“到底是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们的路?”作家海力格(Gabriel Saul Heilig)问，“面对自己，我们仍然像小孩子在黑夜降临时一样颤抖。然而我们一旦敢做内心之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以深度引向光明的世界；一旦进入，就永无止境。”

　　由于明白我们其实一直在做实验，做功课，所以我们转变了失败的恐惧。由于发现了人脉的支援，所以我们转变了孤立的恐惧。由于看见以往文化中的单一时间，我们的事物的先后缓急也变了，所以我们便逐渐不再害怕自己效率不好。由于认识到改变、探索并不可怕，所以我们不再害怕受人愚弄，乃至于不再害怕自己显得愚蠢。

　　痛苦和疑难，如果我们视之为因为要将失调转变，由此而回流产生的症状；如果我们解决了痛苦和疑难，开始有收获，那么痛苦和疑难将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每一次奋斗赢了，每一次的超越，都给了我们下一次遭遇的勇气。法兰克说：“要给人光，必先耐烧。”每一个赢的人都懂这一句话。

　　由于我们明白所有的改变都可以经由自己选择，所以我们便不再害怕放弃目前生活的事物。因为此时我们只是放弃我们不想要的东西而已。由于后来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别人警告我们不得接近的秘密，“自己”并不黑暗而冲动，而是一个强大而健全的中心，于是我们克服了探索自我的恐惧。

　　有时候，一个小孩子虽然已经懂得平衡，可是却害怕走出去。这时大人就会用玩具来引诱他。同理，就某一种意义而言，心理技术就是诱导我们尝试内在平衡的工具。最后，信任这种种“体系”就变成信任自己；更为专精的甚至变为信任变的过程本身。这时我们就明白恐惧其实和痛苦一样，都是一种症状。恐惧是一个问号，问说：“你在怕什么?为什么?”因为疾病里面含有讯息，所以疾病是健康的种子。同理，恐惧是认识自我的宝库——只要我们去探索。有时候我们用其他名字来称呼恐惧。我们会说我们病了，我们很疲劳、生气、现实，等等。我们会说我们“知道了自己的限度”。找出我们到底害怕什么，可以破解许多自毁行为、想法的“密码”。

　　我们一旦转变了恐惧，想再占有它就难了。这就好比我们已经退到火宅很远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出火宅只不过是整个舞台布景的一部分，或者所有烟火其实都是法师在幕后施放。这时候，一切就很明白了；原来恐惧不过只是我们的意识施放的“特殊效果”。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虽然我们还是会遭遇恐惧和烦恼，不过，我们已经有方法使情况改观。

　　转变以后的生命

　　在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变成了自己生命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经过提振的知觉会在每一方面提升我们“创造者”的质素：整体视野（whole-seeing)、新鲜——孩童般的认知、好玩——流畅感、爱冒险、轻松地专注于事物的、沉浸于沉思对象、同时处理几个复杂观念、愿意放弃通俗的观点、进入尚未形成意识的材料、依照已成状态不依期望或制约看事物。

　　自我转变以后会有新的工具、才能、感觉。他会像艺术家一样刺探到事物的形态，发现意义以及稳稳在手的原创性。“每一个生命，”赫曼·赫塞说，“都站在自己的星辰之下。”

　　自我转变以后，会像科学家一样，不断实验、思考、发明，又解出意料之外的东西。

　　这个自我做过心理技术的田野工作以后，就成了素人心理学家（folk psychologist)。

　　这个自我警觉到文化在他身上的烙印以后，会以人类学家的关切与好奇心去了解种种差异。自身以外其他种种的文化将提示人性无限的可能性。

　　自我转变以后还会变成社会学家。他会成为研究社群系带与同谋的学生。他又会像物理学家一样，接受最终的不定，视之为生命的事实。他会感觉到一个超乎线性时间与封闭空间的领域。他会像分子生物学家一样，对大自然更新、改变的能力，以及不断向上发展的更高秩序感到敬畏。

　　自我转变以后，也成了建筑师。他自己设计环境。他就是有先见的，有想象力的另一种未来。

　　他像诗人一样，在语言深处寻找初始的，隐喻的真理。他又像雕刻家一样，从平常的石头解放自己的形式。他以高度的专注与弹性成为剧作家；又是自己的剧团，其中有小丑、僧侣、运动家、巾帼英雄、圣人、小孩。

　　他又是写日记，写自传的人。他是考古学家，筛选自己往日的陶片。他是作曲家、乐器……音乐。

　　很多艺术家都说，生命一旦充分自觉，我们平常知道的那种艺术就要消失。艺术只是权宜之计，只是一种有种种缺失的努力，要从一个几乎人人梦游的环境找出意义。

　　艺术家的题材其实一直唾手可得。亨利·米勒说：“我们活在奇迹的边缘。”艾略特说，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总是回到起点，然后才恍然大悟。对普鲁斯特(Prost）而言，新的发现不在新的风景，而是在于新的眼光。惠特曼说：“你还要到远处寻找吗?你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你不是在什么地方，而是在自己身边发现幸福、知识……不是在什么时候，而是在当下。”

　　长久以来，我们玩着游戏；我们不怎么在乎，也不怎么相信规则。我们的生活要是有艺术，无非就是数字绘画。自成艺术的生活有它的方式、它的朋友、它的音乐，它用自己的眼光看事物。“我摸着我非走不可的地方走，”诗人巴克(Eric Barker)说，“我遵循我那启明的手。”

　　成功，对于转变以后的自我就像艺术家一样，只是暂时的报酬，而非居留之处。冒险、创造新事物才是喜悦。尤金·欧尼尔(Eugene ONeill)看不起“纯粹的”成功。他说：

　　成功但不敢向更大的失败推进的人不啻精神的中产阶级。他们耽溺于成功，证明了他们那种妥协的无谓。他们原先的梦想不知道有多美!……人只有借由无可企及的事物，才能成就一个为之生为之死的希望——因此而成就自己。

　　一个设计工程师劝我们说：“要用设计研究的精神做事。愿意接受错误，重新设计。没有失败这回事。”

　　如果我们采取艺术家兼科学家的态度，生活就没有失败这回事。实验总会有一些成果。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东西。实验增进我们的了解与专精，所以不论成果如何，我们总无所失。寻找就是一种实验。

　　身为素人科学家，我们对自然界、种种人或事的关系、假设等等变得很敏锐。譬如说，我们可以从实际体验中辨明我们由真正直觉中发出的鲁莽冲动，从而为内在的正义感得到一种长足的生物回馈。

　　宝瓶同谋的问卷调查曾经要求答卷者从十五种社会变革方法中，选出自己心目中认为最重要的四种。答卷者最常提及的一个是“身教”(Personal Example)。

　　弗洛姆早就提醒我们，任何一个伟大的进步观念，若非在个人身上具体实现，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讯息，就绝不可能流传。

　　转变之后的自我就是媒介。转变之后的生命就是讯息。

　　第五章 美国人的转变矩阵

　　第五章 美国人的转变矩阵

　　我们的力量可以使这个世界重新开始。

　　——Thomas Paine

　　蒙昧者，这就是天使国的形式。

　　——William Blake

　　经由电视的结合，几百万美国人在1976年7月4日有了一次集体的高峰经验。那一天，他们在电视上看着一支美丽的船队安详地滑过纽约港。许多人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希望与和谐。在那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心里注入了这个国家早先的远景、希望、统一的旧梦、机会，以及杰佛逊所说的“神圣的自由思想”。

　　那一年的夏天，欧洲的新闻界开始注意《伦敦星期日电讯报》所谓的“美国实验”的重要。这个实验如果失败，“个人自由的观念将不过20世纪”。苏黎世的《新苏黎士日报》（Neu Zurcher Zeitung)说：“美国建国两百周年庆祝的是现代史上最成功的故事。1776年的烽火曾经重新燃烧、旺盛了好几次——绝非由于清教徒的自清——长存至今。”斯德哥尔摩的倪希特（Dagens Nyheter）发现，美国人并不是由社会与文化的系带、家庭，乃至于语言结合，而是由美国梦结合的。

　　但是，这一来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美国梦是谁的梦?美国梦是一条变色龙，变来变去。对最初的移民而言，美国是一个等待探索、开发的大陆，是弃民和异议者的天堂——是一个开始。然后，这个梦逐渐转变为苦行而理想的民主形象，诉说的是正义与自治的古老希望。可是很快地，这个梦就异化成扩张主义、拜物主义（materialist）、民族主义乃至于帝国主义那种财富与支配的景象——父权主义、命定论（Manifest Destiny)（译注：一种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但却说是为了必要或慈悲）。不过这个时候的同时，却还有一支超验者的观点——优越、精神财富、个体潜能的发掘——与之抗衡。

　　也有民粹主义的梦。在这个梦里，一个慈悲的美国政府为人民重新分配了财产与机会，因而达成了永久的平等。此外还有那强健的个人主义的梦，四海皆兄弟——从西岸到东岸皆然——的理想。

　　然后就是宝瓶同谋的梦想。宝瓶同谋的梦想和十八世纪中期美国超越主义创立者的梦想一样，都是一种非拜物扩张的架构。这种非物质的扩张是自治（autonomy)、觉醒、创造——以及和解。

　　从本书后面的讨论，我们将知道，美国梦永远有两个“身体”——一个是可以捉摸的，针对物质幸福与日常实际的自由而有的梦想；另一个则从物质幸福的梦想轻盈缥缈地延伸而出，追求精神的解放。然而这个目标却更根本又更难以企及。提倡后者这个梦想的人，泰半来自社会上生活无忧的阶级。得到第一种自由以后，他们现在开始渴望第二种。

　　最初的梦

　　那最初的梦想是很激进的，那些创立民主的人是多么的勇敢；可是我们已经忘了这一点。这些人知道自己建构的政府形式，是在向西方历史上一切贵族的权利以及头重脚轻的权力结构挑战。

　　那时的革命党开发了所有可用的手段以与人民沟通。他们用神采奕奕的字体撰写文件，作为人脉与人脉之间联系之用。杰佛逊设计了一种五支笔尖的笔来写他那些一式多份的信。他们用小册、周刊、布告、年鉴、讲道来传播新观念。历史学家彭思（James MacGregor Burns）发现，革命党甚至“在家乡经过适当宣传以后，横渡大西洋”，将抗议行动做成对国王的正式请愿。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次叛变会成功。数以千计的殖民地人民迁移到加拿大，或者藏身森林之中。他们确信英王的军队将击溃殖民地军团。事实上，大部分的人民并不支持这一场独立斗争；即使在理论上都不支持。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当时的殖民地人民，有三分之一赞成独立，三分之一反对，三分之一无所谓。

　　“美国战争已经结束，”1787年拉许（Benjamin Rush）说，“但是美国革命绝对还没有。不然；现在结束的，只不过是一出伟大戏剧的第一幕。”然而，美国革命固然如拉许说的“还在进行”，但其实早在军事对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并非革命的一部分，”1815年亚当斯（John Adams)反省说，“而是革命的效应和结果。”因为，这次革命乃是发生在人民的心里。人民在原则、看法、情绪、感觉上有了剧烈的改变——这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这场革命早在第一枪击发之前就已经开始。既经休战，也是很久以后还一直在颠覆生活。

　　可是，在这一支美国革命的历史上，我们却很少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这次革命的诸位大老有很多都是来自一支神秘兄弟会的传统。这股密传的力量（玫瑰十字教派）、工匠会（Masonic)、隐士会（Hermetic)，在今天除了美国国玺（Great Seal)和美钞背面的记号是其遗迹之外，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证据。但是如果讲到这些革命分子结合之紧密、追求民主之投入，那么这种兄弟感情以及精神的解放实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新的时代秩序已经开始”，国玺的背面如是说，而革命者要的就是这个。这一次美国人的实验，一般在意识上都认为是美国人这支人种进化上重大的一步。汤玛斯·潘恩在他人心为之耸动的《常识》一书当中说：“美国人的课题多半就是全人类的课题。”

　　超验论者——梦想的延伸

　　十九世纪初期以迄于中叶，美国的超验论者又将这个梦想重新表达了一次，坚持了一次。我们在后面的第七章将会讨论到，这些超验论者倾心于内在权威，排斥传统权威。讲到“自治”，他们的用语是“依靠自己”(self-reliance）。超验论对他们自己而言乃是美国革命自然的延伸——精神的解放作为美国宪法保障的诸种自由的翻版而产生。

　　对他们而言，个人的自治比结盟于什么政府之下都来得重要。梭罗说，如果良心无法苟同法律，那么人民就不需要服从。

　　有的人认为，超验论者因为种种“新观念”，所以危害到旧秩序。可是，他们的观念其实并不新；新的是他们将之应用于社会的“前瞻”。超验论融合各家；不只汲取教友派与清教徒传统，而且也汲取德国哲学、希脑哲学、东方宗教。有人说他们藐视历史，他们则说人类可以解脱历史。

　　他们在宗教、哲学、科学、经济、艺术、教育、政治各方面向当时的种种认定(assumptions）挑战。他们参与20世纪的许多运动。譬如20世纪60年代的人性潜能运动(human-potential movement)，他们就认为大部分人都未曾触及自己与生俱来的力量，不曾发现自己的独特，天生的创造力。“但是你做了你的事，”爱默生说，“我就会知道你。”

　　超验论者自己之间会互相容忍异议和差异；因为他们相信，“一致”既不可能也要不得。他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看世界都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透视点。早在爱因斯坦之前，他们就相信我们所有的观察都是相对的。他们追寻的是同伴，而不是纪律。爱默生说：“为你后面的人当开门的人。”

　　他们相信心和物是相连的。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是牛顿的机械观，但他们则反过来认为宇宙是有机的，开放的，进化的。宇宙的流变当中可以看出形式与意义。如果诉诸直观(intuition)，那么他们相信的是“超验理性”（Transcendental Reason)。超验论者说到灵光(flash)、直觉，以及一种同时的知(simultaneous knowing)以后的一百多年，神经学家才证实我们的脑有一种整体处理资讯的程序。佛洛伊德之前好几代，他们就已经认识到无意识(unconscious）的存在。爱默生说：“我们卧在无边智慧的怀中。”

　　但是，他们并不排斥一般的知识。他们相信理性与直觉是互补的；彼此互相增益。我们只要让两者同时运作，就会一直很清醒，一直活在“拥围着我们的‘当下’之中（爱默生说，“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

　　超验论者主张，社会变革之前必须先有内心变革。不过，他们仍然努力推动和平、投票权，反对奴隶制度。他们还是社会创意家，建立了合作社群以及艺术家集团。

　　为了自给自足，也为了将自己的观念带给广大的群众，他们推动了礼堂运动(Lyceum Movement)，以一种巡回演讲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各种场合试炼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刊物，名字叫“日晷”（The Dial）；最先由玛格丽特·傅勒（Margaret Fuller)主编，后来由爱默生主编（梭罗协助他）。这份杂志的冲击力超过它的一千份发行量之外——一如这些超验论者的影响力超乎他们自己所有人之外一样。

　　如果不是内战爆发，超验论几乎已经达到一种全国草根运动的规模。显然，当时这一支强调从内心追寻意义的哲学吸引了很多美国人。可是19世纪末的拜物主义却阻却了这次超验运动。然而，超验运动却变为各种化身，进入世界哲学的主流，激励了惠特曼、梅尔维尔等文学巨擘，鼓舞了几个世代的社会改革者。

　　转变——美国梦

　　历史学家布思丁（Daniel Boorstin）如是说美国：“一开始我们就是不以为然之国(Land of the Otherwise)。我们最独特的，最使我们非欧的，莫过于我们不相信那古老的，史迹斑斑的‘不可能’。”

　　美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观念，认为只要真的想要，没有办不到的事。这一种天真其实含有很大的动力。美国人很少会原地踏步的。荒野探险家、探月太空人、各行各业破纪录者、海伦·凯勒及“幸运的”林白（Lindbergh）等英勇人物集成的万神殿延续了“超验”的神话。

　　由于更新的梦想已经建立，所以美国人的性格即是很肥沃的土地，极有利于转变观念的生长。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殷克勒思（Alex Inkeles）曾经将美国人的性格与欧洲人互相比较（并且在1971年的调查中获得证实），也将美国人最明显的特性与观察两百年前文化所得互相比较。他发现，美国人一直有十种特性。

　　美国人对自己的种种自由以及成分无比的自豪。当年图克威尔到这个新共和国时，对这种自豪感受既深刻，又气愤。

　　美国人北欧洲人依靠自己。殷克勒思说，美国人做错事时，比较会责怪自己。他们极相信自愿制。他们是“合群人”（joiner）。他们信任别人，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他们相信努力就会成功，很有创意而且开放。

　　这项研究显示，美国人比欧洲人来得反权威，对自己比较有“素质”的观念，比较有“个人重要”的观念。

　　这些发现显然与我们在第三、四章讨论的个人转变的过程与发现相符。我们那时发现的是自由、强大而负责的自我、与他人相连、互相支援的人脉、自治、开放。事实上，这种个人的转变便是那最初的美国梦颁布通过了。

　　第二次美国革命

　　第二次美国革命——在一个大向度上达到自由——正等待着变革机关到达临界数目以及一种沟通良好的手段。1969年，黑维勒曾经在他的《没有马克思或耶稣》里，说美国是世界革命里面最容易掌握的原型国家。“今天，美国——欧洲帝国主义之子——正在掀起一场新的革命。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给了我们唯一的脱逃之路。”

　　他发现，真正的革命行动必然包括转变现实在内；也就是说，包括使现实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在内。讲到“革命”，我们必然就讲到一种旧观念的脉络设想不到，或无法理解的东西。革命的材料，以及革命要想成功，必须要有创意。就这个意义说来，那么今天的美国就更富有革命精神了。即使是右派——比起其他国家的左派——亦然。

　　黑维勒说，美国的自由使这样的一场革命发生而不流血。如果是这样，并且政治文明又正在改换的话（但似乎真的在改换），那么这场革命的冲击必然会经由渗透而使全世界都感觉到。这场激烈的转变需要的是许多小革命——政治、社会、国际与种族关系、文化价值、科技——同时发生。而“美国是唯一同时进行这些革命，并且将这些革命结合成有机状态，以构成一场革命的国家”。

　　除了这些小革命之外，当然还要有一些内部批判——批判不公不义、物质与人力资源的管理、政治权力的滥用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批判文化本身——批判其中的道德观、宗教、风俗、艺术。当然，另外还必须尊重个体的独特，并且将社会当做博爱与个体发展的媒介来看待。

　　黑维勒所说的这种革命和超验论一样，都将指引“创造性人格的解放以及个人主动性的觉醒”。这和压迫性社会那种封闭的地平线是不一样的。他说，动荡不安最先将从特权阶级开始；因为，革命本来就是这样。革命总是由那些不再受文化中最后报酬制度蛊惑的人开始。如果社会要出现新的原型，而非低荡，那么最高阶层就必然发生对话与争辩。

　　当然，20世纪60年代的人看到了社会的动乱。尤其是中、上阶层的人开始批判现有的制度，思考一种新的社会。强大的社会与历史力量开始汇集，发生了一种失衡。但这种失衡是革命的前一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警觉到，若要处理那些日益严重的问题，美国现有的体制——政府、学校、医院、教会、企业——将会多么无能。

　　不再受大人物或体制的蛊惑，在反文化当中固然明显可见，可是却迅速地传遍全国。由于社会很快就消化了反文化的价值观、行为，时尚、音乐、关切之事物，因此可以明白看出社会的不满，以及一种新的方向已经成熟。

　　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抗议浪潮反映的是大家对于威权越来越怀疑，对社会的矛盾——贫困与富裕、匮乏与浪费并存——越来越敏感。到处都有游行、卧地抗议、静坐示威、闲坐聚会(be-ins)（译注：一种聚会，参加的人就是闲坐，什么都不做。嬉皮特别常做）。此外还有民权运动、反战运动、言论自由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灰豹运动（The Gray Panthers)、反核守夜(antinuclear prayer vigils）、抗税运动、赞成或反对堕胎示威，等等。所有这些团体都向他们的前辈学习策略，譬如让自己成为晨间六点新闻即是。

　　媒体开始注意意识经由打坐及生物回馈训练转变以后的新发现。与这种注意契合的是大家越来越关心迷幻药的事情。“身心一体”的发现——精神状态与健康有很不寻常的关系——也加强了大家对于人类潜能的关注。针灸这一类外来的现象也向西方人观念中事物如何运作的模式做了进一步的挑战。

　　一个观察家曾说20世纪60年代那些动乱是一种“大排斥”（Creat Refusal）——几百万人对着几代以来视为当然的事物说“不”。这情形就好比他们正在实现卡本特的预言一样。卡本特曾说，终有一天，很多人将起来反抗现在这种无情的一致、官僚、好战、剥夺人性的工作、本来不会发生的疾病等等。人类一旦在自己心里发现这种格局，由此超越那“小小的，局部的自我”，便为社会的更新创造了一份“议程”。

　　对于历史学家麦罗林（William McLoughlin)而言，20世纪60年代显示的是美国人开始第四次大觉醒。这种文化的“解除定位”以及复苏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次这种周期性的觉醒发生的时间已经超过一个世代以上。这种周期性的觉醒“并不是社会的精神官能症，而是社会的复苏。不是病理的觉醒，而是治疗的，通便的（cathartic)的觉醒”。在意义上，这是一种危机的结果。这个危机是：文化的种种方式不再符合人的行为与想法。虽然觉醒最初是在少数人之间以一种纷扰不安开始，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整个文化的世界观为之改变。“觉醒是在文化扭曲以及人承受到沉重的压力下开始的。这个时候人对自己种种规范的合法性、体制的有效性以及领导者的权威开始失去信心。”

　　根据麦罗林的看法，美国的历史若了解成一种千年福运动最恰当。这种运动是由一种精神观的改变推动的。这种运动一直在自我修正以符合偶发事件与新经验。不过，其中却有一样东西持续不变，那就是，“自由与责任不但将使个人臻于至善，也将使世界臻于至善”的信仰。

　　这种神圣的集体目标在以前曾经造成一些侵略行为，可是在第四次的觉醒当中却化身为一种神秘的人类一体感，以及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生的生命力。

　　麦罗林呼吁我们注意人类学家华里斯(C.W.Wallace）一九五六年在一篇文章里建构的社会转变的模式。根据华里斯的看法，一个文化里面的人总会周期性地发现原先那些引导他们祖先的迷宫之路走不通了。那些“旧的光”以及习见的想法不再符合眼前的经验。由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全部都在大家习惯的思考模式之外，所以现有的模式没有一样有效。

　　渐渐地，一开始是少数人失去耐性，然后这种人越来越多，最后终于产生政治动乱。争论越来越剧烈以后，那些在旧文化中最具利害关系的传统主义者或“本土主义者”(nativists)，或者信仰最顽固的人，便开始呼吁大家回归“旧的光”。由于他们将症状错认为原因，所以便制裁或禁止新的行为方式。可是，一如麦罗林所说的，到了最后，“要求变革的压力一直累积，终致在个人与社会当中形成一股尖锐的力量，使整个社会不得不突破习见的外壳，冲破迷宫的墙壁，寻找新的社会结构之路”。

　　接下来，社会达成了一致的“新的光”。这新的光，最先表现在社会上最有弹性的人身上。这些人很愿意实验新的道路，新的生活方式。由于远景不一样了，所以法律的解释、家庭结构、性角色、学校课程等等也就跟着改变。慢慢地，连传统主义者也变了。

　　我们眼前的文化转变正以全新的前提同时警惕着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历史上，保守主义者曾经在社会动乱的时期呼吁我们回归民法的时代。现在，政治光谱两端的“本土主义者”则呼吁我们回归遵守法则的，有秩序的宇宙。

　　在他们口中，“精神异议者”和20世纪50年代的“非美国论”(un-Americanism）这种笼统的控诉一样，都是一种自恋。

　　评论家将那些借享乐努力从内在追寻答案的人归为吸毒者、纵欲者。这和当年麦卡锡将政治异议者归类为罪犯一样。

　　总会有人呼吁我们回归已经死灭的事物，对它们保持忠诚。譬如回归上帝、早期思想朴素的宗教、“根本的”思想朴素的教育、思想朴素的爱国主义等等。现在也有人呼吁我们回归思想朴素的“理性”——但是这理性却违背个人经验和尖端科学。

　　交流——我们的神经系统

　　在一个不安定的时代，凡是少数人提出的问题、种种另外的可能性，以及他们向权威和既有价值观提出的挑战，总是会在文化中迅速传播。社会的交流网络作用就像神经系统一样，会将动乱和种种可能的选择都放大。就这个意义而言，科技在以前是把我们出卖给无人性的未来，现在则变成结合人类的强大媒介。

　　“就现在这一刻而言，”司坦因（Gertrude Stein)1945年说：“美国是全世界最老的国家；因为，美国最先进入20世纪。”美国，以其进步的传播技术，以及开发消息、提倡新影像的历史，确实是开展黑维勒所说的那种革命的竞技场。

　　转变以个人大脑的大知觉与连接为基础，同理，我们这个社会的想象力也因为经历了痛苦，才由一个电于感应知觉的神经脉络（译注：指电子传播媒体）灌注了活力。我们的知觉里面因此加入了政治丑闻、战争与和平、暴动、灾害、悲伤、幽默等高度的人类戏剧。现代物理学与东方哲学正在向西方引介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同理，我们那流畅的媒体神经系统也在把我们这个社会的大脑连接起来。“电子流通线路，”麦克鲁汉不久前说，“正在将西方东方化。我们西方那种罐装的，互相隔离的，彼此截然有别的种种资产即将由流动的，统一的，融合的事物代替。”

　　这些神经线路传导我们的疼痛，我们的振动，我们高兴的时刻、沮丧的时刻；传导登月事件，也传导凶杀案；传导我们集体的挫折感、悲剧，乃至于生活琐事、生活特色的崩溃。它们将我们这个社会身体远处的病痛放大。它们帮助我们打破文化的迷信；使我们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樊篱，让我们看见人性无所不在的质素。这些质素照亮了我们狭窄的道路，使我们看见我们彼此互相连属。它们赋予我们种种超验的模式，譬如杰出的艺术创作、运动家的成就、历经灾难勇敢的生还者、日常生活里面的英雄事迹等等。

　　我们的神经系统反映了我们的虚弱。它又用音乐、原型戏剧刺激我们的右脑，打开我们的视觉感受力。它将我们的梦记成日记，又记下我们的幻想与噩梦。这样它才能告诉我们，我们最想要什么东西，最害怕什么东西。所以，只要我们愿意，科技能够将我们震出几个世纪以来文化的昏睡状态。

　　马克思·莱纳（Max Lerner）曾经将社会比附为自己有神经系统的大有机体。“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社会神经超载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个体疲劳或濒于崩溃边缘感觉到的一样。”但是，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运用科技深入探索意识状态。“新的觉醒运动，新的追寻自我，将使我们团结，而非分崩离析。”

　　扩展神经系统的联队不只是那些庞大的商业电视、报纸、电台形成的网路，还包括种种“其他的知”——有创意的公共电视、小电台、小出版社、小杂志社。另外还有种种通讯、期刊、自费出版的书籍等等。每一个邻里都有快速印刷店，每一个超市和图书馆都有影印机。寻常百姓很方便接触到录影带、录音带、电脑，全国长途电话线路合作使用，电子排版设备很便宜。每一个人都是古腾堡（Gutenberg)（译注：印刷机发明人）。另外我们也利用汽车招贴、T恤互相交流。

　　我们这个民族偏好的自我探索与追寻现在越来越转向内在。这下只借盛行不衰的通俗心理学和自助书刊来进行，而且还是开始追寻原始的，激进的源头：转变文学。德日进的书，当年是禁书，现在却已经销售了几百万册。马思洛、杨格、赫胥黎、赫塞、罗杰思、克里希那穆提、罗撒克、卡斯达内达现在都是书店里的抢手货。

　　另外还有种种“新时代”的刊物：电台节目、通讯、组织指导、咨询所名册、电话簿、手册，以及意识、神话、转变、未来等各方面的刊物。精神方面的文章登在便宜的版面，从印刷机滚出来。

　　某些转变取向的刊物在“宗旨”里面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使命。例如在波士顿地区发行的“东方与西方”杂志。这份杂志表示，他们的意图在于“探索一种显然将种种相反的价值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统一的动态平衡。我们相信，生活作为一种不受拘束的历险，人拥有在其中厘定自己方向的自由……我们邀请你参加这一趟发现之旅。这一趟航行，任何地方都是起点，目标也永无止境”。

　　又譬如旧金山的新向度基金会（New Dimensions Foundation)。他们制作了一个电台节目，专门访问“转变”这一方面的发言人。他们后来发行了一份“有声杂志”(audio journal）。这份杂志是一卷卡带，内容是1973年以来做过的访问。“新向度”的宗旨，在于“交换憧憬，以及人类潜能无限的可能性……利用媒体呈现新观念、新选择、新可能性、新解答……促进个人与社会变革面的交流”。

　　如果我们要梦见更大的美国梦，我们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经验。当年美国宪法的撰稿人也是这样。他们让自己沉入多种文化的政治与哲学观念。当年的超验论者亦然。他们融合世界各地文学中的识见，建立自己的内在自由观。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放开那不当的犬儒和二元论。社会转变的基本条件是相信改变的可能性以及彼此相属感。

　　汤恩比说，文明之所以会崩溃，原因在于异族侵凌者少，在于内部思想的僵化多。“少数创造性的精英”曾经给予文明生命，但后来另一种少数人取代了他们。他们虽然可能依然居于统治地位，只是不再有创造力。

　　创造需要的是不断转变、实验、弹性。对于创造性社会所需的开放而言，犬儒这种永远不信任他的态度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对于犬儒主义者而言，实验不过是徒然，结论早就知道。可是，犬儒主义者虽然知道答案，可是其实所见不深，并不知道问题。他们只要遭受神秘真理的挑战，就开始“胪列”种种事实。想要掌握实相，我们必须放弃死的哲学、错觉、旧科学思想。同理，一个国家如果想要转变——想要更新，就必须一直向传统挑战。

　　度过了危机的海洋，经过社会运动与战争、沮丧、丑闻以后，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向变革开放。1978年黑维勒在电视上接受访问。访问者问他如何评估美国人的转变潜能。他说：“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还是社会的实验室。一切实验——社会的、科学的、种族的、代与代之间的——都在美国发生。

　　旧世界的希望是新世界——一个改造自己的地方，新的开始，新的生活，免于一切限制与身份拘束的自由。历史学家樊·伍沃德（C. Vann Woodward)说：“构成欧洲笔下之美国的思想、文字的主体不但很庞大，而且还在长大。它的大体一直是思考的、一致的、热情的、神秘的——为的是一个梦想中的、希望中的，乃至于轻蔑的，本能上感到害怕的美国。”

　　又梦想……又害怕。我们可以在某地改造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在某些方面而言，是让人感到有些危险。同理，知道有些体系可以让我们做内在的追寻，一样使我们有这种感受。“我说，海在里面，”诗人彼得·勒维(Peter Levy)说，“新精神比知识或历史还要蓝。在我们的生命中，欧洲已经说晚安。”

　　加州——转变的实验室

　　我们用浅薄的犬儒主义保护自己免于改变，甚至护着自己不抱改变的希望。可是，一切探索都必须以希望为燃料。

　　当年莱特兄弟计划试飞他们那一架小鹰号飞机时，一个记者在他们的家乡岱顿（Dayton，俄亥俄州）访问当地居民。一个老人家说，如果上帝要人飞，他自然就会给翅膀，“还有，如果真的有人飞得起来，他一定不是岱顿人!”七十年后，第一部人力飞行器哥撒莫·康多（Gossamer Condor)飞行成功。这部飞行器的建造和实验都在加州。但是加州人一点都不奇怪——“如果有人飞得起来，他一定是加州人。”

　　“加利福尼亚”原本是一个神秘之岛的名字。但是加州确实一直是美国的神话之岛。它是濒临危险的梦想的庇护所。“闪亮、金黄的加州华彩，”惠特曼（Walt Whiteman）这样子说加州：

　　我在你身上看到，那延迟了几千年的承诺，终将来到。

　　……

　　新社会终于……

　　为宽阔的人性，为真正的美国清扫了场地。

　　如果美国是自由的国度，那么加州就还要更自由。一个国家如果是向“创意”开放的国家，那么“创意”就是加州的名字。一个作家早在1883年就说，加州因为和其他各州不太一样，所以就没什么不同。因为，加州不但是风尚之地，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的范型转换之地。

　　1963年，社会批评家纳都（Remi Nadeau)就预言加州不久即将成为美国文化的发源地（不是前哨）。如果加州人要发展新社会，那么，“就不会只是偶然影响全国”。而加州是一个“补给站”，补给的是一种国民特质。“把家乡的种种社会禁制远远丢在后面以后，加州人现在是一种塑造中的美国人。美国人要变成的那种人，加州人现在已经是了。”

　　纳都说，加州是一面诚实得非常神奇、有时候甚至吓人的镜子；我们可以在这面镜子上研究我们民族的恶——以及民族的善。“加州不但有很危险的事物，也有很大的希望……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加州是一个公开的竞技场，或者表现出更前端的努力阶段。”

　　加州这个实验室，试验的是民主实验的实质。倾听过我们这个民族的神话以后，我们这个电子与赛璐珞神话的供应者——加州——便把这个神话传送给所有寻求希望的人。这个神话如果在加州可行，那么，在别的地方必然也可行。

　　“大陆漂移”（Continental Drift）的作者郝思顿说：“美国是一个机会的国度”这个观念在加州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浓厚。“加州这个州依然什么事都有可能。在这里，人民可以拥有其他地方不容许的梦想。所以，全国各地都在注意加州，因为加州是一个预言。”

　　一个政论家曾说加州是“美国的一个高压小宇宙，一个全国所有各方面重要事物——尤其是政治——的测试地”。詹姆思·威尔逊在《加州的挑战》（Challenge of California)一书里说，由于加州没有政党组织，所以新的团体很容易在加州出头。“这种力量，努力地不是从握有权力的手中取得权力，而是从一无所有之处创造权力。”

　　政治专栏作家布罗德（David Broder）1978年说：“加州政府在计划的设定方面，以及高层行政方面，比美国其他的政府——包括华盛顿的政府——有激励性，也比较有能力。沙加缅度和华盛顿之间几年内在工作及名声方面还会再互相竞争……加州太庞大了，大得可以成为一支尺，来衡量华盛顿的工作。”

　　1949年麦威廉思(Carey McWilliams)在《加利福尼亚：伟大的例外》（California:The Great Exception)一书里说，加州与美国其他地方的不同，主要在于“加州不是火箭一般冲冲撞撞成长或发展起来。加州是所有的亮光同时亮起来，然后就不再熄灭”。

　　当然，加州在西海岸的力量与影响力，财富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加州很有钱。它是全世界第七大富“国”，国民生产毛额占全美国百分之十二。在美国，它是大家最喜欢的一州。单单洛杉矶一郡，人口就比其他四十一州多。一个现象要是“只有加州才有”，那么这个现象就是很大的现象了。

　　加州很早就占到好时机，成为消费的天堂。伦敦报纸《观察家》的编辑、前驻华盛顿通讯员麦克·戴维（Michael Davy)在1972年说：

　　加州人有时间，有钱，未来的舒适也有保障，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自己的种种焦虑。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里，只有极少数精英问过“我是什么”这个问题。其他的人，不是忙着活着，就是接受精英留下的信仰体系。

　　可是在加州，那几百万人不但没有这样一个普遍的信仰体系，而且有时候——许多人并且受到教育——要烦恼那可怕的空虚。

　　一九七八年末，罗杰·威廉思在《星期六评论》的《参与美国》（Anticipating America)这一篇文章里面说，美国人模仿、嘲笑、羡慕加州，但加州不止一个。“你可以说加州是未来的加州，边疆的加州。可是这个边疆不是以往西方意义下的边疆，而是创意及开放之下，一种新的民族。”

　　加州一直在成长。这种成长一直在增强一种开放，迫使这个国家面对它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使加州成为社会问题第一抨击者的，是一种失落已久的‘乐园’感，又是一种普遍的社群感。”威廉思说的是加州人的普遍关怀并涉入公共事务。他发现，加州是环境保护、海岸维护、能源研究、核能安全等重大立法的先锋。

　　布思丁曾说，美国是众民族之国（Nation of Nations)，由它的各类移民形成，因而是国际的。同理，加州也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所以丰富起来；同时接受欧洲和亚洲的影响，东西并陈，也是美东、美南、中西部移民的疆域，现有居民有一半以上不是本地出生。

　　加州又是史诺所说两种文化——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之地。物理学家海森堡认为，历史上的慕尼黑是因为融合了艺术与科学，才会有那样的生命力以及“人文第一”的关怀。据估计，全国所做的纯科学研究，加州就占了百分之八十。诺贝尔奖得主住在加州的最多。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大多数也是加州人。在加州，艺术不论是商业还是前卫的实验，都是很大的事业。政府官员估计，整个大洛杉矶地区有将近五十万人“以艺术谋生”。娱乐事业很多也在加州生产。演员、作家、音乐家、画家、建筑师、设计家等在此组成了一份大事业。不论是好是坏，他们是创造美国文化的主干。

　　历史学家汤普生（William lrwin Thompson)说，与其说加州是美国的一州，不如说加州是精神的一州，“这一个想象国早在很久以前就退出了我们的现实。”领导世界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硬体转向软体，从钢铁转向塑胶，从拜物转向神秘之时，“加州最先发现引导现实，而非给现实引导的神奇”。这就是说，我们憧憬的，我们能够使之成真。

　　加州的阳光梦和经济自由梦，和扩张美国的梦一样，都有第二身，那就是一种超验的展望——越超到另一种光，另一种自由。

　　对于杰佛思（Robinson Jeffers)、缪尔(John Muir)、史奈德（Cary Snyder）等人，评论家莫特（Benjamin Mott)说他们是“加州的超验者”。“他们不像佛斯特、爱默生一样，只问何处是巅峰。他们问了。但是，往往，在美国似乎只有他们对何谓跃升观念最清楚……他们的‘地盘’无所不在。用文学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是无可代替的。”

　　麦克·戴维1972年说，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加州人团结，那就是“追寻新地带”。这种憧憬可以混杂依撒冷式思考、革命性的闲话一句、赫胥黎神秘论等而产生。他说，这些新想法不论源起何处，都可以输入全国。

　　“凡是最不安分的先锋，里面都有东方主义”，梭罗曾说，“然而，最远的西方也就是最远的东方。”福娄拜有一次将最远的西方与最远的东方相提并论：“我一直梦见自己在亚洲旅游，漂洋过海到中国，到不可能的地方，到印度或加州旅游。”梭罗和福娄拜说这些话时是19世纪；当时西海岸已经四处散有各种研究佛教与基督教的中心与团体。时至今日，东方思想的影响力在加州更是随处可见。

　　史学家史密斯(Page Smith)说，加州是“一种不同的意识，不同的文化”，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上一世纪的移民造成的地理大转变引发的。“那时候的人跨越内布拉斯加和坎萨斯整个一万五千英里的障碍，来到太平洋岸。其中一个时候还曾经相当孤立。”除此之外，历史上很长的西班牙时期、接近墨西哥、温和的气候、移民皆有的重新开始的感觉、没有长久的传统等，都使加州受到影响。

　　宝瓶同谋在友善对待变革与实验的多元环境中，在相当的财富已经使人不再迷恋最逸乐的物质梦想、没有什么传统要推翻、容忍异议、具有实验与创造气氛、长期观注东方哲学与意识状态转变的地方最清楚可见。这一点意义重大。

　　加州与宝瓶同谋

　　1962年，《展望》（Look)杂志派出一群记者，在资深编辑乔志·李奥纳（George Leonard)的领导之下筹划了一期加州专号。这一期的《展望》报道了当时加州的种种趋势。这些趋势显示出宝瓶同谋早期在加州的根。他们引用旧金山一个读者的话说，“在加州，以往的社会区隔已经崩溃。我们现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贵族——一种‘关心’的贵族。会员的资格只限‘关心的能力’这一项”。

　　《展望》杂志报道说，加州似乎在发展“一种新的社会，甚至在发展一种新的人以因应这种社会”。记者提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加州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往往很深。他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加州人亲戚比较少的缘故。

　　《展望》杂志发现，在那些呼吁举行全国新宪法会议的加州人当中，阿岛士·赫胥黎是其中之一。“就一种意义而言，很多加州人都在开宪法会议；譬如圣塔·巴巴拉的各种中心（民主制度研究中心）、帕罗·阿托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斯坦福研究所、大公司或企划团体的各种会议、州政府和市政府等都是；有时候连刚从爱荷华、缅因或乔治亚移民过来的人的临时房舍也是。”

　　《展望》杂志说，加州人相信，不论是什么人，只要是认真尝试，都对塑造未来有帮助。《展望》杂志引用爱伦·华兹（Alan Watts）的话说：“传统上事物的种种关联形态总是以局部为基础，所以是偏倚的。旧思想形态已经崩溃。东部人看不到的是，新的形态已经在发展。”

　　20世纪50和60年代，当时住在洛杉矶的赫胥黎与另外一些人都赞成麦柯·墨菲和李查·普莱思（Richard Price）在加州大苏耳区建立“依撒冷”的决定。依萨冷是一个住宿中心，建立之后，催生了后来所谓的人性潜能运动。初建立的前三年，这里的讲座导师包括杰拉·赫德（Cerald Heard)、爱伦·华兹、汤恩比、利纳思·鲍林（Linus Pauling)、诺曼·布朗（Norman O.Brown)、卡尔·罗杰思、保罗·提立克(Paul Tillich)、罗洛·梅。另外一个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卡洛思·卡斯达内达。

　　1962年一天晚上，大苏耳地区的海岸公路大雾笼罩，迫使在外面度假的亚伯拉罕·马思洛在最近之处寻找避居之处。他开车走上一条没有路标的路，穿过一群灌木，来到依撒冷询问是否有过夜的地方。他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当时依撒冷的一个研究团体正要拆开一个包裹，里面是二十本他最新的一本着作。在当时，这是典型的邂逅人才的故事。

　　马思洛与依撒冷的结盟是东西两岸一次重要的结合。紧接着在1965年又有乔治·雷奥纳（George Leonard)和麦柯·墨菲的加入。雷奥纳后来追述他们初次相遇以及后来合作的情形。他的追述充满了知性的激励以及此一运动早期的憧憬气质，也使我们明白当年这个运动的意义之所以饱受误解的原因。

　　雷奥纳在1964、1965年旅行全国，写作一篇他自认将是一生最重要的故事。他预期这篇小说将在《展望》杂志连载两三期。这篇小说他想叫做《人性潜能》。

　　至于麦柯·墨菲，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神秘的年轻人，在加州中部大苏耳的荒野主持一家难以归类的研究所。我听说他曾经像毛姆小说《剃刀边缘》（The Razors Edge)里的英雄一样，到印度追寻证悟，又曾经在旁地伽利(Pondicherry）的奥罗濒多集结地（Aurobindo Ashram）住过十八个月。他的研究所是新观念——尤其是融合东西方智慧之观念——的论坛。我听说依撒冷的第一本文集是以赫胥黎一系列演讲的题目“人性潜能”为书名发行的。

　　雷奥纳回想他和墨菲初次相遇的情形：

　　这一顿晚饭真是神奇。墨菲的东方哲学知识简直就是百科全书。东方哲学由他说来，简直就像精彩的悬疑故事。他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感，一种咄咄逼人的未来观。他不是那种眼泛浮光的求师者；那种求师者有时候从他们的目光就可以看出来……（墨菲）这个追寻者是全然美国的修行。你轻易就可以看见他穿着运动服，而非轻飘飘的白袍……

　　晚饭以后，我们开车回我家，又谈了几个小时。这种心灵与展望的交会真是不平凡。我们都提出必要的背景知识来相互印证；因为他研究的是东方哲学与人文心理学，我研究的是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运动。

　　他们的相遇正当美国历史上重大的一刻，这重大的一刻也就是林登·詹森当时正在推动一个富于理想的民权法案，并且“对贫穷作战”。当时的美国不断发生各种社会运动——性解放、言论自由运动、关切美籍墨西哥人、美国印第安人权利，最重要的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这一切使美国充满一股变革的意识。

　　在这样的精神风潮下，我们很自然地就想到“运动”这两个字。民权运动曾经打破种族及其他障碍；同理，人性潜能运动终将打破身与心、东方智慧与西方行动力、个体与社会，乃至于有限自我与潜在自我之间的障碍。

　　雷奥纳、墨菲等人不久就开始做依撒冷的“住宿计划”。不但如此，他们还开始想办法把这个潜能运动的观念应用到社会上。他们认为这个运动和教育、政治、保健、种族关系、都市计划都有关。1965年秋季，除了爱伦·华兹、罗杰思、莱思（J. B. Rhine)之外，还有史基纳（B.F.Skinner）、早川(S.I. Hayakawa)等大家。雷奥纳说：

　　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维尔·舒兹（Will，Schutz)和傅里兹·伯尔思(Fritz Perls）都住在依撒冷。新的方法不断产生。依撒冷宿地变成了创意的嘉年华会……1967年依撒冷针对都市问题在旧金山设立了分所。我和杰出的黑人心理分析学家科伯思（Price Cobbs)同时加入，领导长期的种族对抗。墨菲则搬追城里。最好的是——老天，这是上天恩宠的一段日子——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不在众人眼睛之下。

　　接下来就是媒体——电视、广播电台、杂志、着述——来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疑难和矛盾。这些都是对文化平衡挑战时必然产生的。

　　1967年秋季，《时代周刊》对依撒冷有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雷奥纳认为相当客观。依撒冷搬到旧金山之时，国际联合新闻（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也来采访。

　　但是，1967年12月31日的一篇报道才是绝佳的作品。那一天的《纽约时报》星期六杂志真正打开了水闸。

　　我一直到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新闻界一般查证新闻的方法竟是那么简单，那就是，一件事只要在《纽约时报》登出来，那就是真的。一件事情如果在《纽约时报》受到有利的报道，那么你就可以打赌这件事情不但是真的，而且还有继续采访的价值……

　　如此这般，我们有的是李托克(Leo Litwak）的一篇《高兴就是奖赏》(Joy is the Prize）。这篇报道说的是作者个人在依撒冷与舒兹接触团相处五天的经验，以及他对依撒冷观点的思考。这篇文章有一种怀疑论的追究气质，一种逼人的嘲讽。可是一般而言却是肯定的……这篇报道刊出后没几天，所有纽约报纸的编辑全部蜂拥而至，要求对加州这一个奇怪的地方以及它提倡的“运动”做采访、访问、写书。

　　依撒冷不喜欢招摇。它的政策是与采访者合作，可是不喜欢能采访就采访。

　　接触团在依撒冷所有的计划当中其实只占百分之十五。可是，李托克的报道却使其他采访者和公众一直认为接触团就是依撒冷全部的计划。有些采访者，由于依撒冷的新观念太多了，无法归类，所以报道的态度逐一变而为犬儒。雷奥纳说，也有人因为真正相信了，“因而造成他人不当的期待，最后也就失望了”。

　　无可避免地，全国各地冒出了许多人性潜能中心。有一些人指责墨菲和普莱思，因为他们想使用依撒冷的名义，以与依撒冷拉上关系，可是却遭到拒绝。不过墨菲却欢迎竞争。

　　尼德曼1973年回想自己在加州的第一年时说，这种新社会的形成，背后有其难以辨认的精神基础。

　　当时的我绝对不可能来写这本书（新宗教）……因为，即使除去我自己知识上的想法不说，整个加州也是原因。身为一个移居的东部人，我觉得自己对加州没有什么不可免的责任。我理所当然地觉得不需要了解加州……对我而言，那是一个绝对缺乏有限经验的地方……

　　现在我还是不敢说我了解加州，但是我却肯定，不论从哪一个观点而言，加州都不容忽视……在这里，有一种东西正在努力着要出生。

　　……

　　我真希望自己能够说清楚加州人那么多事情——不只是年轻人的事——说清楚他们比我们接近生命的广大向度……可是一个无可否定的事实是，在大体上，西海岸表现出来的不是我们东部城市这种重智主义——以欧洲那种人心自立并且自外于自然的想法为根源的重智主义。

　　不论在哪一方面，重智主义这种“实相”都不是加州人遗留，而是欧洲遗留的……我开始明白我的知识观念是现代欧洲的观念。我们的心不为感情所动，很抽象，又拥有特殊的发言地位……我终于明白我是用加州缺乏欧洲要素来判断它。

　　不用说，宝瓶同谋是在加州滋长的。它的原动力来自波士顿—剑桥区、纽约、华盛顿、伦敦、丹佛、明尼拿波里、休士敦、芝加哥等几百个城市。这些原动力常常在加州汇集，形成加州的营养与勇气。

　　“意识”的大会议是加州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明。这是全国“交互施肥”的一个好方法。从一九七五年初，加州各团体就开始做公路展示——也就是巡回全国做聚会、讨论。这样做，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强大的地方联系，然后，后续的“节目”则由当地人登场。会议的预算都尽力维持不断的联系。后来证明，这种小工作房在动员人员方面比较有弹性。宝瓶同谋者通常就是经由这样的集会收集到很多名单，迅速扩大并交联了人脉。会议演讲的录音带也是数以千计地散布出去。

　　反讽的是，当东部美国看西岸是一个奇怪的亲戚时，比利时电视广播电台却派了一支采访团到洛杉矶拍摄影片，报道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如何影响20世纪70年代，并且说明“如今发生在加州的，日后必定也会在欧洲发生”。

　　如果加州开始预期下一个步骤，那么全国性变革的展望将更强大。

　　绝望与复苏

　　曾经得到普立兹奖的黑人青年麦佛生（James Alan McPherson)最近回溯《大宪章》（Magna Carta）以降，到《联合国宪章》之间自由的进步过程（译注：1512年6月15日英国贵族强迫英王约翰签署一项《大宪章》，保障英国人民基本的人身自由与政治自由，并且置英王于法律的规范之下；此项《大宪章》是为Magna Carta）。“一种比‘黑’和‘白’还复杂的东西，”他说，“就在基本权利的逐步提升当中开始了。”在其中，一种新的公民成了可能。这其中，“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够努力接近这个国家的理想；至少是熟习一切多元事物，而心怀文化主流”。

　　“每一个”美国人都将是此地与他地、黑与白、城市与乡村、地域与宇宙的融合。“一个人如果与这一切矛盾相安无事，那么他就是代表性的美国人。”

　　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曾经提醒大家注意西班牙文desperado这个字变成英文的事实。麦佛生引用他的话说：“是绝望，而且就是绝望本身，使我们重获英雄的希望，荒谬的希望，疯狂的希望。”麦佛生又说：

　　我相信美国的复杂确实能够引发那种绝望，进而引发英雄的希望。我相信，一个人如果能够经验美国的多元事物，接触它不同的人民，笑它的疯狂，从它的悲剧汲取智慧，在他内心融合这一切而不发疯，他便取得自称“美国公民”的权利……他就开始了那不得不然的运动。

　　他说，这种从无望之人转为绝望者的运动，“我只知道这个方向”。

　　美国社会有最多现成的因素——相当程度的自由、宽容、很富裕而能够免于富裕的迷惑、有相当的成就，因此知道自己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来产生集体的转变。在气质上，我们曾经是有创意的，大胆的，自信的；除此之外，我们的民族神话说，只要我们有意志，有想象力，我们还能够有种种选择。

　　“要当美国人，”社会与文学评论家费德乐（Leslie Fiedler）说，“就要想象命运，而非接受命运。我们一直就是神话的住民，而非历史的住民。”

　　要想象命运，超越过去……我们将重组我们的家庭制度而不损失什么东西。我们已经开始了解自己复杂的自我：我们的根，我们的集体中年危机，我们的性、死亡、复生，我们那渴望自由又渴望秩序的疑难，我们那些代价甚高的嗜好。我们已经发觉我们的科学以往的限度，发觉我们那头重脚轻的阶级结构的危机。我们看见了我们这个星球的关联与脉络。

　　我们开始感觉到自己与其他文化可触可知的精神联系。我们已经警觉自己学习与变革的力量。

　　此外我们还有我们的理想。

　　不论当初害怕与否，我们已经通过了真正转变的入口：通过了文化的震荡、暴戾、迷惑、过度、害怕新事物、迷惘。我们已经开始想象那一个可能的社会。

　　第六章 解放知识：科学边疆的新消息

　　第六章 解放知识：科学边疆的新消息

　　每一个真相都会创造丑闻。

　　——Marguerite Yourcenar

　　关于实相，我们那惊人的发现是消弭常识性观念与旧制式哲学，进而追求变革的大力量。“20世纪80年代将是革命的年代，”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说：“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结构都不再符合新近出现的科学思想的世界观。”

　　未来的十年，将依据这一个新的科学思想行动。这一个新的科学思想修正了我们以往借以建立种种假设、制度、生活的资料。这个新思想给我们的希望比昔日那种大而化之的观点大。它揭示了一个丰富的，创造的，动态的，相互关联的实相。我们学习到的是，“自然界”这一股力量不是要我们去征服的。自然是我们转变的媒介。

　　本章讨论的种种奥秘——譬如外太空的黑洞——离我们并不遥远。这种奥秘事实上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我们的脑和心、遗传密码、变革的本质、意识经验的扩张与收缩、想象力与意图、智力与认知的可塑性。

　　我们认为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怎么生活。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和宇宙是机械式的，那么我们就会活得像机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开放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的心灵是一个实相的矩阵，我们就会活得更有力量，更有创造力。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孤立的生命，体内各种管路浮在冷漠的海洋之上，那么，比起我们认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的生活将截然不同。相信世界是固定的，我们将抗拒变革。相信世界是流动的，我们将与变革合作。

　　马思洛说，害怕知道其实就是害怕做；因为，新知识里面本然带有责任。新的发现揭露了太丰富的层面等待我们分析；那是我们能够了解的。我们在某一个层次——不论你叫它心、右脑、gut（肠、内脏之意）或集体无意识都可以——上认识到里面拥有正确乃至于简单清楚的原理。这些原理与深藏于我们内心的知识吻合。

　　其实科学只不过是确认我们曾经多次遭遇，却又顽固地加以忽视的种种疑难与直觉而已。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生存方式违反自然。本来是动态，应该动的，我们却将之切割，冰冻。我们建立了不自然的权力阶级结构。可以互相合作的时候，我们却互相竞争。

　　我们只要读一读科学之墙上面的字迹，就知道我们迫切需要改变——改变为与自然共存，而非违抗。

　　各科学领域——脑研究、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学习与意识研究、人类学、心理生理学——的发现已经在革命性的方式之下结合起来。不过，那即将出现的图像会是怎样却绝对还不清楚。科学边疆的消息泄露出来通常是经由非常专门，乃至于经过窜改的管道。可是那些发现却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那不是留待归档的日记，而是等待破解的消息。

　　讨论这些新发现之前，我们要先简单地说明一下我们之所以只能一点一滴得到这些消息的理由。这些消息当然没有人在检查。交流沟通的问题——我们后面有进一步的讨论——部分在于新发现的东西很陌生。其中有些原因在于研究者极端的专门化，而且没有一个全面的观点所致。一个消息若是从荒僻之地出来的，就很少有人会去理会。这种情形就好比斥候一直侦查回来报告敌情，将军却不理会一样。

　　事实上，很久以前，人人都在“做”科学。科学变成一种职业之前，人就会为了惊奇和高兴而努力了解自然。他们收集标本，实验，制造显微镜、望远镜。这些以科学为嗜好的科学家虽然也有几个出了名，但是我们的确不太知道，就正式的意义而言，他们实在没什么专业训练。他们不须要写毕业论文。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科学家——都是好奇的小孩；用舌头尝东西，寻找地心引力，窝在岩石下面看岩石，看星星的形态，寻思为什么黑夜吓人，为什么白天是蓝色的。

　　部分由于教育制度是用一种化约的，左脑的方式教我们科学，部分又因为社会对科技只要求实际应用，所以，对大部分年轻人而言，科学很快的就不再浪漫。一个人可能喜欢大自然，可是不久就开始逃避生物课；因为他讨厌解剖小动物。有一些学生之所以选修生理学，是因为想学一点我们如何思考、感觉的知识，可是后来却发现他学的东西大都是老鼠、统计数字；他想学的倒没有。

　　到了高等教育，科学更形狭窄。在这里，人文取向的绵羊和科学取向的山羊分别赶进了不同的羊圈。许多大学里，科学中心和人文中心各自成建筑群落。大部分学生不曾有过最起码的钟点闻问科学。科学主修生则一头钻进专题、小专题，甚至微专题里面。读到大学毕业，他们还没办法与他人沟通。

　　我们大部分人到最后都觉得，科学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和希腊文、考古学一样，隔离在我们眼界之外。有少数人从事科学，层面甚为狭窄。于是我们才有史诺所说的两种文化——艺术与科学；每一个都比对方稍微优越，稍微令人羡慕；可悲的是，也都不完整。

　　每一门科学都成了一个岛屿。专门化使大部分科学家除了自己的领域之外，跨不到其他的领域；这其中是因为不愿意让人家看自己愚蠢，看自己难以沟通。融合的工作总要等到极少数创造性的研究者来做。总要有他们做一些突破，整个科学界才能维系于不坠。

　　美国科学进步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立会宗旨为促进科际交流）最近的一次年会里面，一群人类学家在费城的会场讨论部落灭亡的可能原因。同一时间，另外几百个生物学家在附近另一个会场讨论物种灭绝的原因。他们开会的地方不一，得到的结论却一样，那就是，过度专门化。

　　专门化还带来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技术与数学语言——巴别塔。

　　单单脑科学一门，每年就有一百万篇论文问世。神经学是一门密学，极度的专门，有时候连同行都难以沟通。至于想使神经科学整体产生意义的，则属于少数人。

　　沟通之所以会有鸿沟，另外一个原因是新世界观的极度陌生。我们总是需要一再做范型的转换，改变旧想法，从新的透视点看事物。

　　有人说，科学是以知识代替常识。的确，我们那些最前进的知识历险把我们带进了没有线性理解与逻辑界线的仙境。伟大的生物学家哈尔丹(J.B.S.Haldane)有一句话大家最爱引用。他说，实相非但是我们设想的陌生人，而且还是我们设想不到的陌生人。

　　自然界没有底线。自然界没有一个最深的地方是创造了一切有条不紊的意义的。这一点或许十分骇人。我们会觉得好像重回童年，那时自然界显得这么庞大、神秘。但是我们后来就学会分辨幻想与事实，而所有的奥秘则简化成种种“解释”。譬如说，闪电、磁力、无线电波的种种“事实”，就使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了解自然，或者能够了解自然。19世纪后期大部分的科学家都怀有这样的偏见；结果也使一般人误信科学的力量。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最尖端的科学说出来的话却开始显得神秘、象征性，破坏了我们追求终极肯定的希望。可是这时我们反而又不相信了。这时我们的情形是，我们还不知道彩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要重建小孩子一般的敬畏与易信。

　　我们后面会讨论到，新的科学已经超越那种冷酷、客观的“观察”，进入一个充满眩人眼目之疑难的领域。我们的理性在这个领域之内岌岌可危。可是，以往我们既然能够从伟大的科技发展——譬如电晶体——得到好处，那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然也可以因为激进科学的新世界观而得到解放——不论我们是否了解其中的专技皆然。

　　现代科学很多重要的认识都用数学表达。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既不说也不懂这种“语言”。一般的语言不足以处理非一般的现象。文字和语言给我们的是一种假的了解，使我们看不到自然界的复杂与动态。

　　生活的构造不是句子，不是主词对受词动作。实相里面是很多事情同时互相影响。譬如，一个家庭如果想要厘清一件事最先是谁做的，后来的行为又是谁引起的就不可能。我们一直用线性模式来建立我们的“解释”，可是这种模式的存在事实上只是一种理想。

　　科齐布司基、沃尔夫（Benjamin Whorf）等语言学家都曾经提醒我们，印欧语言使我们陷入支离破碎的生活。印欧语言不注重各种关系。这种语言用“主部对述部”的结构塑造我们的思想，强迫我们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思考一切事物。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才无法谈——甚至无法思考——量子物理学、第四度空间，以及一切无截然头尾、上下、当时现在等等的观念。

　　自然界里的事情是同时由许多原因产生的。有一些语言——譬如中文、合毕语（Hopi）（译注：合毕语，美国亚利桑那北方普爱布罗印第安人合毕族人的语言）——的结构就不一样，能够表达非线性的观念而不受限制。事实上这种语言就能够“说”物理。古希腊哲学深深影响了我们左脑的西方人。我们和古希腊人一样，都说，“灯亮了”。然而，事实上“灯”和“亮”是同一回事。所以，合毕人会说，“Reh-pi！”——“亮！”

　　科齐布司基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不了解文字的限度，就掌握不到实相。语言建构我们的思想，所以也就设立障碍。地图不是领土。“玫瑰”不是玫瑰之为玫瑰。8月1日的苹果不是9月10日的苹果，也不是10月2日干枯的苹果。其中的变化与复杂性永远在我们的描述能力之外。

　　讽刺的是，大部分科学家的日常生活都与他们的科学知识无关。由于高度的压力，他们无力再“在领域之外”追寻更宽广的意义。他们把自己所知加以区隔，使之与其他事物无关，犹如圣日才行礼如仪的宗教一般。具有知识的严谨与人格的勇气，欲在生活中整合科学的，毕竟只是少数。卡普拉说，大部分物理学家从实验室回家以后所过的生活，仿佛牛顿才是正确，而爱因斯坦错误一般。这就是说，仿佛世界是机械而支离破碎一般。“他们似乎不了解自己的理论含带的哲学、文化、精神意义。”

　　但是我们那些量化的仪器——电子显微镜、电脑、望远镜、随机数产生器、EEG（脑摄影扫描）、统计学、试管、微积分、回旋磁力加速器——最后终于给了我们通路，走到超越数字的领域。我们发现的，不是无意义的东西，而是后设意义（meta-sense）的东西——不是不符合我们一向界定的逻辑，而是超越这个逻辑。

　　爱因斯坦曾说，创造新理论并不是在旧谷仓原地盖大楼。创造新理论“像是爬山，（爬到高处）得到新而宽广的视野，发现我们的起点和四周环境之间有原先想不到的关系。但是我们的起点还在，还看得见，只是却越来越小，变成我们宽广视野中的一部分……”

　　看新的世界

　　我们和平国人（Flatlanders）一样，至少少掉一个次元。这个次元不论起初听起来多么奇怪，就一种极真实的意义而言，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起源——我们真正的家。

　　本章将带我们经过几个科学的门径，走到这一个次元。我们会将专门用语减到最少的程度，好让读者比较容易跟上“情节”。

　　在发现之航当中，左脑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伙伴——在一个程度之内。因为有左脑的测量，才使我们现在很尊重一般大的次元，在知识上也相信大次元。可是在很多方面，左脑却和但丁《神曲》里的维吉尔一样。在《神曲》里面，地狱和炼狱一切事物都很合理。譬如有罪即罚。所以维吉尔有办法护送诗人通过地狱和炼狱。

　　但是，后来到达乐园边界以后，维吉尔就得留下来了。因为，他虽然有办法与那奥秘对峙，却无法穿透这个奥秘。于是诗人便由他的缪斯碧翠丝陪伴，进入超越之地。

　　非线性的理解方式不是点对点的移动，而是一种“折入”。本章讨论的科学发现带我们进入的国度，其中的地图制图原理将是用感觉而不是用看的。

　　我们的左脑碰到非线性次元时，就开始绕圈子。左脑把整体打成一部分一部分，像丧礼上的记者一样，开始问一些不当的问题。哪里、什么时候、如何、为什么?既然这样，我们就必须制止左脑这样问问题，搁置它的判断，否则，我们不是同时看见光学错觉楼梯两端的透视点，而“得”不到另一个次元，就是因为只懂分析作曲方法而受到一首交响曲的震撼。

　　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世界在我们的经验中并非完全没有。这样的世界有点像做梦。在梦中，过去与未来常常合在一起；地方的变换异常神秘。

　　让我们回想一下孔恩所说的范型转换的模式。他说，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的新观念一开始的时候听起来都很奇怪。一如波尔说的，重大的创意刚问世时，总是难免紊乱、疑惑、不完整。发现者本人其实只是知其大概，其他人则觉得神秘难解。他说，任何一种思考题目，如果乍看之下不觉得荒谬，那这个题目可说是毫无希望。波尔有一次曾经说海森堡的一个观念“不够疯狂，所以不真。”（后来果然证明不够疯狂）

　　如果我们很顽固，不肯看看那些神奇或难以置信的事物，我们便与那些杰出名人无异。以前法国学术院(French Academy）曾经宣布不再接受流星的报告；他们说，因为天空不可能有石头掉下来。然而，没多久一阵流星就打破了学术院的窗户。

　　如果科学家接受新讯息迟钝，那么一般大众就更迟钝。伟大的物理学家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曾经说，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至少要五十年才能穿透公众的意识——大家要经过半个世纪之后，才明白当初科学家所持的是多么惊人的想法。然而，人类现在再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怀疑，或者等待划地自限的科学家慢慢改变想法。我们的生态、各种关系、健康、冲突、岌岌可危的集体未来，等等，各方面的成本太大了。我们有的是追寻、质疑、开放心灵的责任。

　　宝瓶同谋要指出旧范型的瑕疵，告诉人新的脉络能够解释比较多的东西，创造比较大的意义。宝瓶同谋借此酝酿新的范型。这就是宝瓶同谋的主要任务。我们以后会讨论到，现代科学里面最强的转变观念都可以像拼图游戏一样，连接起来，互相支应，互相搭起一个鹰架，筑起一个宽广的世界观。

　　这些观念每一个都是一个整体。每一个都是让我们了解生活与社会现象光谱的体系。每一个都有古代描述自然的诗作或密教经典与之类似。科学现在只不过证明了人类在历史黎明初起就已经凭直觉知道的事情。

　　伯威尔和贝吉叶在《法师的早晨》（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一书里认为，那些发现这种形上实相的科学家之间存有一个公开的同谋。宝瓶同谋者里面还有很多都是科学家。他们是一群范型破解者，彼此穿越领域，追求新识见。除了科学家之外，宝瓶同谋者里面有很多人对科学研究的边疆保持高度外行人的关注。他们根据科学上自然界实际如何运作的识见拟订社会变革的模式。另外还有一些同谋者则真正对科学产生兴趣。因为，他们想了解自己在心理技术上体验的那些经验的物理学根据。

　　宝瓶同谋支持一些计划，让各门各科的科学家能够聚集起来讨论他们的工作对社会与个人转变的意义。这时宝瓶同谋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性的角色。譬如一九七八年末在纽约登场的，就是一次典型的宝瓶同谋计划。出席这一场讨论会的有诺贝尔奖得主尤金·韦格纳(Eugene Wigner）、卡普拉、研究意识转变状态的心理学家珍·郝思顿、脑科学家普里布兰（Karl Pribram）、瑜伽行者斯瓦密·拉玛(Swami Rama)。斯瓦密·拉玛20世纪70年代初期经过梅宁根基金会等实验室证明他控制生理过程（包括停止心跳）的异能之后，声名大着。他们这次讨论会定名为“意识的新次元”（New Dimensions of Consciousness）。

　　这次会议的资料集，很典型的也有结合科学与直觉的特性：

　　今天我们已经濒临一种新融合的边缘。四个世纪以来，西方一直在体验将自己的基本概念打破、重组的过程。但是如今科学界已经认识自己的发现与古代神秘家深奥表达的事物有惊人的关联。这些资料就是那些先见者在这种融合中做开路先锋时的汇集。

　　全国各地——大学与科学博物馆，当权派科学家室内——都有类似的计划。题目诸如此类：“实相的终极本质”（On the Ultimate Nature of Reality)、“意识的物理学”（The Physics of Consciousness）、“意识与宇宙”（Consciousness）、“意识与文化变革”（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hange）。

　　脑与意识研究

　　比较上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前很少有科学家研究脑；研究脑与意识经验之间交互作用的更是不多。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脑与意识研究却成了一门鼎盛的学科。我们在这个领域了解越多，我们的问题就越前进。“这件事不会有做完的时候，”诺贝尔奖得主艾克勒斯（John Eccles）说，“几个世纪之内都不会。”

　　生物回馈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物回馈研究显示，接受实验的人能够控制那些精细、复杂的体内生理过程。以往我们都认为这些过程是自律的。在实验室里，人经过训练之后，可以加快或降低心跳速度，改变皮肤表面的电子活动，将节奏比较快的贝塔脑波转变为比较慢的阿尔法脑波。在受实验者，他们是学会了“点燃”运动神经细胞（也就是在运动神经细胞里面引发生物电子活动）。生物回馈研究先锋芭芭拉·布朗（Barbara Brown）说，这种深层的生物觉醒反映出我们的心有能力改变身体里面每一个生理系统，每一个细胞。

　　不过，受实验者虽然知道这种转变是什么感觉，可是却讲不出来如何达到这种转变。在某一个层次上，生物回馈似乎是一种直接的现象；可以用仪器的读数、滴答声变化、显示灯变化监看身体讯息，辨认那些与回馈过程有关的感官活动。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意图与生理活动间却有一道神秘的鸿沟。譬如，人的意志如何在千万个细胞里面选出一个，然后使它放电、释出一种化学物质、限制胃液流出、改变脑细胞群的节奏活动、扩张毛细管而增加手部温度?

　　实验的结果发现，这种内在生理的觉醒比任何人猜测的都来得广而深。意图的力量比任何人猜测的都来得强大。显然，人类还没有开始开发自己变革的潜能。

　　生物回馈现象使研究者回归瑜伽的科学报告。瑜伽行者不须要回馈就有这种控制生理现象的能力。在实验室证明瑜伽行者这种能力之前，很多人都认为瑜伽行者只不过耍计谋，欺骗那些渴望看到奇技异能的人罢了。

　　与生物回馈实验同时出现的，还有打坐等意识转变状态的实验室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打坐者身上发现EEG、呼吸等方面奇特的变化，也发现皮肤上面的电子活动。振幅比较大、跳动比较有规律、比较慢的脑波形态证明心理技术所说“练心理技术将达到内在更为和谐的境地”的说法。

　　同一时期之内还有脑分割研究（见第三章）显示人类“有两颗心”。这样的两个意识中心能够在一个脑壳之下各自独立运作。这种研究开启了专门研究脑半球的研究领域，非常的重要。这种重要性无论如何讲都不夸张。因为，这种研究使我们了解“整体”过程的独特本质。整体过程这种“知”，几百年来一直有多少人在坚持、争论、怀疑。这种“直观”现象如今已经——虽然还是模糊的——在神经解剖学的地图上定位。

　　讲求数量的那个脑证实了另一个性质不一样的“小”半球——那个相等的，可能一直受到压抑的伙伴。由生物回馈受试者那些惊人的表现、打坐者身上生理过程的改变、脑分割病人的双重知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伙伴的力量。紧接着下来，精密的技术又在一般的知觉中揭露了“另外一个心”的存在。研究者发现，我们的注意力依据想法和感情而有高度的选择性；我们可以同时在几个平行管道中处理资讯；我们有非凡的记忆力（虽然不是一直轻易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资料库）。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连串的突破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个新的领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大脑运作方面的知识。其中，我们最熟知的发现就是脑的实质可以分为安多芬（endorphins)（译注：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的一种多缩氨酸，是天然的麻醉剂）和安基菲林（enkephalins）（译注：安基菲林是缩氨酸的一种，产生于中枢神经系统，有减轻疼痛的作用）。这两种物质有时候叫做“脑自己的吗啡”；因为，这两种物质最先是在脑里面吗啡产生作用的地方辨认出来的。安多芬和吗啡一样能够止痛。

　　安多芬一类的脑物质称之为缩氨酸(peptides）。缩氨酸为我们增加了另一个脑运作原理。以前所知的化学传导物经过追溯，已经知道它们是在细胞之间线性运作。但是现在发现的物质则是同时运作。这种物质调节脑的行动，犹如我们调节收音机的电波，调节收音机的音量一样。它们有的也会“广播”消息。所以诺贝尔奖得主居乐茗（Roger Guillemin）才会提出“这些物质构成了一个‘新’神经系统”的说法。

　　由于缩氨酸的作用很强而又无所不在，所以对于我们的身体和行为——譬如性欲、胃口、社交能力、疼痛的知觉、警觉性、学习能力、回报能力、捕捉能力、精神状态——的影响往往很大。实验显示安多芬有一种奇妙的安慰剂的效果——由于病人的期待，一种类似糖丸的惰性物质在这种效果中产生了“缓解”的作用。齿科手术后疼痛而经历过安慰剂效果的病人，一旦给予干扰安多芬的化学药剂，都说他们疼痛复发。由此可见，由安慰剂激发的信任显然会释出安多芬。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疑问和“意图”在生物回馈中产生的作用一样，是一个大奥秘。

　　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想感觉或不想想，此时将这些事情推出我们内心的，可能就是安多芬这个系统。安多芬是否定的化学剂。同时，安多芬显然又跟精神的幸福有关。因为与母亲分离而沮丧的小动物会有安多芬成分降低的现象。此外，证据显示，吃东西的时候消化系统里面会释出安多芬。这就说明了有些人之所以从食物得到快乐的原因。

　　安多芬家族有种种成员，每一种产生的效果都不一样。就化学上而言，安多芬是从一个大分子分解出来的分子。但是最近发现，这个大分子又是储存在一个更大的分子里面。我们的脑似乎在需要的时候，就能从“冷藏库”里拿出这些化学物质。

　　孤独、冲动、痛苦、执着、信任等等精神状态并非只是“心里的事”，而且也是“脑里的事”。脑、心、身体是一个连体。

　　我们的思想——意图、想象、暗示、期待等等——改变了脑的化学成分。这件事也可以反过来运作——用药物、氧气等改变脑的化学成分而改变思想。

　　脑绝对的复杂。生物学家瓦成(Lyall Watson)曾经说过一种脑研究的“二十二支队”（Catch-22）（译注：意为两难的情况，不论你怎么做，都是输）。他说，“如果脑是这么简单就能够了解，那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太简单，所以并不了解！”

　　整体观与系统论

　　可叹的是，科学上对于脑的整体能力——也就是脑右半球了解整体的能力——的发现，激发的却是大家对科学方法的质疑。因为，历来科学一直是将事物分解为一部分一部分来了解，但是，如今我们知道，我们显然不能用分析来了解整体。这就像数学上证明所有的数学系统都没有自己内部的一致一样，是一种逻辑的回力棒。

　　希腊字首syn（与……结合）——譬如synthesis（融合）、synergy（融能）、syntropy（融烱）里的syn——现在是越来越有意义了。有些事物结合之后会产生新的事物，其间的关系有新意、创造、更进一步的复杂性。不论我们说的是化学反应、人类社会、分子、国际条约，其中的一些质素都不是光看其组成部分就能够预知的。

　　半个世纪之前，史玛资在他的《整体与进化》一书当中，试着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以及他自己的看法，来解释心之所以和物一样会进化的原因。

　　史玛资说，“完整”是宇宙的本性——是自然界融合力的产物。“整体是一种自我创造，它的最终结构比它初始结构更为整体。”这些整体——事实上是这些统合——是动态的，进化的，创造的。它们一直在向复杂与完整的更高秩序冲刺。“进化，”史玛资说，“有一种永远拓深，内敛的精神性。”

　　我们不久就会讨论到的是，科学已经证明自然界有一种追求完整，以一种不断融能的，有意义的形态将事物结合的性质。

　　全体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是相当现代的观念。这个观念是说，任何一个系统里面，一个变数与其他变数的交互作用因为非常彻底，所以因果无法分别。实相不会是静止的，也不能分成部分来看！只要是和它的脉络分隔开来，我们就无法了解细胞、老鼠、脑结构、家庭、文化。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种关系。

　　贝塔朗菲说，全体系统理论的目标在于了解每一个层次的完整原理和自组原理：

　　这个理论的应用，范围从分子过程的生物物理学到人口动态学，从物理学一直到精神病学、政治、文化统合等问题……

　　全体系统理论是我们的世界观正在改变的迹象。我们不再认为这个世界是原子的盲目游戏，而是一个伟大的组织。

　　这个理论认为，历史虽然意趣深远，启示良多，不过可能完全无法预测未来。毕竟，众多变数的舞蹈会在明天、下个月、明年产生什么东西，又有谁说得出来呢?自然界固有的，即是惊奇。

　　进化：新范型

　　在亚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的《童年结束》里面，那些控制地球一百年之久的天外大君曾经解释说他们只是人类过渡时期的保护者而已。但是，这些天外大君虽然智力比较高，可是却已经到达进化的死巷，而人类却还有无限进化的能力。

　　我们上面是那个大心。这个大心好像陶工使用辘轳一般的使用我们。然后你们的种族就是在那辘轳上捏造的黏土。

　　我们相信——只是理论——这个大心在努力成长，努力延伸自己的力量，延伸自己对宇宙的知觉。现在，它必然是多种血统的总合，很久以前就把物质暴君速速抛在后面……它把我们遣来这里听命于它，它把你准备好了，现在就要去做那立即可以开始的转变……

　　这种变革的本质，我们所知甚少……它的散播是爆炸性的，好像饱合溶液里第一颗原子核周围形成结晶一样。

　　克拉克用文学隐喻描述的东西，许多科学家则用术语来表达。他们认为，我们可能正像弹奏乐器一般弹奏着自己的进化。

　　达尔文的突变与适者生存理论已经证明无法充分说明许多生物学现象。牛顿物理学的不足曾经使爱因斯坦建立惊人的新理论；同理，如今也将出现一个大范型来拓宽我们对进化的了解。

　　达尔文认定进化是逐步发生的。但是，哈佛的生物学家兼地质学家顾尔德(Steven Jay Gould)发现，在《物种原始论》问世之前，赫胥黎曾经写信给达尔文说，他将为他的观点而战，但是他深恐达尔文的坚持已经莫须有的加重了他（达尔文）论据的负担。达尔文那么坚持进化有如冰河一般缓慢，反映出他非常敬仰查理士·里叶尔(Charles Lyell)；因为里叶尔在地质学上提倡渐进说 (gradualism）。顾尔德说，在达尔文看，进化是一个稳定而有秩序的过程，“发生的速度很慢，所以任何人终其一生都看不到。”

　　里叶尔拒斥地质学上剧变的证据，达尔文则不理会自己证据上的问题。真的，他的证据确实有一些漏洞。进化的阶梯上缺了好几阶。但是他认为，地质学的纪录本来就不完整。有些变化只是“好像”突然而已。

　　但是，时至今日，化石上的证据并没有出现来补充遗漏的阶梯。化石上极端缺乏生命转变形式的证据这件事，顾尔德称之为“化石学的职业秘密”。由于那些遗漏的阶梯一直无法补足，所以年轻一辈的科学家已经开始怀疑这个理论。“以往的解释都说化石证据不够充分，但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够充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爱尔德瑞其（Niles Eldredge）说。

　　顾尔德和爱尔德瑞其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解答。他们的理论符合地质学的纪录。苏联的一群化石学家也提出了一个相近的理论“阶段说”（punctuationalism），或称“阶段式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这个理论是说，生命的平衡总是隔一个时候就会因为重大的压力而“画上标点”。我们的祖先，如果已经变成一群人孤立在熟悉环境的周界里面时，就只好让位给新的物种了。此外，这一群人之所以承受巨大的压力，是因为他们已经生活在忍耐的边缘。“有利的变数传播很快，”顾尔德说，“小周界里这一群孤立的人是进化的实验室。”

　　大部分物种终其在地球上的时日都不曾改变方向。顾尔德说，“它们在化石纪录上出现的样子和消失时很像。”从地质学的证据看，新物种的出现是很突然的。新物种并不是由祖先传承下来，稳定变化，逐渐发展而来。新物种是突然出现，出现时形式已经完备。

　　旧范型以为进化如同爬阶梯，顾尔德等人则认为进化像一棵树伸出很多分枝。譬如，近年来人类学家发现，地球上至少曾经有三种人科(hominids)——从猿发展出来的生物——同时存在过。以前大家认为这三种种属的存在是前后相续，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其中一种“后裔”曾经和他所谓的“祖先”活在同一时期。祖系分出许多世系，也就是较低阶的“祖先”(primates）。这些祖先后来有的消失，有的生存下来，继续发展。脑很大的人属（Homo)出现得非常突然。

　　新范型认为进化乃是由于小团体一期一期的跃进造成的。这种变革观意义重大；理由至少有两个：一、这种变革所需的生物变化机制必须比偶然的突变强很多。二、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平衡既然要有压力画上标点，就为我们这一代人开展了一个在我们这一生迅速进化的可能性。现代的社会，我们不是在地理领域，而是在心理领域承受压力。由于我们的自然疆界已经终结，不再有探索的空间，因此心灵方面的历险成了当今各种先锋开拓工作的主要项目。

　　我们既然了解深层变革的本质，那么人类的转变就越是可能了。

　　顾尔德指出，19世纪的欧洲人，不论在进化观或地质学上，都偏好渐进说。因为，当时的主流哲学反对革命（包括自然界），而渐进说正符合主流哲学的喜好。他说，我们的哲学会限制我们所见。我们需要多元的哲学让我们看待各种不同的观点提出的证据。

　　如果渐进说不是自然界的事实，而是西方思想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必须开始考虑别的变革哲学，以便扩大我们那偏见拘禁的领域。譬如说，在苏联，他们的科学家所受的训练，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变革哲学……他们说“从量变到质变。”这种话听起来像符咒，像胡言乱语。可是，它却有一个意思说，一个体系一直在抗拒压力，等到压力终于累积到崩溃的一点，于是便发生了大跃进。变革就这样产生了。水加热最后终于会到达沸点。一直镇压工人，他们有一天终于要挣脱铁链。

　　根据新发现，进化可以因为某种基因机制(genetic mechanisms)而加速。研究发现，细菌一类的生命形式体内，基因和DNA的断片可以在染色体内跃进跃出。这意思就是说，染色体是可以修正的。研究人员推测，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可以做这种基因重写。

　　有一些DNA片断似乎无法归之为基因平常的产物。这种中连体（intervening sequences）出现在基因密码中似乎毫无意义。可是这种中连体的发现，哈佛的研究者吉伯特（Walter Gilbert）却说是“可怕”。英国的《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说，“我们对于基因的概念现在已经有了疑问。”生物学家向来认为DNA是一种前后一贯的档案，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DNA是一种变流，是“一个动态系统，基因丛在这个系统内不断扩张，契合；漂移的元素不断进进出出。”

　　诺贝尔奖得主、维生素C发现者、生物化学家山特·奇奥基(Szent Gyorgyi)说，向更高的秩序推进可能是自然界的基本原理。这种特性他称之为融烟——是为烟（能趋疲）的相反。他相信，生物有一种自我改良的基本力量。有机体细胞的周界也许会将资讯反馈到核心的DNA里面，由此而改变“指令”。“毕竟，”他说，“我们一直到几年前才知道DNA如何对身边的细胞发出指令。但是同样也有一些绝妙的过程反过来改变指令。”

　　他不愿意用随机突变来解释生物的复杂。生物的种种反应都是连锁反应。分子的结合比瑞士手表的齿轮还要准确。既是如此，这一切怎么可能偶然发生?

　　这些连锁里面只要有一个“齿轮”改变，整个系统就立刻失调。要说这种事情用一次随机突变就能够改善，对我而言不啻是说你将手表往地上一丢，就能够修好它的齿轮或轴心一样。要想修好手表，必须同时更换所有的齿轮，重新获得良好的协调才可以。

　　生物学家发现，有很多“进化出来的”特性都是“不是零分就是一百分。”譬如，鸟类的飞行结构就不可能是突变和适者生存的结果。翅膀长一半不可能有利于生存。此外，骨头的结构如果没有跟着改变，那么翅膀一点用处都没有。

　　进化不是逐渐添加东西。进化涉及真正的转变，涉及基本结构的重组。

　　就算是低等生物，其进化的成就也使我们的最高理论相形失色。罗伯特·阿德瑞（Robert Ardrey)在《非洲创世纪》（African Genesis）里回溯他在肯亚遇到路易斯·力其（Louis Leakey)的事。力其曾经指给他看一种珊瑚色的花。这种花类似风信子，由许多小花组成。可是细看之下，每一朵小花其实都是一只昆虫的翅膀。力其告诉他说，这种虫是flattid bugs。

　　阿德瑞很惊奇，就说，这肯定是模仿自然以保护自己的实例。力其听他这么说，觉得很好玩。因为，他告诉阿德瑞说，所谓flattid bugs“模仿”的珊瑚色的花，自然界里并不存在。而且，每一堆母flattid bugs生的卵里面，至少会有一只flattid bugs翅膀是绿色的，不是珊瑚色的。另外有几只翅膀颜色介乎珊瑚色和绿色之间。

　　我仔细的看。这朵虫花的顶端有一支绿色的芽。芽的后方是十二朵半熟的花，露出些许的珊瑚色。这些东西后面的小支上整个便是flattid bugs的“社会”，所有的flattid bugs翅膀都是纯然的珊瑚色，这样，就连最饥饿的鸟都能够欺骗过去，因而完成了“殖民地”的创造。

　　有时候，我们对于进化的成就只会感觉头痛。可是此时我的哑口无言还没有到达脑筋空白的地步。因为，力其摇一摇花枝，那个“殖民地”受到了惊吓，就从那小支上升起。于是天空里到处都是flattid bugs在飞……然后它们又回到小支上。它们降落的时候并没有一定的秩序，可是才那么一下子，小支上立刻又生气勃勃起来。那些小生物彼此搭着肩膀，爬满了小支。这种运动看似随意，其实不然。

　　等到小支静止以后，我们的花又回来了。

　　Flattid bugs如何能够进化到这样的地步?它们为什么能够像学童各就各位，准备圣诞游行一样，知道自己的位置，各就各位，搭在对方身上?

　　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提出一个说法，说flattid bugs之间不但有社群意识，它们更是凭借一种精神感应的基因联系而存在。就一种意义而言，flattid bugs的社群是一个个体，一个心灵。它们的基因是受集体需求的影响。

　　至于我们人类，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表现了一种集体需求，准备做一次进化的大跃进?物理学家普莱特(John Platt）说，人类现在正在经历一种进化的前震期，“很快就要进入我们前所未知的调和形式……这种调和形式一如蝴蝶隐藏在毛虫中一样，一直隐藏在生物材料当中”。

　　转变的科学

　　所有的困惑和疑难都在要求解答的时候，就是新范型出现的契机。有幸的是，一种快速进化——生物的、文化的、人格的——深层而强大的解释已经出现。

　　1977年，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里果金的“耗散结构理论”（the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s)赢得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个理论是科学上的突破，其重要性不下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理论弥补了生物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大裂缝——也就是生物系统与它们所从出的，看似无生命的宇宙之间一直未见的关联。

　　耗散结构理论解释的自然界“不可逆转的过程”（irreversible processes），也就是不断朝更高秩序前进的运动。普里果金原先的兴趣在于历史和人文。他觉得，科学家根本忽略了时间。牛顿的物理学里面，时间只是运动物体的抛物线，只和运动有关。然而，普里果金说，时间其实有多种面相；衰败、历史、进化、新形式和新观念的创造等等都是。可是，旧宇宙里面何处有“变”(becoming)容身的余地?

　　在这一个大家认为向下滑的宇宙中，生物却是如何向上走?普里果金的理论解答了这个谜题。

　　而且，这个理论立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人——产生了关系。这个理论在每一个层面上都提出了科学的转变模式，说明了压力在转变中扮演的重大角色，以及自然界固有的转变原动力!

　　我们后面将会讨论到，耗散结构理论揭示的原理，价值在于帮助我们了解心理、学习、健康、社会，乃至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层变化。美国交通部曾经用这个理论来预测交通流量形态。许多科学家都在自己本科之内应用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应用的范围是无限的。

　　我们只要超越语意的困扰，这个理论的意思就不难了解。物理学家描述自然界的时候，通常都是按照最精确的意义来使用文字——但同样的文字于我们却不只具有抽象意义，而且还附加了许多感情的价值。所以，若是要了解普里果金的理论，那么我们对“复杂”（complexity）、“耗散”（dissipation)、“固着”（coherence）、“不定”（instability)、“平衡”(equilibrium)等字眼就要克制传统的价值判断。

　　首先，让我们看看自然界充满了秩序，因有形态而有生命的情形：花和昆虫的居殖、细胞互动、似星体、DNA密码、生物时钟、次原子粒子碰撞时能量的对称交换、人类心灵的记忆形态等等都是。

　　第二，还记得，在自然界的深层里面，没有一件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所有的形态都在不断的运动；连岩石都是诸多电子的舞蹈。

　　自然界有一些形式是开放系统(open systems)。所谓开放系统，就是与环境不断地做能量交换。一个种子、一个卵细胞、一只动物都是开放系统。除了自然的开放系统之外，也有一些人为的开放系统。这一点普里果金举的例子是市镇。市镇从四周围取得能量（电力、原料），在工厂里面将这些能量转变，再将能量归还四周环境。除了开放系统之外，另一方面有封闭系统(closed systems)，例如岩石、冷咖啡、木头等等。这些东西内部没有能量的转换。

　　开放系统，在普里果金说来就是“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的意思是说，这些开放系统以不断消耗能量来维系。譬如水是通过旋涡并且同时创造旋涡，能量也是通过耗散结构同时又创造耗散结构。所有的生物都是耗散结构，另外有一些非生物系统（譬如某些化学反应）也是耗散系统。耗散系统也可以说是“流动的整体”(flowing wholeness)；因为，耗散结构有高度的组织，但却一直在过程当中。

　　现在请你想想complex（形容词：复杂的；动词：复合）这个字的意思：编织在一起。所谓复合结构，是说这个结构在很多点，在很多方面联结在一起。耗散结构越复杂，就越需要能量来维系这一切联结关系，所以也就越经不起内在的波动(fluctuations）。这样的耗散系统谓之“绝不平衡”（在物理学上，平衡并不意味健康。物理学的平衡指的是能量最后的随机散布。这种平衡是一种死亡）。

　　由于这种联结只有能量不断流动才能维系，所以系统的本身就不断的在流变。所以，现在请你看一个疑难的情况，那就是，系统越是“固着”或纠缠在一起，就越不稳定。越固着意味着的却是越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正是转变的关键。一如普里果金用他的优秀数学表达的，能量的耗散创造了顿然重组的潜能。

　　能量在系统里不断运动，结果便是波动。如果波动小，系统会使它平息下来，因此也就没有影响系统的完整。但是，如果这种波动到达一个临界规模，它就会“扰乱”系统。这时波动就会增加系统内部新的互动，摇撼系统。此时旧形态的个个元素会以新的方式互相接触，完成新的联结。这个时候各部分将重组成新的整体。系统遁入了更高的秩序。

　　系统越复杂或越固着，它的下一个层次就越复杂。每一次的转变都使下一次的转变更为可能。每一个新的层次都比前一个层次联结而完整，也就需要更大的能量来维系，因此相对也就更不稳定。这种情形换另一种说法就是，伸缩性造成了伸缩性。普里果金说，在比较复杂的层次上，“自然律就变了。”这时，生命会“吃掉”能趋疲。它让旧形式受到摇撼，因而拥有创造新形式的潜能。

　　耗散结构诸元素共同创造了这种整体的转变。在这种转变当中，即使是分子都不只是与隔壁分子互动而已，而且“还会依照亲有机体(parent organism）的需要而表现固着行为。”这种情形换到其他层次就是，昆虫在自己的殖居地里合作，人类在社会形式中合作。

　　最近的报告曾经提到一些新的耗散结构。譬如在实验室里将细菌放到水里。由于水是细菌不惯于生存的介质，于是它们便以一种高度组织的方式互动，好让它们其中一部分继续生存。

　　札波亭司基反应（Zhabotinskii reaction)是一种化学的耗散结构，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化学家之间造成骚动。这是自然界在时间与空间里创造形态的精彩实例。在实验室里，随着溶液颜色的振荡——按一定的时间间隔由红变蓝，溶液里面会现出美丽的涡纹状形式。同样的情形，将某些油加热，油面上便现出复杂的六角形图案。加热温度越高，图案就越复杂。这种转变是顿然而非线性的，多重因素同一时间互相作用。

　　一开始的时候，“以‘扰乱’创造新秩序”的观念确实惹人厌烦。这就好比告诉人家说把一箱子的字摇一摇，倒出来就会有句子一样。可是，我们的传统智慧里却有相同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压力常常顿时给问题带来解答。危机常常使我们警觉到机会。创造的过程，在形式出现之前必先有混乱。个体常常因为苦难与冲突而坚强。社会需要一种健康的异议气氛。

　　人类社会便是自我组织的实例。在一个高密度的社会里，由于人和人之间很接近，所以每个人在整个系统里，经由朋友、朋友的朋友就会有很多接触点，一个社会越不稳定，越有流动性，就越会发生互动。这就表示新联结、新组织、新变化的潜能越大，生物体内的细胞或器官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会分殊化（specialize）。同理，一个社会里关切同样事物的人也会彼此发现对方，因彼此的激励、观念的交换而改良自己的特性。

　　譬如宝瓶同谋这样的少数异议人士造成的社会转变，现在由耗散结构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模式。普里果金曾说，耗散结构理论“推翻了‘多数决’法则。”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也发现创造的少数人一直在重组社会。“历史上的类似情形太明显了，”普里果金说，“骚动、少数人的行为能够改变全体人的行为。”

　　混乱到达临界点——“群众与少数人之间的一种辩证”——以后，会将社会推向“新的平均数”。他说，社会整合的力量有限。社会的混乱只要超过社会本身“平复”或压制的能力，社会组织要不就是崩溃，要不就是让位给新秩序。

　　普里果金说，文化是最固着，最奇怪的耗散结构。推动变革者数量一旦到达临界点，就会创造一个“优先方向”。这个内在的“方向”好似结晶体里面的秩序，或者将全体组织起来的磁铁。

　　现代社会，由于规模之大，密度之高，正是内在大波动的承受者。这就会推动一种转变，使社会朝向更高、更繁复的秩序前进。用普里果金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将变为多元化，多样性。

　　我们是与环境互动而转变的。科学现在已经能够充分表达人类是最大且是最后的疑难，能够表达我们与世界联结（关系）的需要，能够界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独特的地位（自治）。

　　普里果金承认，这种“变的科学”和东方哲学、诗人、神秘家，以及柏格森（Henri Bergson）、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科学家兼哲学家的观点极为接近。他说那是一个“深刻的集体观点”。他相信，“两种文化”（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溃败，并非史诺认为的人文学者研读科学不足，或者反之。“时间——事物改变的途径——乃是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面。时间是变革的法则。所以，只要我们持有的，还是物理、化学那种无知的时间观，科学对艺术就没什么好说。”今天，我们已经从科学那种量的世界走向质的世界——我们将在这个世界认识自己。这个世界是一种“人文物理学”(human physics)。这种世界观将超越二元论，超越传统观念，迈入一个多元的，丰富的文化展望。我们将在这种展望当中认清一点，那就是，高等秩序的生活不由“法则”拘束，却能够无拘无束地创新，改变现实。

　　泰戈尔、巴斯特那克等许多诗人、作家都表达过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援引科学家的真理，也可以援引诗人的真理。这个事实，就一种意义而言，证明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衔接了两种文化之间的问题，趋近一种新对话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接近一种新的统合——一种不专制的科学。在这种科学里面，我们不会将事物各层次互相化约、混淆。

　　脑，这个“耗散结构”

　　普里果金的理论经过实验证明之前，其意义曾使以色列科学家卡查尔斯基（Aharon Katchalsky）大为震惊。卡查尔斯基也是物理化学家，研究脑功能的动形态(dynamic patterns）多年。他想了解的是脑如何整合，脑的振荡及其节奏有什么意义。

　　脑是耗散结构绝佳的实例。它的复杂性已经到达最后的地步，其特征是形式与流动、与环境互动、顿然的变化、受到骚扰很敏感，等等。它对身体能量分配的需求有如狮子——重量占体重的2%，可是却使用20%的氧。它的能量输入有升有降，正是耗散结构不稳定的特性。

　　1972年，卡查尔斯基召集了一些顶尖的脑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组成一个春季工作小组来介绍普里果金当时发展出来的神经科学理论。卡查尔斯基同时提出他收集的证据，证明自然界的动态组织性，以及如何因顿然的波动而受影响。

　　耗散结构理论可以将动态的脑形态与思想的变迁结合得很好。他说，形态心理学家一直在注意顿然的变迁——认知的跳跃。“个体性”（individual personality)的重建可以是刹那的领悟、学习新技术、恋爱，或者像圣保罗的信仰转变一样，以顿然的形式发生。”

　　这个小组里面，凯斯西方储备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佛农·罗兰（Vernon Rowland)预测说，这种脑研究方法将揭穿一项古老的奥秘，那就是“整体”与“各部分之总合”的差异。合作似乎是关键所在。这个系统越复杂，自我超越的潜能就越大。

　　这个小组大部分的参与者虽然都觉得这个理论很新，可是却一致同意做进一步的研究与综合。依情形看来，似乎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将出现。脑的研究迫切需要一种目前所有线性方法之外的东西；“耗散结构”这个观念可能正是脑研究进步的关键。这个小组当时决定由卡查尔斯基主持进一步的研究，指导工作，总合研究成果。

　　可是，两个星期之后，卡查尔斯基却在特拉维夫的罗德机场遭到恐怖分子枪杀。

　　卡查尔斯基确实很热切地在追求一种有希望的联结。他认为耗散结构理论可以应用在人脑和意识上面。这个理论能够解释心理技术那种转变的力量，解释心理技术为什么能够破解平常意识状态下抗拒变革的种种“制约”。

　　脑波反映的是能量的波动（升降）。神经丛的电子活动只要够强，就会显示在EEG图上面。在大部分人，在平常的意识之下，小而快的脑波（贝塔波）占据了EEG图形的大部分。在贝塔状态时，我们比较注意外面的世界，不注意内在的经验。但是，打坐、冥思、松弛等心理技术会增加缓慢的、大的脑波。（这种脑波称之为阿尔法和西塔）换句话说，凝神（inward attention)会使脑产生大波动。在意识的转变状态中，这种波动终将到达一个临界点，激荡变化的状态，使之进入一种高层次的组织。

　　记忆——包括我们深深维护的思想与行为形态——也是耗散结构。那是脑里储藏的种种形态或形式。请记住，耗散结构里面，现行的形式会压制小的波动，使小波动无法存在。但是这一个旧结构却无法容纳大的能量波动。大波动会在整个系统里面兴起波浪，创造新的，顿然的联结关系。这样，旧形态最可能改变的时候，就是在它受到的干扰或摇撼——也就是在一个拥有庞大能量流的意识状态中受到刺激——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候。

　　普里果金的理论解释了打坐、催眠、观想(guided imagery)等有时候所见的巨大效果：盘踞一生的恐惧或疾病顿然解除。一个外伤病人以高度凝神状态复健时，他便干扰了他的旧记忆形态。这就启动了一种重组行动——一个新的耗散结构。

　　旧形态破解了。

　　甘德林的凝聚程序（focusing process）会使EEC的阿尔法谐波顿然产生整个层次的变化。凝聚程序这种“可感觉的变化”(felt shift)可能正是即将出现的一种新“知”——一种新的耗散结构。另外，打坐状态也有类似的层次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有一些主观的体验报告。

　　固定的思想形态、旧范型、难以克制的行为、反射式反应……所有这一切俱是耗散结构，都能够一下子扩展。新结构就是比较大的范型。干扰会在耗散结构里激起新秩序。这种干扰好比一种危机，将变化逼入一个新范型里面。

　　自然界付托之事一再在每一个层面上进行：

　　分子与星辰、脑波与观念、个体与社会——所有这一切都有转变的潜能。

　　转变，犹如车子走下坡一样，一面走一面收集动量。

　　每一个整体都借着内在凝聚力、合作、对外开放而超越它的各部分。

　　进化的位阶越高，重组的自由就越大。蚂蚁随命运而活，人类却创造命运。

　　进化是不断的突破与构成，由之而创造新的，更丰富的整体。即使是我们的基因材料，也是一种变流。

　　如果我们像封闭系统般活着，我们就注定要退化。但是，如果我们扩展我们的知觉，承认新的讯息，好好利用脑卓越的能力去整合、协调，我们就会向前跃进。

　　物理学与超心理学里的未知事物

　　只要去过量子物理学或超心理学实验室那人迹罕至之境，我们就会明白自然界的复杂是如何的超越一般的逻辑。理论物理学和超心理学都用希腊字母“赛”（Ψ）代表未知事物。

　　史蒂芬思理工研究所(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物理学教授杰瑞米·伯恩斯坦 (Jeremy Bernstein）说，有时候他会幻想时间回到1905年，而他是伯恩大学的物理教授。有一天：

　　电话铃响了。电话里面有一个人说他是瑞士国家专利局的专利检查员。他说，因为听说我做过电磁学理论的演讲，所以对他发展出来的一些观念可能会有兴趣。我有点盛气凌人地问他：“什么观念?”

　　于是这个人开始讨论到一些时间与空间的观念，听起来很疯狂。他说，尺在运动中会缩短；同样一个时钟，放在赤道比放在北极走得慢；电子的质量会随着速度而增加；两件事情是不是同时发生要看观察者的参考架构而定……对于这些观念，你想我会有什么反应?

　　噫，爱因斯坦他们那时候的人，有很多都会挂断电话。因为，1905年的时候，毕竟他连大学职位都没有！

　　但是，伯恩斯坦说，只要细心读一下他的论文，就会知道他的观念跟已知的一些事物有关。“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的理论乍看之下往往非常疯狂。但是一个理论如果有用，就会有这种‘关联’的一面。”这样的理论不会悬在半空中。这样，它就与纯然的狂想不一样了。

　　现代物理学随着那一线纤细的关联一步一步进入未知领域时，揭露了一个流动——仿如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Salvador Dali)那个融化的时钟——的实相。物质只是“一种存在的倾向”。东西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种种关联。有的只是种种关系。生与灭的万花筒里面，物质衰败了，它的能量就重新分配到其他诸粒子上面。这个生死的万花筒是印度神话中湿婆(Shiva)的舞蹈。

　　在实际的、固态的世界之外，理论物理学家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闪烁不定的，种种事情、关系、潜能构成的网。粒子会做顿然的变迁——“量子跳跃”；有时候以“单位”行动，有时候却又像波一样，真奇妙。现在另外还有一个理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散射矩阵”（scattering matrix)，连粒子都没有，有的只是事情之间的关系。

　　一开始的时候，宇宙似乎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整体；没有分化，没有“接缝”。不过，不论如何，却产生了我们的种种经验这一面复杂的缀锦。这一层实相我们难以窥见。

　　但是，常识不及之处，数学却可以到达。普里果金曾经用数学证明自然界一种奇异的，自组的，超越的力量。同理，后爱因斯坦物理学（post-Einsteinian physics)虽然已经超越我们大部分人的想象力，但是如今另一种数学证明又在腐蚀它的支柱了。

　　这个证明——贝尔定理（Bells theorem）——是贝尔(J.S.Bell)在1964年提出的。他是在瑞士做研究的物理学家。1972年，贝尔定理首次经实验证实。物理学家亨利·史代普（Henry Stapp）在1975年的联邦报告中说贝尔定理是“科学上发现的最深的东西”。

　　贝尔定理初期的迹象是爱因斯坦与两位同事在1935年提出的一项实验。他们相信这个实验能够显示量子逻辑的谬误。爱因斯坦觉得量子逻辑不能令人心服。他们说，如果量子力学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双粒子系统里面，如果其中一个粒子的自旋（spin）改变，那么另外一个必然同时受到影响——即使这两个粒子在当时分得很开亦然。

　　从表面上看，两个互相分开的粒子会有这样的关联似乎很荒谬。爱因斯坦及其同事的这一项挑战——后来称之为爱波罗效应（Einstein-Podolsky-Rosen effect）——虽然后来并没有推翻量子论，但是反而使人更注意次原子世界的奇特。

　　这就把我们带到贝尔那惊人的定理上了。实验证明，一组对偶粒子（极性相同的双生粒子）互相飞开之后，如果实验者将其中一个的极性改变，另一个就同时跟着变。两者之间一直都有很奇妙的关联。

　　巴黎大学物理学家德斯巴涅（Bernard dEspagnet）在1979年说，“这一个与爱因斯坦假设有所出入的情形似乎意味着，所有这些物体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这种效应（所有这些物体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整体），物理学家赫伯特（Nick Herbert)说，并非由资讯的转移造成的，至少不是一般意义下的资讯转移造成的。这种效应“只是那些物体表面上相互分离，事实上是一体造成的结果……物理学家透过量子窥孔所承认的是，那些神秘家的统一观——我们全部都是一体的——不只有可能，而且还是必然。”

　　有一些思想深刻的物理学家，知道自己发现的事物与古代神秘经典描述的实相很接近时，常常感到冲击。卡普拉在《物理之道》（The Tao of Physics），祖卡夫（Gary Zukav)在《物理之舞》（The Dancing Wu Li Masters)里面都曾指出这种相近之事。卡普拉将东方哲学有机的，统一的，精神的实在观比附于物理学上即将出现的范型。祖卡夫的着作，书名来自中国的“物理”。这两个字他译成“各种形态的有机能”。

　　“贝尔定理不但是说这个世界虽然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但其实不然，”祖卡夫说，“而且还‘要求’世界其实不然。这里面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发生了一件很刺激的事情。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理性观念极度不足；而物理学家已经用理性‘证明’了这一点。”他非常注意柏克莱加州大学物理系主任乔佛瑞·丘（Geoffrey Chew）的观点。丘说，“我们目前（在高等物理学上）所做的努力，只是先行浅尝人类知识上的作为一种全新的形式而已。这种全新的形式不但不在物理学之内，甚至或许还不能说是‘科学的’。”

　　祖卡夫说，就一种意义而言，我们已经接近“科学的结束”。我们虽然可能继续努力理解，但是我们将开始承认我们那种化约式方法的限度。只有直接的体验才能使我们感受到这一个非局部的宇宙，这一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知觉扩展——譬如打坐——以后将会带着我们越过逻辑的限度，进入完整的知识。传统科学的结束意味着“西方文明将在它自己的时候，自己的方式之下，进入人类经验的高层向度。”

　　几年来，很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对于心在建构实相上扮演的角色深深受到吸引。譬如薛丁格就说，科学重要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探索脑和心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引用波斯神秘家阿济兹·纳撒非（Aziz Nasafi）的话说：

　　精神的世界是一个神灵，站在肉体的世界后面好似站在一盏灯上面。每当有造物存在时，它就透过这个造物，仿如透过窗户一般照出来。依照这扇窗户的大小、种类，光就或多或少照进这个世界。

　　薛丁格说，西方思想现在仍然想将一切事物都客体化。“西方思想需要从东方思想输血。”印度一部经典说，“这个动的世界除了心之外，别无他物。”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回应这个观点说，“就某一种陌生的意义而言，宇宙是不是‘参与’的重大行动造成的?”

　　波尔（Niels Bohr）以阴阳图案象征他的互补论（theory of complementarity)。道家认为真者虚，虚者真。这句话无异于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所说的：“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一些无可感知的基质(Substratum）做成的。这种基质……空无，难以想象，无可侦测。可是那却是‘无’的一种特有的形式，用以创造一切物质。”

　　杰斯特罗（Robert Jastrow）是天文物理学家、美国航空暨太空总署高达太空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所长。讨论到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big bang theory）时，他说，“科学家如果真的要追究意义，到最后只有震惊。通常，我们的心震惊的时候会有两种反应，一个是不理会我们追究到的意义——在科学上这叫做‘拒绝考虑’——另一个则是轻蔑之，将世界的起源称之为‘大爆炸’，好像宇宙只是一串鞭炮。”

　　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重大：科学已经证明宇宙在某一刻爆炸后存在。它问：这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是谁或什么东西将物质和能量放进宇宙的?宇宙是无中生有，还是由预存的材料凑集而成?但是这一切问题科学完全无法解答。

　　……这已经不是再花一年，再工作十年，再做一次测量，再创造一个理论的问题。眼前的这一刻看来，科学永远都无法掀开创造奥秘的帐幕。

　　普里果金说，自然界没有很简单的层面。我们越努力接近它，面对的情况就越复杂。在这个丰富的，创造的宇宙中，所谓严格的因果律，相对于真正“变”的本质而言，实在是东施效颦。实相“有一个比较精妙的形式，同时涉及规则与游戏，时间与永恒……除去‘世界是一部自动机’的古典理论，我们回归的是古希腊‘世界是一件艺术品’的范型”。

　　杰斯特罗和他的同事现在在布鲁赛尔研究一个观念。他相信这个观念会比耗散结构理论更重要。这个观念是一种新的测不准理论，可以应用在实在界的每一个层次，而不只是极大和极小层次。如今，不可预测的过程改变了可预测的过程。这里的情形就是现代科学一般的情形——重大的发现来的叫人惊讶。“原本不可能的变为可能。”

　　产生这个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皆具体的世界的，是那个颠扑不破的整体。从这个向度，我们至多只有抽取意义的可能——我们只能感觉、认知、观测。

　　“每一个现象都在意料之外，”尤金·韦格纳说，“没有发现之前都不可能。其中有一些甚至发现之后很久还无法理解。”

　　灵异现象可能和次原子物理现象一样自然。可是灵异现象的不可测，却是“声名狼藉”。对很多人而言，灵异现象令人不安多了。因为，毕竟，现代物理学的怪诞世界，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不加理会。譬如，如果剑桥大学的天文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告诉我们说，黑洞“时空扭曲在一起，到达终结；所有已知的物理法则全部崩溃”，我们最多只是不希望碰到黑洞罢了。

　　但是，如果要我们承认日常生活一些未知的层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些未知的层面包括千里眼（remote viewing，传统上称之为clairvoyance)、心电感应(telepathy，心灵事件移转）、预感 (precognition)、心动力(psychokinesis，心与物的交互作用）、同步现象（有意义的巧合）等。

　　这些现象，除了同步现象之外，都可以经由实验检证。虽然实验室的环境不自然，“赛”（未知现象）的不易捉摸，而且精神状态也很要紧，可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现象的发生无可辩驳，而且还可以用心理技术来促进。

　　实验显示，人的意图可以在一个距离之外与物质互动，在云室（cloud chamber）、晶体、放射线衰退中影响粒子。“痊愈”的意图会影响消化酶、血红蛋白值、水中的氢氧结合。这其中传输情形不明，只是意图和生物回馈控制之间、安慰剂效果的暗示与脑化学之间，我们好像遗漏了一种联系。事实上，人的意图，凡是产生生理行为的，每一次都是心影响物。至于意识和自然世界如何互动则依然还是个谜。

　　超心理学以前主要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领域。但是近年来却吸引了很多物理学家。不过，虽然如此，赛的机制这方面的理论还是只能得其大概而已。更何况如今大部分的理论都转而试图了解什么东西有助于或有碍于这种现象的产生。

　　最近有一项研究，在检视过七百件超心理学的参考文件以后，发现超心理学的研究途径多得叫人眼花练乱。其中的一些譬如：时间与距离效应、强迫选择、冲动、动机、人际因素、实验者效应、意识的种种变貌（梦、催眠、生物回馈、药物）、脑相关物（阿尔法脑波密度、脑半球分化、脑伤害）、各类人格特征档案（神经质、外向、创造性、精神病）、性别、年龄别、出生次序、信仰、学习、衰弱效应、自我短路(Short-circuiting the ego)、身体语言、自律神经系统反应（譬如微血管血容积的变化）、闪光灯效应(effects of strobe lights），等等。

　　心是隐形的线路，把我们每一个人系在一起。“想事情的时候，要当做你的每一个念头都会用火镂刻在天上，让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物来看，”《米尔达之书》(Book of Mirdad)说，“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赛不是沙龙的游戏。赛的现象提醒我们，我们有一条很方便的路，通向超越的知那个源头。超越的知，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领域。

　　从量到质：遗漏掉的联系

　　所有这一切科学的突破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质的变化：不是渐进的改变，而是转变。这其中有一种“跳跃”——我们遗漏掉的联系。譬如：

　　意识状态改变以后观察到脑活动顿然改变。

　　生物回馈之中意图与生理变化的关系，安慰剂效应当中暗示与止痛的关系。

　　直觉的顿悟——突然找到答案，却看不到中间过程的逻辑步骤。这是右脑的形态，顿然的整体。

　　分子生物学家发现的“跳跃基因”(jumping genes)。突变——基因密码的转变。进化过程当中突然出现新的生命形式。

　　物理学中的量子跳跃。

　　灵异现象中的资讯移转。

　　耗散结构变化到更高的秩序。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体制当中，我们一直用侦测“量”的工具嘲弄“质”。但是，你用什么尺量影子，量烛火?智力测验又测验了什么?那些医学重装备当中，生存的意志在哪里?意图有多大?悲伤有多沉重?爱有多深?

　　种种关系、联结、转变都是无法量化的。科学方法没有一样能够处理质的变化那种丰富与复杂。在一个转变的宇宙里，历史可能多所启示，但不一定能够预测未来。身为个体，如果我们依据古往今来的知识——包括旧科学——为我们和他人的潜能设定限度，那就太愚蠢了。

　　对于那些有心倾听的人而言，科学所说的，正是一个丰富得超过我们想象力的世界所有激动人心的，永远开展的神秘故事。一个人清理丛林时，就是在增加与未知事物接触的范围。同理，我们对于那有待探索的领域，现在只有越来越聪明而已。

　　全像的世界

　　分子遗传学家史登特（Gunther Stent）1972年说，有些科学发现事实上是太早熟了。这些直觉或意外的发现一直受到压制或忽视，一直到与已有的资料连接起来以后才重见天日。事实上，这些发现都在等待一个脉络，好让自己在其中显现意义。

　　孟德尔发现基因，博兰尼建立物理学的吸收理论（absorption theory)，爱佛瑞（Oswald Avery)发现DNA是基本的遗传物质；所有这一切都曾经经年累月受人忽视。所以史登特说，灵异现象也是一种太早熟的发现。这种现象，虽然已经有一些资料，可是除非建立一个概念架构，否则绝不受科学界青睐。

　　最近，斯坦福的神经学家卡尔·普里布兰（Karl Pribram）提出一个全面含容的范型，将脑研究和理论物理学结合在一起。这个范型解释了一般的认知，也解释了“超常”经验和超越经验，因而使这种经验脱离了所谓超自然的说法，回归为自然的一部分。他提出的范型叫做“全像理论”(holographic theory）。

　　经过这个全像理论重新定向以后，那些神秘家诡谲的话突然现出了意义。事实上普里布兰对于给予那些神秘家以证悟的凭据毫无兴趣。他只不过想从他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得到的资料找出意义罢了。这个实验室研究的是高等哺乳类——尤其是灵长类——的脑程序。

　　普里布兰最先是外科医师，在大名鼎鼎的卡尔·莱西利（Karl Lashley)底下工作。莱西利曾经花三十年的时间寻找那无可捉摸的“安格兰”(engram）——脑中记忆的地方和物质。他训练动物，然后再破坏它们的脑，想说有一天他总会把它们学习的东西铲出来。可是他失败了。除去脑的一部分，要它们做自己学习到的东西，确实做得比较差。可是，除非有致命的脑伤害，否则要完全去除根本不可能。

　　莱西利曾经开玩笑说，他的研究其实证明了学习是不可能的。普里布兰在这项研究中另外负责记录。他深深沉浸在安格兰这个失落的奥秘当中。他想，记忆怎么可能不是储存在脑的一部分，而是分布在整个脑里面?

　　普里布兰后来转到斯坦福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可是，“我们是如何记忆的?”这个促使他开始研究脑奥秘的问题还是深深困扰着他。20世纪60代中，他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里读到一篇文章，报道立体照片(hologram）初次创造成功的事。丹尼斯·盖波(Dennis Gaboor)在1947年发明立体摄影术的原理，后来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立体照片真正创作成功则要等待雷射发明以后。

　　立体照片实在是现代物理学的重大发明——不错，初看时的确很怪诞。它那幽灵般的影像好像悬在半空中一样，从什么角度看都可以。生物学家瓦成这样说明其中的原理：

　　往池塘里丢一颗鹅卵石，会引发一连串规则的波，成同心圆向外扩展。如果是向两点各丢一颗鹅卵石，就会引发两组这种波，向彼此前进。这两组波相遇的时候会互相干涉。如果其中一组的波峰和另一组的波峰相遇，两者就会并合起来，产生一个两倍高的波。如果是波峰和波谷相遇，两者就会互相抵消，相遇的地方水就很平静。事实上这其中会发生所有一切可能的组合，所以到最后就产生一片复杂的涟漪，叫做干涉型（interference pattern）。

　　光波的行动就跟这个一样。在我们能够产生的光里面，最纯粹的就是雷射光。雷射光射出的光束所有的波都是同一个频率，就好像一颗理想的鹅卵石在一个完整的水池引发的水波一样。如果是两道雷射光束，这两道雷射光束相遇以后，就会产生明暗相间涟漪状的干涉型。这种干涉型可以由照相图版记录下来。这样，如果其中的一道光束不是直接从雷射光射过来，而是从另一个物体——譬如人的脸——反射过来，那么这其中产生的干涉型确实就很复杂——不过仍然还是可以记录下来。这一个记录，就是那一张脸的立体照片。

　　这时的光束是从两个光源射出以后再落到照相图版上的，其中一个是物体本身的光，另一个是参考光束——物体的光经由镜子折射以后再落到照相图版上。这时图版上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涡纹一点都不像物体原来的形貌，但是雷射光这种一致的光源却能够重建其中的影像。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一个类似三度空间的物体投射在图版某一个距离之外的空间里。

　　如果将这张立体照片撕破，其中任何一张碎片都可以重建整个影像。

　　在普里布兰看来，这张立体照片就是脑储存记忆的模式。如果记忆是全面分布，而不是局部存在，那么记忆或许就像这种立体照片一样。也许脑是以互动——诠释整个脑的生物电子频率——来处理事物的。

　　1966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率先提出一种“关联”。此后的几年，他和其他的研究者陆陆续续揭开了脑为了知，为了感觉，而进行的计算策略。脑为了要看、听、闻、尝，等等，一直在对它收到的资料的频率做复杂的计算。所谓的坚硬、红色、阿摩尼亚的臭味，等等，一旦和脑遭遇，不过只是一些频率而已。这种数学程序与我们平常认知的世界没有什么常识性的关系。

　　神经解剖学家保罗·皮区(Paul Pietsch)说，“这种立体照片的抽象原理可以解释脑最难捉摸的特性。”

　　撕碎的立体照片并不比脑合乎常识。因为这种介质里面每一点都存有整张照片的密码。“储藏起来的心并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些抽象原理……就比率、角度、平方根等意义而言，心是数学的心。难怪心这么难以探测。”

　　普里布兰说，这种复杂的数学可能是借一种缓慢的波计算的。这种缓慢的波，根据所知，是沿着神经细胞的纤维组成的网而运动。脑将它储存的记忆解码的方法，相当于投射立体照片将原影像解码的方法。另外，立体照片非凡的效率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由于立体照片图版上的原型(pattern)没有时空向度，所以只要一小块就可以储存几百万位元的资讯——就像脑里面显然储存了几百万位元的资讯一样。

　　可是到了1970或1971年，一个终极的问题开始困扰普里布兰。如果脑真的是以聚合立体照片——以数学转换“物”的频率——而“知”，那么在脑里面诠释这些立体照片的，又是谁?

　　这是个老问题了；十分恼人。自古以来，希腊以降的哲学家就一直在思考那“机器里的幽灵”、“小人中的小人”，等等。我——那个使用脑的实体——在哪里?

　　真正在知的是谁?一如阿西西的圣佛兰西斯(Saint Francis of Assisi)说的，“我们寻找的，就是那寻视的。”

　　在明尼苏达的一场讨论会上，普里布兰寻思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在形态心理学里面。形态心理学认为，我们从‘物’所认知的，事实上与脑程序一样——与脑程序同型不同种(isomorphic)。”（译注：isomorphic的意思是“属于不同种属，可是外表或结构相近”）

　　可是他突然脱口而出：“也许这个世界就是一张立体照片!”

　　他愣住了：为了这句话的意义自己吓了一跳。现场的听众是不是就是一些立体照片——种种频率的代表，由他的脑或者另外别人的脑在诠释?如果说实相的本质就是立体照片，脑也是立体照片般的运作，那么，这个世界就真的像东方宗教所说的，只是一个么也（maya)——幻象罢了。那一切看似具体的东西事实上只是幻觉而己。

　　这场讨论会过后不久，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和他的物理学家儿子讨论他的观念，想在物理学里找到可能的答案。他的儿子告诉他说，爱因斯坦维护的一个人，大卫·波姆（David Bohm)曾经想过同样的观念。几天以后，普里布兰读到波姆主张一种物理新秩序的论文。普里布兰仿佛受到电击。因为，波姆描述的正好就是立体照片的宇宙。

　　波姆说，这个看似稳定，可以触摸，可以看见、听见的世界其实是个幻象。这个世界真正并不在“那里”——它是动态而又有如万花筒。我们平常所见的事物的秩序，就像看电影一样，是一种解说的（explicate)，或者说，揭开的秩序。但这只是一种二手的实相。另一个潜藏的秩序才是这种二手实相之父。这另一种秩序，他称之为暗含的(implicate)，或者说，覆盖的秩序。这种覆盖的秩序含容我们的实在界，就好比细胞核的DNA含容潜在的生命，主导这潜在的生命呈现时的本质。

　　波姆曾经描述一种不溶的墨水滴到甘油里面的情形。墨水滴到甘油里面以后，假设是用一部机器慢慢地搅拌，慢到不造成墨水的扩散。这时墨水会逐渐变成一条细线，到最后终于完全进入系统里面，消失不见。然后把机器方向倒转过来搅拌，这时原先那条细线会逐渐出现，慢慢变粗，最后终于又变成整滴墨水。

　　这种合并（恢复）发生之前，我们可以说墨水滴是“折进”了黏液里面，后来才又“翻开”来。

　　上面说的是一滴墨水的情形，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好几滴墨水在不同位置滴进黏液里，搅拌的次数不一。这时如果搅拌的速度够快，我们就会看到一滴墨水一直在黏液中绕圈子。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一滴墨水。这种情形其他的实例是，商店招牌成排的电灯轮流一亮一灭，造成一种流动的错觉。卡通电影里面物、人的运动也是幻觉。

　　就是这样，所有表面的物质和运动都是幻象，全部都是由宇宙里另外一个远为初始的秩序现出的。这一种现象，波姆称之为“完全运动”(holomovement)。

　　他说，自从伽利略以后，我们就一直在用镜头看自然界。我们这种“将事物客体化”——譬如从电子显微镜看东西——的行为，改变了我们想看的那些东西。我们想找出它的边缘；我们要它暂时停一下。可是这时候它的真正本质却在另一个实相的秩序之内，在另外一个向度——那里，没有所谓“东西”。我们似乎真的把“被观察物”带进了焦点，好像“分辨”（resolution)出一张照片一样。然而，其实“模糊”才是准确的图像。模糊是基本的实相。

　　在普里布兰看，脑似乎是用数学策略，以镜头的方法在对实相对焦。数学变换式从频率找出目标；使那模模糊糊潜在的，变为声音、颜色，变成摸、闻、尝。

　　“我们眼睛所见并非实相，”普里布兰说，“如果我们没有那个镜头——我们的脑操作的数学——我们所知的世界也许就是由频率的版图组成；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有的只是事情。那么，那种版图里能够读出实相吗?”

　　他说，超越经验——那种神秘状态——有时候会让我们直接进入那个领域。当然，从这种状态里面出来的主观报告，听起来往往很像在描述量子实相。这个巧合已经使很多物理学家开始思考一样的东西。或许如果将我们平常那种紧缩的认知模式——赫胥黎所谓化约的活塞——放到一边，我们就可能调谐到实相的源头或矩阵。

　　脑神经的干涉型——脑的数学程序——可能和宇宙的初始状态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我们的精神程序事实上是由“组织原理”这种材料做成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常常说宇宙的本质是秩序而非物质。爱因斯坦也表白过面对这种和谐时内心的敬畏。天文学家金斯（James Jeans）说，宇宙不是一部大机器，而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又说，“宇宙的材料是心（mind-stuff）。”最近神经机械学家大卫·佛斯特（David Foster）说到一种“智慧的宇宙”；这个智慧的宇宙里面，那些看似具体的种种事物——事实上——都是由一个不可知的，有组织的源头出来的宇宙资料产生的。

　　简而言之，立体照片超理论就是说，我们的脑用数学诠释一个超越时、空之向度的频率，由此而建构“硬体”实相。脑是一张立体照片，诠释着立体的宇宙。

　　我们确实是实相的参与者，是影响被观察物的观察者。

　　在这样的架构下，灵异现象不过只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矩阵的副产品罢了。个别的脑是一张大立体图像的位元。在某些条件具足之下，它们能够接近整个神经机械系统里面所有的资讯。同步现象——似乎有更高目的或关联的“巧合”——如果放在立体照片模式里，也非常恰当。是因为这个炬阵的本质有目的，有形态，有组织力，才会衍生出这些有意义的巧合。心动力——心影响物——也许就是这个初始层次互动的自然结果。立体照片模式解决了长久以来一个赛的谜题，那就是仪器一直无法追踪的心电感应、千里眼、顺风耳等表面上的能量移转。因为，如果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在一个超越时空的向度里面，那么能量显然不须要从一地移转另一地。一个研究者说，“根本无所谓‘另一地’。”

　　关注人类心灵现象的人多年来一直预言一个突破的理论即将出现。这个理论将要借数学把超自然现象奠定为自然的一部分。

　　全像理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理论，含括了所有科学和精神的“野生动物”。我们的科学一直在要求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诡谲的，没有界限的范型。

　　这个理论强大的解释力量扩展了很多学科，使这些学科丰富起来；使旧现象现出意义，但又产生新的问题。隐藏在这个理论背后的假设是，和谐而一贯的意识状态与实相的初始层次——秩序与和谐的向度——比较谐调。愤怒、焦虑、恐惧都会妨碍这种谐调；爱和神入（empathy)（译注：心理学名词，意指借由想象进入他人的感情或动机，或者艺术品的意义里面）则促进这种谐调。学习、环境、家庭、艺术、宗教、哲学、治疗、自疗都是有意义的。什么东西使我们支离破碎?什么东西使我们完整?在创作过程、体育活动当中，有时候甚至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感受到一种流动感，一种与宇宙合作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否意味着我们与那个源头合一?

　　宝瓶同谋问卷调查的回卷里面经常提到这种经验；那种“恩赐”往往历时几个小时，乃至于几个月之久。这个时候的人似乎是在跟生命的源头合作。这些，是不是就是与实相的初始层次相合相谐的实例呢?现在有几百万人在实际体验心理技术。他们是否正在创造一个一贯而共鸣的社会；好像晶体种子一样，将秩序喂进一张巨大的社会立体照片里面?集体进化的神秘过程或许就在这里。

　　全像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想象（image，做影像或想象解皆可）的奇异力量。我们的想象能够影响事情。超验状态中出现的想象也可以使它成真。

　　维吉尼亚因特蒙学院（Virginia Intermont College）的心理学家凯丝·佛洛伊德（Keith Floyd)曾经谈到一种立体照片的可能性。她说，“与一般人所知的相反，可能不是脑产生意识，而是意识产生脑、物质、时间、空间等一切表象；而我们则乐于将这一切表象解释为自然世界。”

　　古人对于实相的直观也可以解释为因为接近了这个超越时、空的领域的缘故。普里布兰指出，17世纪的哲学家兼数学家莱布尼兹曾经设想一种单子（monad)的宇宙。在莱布尼兹看来，单子是总合全体资讯的单位。有意思的是，使立体照片的发明成为可能的，即是莱布尼兹发现的积分学(integral calculus)。他认为，光——对立体照片也很重要——那种高度有秩序的行为，显示的其实就是实相潜匿的、前进的、有形态的秩序。

　　古代的神秘家早在科学证实之前几百年就很正确地描述过松果腺的机能。“在还没有了解工具之前，这种观念是怎么出现的?”普里布兰问，“或许，在立体照片状态——频率的领域——里，四千年和昨天是一样的。”

　　同样地，柏格森在1907年也曾经说过一个潜匿的关联网才是终极的实相，而脑则投射这个广大的实相。怀海德在1929年也说自然界是事件(occurrences）的大连锁，不断扩展，超乎感官的认知之外。心与物是互相连锁的；之所以有所不同，只是我们的想象。

　　柏格森认为，艺术家和神秘家一样，都有接近élan vital——潜匿的创造冲动——的途径。艾略特的诗充满了立体照片的意象。譬如，“这个转动的世界的静止点”——这个转动的世界非肉体；也不是非肉体：不停止，也不运动。“过去与现在集合在一起，可是也不要说它固定。除了这个点，这个静止的点之外，别无舞蹈，不过也只有舞蹈。”

　　德国神秘家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说：“上帝变来变去，可是也一成不变。”苏非(Sufi)神秘家鲁密（Rumi)说：“人的心认知的是第二因果，先知认知的才是第一因的动作。”

　　爱默生说，我们本身是有色的，偏曲的镜头，“转介的，而非直接的”看事物。他说，也许我们的“主观镜头”就是创造的力量；宇宙之内，除了我们之外，别无客体；一切历史以及历史的游戏场无非是我们自己的投射。20世纪30年代通神学会（The Theosophical Society）出版了一本书。书里面说，实相是一个活的矩阵，“它的每一个数学点都包含了全体的潜能……”

　　德日进相信人的意识能够回到“物质的根消失到看不见”那一点。实相有个“外面”（without），但也有个“里面”(within)。卡斯达内达在他的“唐璜系列”丛书里描述的两种向度——纳嘎而(nagual）和托纳而(tonal)——就很像立体照片的第一和第二向度。纳嘎而很强大，是含容一切，无可描述的空。托纳而则是那个充满了秩序，无可描述的“未知”的反映。（译注：在唐璜而言，托纳而是世界的组织者，存在的守护神，纳嘎而则是无可描述的自我的一部分。）

　　南希·伍德（Nancy Wood）在她的《雷公》（The Man Who Gave Thunder to the Earth）中说到道家的故事：

　　老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生命的中心。那里什么事都会发生，因为那里什么事都有可能。那是一个也许和不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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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世界大战是解结的世界……没有名字，没有地址的世界……那里尽管一直有人在问问题，可是却没有答案。

　　亚瑟·科斯勒（Arhtur Koestler）曾经说到“第三秩序的实相”。这个实相包含了感官或概念皆无法了解或解释的现象，可是有时候又像陨石穿透原始人的穹苍一样，穿透感官和概念。

　　在古老的《Patanjali》经里面，据说以pravritti——梵文“波浪之前”之意——观注，可以得到“精妙、隐匿、遥远”的知识。这种说法和“表面上具体的世界是由干涉型，由波产生”的观念类似。

　　我们在一部古印度经里还发现下列这个立体照片实相非凡的描述：

　　因陀罗的天里有一面珍珠网。这一面珍珠网的编织是，你只要看其中一颗珍珠，就会看到其他每一颗都反映在这颗珍珠上面。同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只有它自己，而是与其他每一件东西都有关；但事实上根本就在其他每一件东西里面。

　　普里布兰1976年在圣地牙哥告诉听众说，“养育”他的脑是一部电脑，可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脑已经容许我们考虑精神教派所说的种种经验。”

　　脑程序是如何转变，好让频率领域那种直接的经验发生，现在仍然止于臆测。这可能和我们已知的一种认知现象——“投射”(projection)——有关。“投射”使我们经验到一种完整的，三向度的立体声。这时，这种声音似乎不是从两个分开的音源而来，而是从两个音源中间的一点而来。研究显示，运动觉（kinesthetic senses)会受这同样的影响。以某一频率敲击一个人的双手，到最后这个人会感觉两手之间还有一只手。普里布兰说，这可能和脑里一个深层的区域有关。这个区域一直是病理失常现象的区域，déj vu（已经看见）的区域。神秘经验那种“无容量意识”(consciousness without a content)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这一类结构里面，某些频率的转变和相位关系(phase relationships)或许正是进入超验状态前的“芝麻开门”。

　　普里布兰说，神秘经验并不比其他自然现象——譬如DNA会轮流开放(Selective derepression）先形成一个器官，再形成下一个器官——奇怪。“我们如果发现ESP，或者超正常现象，或者物理学的核子现象，那只不过表示我们在那个时候读出另一个向度罢了。若是用我们平常的方式，我们根本无法了解这些现象。”普里布兰承认这个模式不容易“消化”；因为这个模式彻底推翻了我们向来的信仰体系，推翻了我们对事物、时间、空间等常识性的了解。这种立体照片的思考方式要等待新一代人来习惯。普里布兰建议，若要使儿童的学习过程没有阻碍，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要学习疑难之事；因为，新科学的种种发现往往充满了矛盾。

　　那些有建设性的科学家必须像护卫科学资料一样，随时护卫精神。“以前大家所设想的科学就是：追求了解，”普里布兰说，“那时候受重视的是冷心肠、硬头脑的技术官僚。”

　　逗趣的是，普里布兰有时候会说，“我希望你明白，这些其实我一点都不懂。”就是本行的科学家听众，听了这句话往往也要叹一口气，如释重负。

　　普里布兰将自己与波姆的观念融合以后产生的广大相关性，已经和普里果金的模式一样，在社会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之间激起了极大的回响。他们召开讨论会，由全国的科际整合团体，或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参加讨论。有一次邀请会议(invitational conference)（译注：只限受邀者参加的会议），普里布兰还一次和五个诺贝尔奖得主讨论他的概念。

　　物理、赛、心与身互动、进化的冲刺、脑的两种知的方式及其进入超验知觉的潜能等等，所有这一切科学革命正在迅速汇合。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讯息。

　　我们越了解实相，看环境及生命中的不自然面就越平常。出于无知，出于骄傲，我们一直在违反本性。由于我们不了解脑有转化痛苦与失衡的能力，所以我们才吃镇静剂，或者用任何现成的东西来使自己分心。由于我们不了解整体超过部分的总合，所以我们凑合的资讯成了离岛，成了资料分散的群岛。我们那些伟大的制度都是从彼此孤立中发展出来的。

　　由于不了解我们的物种是由合作中发展的，所以我们在工作、学习、各种关系上总是习惯竞争。由于不了解我们的身体有重组内部过程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医生，吃药；发生种种奇怪的副作用。由于不知道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大有机体，我们“矫正”它结果比原来更糟。

　　如果人类社会要想发展——不错，如果人类社会想生存下去——我们或早或晚都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赶上我们的新知识。长久以来，两种文化——美的、感觉的人文和冷酷的、分析的科学——像是脑分割病人的左半球和右半球一样，彼此独自运作。我们是自己的集体分裂意识的受害者。

　　小说家杜瑞尔(Lawrence Durrell)在《加思丁》(Justine)里面说，“经验核心某处有一种秩序，一种连贯。只要我们够专注，够爱，够耐性，我们将对这种秩序和连贯大为惊奇。会有时间这一回事吗?”也许，到最后，科学终于可以对艺术说“对”。

　　第七章 正力

　　第七章 正力

　　地球号太空船上没有一个人是乘客。

　　每个人都是船员。

　　——Marshall Mcluhan

　　我做事，一如我将使事情不一样。

　　——William James

　　卡瓦菲的诗《期待野蛮人》里，百姓和皇帝都聚集在广场等待野蛮人入侵。此时，立法者已经遗弃议院；因为，野蛮人一来自会立他们的法。演讲家也不准备演讲；因为，野蛮人不会欣赏流畅、典雅的文字。

　　突然间，群众懊丧了，一下子走得光光的。原来前线传来消息说：“野蛮人不来了。不会有野蛮人了。”

　　“现在，没有了野蛮人，”诗人问：“我们要变成什么?他们到底不失为一种解答啊!”

　　长年以来，一群慑人的，神秘的“他们”一直是我们冷漠的借口。我们的命运由“野蛮人”、当权者、死亡、税捐、投资、繁文缛节、机器等决定。但是，人民身上现在发生了一件事——心灵的变革。我们以后就要看到的是，这件事将在很多方面，既精细又剧烈的，改变政府与政治的老生常谈。这件事已经改变了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儿女、医生与病人、老师与学生、老板与员工、“专家”与行外人之间人格力量的交流。

　　图克威尔曾说，“新的世界不能没有新的政治学。”但是，宝瓶同谋者认为，这句话反之亦然。新的政治不能没有新的世界——实相的新透视。这个新的透视，赫胥黎称之为“心灵的扭转”。罗撒克说，我们必须转变到一种现实感上去；这种现实感，有各种讲法，譬如“意识的政治学”、“新时代政治学”、“转变的政治学”等等皆是。

　　本章讨论的是最广义的政治学，是一种新领导者的出现、权力的新定义、人脉里固有之动态权力，以及一群迅速成长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将使事情完全改观。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对于权力真是爱恨交集。我们有“权力狂”、“权力饥渴”、“权力掮客”这一类的话。有权力的人在我们看来总是无情、思想简单、孤独。

　　可是，很显然的，力(power，由拉丁字potere、“能够……”衍生而来）即是能量。没有力就没有运动。个人的转变因为向个体揭示了内在的权威，所以使个体拥有了动力。同理，一连串个人转变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的转变。

　　佛陀的正命（Right Livelihood）、正语（Right Speech）等八正道的精神，我们不妨也可以用正力（Right Power）来思考。正力不是用来撞击扳机或荣耀自己的；这个力是为生命服务的。正力是恰当的力。

　　力是社会转变与个人转变的中心题目。力的起源、力的运用决定了我们的限度，赋予我们的种种关系以形式，乃至于决定我们让自己解放到什么程度，表达自我各层面到什么程度。个人的力比我们参加的政党，比我们宣示的哲学或意识形态都更界定了我们的政治。

　　“新的个人创造了新的集体，”政治学家古托夫（Melvin Gurtov)说，“而新的集体创造了——实则即是——新的政治。”这个正在改变的政治范型认为，你无法分隔个人与社会，也无法分隔“政治”与人民。

　　个人与社会，就和身体与心灵一样，是共轭体（译注：轭，牛、马车拉竿前置于牛、马颈子上的横木）。争论哪一个比较重要无异争议氢和氧哪一个是水的基本成分一样。然而这种争论却已经历时几个世纪。马丁·布伯曾经从柏拉图、康德以降，以迄于黑格尔、马克思，追溯“‘我’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哲学史。他指出，我们绝对无法从我和社会之间选择其一。我和社会是不可分的。不论是谁，只要他关心个人的转变，到最后都必须采取社会行动。“如果我们只顾自己成长，”古托夫说，“体制的压迫到最后就会把我们封闭。可是如果我们共同成长，体制就必然改变。”

　　转变与政治危机

　　新的政治范型在日易增强的共识之下，即将出现。这个范型，依照加拿大社会分析家鲁本·尼尔生（Ruben Nelson)的描述，是“危机与转变的文学”。这种文学以各种隐喻表达情况，表达出来的绝望程度也不一，不过基本要义是这样的：

　　危机：我们的体制——尤其是我们的政府结构——很机械化、僵硬、零碎。我们的世界没办法运作。

　　处方：我们必须面对痛苦与冲突。我们必须不再否认自己的失败，掩饰自己的不安。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迷惘与疏离。这样，我们才能采取必要的步骤。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只需要改革，而且还需要转变。我们不是需要比较多的东西，而是需要不一样的东西。经济学家锡尔包说，“如果转变思想家是对的，那么我们现在做的，正是人类史上未曾有之的过程——那就是，透过意识过程努力改变文化的全体。”锡尔包在美国国会顾问机构技术评估处（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说，“在一个文化里，想要改变其中一个元素而不变动其他所有因素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得不跟着去发现、设计、改良各种途径。这种事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我们曾经计算出多少错误的“转弯”——这比起探出正确的路容易多了！

　　对于人类的需要与能力（尤其是透过科学），我们认识上的改变比我们的社会结构快多了。假设我们突然遇见了外星人，我们一定吓呆了，不知道如何和他们沟通，不知道他们要什么东西。可是，今天，我们确实在真实的情况里遇见了人类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形态与可能性，我们不安了。

　　欧塔其——统御的我

　　想用旧方式（组织、宣传、政治压力、教育）重建社会，犹如想使星球的自转倒转一样，绝对没有希望。然而，个人的革命却能够改变制度。政府、政治、医药、教育等都不是真有其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人民不断的行动——立法、竞选、投票、游说、寻找、治疗，计划课程，等等。

　　欧塔其(autarchy）是自治的政府。整个历史上，“社会的和谐最后的出发点是个人性格”的观念一直出现。孔子说，智慧的个人会希冀良好的政府。他首先会在内部寻求，以正言——“内心发出的声音”——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呼喊。他们一旦能够说出心里的知识，也就整理好了自己。自我内在的秩序接下来首先是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

　　一旦“发现”了转变，我们对于“力”的认知无可避免的就要跟着转变。譬如说，如果发现了自由，可是却没有充实力量去“追寻”什么，而只是“免于”什么，那么这种自由就没有意义。恐惧一旦剥落，我们便不再害怕力量的连体婴——责任。一件事情对别人是好是不好，我们也不会再那么一口咬定。因为我们认识了多元的实相，所以对观点便不再有自我的执着。对他人一种新的关联感提升了我们的社会关怀。一种比较愉快的世界观使别人看来不再也许有害于我们。敌人不见了。现在有的是献身于过程，而非计划本身。如何完成目标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能够将意图转变为行动，化观点为实际，不用密谋，不用操纵。

　　力量是从内在的中心流出的。这个中心是一个神秘的庇护所，比金钱、名位、成就都安全。我们一旦发现自己能够“自治”，我们就要开始忙一阵子了。这情形就好比一个音乐家原先把乐器当了，而现在有钱想赎回来，却忘了当铺的地址一样，忙的满头大汗。我们会惊讶自己向来对于真正要紧的事竟然这么随便，心不在焉。而反过来我们还常常侵犯他人的自治。主宰自己生命的力量应该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一种奢侈品。这件事若非如此，我们不知道还能怎么想。

　　恐惧与否定的政治

　　“他赢了自己，”乔志·欧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里说，“他爱大哥。”人质有时候会喜欢绑架他的人。同理，有些囚禁我们的因素我们也会紧抓不放。这些因素包括习惯、风俗、对别人的期待、规矩、日程、国家。我们为什么放弃自己的力量，甚至完全不要求?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免于决定和责任。逃避痛苦、逃避冲突引诱了我们。

　　科林·威尔逊的科幻小说《心灵寄生虫》（The Mind Parasites）里面，主角和他的一些人发现有一些奇怪的寄生虫几百年来一直寄生在人类的意识里，以意识为食，使意识逐渐耗损，受害，受拖累，害怕。但是，凡是发现这种心灵寄生虫的人，都能够驱赶这些寄生虫。不过这却是一件危险而痛苦的任务。除去这种心灵寄生虫以后，他们才是真正自由的人类，意气昂扬而力量强大。

　　同样的，几世纪以来恐惧、迷信、化生命的神奇为腐朽的现实这些寄生虫几百年来也一直在消耗我们天生自然的力量。我们只要让这些寄生虫饿肚子，它们就会死掉。可是我们却一直替我们的疲倦、惰性找借口。我们否认自己心里常有困扰。

　　有时候一个人的无力感是很合理的。机会的剥夺与缺乏造成恶性循环，使人难以争得自由。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的知觉都受到了限制。我们那意识“乘客”的能量一直流出去，流干了。到最后，我们便转向了，再也不敢去处理那些我们不敢清醒着处理的事情。于是我们只能默许、否认、顺从。

　　“我们有两种选择，”鲁本·尼尔生在加拿大政府出版的《都市人的幻觉》（Illusions of Urban Man）里说，“一个是弄清楚我们自己是谁、身在何方这个痛苦但却挹注信心的过程……一个是很吸引人，可是到最后却是继续飘流，或者自以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所有的证据以及最深切的恐惧都在告诉我们其实不然的空洞途径……在政治上，一如我们的种种关系上，我们都能够欺骗自己，都能够塑造一些‘实相’让自己生存下去，然后让自己的焦点放在安心而非真相上面……”

　　政府本身是一个避免痛苦与冲突的策略。政府以很高的价格使我们免于责任。对大部分人而言，它做起事来犹如宰割牛肉一样，气味令人作呕。政府是我们的代理人，可以轰炸，可以课税。政府是我们的代理人，我们一出生，刚刚面对社群，它就免除了我们的责任；鳏寡孤独废疾者它一概照顾。它对着世界的匮乏施展无人格的慈善，替那不曾拢身参与而不安的我们剥除集体的良心。政府夺走了我们的权力，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意识。

　　辛辛那提大学前副校长华伦·班尼斯（Warren Bennis）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他来上班时，发现他的办公室里面挤满了学生；每个人都很愤怒。因为学校里面为了拓宽道路，砍倒了两棵树。

　　他，追究起责任，发现事情是这样的：砍树的人是替一个包工工作。这个包工是一个景观建筑师请的。这个建筑师替一个计划主任做事。这个计划主任的老板是大学发电厂的主管。这个主管又归财政兼管理副校长管。这个副校长对大学的建设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又对行政副校长负责。“我把他们全部叫来，结果总共有二十个人；每一个都没有责任。我们都没有责任。官僚制度实在是漂亮的结构，让我们逃避责任和罪嫌。”

　　这种逃避，班尼斯称之为“日常生活的春宫”。春宫是性爱机械的，言不及义的代替品。同样的，官僚制度那种支离破碎的决策过程也远远偏离了现实。听我们的领导者讲话，“犹如隔着一层厚玻璃一样。”

　　种种社会制度的失败使我们在政府身上堆积更多的责任。然而政府刚好就是最大而无当的体制。我们不断地把我们的自治让渡给国家，强迫政府负担以前由社群、家庭、教会——亦即人民——负担的功能。很多社会责任都因为人民的怠惰而归还给政府。结果到最后就是残废麻痹——偏离现实（unreality）。

　　图克威尔认为，民主政治里面，责任的放弃是一种危险。早在一百五十年前他就说过，“政府的高度中央集权到最后终将使社会耗弱。”由于民主制度的好处——自由——会导向利益的私有化，所以民主制度下的人总是过着紧张、忙碌的生活，“个人充满了欲望和工作，所以再也没有什么精力留意公众生活。”

　　这种倾向不但使人民不愿参与政治，而且还惧怕有人破坏“平安”。“维持公众生活的安定往往是这一类国家唯有的‘激情’……”图克威尔预言，民主政府光是由于长久存在就会累积权力，“时间站在它那一边。每一件事情都有利于它……一个民主社群历史越久，它的政府就越是中央集权。”

　　他说，这种官僚组织到最后会为自己创造一种很文明的暴君。这种暴君是以前未曾有的。“由于这种东西是新的，所以我叫不出它的名字；所以我必须给它界定一下。”一旦那么多人都追求逸乐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孩子和好朋友当做全部的人类。他们成了自己同胞的外人。他们之间不论身体如何接近，对自己贴身一层以外的人绝不多看一眼，碰一下。这样的公民每一个都是活在并且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族类而活。这样的公民已经失去了国家。

　　这种公民总有一种庞大的父性权力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一直都是小孩子。图克威尔比欧威尔还早一百年预见“大哥”：

　　那是幸福的独家代理机关。它供给他们平安，预见并供应他们必需品，提供他们逸乐，主宰他们关切的事物，指导他们的事业，规定他们财产的继承及分配——可是除去了用心思考和努力生活，这一切还剩下什么东西?

　　如此这般，每一个日子都在使这个免费代理机关的演练越来越无效。它将意志限定在狭窄的范围之内。

　　它用复杂的规矩形成一面网遮盖社会的表面。这一套规矩琐碎而一体适用，最有原创力的心灵、力量最旺盛的性格都无法穿透……人的意志并非粉碎了，而是软化了，弯曲了，给诱导了。

　　这样的权力对一个民族并不暴虐，而是压缩、损耗、扑灭这个民族，使它昏睡。所谓国家，无他，就是一群驯良而勤奋的动物。政府就是这群动物的牧羊人。

　　图克威尔预先就想到我们的政府和种种阶级结构（公司、教会、医院、学校、工会）会扮演父权的角色。这些体制因为结构的关系，自然就会养成败德、琐碎、屈从等情形。这些体制不断扩张权力，可是却再也看不到自己原来的使命。它们好像一副巨形的线性半脑一样，修剪掉感情以后，再也看不到整体。它们从国家的生命和意义吸血。

　　不论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的中央大集权都是不自然的。不论是弹性或动态都不足以回应人民的需要，尤其是创造性参与的需要。

　　乔治·卡波·罗其（George Cabot Lodge)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怀乡式的一相情愿。我们还活在竞争、明显国运（Manifest Destiny）（译注：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相信美国的国土必将扩张，认为国运如此，再明显不过）、边疆个人主义、国民生产毛额的神话当中。然而事实上这些神话已经失落。可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我们又有认知上的差异。我们很清楚每一个国家都是互相依赖；所谓自给自足不过是空洞吓人的话。我们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已经发展成强大的半自治小国，几乎完全不像我们一向自认珍爱的“自由企业”。政客、劳工、管理阶层一方面在经济现实上斗争，一方面又无耻地否认这种斗争。他们好像实验室里面脑分裂的病人一样，在两个世界之间搁浅了。

　　政治范型的转换

　　17世纪以来的社会政治范型即将发生一种转变，而转为一个新的架构。罗其说，对于我们的种种体制而言，这种转变无异是一次大地震。因为，这些体制的合法性将随着那个垂死的意识形态而消失。

　　以社会政治范型即将转换这种看法来思考我们的体制危机，可能是一种确认，甚至是一种启发。因为，这个看法是把我们目前的压力和困局置于历史转变的透视点来看的。

　　人的社群——社会——是以一个大家同意的形式——政府——来管理事务。已经确立的科学范型供给我们“正常的科学”。同理，政府和风俗习惯供给我们社会正常的运作。“政治”即是这种共识之下权力的演练。

　　科学家总是难免要遭遇与现有范型矛盾的事实。同理，个体在社会中总会开始体验一些特例和冲突：权力分配不均、自由的短少、法律及执法不公等皆是。社会，和当道的科学家社群一样，一开始都会忽视或否定这些固有的矛盾。后来等到紧张升高，社会又会用精细的理论企图在现有制度之内解决这些矛盾。

　　这种冲突如果太剧烈或太集中，到最后就会有一次革命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发生。这样就打破以往的共识，于是自由再度延伸。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形在投票权这个范型的扩展上最是明白可见。一开始的时候，投票权只属白人男性独有，后来变成所有的白人公民都有。接下来是所有种族的男性公民都有，然后是两性二十一岁以上的公民都有，到最后，凡是十八岁以上的公民就有。

　　我们可以说，政治范型的转换是在主流社会已经累积了新的价值观以后才发生的。然后这些价值观对新一代人便成为社会的教条。这时如果别人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们也会深感惊讶。然而同样的，他们之间也会发生新的冲突，新的观念。这些冲突、观念一样也会一再受到否定、忽视、镇压。

　　不论个人或集体，人类总是不断表现无理性的行为方式。我们向来的方法败得再惨，再怎样无法处理当前的问题，我们还是会极力护卫。凡是向这些方法挑战的人，我们便愚弄、嘲笑。

　　人类总是一代接一代地维护现状，认为“你了解的邪恶总比你不了解的邪恶好”。这是庸俗的犬儒论，以为凡未知的皆危险。借用莎提耳（Virginia Satir）的话说，我们对变革总是采取“对敌作战策略”。我们看不到，凡是成长都是依赖转变的能力进行。在自然世界的变流当中，我们总是亲近熟习的事物而抗拒转变。“在必须改变观点和证明自己不须改变观点之间，”加尔布莱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说，“我们大部分人总是忙着证明自己不必改变观点。”

　　我们如果想打破这种形态，如果想从个人和集体的历史解放，我们就必须学习辨认——学习看见发现与创意之道，克服因为抗拒新事物而来的不快，接受与变革合作而来的收获。

　　孔恩曾经指出这种形态。可是他绝非第一人。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政治哲学家米勒（John Stuart Mill）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发现前一代人的看法不但虚假，甚至荒谬。他提醒他们19世纪那一代人说，当时普遍存在的观念到了后代必遭排斥。所以，凡是观念的质疑——即使质疑的是看起来那么明白的事物，譬如牛顿物理学——都应该受到欢迎。观念凡是受到最坚强维护的，“便是邀请全世界来证明它不成立。”

　　他说，如果人类全部只有一个意见，而只有一个人另有想法，那么，其他人要他沉默的权利并不比他要其他人沉默的权利大。米勒强调他这个观点不是道德观点，而是实际观点。一个社会压制新观念无异是抢劫自己。“凡是可能使我们接触到真理的，我们皆不得忽视。”

　　有的人认为迫害观念并不妨害什么，因为，观念如果真实，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却其正当性。米勒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他说，很多观念都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提倡者总是屡次受迫害，一直到了比较宽容的时代才重新发现。仅仅就历史而论，欧洲也是在破除旧观念的扞格之后才进步的。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他们总觉得，“新的真理总是一时好像很要得，不过我们目前所有已经够了。”米勒说，这些新的真理——这些“异端邪说”——只会郁闷在少数人心里，不会融入整个文化里面。事实上，害怕异端邪说比异端邪说本身更可怕；因为，它剥夺了一个民族“可能增强和扩展心灵的那种自由与大胆的思考。”

　　一般人总是抗拒新的，陌生的观念。许多政治哲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称这种抗拒是一种“多数的暴君”——社会的一种倾向——即使在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亦然——一种镇压自由思想的倾向。这就是自由的诡谲：珍爱自治的人必须把自治赋予他人；然而在集体上，多数决却是自决的唯一方式，但这个多数决却妨碍了自由的本身。

　　革命思想家不相信所谓的“一次革命”。他们认为变革是一种生活方式。杰弗逊、米勒、图克威尔等人关心的是如何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里面建立有利于变革的环境。他们期待的政府是健康的动乱造成不断更新的政府，是自由不断扩展、延伸的政府。譬如梭罗，他就追寻一种超越民主的政府。在这种政府里面，国家尊重个人的良知。因为，个人的良知是“另一种更高的权力”，一切权威的内涵。

　　他说，本来社会应该“珍惜智慧的少数人”才对，可是却反过来把自由精神囚禁起来。不过这种情况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发现真理的人由一个人组成多数人。这个一个人的多数人就在质上面与无所事事的多数人有别了。梭罗发现，他们镇上的镇民并不实践自己宣扬的德行，他们与我是“截然不同的种族”。他因为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拒绝缴税，因而坐牢。不过他发现，在墙壁和栏杆的后面，他反而比那些将他关起来的人自由。“我不是生来受强迫的。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呼吸。他们只能强迫我遵循更高的规律。”

　　他在“不服从论”（Civil Disobedience）里面说，如果所有反对战争和奴隶制度的人全部拒绝缴税，国家由于面临监狱爆满、经费短缺，就不得不改弦更张。这就创造了和平的革命。

　　不要只投一张纸，要全然的投票，投下所有的影响力。少数人如果和多数人一致，就没有力量……可是如果用他们全部的重量结合在一起，他们就难以抗拒……让你的生活成为一股摩擦的力量，制止这部机器。

　　甘地把这个“投入的少数人会很强大”的概念带进20世纪，首先为南非境内的印度人赢得生活权利，后来又在英国统治之下完成印度独立。“认为多数人的行动能够拘束少数人，是一种迷信、无宗教情操的想法，”他说，“关键不在量，而在质……在一种正义的目标之下，我认为数量不是必要的力量。”

　　甘地创造的革命原理解决了自由的诡谲。这个原理他称之为“萨提亚葛拉哈”（satyagraha)——“灵魂的力量”或“真理的力量”。西方人说萨提亚葛拉哈是“消极的反抗”或“非暴力”。这是完全不了解的话，甘地很反对；因为，前者代表懦弱，后者只是他原理的一部分。教育家福林德斯（Timothy Finders）说，把萨提亚葛拉哈说成消极反抗，简直就等于把光说成“非黑暗”一样，完全忽略其中积极的能量。

　　萨提亚葛拉哈从高度的自主和全然的慈悲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属性同时施力。这个原理是这样的，“我不强迫你。我也不受你强迫。如果你行为不符合正义，我不会用暴力（身体的力量）来反对你。我会用真理的力量——我完整的信仰。我的信仰很完整，因为我愿意受苦，让自己危险，坐牢。必要时还愿意死。可是我绝不和不义合作。看见我的意图，感觉我的慈悲，以及我对你的需要开放，你给我的反应，绝不是我威胁利诱、请求、暴力可以得到的。我们互相结合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的敌人是问题，不是我们彼此。”

　　萨提亚葛拉哈是那些不肯为解决问题而牺牲自由与完整的人使用的策略。甘地常说，那是强者的武器；因为，这种武器需要英雄的自制，宽恕的气度。他把权力的观念整个颠倒过来。有一次他访问印度山上的一个部队，看见他们的枪，他就说，“你们一定很害怕。”

　　萨提亚葛拉哈，不论你怎么叫它，都是消除对立、交易、引诱、斗智的政治，而进入一个坦白、人性、追求了解的竞技场。它是从源头，从参与者的心里转变冲突。那是一个接受的环境，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互相交流而不会感情挫败。运用这种策略的人必须戒慎而富于弹性，甚至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追求真理。伊利克生(Erik Erikson)说，甘地“不计一切，捐弃防卫与否定，帮助别人……识见与自律能够解除他人的武装，或者赋予一种超乎一切武器的力量。”

　　萨提亚葛拉哈做事显然缓慢而安静。然而，甘地说，“事实上，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力量比它快，比它直接。”他说，这个观念事实上很古老，和山川一样古老；他和他的友人只不过在实验这个观念而已。“相信我发现的那些真理的人，只有依照那些真理生活，才能够传播那些真理。”他要他的信从者从当下开始。梭罗亦然；他说，“不论你的开始是多么渺小都没有关系。”

　　领导与转变

　　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普立兹奖得主彭斯（James MacGregor Burns）将甘地列为“转变式领导”——不断变革与成长的过程——的实例。依照彭斯的界定，真正的领导者不是只知道完成自己目标的“权力的纵横捭阖者”，而是感觉并转变追随者需要的人。

　　请记住我对“追随者”的观点和大部分人不一样。我并不认为追随者只是一些持有静态意见的人的集体。我认为他们有种种层次的需要……有效的领导者要在他的追随者之间推动新的，“高层”的需要。

　　真正伟大或有创造性的领导者另外多做了一件事：他在追随者当中诱导新的，更积极的趋势……最后他们会激起一些需求，很容易就政治化，甚至回过头来回到领导者身上。

　　在这样与追随者共同努力当中，领导者本身也会转变。他们甚至像老师从学生身上学到东西一样，和追随者互换角色。

　　依照彭斯的定义，则独裁者并非领导者。因为，独裁者会压制追随者的反馈，因而干扰他们关系间的动态。由于人民需要的改变并不能改变独裁者，所以独裁者也就无法酝酿进一步的成长。父母对子女、教练对选手、老师对学生等都包括在领导者对追随者这种关系里面。不过许多父母、教练、老师都只是玩弄权力的人，不是真正的领导者。转变式的领导绝不是单行道。

　　历史上，领导者有时候会在人民当中激发高超的智慧。彭斯以18世纪80年代的州会议为例。美国宪法就是这些州会议批准的。当时尽管一般民众没有受过多少教育，通讯条件也不好，可是这些州会议都不约而同把焦点放在权利法案、权力分配、代表等问题上面。彭斯说，“领导者和追随者有能力超越肚皮的层次，进入脑甚至是灵魂的层次，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很多革命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得到群众的支持很有限，可是后来都成功了。他说，这是“因为领导者非常深入追随者之间，因此转变了他们的态度，激起他们的意识。”真正的领导者不但要满足我们目前的需求，而且还使我们觉悟更深的不满、饥渴。肯定的是，只有真实的事情我们才能“激起意识”。宣传则反过来只是谎言而已。真实的领导者使我们知觉到隐藏在心里的需要与冲突。这样领导者和纯然权力的玩弄者不一样。其间的差异好比向导和广告的差异。

　　真正的领导者会在已经准备好的人当中酝酿一种范型的转换。可是转变式的领导者知道，教人或帮助人有更高的知觉不是教人报税。你大可诱导别人直接体验，你可以举出自由与生活切身的例子，可是你无法“说服”任何人改变。

　　最有效的领导者诱导变革但不因此而居功。老子说，当人民说“是我们自己做的”的时候，这种领导才是最好的。

　　权力一旦开始集中，一如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运动就开始失去力量与执着。何时该领导何时该退出并不容易判断。这种事和学骑脚踏车一样，总要跌倒几次，不断调整平衡才会成功。可是人民自己会结合为自我组织的团体，由此而产生强大的效果。他们会建立自己的方式来治理自己，而不需要先决定谁是老板，时间表如何，等等。这种自我组织的团体就是宝瓶同谋的纤维。

　　这种形态即使是习惯管理大规模制度的人都轻易能够适应。譬如说，1978年在南方的一州有一次避静会。参加的人有十四位男性，六位女性；其中有国会议员，有华盛顿、纽约、加州各地基金会的主管，有以前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有常春藤联盟一家学院的院长、医学院退休院长、加拿大决策人、一个大联盟棒球队的老板、一个著名的思想库的主任和助理主任、艺术家、出版家、三个联邦决策者。这些人原先大多互相不认识。

　　邀请他们参加的信上说，尽管他们背景不同，可是他们都有相同的地方。这封信是这么说的：

　　我们想要和你分享一个信念，那就是，这个国家，大体上说也就是这个工业社会，正在经历一次深层的转变。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不了解这项转变的本质与超越潜能，那么未来十年将很危险。

　　我们一致认为，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一项基本社会范型的变革，其中包括我们目前工业经济形式下的基本信仰与价值观。我们在自己政府、企业、教育等各方面的岗位上感觉到这个社会深深的须要寻找精神的港岸，寻找它的命运感、正确的方向。

　　我们寻求相近心灵的同心协力。我们相信，心灵结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时，效果会更扩大。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当初也是这样目标相同的心灵结合起来引导的。

　　为了维持这种信念的分享，所以我们的集会没有一定的结构。没有主席，没有议程，没有演讲。我们只希望你准备好来让我们分享你最深的希望与关切。我们没有一定期待集会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

　　第一天晚餐以后，大家开始自我介绍。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形态却自然演变成那天晚上的议程以及隔天上午的一部分议程。过程变成了活动项目。他们好像部落里围着营火说故事的人一样，一一说起自己的权力、转变。那是极为个人而感人的表白。他们毫无防卫而坦诚地谈自己的恐惧与成功，绝望与幻灭。生命中的打击后来往往证明是一种福气，将他们转向有收获的道路。他们原本是陌生人，但是却很快就彼此信任。他们说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人人追求的东西上面失败了。受过创伤以后，他们在某个时候经历了认知上的深刻变化。每个人都开始有一种更深更强烈的需要。生命变成一种精神的追求；快乐而神秘的追求意义。大部分的情形，他们在这种转变中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巧合，亦即在时间上极有意义的事情——同步现象——发生。

　　他们每个人都很奇怪的感觉到自己像一部进化的乐器；进化的路则是一步一步依序照亮。他们测试着内心的方向陀螺仪，摸索着前进，才到达这个心的实相。他们每个人的奥迪赛(odysseys）遵循的形式显然都一样，沿途的路标都一样。最后，这些参与者不约而同都得到一个结论说，他们必须与他人结合，共同创造一个使这种行程不那么孤独的世界。他们必须结成同谋。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谈的是为某一个目标或目的而合作，可是也一再撤销种种类似“草图”那样的东西。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在社会上造或变革——行动是他们的强音（forte）。不过，像这样强加给他人一种观点，虽然他们有最好的意图，可是他们担心自己是否受到诱惑“扮演上帝”。集会期间，他们有种种诚实的冲突、质疑自己、解答。有时候两、三人促膝长谈，或者散步长谈。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进一步接触最困难的权力以及亲密人际关系这两个问题。

　　有时候他们会十几个人手牵手做十几分钟沉默的“倾听”。有时候这种沉默之后是激烈的争辩或对立。这时候有些人会掉眼泪；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解除了紧张，或者自己有所领悟，或者领悟了别人的观点。

　　随时随地，尽管没有草图，他们很自然的就为共同的目标结合了。这种结合有各种形式，结成朋友、聚会的计划、共同计划、介绍彼此的朋友等都是。有四个人后来在西岸和东岸都有碰面，然后设立了一个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久他们就开始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Army War College）和国际交通局(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gency)为那些将军或官员开小型讲座。同一个月之内，团体里面动员了好几个人调解那位学院院长和校长之间的学术自由问题。因为他的校长认为他研究的题材有争议性。居住地方接近（华盛顿、纽约、海湾区）的人则经常保持联系，扩大人脉。那位国会议员则请参加者援助他，好让他做证词，为意识转变状态的研究筹募基金。

　　锡尔包有一次说：“人民就是组织原理。”

　　社会转变的实验

　　乍看之下，任何团体如果企图推动社会转变，似乎鲁莽，甚至危险。但是，这种事情确实需要一连串关键事件。首先，要有一些已经深刻改变的人。他们深深关心社会变革，发现彼此，熟习变革的心理学，深知我们内心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接下来这些人必须建立一些方法，在别人身上酝酿范型的转换。他们必须干扰、唤醒、征召他人。这些结合起来的少数人知道单单理论的争辩无法说服人心。要说服他人还得加上心的变革。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在最人性、最直接的层次上与他人建立关系。

　　如果他们没有落回老套（玩弄权力、骑墙、自我膨胀），他们必然要依照自己的原则生活。由于他们知道手段必须和目的一样光荣，所以他们进入已经不再有传统政治武器的政治战场。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策略，新的权力来源。

　　这一群结盟的、有原则的、复杂的、投入的、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还必须是无可压制的。他们创造的浪涛必须大到推动整个体制的重组——用耗散结构理论的话说，就是整个体制的波动。难吗?不可能吗?换另一个眼光看，这个过程不可失败；因为，这个过程就是目标。

　　此所以新的集体即是新的政治。我们一旦开始追求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世界就会为我们而改变。宝瓶同谋的人脉——自我组织的，既容许自治又容许人性关联的形式；既是社会变革的工具，也是新社会的模型。每一次集体追求社会转变的努力都是社会转变的一次实验。

　　不论社会整体是否改变，又不论这个过程多久，目标都会逐渐缩小。个体在互相努力当中会发现快乐、统一、目的。因为，他们做的是有意义的，所以是历险的工作。他们知道犬儒论者也要有他们冷酷的世界。梭罗说，少数人不必等待多数人，再去说服他们。

　　社会运动对参与者与社会两方面的转变影响，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及反文化看出端倪。反文化是一种活的，会呼吸的理论；是社会下一阶段的思考。就最坏的情况而言，反文化似乎无法无天。很奇怪，这时的反文化就是无法衔接新与旧，所以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但若是最好的情况，反文化就是一种转变式的领导，会拓深主流文化的认知。最先起来反对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就是一种反文化。那些超验论者也是。

　　反文化和抗议运动这种转变好像戏剧中的戏剧，非常具有启发性。那是一种摆动式的变革，后来变成了范型的变革。反文化者和他们前几代的行动者、改革者一样，一开始总是会想去改变政治制度。可是他们只有经过自己斗争，并且和当权者对抗失败，产生挫折之后，才会发现革命真正的先锋是内心的“阵线”。

　　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Eight)之一、激进的社会运动家杰立·鲁宾(Jerry Rubin)后来曾说，“那是真正革命的精神运动。没有自我知觉，政治活动将一直在愤怒中循环……除非我改变自己，否则我改变不了他人。”

　　萝瑞儿·罗伯逊（Laurel Robertson）回忆她在伯克利当学生的日子：

　　那时候我真想去帮助人，想使事情改善。有一年夏季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有关越战的非暴力计划。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禀着无私的动机做事；可是到了夏季末，整个事情都崩溃了。这时我就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除非你让自己无暴力、亲爱，否则你无法使这个世界无暴力、亲爱。

　　回想起来，这种内在的革命转变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个人，现在在一家医学院就职，以前也是抗议者。他说：“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虽然发生了暴力，可是却在基本上反映了人性的关切——和平、少数人、权利、教育相关问题，而非传统的政治问题。”

　　如果不要那么实际，而用哲学观点来看的话，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焦点在于一种新的权力，而且是个人而非集体的权力。南加州共产党主席桃乐丝·海利（Dorothy Healy）多年以后说，“新的一代正在前进，正在行动。我们的党却不在里面，不了解。现在发生的这件事并没有依照我们所了解的典型马克思主义发生。工人阶级并不是先锋，基本问题也不是经济。”

　　随着部分的成功和大部分的失败，许多主要的行动者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令他们传统左派的支持者深感困扰。这个方向是，他们开始走入自己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使媒体和许多社会学家深感困惑。他们甚至认为原先的革命已经不了了之。罗·克鲁波尼克(Lou Krupnick)说：

　　我们待在瓦斯和警棍的街上。一直到有修行者在我们耳边轻语梵文咒语，我们才进入室内。我们进去以后，就经年累月，为那场疯狂另寻他途……

　　我们已经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就要会合一股创造性的，有组织力的力量。那是我们一部分的资产。

　　罗思曼在《政体之道注解》（Notes on the Tao of the Body Politic）里说，“现在，我经由政治的镜头来看时，我看到的是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一种神圣的考验。”一如一个激进者所说的，民主不是政治状态，而是精神状态，因为，“我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企图寻找和酝酿整体，以及成为社会治疗者的努力，已经为我们以前关切的事物注入了新的生命。热切于此的人在全国各地竞选公职已经成功。他们得到很多政治职位。譬如反越战的“制止战争”（War Moratorium）组织的山姆·布朗(Sam Brown)身为科罗拉多州财务长，就成功的改革了金融行为。卡特还任命他为管理VISTA和和平团(Peace Corps）的主管。布朗说，“社会变革不可能如我们期望的那么快。建立社群是精细而谨慎的长期工作……”

　　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的严肃的社会运动家都不以从从容容的反文化为然。这种反文化关切的是灵异现象、友谊、自发的生活方式，等等。1976年，哈罗尔·贝隆（Harold Baron)在激进的《焦点/中西部》(Focus/Midwest）杂志里说：

　　想法不同，做事就不一样。我们可以感觉到同志，感觉到新的可能性……或许人性化城市前途的希望不在技术官僚，而在社群建设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真应该向反文化者鞠躬；因为，他们至少问对了问题。我们真应该再问他们一次。

　　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家跟以前的政治改革者一样，一开始都用强迫、说服的。他们写文字、演讲、示威、咒骂、游说。不过他们后来才开始明白梭罗这句话：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才能够转动世界。

　　强调建立社群、以小团体行动等代表了激进政治思想重大的变化。前社会运动家麦金尼思（Noel McInnis）曾说，“我相信只有事情能够改变社会，制度没有办法。只有在个人、邻里、小团体的层次上才能完成有意义的变革。SDS（追求民主社会学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最近的一次大会里面，大部分的参加者都已经得到这一个结论，并依此修正了自己的行动论。”

　　彭斯说：“创造性的地方环境”最可能产生伟大的领导。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人民虽然有那么多的阻力，可是经由领导者的挑战，却在州制宪会议上有这么伟大的表现。同样的，我们也能够超越我们眼前的危机。他预言未来的领导者可能会从曾经参与20世纪60年代冲突的人当中产生——“一个尚在放逐中的领导团体，一群正当三十、四十岁之间的人可能会跳进全国的场景。”

　　彭斯说，由于未来的领导将来自与人民很接近的组织，所以，社会评论家如果再继续依赖大媒体，将会错失这场塑造中的革命。从数以千计的小出版社和小团体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发酵”的迹象。

　　芝加哥审判时担任鲁宾辩护人的汤姆·海登（Tom Hayden）后来在加州竞选美国参议员。有一次他谈起自己和一起做事的运动家时说，“我们的时代到了，可是并不一定是我们原先期待的那么快，也不一定是我们原先期待的方式。”他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就一定的事项——政治、生态、消费、精神——各方面做努力。1979年海登说：

　　不断上升的能源成本使经济一直恶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国度”竞逐越来越少的东西。“希望”原本是激励人努力生活的力量，可是现在——尤其是对年轻人——却黯淡，甚至没有了。

　　我能够想到的长期的出路，我仍然认为这条出路会有。这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要在决策过程里面有声音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后更是要散布到每一个层面……

　　20世纪60年代那些政治运动者如今都已经深明世事。他们会一次一次的回来。他们的哲学还是一样，只是透过不同的角色表达罢了。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使我们出生和发展，20世纪80和90年代则使我们成熟，影响力达到最高。

　　我的观点很简单：20世纪60年代创造了一些可以说是未来的领导人……新一代奉献的，政治化的人。

　　在我们父亲的那一代，民主的威胁来自海外，我们自己的制度基本上很健全。富裕似乎也有最大的保证。那时候真是美国第一。

　　可是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接受到的却是另一种世界观。我们的民主受到白宫那种水电工人式运作的威胁。我们的制度有很多问题。富裕差不多已经没有保证。我们拥有炸弹第一，却没有使我们生活品质第一。

　　20世纪60年代运动者的再现……会有很多人误读。有些人已经不认识我们。有些人相信我们已经太过“安定”。但是，我们将不再是异议的边缘；因为，昨日的边缘已成为明日的主流。我们将不再只是抗议。我们将提出解决的方法：以再生资源为重点的能源计划……大公司的民主重建、分散决策与资讯的科技……

　　20世纪60年代上街的人现在可能是进政府的办公室。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忘了我们的根。芝加哥审判结束，霍夫曼法官要宣布我们的刑期时，沉静地看着我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在我们的制度下应该可以走得很远。”

　　谁知道，庭上，也许我会……

　　权力与政治上新出现的范型

　　表面上看，这个新出现的范型有许多“异端邪说”。譬如，我们的领导人不见得比我们好、钱不能解决问题、多和好也不能解决问题、外在的忠诚不比内在的权威等看法都是。另外，这个范型也避免正面的对立、政治的两极化。它和解、创造、分散，但也不说自己一定有答案。若将新旧范型各自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差异：

　　权力与政治的旧范型权力与政治的新范型1.注重计划、问题、宣言、目标。

　　2.变革是由权威推动。

　　3.协助和服务都是制度化的。

　　4.趋向强大的中央政府。

　　5.介意或反对他人的权力。赢或输的取向。

　　6.政府是专卖制度。

　　7.投资、炒作、掮介。

　　8.纯“男性的”，理性的取向，线性模式。

　　9.侵略性的领导被动的追随者。

　　10.政党或议题取向。

　　11.或许实际或许远视。

　　12.强调免于某些干涉的自由。

　　13.政府是慈祥的父母(或规范的角色)，使人民守秩序。

　　14.左派右派对立。

　　15.人类是大自然的征服者；压榨资源的观点。

　　16.改革是外部的，强加的。

　　17.计划迅速定案，回收慢。

　　18.严防他人介入的机构、计划、部门。

　　19.在个人和社群之间选择最佳利益。

　　20.鼓励统一、适应。

　　21.分割人类经验各层面。

　　22.依循牛顿的宇宙观。机械的，自动的。1.着重新展望、抗拒僵硬的计划、时间表。

　　2.变革由共识成长也(或)由领导人激发。

　　3.鼓励个人协助、志愿，以补足政府的角色，强化自助与互助人脉。

　　4.倾向相反；只要可能，即分散政府。权力的水平分配。票据交换所由小焦点的中央政府担任。

　　5.与他人共享权力。只有赢的取向。

　　6.政府是个体共识形成的，目的是变革。

　　7.尊重他人的自治。

　　8.理性与直觉原理都有，认识非线性的互动，动态系统模式。

　　9.领导者和追随者处在一种动态关系上，彼此互相影响。

　　10.范型取向。世界观、现实展望决定政治。

　　11.既实际又远视。

　　12.强调积极创造性行动、自我表达、认识自己的自由。

　　13.政府酝酿成长、创造、合作、转变、融能。

　　14.保守与自由传统综合为一个“激进中心”。超越以往的两极化、争吵。

　　15.人类是大自然的同伴；强调维护、生态健全。

　　16.改革要成功，个人转变乃是必要的。

　　17.注意前瞻性、长期的回应、伦理、弹性。

　　18.鼓励实验。经常评估，有弹性。特别委员会。自然结束的计划。

　　19.拒绝选择。个人利益和社群利益重叠。

　　20.多元、创意。

　　21.希望有整体规律，追寻政府各分支之间的相关、互益。

　　22.流变的。是现代物理学的政治版本。人脉——转变的工具

　　革命当然意味权力的换手；但是却不一定得公开斗争、政变，然后胜利或失败。权力可以经由社会纤维分散。

　　我们的种种体制开始跌跌撞撞之际，一种古代部落观点——人脉的20世纪版本出现了。人脉是人类下一步进化的工具。

　　经过电子媒体的扩大，然后又免于家庭与文化的限制以后，这种人脉成了疏离的解毒剂。它产生的力量足以改造社会。它为个人提供感情、知识、精神、经济各方面的支持。它是隐形的家，是改变体制——尤其是政府——方向的有力手段。

　　任何人只要发现人脉的迅速增生，了解他们的力量，就能够看见全世界趋向转变的冲力。这种人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制度。它是一种公开的制度，是非常连贯的耗散结构，所以是稳定的流变，泰然自若的重组，能力足以不断的转变。

　　在生物学上，社会组织的有机模式比现代文明的阶层结构来得有调节力，有效率，也更有“意识”。人脉是可塑的，有弹性的。事实上，人脉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人脉的中心。

　　人脉是合作的，而非竞争的。人脉是真正的草根：自我生产，自我组织，有时候还自我摧毁。人脉代表一种过程、一个行程，而不是冰冻的结构。

　　罗撒克说，以往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无法提供人避休之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比普罗阶级(proletariat)远大的阶级……新的政治学将为百万人——一个一个地——讲话。”

　　耐人寻味的是，威尔思在他1928年的蓝图里面早就预言一个新社会。他说，这种新社会的阴谋没有“平常”那种皈依者。既无“人质”，也没有“炮灰”。这个同谋的形式不是中央化的组织，而是种种友人或同盟的小团体。这是一个激进的观念。它要求的是所有草根的支持。传统的政治则永远从上而下；事情先由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各类权力掮客决定好了，才传话给投票者。

　　联结与合作的好处明显可见以后，人脉就开始在每一个想象得到的目的上结合。他们有的焦点放在人格的发展、精神追求或复健。有的则是关注社会问题。（有的则是特殊利益团体。他们使用的是政治压力这种传统的方式。这些人最有可能转回传统的阶层结构）

　　不论所说的目标是什么，这些人脉大部分都会互相支持，个人与个人间互相挹注，互相合作，交换成果。他们绝大部分的目标都是建立一个人性的，住得下去的社会。

　　这种人脉里面有许多互相扶持的机会。这使人想起它的祖先——亲族。然而，人脉这种“家庭”的形成，其基础却是大家深深护持的价值观与种种共有的假设，是血浓于水的。

　　人脉是个人探索与团体行动、自治、建立关系的矩阵。人脉既亲密又泛散。这一点真奇异。人脉和垂直式的组织不一样。它能够维持其中个人或地方的素质，但又让它们每一个成长。你根本不必选择要涉入社群事物还是全球事物。你两者都可以有。

　　人脉是小团体的策略。小团体唯有借此才能转变整个社会。甘地结合各种小团体将印度带向独立。这种小团体的结合，他称之为“结群单位”(grouping unities）。他说，想成功，这种结群单位是不可少的。“这样的单位圈在正确的方式下结合起来以后，将在圆周内不断成长，最后终于和全世界比邻而居。”卡本特在世纪转换的预言中说，这种人脉的联结与重叠终将创造一个“完成的，自由的社会。”

　　非正式地来说，就好比电脑需要指令一样，人脉也需要将一些技术、利益、目标互补的人结合起来。人脉因为和其他人、其他人脉结合而促进了成员间的联系。

　　艺术史家阿圭勒思曾经将人脉比之于生物的融能力——生命能量向更大的结合、交流、合作、知觉前进的倾向。他说，人脉好比是一个集体的身心，好像是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好像是智力与直觉。“人脉非常的解放，个人则位居其中心……”

　　人的神经系统尤其是人脉现成的比喻。就一种很真实的意义而言，人脉和脑的运作的确很像。在结构上，脑倾向结合，而非阶层。在脑里面，意义是由动态的形态，由神经原丛的结合及互动产生的。力量在脑里面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平均分配。

　　我们前面讨论过，在最扩展而连贯的意识状态下，能量最容易取得，最有秩序。脑是全体觉醒的。如此这般，脑便是一口警钟，一种社会组织的反应形式。资讯的运作是非线性的，以有意义的方式，一次完成。

　　有创造力的人能够创造新的联结，将不一样的事物并置，因而发明新的东西。同理，人脉也能够结合人和利益，其方式令人惊奇。这种结合会滋育创造、发明。一个要为儿童建立健康心理环境的人脉，必然会和为老人设立的人道组织合作。这些老人若不是有这个组织，将会觉得无用与孤独，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去托儿中心照顾婴儿了。

　　自然世界里会因为合作而产生一些能量“津贴”。这种融能在我们也是现成可得。我们一旦在我们的小团体里面，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上发现这种融能，有利于社会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物理学家普莱特说：

　　即使只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一旦开始为对方付出，为对方努力，这种素质和报酬——彼此更大的好处、平安、个人发展——立刻出现。一对夫妇、一个家庭、一个邻里、一个国家共同努力时，都会出现这种东西。美国科学家伟大的创造团队表现了这种东西。欧洲共同市场也表现了这种东西。

　　由于与周遭的人互相给予，我们便创造了一种地方性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里面，好处是再明显不过了。

　　人与人结合固有的力量你一旦看见，你再也无法用旧想法去想未来。过去五年来，人脉的爆炸有如烟火工厂失火一般。这种——个人对个人，团体对团体——不断上升的联结，好比一场伟大的反抗运动，自由前夕被窃据国家的地下军。

　　权力正在转手——从濒死的阶层组织转手到活的人脉。

　　洛杉矶加州大学公共健康学校的克兹（Alfred Katz）曾经在南斯拉夫的度布诺夫尼克（Dubrovnik)召开国际会议讨论人脉的相互支援。他说，人脉是“21世纪后半一股动态的社会力量”。他说，这是我们对现代制度的遥不可及一种健康的反应。人脉“对社会政策有一种强大而鲜锐的冲击……人脉对庞大的官僚倾向提出社会自发性的反抗。”

　　他说，这些人脉之所以不太受注意，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指出如何将大笔经费花在这么简单而强大的事物上面。

　　“互助的人脉反应了社会极多数人行为与意识两者的改变。这件事的结果不应该轻估。”

　　加州州长杰立·布朗（Jerry Brown）说，二十年内，政治学里面出现的第一个新观念将是私领域(private sector）的“依靠自己”以及“互助”。共同合作，建立开放与平等社会的“邻里”观念“既符合人性，又充满洞鉴。”

　　路德·葛拉克(Luther Gerlach)和维吉尼亚·海因（Virginia Hine）两位人类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研究社会及抗议性的人脉。他们将当代的种种人脉命名为“史邦”(SPIN，Segmented Polycentric Integrated Networks，分部多中心整合人脉）。史邦从结盟，从一次一次的联结，从众人的才能、工具、策略、数量、联系上得到能量。“史邦和脑一样，能够同时在很多点上建立关系。种种小团体即是它的片段、分部，以共同的价值观轻松地衔接在一起。有时候，由于一种友善的分裂，史邦会发生一种创造(spin off)（译注：这个片语的意思是，创造了新事物，可是原物的规模、稳定性等不变）。各种团体的多样、繁复是这个运动的动力。”

　　传统组织的结构图看起来往往是方方正正的格子，干干净净的连接在一起，可是史邦的结构图却像“编织很糟糕的鱼网，有很多结，网目大小不一，每一个都和其他所有网目直接或间接连接。”这些结或细胞，在社会抗议运动里面，即是各种地方团体。这些团体成员可以从几个人到几百人。也有许多因为单一任务而存在的团体今天在，明天就消失了。

　　史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毁掉一个领导人或一个重要器官毁不了人脉。人脉的中心——心脏——到处都是。官僚组织内在的联结有多弱，组织的本身就有多弱。可是人脉不然。人脉里面，很多人都能做别人的工作。这种特性和脑的伸缩性很像。脑里面，机能的重叠使受损的细胞有新的区域来取代。

　　官僚组织全体比它各部总合少，人脉刚好相反，它的全体往往比各部总合大。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动力的泉源：众多自给自足的社会运动，为一个目标互相联结为一个阵线；等到完成目标之后，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皆为之转变。

　　葛拉克说，这些人脉产生了极有价值的局部突变。实验成功的消息往往很快就传遍整个运动各部分，普遍受到采纳。

　　葛拉克他们在研究的初期还以为人脉群龙无首。但是，他说，事实上，“人脉完全不缺领导，人脉的领导多的是”。人脉的领导是看当时的需要，一人传一人。

　　海因说，由于在质的方面，史邦的组织和冲击力都不同于官僚组织，所以大部分人如果不是看不到史邦，就是认为它们是阴谋。人脉往往不约而同采取类似的行动。原因无他，只因他们拥有太多共同的假设。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假设已经是结论。

　　事实上，宝瓶同谋即是史邦中的史邦，人脉中的一个人脉；目标是社会的转变。宝瓶同谋确实是轻松的，分部的，进化的，丰富的。它的中心到处都是。很多社会运动和互助团体虽然是以宝瓶同谋的同盟这种面貌呈现出来，可是宝瓶同谋却不会阻碍它们任何一个的生命。

　　宝瓶同谋无法漠然不动；因为，宝瓶同谋是人民的变革宣言。

　　这些人脉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它们要的很多，而且都不一样。这不一样不只两个人脉不一样；就是一个人脉之内，也因着时间不同而不一样。因为，它随时反映成员之间需要与利益的变动。但不论如何，其基本意图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譬如说，环境保护团体要人类“轻手轻脚地活在地球上”；要当大自然的管理员，不当大自然的压榨者或支配者。精神与心理取向的人脉则追求内在完整流出的力量，为自我受剥夺的部分重获权威。教育性的人脉则努力从辨认资源的方法加强人的学习力。保健人脉想改变制式化医疗与个人责任之间以往的权力平衡关系。另外有一些团体则以杯葛、以物易物、共同采购、企业行为重新打通经济权力通道。

　　人民现在要从最简单的邻里或行政人脉（食品合作社、汽车联营、托儿所）向抽象的共有物——譬如专业技术、资讯——前进。互助与自助人脉之间现在因为更接近了，所以也就成为更有力的转变力量。

　　根据纽约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附设全国自助交换所（National Self-Help Clearinghouse)估计，如今全美国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分别属于各种处理退休、鳏寡、肥胖、离婚、虐待儿童、吸毒、赌博、感情挫折、残障、政治行为、环保、儿童夭折等问题的互助人脉。这一类团体都很小心避免太“专业化”；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太专业化，就会发展出一个权威阶层，使他们原来的目标毁之一旦。互助是最根本的。一个人是因为帮助他人所以帮助自己。

　　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组节目，叫做“葡萄藤：自助”。这组节目目的在于帮助观众寻找符合他需要的人脉。美国则有全国和各州的交换所处理自助人脉、自助团体附设机构的事务。最近还在波士顿举行自助节。某一期《自助报告》(Self-Help Report)里面提到的，有为四十岁以上失业人口、小父母、乳房切除后复健妇女、失踪人口之家庭或友人、自杀获救者设立的人脉。

　　衣凡思顿(Evanston)自助研究所(Self-Help Institute)主任，人类学家波曼(Leonard Borman)说，这些团体的形成，“一部分表示人民有一种想望，愿意面对类似的问题，为自己的身体、心灵、行为负起责任，同时也帮助后来人负起自己的责任。”

　　一份评估报告指出，自助人脉通常不对公众诉求，而是内部自我支持。这种团体没有职业性的领导，包容性大（会员资格没有硬性规定），有地方性，有创意，无意识形态。它们注重的是充分的自我觉醒、完整而自由的感情生活。社会上即使是最脆弱的人都有潜力——这种组织证明了这一点。旧金山德蓝西街以前的吸毒者帮助别的吸毒者戒毒成功就是一例。

　　锡尔包曾经创立了一个人脉，叫做《联系》（Linkage)。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电脑化的组织，事务的推行以通信为主。会员以说明自己的工作和兴趣自我介绍。这些说明全部由锡尔包的服务处“参与出版社”（Participation Publishers)印成小册，再从亚利桑那威肯堡（Wickenburg)邮寄，对外发行。这份刊物所需的年费很低。“运作上，”锡尔包说，“我们假设，在这个工业时代迅速崩溃的时期，我们正处于一个压力时代当中。我们在寻找方法，以便在必然的转变当中互相支援。很多人都希望做这样的转变……我们在寻找方法帮助人做这种必要的转变。”

　　这种小册每一册都会使我们看到其中会员各式各样的背景。譬如有一期就包括军中通讯分析师、政治学家、护士、医生、历史学家、长老教会教师、教育家、核子物理学家、工程师等。他们关心的事物包括范型的转变、社会的剧烈变化、个人神秘经验、中庸科技、反中央化、东西方衔接、共同目标社群、自愿俭朴生活、以信任与沟通为基础的组织模式、“创造性的，互相帮助的方法”、“有自觉性的科技”、“种种关系中的权力与自由”、“不一样”行动（make a difference），等等。

　　有一个参与者讲到他在社群里发现的同盟时说，“由于我们都觉得很孤单，于是我们便组成人脉，为这个城市带来新的视野。”这种联系，有人说相当于“海锚，能够节制其他力量的影响力。”

　　一个神职人员提出一份英国的各种出版品和组织名单，如果有人愿意到其中的地方，便可能找到“同心的人”。有两个人曾经说明自己所属的广大的人脉。另外一个教育咨询家则说，“在这个狂热的世界，我想和我的家人与其他人一起重新学习倾听人的低语。我们都在追寻。”内布拉思加有人写信来说：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现代”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但是文明却需要新的界线。那么，我们刻画新形式够不够快?

　　《联系》使我们有了起点。有史以来，人民是否终于能够因为自己想要，所以变成了“我们”？

　　一个企业管理教授说：“我心里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如何利用财富与企业资源支持这一种转变，而非不利于它。”

　　1979年夏天，《联系》寄出的邮件大幅增加。会员越来越强烈地表现了一种与人脉之外的人交换转变观的需求。锡尔包告诉会员他的感受：“我们即将进入一个进一步的行动产生结晶的时代。”重要的是，很多会员都要求成立“次联系”。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地理区内寻找一些人，可以为某些计划共同努力。小团体里面这种行动的需求正是宝瓶同谋的特质。

　　丹佛有一份《开放人脉新闻》（Open Network News）出版。锡尔包即是这一份杂志所说的“编织者”。这个编织者设计开放人脉，看见形态与关系，使人脉更有效果。其实，担任编织者的不只个体，有些刊物乃至企业都是。

　　另外有一个人脉，叫做《通信与接触论坛》（Forum for Correspondence and Contact），是由法兰克、科斯勒、阿撒吉奥里（Roberto Assagioli）贝塔朗菲、马思洛、米德尔（Gunnar Myrdal）、舒玛赫、索雷利(Paolo Soleri)等大家创立的。一如他们的一封邀请函所说的，这个论坛的目标在于：

　　我们认同所有与这些重大的新活动（人文中心的、未来取向的）有关的人，并且鼓励各种探索……这一切对于一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有种种描述：人类的新方式、人与社会的转变，整个成长等都是。

　　人文心理学协会提供另一种人脉服务。每一个会员都可以提出人脉计划，譬如收集对某些题材有兴趣的会员名单、为关注团体出版新闻信、设立工作间等。

　　有些人脉——譬如坎萨斯市的复兴计划（Renascence Project）、北加州的石南园地（Briarpatch)——则是结合企业家。这一方面我们将在第十章进一步讨论。加州圣荷西有一个人脉叫做《中半岛转换计划》（Mid-Peninsula Conversion Project）。这个人脉建立的目的在于替国防工业寻找替代性生产品。这是废武方面很实际的步骤。加州非尔非耳德（fairfield）的《人民索引》（People Index）自我介绍是“人文的开关板，帮助人找寻目标相同的人……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有更直接的联系。你有自己一个人做不来的计划吗?你是别人的资源吗?你想成为什么样未来的一部分，或一起创造什么样的未来?请加入我们的人脉，为新的世界而努力。”

　　除了以上所说的之外，还有许多非正式的同盟交织在每一个机关与组织之间。譬如医院里有怜悯心的医生和护士，大学里的学生与老师等是。有些组织会出现一些现成的人脉，在专业的协会当中以“特别关注团体”的身份成为分支机构。但是在思考上已经转变为大范型的人而言，这些人脉只是非正式的联盟而已。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里面一些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家、对意识比对硬科技(hard technology）有兴趣的世界未来社（World Future Society)社员、人文心理学协会（Association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里面提倡社会转变的人已经组成有效的，非正式的，内部的人脉。他们往往很成功的转变了大组织刊物的重点。他们为种种计划带来比较有创意的发言人、竞选公职，或者努力打破旧思想的防卫。他们的结论低调到引不起旁人注意。人脉里面也不会有人为了职位或荣誉而斗争。

　　其他力量的新来源

　　有些政治学家曾经想过一种“中庸党”（centrist）的形成。这种政党既反应人道原则，也反应经济自由。由于政党正是传统上那种运作不良的社会结构，所以，宝瓶同谋或者如今正在发生的种种社会运动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政党。拿那些组新党的能量来引导企业界的能量，收益更好。

　　社会转变需要的是新的，有想象力的，有收获的权力来源。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个人的力量 (power of the person)。那是转变的过程——亦即发现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都不一样”——里面固有的力量。我们也讨论过人脉的力量。那是动员与结晶全世界人民力量的方式。

　　以下是各种力量的新资源——

　　专注的力量(power of paying attention)。关注的力量即是发现有效事物，面对冲突、转变冲突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给人清醒的好处，即使是陷在种种分心、否认、犬儒等社会止痛剂当中的人亦然。压力的微妙转变是历史上的新因素。

　　认识自己的力量(power of self -knowledge)亦然。科技解除人类的生存挣扎以前，很少有人有机会或时间注视内心，探索心灵。认识自己会使个体对力量的界定产生深刻的转变。自我将逐步退让，支配的需求亦逐步退让，但却因此而赢。不汲营于力量的游戏，反而因此变为一股自然的力量。有些能量以前是纳入了令人焦虑的竞争，现在都将解放出来——这力量就是放手的力量(power of letting go)。

　　弹性的力量(power of flexibility)。弹性的力量会使潜在的反对者变成答案的一部分，这就好比合气道选手会利用对方的力气道理一样。这种政治的合气道会将能量聚集在我们所欲的方向。在部分上，这是以辨认潜在对立者的需要来完成。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反对者转变。若是正面攻击，则只有使他们更坚定立场。

　　普莱特在他1967年的《迈向人》(Step to Man）这本书里，建议我们用自然的方法来做社会转变。他建议我们要保留一分力量，寻找力量的焦点，找出混乱度最低的途径，担当触媒。少数有在讲话的人往往把太多力气花在已经很坚定的朋友或反对者身上，却不用在那些认知已经成熟到可以说服的人身上。“已经觉醒的少数人主要的工作不在于与多数人对抗，而是让多数人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任何少数人，只要了解种子结晶体的力量，了解观念扩大之后的力量，都能很快地使影响力超越自身之外。普莱特呼吁我们要借科技与自然社会形式使力气保持弹性。一个脆弱的体制只会让压力滋生，然后整个结构有一天突然崩溃，如此而已。

　　复兴计划的创立者梅特·泰勒（Matt Taylor）曾经将社会重组比喻为船的转向。以前，大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都错把舵放到船的前面去了。他们引方向、施压力的地方错误。“你可以用比较细腻的投入来引导大的组织。”

　　交流的力量(power of communication)。交流的力量随时都在成长。这种力量能够使我们迅速的传导新观念、新视野、问题、实验、想象。经济学家波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说，一种变革在一个无知的社会可能要一代人才能完成，但是在大众传播的文化当中可能一天就完成。

　　反集中的力量(power of decentralization)。这种力量将新想象、新观念、能量散播到政治实体的每一个部分。力量的集中和血凝块或不必要的电线一样，既不自然，而且可能致命。

　　赫胥黎认为反集中是左派与右派之外的一条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

　　H.G.威尔思曾经说过，宇宙的心算起来可以有两个以上。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理论家的两难可以有两支以上的号角。象牙塔和直接的政治行动之间另有一种精神之道。专制法西斯和专制社会主义之间则有反集中和合作企业之道——对于人的精神性而言，这是最自然的经济政治制度。

　　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状况里只知道两种途径，不左倾，即右倾……

　　早先，以他典型的洞鉴，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弟弟朱里安说，社会的转变——“国家权力的引导、自治政府、反集中化”——由经济、政治、教育、心理等一切阵线的自发性行动来完成最好。威尔思也坚信变革必须社会各部分同时发生，而非一次一个制度。

　　这种观点和自然界体系的转变一样，都是耗散结构的顿然变革。这样子的跳跃到一个新秩序里，都是顿时的，要不就完整发生，要不就完全没有。即使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我们都可以看见社会转变的任何一个层面皆有一种涟漪效果。个体若是学会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他就可能对医药的政治面、环境、健康与疾病中“学习”担任的角色、各种关系与工作中有利与有害的层面等等产生兴趣。这就是新范型的力量(power of a new paradigm）。这一种展望将使那些对传统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为之政治化。

　　“激进的意识，”古托夫说，“以共同的感情和需要为基础。这种意识比激进的意识形态容易持续。”你无法叛离洞见，你无法不看见你已经看见的东西。

　　过程的力量（power of process）。这种力量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争取自治的行动本身也是会转变而来的。我们在自由与责任之路跨出的每一步都使下一步更容易走。目标、计划、时间表等等都比不上努力的本身重要。甘地说：“目标永远跑在我们前面……救赎是在努力当中，不是在到达当中。全然的努力就是全然的胜利。”

　　不确定的力量(power of uncertainty)。这种力量使我们比较有能力发明、实验、冒险。锡尔包说：“未来的路没有不冒险的。我们要决定的是我们要冒哪一种险。”哲学家奥基维（Jay Ogilvy)在一篇人脉杂志的文章里，造了“超政治”(parapolitical)这个词汇来形容因为投入一种新观点而在职业上涉入政治的情形：

　　如果我们想挣脱“全面管理的社会”这个铁笼，我们的想象力就必须自由到能够犯错。如果我们想玩，我们必须先输掉一些游戏。但是，这里面的赌注差不多就等于闪烁不定的人类精神。所以，我们有些人如果不想完全没得玩，就必须冒输掉的险。

　　这样，一旦发生令人惊讶的事情时，我们便不再那么惊讶。因为，毕竟，在创造的宇宙里，连那些表面上看似不幸的灾难到最后都证明是一种能力的发掘。这个观点可以和“暧昧”(ambiguity）相提并论。这个观点认为，大部分的问题都很诡谲。这个观点不假装自己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明明是在永远的变流当中。不论是政治家还是公民，只要愿意接受“不确定”，就得以自由的学习、犯错、适应、发明，得以不断的回到画板上。

　　整体的力量(power of the whole)。一切因为无知与支离破碎而丧失的力量集合起来就是整体的力量。过去我们不注意或不欣赏某些人的才能和观念，现在则因汲取这些才能或观念而提升了全体的概念。一个社会若是对它的公民的多元与才能有所回报，将比一个一致的社会收获更多。

　　另辟蹊径的力量(power of the alternative)。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的选择比我们向来以为的多”这种认识。由于想象到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拒绝以往令人窒息，令人难以接受的观念。人格的改变是由自觉到自己的思想过程而来；同理，我们一旦明白“制约”的影响力，一旦明白我们在一个情况当中可以另作别的反应，这个社会便会集体发现“原来不一定要这个样子。”这时，一个文化就对自己，对自己的制约反应有了自觉。

　　可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可以另有选择。佛洛姆在讨论他所谓的“他途论”(alternativism）时说，大部分人的失败，在于“不够清醒，所以看不到自己已经走到岔路上，必须有所决定才行。”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有了自治感。所以他们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1977年的妇女年大会有很多争辩都因为听众高喊“选择、选择、选择……”而停止。听众说，纵使你不想要某一种生活方式或哲学，你也应该容许他人拥有。

　　图克威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某些限度，“可是在这些限度之内我们还是很有力，很自由”。

　　直觉的力量(power of intuition)。直觉的力量可以由个体延伸到团体。有一项会议，他们的资料上面说，“来吧，请来啜饮集体直觉之井。”宝瓶同谋的团体常常为了寻求内在的引导而倾听。譬如，“似星体”(Quakers)这个团体常在集会中寻求内心的光。他们不想用逻辑来记载自己的活动。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共同的直觉。他们说他们是作为一个团体而发现自己的方向，而非发明自己的方向。这种情形就好比身为人类学家却不挖掘过去，反而挖掘未来一样。

　　神召的力量(power of vocation)。这是一种集体命运感——不是一种计划出来的神话，而是一种意义的追求，一种无言的了解——了解人民和领导人都相信一种超越物质成就、民族主义、“快速满足”的东西。

　　精神与人文的价值观已经开始走到前面。有些政治家也开始表达这种转变。

　　撤退的力量(power of withdrawal)这不只指心理方面，也是指经济方面。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将给予他人的力量收回。德日进说：“我们已经明白，我们玩的游戏里面，我们虽是玩的人，可也是戏牌和赌注。只要我们离开赌桌，什么游戏都停下来了。这时，任何力量都无法强迫我们继续。”

　　这时设计出来的就是很聪明的杯葛手段。庞大的全国性组织以停开年会为影响政策的手段。有些开发中国家婴儿的夭折率因为人工喂养而恶化，营养保健取向的团体就开始杯葛倾销婴儿食品的厂商。有些银行不承认某些地区的抵押品，社区团体便从同一地区的银行、储贷公司撤出存款，直到这些公司答应在社区投资一定金额款项而后止。

　　我们所有的“高僧”——医生、科学家、官僚、政治家、传教士、教育家——现在全部给解除了职位。我们已经冲入天使不敢涉足之处，挑战旧法律，提出新法律，游说、杯葛。这一切对民主潜藏的力量都是聪明的手段。“我们挑战的是整个体制的合法性，”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说，“公民可以给任何一个机构合法性，也可以收回。”

　　妇女的力量

　　中国有一句俗语说：“女人占据了一半的天空。”在一个彻底失衡的文明里，妇女是政治更新最大的力量。个体如果同时发展自我的男性面和女性面（独立与养育他人、知识与直觉），会变得更丰富。同理，社会如果在两性权力平衡上有所变革，也会有好处。

　　妇女的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火药桶。妇女在扩大她们对政策和政府的影响力时，她们那“阴”的一面就会将以往“阳”的范型的界限向外推展出去。女人的神经比男人有弹性。文化上她们也比较容许直觉、敏感。她们的自然环境一直也是比较错综、多变、滋育、容易结盟，时间感比较流畅。

　　强硬女性主义现在明显已经有了转变。譬如派翠西亚·蜜西(Patricia Mische)的一篇专论就表现出这种转变。他们现在不再要求分享男人独占的大饼。蜜西说：“我们应该另外创造一块大饼。”如果只是不断将女人吸收到男人创造的世界，人类事务就不可能有所进展。相反地，如果男女合作，必定能够创造新的未来。女人一方面有无力的恐惧，一方面又害怕自己的毁灭力量。这两种恐惧撕裂了女人。“我们一直压抑这两种恐惧。一方面是因为面对无力感实在痛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力量结合了邪恶的欲望。”

　　她说，女人现在已经开始学习公开运用权力，开始演练罗洛·梅所谓的“整合力”（integrative power），而不再使用以往的方法。

　　女性知道，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历史和角色界定太过狭窄的受害者……这种整合力是一种关怀的力量——与爱结合的力量。

　　若不结合爱与力量……实在难以追求社会正义、和平、克服贫穷、疏离，建立真正人性化的未来。若无力量与自我肯定，爱的本身不可能；无爱的力量则容易变成控制与压榨。

　　我们没办法使他人对历史的塑造有所贡献。别人也没办法使我们有这种贡献。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每个生命都有地位和意义。这种意义——不论为何——只要我们放弃自己的力量，都不可能完成……

　　若要使人类历史诞生一个新时代，并且滋育之，那么以往给标示为柔弱的种种价值观——慈悲、合作、耐心——便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哈里斯民意测验机构（Harris Poll）的罗·哈里斯(Lou Harris）曾说，女性在追求基本人文素质方面远远超过男人。女人比较努力于和平，反对战争；比较关心虐待儿童问题；对于他所谓的“阴暗的暴力”，“深深牵动恻隐之心。女人做起来总是很认真，是政治场景中新的一部分，难以摧折。”

　　若是要重新界定“领导”，那么想到女性在领导上的角色，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彭斯说，领导尽管可能是人类抱负的施展与动员，可是，认为领导即是指挥与控制无非是“男性的偏颇”（male bias）。他说，我们只要了解领导真正的本质，“女人可以比男人更现成的让我们承认为领导人。男人则因此改变领导方式。”

　　诗人里奇（Adrienne Rich)说，思考的本身是会转变的。转变生命时不可缺的质素可以由女性带给社会。那是我们与宇宙一种更为深刻而持久的关系。“性、政治、智力、权力、母性、工作、社群、亲密，凡此种种都将发展出新的意义。”

　　“女人能够拯救行将溃败的社会”这种想法并不是新观念。早在1890年，艾里斯（Havelock Ellis)就看出妇女将要“入侵”领导阶层，相对于一波野蛮人带给退化而枯竭的文明的新生活方式，而成为更新的泉源。艾里斯说，男性处理社会组织的方法已经走到末路。女性由于对种种关系和社会形式比较敏感，可能能够想出超越冲突与对立的方法。

　　“女人肯定会起来争取自己的力量，”艾里斯说，“……而我认为这是永不灭绝的希望之源。”

　　1916年，南加州大学心理学家史特拉顿（George Stratton）曾说女性的脑在看整体时有它本有的优越性。在《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里讨论“女性主义与心理学”时，他希望女性一旦有一天在社会上居于适当地位时，能够驱除一些男性假象。他说，男性总是固定在齿轮上，而不懂得接近血肉之躯。男人一开始对自然界充满惊奇，到最后却迷恋工具——科学仪器。他们建立政府来维持生活秩序，到最后他们的政府却凌越生活多多。“男人的组织才能，”史特拉顿说，“需要的不是那么多外在的装饰，而是女性对事物的心肠。”

　　最近，有一个女性心理学家说，人类的生存需要的可能是将女性的“私德”发展为公德。“妇女运动可能是进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使我们免于走上恐龙与始祖鸟的老路。”

　　不论在哪里，只要是宝瓶同谋在做事——整体保健、创造性科学或圆满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女性的人数一定比在当权机构做事的多。譬如说，有一个新的整体医疗组织，它的创立会员有1/3是女性。比较之下，全美国的物理学家却只有8.3%是女性。男人在这种组织里不但与女性共同领导，相安无事，并且在整体、专注、和解这种“阴”的素质上，也足以与女性媲美。他们看到的是女性对时间与季节比较敏感，对方向感上有一种直觉，有等待的耐性。“如果萨提亚葛拉哈是未来的模式，”甘地说，“那么未来便属于女人。”

　　激进中心的力量

　　讲到宝瓶同谋的政治展望，讲的最好的莫过于“激进中心”（Radical Center）这种形容。激进中心既不是中立，也不是中间路线，而是一种完整道路观（view of the whole road)。从这种优越的观点看来，那么任何问题——政治或其他——的各种思想学派虽然有种种错误与夸张，但却包含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英国杂志《新人文》（The New Humanity）在一篇社论上如是说：

　　我们既非左，亦非右，而是向上跃升。新人文提倡的是一种新的政治……政治必须发展一种架构，而非严格的结构。我们必须在自己那庞大而奇妙的多元中寻找统一。

　　人类进化到了这一关口，除非以一种变革的心理学迅速产生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人文思想，否则全球的政治困局绝无出路。这种新心理学正在发展，这种新人文即将出现。

　　历史上大部分的运动在发表宣言的时候，通常也就是写下了遗嘱和证言。他们清楚自己反对的事物，却不清楚自己。由于采取强硬的立场，所以他们无可免的推动了另一边的反运动。这种反运动差不多立即搅乱他们那脆弱的辨认方向的能力。接下来很快的就是变质和背叛自己：和平主义者开始施暴，法律与秩序的拥护者开始践踏法律和秩序，爱国者开始排斥自由主义，“人民革命”开始使新的权贵拥有权力，艺术界的新运动开始变得跟前辈一样的严苛，浪漫的理想最后却导致种族灭绝。

　　人类学家哈尔(Edward Hall)对于我们的文化无能在一个参考架构之内和解与容纳多元观点曾经感到悲伤。我们已经养成对错、输赢、全有全无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半真理划为两个极端，真理对谎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科学对宗教、浪漫对实际。这样的一份对照表可以罗列无穷。我们做事情总觉得只能符合弗洛伊德或史基纳两者之一所说的理论。然而，哈尔发现，“事实上，如果放在适当的透视点看，两者都成立，都正确。”

　　不完整的观点使我们勉强做选择，于是我们生活遂陷于冲突当中。你要政治家慈悲，还是对财政有责任感?医生应该有人道，还是医术精良?老师应该溺爱小孩，还是打小孩?快说!

　　历史上少数几次成功的改革——譬如美国宪法——总是折中的产物。其中融合了新旧价值观。动态的紧张以制衡的制度建立民主的范型。这种架构不论如何的有瑕疵，却已经证明很有弹性。

　　将近两百名最有成就的宝瓶同谋者曾经接受一项问卷调查，请他们为自己在政治上做分类。很多人都回答他们感到挫折。有的人检查过每一口箱子——激进、自由、中庸、保守，然而不免感到抱歉。有的人的答案画个箭头，表示过渡。有的人回答说，“自由主义，可是……”、“有些问题激进，有些问题保守”，“你们的分类我不适用”、“激进，但不是一般意义的激进”、“你们的选择题太过线性”、“以往的范畴已经没有用”。

　　一个英裔经济学家画了一个循回图，表示他认为美国在政治制度里保留了弹性。“美国还没有两极化成浇薄的左派、右派轴心。这种两极化如今正在英国造成一些问题。在美国，公司、同业公会、中小企业、风尚、环境保护等力量都是流通的。”

　　激进中心的政治家尽管有一些成就，可是却很容易受误解，受抨击。这是因为他们从来不采取尖锐立场的缘故。他们高度容忍暧昧，很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指责他们随便、不一致、不确定、绕圈子。

　　传统上，我们总是要认友反敌。游说、政治现实、媒体，这一切都在两边做人，让两边彼此反对。这一切都会使政治家采取非黑即白的立场。可是，再不要多久，激进中心就会成为很有生命的观点。新的运动不断出现，出来示威、施压。这些运动再加上传统的特别关注游说行动，最后将迫使政治家在整个矿场中采取中庸之道。政治家到最后将别无选择。他们有的只是超越“只能是此或只能是彼”的困局。

　　历史学家柯莫杰（Henry Steele Commager）曾经呼吁我们恢复“保守”与“自由”的传统意义。凡有价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保存。发明与改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如果我们都能重新接受我们都是共和党，都是民主党……都是保守党，都是自由主义，那会是多么幸运。”哈曼也强调，整个民主政府的理论里，“超越的，终极负责的我”是最重要的观念。只有在这种价值观之下，整个国家才能和解。这时“保守主义者将坚持我们保存及尊重民族的教训，自由主义者也坚持我们必须听从这些教训。”

　　旧体制夹杂着旧盟友、亏欠、敌对，既得利益团体也在其中死命维护现状。所以旧体制里面很难实现新的政治观点。最先开始摸索“激进中心”的政治家可能会和那些有过“太早的发现”的科学家一样失败，造成的冲击很小。然而他们只是开始而已。

　　长期而言，不断发展的激进中心将产生很多竞选人当选公职。这种新的组合将支持所有想创造又想保守的人——敬佩他们，因为他们不愿意做简化的选择。这种新的组合将鼓励他们酝酿一种图表与数字无法表达的成长。彭斯的模式里有这样的东西——追随者改变领导者，因为这些领导者感觉到一种更高的需要。

　　1976年总统提名初选时，政治观察家发现，卡特和布朗都在汲取“中心的抗议”这种组合，并且都感受到一种尚未明言的趋势。布朗说，“我要左右同时并进。”洛杉矶时报说他是“自由中庸保守的州长”，既实际，又有理想。不幸的是，不论是布朗或卡特，这种表面上的两难却饱受抨击。于是他们两人都逐渐回复到政治的老路。

　　威廉·麦罗林（William McLoughlin）在他文化觉醒的研究里说，卡特是因为受制于太多互相抗衡的压力，所以无法展开有效的重建工作。首先，共识必须到达草根才行。“他的随缘风格，他的‘美国人必须克制权势’的认识，他的人类一体感，他对生态的关心，他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很有限度，必须接受某些超越的价值观’的认识，凡此种种，（他的）世界观的某些要素确实是新共识的一部分。”但是，根据麦罗林的判断，我们的政治领袖从来就不是光明的先知，“他们能够实行（新的光明），可是从来无法原创。”

　　他认为未来的某一时刻——不会早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会有一种共识出现。这种共识会将一个带着根本重建政纲的总统送进政治领导阶层。这种共识将反映新的信仰体系，尊重自然，尊重他人，尊重技艺，崇尚以友善、关注为标准的成功，而非金钱与地位的成功。

　　觉醒之所以要一代人甚至更久才会产生，原因在于它必须随着年轻人成长。它必须免于旧方式的化育。追问谁是觉醒的先知，在博学者的着作中寻找意识形态的新蓝图都没有什么价值。重生正在我们四周小孩子的身上滋长。小孩子比父母、祖父母都来得无知又懂得更多。那要重新诞生的，将是他们的世界。

　　投注于激进中心而一曝十寒，是没有用的。

　　自决

　　可以预测的，在加州，公民涉入“转变的政治”的情形要比其他地方明显。已经有一些议员参加过意识取向的会议和人脉。1976年，一个州议员联盟、国会议员以及一些公民组成了一个全州性的组织，叫做“自决”(Self-Determination)。这个“个人与政治的”人脉在邀请函上说：

　　“自决”为犬儒之论提出一个实际而有力的代替之道：改变我们那些最基本的神话而改变我们自己与社会。我们一向依赖那些基本的神话而活——我们对我们的潜能和自然界有种种假设……

　　这种转变已经在美国发生。很多人现在都对自己和社会以积极的态度生活。现在，我们要使大众看见这种转变。我们是什么，我们又能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可靠的观点。依据这个观点，我们已经发展出社会行动与制度改革的原理。

　　生活的大部分都在自我完成预言。凡是为自己的自觉与自决负责的公民，都将变得很有见识，精力充沛，坚毅……

　　这个人脉既不游说，也不特别专注某一个问题，而是以促进个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来“加油”。心理学家罗杰思指出，“自决”组织意义重大，“不论是成功或失败……一种全新的政治力量将因此而诞生。即使在过程当中，这种力量都是个人中心的，谁都不带头，谁都不是大人物……这种力量不追求权势。”

　　这种力量因为一种新的人的出现而彰显。这种新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个人之外，前所未见。”罗杰思说，这是一个新的现象。“以前，我们有过几个梭罗，可是从来没有那样成千成百的人——不论老少——愿意依据自己的道德判断来遵守某些法律，反抗某些法律。”这些新人民不愿意为守秩序而守秩序。他们默默的采取行动，不声不响，“公开，但不反抗。”他们以无阶级的小团体行动，从内部使体制人性化。他们不理会没有意义的规定。他们表现出来的，是罗杰思所谓的“伊莉莎白时代的冒险性格——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这些即将出现的人既非渴望权力，又非渴望成就。他们说到力量的时候，他们是为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他说，这种趋势不但不怕人，反而是可喜的。“尽管眼前是那么黑暗，但这个文化已经接近进化——革命大跃进的边缘。”

　　华思康赛罗斯（John Vasconcellos）是圣荷西的加州州议员，在创立“自决”时出力甚多。不只在加州，包括其他地方，华思康赛罗斯对很多人而言，代表的是一种新政治家的原型。但是，也是他最先提醒我们，世上没有这种造物。他常说，“我们所作所为的政治是依我们是谁而定。”你的生命创造你的政治立场，人人不同。

　　他在加州负责一个令人感受深刻的立法团体。这个团体的目标在于使教育和医药制度人性化。但是，他指出立法行动的失败和指出成功一样快。他不会自我陶醉。华思康赛罗斯的政治宣言里，很明显可以看出新的权力与政治范型即将出现：

　　你可以一夕之间改变所有的政治领袖、规则、制度，可是如果你不改变自己——仍然在心里，在身体里怀有恐惧、否定、压抑——那么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就是政府——并且是我们选择的。我们选出与我们想法接近的领导人。我们仰仗的，是我们所有的体制——包括政府——都是在这种人性转变中与我们共同努力，与理想相同的人共事。

　　两百年前，美国多数民众的问题是免于政治束缚的自由，免于身为一个国家却为另一个国家拥有的自由。一百年后的内战，则是为免于身体的束缚而战。“十五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种革命的发生——这次的革命是要解放人的身体、心灵、感情。几百万人都在说，‘我要做我自己，我要自己完整。’”

　　华思康赛罗斯相信，以往沉默的大多数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暴动学习到“力量”的课题。

　　真正的革命行动是使人看到以往看不见的事情。

　　目前，有一个伟大的运动正在进行。我认为这个运动是无法阻止的。这个国家有一些人想使自己自觉而完整。你如果加入这些人，就会知道原来这次的新革命已经有几百万人加入。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一篇清晰的宣言或理论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意义——来帮助它进展。

　　华思康赛罗斯曾经在一次整体保健会议上呼吁参与者落实到沙加缅度群众里面。“不是要我们放弃什么力量，”他说，“而是要我们放弃神秘与专家的身段。”他引用“国会意识”（consciousness in the Capitol)的证据说，新的州教育方针是注重每一个儿童的独特与潜能，注重自尊与自觉的重要。加州已经开始对左脑与右脑的认知模式与教育有关的方面进行研究。另外还有工作场所人性化、救济院（照顾末期病患的人道机构）可行性的研究。华思康赛罗斯曾经带《温柔分娩》(Birth Without Violence)一书的作者、妇产科医生雷波业(Frederick Leboyer）在沙加缅度与议员见面，推动更适当的分娩方式的研究。他促请布朗和加州大学校长大卫·萨克森（David Saxon)在加州大学九个校区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讨论保健、年老、教育、死亡、出生等课题思想的转变。

　　由于布朗很有兴趣多知道一点整体医疗的事情，所以华思康赛罗斯就安排了一个团体与他讨论这一个新医药范型。这个团体总共十二人和布朗谈到次日清早。然后布朗便正式邀请他们参加一个讨论医药新观念的州会议。这次会议由华思康赛罗斯协助策划。

　　这次会议的邀请函有一个主题，叫做“保健：谁的责任?”这个主题反映了将权力由父权机构分散到社群的需求：

　　我们需要新的，比较好的论坛来为这些重大的问题努力。这个论坛是一个科际整合论坛，让政府领导人、基金会主任、医药职业公会代表、大学研究人员、哲学家、老师、供应商、官员、人道主义者共同讨论，在彼此的同异之中，寻求一个与今天的社会已经改变的价值观与需要直接相关的新保健政策。

　　1979年加州根据一项法案设立了“加州犯罪控制暨暴力预防委员会”。这项法案的主要起草人就是华思康赛罗斯。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则是做心理健康的研究与分析。

　　政府里的同谋

　　官僚机构里面，政府的每一个角落里面，都有人在共谋变革。一个在美国政府内阁部门做事的宝瓶同谋者曾经设立人性发展方面的幕僚工作室，以协助部会改革。他说，“想要改变官僚机构，首先必须改变官僚。”

　　1979年4月，美国商业部、能源部、内政部与人文心理学协会的领导人一起讨论了价值观改变的意义，以及社会变革的展望。这一次会议，华盛顿邮报誉之为“官僚为扩大视野而做的努力”。

　　政府毕竟不只是“他们”。官僚机构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拥有很具创造性的计划和新范型。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机会和有反应力的机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一个资深官员说，“整个工作里面有我们很多人在里面。”他指的是机构和国会幕僚里面有一个不是那么紧密的同谋联盟。健康、教育、福利部里，构想者曾经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判决团，提供策略，将新观念分布到反抗体系里面，彼此做道义的支持。有些观念乍看非常极端，但是如果有联邦基金支助，成为一个计划，却可以立即赋予正当性。有些研究领域里，研究方式是由政府的授予机关决定的。这种正当性的气氛如今正由一些官僚同谋者四处酝酿着。

　　政府代表一个庞大得难以估计的能源。政府有钱、有人、有权威。将对手的能量转变为自己能量的政治合气道，包括在人文取向的研究与计划中运用政府基金补助款。获得这种补助有好几种方法。有时候是提出一个有吸引力的代替方案，一个比较有效，比较经济的医疗计划。有时候一个计划在名义上看似正统，可是往往其中已经悄悄的提出大胆的问题。有时候原始计划是由支持的官僚同谋者提出，而且还会指点提案怎么写，什么东西可能获得同意，等等。有时候，政治家同谋者会向机构缓和施压，为某项计划提供基金。

　　国防部曾经赞助打坐、生物回馈、灵异现象、医学替代方法各方面的研究。杰·麦特逊（Jay Matteson)是美国海军部的平民顾问。他的计划，就是微妙运用政府能量与权威的实例。

　　在他之前，有一项计划显然已经失败。几年前，当时的美国海军司令孙华特上将（Admiral Elmo Zumwalt)曾经提出一项“人性目标”（human goals）计划，可是却遭到海军内部守旧分子的抗拒。1975年，海军引进一项类似的计划，并且更名为“领导与管理训练”（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Training)。海军的上将和教育与训练主管都参加了这项训练计划。他们赞成各部门接受人类行为方面的教育。那时候正是海军对于虐待新兵严查严惩的时候。

　　麦特逊与海军在圣地牙哥签定一项人力资源管理合约。在这项合约之下，他策划了一个课程。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在海军里面教打坐，也认为海军不可能他同意在海军教哈佛的班森（Herbert Benson）撷取自超越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放松——反应（relaxation-response）技巧。因为，毕竟不会有人要一支放松的军队。可是他却相信，这种技巧是最有力的方法，既能使海军军官对人类行为敏感，又能使新兵觉醒到海军想要他们知道的种种权益。他的这项课程后来得到同意，名之为“动态对应法”（Dynamic Methods of Coping）。

　　他获得同意的时机再好不过了。因为，这时另外一个顾问来和他一起教授这项课程。这个顾问又从佛罗里达带来了一个游泳教练。这个教练曾经用相同的技巧训练一支大学游泳校队。他们的静坐技巧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结果大获全胜。各部门的主管反应都很好。这些材料全部收进麦特逊和同事编写的教学指南里。

　　从那时候开始，这一份指南就广为三军采用。因为根据报告静坐技巧在防止与治疗吸毒方面很有用，所以现在所有的基本训练课程都会提到放松与静坐是代替吃药的方法。教官还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录影带示范放松的技巧。

　　麦特逊说，新兵里面知道这种技巧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会在静坐这个项目的可接受性下打钩。

　　由于整个的计划，你看见了变化。现在，每个新兵都有二十二小时的人力资源管理训练，其中包括对应课程(coping classes)……团体动态包括自由表达感情。新兵都能说出他们不喜欢海军什么东西。

　　他们有一项课程叫做“权利与责任”。他们在这项课程中接受的是解决问题、归纳(generalization)等各种技巧。现在海军开始说，让我们用更多的时间，为他们发展更多的技巧，好让他们成为思考精确的人，而不是机器人。他们的技巧越发展，就有越高层的人开始采用这套课程。

　　海军会告诉新兵“特别要求单”的事情。这是一种陈情表格。而且他们的上级必须下情上达。这样，新兵就会看到自己的力量。

　　这样，力量就是用来使他人有力量。

　　经济学家艾德蒙兹(Stahrl Edmunds)曾经在《未来人》（The Futurist）这一篇论文里提出美国未来的经济各种可能的方案。他提出的是如果我们遵循各种政府制度（罗马、希腊、中古社会、工业民主、苏联化的资本主义——亦即以支出和课税控制经济的制度）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他最后提出的是“一出原创的美国戏”。这出“戏”，由于借鉴于过去的错误，所以是比较有希望的途径。

　　在这个方案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总统（20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的参与者）将要求美国民众重新修宪：

　　这种修宪有两大优点，一是方便变革，一是权力分散。你身为一个大权在握的总统，我可以告诉你，掌握权力的诱惑是很大的。但是，历史上，想为自己的生活重建权威，机会甚微。所以，我的朋友，请你好好把握。不论你如何有所保留，机会一出现，就请你好好把握，以免机会一溜走，永远不再回来。

　　1930年，印度国大党举起独立大旗，向英国政府挑战。紧张升高以后，全国都在等待甘地发动一次运动。艾思华伦(Eknath Easwaran)在他动人的回忆录《甘地这个人》（Gandhi，the Man）里面说：

　　经过几个星期的思考以后，甘地终于在一次做梦中得到答案。可是这个答案却简单得令人惊讶。英国政府曾经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印度人私自制盐。印度这样的热带国家，盐当然是必需品；可是英国却要印度人依赖英国的垄断。对甘地而言，这就是殖民压榨的最具体象征。于是他便提出，要他的七十八个他最信赖的追随者跟他走到两百四十英里外的海边小镇丹地(Dandi)。丹地遍地皆盐，大家都可以自由取用。他一声令下，印度人个个起而行动。禁盐令似乎从未生效。

　　……那是一次史诗的前进。各地报纸读者注意着一路上的每个阶段……二十四天以后，他到达丹地。这时他的非暴力部队已经增加到几千人。

　　当天晚上，他和追随者竟夜祈祷，期待获得力量来反抗那似乎能够轻易扫除他们这一群人的暴力。黎明的时候，他们来到海边。甘地在几千个人的注视之下，弯下身来从沙里捧起一堆盐。

　　全国各地立即反应他的行动。整个印度，所有的海边都挤满了男女老幼，直接违犯英国的禁盐令，从沙里集盐。这些私盐在城市里拍卖到很好的价钱。因为城里的人只能用买的来打破禁令。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已经挣脱锁链。镇暴警察虽然残酷，可是全国的气氛却是欢乐的。

　　任何人的自由都不是别人给的。甘地的行动不论多么富于象征，多么启发人心，解放的，也只是有勇气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的力量，就如印度海边的盐一样，等待着我们去取。那是免费的，大自然本有的。只要最简单的动作，我们就可以拥有。所有的规则和前例都在阻碍我们可以有所成的能力。可是现在，这种阻碍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要依同样的程度，用我们的方式，实践我们的不服从。

　　柏拉图曾说，除非哲学家变成国王，或者国王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的邪恶将使他永远骚动不安。可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自己的领袖；所以这一点或许可以另作他观。这些人已经成为自己的主力。斯甘地那维亚的谚语说，“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王。跟他说话，他就降临。”

　　是因为新的世界观，才诞生新的政治学，才诞生个体与个体、公民与个体间的新关系。我们一旦发现真实、公平、可能，我们就转变了。这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心灵的转向”。

　　“此时此地，自己开始，”普莱特在《迈向人》里说，“此地，是指人脉中的此地。你不必富有、聪明，或有影响力；渔夫也能够将世界颠倒过来。他们可以，你也可以……未来的发展的潜力，全部包含在眼前这一刻的世界里。”

　　个人与团体已经开始将发现化为行动。197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和“北爱尔兰和平人”（Peace People in Northern Ireland）这样的“平常人”。“我们世界在奔赴灾难，”“和平人”的柯立根（Mairead Corrigan）说，“可是要证明爱的力量，为时未晚……”加州方面也有新的政治取向的团体传来宣言。地井（Groundswell）“结合的主要是意识/成长运动方面的人。他们感觉到是同心协力，产生社会行动的时候了。”沙加缅度的一个团体说明自己是“官僚和学院中人，想结合加州的完整政治人脉”来改写州宪法。新时代预备会（New Age Caucus）则呼吁成立“分权的，有反应力的政府。”

　　个别的消费运动者、改革者已经找到调查、宣传、请愿、控告的力量。他们会在报纸上发现自己的消息。新社会若要有希望，我们的政治就必须依赖资讯。群众皆有所知，民主才可行。自己有所知，再敦促他人同样有所知，我们才是当初民主政治设计的那种人。

　　“如果会有新的政治学，”一个健康防治人脉以及一家受困扰少年治疗中心的共同创立人的宝瓶同谋者说，“这个新政治学必然超越所有的标签。那是内涵强大，精神—生物—心理—社会的展望。”

　　精神、身体、心灵、社会……的政治学。这种政治的觉醒与政党或意识形态无关。它的组成分子不是成群结队而来。个体绝不让渡的力量是无可掮售的。

　　“对人民的力量”(power to the people)这句标语不因革命，不因抗议，而是因为自治，变成了惊人的事实。对人民的力量，是一个人民对一个人民。

　　第八章 治疗自己

　　第八章 治疗自己

　　完全的健康与觉醒是同一回事。

　　——Tarthang Tulku

　　我们一直拒绝一种东西，结果使我们孱弱。

　　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才发现那是自己。

　　——Robert Frost

　　社会真正的转变不需要依赖条件证据。事实上，保健这个重要的领域已经开始感受剧烈的变革。医疗方面钟摆式的转变是一扇窗子。这扇窗子又通向一切体制的转变。

　　我们从这里看到，当消费者从权威体制撤出正当性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见一些自治的，追求健康的人站出来。我们看见一种职业因为领导人而转变。我们看见科学新模式的冲击。我们看见分权的人脉在广大地区造成影响。

　　我们看见少数人结合起来以后，加速了范型的转换。我们看见媒体和非正式的交流有力量改变我们的期待以及对健康的看法。我们看见“合气道政治学”的价值，现存权力资源的压榨，心理技术的潜力，对于直觉、人的结系、内心的倾听等各方面新的认识。

　　社会运动里的自治再明白不过了。这种自主正在猛烈地冲击医疗方面以往种种的“认定”。现在，追求健康，追求完整即是追求自我。完整，是健全与智慧的宝库，一向似乎遥不可及。痛苦和疾病是要求调整的讯息。我们只要对这种讯息有所反应，我们就会突破到另一个平安的层次。

　　西方医学的保守尽管饱受斥责，可是现在却已经开始令人惊讶的复苏。病人和医生现在眼光都已经越过症状，看见原因、压力、社会、家庭、节食、季节变化、感情等才是疾病真正的原因。制定新宪，就会造成新政治学。同理，病人的需要也会改变医疗行为。医院一向是严格讲究效率的堡垒，现在却开始努力提供生与死的人道环境，提出有弹性的政策。医学院以往只是薄薄掠一层学术的奶油，现在却开始努力吸收有创意，有人民取向的学生。以前认为身与心有别的医生，经过疾病心理学的冲击之后，现在又努力将两者放在一起。

　　我们不曾有人真正了解以往的医学模式有多少问题。只知道，只不过短短几年，未发一枪一弹，整体健康的观念已经获得联邦与州计划赋予正当性，又获得政治家的赞同、保险公司的提倡、许多医生推举为学术用语、医学生采用。消费者在要求“整体健康”，各类新型企业“允诺”整体健康，医学团体也在找人演讲、解释。

　　美国的医学，依照自己脉搏的跳动，已经发出改革的呼声，要求价值观、伦理、人性关系各方面的训练。譬如说，大部分外科医生都没有处理死亡的训练。他们不但不懂安慰病人和家属，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挫败感和恐惧。

　　医学刊物里面讨论医学与人性关系的文章越来越多。美国医学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以前的一个编辑曾经说到他对于“触摸”——拍一下背、温暖地握手等——的经验。他说，现在的医生比起以前的医生，虽然是很好的器官倾听者，可是以前的医生却是很好的“人”的倾听者。“我很怀疑，我们诊断上的感觉能力之所以萎缩，也许是因为客观的实验数据代替了主观观察的缘故。”另外有一本医学刊物，他们的编辑表达了“不确定技术”（the elusive skills）这方面的关切。“不确定技术”指的是他们需要新的医生来认识疾病的心理、社会、精神层面。

　　“我对你”医学

　　我们经历一成不变的医疗“科学”也有一阵子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回心转意。医生本身现在已经开始谈、写医治行为里面那遗落已久的向度。《美国医学新闻》（American Medical News）有一篇邀稿的社论曾经谈到医学上人性关系的危机：

　　慈悲与直觉已经给半路劫走……医师必须承认医学不是他们私有的保护区，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行业……病人感觉到一种爱未受回报——这种重大的缺失，须要在医学上发挥伟大的政治家精神才能够补救。

　　有一份牙医刊物曾经引用德日进的话说，“爱是内在的东西……是了解结合世人的那种亲密……事实上，爱就是全面融合的机关。”

　　一个医生曾经在《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里痛苦的说要“解雇双手”。他说，调酒师会让人舒服，可是医师却常常让人难过。温暖、病痛的缓解，要另外的医生来做，而这样的医生很多都在医学主流之外。“医生现在就是很滑溜地询问，诊断，开药。他们以此追求他们那种越来越自动化的，光滑漂亮的，科学的，非人的‘艺术’。”

　　一个作家医生曾经叙述达赖喇嘛的医生巡回访问美国医院的情形。西藏医生替病人做脉搏诊断的情形是这样的：

　　他（的手）悬在病人上方，好像病人是一只异国的金鸟，收起翅膀，停在那里。他抓着病人的脉搏，又用手捧着病人的手。如此这般足足半个小时。这个人似乎所有的力量全部贯注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虽然抓过几万支脉搏，可是其实从来就不曾真正抓过。

　　他说，西藏人光是从脉搏就可以诊断出先天性心脏病。

　　维吉尼亚医院医学部主任史代格（William Steiger）告诉一群医生说，他们的同理心(empathy，神入）就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对你”(I-Thou)，而那些必要的，客观的检查则是“我对它” (I-it)。他引用布伯的话说，“知识只是死生物的验尸”。他说，你一注意一件东西，它就飞了。“‘我对它’是独白，‘我对你’是对话。两者互补。”医疗上一旦有问题产生，医生做的往往是更多的检查，更多的“我对它”；可是，这时候真正需要的其实往往是对“人”更深刻地了解，做更多的“我对你”。

　　“医疗的态度应该是‘我要做什么才有帮助?’我们应该先提供温暖和救援，然后才做检查。”

　　保健危机

　　如果医学不是已经在经济、执行、可信度上遭遇危机，那么，任何人的机智或同谋皆无法启动这样迅速的变革。

　　医学这种科技就像一件礼物包装耀眼，内容却令人失望一样，处理某些事情——譬如预防接种、精密外科手术等——极为出色，可是关于慢性疾病——譬如癌症、退化疾病方面，它的失败却使医生和民间开始寻找新的方向。

　　除非很有钱或有保险，医疗费用已经高到令人负担不起；高度专门、冷酷、量化的方法除去了以往人道的关怀；可能花很多钱却无法恢复健康；凡此种种都叫人却步，疏离。

　　在美国，保健业（包括医疗保险）是第三大行业。医疗费用约占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九。联邦医疗经费超过五亿元。地点互相接近的医院却拥有同样昂贵的设备。医生因为害怕医疗纠纷而做不必要的检查（这叫做“防卫医学”）。现在对一般人而言，政府随便一项付款都是很大的支出。急遽升高的成本——尤其是住院费用——更使任何全国保健计划的实施都不可能。就算有人费用不是问题，他们买到的其实也只是失败的技术。

　　英国有一次对三百五十个随机选择的冠状动脉病人做研究调查，结果发现，在医院里受密集照顾的病人，死亡率比在家疗养的高。一个联邦的发言人最近曾说，所谓的癌症战争其实是“医学的越战”。几十亿的花费，猛烈追求技术，结果所得甚微。二十五年来，尽管公众教育加强，新药不断出现，放射线与外科技术也更为精密，可是大部分癌症的死亡率却没有多大的变化。据估计，由于药物反应以及医疗副作用生病住院的，每一年有一百万人。医疗费用因此每一年增加八十亿元。精巧的手术好像时髦的知识一样，不断发明出来。可是等到几千人做过冠状导管手术以后，才有报告出来说，大部分的病人从药物上获益的不亚于这种昂贵的手术。从几百年来人类一直在追求有效但不上瘾的止痛药而一无所得，就可以看出科技的梦想有多大的蛊惑力量。

　　其实，我们的时代最普遍的疾病就是“医生病”(iatrogenic illness)——意思是“医生造成的疾病”。复杂的手术、医疗措施错误、药物等副作用、住院对病人产生的衰弱效应等等，都是医生病。

　　以前，医生代表一种慈善的服务业，地位很高，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妈妈骄傲地说：“我的儿子是医生。”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医生却很可怜。他们染上药瘾、发生冠状动脉疾病、酗酒的可能性比一般人多出三十到三百倍。根据专业组织的研究，56%的医生完全无法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这其中包括酗酒。他们常常有人遭到控告，有的自杀。

　　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44%的民众不相信医生“很诚实，很有道德感”。这对这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很受尊崇的行业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一份医学报纸最近有一篇报道，标题是“MDs Take It on the Chin”（译注：“医生惨败”之意）。这篇报道说，1976年有十三到十五个医生竞选全国性公职失败。根据医生在自己的刊物上的评论，医疗纠纷反应了一般人的失望或敌视。有些医生与病人关系和谐的，从来就不曾受到任何控告。

　　参议院健康委员会有一份报告谈到消费者日益觉醒：

　　保健业越来越关心的是剥夺人性的问题……医学是介乎人道与技术之间的事；可是前者几十年来却相当受到忽视。现在的医学已经面临不再切中肯綮的危机。委员认为，每一个层次的保健人员以人道的方式照顾病人是全国保健需求的第一优先。

　　特别是因为最近科学的新发现，我们反省起来，才知道20世纪的医学确实曾经有过错误的转变。真是悲剧。也难怪同样的错误会蔓延到其他的社会体制上。我们过度卖弄技术，其实做的只是外在的操作。我们廉价出卖了大自然的复杂以及人性关系。

　　即将出现的健康范型

　　这个健康与医学的新范型扩大了以往那个不协调的，优越的高等技术的架构，同时又恢复了我们对于心灵以及种种关系的直觉，使之再度生效。这个新范型解释了许多前此叫人迷惑的现象。它那一贯而充满先见的力量超越了前此的旧模式。接受召唤的科学里面有火和诗。它把这火和诗加进了庸俗科学的散文里面。

　　“整体的”这个形容词如果正确的用在保健上，那么指的就是一种在“质”上面不一样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尊重身、心、环境三者互动的方法。这种方法超越了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抗疗法，矫正的是引起问题的潜在失调。整体方法可能包括各种诊断方法与工具。有的正统，有的不正统。以下是这两种范型之间一个简单的比较：

　　旧医学范型的假设新健康范型的假设1.治疗症状。

　　2.专科化。

　　3.注重效率。

　　4.从业者感情必须中立。

　　5.痛和疾病都是不好的。

　　6.以药物和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

　　7.身体是一部机器，也许修得好，也许修不好。

　　8.疾病和无能是“事物”，是“实体”。

　　9.重点在于消除症状、疾病。

　　10.病人必须依赖他人。

　　11.医生是权威。

　　12.身与心是分离的，身心症是精神病，应由心理分析医生治疗。

　　13.心是器官疾病的第二重因素。

　　14.安慰剂效应表示的是暗示的力量。

　　15.主要是依赖量化资讯(图表，检查、日期)来进行。

　　16.“预防”大体上从环境着手：维生素、休息、运动、疫苗注射、戒烟。1.治疗症状之外，还寻找形态与原因。

　　2.整合，关切病人的完整。

　　3.注重人性价值。

　　4.从业者的关心是治疗的成分之一。

　　5.痛和疾病是冲突，失调的讯息。

　　6.以“中庸技术”做最小程度的治疗，以充分无侵略性的技术(心理疗法、节食、运动等)来完成。

　　7.身体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脉络，是能场中的能场。

　　8.疾病和无能是过程。

　　9.重点在于达到“安好”的最高点“后健康状态”(meta-health)。

　　10.病人是(或应该是)自治的。

　　11.医生是治病的伙伴。

　　12.身心(bodymind)观点，身心症是一切保健业的领域。

　　13.心是一切疾病主要或同样重要的因素。

　　14.安慰剂效应表示的是，心在疾病与治疗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

　　15.主要是依赖“质”的资讯来进行，其中包括病人的主观报告、从业者的直觉。量化资讯是辅助资料。

　　16.“预防”与整体是同义词：工作、关系、目标、身—心—精神。请注意，新范型的认定与我们第六章讨论的科学新发现很接近。那些科学新发现是动态系统、转变压力、身心连体、对“质”——不只是“量”——的新认识。

　　健康矩阵

　　卡本特曾经指责他们那个时代的医学思考者对疾病的想法太过简单。他说他们应该努力了解健康这一回事才对。健康，就像月亮影响潮汐一样，是一种具有统御力量的状态。即使是用“一个有组织的擦洗系统”也推动不了潮汐的起落。同理，想利用外部的作为将身体操作成健康亦不可能。外部就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做不到“中心的力量以无误的天意与恩赐轻易做到的事。”

　　平安（well-being)不能用静脉注射或药方来给予。平安只能从身心这个矩阵而来。如果心理与身体和谐，我们的身心一定会反应出来。一个解剖学家说，“我们内在的治疗者是宇宙间最聪明，最复杂，最完整的‘法’(entity)。”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就某一种意义而言，我们家里实在一直都有医生。

　　一个医生说，“整体健康无法传递。”整体健康源自于一种态度，那就是，接受生命的不确定，接受因习惯而来的责任。这种态度还是一种认知与处理压力的方式、比较满意的人性关系、一种目的感。

　　我们对于健康一旦不再疑虑，我们便不由得要推许这个看不见的健康矩阵。自从科学界的思想越来越开阔，融合面越来越广大以后，以往不解之处遂开始有了意义。我们相信什么、期待什么都会影响健康情形。我们虽然还不知道“如何”影响，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确实有影响。两百年前，法国学术院把梅斯莫丢出去，说催眠是一种欺骗，“完全是想象。”“果真如此，”一个院士说，“那想象岂不是太神奇了。”

　　医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是“解释”了一个奥妙，又造成另一个奥妙，所以现在不得不和病人的期待达成和解；承认病人的期待无可免的有重大的影响力。“安慰剂效应”现在已经不光是指给重病患者服用的（糖丸、盐水注射等）惰性物质。现在的“安慰剂效应”包括医生本人的声誉、医院工作人员的心情、医院的名声、某种奥秘的特别治疗法——所有这一切都会为病人的期待增加色彩，因而对治疗有帮助。当然，相对于“安慰剂效应”，也有一种“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医生给实验对象吃惰性物质，然后告诉他们说吃了这种东西会头痛。结果，果真有三分之二的人真的头痛起来。

　　其实，安慰剂激发的是我们心里一直都有的能力。研究者发现，安慰剂之所以能够止痛，显然是因为大脑里释出一种天然的止痛剂所致。然而现在大部分医生和护士还是将安慰剂视为一种“计谋”；认为这种“计谋”对那些“假病”的人有效。这种观念实在是一种误解，因由于对实相无知，而又不知心灵在经验的创造上担任的角色。

　　除此之外，治疗者的想法也会影响治疗的功效。安慰剂效应权威杰洛姆·法兰克曾经叙述他的一次实验。在这一次实验里面，病人有的吃轻度止痛剂，有的吃安慰剂，有的吃吗啡。结果情形是，如果医生给病人用的是安慰剂，可是却说是吗啡时，那么安慰剂的效果是医生说是施用轻度止痛剂时的两倍。另一次类似的实验里，医生给精神病人食用轻度镇静剂，或强度镇静剂，或安慰剂。结果显示，如果医生给的是安慰剂，可是却说是强度镇静剂而非轻度镇静剂时，这时安慰剂的效果又大了许多。里克·因格拉其（Rick Ingrasci）是外科医生，又是波士顿地区一个叫做“界面”（Interface）的人脉的共同创立人。他说，安慰剂效应强烈地证明所有的治疗根本上都是自我治疗：

　　安慰剂效应已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改变我们的期望或基本假设，会很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健康以及平安经验。我们一旦经由“心灵的变革”——态度、价值观、信仰的转变——重建自己与宇宙平衡的关系，就会因为把自己当整体来认知而直接产生治疗的结果。

　　因格拉其说，从他与病人相处的经验中，他相信，只要心灵的病痛一解除，治疗的过程就自动开始。“这种情形就好比，我们只要一放弃负面的期待所形成的障碍，自然就有一股生命力或秩序原理早就准备要重建我们原本自然的完整状态。”我们只要放松自己，那么，不论这放松有多短暂，积极的期望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首先，一开始我们必须越过犬儒、不信任、恐惧这种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一直使我们连努力都不想……长期的效果将证明我们自己和社会有了真正的转变。”

　　专注：改变疾病矩阵

　　提倡整体健康的人常常爱说，疾病（dis-ease）就是欠缺和谐或安详(ease）。这样说来，教人改变他们的疾病矩阵——压力、冲突、烦恼，显然比用安慰剂欺骗他们要紧多了。

　　现代医学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知觉改变之后在医疗上担任的角色。譬如，想想，生物回馈处理的疾病范围就很广；凡是高血压、胃溃疡、性无能、大小便失禁、耳鸣、用力后手脚麻痹、紧张性头痛、关节炎、心律不整、痔疮、糖尿病、脑中风、咬牙等都是生物回馈处理的对象。

　　这其中，专注(attention）是关键所在。多年前，梅宁根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就报告说，病人可以用提高手的温度来消除头痛。研究人员推测，将血从头部引下来提高手的温度，可能因此解开了造成头痛的血管壅塞。这以后，体温生物回馈成了成功而普遍的偏头痛治疗法。但是，生物回馈医生不久又发现，有些病人却可以用降低手的温度来消除头痛——或者有时候提高，有时候降低。

　　其实，这不只是生理情况的改变而已，反而主要是心灵状态的改变——这一点正是健康的关键。这种状态现在已经有“安详的警觉状态”、“守候的意志力”、“深思熟虑的放手”，等等称呼。譬如冬天的冰雪到了春天自然融化，那些累积的压力一遇到这种奇妙的专注力，便自然溶解，重新向身心的旋涡自然流动。

　　压力是无法规避的。20世纪充满了各种与压力有关的疾病。资讯、噪音、紧张、交通堵塞、个人摩擦、竞争等等都会增加这一类疾病。

　　然则压力是否真是加害者?或许我们真正的疾病是逃避改变的疾病。我们之所以那么容易受压力的侵袭，原因可能在于我们看事情的态度，而不是事情本身的严重性。F.D.R.有一句话很有名：“我们恐惧的，其实只是恐惧本身。”这句话与身心也有关系。

　　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心理学家佩勒提尔（Kenneth Pelletier）多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人处理压力。他说，我们的身体真是一板一眼，没办法分辨真的危险和尚在认知中的危险。由于我们的身体感觉我们好像有危险——即使这种感觉只是想象——所以我们的烦恼和负面的期待便全部都给翻做生理疾病了。

　　由于我们的身体有“休息—复苏”这种超同感反应(parasympathetic reaction)，所以我们都能够自然地处理短暂的压力。可是长期的压力——现代生活中典型的“他妈的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却叫我们心力交瘁；因为，一次压力与另一次压力之间，我们没有机会弹回来。可是佩勒提尔在实验室研究打坐者以后，发现这些人不但有高度完整的反应，而且有能力将身体转换到超同感的层面。“瑜伽行者懂得将自我压迫的神经生理活动里面那些过度的层次放松，所以整个人便宁静下来。”

　　我们大多数人都苦于他所谓的“不断累积的毁灭循环。解决这个问题的秘诀在于专注，在于在生活中专注的投入。”以一种轻松的状态专注于压力，就能够转变压力。打坐、生物回馈、放松技巧、自生训练、慢跑、听音乐——这些活动都能够揭露身体复原的层次。

　　拒绝承认压力意味的是我们将为此付出双倍的代价。因为，这时我们的警讯不但不会消失，反而进入身体里面。最近有一项实验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次的实验里面，实验对象在可能受到痛苦的电击的时候，“随着他们是愿意面对它还是逃避它”的不同，身体产生的变化也极为不同。那些决定面对电击的人会努力了解自己的情况。他们将注意力凝聚在即将到来的电击上面，决心承受过去。这时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实验室环境中的种种事情，就是放在自己的身体上。

　　至于那些逃避的人，他们是用尽各种方法来分心。他们想着实验室外面不会令人有压力感的事物，或者幻想什么东西。这时，在这种差异之下，决心面对的人感觉的是自己能够为自己的情况做一点什么——虽然可能只是准备接受而已。而那些逃避的人，他们却感到无助，极想用否定来逃避。

　　这时的身体反应，在前者是肌肉活动增加。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在后者，则是心跳急遽加快。这表示他们已经把压力推向接近病理的层次。

　　否定可以至死不离我身。我们的心不但会阻挡心理的冲突，而且也会否定第一回合否定产生的疾病。德克萨斯大学的一项癌症研究，清楚地显示了拒绝面对事实所产生的病理效应。这项研究里面，面对自己疾病的问题时，凡是在反应上否定最厉害的病人，追踪到两个月以后的病情预断都不好。

　　冲突若是不曾经过有意识的处理，就会在生理上报复，其方式之多犹如世上人口之多。有一个宝瓶同谋者在一家医院工作。她说，她相信我们不应该告诉病人说，“你会回到以前的自己。”

　　他们往往不愿意再回到以前的情况，做以前做的事情。我的媳妇最近得了中风。她承认，她一直不曾面对自己想改变生活的事实，所以中风便来改变她的生活。

　　另外我认识一个卖汽车的人。他和他的弟弟合伙。他的弟弟很懒惰，所以他什么事情都挑下来做，一句话都不说。后来他得了中风，他弟弟不得不接下工作。他后来说，他很高兴自己得了中风。

　　如果我们原来就懂得关注内心的冲突，我们解决的方法就不至于那么伤害我们的健康。

　　身体的心

　　我们对脑的研究做得越多，就越了解心与疾病之间的关联。血压、心跳速度、免疫反应、荷尔蒙，一切的一切，都归脑掌管或直接影响。脑的机制连有一个警示网，而且拥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天才，能够将失调的状况组织起来，以适合我们大部分神经的想象。

　　古语说，“说出你的毒药。”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疾病的语意学和象征之上。譬如，如果我们觉得“苦恼”(picked on)，或者别人使我们脖子痛，我们就会实实在在的做出我们的隐喻——这个隐喻可能是粉刺，也可能脖子痉挛。我们如果遭遇令人失望的关系，我们就会说我们“心碎”。这一点，现在的研究显示：心脏病就和孤独有关。在动物的研究上，动物的心脏病往往是脑的一个部位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强烈感情的刺激而造成的。在动物脑里面，这个部位和免疫系统有关。所以，“心碎”有可能演变成冠状动脉病变，成长的需求变成肿瘤，感情的矛盾变成偏头痛，严苛的个性变成关节炎。这里，每一个隐喻都是潜在的，真正的实相。

　　不论是癌，是精神分裂，还是感冒，一切疾病都源自身心(body mind)。巴斯德（Louis Pasteur）生前有一个人一直与他对立。这个人坚认疾病的原因在于遭受细菌入侵的人的抵抗力，而非细菌本身。巴斯德一直到临死前才承认他正确。他说，“那是由于‘地势’的关系。”路易·汤玛斯在《细胞的生命》（The Lives of a Cell）中指出，我们的身体常常对无害的细菌也会有歇斯底里的反应。这些入侵者似乎勾起了我们古老的记忆，而我们似乎是在对一种“宣传”起反应。“事实上，我们大部分时候都随便自己的五角大厦摆布。”

　　健康，就是我们的身体有能力从新资讯中创造意义，将它转变。如果我们有伸缩性，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动——譬如病毒、湿气、疲劳、春天的花粉等——我们就能够抵抗高度的压力。

　　关于免疫系统，最近出现了一个激进的观念。这个观念使我们了解，我们“体内的医生”如何维护我们的健康，又为什么有时候失败。身体，经由免疫系统，有它“知”的方式。这个方式与脑知的方式并行不悖。这个免疫系统与脑连接。免疫系统这颗“心”有它一个“我”的动态形象，有它将环境里的“噪声”——包括病毒、过敏原——转为有意义的动力。这颗“心”之所以排斥某些物质，对这些物质有剧烈的反应，并非旧范型所说的，是因为这些物质是外来物的缘故，而是因为这些物质“没有道理”(nonsense），没有办法纳入原先秩序井然的系统里面。

　　免疫系统有很强的能力与可塑性，能够从环境中创造意义。可是，由于它又与脑连接，所以就易于遭受心理压力的影响。研究显示，悲伤、焦虑这一类精神压力状态都会改变免疫系统的能力。我们有时候之所以会“找到”病毒或“过敏反应”，那是因为免疫系统的运作低于常态的缘故。

　　这个免疫系统是有记忆的。有一次动物实验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记忆的精巧。这次实验里面，实验者拿一种无害的药配合制免疫剂(immunosuppressant)——抑制免疫系统的药——给动物吃。这种情形下，如果后来只给动物吃那种无害的药，即使经过了几个月，身体还是一直在学习抑制免疫系统。就是这样的情形，当我们的生活遭遇压力时，如果加上一些无害的刺激或暗示（譬如过敏原，或使我们联想到其他事情的事情），慢性疾病就发生了。这个病而且要等压力已经解除以后很久才会消失。我们的身体是会“记得”生病的。

　　癌症，当然，就是表示免疫系统的失败。我们大部分人在生命的某些时候体内总会有一些恶性细胞。但是由于免疫系统很有效率地驱逐了这些恶性细胞，所以才没有演变成临床的癌症。所有与癌症有关的心理因素里面，最确定的就是压抑的感情。有一个研究者说，很多癌症患者的脸都很像著名的Grant Wood绘画“美国歌德建筑”（American Gothic）。

　　癌症病人比一般病人不容易记住自己做的梦。婚姻状况比一般病人多变化（分居、离婚），罹患一般所知反应心理冲突的疾病（胃溃疡、偏头痛、气喘）也比较多。各种研究显示，癌症病人容易压抑自己的感受，大部分与父母关系不亲密，难以表达生气。一项研究显示他们非常固执，比一般病人比较不自动自发。一个癌症医生讲到她的病人的时候说，“他们典型的在生活中都曾经经历过一些裂缝——失望、期望落空，等等。这种成长的需要似乎变成了生理的隐喻。”

　　悲伤的情绪没有表达出来，就会压制免疫系统，因而推动病理。研究显示，一个人如果配偶死亡，接下来几个星期之内的免疫功能便会降低。美国波士顿地区的一项研究显示，因为婴儿瘁死症而失去婴儿不久就怀孕的母亲，有百分之六十会流产。所以这项研究报告呼吁这一类母亲“应该等到身体不再感觉悲伤的影响以后”才怀孕。

　　身体是形态，也是过程

　　随着岁月的进展，我们的身体会逐渐成为一部行走的自传。不论熟人或陌生人，都可以从其中看到我们曾经有过的大大小小的压力。受伤后机能扭屈——譬如手臂受伤后活动范围受限——永远变成我们身体形态的一部分。我们的肌肉组织既反映以前的伤害，也反映以前的焦虑。以前因为胆怯、沮丧、勇敢、刻苦而形成的姿势，会锁进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的感觉运动神经系统里面成为固定的形态。

　　在身心病理的恶性循环当中，身体的固定形态反过来又锁定我们的精神过程。我们无法分开精神与生理、事实与幻想、过去与现在。身可以感觉心的悲伤，但是身对于心以往常常感觉的东西也会有顽强的记忆，因而反过来限制心。如此这般不停交互影响。

　　这种恶性循环可以用“身功”(bodywork)来截断。身功是一种治疗法，采用深度（因而也是疼痛的）按摩、操练、放松等方法，改变身体的神经肌肉系统，及其对称性、对地心引力的取向。用这种方法改变身体以后，整个身心环会深深受到影响。这种方法里面，已故的艾达·罗夫（Ida Rolf）建立的“结构整合法”（Rolfing structural integration method)是最为人所知的方法之一。他引用神经机械学(cybernetics）的创立者维纳（Norbert Weiner）的话说，“我们不是守候的材料，而是种种自我延续的形态。”

　　心理技术会增加脑里面能量的流动，使新形态或新范型开始发生。身功则改变身体能量的流动，使身体解除以往观念或形态的限制，增加身体的活动范围。结构整合、亚历山大方法（Alexander method)、费尔登克莱斯（Feldenkrais）、应用人体运动学（Applied Kinesiology）、神经运动学（Neurokinesthetics）、生物能（Bioenergetics）、莱克医疗法（Reichian therapy），等等，这几百种方法都能使身体转变。

　　约翰·邓恩（John Donne）说，“每个人都不是岛屿。”这句话于我们的身体，就好比于我们对社会的依赖一样真实。其实，我们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应该从物理学会意过来，现在是有点迟了。不过，西方医学总算开始承认身体是一个过程——一个生物电子旋涡，对于阳离子、宇宙射线、食物里面的微量矿物质很敏感，还会放电。

　　以动态面来看身体，以往的许多疑惑遂豁然而解。譬如说，分子整形精神病学(orthomolecular psychiatry)以施用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治疗精神疾病，立论在于这些营养素能够影响大脑的生物电子活动。电子的刺激会加速骨骼原本缓慢修补的速度，原因可能在于这种电子刺激大幅增强了能量的波动，由此而产生再生（regeneration)活动。现在，从穴道（针灸点）已经可以直接测到这种能量流。

　　针灸和指压是刺激经络上的穴道。从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出身体各部分即使是相距甚远的，依然互相关联。针灸的效果我们看得越多，就越明白为什么光是治疗症状总不太能够治好病痛。

　　我们都是大场中的小振荡场。我们的脑会对声音的节奏、光的脉动、某些颜色、体温的微小变化有反应。我们甚至会在生物状况上受到亲近者的训练。譬如一对夫妇，他们生活在一起，久而久之连每个月的体温循环都一样。我们和人家谈话时，即使我们只是在听，我们的身体都会跟着对方“起舞”。这种同步运动非常小，小到必须拍成电影，然后分格检查，才看得出来。

　　人脑可塑性很高。从最早的关键时期一直到末了，外来的刺激都会影响它的成长与关联——影响它的重量、营养素、细胞数。就算到了老年，如果一直还有环境刺激，生理的脑丧失的细胞还是不会到达侦测得出来的地步。

　　既然身心是过程，疾病也就是过程……所以治疗也是过程，塑造整体——每秒七百万血红细胞死去，再生出七百万血红细胞——也是过程。我们的每一块骨骼每七年重建一次。我们不断地创造又摧毁，创造又摧毁，一如湿婆(Shiva)跳舞一样。

　　艾勒布罗克（Wallace Ellerbroek)以前是外科医生，现在是精神病学家。他说：

　　我们医生为疾病命名时好像都偏好名词（癫痫、荨麻疹、脑瘤），而且，这些东西（译注：指这些名词所指的疾病）似乎“配得上”用名词做名字，所以，对我们而言，这些疾病变成了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拿这些名词——譬如measles（荨麻疹）——做成动词，于是这就变成：“琼斯太大，你的小孩子正在麻疹(be measling)。”这种说法，才能打开你和她的心，真正认识疾病是过程这个观念。

　　艾勒布罗克叫病人面对过程，接受过程——专注过程。他用这种方法治好了一些病人。他曾经有一项实验非常有名。他要长期青春痘患者每次有青春痘冒出来时，只关注，不判断。患者可以照着镜子对青春痘说：“好吧，你来了，此时此刻你属于那个地方。”患者要接受青春痘，不要用坏情绪抗拒。

　　所有参加实验的人都已经患了十五年以上的青春痘。实验结果令人惊奇。有好几个患者几个星期之内变得干干净净。由此可见，活跃的过程——恐惧、不悦、否定——适足以维护青春痘。

　　健康与疾病都不是偶然的。内在的和谐或失调会发出一种活动过程。这个过程深深受到我们的意识状态，以及有能力或无能力与这个经验同行的影响。认识了这一点，这里面就带有我们的责任和机会。如果我们积极参与疾病的过程，那么，不论我们是多么无意识，我们都能够选择健康。

　　健康与转变

　　佩勒提尔等很多人都说，疾病在潜在上就是转变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价值观顿时变换。这就是一种觉醒。如果我们一直对自己保守秘密——有冲突不检视，有渴望却压抑——疾病就会逼迫我们知觉这些秘密。

　　对于宝瓶同谋者而言，保健的历程是激励转变的主要动力。追寻自我到最后是追寻健康。同理，追寻健康到最后也会使我们对自己有更清楚的知觉。凡是“完整”，都是同一回事。越来越多的整体健康中心和人脉吸引了很多人加入意识运动。一个护士说：“如果痊愈在你要成真，那就要一种生活方式。意识改变之后，伴随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一种已经强化的感应。那是一场历险。”

　　曾经有一个女人到一家生物回馈诊所要求降低眼压，以治疗青光眼。她的确治好了青光眼；可是，最重要的是，她发现她的意识状态不但治好了她的视力，也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一个医学博士因为误用Valium来治疗头痛，因而尝试生物回馈治疗。结果，这种治疗使他内在专注……然后是打坐，以及大幅度的改变——其中包括医学生涯的改变。有一个律师，他相信自己逐渐丧失视力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我感觉我受到召唤。这个召唤不是要我去反抗外在视力的损伤，而是和它合作，以之提升我的生命过程。回顾过去的十五个月，我相信，如果这个过程因为某种机会、奇迹、意志力而倒转，于我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一个官僚同谋者说，他发现健康是打坐的副产品。做了几年的超越静坐以后，他发现自己轻易改掉了酗酒的毛病，不久又改掉了贪吃的毛病。“到了这把该走下坡的年纪，我的健康情形却比五年前好，而且还一直在变好。”

　　有一个心理学家，是整体医学的全国性领导人。他是在一个太极拳师父使他对针灸发生兴趣之后，才走进这个领域。他现在已经将各种医学方法整合为一家医学院的课程，又为院里的一个团体策划了一系列整体医学方法的演讲。“和其他医生联系的时候，”他说，“要紧的是要讲正确的语言。如果我对那些神经外科医生说什么阴、阳，他们就不听我说。所以我会说同理(sympathetic）与非同理(parasympathetic）神经系统。如果我想帮助人改变，要紧的是不要去推他，拉他，而是与他同行。”

　　有一个医学院的老师，以前是政治的行动者，现在在医学院教身心生物学课程。他说，“这种革命说，我们基本上都很好，重回健康其实是很自然的。这种革命是反精英的。专家，现在是画在墙壁上的尺，已经逐渐腐蚀为权威的象征。爱是宇宙中最无可抗拒的力量。关心——所有的医疗就是这一回事。”

　　纽约有一个医学博士因为车祸而长期背痛、麻痹。后来她发现，按摩足部的穴道能够解除她的痛苦。“我相信我的指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的瞻望，因为那种治疗重新引导了能量流动的方向。经过这次经验，我开始学习催眠、生物回馈、静坐。”

　　一个回答宝瓶同谋问卷的神职人员，因为用静坐治好了慢性疼痛，开了一家整体健康与静坐中心。新墨西哥的一个医学博士说，她开始利用一个精神人脉，作为长期不愈病人的辅导机构。有几个人回答说，由于看到心理技术治好了一些他们认为只有专家才治得好的病，所以他们已经开始钻研心理技术。

　　医学的宝瓶同谋

　　1978年，宝瓶同谋在几个政府机关和私人机构的赞助下，在华盛顿开了一场讨论会，议题是“整体健康：公共政策”（Holistic Health：A Public Policy)。这是宝瓶同谋典型的讨论会。凡是健康与疾病的新想法，连带这种新想法所传达的希望，及其加诸于个人的责任，在这样的会议中都有充分的交流。这次会议，健康、教育、福利部的机构、白宫、保险公司、预先付费健康计划组织等都派员参加。尤其各基金会，在多次情形下，都派出最高行政人员参加。政治家、医生、心理学家、传统医生、精神教师、研究人员、未来学者、社会学家、健康政策决策人都同登论坛。这次会议最先由助理医生登场，主要的演讲人包括法兰克（讲安慰剂效应）、加州参议员华思康赛罗斯、静坐老师杰克·许华兹(Jack Schwarz)、巴克敏斯特·傅勒（Buckminster Fuller)（讲人文生态学）。

　　讲题包括公共健康政策、整体健康中心的设置、泛文化医疗行为、系统理论、心灵与实相的全像理论、瑜伽、音乐与意识、针灸与指压、佛教静坐法、电子医学、新分娩法(alternative birth approaches）、身功(bodywork)、生物回馈、观想引导(guided imagery)、同病源体疗法(homeopathy)、营养，以及“改变中的人的形象”。

　　这种包容性很大的计划就是新范型的典型。这种新范型将许多非传统的医疗方法视为西方医学的互补。不论我们是否知其所以然，我们都可以拿它们来为我们服务；就好比传统医学并不知道阿司匹灵、毛第黄、电击为什么有效但同样加以利用一样。

　　最先有科学家和医生——他们都是朋友——聚集讨论，公开表明他们关心精神实相和新的健康之道，是在1970年。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曾经记下这次在加州古伯提诺(Cupertino)德安撒学院（De Anza College）举行的讨论会。这是一次“只有站位”的讨论会。六个月以后，同类型的一些人就在UCLA和斯坦福举行了一次双周末讨论会。这次讨论会重点在于“心在疾病中的角色”，并且提出静坐、观想、生物回馈、针灸、催眠、心理疗法、民俗疗法等“新”的医疗法。不出几年，全国主要大学的校园就陆续上演这种精神与科学配对的舞蹈。这些大学包括耶鲁、哈佛、纽约大学、纽约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的所有分校、麻州大学、迈阿密大学、密西根大学、伊利诺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也都设立研究计划探讨心灵与健康的关系。

　　1975年10月，梅宁杰诊所的罗伊·梅宁杰（Roy Menninger）在图克逊（Tucson)的讨论会上说：“传统医学观念和新的‘人’的观念正在碰撞上其他演讲人则预见保健改革将遭遇抗拒与对立。”

　　其实这还不必等到以后。图克逊讨论会时冷战就开始了。以马尔康·多德（Malcolm Todd)而言，当时他是保守的AMA的主席。他在讨论会上防卫性的叙说了现代医学的技术成就。他的话绝不会令听众高兴。可是，大家都同意，他愿意与非正统医学人士同登论坛，已经是意义重大。

　　不过不到一年，在圣地亚哥一次性质类似，但规模较大的讨论会当中，多德却开始欣赏“人文医学”处理“身心”（bodymind）的观念。九个月以后，他开始呼吁休斯敦一群医学人士担任积极的角色，将这一类整体方法整合到整个体系里面。他说，适当的运用这些方法，会使西方医学“回春”。“这一面光谱的成分，范围可以从生物回馈、意识心理学，一直到非一般现象、心灵治疗……”

　　宝瓶同谋者知道，他们应该倾听潜在反对者的话，而不是呵斥他们坐下。而且，反对者也应该拥有整个大脉络的第一手经验。1975年和1976年，专精于健康政策的律师里克·卡尔逊（Rick Carlson)在华盛顿靠近弗吉尼亚的爱里豪斯（Airliehouse）召开了几次小型会议，向政府官员和立法支持者介绍整体观念与新医学。参加者在会中实际体验了生物回馈、静坐、观想、放松等心理技术。这几次会议的经费是由“蓝十字蓝盾”（Blue Cross-Blue Shield)这个团体私下赞助。

　　1976年，这些“蓝色人士”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旧金山加州大学赞助了一次两百个高层决策者参加的会议。会议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举行，会中介绍新健康方法，并且强调“内心医生”的重要性。两个月以后，又有一次类似的会议举行。这一次，又出现了一个赞助者——“医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Medicine）。

　　这些同谋者好像巡回骑士一般，周游全国各地，不为宣扬一种教条，而是宣扬一种展望；在一地推动教育计划，在另一地推动引导计划；出版及销售人脉中人的着作，铸造新的联结。有些人努力于改变地方与州的专业组织。有的人则提醒基金会和新闻界注意一种大范型的可能性。

　　温和的说服和第一手经验是最成功的方法。向有影响力的决策者诉求是改变现状最有效的方法。譬如，有些会议就有第二重目标，那就是，启发那些付费参加的参与者，以及诱导部分投入的演讲人充分结合。

　　这种种结合是一种承诺，一篇连祷，是破碎的社会追求完整的宣言。他们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具体化——论坛、会议、工作间、讲座、避静所、节庆——速度比原先预期的快。下面是其中一些：治疗之道（Ways of Healing)、东西方医疗（Healing East and West）、新全美两百周年医学展（New All-American Bi-Centennial Medicine Show）、年度医术节（Annual Healing Arts Camp and Fair)、健康展览（Health Expo)、新时代展览（Zew Age Expo)、朝向明日节（Toward Tomorrow Fair)、新物理与新医学（New Physics and New Medicine)、静坐类医疗法（Meditation-related Therapies）、人文生态学（Human Ecology）、人能（Human Energy)、共同土地（Common Ground）、身体节（Body Fair)、一切唯心作（The Mind Can Do Anything)、一切都在心里(Its All in the Mind)、整体健康避静（Holistic Health Retreat）、整体生活大学（Holistic Life University）、健康庆祝（Celebration of Health）、医学新展望（New Perspectives on Medicine）、美国医学新处方（New Prescriptions for American Medicine）、未来的医生(Physician of the Future)、未来的医疗中心（Healing Center of the Future）、医疗的文化展望（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Healing）、美国本土医疗（Native American Healing)、自然的健康资源（Natural Resources for Health)、我与身体(Self and Body）、身—心—精神(Body-Mind-Spirit)、承受压力而不忧郁(Stress Without Distress)、压力与癌症心理学（Stres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ancer）、生物回馈与行为医学（Biofeedback and Behavioral Medicine）、精神医疗法身心分裂的重整（Reintegrating the Body-Mind Split in Psychotherapy）、中国身体整体健康(Chinese Total Health for Body）、保健新向度（New Dimensions in Health Care）、摸索健康（Touch for Health)、完整事务（A Holistic Affairs）。

　　组织方面则有：整体医学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gral Medicine)、人文医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Medicine)、整体健康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Holistic Health），以及无数的整体健康中心、整体健康诊所，等等。

　　同谋者认为，数量大是一种力量，合作也是一种力量，可是集权不是。1977年有一个团体想让医生独当一面，结果遭到抗拒。这个团体虽然有强大的全国性联盟，到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归草根和分权。

　　史邦这一类人脉是典型的自给自足，多中心的团体。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讨论过。许多原先就存在的专业组织会形成新的主张。每一次全国会议，就有委员会、工作室投入改变意识状态、针灸、催眠、静坐、生物回馈等新医学方法。这一类的场合，“身—心—精神”的标语取代了往日的“自由、平等、博爱”。教会或与教会有关的基金会也出现了很多中心、会议、人脉。

　　有一封新闻信说，“这种时刻，整体医学不属于研究所的领域，而是人民的领域，依据一个将全球非正式人脉结合起来的交流形态来进行……一如现在出现的许多学说，这些非正式的人脉正是属于整体健康的领域。”据说新的集体即是新的政治学，所以，健康人脉亦是平安——一种比较美好的方式活生生的实例——的新范型。

　　除此之外，同谋者也认识到语意学在沟通新与旧之上的重要性。譬如，有一项非传统医学研究计划的草案，在所有参加的医院的同意下，命名为“医疗按摩”，而不说是“手敷”疗法。因为后者听起来甚为陌生。一个研究者原先提出一个研究计划，命名为“健康的心理生物学”，结果没有获准。后来他知道基金会的取向是病理学，于是改名为“疾病的心理生物学”，这项研究计划立刻获准。

　　1977年，国立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每周都有“敲击团体”(rap groups）非正式的讨论法师医术、静坐、气脉诊断。加州的一次会议在NIMH的赞助之下，出版了一本讨论新医学的论文集，要求给予这些医学新观念正当性。联邦决策人会支持由心理技术产生身心变化的研究工作。NIMH也和别人签约，收集整体医学方面新观念的书目。 NIMH在工作要求中明白的界定了这种需求：

　　二十几年来，许多医生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都开始发现西方对抗医学法在范型与实际上的限度……焦点不放在预防而放在病理和疾病，药方和手术很多都具有伤害性，太过严格分别生理与感情问题，“医生全能”和“病人听话”之间不对称的假设……凡此种种，都在促使医生和研究人员到别的传统和技术中寻找答案。

　　这种研究使很多人去追寻视身心为一体的传统。这一类的传统，于是将医治行为带向襄助自然治疗过程的方向……有些工作者将关注的方向转到各种传统医学——针灸、同病源体疗法、草药、静坐、灵异治疗。有的人则转向观想引导与生物回馈。

　　“战争已经结束，”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发行人诺曼·卡辛斯（Norman Cousins）说，“我们已经有了同盟。许多医生都相信我们现在只缺勇气。”他有他的理由相信那些“同盟”。他自己曾经从非正统疗法中治好重病，于是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详述这个过程。这个治疗过程是一次马氏兄弟电影马拉松和“诚实的照相机”秀，外加静脉大量注射维生素C。经过这种治疗，他致命的细胞疾病开始好转。

　　他的论文立刻引起回响。十七份医学杂志要求转载，三十四家医学院将这篇论文纳入教材，全国各地都有医学院邀请他演讲。世界各国写给他表示感谢的信多达三千封以上。卡辛斯后来在1978年进入UCLA医学院任教。

　　一种行业的转变

　　1977年，卡辛斯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医学生协会会议中致辞。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健康的新角色——医学的新定义”（Alternative Roles in Health—a New Defintion of Medicine， AMSA）。这个议题明显表示医学院里面已经发生范型的转变。全美各地的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老师已经结合成非正式的团体，讨论意识和医学的整体方法。这些团体经常在UCLA、德州大学、休斯敦的贝勒大学、巴尔帝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的医学院聚会。

　　约翰·霍普金斯曾经成长出一个全国性的人脉，叫做“金印”（Goldenseal）。当时AMSA的副主席是这个人脉的创立人之一。这个人脉创立之初只有两个人，一年之内就发展到两百五十人。

　　AMSA的组织刊物《新医生》（New Physician）同一年也发行了一期新医疗行为专号，此后并且一直辟有人文医学专栏。AMSA 1976年的主席罗瑞尔·卡帕(Laurel Cappa)曾经在一次医生会议上说到学生对家庭医疗和静坐、整体心理学等非传统方法的关注。这些医学生是在说他们不想再成为病人的权威，只想成为病人的伴侣。

　　1978年，美国整体医学会（American Holistic Medical Association)在丹佛举行成立大会；邀请AMSA前任主席欧卡特（Doug Outcalt）演讲。他在会中呼吁大家要为那些在保健方面追寻开放而人道方法的学生树立典范。

　　他说，医学生大略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传统论者，二是尽责任者，三是追究者。第一种人完全按照前辈的方法行医。第二种人虽不同意当前体系，可是却无法想象这个体系会有什么转变。第三种人积极关心转变之道。“你们可以帮助我们，”欧卡特说，“渗透审核委员会，渗透课程委员会，接触医学院的老师。”

　　同谋和危机现在确实在改变医学院。那些回答宝瓶同谋问卷的人士，有一部分正是医学院的老师。他们不但提供学生宽广的范型，而且也为已经挂牌行医的医生举办医学补研教育计划。（美国有很多州都要求医生每年要以最短的时间训练自己赶上最新的知识）。

　　在沙加缅度，加州参议院的医学事务委员会正在考察目前医学院课程的变化会不会太混乱。有一个心理学家同谋者是这个委员会主席的朋友。他开门见山说，“我代表加州的非医生，”然后开始呼吁未来医生教育的人性化。

　　有的医学院院长抗议，说他提出来的改革很难做到。他回答说，“我同意，创意对我们的医学院的确是太难了。”几位院长听了他的话，立刻回答说，“也许没有那么难。”

　　但是，除了宝瓶同谋自觉地协助之外，知识的爆炸和“理性医学”的失败却是变革绝不可少的力量。

　　对于大部分医生而言，生命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往往陷在范型的转换当中。他们往往置身两代之间，既没有年轻到能够无碍的接受新观念，也没有老到抱着科技的梦想和医生的神秘气质入土为安。

　　依照彭斯所说，美国的保健专业人士，有很多扮演的都是“领导转变”这种角色（见第七章）。就一种意义而言，他们是在打破自己的文化樊篱；因为，西方医学实在是一种狭隘的次文化。一个人类学家说，这种次文化是“加兰医生的严格传统”(the harsh Galenic tradition)（译注：加兰是古希腊的医生）。

　　整体医学的理想其实也不新。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曾经在《科学》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他说，早在1920年之前，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就有人想到这种方法。1950年，贺戚内克（Arnold Hutschnecker）医生也在他的论文“活的意志”（The Will to Live）里面叙述一件身心医疗的病情。医生对疾病的观念和精神分析学家对疾病的观念必须互相融合；因为真相并不专属其中一方。“两者会互相接触，融合；而全科医生在这种融合里发现的意义将是最深的。”

　　可是贺戚内克医生当时无法预见的，却是后来全科医生迅速消失。1950年，医学院毕业生有90%从事家庭健诊。到了1970年，这个数字降到百分之十以下。在医疗分科制度之下，不但心灵和身体分属两个营地，连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各属一个人的地盘。

　　由于医学院越来越依赖医学院审核测验（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s Test，MCAT），所以专科化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无可避免的。根据柏克莱加州大学心理学家高夫（Harrison Gough）所做的一项研究，1951年以来，这种测验因为在学生当中选择一种气质，所以也塑造了一代美国医学。譬如，由于高分是获得核准的必要条件，所以这种测验剔除了“很好的工作者”，而取学院倾向强烈的人。可是这些学术型的人却有专精化的倾向，会选择放射科、麻醉科等做专门研究。“因为依赖这种测验，所以才产生这一代的医生不愿意和病人谈他为什么胃痛。”

　　高夫几年来发现，最有可能中途退学的，是那些最具创造性的学生。“并不是他们不适合当医生，而是他们受不了那些成套的玩意儿——那些完全排定的课程。”

　　尤其到了近年，很多最好的医学生甚至挨不到退学的阶段。因为，医学院那么小的空间近年来竞争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必须要有很高的学年平均分数才可能得到许可。这一来，既然那么注重学术标准和测验分数，温暖、直觉、想象力这一类性格自然要排除在外。但在实际上这就等于是，右脑给否定了医学院入学许可。创造性毫无容身的余地。

　　1977年4月，将近三万名学生参加了1978~1979年度的MCAT（医学院入学考试）。可是这一次却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考试内容性质使然，以往居于有利地位的科学主修生这次面临了极尖锐的竞争。这次考试使很多非科学主修生得以进入医学院。这次考试测验了以往不曾测验的性向特征，诸如综合能力、寻找形态、推测、排除无关资料的能力。这些试题都没有一定的答案。

　　这次MCAT是1946年以来第一次真正全新的医学院入学试。花一百万美元举办这次考试的美国医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edice Colleges），现在已经开始积极考虑如何测验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好医生的人格特征。他们的发言人说，“每个人都同意学科测验测不出来的人格特征是很重要的。甚至比医学知识还重要。”

　　医学院也开始评估医学院课程对学生人格的影响。哈佛医学院一位前任院长说，“在美国，知识的自由在医学院的课程比其他学科都少。”哈佛公共卫生学校校长海耶特（Howard Hiatt)呼吁说，医学教育应该开阔一些。他说，医学教育长久以来“一直孤立于丰富的大学主流之外”。

　　这一次新的考试内容由于只测验一年级的科学课程，所以能够鼓励医学预科生选修人文学科。事实上，医学院现在确实有一股潮流在鼓励学生主修非科学学科。这股潮流不大，可是却很重要。譬如，安大略省汉弥尔顿的麦玛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他们的医学新生主修科学和主修人文的大致各占一半。

　　医学院学生现在已经开始要求（甚至起而组织）营养、身心医学、生物回馈、针灸等非传统的医学法。

　　史考特·梅(Scott May）是一个住院医生。他在一次对加州旧金山医学院校友会的演讲中，呼吁医学院教育应该尊重并且培养女性原理。他列出医学院里一些过度男性的倾向：医学院使学生不顾自己的疲劳，将病人“客观化”使医生不了解病人本身的感受，没有慈悲心，医生的自杀、崩溃、滥服药物等都是。“请你们评估，不要排斥，评估那些脸皮比较薄，和病人感觉比较近的学生。请你们在审核委员会当中把他们找出来。”他要他的同学，“请不要忘了自己的心肠……”

　　耶鲁的医学生汤姆·弗格森（Tom Ferguson)发行了一份很成功的刊物，叫做《自疗医学》（Medical Self Care)。里面登载的文章包括营养、心理学、运动、心理技术、草药、各种医疗法。除了发行刊物之外，他还展开了一项成人教育计划。他说，“由于现在的医学院的课程的缘故，那些原本因为人道原因而对医学产生兴趣的人，却给摆进两年、三年，乃至于四年都和病人隔绝的状况。”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School of Medicine)的学生因为想和病人有人性接触而受挫，于是就自己开了免费的诊所。

　　年轻一辈的医生认为自己与所有的非医生是合作的关系。美国医学新闻（American Medical News)曾经有一篇文章因为将脊椎按摩视为流行，而遭到学生的抗议。学生在抗议信中表达了他们典型的观点：“让我们和按摩师合作。”这样，以往医疗行为上的权力问题（谁比较专精，谁拥有比较大的权威）遂开始崩溃。在多项有创意的医学计划当中，心理学家现在的影响力已经和那些医学博士相当。加州现在已经开始实验心理健康博士学位的授予。这种学位应修的课程包括心理分析、心理学、社会工作。以往的阶级分别已经消失。心理分析医生要咨询心理学家，整形医生要咨询脊椎按摩师，眼科医生要咨询验光师。护士、助产士、家庭医师、其他咨询者、神职人员、民俗医疗师、身体治疗师、外科医生、医学工程师等，都对整体医学有贡献。加州医学院的一个解剖学家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片真理，但都不是全部。”哈佛的海耶特说：

　　外科医生在健康剧场上担任唯一中心人物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医生不论有多能干……他都需要其他专业人士加入体系里面，因为，医疗行为不论做得多好，对我们面临的健康问题大部分都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海耶特说，这种问题光是从法律和经济考虑还不够，还要从生物科学、数学、公共政策、商业、新闻、伦理、教育等各方面考虑才行。

　　生、死、痊愈之道

　　一个圣人说，事情凡是重要的，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我们眼前这一股医疗的热潮，其实只是一种集体的回忆，回归以前的“妈妈”和医生而已。西波克拉提（Hippocrates)当时就是因为坚持心灵与环境的重要性，所以才懂得警告我们医学如果分门别类会有什么后果。

　　科学上发现自然界的丰富与复杂以后，我们总算才明白我们一向对待健康的方法多么拙劣。尤其，我们那么外在的，粗暴的，侵略性的处理的那些系统，其实都要在我们请出内心的医生时，才可能恢复平衡。外在的改革对政治实体本身的影响往往有限。同理，如果精神尚在冲突当中，那么外在的治疗当然不足以使身体痊愈。

　　许多人之所以采用传统方法治病，并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因为认识到“现代”医学方法已经越轨，想把一种笨拙的秩序放到自然界，却不知道自然界有它更高的秩序。譬如说，20世纪给我们的是四小时奶瓶喂奶法。为了医院和医生的方便，还引进分娩劳作和帝王切开术。生与死都分隔成孤立的环境，人的关心在其中空空如也。

　　现代典型的生产是这样的：医生从麻醉的母亲体内抓出一个麻醉的婴儿，外面全是亮光和吵闹声，然后包起来，绑起来，放到塑胶盒里。然后父亲只能透过玻璃窗看他，兄弟姊妹则完全不行。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婴儿出生以后，如果立即和母亲在一起，他们立刻会在生理和感情上“结合”。他们眼光接触，抚摸、微笑、哺乳，这一切对他们的亲密，对婴儿日后的发展都有长期的影响。从其他文化采取的育婴行为，从本国复兴的育婴风俗——妈妈的拥抱、和父亲游戏、人奶中对婴儿发展很重要的物质、人声会启发婴儿微小的动作等——都使我们看清自然行为对新生儿的好处。

　　母亲与婴儿间结合的重要性，曾有一项泛文化的研究以数字量化出来。这项研究显示这种结合与母亲后来的敏感性、小孩长期的智商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能够减少母亲虐待与不照顾小孩的现象。除了母亲之外，婴儿与父亲也有一种结合的关系。在瑞典，父亲可以到医院照顾婴儿。三个月以后，他们与婴儿的关系往往变得密切。长期的研究显示，襁褓时期有父亲照顾的婴儿长大以后比较能够适应社会。

　　一开始的时候，医学界对于有人关注这种亲子结合关系根本是排斥的。可是，接下来态度的软化却来得突然，出乎意料之外。1978年，AMA突然宣布接受那些注重亲子关系的妇产科医学方法。

　　现代医院的设计，显然不是用来生小孩的。这一个因素造成了近年在家里生产的潮流。医学界起先非常担忧这种趋势，可是第一次的安全评估出来以后却令人吃惊。加州健康部对一千两百个家庭分娩病例做过研究以后发现，在家生产，“在每一方面”，都比全州平均情况安全（不过，筛选出来的做过这种冒险的母亲在总人口中并非很具代性）。医院生产婴儿死亡人数是在家生产的两倍，而在家生产还只是助产士在处理各种情况。（助产士的技术使阴裂保持在5%左右，而在医院由医生接生则为40%。）

　　面对病人的厌弃，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努力改进。现在，他们的妇产科病房是一个“家外之家”，一个符合人性的环境，外加很快就可以到达急救处。在米耳瓦基家庭医院(Family Hospital)的新生命中心（New Life Center in MilWaukee）、圣芳济医院(San Francisco General）与好莱坞长老会医院的新分娩中心（New Birth Center)里面，父母亲和小孩子所处的环境就像家里一样。他们可以听音乐，等候母亲生产时来这里玩，用餐。

　　很多医院已经采用法国妇产科医生雷波业发明的分娩法。婴儿在一个安静、光线柔和的环境中出生，然后受到温柔的欢迎、按摩，然后再放到温暖的水中。芝加哥拉许长老会圣路加医学中心（Rush-Presbyterian St.Lukes Medical Center）的一个医生说，这种环境下出生的婴儿，开始伸展身体时“几乎都会微笑”。佛罗里达的一个医生告诉同事说：“这简直就是一个观念，不是程序。”

　　雷波业曾经描述他逐步发现新生儿智力与觉醒的过程。他说，这个过程与他从医学教育所知完全相反。“那是一个人在那里，有充分的意识，必须尊重。”法国有一项实验，研究对象是一百二十个用雷波业方法生产的婴儿。这一百二十个小孩，母亲全部都是劳工阶级，刚入医院时根本不知道有雷波业分娩法这一回事。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小孩子的心理动力比一般小孩子强，消化力比较好，比较早开始走路。最叫人吃惊的是，两手都很灵活！

　　雷波业是1978年策划洛杉矶一次会议的演讲人之一。这次会议组织了“我们的终极投资”（Our Ultimate Investment）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赞助人是赫胥黎的遗孀罗拉·赫胥黎（Laura Huxley）。NAPSAC（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for Safe Alternatives in Childbirth)这个人脉的产生是因为坚决相信生产、照顾婴儿、亲子关系之间有它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全国各地的关心激发了各种会议、讨论会、出版、各种互助人脉。这一切使各种自然生育法（譬如拉马兹法，Lamaze method以及La Leche联盟，希望自己哺乳的母亲组成的互助人脉）的发明与建立，大大获得了支持的力量。

　　一个曾经回答宝瓶同谋问卷的女士说，在家里生小孩是“不打麻醉针的心灵高峰经验”。她的先生为她接生。他也说这种经验是他一生的高潮——“出生为一个父母”。这个母亲说，她很感谢所有以前“以自己的方式分娩的女人。她们从医学界夺回生产权，归还给父母和婴儿。这原本就是他们的”。

　　越来越多父母要求在家生产，或要求家庭式的环境。同样的，现在也开始有人要求在家或在一些人道中心辞世。这些末期病患人道中心都是以伦敦圣克里斯多福中心为模式设立的。提倡临终院运动(hospice movement）的人士说，这个中心是“一个观念，而不是一个地方”。这就像雷波业的方法给称做一个观念，而非技术一样。

　　国立健康研究所曾经举办一次为期两天的临终院讨论会。《科学》杂志报道说：“临终院运动绝非个别的，特殊的现象。临终院提供的是使整体健康系统重回正途的模式。”

　　新社会研究学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哲学教授裘纳思（Hans Jonas）说：“规范‘死的权利’这个问题的，根本来说是‘生’这个观念，而非‘死’这个观念。生命的完整是医药寄托之处。医药的任务是使生命的火焰继续燃烧，而不是让生命的余烬闪烁；尤其不是使生命受苦，尊严受损。”现在在美国的许多州，那些延缓死亡的科技——那些管线、人工呼吸器——已经可以用“死亡的权利”来拒绝。

　　柏克莱的“相提计划”（The Shanti Project）为临终者及其家属聘雇了专业与各行顾问来做充满爱心的指导。精神病学家詹波尔司基（Gerald Jampolsky)在加州提布隆（Tiburon)的态度治疗中心（the Center for Attitudinal Healing)主持一个罹患致死疾病儿童的团体。小孩子每个星期轮流在各人家里聚会，分担恐惧，共同思考，为病危者传达痊愈的意志。太平洋贝尔公司的捐助使这个中心能够建立一个电话支援人脉。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可以利用电话交谈，分担彼此生病的经验。

　　我们的文化有种种自我暗示的预言。其中之一是“年老即意味健康的衰颓”。这个假设最是要命。虽然研究显示年龄有各种表现方式，可是我们就是要让自己老，自己死。老人家，有钱的住进充满阳光，看不到小孩子的社区，没钱的，给遗弃在家人不来的街坊。有些病人，虽然照样能够走路，却还是隔离在疗养院里面。

　　可是现在，革命来了。现在，不但那少数人在说“去他的，我不去，”有同理心年轻的一代态度更为强硬。“灰豹”（Gray Panthers）的麦姬·孔恩（Maggie Kuhn)这样说明年龄的新观点：

　　我们可不要和年轻人对抗。我们不想当顾问。你们年轻人——你们全部，我们要和你们共谋。我们需要根本的社会变革，需要一份新的议程。这份议程包括有各种年龄层在内的住家——由此结束强迫退休这一回事。

　　我们可以一起建立整体健康中心——由此提出挑战与变革，由此指出制度大变革之路。

　　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新的人文，正在体验我们那种互相合作改变社会的力量。

　　我很遗憾我的同侪有时候把全部力量放在获取服务之上。服务是麻醉药，可以减轻痛苦，可是却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是建立联盟的人。我们可以实验。我们有些人年纪虽大，可是并不是要完全安全才能活；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损失的。

　　孔恩呼吁同侪去上大学课程，加入自我实现活动，创立有想象力的企业。譬如，某一个城市的“灰豹”团体就买了几间旧屋，整修以后再出租。

　　全国性的SAGE(Senior Actualization and Growth Explorations）计划结合了针灸、静坐、太极、音乐，甚至物品交换等精神与身体治疗法。最近成立的全国人性老人病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umanistic Gerontology）结合了那些关心老人病新医法的专业人士。艾力生(Jerome Ellison)创立的凤凰俱乐部(Phenix Club)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参加。他们设计一些活动与互助制度使人的后半生成为有创造性的精神历险。

　　可以预见的，将来在精神疾病方面也会有新的治疗方法出来。医学界现在对传统的医疗方法——包括镇静剂的使用——的功效已经不再那么肯定。这些药物使那些原本机能还很正常的病人住院人数增加，但是对于造成精神疾病的内在失调却无能为力。

　　有些社会认为疯狂是企图突破新观点的努力。西方的精神病学现在终于开始懂得尊重这种看法。严重的精神疾病有时候可能是超越冲突的策略，是很有价值的自然程序，而非必须赶快消除的症状。精神医生通常是暂时对病人做很大的化学调整，可是比较有效的往往却是保护和了解。加州曾经对年轻男性精神分裂病患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服用Thorazine的病患虽然比不服用的痊愈时间早两个星期，可是后者愈后一年内复发的次数却比前者少。

　　从字面上看，psychiatry（精神病学）的意思是“医治灵魂”。不过现在看来，大量使用镇静剂恐怕不但治不了破碎的灵魂，而且还会改变脑里面受干扰的化学，因而搅乱了忧郁和冲突的形态。还记得我们的脑要不就否定冲突，要不就转化冲突。所以当卡尔·梅宁杰发现许多人从疯病恢复以后“比以前更好”时，我们都很能够理解。事实上这些病人复原之后，已经到达另一个整合层次。这是压力推动个体进化的又一个实例。

　　有些社群建立了一些避静所，让遭受压力的人有一个休息和获得支持的地方，以免冲突扩大到难以应付。有些避静所甚至能够处理精神病患。不过这些地方现在都已经结束。旧金山的Diabasis House和华盛顿的Crossing Place都曾经有一些引导计划让我们看到，即使是严重的精神病患，居家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地方运作的花费也比精神病院低。

　　综观人类历史，恐惧创造行为和神秘状态——人类经验的直觉面——常常造成迫害。这种迫害名目太多，难以细数。精神病学家莱因（R.D.Laing)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对于内心的饥渴态度暧昧的缘故。社会都有一个共识要否定精神的需求，所以历史上艺术家、神秘家才一直仆倒，遇难。可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前是精神病患，现在则结合起来反对吃药、电击等毫无意义的治疗方法，提倡生物回馈、静坐、营养、保护等无侵挠性的医疗法。海湾区新精神病治疗法协会（Bay Area Association for Alternatives in Psychiatry)是这样的人脉之一。现在已经有很多精神病学家在审视这些新治疗法。

　　西方医学界也越来越关心传统和民俗医疗系统。医生、护士、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现在都在注意中国、美国原住民、西藏、非洲等地的本土医疗法。阿拉斯加的爱司基摩人去找他们的巫师看病，亚利桑那的那瓦求思（Navajos）印第安人去找他们的医生看病，现在都能够得到保险公司的给付。这种本土医师帮助病人的，是使他们发现疾病的意义，将疾病放在自己的家庭和社群的关系上来看待。传统的医疗体系认为疾病是个体与他人和环境的和谐受到干扰所致。

　　巴西的民俗医疗——有时候称之为库拉（cura，curing——治疗之意）——可能是“整体融合”这种观点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发出的预告之一。库拉融合了西方医学、精神治疗、草药、同种治疗、亚美林德（Amerindian)与非洲医疗传统。曾经参与库拉的巴西人据估计有六千万人，其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库拉和身体、感情、灵魂都有关系。治疗者“道德上的优越”受到的尊重有如受过正式训练的医生。只要是有效的方法，库拉一概尊重，而且会建立支援团体来协助需要医治的个人。

　　治疗效应

　　法兰克在纽约一次讨论新医学方法的会议上说，“我相信‘痊愈的力量’这种东西是有的。”可是，他却怀疑西方科学家在不久的未来是否能够正确评估这种力量，而充分地接受。

　　但是，实际上，科学上现在已经有一个“方格”可以让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那种治疗的“共鸣”力量。贝尔定理、包姆与普里布兰的全像理论等激进的学说都提供了一个模式，让我们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东方哲学认为身体是能量的反应场。这种看法符合针灸所说的身体的经络，也符合佛教所说的脉轮（chakra）。纽约大学看护教授克莉格（Dolores Krieger）曾经示范用一种“扫描疗法”治疗病人时，病人血红素值的变化。这种“扫描”法是用手通过身体的某些部位，可是不实际接触，然后测知其中“场”的变化，譬如冷、热、刺痛等。

　　另外，病人努力治病时脑里面出现的不寻常的脑波、酶的变化、EEG的转变，以及肿瘤的缓和等都是治疗效应的证据。

　　这一切，医学界有很高的兴趣。譬如全国各地总共有几千人已经在一家工作房接受过克莉格方法的传授，其中大部分是护士。纽约的几家医院也曾经邀请她对全体看护人员传授这种方法。现在已经有一些医生开始使用这个方法。

　　罗林·桑德（Rolling Thunder）、奥尔加·沃罗尔（Olga Worrall)、保罗·所罗门、杰克·许华兹等非正统医生现在也都应邀到医学院演讲，为医生和医学生主持工作室。

　　灵异治疗在未来可能证明是医学上有用的辅助，可是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医疗方法。理由很简单。治疗者的方法都只是“为病人做一件事”而已。本土治疗者——譬如南美的curanderos——就会告诉病人说，他们固然能够改变症状，可是他们改变不了产生疾病的内在过程。症状可以暂时消失，可是深层的疾病矩阵却可能未曾稍变。真正能从内在影响治疗的，只有病人自己。

　　心如果有一种治疗状态，不论对医生，对医生与病人间的关系都有好处。英国一个科学家发现，所有的精神治疗法医生差不多都有一种脑波（英国有几千个这种医生，领有执照，可以在医院工作）。医生如果心情焦虑，就没有这种脑波。最后他说：“想象你现在要治疗病人。你没有药，也没有设备。你什么都没有，只有慈悲。”接受侦测的人只要听他这么说，脑波活动立刻出现“治疗”状态。

　　科罗拉多的整型医生史维宁根（Robert Swearingen）曾经在急诊室里急救过一个肩膀脱臼的病人。因为后来所有的医生、护士统统跑去急救另一个更紧急的病人，所以他找不到人拿镇静剂和麻醉剂。

　　那个时候，我深深感到无奈，感到我一向对科技的依赖。于是，部分由于要安慰病人，部分由于要使自己镇静下来，我就开始要求他放松。突然间，他的肩膀掉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由于病人的合作，我可以不用止痛药，将病人的肩膀推回去，一点都不痛。

　　这次经验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涯。他不但从此以后差不多可以向任何人教导这种无痛程序，而且也发现了人性因素在医学上的重要性。除了这一点，他还发现自己能够和病人建立一种无言的亲善关系，经由“倾听”而做直觉的诊断。这种东西他的医学技术是无法给的。

　　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曾经私底下说，生物回馈对于那些只相信“硬”科学的医生和病人，最后终将是一种安慰剂，一种中间步骤。他们还不知道所有的生物回馈活动都发生在柔软的脑里，一旦趋近检视，即刻化为粒子，旋转而去。他说，“这一切都在想象力里面。”所以，我们只要想象，又想象我们有，就真的有了。

　　16世纪时，帕拉赛苏斯(Paracelsus)发现他们那时候的医生“只知道意志力的一小部分”。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我们却一直知道，你可能心碎而死，女人长期的抑郁、沮丧会影响肚子里面的胎儿，老人家如果终生保持一种兴趣，就不会衰老。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惊讶我们以往陷于其中的异端邪说，惊讶几十年来我们只知道治疗身体，不管精神。现在，我们为了寻找健康，终于找到了自己。

　　第九章 飞与看：新学习法

　　第九章 飞与看：新学习法

　　如果别人都能飞，我才愿意飞，否则岂不太引人注目。

　　——David Riesman

　　是的，是你们疏远的脸，错失了多彩多姿的事物。

　　——Francis Thompson

　　关于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关于我们的潜力，关于我们能力之内的伸缩性与超越，我们目前的了解还在黎明阶段。科学上的突破已经向我们提出一个挑战，那就是，如果我们的记忆力真像实验显示的那样好，如果我们的知觉真是那么广，脑和身体真是那么敏感，如果我们甚至在细胞的层次上想改变生理就可以改变生理，如果我们是这种进化才能的继承人，那么为什么我们做事和学习还停留在这么平凡的层次?如果我们真的这么丰富，为什么我们并不聪明?

　　本章是就“学习”最广泛的意义来讨论“学习”，讨论我们惊人的能力、新的知识来源、专擅、创造力，讨论学习者那等待解放的内在。

　　当然，本章也讨论学习者为何不自由、我们的文化学习上的极度无能、以开放为代价却只知道教人做“对”的事情的教育制度。我们开始看到成人生活的不安与疾病。这种生活是从一向教我们要安静，要回顾，要听从权威，要肯定的教育制度出现的复杂形态。这种教育制度无可避免地会产生学习——以及转变——的恐惧。

　　人的脑有很大的弹性，既有无限自我超越的能力，行为上却又能够训练成自我克制。这是人类非常尖锐的难题。现代的研究技术已经显示，即使是刚出生的宝宝都敏感得难以置信。他们也会寻找事物的形态，对人声里面微妙的感情起反应，受人的表情的吸引，分辨颜色。可是，科学告诉我们，新生儿同样容易“设定”（programmed）。他们可以像帕夫洛夫(Pavlov)实验里的狗一样，制约成只对一种光线、一种铃声有反应。可是德日进和史基纳说的都对，我们既能够在进化上跳跃，也能够放进箱子里制约。

　　憧憬者说，只有改变年轻一代的教育，我们才会有新的社会。然而，其实新的社会才是改革教育不可或缺的力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古老的两难：没有经验找不到工作，可是没有工作又不会有经验。

　　学校是一个受保护的官僚机构。教育从业者不须要竞争，不须要改选，不须要想办法吸引客人。这些教育者比较少有什么权威想来改变他们的风格。

　　“消费者”对学校不能说杯葛就杯葛。私立学校大部分家庭财力不足以负担，而且也不见得比公立学校好。可是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家长说拒绝义务性教育——在很多州都是违法的——其实就像拒绝服役、不参加不道德战争没有两样。

　　就我们调查过的宝瓶同谋者而言，与教育工作有关的人比其他方面的人多。他们分别是老师、行政人员、决策者、教育心理学家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教育是最缺乏动态的机构，远远落在医学、心理学、媒体等社会元素之后。

　　就如他们有一个人说的，他们现在都在这个体制内做“和平的努力”。人类一直都有英雄，而他们现在就是教育界的英雄。他们想超越旧结构的限制。可是他们的努力常常遭到同事、行政人员、家长的顿挫。前福特基金会教育顾问，现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的方提尼（Mario Fantini）直率地说，“变(becoming)的心理已经偷偷走私，进入学校。”

　　可是，我们仍然有理由乐观。因为，我们向来的错误就是假设我们必须从学校开始。但是，学校其实是我们的思考方式的结果——而我们可以改变思考方式。

　　国立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前计划与政策发展主任约翰·威廉逊(John Williamson)说，“国内的回归基础运动(back-to-basics movement）和绝大部分的教育改革，谬误之处在于我们的常识性的观点。”我们忽略了太多变数——学生个人的信仰有很大的限度、教育者有他的意识、我们的社群有它的意图，等等。

　　信仰、意识、意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片段的改革为什么没有希望；因为，这些问题早就陷在我们人性当中那些旧观念的泥泞里面了。再说这些问题本来就互相有关系。传统教育之所以无法教导基本技巧，培养自尊心之所以失败，都是这种极度无能与误知的一部分。

　　回归基础运动或许应该纳入更深的管道，回到根本的岩床。那是潜匿在后的原理和关系，真正“全面的”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获得方位感。

　　只有新的展望才能产生新的课程，新的调整层次。譬如政党之于权力分配的改变其实只是一个肤浅的因素，学校也不是改革教育的第一现场。

　　微妙的力量正在发生作用。这是你在报纸头条标题看不到的因素。譬如，数以万计的老师、教育顾问、心理学家、行政人员、研究者、学校职员都属于那些致力个人转变的几百万人当中的一部分。这些教育界人士最近开始做地区性和全国性的结合，分享策略，共谋教导他们视为最珍贵的自由、高尚的期望、觉省、形态、联属、创造等事物。凡是已经准备好听他们讲话的，他们都渴望与之分享他们的发现。

　　但是不论资深资浅，有很多人都已准备好了。这在一部分上已经是成功地将学校人本化的运动。他们已经学习到太多东西。譬如社会实践论近年来已经从对立走向合作，从外部治疗走向内部治疗；教育改革者也开始转移重点。于是家长和教育者新的结合有了新的力量。老师、行政人员、学校委员会委员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立。现在他们开始共同努力了。

　　这些人脉有一种科学研究的“结盟”。我们现在才开始了解我们的教育一直都很不自然；才开始了解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功效不大。脑机能和意识的研究显示，如果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潜力，我们的教育就必须改变。

　　变革另外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危机。一切教育的失败，就像感冒发烧一样，都表示一种追求健康的高度努力。宝瓶同谋的工作就是对这种疾病冷静地做诊断——就是弄清楚我们需要融合，需要范型的改变，而不只是钟摆式的改变。

　　教育的河床一经扩大，“竞争”就是改变其轮廓的力量。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芝麻街、打网球时的内心活动、一切事物的“禅”、教导和学习合作时、打电脑时、在调频节目上、在自助书刊、杂志、卡带、电视台文件里——找到学习的东西。

　　然而，变革最强大的力量，却是在于数百万成年人越来越认清自己之所以期望不高，之所以产生挫折，大部分是因为学校教育的缘故。

　　土壤的疾病

　　如果我们不学不教，我们活着就不会觉醒。学习不但如同健康，学习根本就是健康。

　　儿童的成形期，学校是一股最大的社会影响力。学校一直是我们那些最深的否定、无意识、一致、关系破裂的起源。譬如对抗疗法只治疗症状，不关心整体系统一样，学校教育也将知识与经验打破成种种“学科”，将整体转为部分，花朵变为花瓣，历史变为事件。这其间绝不再重新衔接。波斯曼（Neil Postman）和维因加纳(Charles Weingartner）在《教育之为颠覆行动》（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一书里说现在的教育：

　　英语不是历史，历史不是科学，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不是音乐。艺术和音乐不是主科，英语、历史、科学是主科。学科是你要去“拿”的东西。你一旦拿了，你就“有”。你一旦“有”了，你就免疫，所以就不再须要拿了。（教育的种苗论?）

　　更糟的是，不但心灵支离破碎，精神亦然。对抗式治疗法会产生医生病，同理，对抗性教育会产生老师病——老师造成的学习无能。这种无能我们称之为土壤病。儿童本来满怀勇气来学校探索，可是很快就发现学校的压力大得足以永远破坏这场历险。

　　医生即使是在神一般的全盛时期也不曾有过老师这样的权威。因为老师能够对着一教室无力、脆弱的年轻人给予奖赏、惩罚、失败、爱、羞辱、资讯。

　　疾病(disease，自己感觉不安）对我们而言，可能很多都是从教室开始。一个生物回馈医生说，不安的记忆和身体的不舒服之间是可以找出关联的。如果医生要病人回想学校教育，他的生物回馈立刻就会显示警戒状态。PTA的一个工作室曾经做过一次实验。实验内容是要求每一个受试者回忆学校的事情，结果每一个人写出来的都是不幸的，悲伤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每次放完假又要上学，或者迟到、作业没做，在他们简直如同噩梦。

　　我们大部分人似乎都和学校事情未了。残存的焦虑会一直在某些意识层次上威吓着我们，使我们面对挑战和新事物时产生退缩反应。

　　前一章我们曾经讨论过病人人格特征的研究。譬如癌症病人一直有表达悲伤、愤怒的困难，心脏病人常常是牵挂工作、成就。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这种权威的，成就导向的，产生恐惧的，分秒守时的学校教育有没有可能助长这些疾病的发生?我们是否一直受到鼓励不真实的表达生气、悲伤、挫折?我们是不是一直受到鼓励去竞争、奋斗，因而一直恐惧迟到，恐惧截止时间?

　　关心学习生理环境的教育家麦金尼斯（Noel McInnis)曾经描述这个过程：整整十二年，我们将儿童的身体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将儿童的精力限制在一定的活动之内，将他们的感觉限制在一定的刺激之内，将他们的社会化限制在少数同侪之内，将他们的心限制在身边世界的经验之内。“这样，他学到了什么?”麦金尼斯说，“他学到的是‘不要’原本属于他的东西。”

　　年轻人必须主动进入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给他的却是从这个文化的坟墓中挖出来的残骸。他们真正想做事的时候，我们却给他们一大堆抽象的作业，要他们把“正确”的答案填进空格里。我们给他们一大堆选择题，要他们选出“正确”的答案。他们需要寻找意义的时候，学校要求的是记忆；纪律与直觉分离，形态与部分分离。

　　如果完整就是健康，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教育制度加诸意义和自我形象上的暴力，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疾病的主因。这种暴力使儿童支离破碎，即使在他们家里都不放过。笨瓜（Humpty-Dumpty)（译注：已经彻底破坏，无法再修复的事物）的悲剧从第一次否定感情、第一次压抑问题、第一次克制痛苦就开始了。柯卓(Jonathan Kozol)描述自己教育民族社区儿童的经验时，说这种情形是“早夭”。这种早夭，什么家庭都解决不了。

　　傅勒曾说，他自己或者他认识的任何人都不是天才，只是“我们有的人受的伤害比较少罢了。”傅勒和米德（Margaret Mead)一样，基本上是在家里受教育的。根据研究，那些有原创性成就的人，相当大的比例是在家里受的教育。他们自幼受父母、亲人的熏陶，从小就怀有崇高的期望。

　　为新的世界学习

　　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例行公事般的处罚、开除年轻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所知的这种学校是在我们对人脑开始有一点认识之前设计出来的，是为一个尚未超越的社会而设的。除此之外，这样的学校也是为传授特定的知识而设；因为那个时候知识是固定而有限的。

　　那个时候那样的学校已经足以让学生娴熟几本书、一些课程，学会某个行业的技巧。你的教育到这里也就完了。学生学的是他的“领域”需要的东西。每一个工人都熟练，都清楚自己的工作。知识各有区隔，人各有部门。可是，在大众教育这么短——不到一百年——的历史里面，学校教育终于从朴素的虔诚和基本文学走向艺术和社会科学。教育，就精密与复杂而言，已经越来越“高”。

　　可是我们一直认为学校是执行社会委令的地方，至少我们一直要它努力做事。学校教导的是遵从、生产等一切切合时宜的德行。因为老师少所以生产老师，因为苏联发射史普尼克太空船使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落后，所以生产科学家。

　　一如某些民意测验和教育家说的，如果现在社会推许的是“实现自我”，请问你怎么教?

　　几百万家长已经对传统教育觉醒，其中有些是因为他们的孩子连起码的文学知识都没有得到，有的则是因为学校教育不符合人性。奥勒冈州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这个社群既注重基本技术的教导，也注重自尊心的培养。

　　加州修正的教育法授权所有的校区全力提供新的学校。这种新的学校注重的是学生“依靠自己、主动、仁慈、自动自发、有活力、勇敢、创造、责任、快乐。”这是一种崇高的秩序。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做过一项研究，名为“21世纪的课程变革”(Curiculum Change To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这项研究显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中断、变化、人与事互生互起的时期。

　　讽刺的是，由于教育制度本身的结构会使教育制度瘫痪，所以教育制度对于心灵方面科学的发现，社会上价值观的改变，即使有反应，也很慢。一般而言，知识进入学校总是很慢。教科书，课程上面所说的，不论是什么学科，典型上总比已知的知识落后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除了大学毕业的阶段，一般的教育绝非葡萄藤、思考、突破、尖端研究的飨宴。

　　知识爆发，文化与沟通发生革命的社会，不能等待摇摇欲坠的教育官僚组织来保护它追寻意义。我们现在所知的自然界已经突破人为的科际建构。科技不断的在加速前进，于是传统的生涯消失，新的机会突然成形。新的资讯一起向前冲，使各个学科的榫头接合了起来。

　　教育当局对于变革的需要反应之慢，仿如梦魇。他们的反应比其他任何体制的反应都慢。他们那些老旧的立法成本越来越高（占国民生产毛额百分之八，相对于一九五一年只有百分之三点四），可是越来越没有效。光是增加硬体，增加课程是不够的。

　　学习：即将出现的范型

　　教育的创意好像罗马的烛光，一直在天空交织成十字的光芒。它们急速地喷射出来，在空气中只留下一点觉醒的气味。它们往往只表现在人性的部分面相上面：认知式的学习对影响式（感情的）的学习、自由的环境对结构化的环境彼此之间一直爆发小小的冲突。莱纳（Max Lerner）发现，长久以来，位于光谱两极端的理论家一直用近乎神学的狂热看待美国的学校教育，但他们另外一面则一直背负着摧毁天国一般城市的罪咎。

　　谁毁了我们的伊甸园?人文主义者指责技术家，行为主义者指责人本主义者，现世论者指责教会，教会归罪于宗教教育的贫乏，基本教义派指责进步论者；没完没了。

　　可是，事实上我们从来不曾有过天国一般的城市。我们的公立学校是设计好的，很公平；为的是创造适度识字的公众，而不是传授素质教育或培养伟大的心灵。

　　教育哲学的激进中心——宝瓶同谋典型的展望——是一个技术与观念的星座。这个星座，有时候叫做“完整教育”(transpersonal education)。这个名称是由心理学的一支衍生而来。这支心理学重点在于人类的超越能力。在完整教育里面，学习者受到的鼓励是觉醒、自治，是质疑、探索意识经验的所有角落与缝隙，追寻意义，探测外在的限制，检证自我的阵线与深度。

　　以前，大部分的教育方法提供的都是钟摆式的变革，（初级学校般的）推行纪律，温情的价值观（一般免费的学校）。

　　但是，相对于传统的教育（目标是调整个人适应现成的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人本”教育家则主张社会应当接受个人的独特与自治。所以，超越经验的目标在于一种新的学习者，一种新的社会。除了接受自己，还要超越自己。

　　不过，光是使教育环境人性化，其实只是对现状的让步而已。有很多的情形，改革者因为担心自己逼迫得太厉害，所以不敢向学习者挑战。他们会设下以前一样的限制。（下一章我们对这一点将有所讨论。“工作场所人性化”一开始的努力最后仍然变成只是解决部分的问题。这样，这种方式在他人还没有完全了解其价值之前，就已经遭到排斥；因为它们承诺的似乎超过它们能给的。）

　　完整教育较传统教育要来得“人本”，在知识上也比以往一些方式来得严格。完整教育的目标在于协助学习者超越，而非只是培养生活的技巧。完整教育是整体医疗的翻版。完整教育是完整之人的教育。

　　有一个宝瓶同谋者说，“完整教育是将人暴露在他自己的奥妙之下的教育，由此再脱出这一条路，因而免于遭到辗压。”但是，他提醒我们，有些教育者仍然持怀疑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也不要强迫推销。“近年来学校有过太多的‘革命’。这个战场已经死伤累累。即使你期待奇迹，也不要承诺奇迹。”

　　《菲·三角·卡朋》(phi Delta Kappan)是一份有影响力的学校行政杂志。他们发现，完整教育有解决某些社会危机——譬如少年犯罪——以及提高学习能力的潜力。“虽然这个运动的界定不好，”这份杂志说，“可是却可能是今天教育界的情形，而且预示着一次重大的革命。”

　　完整教育和整体健康一样，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完整教育不需要学校；不过提倡者相信，学校却需要完整教育。由于完整教育具有使社会觉醒、痊愈的力量，所以他们便共谋将这种哲学带进教室，带进每一个年级，带进每一家大学，带给职业训练和成人教育。

　　完整教育与以往大部分的教育改革不一样。完整教育着床于健全的科学之上。这些健全的科学是系统理论、整体身与心的了解，意识两大模式及其互动方式的知识、意识改变并扩展之后的潜能。完整教育注重的不是“学科”，而是知识的连续、人类经验中超越伦理、国家的共同基础。完整教育协助学习者追寻意义，辨认形式与形态，满足“和谐”的渴望。范型之如何转换，新的领悟之前如何先有挫折与挣扎，完整教育加深我们对这一切的认识。

　　完整教育为艰苦的任务促成有利环境。它推许的是个体与社会、自由与责任、独特与依赖、神秘与清晰、传统与发明。它是互补的，诡谲的，动态的。它是中道的教育。

　　超越教育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型。它仰仗的是“学习”的本质，而非教授的方法。学习毕竟不等于学校、老师、文字、数学、年级、成就。学习是我们从吸第一口气开始就必须一步一步踏出的过程。那是任何时候，只要是整合了新资讯，学会了新技巧，就会在脑里面发生的转变。学习是个体心灵的燃烧。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情都只是“上学”。

　　教育旧范型的假设教育新范型的假设1.注重内容，希望一劳永逸的得到“正确”的资讯。

　　2.学习是一种产品，一个目的。

　　3.阶级与权威结构。推许“一致”，不鼓励异议。

　　4.相当严格的结构。课程固定。

　　5.固定的进展步骤。注重某些活动年龄是否“适当”。年龄分隔。部门化。

　　6.“做事”能力优先。

　　7.偏重外在世界。认为内在经验不适合在学校讨论。

　　8.不鼓励猜测等歧异太大的思考方式。

　　9.偏重分析的，线性的，右脑的思考。

　　10.给学习者贴标签(矫正上的，他人赋予的，或者至少指脑机能不良的)造成预言的自我实现。

　　11.关心规范。

　　12.主要是依赖理论的，抽象的“书本知识”。

　　13.教室是为效率、方便而设。

　　14.官僚式的决策，抗拒社群的投入。

　　15.教育是某一时期社会的必要，是为一种角色所做最起码的技术训练。

　　16.越来越依赖科技(视听设备、电脑、影音带)。非人性化。

　　17.老师传授知识，单行道。1.注重学习“如何学习、如何问问题”，关心正确的事物，面对新观念采取开放而评估的态度，有接近资讯的方法，认为现在“已知”的事物还是可能会变。认为“脉络、关系”很重要。

　　2.学习是一个过程，一次旅行。

　　3.平等论。允许坦率与异议。学生与老师都认为对方是人，不是“角色”。鼓励自治。

　　4.相当有弹性的结构。相信一个学科可以有各种传授方式。

　　5.年龄层的弹性与完整。个体不因为年龄而限制于某些学科。

　　6.身为做事的人，他的“自我形象”优先。

　　7.内在经验是学习的脉络。运用想象力、说故事、讨论睡梦的刊物。鼓励“凝神”训练、感情的探索。

　　8.认为猜测等歧异的思考方式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

　　9.追求全脑的教育。为理性的左脑增加整体的，非线性的，直觉的方法。注重这两种过程的交流与融合。

　　10.标签只用在最小的，有时效性的“角色”上，不是固定的评价，一直在教育过程中紧追学习者。

　　11.关心个体做事的潜能。关注于试探外在限制、超越现时认定的限度。

　　12.理论与抽象的知识必须由教室内外的实验与经验大量补充。田野实习、师徒制、示范、客座专家。

　　13.关心学习环境：光线、色彩、空气、身体的舒适、隐私与互动的需要、安静与热烈活动的需要。

　　14.鼓励社群投入，甚至是社群的控制。

　　15.教育是一个终生过程。这种过程与学校关系不深。

　　16.适当科技。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人性关系最重要。

　　17.老师也是学生；向学生学习。旧的假设产生的是如何建立规范、服从、正确答案等一类问题。新的假设则导向如何引发终生学习动机，加强自律、激发好奇心、鼓励各种年龄的人从事创造的冒险。

　　学习即是转变

　　学习者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我们在第六章讨论过的耗散结构——与环境互动，吸入资讯，再整合、利用。学习者将输入的东西转变、重组、创造其中的一贯性。他的世界观不断地扩展，以配合新事物。学习是不断的突破而又重组——例如学会新技术、新观念即是。学习走路、讲话、读书、游泳、写字；学习几何、第二种语言；凡此种种，都是范型的转换。

　　学习上的转换发生之前先要有压力。压力的强度可以形成不安、激奋、创造的紧张、混乱、焦虑、痛苦、恐惧的连续状态。卡斯达内达曾经在“唐璜的教训”（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里描述学习的惊愕与恐惧：

　　他慢慢地开始学习——起先是一点一滴，然后才大把大把的。没多久，他的思想就开始冲突。他现在学到的东西是以前无法想象的，所以他开始害怕。学习不是我们从来期待的那样。学习的每一步都是一件新的任务，我们感受的恐惧开始累积，无情的，毫不让步。我们的目的已经成为战场……

　　学习者不可以逃走。他必须向自己的恐惧挑战，虽有恐惧而仍然踏出下一步，下一步，又下一步。他必然完完全全恐惧，可是还是不可以停止。这是规定!这样，总有那么一刻，他最初的敌人开始撤退了。这时候，学习不再是恐怖的事情。

　　已经转变的老师可以感觉到学生准备改变的状态，帮助学生或“追随者”对比较复杂的需求起反应，并且一再超越旧的层次。真正的老师会因为这一层师生关系而学习，而转变。彭斯说，独裁者不是真正的领袖，因为他对追随者的“输入”不开放。封闭的老师——纯然“权力的行使者”——不是真正的老师。

　　封闭的老师也有可能灌输学生满腹的资讯，可是学生却抗拒他的参与。老师如果想控制学生的成长，那么学生就像独裁者控制下的公民一样，无法把自己的需要和准备反馈到老师身上。这就是对讲机和扩音机的不同。

　　开放的老师就和好的医生一样，能够创造亲善、共鸣，感觉未曾明说的需要、冲突、希望、恐惧。他尊重学生的自治，花很多时间帮助学生问迫切的问题，而不是要求正确的答案。

　　时机和无言的沟通也很重要。这一点后面会讨论。学生会感觉到老师认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学生会感觉到老师的信心或怀疑。他“读到”老师的期望。真正的老师会直觉到学生准备到什么程度，然后探索，追问，带领。如果过程进行得很吃力，老师会容许时间来消化，甚至撤退。

　　整体健康无法“传递”。整体健康必须从病人的意图开始。同理，真正的老师知道学习无法强迫。伽利略说，你只能帮助个人由内心去发现。开放的老师能够帮助学生发现形态与关联，对新的可能性维持开放的态度；他是观念的助产士。老师是舵手、结晶者、助益者——他是学习的机关，可是不是第一个。

　　信任会随着时间日益加深。老师越来越“调谐”，学生的学习也就越迅速、有力。

　　对这种“调谐”清楚的老师必然也会有非常健康的自尊心，不会有什么防卫性，自我的需要等。真正的老师必然愿意放手，愿意错误，容许学生拥有另一种现实感。学生受鼓励听从内心的权威，自然就欢迎不同的意见。顺从外在的权威往往只是权宜的、暂时的。东方智者曾说，“路上见佛，杀!”

　　精神的老师能够扩展或治疗学生的自我形象，使他觉省到自己的潜能。同理，老师也能解放学生的自我，打开他的眼睛，使他清楚自己的选择。我们学习的东西其实我们早就知道。

　　我们学走路，可是恐惧一直把我们往后拉。我们和老师有一层转变的关系。在这一层关系里面，我们向边上走去，我们的平安受到了打扰，我们遭遇挑战。这种挑战，心理学家培尔思(Frederick Perls)称之为“安全的紧急状态”(a safe emergency)。

　　最好的学习环境是又安全又刺激。这种安全要安全到足以鼓舞探险与努力；刺激要刺激到足以把我们向前推。人性化的环境虽然不是“转变/教育”的充分条件，可是却足以产生必要的信任。凡是只有我们需要时才给我们压力、痛苦、沉闷的老师，我们就信任。凡是因为自己的自我而来推我们，给我们双重束缚，或者我们还害怕浅水，就要带我们到深水的老师，我们当然不高兴。

　　当然，适当的压力是必要的。惮于使学生不安的老师自己绝不可能转变。“真正的慈悲，”有一个精神老师说，“是无情。”诗人阿波里奈赫（Cuillaume Apollinaire）也说：

　　他说，到边上来。

　　他们说：我们害怕。

　　他说，到边上来。

　　他们来。

　　他推他们……他们就飞了。

　　爱我们的人，一当我们准备好了，就会推我们飞。

　　太柔弱的老师会使学生自然的期望退缩，躲在安全之处，不敢向外冒险追寻新知识。身为老师的，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让学生自己挣扎；因为，“帮助”或舒适，即使有时候是学生要求的，可能都会把转变打断。同样的了解也会使我们游泳的时候知道放手，骑单车的时候追求一种新的，内在的平衡。虽然有“爱”、“同情”等名义，我们的学习还是不要偷工减料。

　　冒险自有回报；譬如突破的喜悦、化解冲突、解决了疑难等都是。不论我们的老师是谁，这就是自由的机关。我们到最后总会明白，原来每一次恐惧的另一面就是自由。最后，我们必须自己负责通过这一趟行程，敦促自己越过疑虑、勉强、混乱，到达新的自由境地。

　　我们一旦到达这个境地，那么不论我们遭遇了多少挫败和歧路，我们都已经走上不一样的人生旅程。转变的过程总有一些清晰的记忆，譬如从黑暗到光明，从迷失而发现，从破碎到完整，从混乱到明朗，从恐惧到超越等等都是。

　　如果想知道我们如何学习恐惧与奥秘、冒险与信任，我们就必须越过学校教育，回顾我们的第一个老师。我们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探索生活的模式。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退缩或前进。我们身上充满了他们的期望。我们往往从他们身上感应而且继承恐惧、焦虑——第二代的恐惧、焦虑。而且，如果我们对这种恶性循环没有自觉的话，我们还会将他们的恐惧连带我们自己的恐惧传给下一代。恐惧失去、跌倒，害怕给丢在后面，害怕孤单，害怕自己不够好，这一切都是“不安”的遗产，一代传一代。

　　“成功的恐惧”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病症。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这种病症最大的原因可能在于父母害怕小孩子做不好手上的事情，因而“交流”出这种担忧所致。父母这样担忧的时候，小孩子就同时了解到两点：一、父母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二、父母怀疑他如果没有人帮助是否做得了这件事。这样，小孩子就建立了一个终生“破坏”成功的模式；每当他已经接近真正完成事情的阶段时，这个模式就来破坏他，使他失败。

　　大部分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小孩在某些事情——譬如功课、体育、人缘——上面比他们优秀，他们好像都不在乎。从小孩子身上延伸自己的抱负事实上有一种代替性的满足。但是，糟糕的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愿小孩子跟自己不一样。我们希望自己能够了解他们；我们希望他们与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神话和我们小说里常常有一些小孩子——譬如亚瑟·克拉克的《童年结束》里所说的——跃进新的生命模式，不再像他的父母那样脆弱、死去，可是这时他们的父母便会出现子女远离的恐惧。

　　身为父母，如果我们害怕冒险和陌生事物，我们就会警告我们的孩子不要去碰触整个体制。我们不承认他们有权利追求不同的世界。我们会用“适应”的名义要他们不要有（聪明的）反叛行为。我们会用“平衡”的名义要他们不要激烈、固执、过度。但是，简单一句话，转变却是由这种失衡产生的。

　　父母如果对小孩子的学习能力有信心，鼓励独立，以幽默，诚实的态度面对恐惧，就能够打断这些传遗过来的问题形成的古老锁链。过去的十年来，由于自己本身经历转变过程的大人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了解自己身上继承的悲剧遗产。这些人就是强大的变革力量——这是历史的新因素。

　　全脑的知

　　除了上述的发展之外，另外还有一种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德日进说，我们的心一旦觉省到进化，人类就进入新的阶段。若说要看到整个世界意识上扩展的证据，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教育上运用意识扩展的技巧是近年来才有的事。对于公众教育而言，这还是很新的东西。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一个文化努力在一般大众身上培养全脑的知。以前，知识与感情融合，大脑皮质层的判断与脑边缘的直觉相安无事的超验状态属于雅典哲学家、禅师、文艺复兴时期天才、创造性的物理学家专有。一般人不是这种英雄的料，所以，当然也不是学校的事情。

　　可是现在，再要把全脑的知限定在少数特异分子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道理。科学上以及许多个人的转变经验都显示这种全脑的知是人内在本有的能力；不是艺术家、瑜伽行者、科学天才才有的天赋。我们每一个人的脑都有无限重组资讯的能力。我们的脑这个转变的工厂，冲突和疑难正是其中的机关。

　　其实，我们只要专注就可以了。心理技术由于创造出心理学家费米(Lester Fehmi)所谓的“开放的专注(open focus)，所以扩大了我们的知觉。心理技术能够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提高学习速度，整合两个皮质脑半球的机能，促进旧脑与新脑各部位的融通(coherence）。心理技术也使我们有比较宽阔的途径去接触我们潜意识里的焦虑。或许正是这些焦虑阻挡了我们的路。

　　不论老少，心理技术都可能帮助人专心——创造，结合，统一，超越。

　　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由于我们低估脑的能力，又对脑的运作无知，所以我们设计的教育制度才会这样颠倒，退化。教育顾问哈特(Leslie Hart）曾说我们的学校是“与脑作对”：

　　我们脑里占满了“逻辑”；通常这是指做事紧密，逐步，有秩序，前后相续（线性）……可是人脑于这种逻辑却无用武之处。人脑是一部力量和精密度都强大得难以置信的电脑，可是绝不是讲数据的。人脑的运作不是依靠“精准”，而是依据大量粗糙乃至于模糊的相近事物“或然的”运作。

　　脑做计算工作时，只要专心而开放，让资讯自然通过就成了，根本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由于我们的习性，也因为我们对自己如何了解事物有错误的假设，所以虽然我们的脑吸收了全部的资讯，可是却很少让其中一些进入“正常的”意识。

　　不幸的是，心灵本质方面的新发现总像是停战的消息一样，传播得很慢。战争其实已经停止很久，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死于战场；真是莫须有。年轻的心灵每天都遭到贬抑，沮丧。这样的人太多，想都不敢想。他们给人驱赶着通过一个体制，这个体制一辈子阻碍了他们成长的能力。曾经有人说，人的一生刚好和蝴蝶相反；一开始是蝴蝶，最后变为茧。

　　长久以来，大部分大学课程里面脑科学一直缺席。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脑科学包扎在厚厚的专门术语当中。可是现在，“左右脑半球分殊化”的发现，不论是如何的粗略，总算为教育提供了一个启发人心的新隐喻。

　　我们所说的那种无可追寻的知，我们称之为“直觉”。在科学上，“直觉”的成立已经动摇了科学；至于教育，“直觉”的冲击才刚开始。

　　我们在常识上常有“从点到点追寻”的观念，好像观念是坚硬的电线或是一列“思想火车”——A导向B再导向C。可是，譬如结晶和某些脑的事件，自然界的过程却是非线性过程，从A到Z一次发生，一劳永逸。脑绝对不受我们那种常识性概念的限制，否则就完全无法运作。

　　“未经有意识的注意与理解而迅速认知真相”、“内在而生的知识”、“与一种清晰、专注的洞察力并生的本能知识”，字典上这般界定“直觉”。直觉这个字(intuition）显然是从intuere这个拉丁字衍生而来，意思是“审视”(look upon)。

　　如果线性的心灵会不理会直觉这种当下的感知，我们也不觉得惊讶。因为，它的过程毕竟超越了线性的追循，所以是悬浮不定的。而且，进行这种过程的，又是不管讲话的那一半皮质层——也就是本质上哑巴的那一个脑半球。右脑无法讲出自己知道的事情。右脑的符号、意象、隐喻必须先由左脑辨认、组构之后，整个资讯才会清楚起来。

　　我们一直要到实验室有了一些科学证据，对这种非线性过程略有所知以后，才开始接受这种知识。我们那种直来直往的自我一直很难了解这种知，接受就更不要说了。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知是从一个系统衍生而已。这个系统储藏的东西、关联、速度，就是最优秀的研究者都要自惭形秽。

　　现在有些人有一种倾向，认为直觉与智力是分离的。可是，正确的说来，其实是直觉为智力定向。凡是我们“设想”过的东西，一概都会储藏起来，随时可用。我们平常的意识所知的一切，这个比较大的领域都知道，并且又另外知道很多平常的意识不知道的东西。心理学家甘德林说，我们平常所谓的潜意识并不幼稚、退化、梦幻。潜意识比我们“聪明”太多。它的讯息如果有时候不清楚，那是接收者的错，不是发送者的错。

　　当然，这种“无言的知”一直都有人在辩护，其中包括最伟大、最具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我们所有一切进步，它是基本的，沉默的伴侣，一直随行在侧。左脑能够将新资讯组合到事物现有的方案当中，但是无法发明新观念。右脑能够看见事物的脉络，所以也就看到意义。如果没有直觉，我们到现在还活在洞穴里。历史上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跃进依靠的都是右脑的洞识，以及整体的脑探知反常规、新创过程，认知事物关系的能力。

　　这样说来，我们的教育方式因为一直偏重于线性的，左脑的过程，以至于无法与时代并进，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就某一方面而言，人类进化的意识最后终于全面依赖语言所在的左脑是有意义的。有的理论家依据研究资料认为，左脑的行为差不多就像一个有所别的，竞争的个体，一个独立的心，住在它的伙伴里面。

　　我们的处境差不多可以比拟为一对双胞胎水手在做一次很久很久的航行。这两个双胞胎，一个会讲话，有分析头脑；另外一个则是哑巴，有幻想气质。讲话的这一个急切地要从海图和仪器计算航向。可是，他的兄弟却有一种奇怪的能力，能够预知暴风、海流变向等导航条件。他用手势、符号、图画来和他的兄弟沟通这一切。可是他的兄弟却不相信他，因为无法想象他的看法从何说起。可是事实上他是因为有一家资料银行为他设立了一个无线的，同步的途径，可以接收卫星天气图。可是因为他是哑巴，所以他有限的表达能力无法向他兄弟详细说明他那复杂的系统。所以，他那多话的，“理性的”兄弟常常都不管他。他深受挫折，只好无助地站着，任由他们的船航向灾难。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们两人想法冲突，那分析式的水手就顽固地照自己的计算结果开船。然后有一天，他终于闯进了他的兄弟预测的情况里面。他低头了。这时他才知道，由于他一直不理会他兄弟给他的东西，所以他的一生一直一知半解。

　　关心“学习”的重要科学家布鲁纳(Jerome Bruner）说，小孩子接触一门新的学科或者还不了解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直觉，很快就会麻木。科学家初次尝试自己的研究领域时也是如此。譬如，我们会“设想”不出如何维持平衡。我们往往不了解我们其实会摸索出我们的路。我们脑这一部A到Z的电脑终会调谐自己的猜测，然后我们就动了。

　　布鲁纳说，如果我们想充分的，充满信心的运用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认识直觉的力量。这是我们自己的“技术”为我们产生了许多可能的选择性；这时能够帮我们做决定的也就只有直觉。由于我们的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平常的例行公事——也就是分析性的事物——所以我们大可将注意力精益求精，使自己有途径接近整体的知。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右脑是看见事物的关系、辨认面貌、思考新资讯、聆听音调、判断和谐与对称。我们现在知道，学习上最大的无能就是形态盲(pattern blindness)——也就是无法看出事物的关系或探知其中的意义。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那一个学校的教育计划是在补救这种残废的。非但如此，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教育制度不但加重这种残废，甚至是造成这种残废。

　　事实上研究已经证实机警的父母、老师早就知道的事情：我们有各种学习方式。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脑，有的以左脑为主，有的以右脑为主。有的两者都不是。有的人用听的学习比较快，有的是用看，用摸的。有的很有想象力，有的完全不然。有的人很能记码表数字、电话号码、日期。有的人很能记颜色、感觉。有的人在团体中学习力最强，有的则必须孤独一个人。有的人早上精神最好，有的人则是下午。

　　没有一种教育方法可以从各式各样的人身上都诱导最优秀的表现。由于发现两个脑半球各司其职，同时个人也有偏好一种或他种风格的倾向，所以我们才了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差别那么大，我们又是如何看，如何想事情。

　　脑的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男女性认知方式差异的了解。男女两性在脑的分殊化上面，有一些层面差别很明显。男性的左脑和右脑开始各司其职的时间比女性早了很多。这有好处也有坏处。男性的脑在某几种空间认知比女性优越；可是比较没有弹性，所以受伤之后也比较不容易弥补。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左脑受伤以后，女性几乎没有丧失什么语言能力，可是男性的语言能力却低于正常人。有阅读困难的，男性也比女性多了很多。

　　有阅读困难这种病的人约占总人口数百分之十。这种病似乎和右皮质半球主控阅读过程有关。有很强的整体认知能力的人往往受到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残害；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偏重的是符号语言、符号数学。这样的人一开始就有处理这种符号的困难。可是有这种神经状态的少数人却有不平凡的天赋。他们通常在艺术创作和创意思考方面异常独特。不过，讽刺的是，他们虽有潜力，可是却常常遭到社会的贬抑；因为，整个制度从他们一开始上学就开始摧毁他们的自尊。

　　学校一直是只用一种方式教导个人万花筒般的脑，而且还加以“分级”。他们奖赏和制约某些技巧，其他的完全排斥。他们使那些才能并非文化最为需要的人“失败”，因而使他们一辈子认为自己没有价值。

　　创意的需要

　　融合与看出形态是20世纪生存的方法。由于文化越来越复杂，科学越来越主导一切，各种可能性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确需要那从来没要过的全脑的知：右脑发明、感觉、梦想、透视；左脑测试、分析、检证、为新的秩序建立结构与维护的力量。这样，两者结合起来发明未来。

　　小说家亨利·詹姆思曾经参与脑的研究。他发现人有两种。一种人喜欢“认知”的心情，一种喜欢“惊奇”的心情。左脑好像时钟的滴答声一样，专爱处理高度结构化的刺激物。右脑好比闪电一样专门整合新想法，传播资讯。左脑基本是对触击已知事物的东西辨识这种东西的关系；右脑则处理经验上未曾处理过的材料。

　　这两个脑半球是保守而激进，传统而创新的。实验显示，右脑除了了解关系，善于深层认知之外，似乎在忧愁、哀伤的时候认知力比较好。这真是非常诗意地符合了它窥见未知事物、爱好神秘的一面。

　　自由飘浮的右脑知识好像借来的书、路过人家家里时听到的一段旋律、一个模糊的记忆。我们感觉到一个观念——一个陌生人——但不曾给它名称、定义、大纲，这个观念就会失落到全般的意识里面。它会化为点点星火，变成一个梦，或记或忘。这样，这个观念就没有实现。没有了左脑的辨识、命名、整合的能力，所有一切想象力本来可以使生命不断新生的，至此将永远停留在脑的边缘地带。

　　心理技术会使这个陌生人的“出现”容易起来。在一种全面的专注状态之下，复杂的感觉与印象会自动升上来接受左脑的分析。真正神秘的是这个顿然整合的时刻。那初生的事物就是在这个时候滴答一声，突然成形，然后整个脑就知道了。这情形就好比卡通电影里面，如果有人“想通了一件事”，他的头上面就出现一盏灯泡一样。

　　我们的时代每天生活都在快速地调整，科学观点也一直在快速修正。多层面的实相、自然世界的新观念、知觉扩展的状态、科技的进展，所有这一切既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奇异的梦。这一切都是真的，不会流失。

　　以往，大部分学校都特别不欢迎有创造力、能够创新的人。能创新的人会引发震荡，打扰昏睡的现状。他们不以人云亦云的实相为然。国王隐隐约约的裸体，各种各样的韩斯·克里斯倩·安德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s)都在惊愕。

　　赫曼·赫塞曾经说到“规则与精神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年复一年，每一个学校都在发生：

　　“权威”有无限的苦恼要摘除少数深刻或富有价值的智力的新芽。一次又一次，老师厌恶且经常处罚的这些人，这些逃逸的人，赶走的人，到最后却增加了社会的财富。可是其中有一些——天晓的有多少人?——却是默默的废弃，从此埋没。

　　漫不经心的，我们可能由于学校的偏差，而将人推向内心倾向的极端。反叛的创新者越来越分散，到最后可能就变成反社会或精神官能症患者。小孩子如果胆怯，一直想要讨好，到最后权威结构就会把他塑造成等因奉此的人。哈尼(Craig Haney)和辛巴多(Philip Zimbardo)曾经做过一次高中与监狱的比较研究。他们说，真正的悲剧其实不是那些惹是生非的人，乃至于也不是那些退学生，而是“不断进进出出的，毫无自己面貌的学生。他们安静的，毫不质疑的，畏缩的，不受注意的通过学校制度。”

　　恐惧使我们无法创新，冒险，创造。可是如果我们安定，安定又只是假象。我们日夜不安，连睡觉都不安稳。其实我们在某一个层次也自知自己濒于危险。我们在一个变迁的世界逃避变迁。这时，我们想象得到，唯一能够救我们的方法，就是自己“其他的”意识。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的开放问题，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的打破、改革整个结构。

　　托弗勒（Alvin Toffler）在《未来的震荡》(Future Shock)里说，“我们需要的是各式各样的憧憬、梦想、预言——潜在的明天的景象……”猜测与憧憬必须像箭的“现实论”——脚踏实地——那样子存在。“我们必须为社会的想象力建立庇护所。”

　　明日可能带来的是惊人的剧变。要求“正确答案”的教育制度不论在科学上或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由于要求信仰或行为的一致，它禁止创新，因而在越来越自治的时代招来轻蔑。

　　“现在的教育范型认为值得问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已经知道，”专门研究学习的验光医生高立伯 (Ray Gottlieb)说，“但是，这一来，我们到哪里去学会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生活?”

　　我们已经开始明白，我们要教育的，其实是疆界之外自由的不确定状态。拥有改变透视点的能力肯定有助于解决问题。心理学家曾经在一次实验中对学生做两种训练。一种是重新组织问题，一种是用更敏锐的想象力来看问题。选择前者的学生必须在重组问题以后将问题的界定扩大，再检证自己的假设，看看这些假设是否真实或必然。实验结果前者的得分大大超过后者。这项实验显示你可以很清楚事情的错误，清楚到“水晶般毫无瑕疵的清晰”。

　　想象力的跃进、好奇心、融合、自发性、顿悟，所有这一切都不该属于幸运的少数人专有。特别关切创造性的教育家高温(John Gowan）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创造力失而求诸野。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宗教、教育、政治全部都在磨碎创造力而只有少数人顽固地保持着……

　　如果我们懂得充实创造力——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化中提高创造力，而非否定创造力——我们就能够将有创造力的人增加到临界量。一但到达临界量，文明就会向前跃进。雅典、文艺复兴，伊莉莎白时代的英国以及我们的邦联时期都是实例。我们可以有这个世界未曾之见的黄金时代……天才永远都是前行者；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心灵已经预见这个时代的黎明。

　　我们生而创造，不可能不如此。我们的第一眼、第一声都是鲜活、新颖、原创。我们探索自己的小宇宙，给事物名称，用“我对你”的感觉亲近、了解事物。可是，突然间，制式的教育打断了这种沉思，强迫我们进入另一种焦虑的注意状态。这种焦虑破坏了创造优秀艺术与科学所需的那种意识状态。

　　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教育或许将开始培养丰富、流畅的意识。教育将不再拼命划船。

　　联结的需要

　　脉络与联结中才会出现意义。没有脉络，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意义。想想，如果棋子没有棋盘，语言没有文法，游戏没有规则会怎样?右脑的能力在于看出形态与整体，所以在了解脉络，探知意义上不可或缺。“学习学习”其中包括学习看事物的关系。“不幸的是，我们的学校对这一方面没有帮助，”人类学家哈尔(Edward Hall)说，“因为学校一直教我们不要对事物做联结关系……不过至少总有少数人任务在于融合——把事情放在一起。而这种事，如果没有深刻的脉络感是不可能。”

　　“脉络”(context)，从字面上讲就是“编织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看的是一切事物的生态。我们现在知道，事物只有与其他事物相关才有意义。医学现在开始看疾病的脉络；不只看症状，还看整体环境。同理，教育界现在也开始承认，我们所知的事物，其中的关系——那种彼此相关的网——比内容重要。比较上而言，内容只要赋予一个架构，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譬如，有一次实验是让学前儿童识字。结果显示这些小孩子识字比认识字母容易。这是因为，小孩子可以联想单字的意义。学单字heavy，比学其中的字母“e”容易。可是，如果我们给这个字母一个意义——譬如说它表示“计程车”，那么，学这个字母就和学单字一样快。研究人员说，由此可见“意义”这个因素力量多大；如果意义是方程式的一部分，那么视觉复合体的影响力相对之下就很小。

　　美国麻省剑桥的联同(Synectics）公司曾经实施过一个Title I Program。这个计划是由教育专家帮助那些在文化上遭受剥夺的小学儿童产生联结能力——事实上也就是用比喻（隐喻）思考的能力。起初，当老师问小朋友“种子的成长为什么像卵的成长”时，小朋友总是没有办法做有意义的联结。这个阶段，三年级小朋友典型的答案是，“因为花是最好的”、“小鸡会走路”、“小鸡比较小”、“花没有羽毛”等。

　　可是经过几个小时联结创造的团体练习，老师再问小朋友同样的问题时，小朋友开始可以归纳出两者的共同点了；譬如长大、外形的变化等都是。然而，有些小朋友的比喻却叫人惊奇。麻省劳伦斯的一项研究计划中，有一个小朋友说，“只有这个蛋和这颗种子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什么时候长大……那是它们里面的一种东西告诉它们的。这就像电视上的‘罗杰思先生’一样。罗先生在电视上讲故事，可是只有他知道结局。”另外一个小朋友说，种子和卵都是由小变大，好像他父亲生气。“他生气的时候，起先是有一点生气，然后就越来越气。”另一个小朋友用水管因为结冰而胀裂比喻种子和蛋的破裂。

　　一年以后，对劳伦斯学校的小朋友再做测验，结果一年级小朋友的听音识字能力增加百分之三百六十三，听力增加百分之两百八十六，读字能力增加百分之一千零三十八。幼稚园生看图识字能力每一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六。三年级生阅读测验成绩增加百分之四十。

　　联同方法的发明人威廉·高登（William J.J.Gordon)相信，学习的基础在于将新事物与已知事物联结的活动。在很多人，这种活动都不受鼓励。

　　联同练习会问这样的问题，“乌龟和石头哪一样比较需要保护?”“鹅卵石和沉重的心，哪一个比较重?”“树木和信心，哪一样成长快?”在这样的问题之下，隐喻在两个脑半球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将知识从无法讲话的右脑以象征带到左脑，给左脑辨认是不是像左脑已经知道的什么东西。

　　“联同”也有一些问题是用来训练克服疑难的能力的。譬如用比喻说明“令人厌恶的吸引力”、“纤细的甲胄”、“结冻的匆忙”、“有纪律的自由”等是。

　　我们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家一再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要素若不用整体来看，是不能了解的。山特-久居（Albert Szent-Gyorgyi)说，“自然界是一个神奇的单位。不能划为物理、化学、量子力学来看。经济学家、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主席波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经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的深层重组与重建”。他说，“以往的界线每一边都崩溃。”请注意他说的是“重建”，不是“添加”。这其中，改变的是我们所知事物的形状与形式。

　　米克(Joseph Meeker）说，我们必须学会容纳“整体世界的整体的脑”。他讲到一种“双面灵活的教育”（ambidextrous education）：

　　左脑线性思考的人会有一段艰苦的时候。认定自己住在菜圃里的人，有一天会发现他的红萝葡去和莴苣配交；野草和动物穿过松垮垮的篱笆迂回前进。现在，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单独对待……这种野性的生命需要的是全部的脑，而不只是在做分析切割的那一部分。

　　一九七七年卡内基教学进步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报告说，“我们经历过知识支离破碎的时代，可是‘完整’的梦想还在……长久的分裂以后，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些人在努力重建知识的整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努力融合的新时代。”一如报告中所说，从分裂到融合这种知识的聚合从学校毕业生的程度看最明显。因为“新的研究总是位于各学科的边缘。这种日渐扩展的边缘彼此却比各学科的核心更为接近。”

　　我们很难想象各学科边缘远的一端如何聚合。用深度来想倒比较容易：人类从每一个方向探索，那种“穿透”把我们带向某些中心的真相或原理。

　　确实，毕业生的层次，可以明显看出综合教育。国家人文教育基金会曾经和州立圣方济大学做过一次五年的教学与研究计划。计划名称是“科学与人文汇集计划”(Science-Humanities Convergence Program）。杜克大学附近新成立的国家人文中心由私人基金会和公司提供经费，成立宗旨是支助学者从事科际整合研究。许多法律学校、医学院等专业训练机构也都在扩大、增加课程。

　　超越文化的需要

　　我们不但要学会资讯的联结，也要学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文化，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解答了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努力从过去，从整个地球汇集我们集体的智慧。心理学家克里普纳(Stanley Krippner）说：“我们是自己的文化资产的受益人，也是文化狭隘的受害者。”我们原本可能产生的种种观念都埋葬在沉重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过时的身心二元论、文化透视点之下。

　　医学的创新者已经开始汲取其他文化健康方面的认识，譬如中美洲巫医(curanderismo)、法师医疗、针灸等是。同理，我们现在也开始发现并且采用传统的教学制度、工具、观点。

　　譬如工具，其中有一种叫做印第安医轮(Indian Medicine Wheel)，或者叫做结沿知识轮(Cheyenne Wheel of Knowledge译注：Cheyenne，现今居于美国蒙大拿州东南部以及奥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结沿人的知识和我们这种分门分科的知识不一样。他们表达的是圆圈；将知识安置在一个轮上面，由此将实相联结起来。譬如，这个轮也许分为四季、“地球的四角”、人的生命的季节。也许表达的是社会团体、农作物收成的形态、关系。现在，哈佛教育学校的老师已经采用这种轮来表达学科之间的关系。

　　整体医学的提倡者复活了柏拉图和古希腊哲学家的医学理论。同理，教育家现在也开始检视古希腊的“帕第亚”(paidea)整体教育观念。帕第亚是整个雅典文化创造出来的教育矩阵。这个教育矩阵里面，所有的学科连带整个社群都在为个人生产学习的资源；而个人的最后目标就是到达自我的神圣中心。

　　发生学(genetics)上最近有一个观念叫做“Euphenics”。这个观念是说，帕第亚这一类的学习法有它的科学根据。优生学是特意培养某些特质，排除其他特质。“Euphenics”则认为可以运用环境使潜在的素质产生。就人而言，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很有天分，基因剧目里面都有特殊的潜能。可是环境却将这些潜能大部分排除。如果学习的环境充满激励和宽容，那么我们将发展出许多技巧、天赋、能力。

　　另外一个体系提供了一种引介“相关性”的新方法。学生常常抱怨说，学校提供的资讯没有要领。所以，美国有一些教育家现在开始采用一种方法，叫做“步寻”（walkabout）。这原来是澳洲原住民男性在十四岁左右就必须到荒野中长程跋涉。原住民知道这些男孩子即将进入人生生死交关的时期，所以这种教育极为重要。如今在某些城市中，有一些学校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设定学习计划，为自己选择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步寻”。

　　另外也有一些老师对于古老的神话、象征、口传历史、土地节庆、原住民的交战仪式与风俗、存在于各个文化当中不像我们那么线性的超特异能力深感兴趣。

　　观点改变，世界就跟着改变。世界现在越变越小、越丰富、越人性；成了麦克鲁汉所谓的地球村，《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中所说的钻石般的星球，傅勒所说的“地球太空船”。雪和沙的地形中如何看出微妙的形态?岛屿和岛屿之间如何航行?煤炭上面如何跳舞?如何驱逐疾病?人类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人类全体到底知道什么事情?一所新学校（alternative school）的海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比我们全体聪明。”

　　我们发现，我们也能够创造神话。神话是文化致力于转变时使用的策略。

　　宝瓶同谋问卷调查得到的答案里面有一些是答卷者体验过的改变生命的震撼性经验。其中有一些是文化震荡，因为移居到另一个国家，到世界的另外一个部分而发生。

　　与我们相异的文化有很有力的课题让我们学习。譬如原始人的成人礼。原始人的成人礼教导的是痛苦、身份、对应的起源。爱司基摩人的小孩子如果感觉紧张，大人就会要他注视鸟或鱼。这样小孩子就能够从担心鸟飞走、鱼游走的紧张状态撤走。经过这种缓和之后，大人再让小孩于回来重新面对问题，把问题当做鸟或鱼已经回来来处理。

　　北美的平地印第安人会教小孩子关于人里面的“双胞胎”的事。人里面的“双胞胎”就是两个互相冲突的我；不过这两个互相冲突的我却可以化解为整体。史东（Hyemeyohsts Storm）在《七箭》 (Seven Arrows)一书里曾经引用一个老酋长的话，把这两个我比之为树的分枝：“如果其中一半想和另一半分开，那么整棵树就会衰弱下去，甚至枯死……与其走这种没有用的路，不如将这种双胞本质与‘一个宇宙’的种种事物结合。”

　　我们的文化需要的是结沿人的知识论——一种将资讯与经验纳入秩序的宇宙观。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地位，我们的进化与历史大游行，我们与无限小电子和庞大银河的关系，我们的生、死、工作、家庭环境，凡此种种，莫非都是脉络。如果不看整体，不看事情的组织与环境的网络、多重的透视点，我们就无法了解自己，了解彼此，了解自然。

　　高度期望的需要

　　“我们想的原本是潜力的地平线，到最后却变成前景，”伊利诺州的教育家罗勃兹（Tom Roberts）告诉一群关心超越教育的老师说。联邦提出的一项“人类可教育性的限度”（The Limits of Human Educability)的研究计划曾经向研究者建议研究某些外在的限度：“找出这些外在的限制可以使我们将力量集中在上面，或者超越之。将力量集中在人类可教育性的外在限度上，能够创造另一种展望……”

　　这种超越观会鼓励学习者认同那些已经超越“正常”限度的人。研究显示，我们平常所说的智力上的天分事实上却潜藏在每一个正常人的脑中；悲哀的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忽略了这些天生的权利。

　　另外的实验也显示自我形象的力量。自我形象是每个人，他的父母、老师、自己都对自己持有或高或低的期望。最近对一个低社会经济阶级男性所做的研究显示，凡是那些能够向上爬的，都有一项别人没有的成分，那就是，父母期望他们成功。

　　事实上，老师所受的训练是要他们不要对学生抱什么期望。哈佛的罗森塔（Robert Rosenthal)和旧金山教育家杰可森(Lenore Jacobson)曾经做过一次著名的实验，结果发现，老师会在无意间与学生交流自己的期望，因而设下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他们称这种现象叫“皮马里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译注：皮马里翁是传说中塞普鲁斯的国王兼雕刻家。他爱上自己雕刻的一个女人，天神Aphrodite遂在他的要求下，将这座雕像变成真人）。凡是希望表现良好的学生就会很努力，即便老师的期望所根据的资料是假的亦然。相反的，另一个研究显示，如果老师对他们期望不高的学生很少给予否定的回馈，那么这些学生就很难矫正自己做错的事情。

　　可是几百次实验不但都显示皮马里翁效应，而且也显示老师会因为性别、人种、学生身体的吸引力等而持有偏见。

　　马思洛曾经有一次问一班大学生有没有人想要很伟大，结果没有人回答。马思洛就说，“那么还有谁该伟大呢?”一个英国的老师曾经告诉他的学生：“你们知道吗?当你站在一班学生前面，他们其中就有未来的爱因斯坦、毕卡索、贝多芬。”

　　我们绝对不可以再将我们那高度成就的形象剖裂，不可以再将智力、创造性、天赋、领导才能、道德感分别贴标签。教育家克拉克（Barbara Clark)在《天赋成长》（Growing Up Gifted)里说：

　　我们整合了焦点，改变并延伸我们的现实观，建立了个人对全体潜在的联结以后，对于天赋就会发现新的意义。那个时候，所有有天赋的，有才能的，“有感应的”，启蒙的，统统出现了。

　　教育界现在有一股冲力在发展“价值分类”(values clarification)。这是一种道德发展的课程。柯尔堡(Lawrence Kohlberg)等人曾经提出报告说，如果经常带领小朋友思考道德问题，小朋友日后对道德问题就会比较敏感。事实上老师的人格会影响学生，使他们合作、利他、服务，或者虚伪、破坏、竞争。有人说过，不论有意无意，老师都会教学生价值观。

　　如果我们想想人格的荒野，想想那些失落的潜力，我们就知道有太多的可能性都在蹒跚、徘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发现这些潜力，也在互相交流我们的关切。这件事实给了我们希望。我们活在一个金氏世界纪录的时代。我们景仰的是打破障碍的奥林匹克运动家；是用轮椅推动八英里，带着发烧的孩子去看医生的残障父亲。

　　这就是活生生的道德教育。这种教育教的是超越。由于旅游和通信发达的关系，曾经产生各种艺术家、物理学家、作家“派别”的种种互动关系，现在将以惊人的方法，以全球的规模来完成互动。

　　老师的转变

　　有很多改革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是因为太多老师不喜欢或不了解一些关键性的观念。正如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在《花生》(Peanuts)里面所说，“用旧神话的心怎么可能创造新的神话?”

　　用命令改革教育，就好比卡本特说的用“外部操作”来治病，不可能有效。老师必须从内在了解新观念，才可能得到这些新观念的益处。一个教育家说，“用旧工具做不好事情的老师，用了新工具会更糟。”

　　有的老师是布鲁纳所谓的“梦想的杀手”。赫胥黎称这些梦想的杀手为“坏艺术家”。他们本身的不足影响了个体的生活与命运。医学院总爱选择记忆力强的学生，而不是最适合照顾人的学生，同样的，教育学院的课程也是充满了障碍，适足以挫折最有创造力的学生。

　　就算那些有想象力的学生能够通过整个训练过程，体系的本身还是难以改变。有创造力的老师做研究计划到最后常弄得身心交瘁。因为他必须在那么多的报告、限制、批评中保持创意。

　　这个行业于我们社会的心理健康关系最为重大，可是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才能与敏锐的奖赏最少。

　　罗森塔在他的皮马里翁效应实验之后，和他的同事建立了一个两百个项目的视听测验制度。这个制度叫做“非口说敏感度档案”(Profile Non-Verbal Sensitivity，PONS)，测验的是不用语言而感知他人意图与感情的能力。

　　测验的结果显示，就团体而言，老师的得分比较低，学生反而相当敏锐。有趣的是，凡是认为人可以操纵的人——也就是在“马基维列水平”这项得分很高的人，对于非语言的线索都很迟钝。

　　罗森塔将这项测验得高分的人称之为“听者”，得低分的人称之为“讲者”。就整体而言，老师比较习惯讲、不习惯听。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窗台上的天竺葵死了，老师你还在讲》(Geranium on the Window Sill Just Died，but Teacher You Went Right On)。至于学生，学生对老师无言的一切——表情、眼神、不同意或拒绝的姿势——很敏感，所以必须学懂一切，好通过整个制度。

　　一直到最近，教育界还一直很保守，不怎么关心老师。然而老师却是学习脉络的一种，也是内容上分量极大的一部分。一个有天分的老师能影响几代人对观念产生兴趣，使青年人投入某种生涯，甚至革命。譬如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卡尔·柯利(Carl Cori)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主持的研究工作里面，就有六位科学家后来也得到诺贝尔奖。

　　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曾经报道过一个一年级的老师对于学生终生的影响。蒙特娄一个贫民区的“A小姐”教过的学生里面，有三分之二在成人身份中达到最高阶层，其他三分之一是中等，成为低阶的完全没有。

　　A小姐相信，不论背景如何，学生上完一年级以后就应该能够阅读。她让学生明白教育的重要，学习慢的学生她额外补课，没有带便当的学生和她一起吃便当，学生毕业后二十年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她采用新的数学，新的教学方法。可是，她的学生和同事说，她的奥秘其实在于她“用大量的爱来教学生”。

　　《问题老师》（Troubled Teachers)一书的作者罗丝曼(Esther Rothman)认为，教学不良原因不只在于不适合，而且也是因为老师自己心里潜意识的冲突、需要、动机、暴力、讽刺、作或作福、纵容、低期望导致低成就，所有这一切才是教育失败的主因。预算、校园环境、教学方法都是次要因素。

　　如果老师愿意让自己最深刻的感情和动机显现，如果老师向内寻求自我觉醒，在感情上自我解放，他们就会开始向外追求社会结构的变革。这样，这些理想主义老师，这些“表面下的改革者”就得分了。罗丝曼说：

　　很多老师已经开始加入反叛——是这个名词最高意义的反叛。有的已经进入变的过程里面……爱、进取心、力量建设性地用在教室里面。只有这个时候教育才可能真正成功……这个时候，教育就像脑神经一样，是一个清楚的进取过程，不但动态，而且具有爆炸力。

　　教育界已经有声音在要求这种需求的满足。洛杉矶学校委员会的委员黛安·华琛(Diane Watson)说，“教育可以改变文化，可是老师也要改变才行。”

　　最近，在教育决策圈里，“教职员行为”运动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身上，知道老师也是人，可能破坏学习，也可以滋育学习。一个教育顾问说：“五年来差不多大部分校区都已经得到结论，如果不改变老师，就无法改善教育。”

　　这个运动目标听起来很简单：希望老师对自己在教室的行为，以及对己对人的态度有自觉。教职员行为法到教室评监老师或者让老师看录影带自我评监。这种方法使大家开始注意老师正面与反面的行为。

　　研究显示，小朋友跟自发性的，有创造性的，有支持态度的，体力上适合的大人学习，效果最好。这样的大人追寻的不只是事实，还有意义……有高度的自尊心……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解放而非控制学习较差的人。好的老师关心的是学习过程，不是达到什么目标。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欣赏学生激进的观念，讨论感受，培养合作心，鼓励学生计划功课；提供资源不只是因为他的职务所在。羞辱、记过、惩罪、下规定都会影响学习。

　　全国各地都有训练老师敏感性的训练计划；洛杉矶的变革计划(Project Change)不过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一个训练者说，“几乎毫无例外，每一个老师都说，全然改变展望以后，获益最大的是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说，他们现在发现自己以前从不自知的才能。很多人在教室里体验到一种创造力的爆发。他们现在对别人比较开放，不像以前那么严苛；比较倾向于看别人能提出什么东西。老师的这种成长与他们的生产力一致。他们现在能够写比较多的教材。他们自己的报告说他们现在比较有活力，学生对他们也比较敬重。”

　　努力于超越教育与人文教育方法的教育家已经开始结合成全国性的人脉和中心。当然，也有地方性的人脉；譬如洛杉矶的生命线(Lifeline)就是。这是人文心理学协会赞助的一个人脉，目标在于建立教育的新范型。这个范型是“与其他范型共存的，比较传统的范型”。

　　盖林(Beverly Galyean)已是洛杉矶市立学校的“汇集教育”(confluent education)的顾问。他曾经在一九七八年一次集会中表达到这个人脉“激进中心的，共谋的”意图：

　　我们以专业人本教育家，以传统方法学专家的身份在此聚会。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有用，应该保留。然而我们又很谦虚，知道追寻新的解答。

　　洛杉矶一带有几百人正在实行这种教育方法。可是他们都有一些担心，因为有人在呼吁回归“基本教义”规则，回归“控制”……个别的人本教育家、顾问、行政人员、父母、学生现在思考的是如何塑造一种爱、开放、托付、相信过程的哲学。他们现在正在从内心学习创造性的表达、个人的责任，学习对一个“好像正好对立的传统建立团体的共识。”

　　我们的答案是：到需要的地方去。计划如果不再有效，那么你就提供创造性的新方法。如果你的学区想要“回归基础”，改善学生的阅读能力、上课率，那么你就让他们看看你的方法，或者同事的方法如何完成这个目标。你可以运用传统的题材，提供学生自我思考的过程……

　　或许你的学区要求规则，那么你就告诉他们以内在控制原理运作的方法。也许你们学校的问题是学生好动，那么你就使用瑜伽、静坐、按摩、运动、营养等自然方法使好动的学生平静下来。如果环境凌乱，令人分心，那么任谁都无法学习。这时候你就学习专注活动，团体静坐、放松技巧等……

　　大部分校区现在的呼声可以成为你的人本实验的跳板。身体痛的时候，人会需要别人帮助。我们的教育现在就在痛，现在就需要帮助。让我们立即反应，不要害羞。

　　只要有老师、顾问、行政人员投入，不论他们是多么少的少数人，他们都能够用有效的方法造成震撼。

　　新的课程

　　由于即将出现的教育范型比旧范型能为我们定方向，所以一般实验性的计划常常没有自己本身的意图。这些实验性的计划毕竟只是创新与实验而已，尚未改良，或使之进一步流畅。它们并没有想要一方面使学校人本化，一方面又向学生提出挑战。

　　新的学校社群是很亲密的，不像学校，倒像家庭；有时候还像家人一样吵架。老师、家长、学生共同决定重大的政策与课程，聘用人员。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将老师当做朋友，而不是权威人物。

　　在这种学校社群里，分龄团体是有弹性的，不是传统教育那种锁定结构。大部分创新的教育计划到最后总是学会容纳足够的结构。这样可以提醒学生他们应有的责任，也使他们离校之后，已经准备好完成旧范型的某些期望。想进大学的学生，学校当然备有成绩证书。

　　新的课程是一面丰富而精细的织锦，学校组织、预算、体力是仅有的限制。各学科仔细想起来，其实没有一科是困难、有争议、奇特的。

　　当然，在某些州，课程的一部分是法律规定的，可是虽然如此，老师还是能够用“右脑”活动来整合某些学科（音乐、体育、艺术、感官刺激），或用戏剧呈现，譬如重新演出历史上有名的审判。这样，学生便能够鲜活地，很关心地思考当时发生的问题。学生用表演和节庆体验以往某些时代和文化，用手艺和音乐体验异地异时的风俗习惯。

　　他们用自己学到的数学建圆顶建筑，以社区为校园。家长和社区里的“专家”为特殊的学科担任自愿老师，学生也可以担任家教。典型的，课程里面总是包括艺术和人文教育。学生可能学习书法、蜡染，演出百老汇戏剧，写电视剧本。他们可能加入学校委员会或市议会，学习政治权力的来源与运用。他们学生物学和植物学以便照顾动物，种花种树。

　　他们也研究条件反应。他们学习辨认自己的行为形态、恐惧、冲突，学习负责任的行动，学习表达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觉。

　　他们很重视意识状态的改变。他们用“集中”训练、静坐、放松、幻想来保持直觉通路的开放，保持全脑的学习。老师鼓励学生“转进”想象力，辨认高峰经验。另外他们还学一些技巧来促进身体的知觉。这些技巧包括呼吸、放松、瑜伽、运动、生物回馈。

　　老师鼓励学生思考语意学，思考“标签”如何影响思考。学生会讨论生与死这一类的问题。这在一般的学校都认为很值得争议。至于外语，老师可能会用沉默法(Silent Way)来教外语，沉默法就是老师不怎么说，然而学生却要立即使用出来。也许老师会用另一种暗示法(Suggestology)。这是起源自保加利亚的加速学习法，运用音乐和韵律呼吸使右脑集中。另外还有生态学，让学生分辨垃圾食品和营养丰富的食品，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

　　老师会要学生思考一些疑难的问题、相互矛盾的哲学、自己的信仰与行为的意义。老师提醒他们，不论做什么事，总是还有另外的方式。他们创新、发明、质疑、沉思、辩论、梦想、苦恼、计划、失败、成功、考虑、想象。他们学习学习，然后明白教育是终生的旅程。

　　每一种年龄的学生都玩游戏：教育游戏、数学游戏、幻想游戏、历史、太空探险、社会问题等皆是。除了剧烈的体力竞争之外，他们也玩“新游戏”（New Games）。这些新游戏有一些是古时候的运动。学生不断改编这一类新游戏。这些新游戏完全符合新游戏基金会（New Games Foundation）“痛快的玩，公平的玩，没有人会痛。”的口号。

　　这种学校的动态里面，竞争、地位、声望的比赛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学生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喜欢这种教育方式而自愿参加。这一类家庭通常不注重社会竞争。他们注意的是为优秀而优秀。课程和老师的行为也在加强学生的自治、同情、互助。学生如果吵架，比较像是兄弟姊妹吵架，一下子就好了。可是传统学校学生的吵架，却是“自己人”和“外人”吵架。

　　新课程的主要的目标在于自治。这个目标的根据在于一种想法：如果要让我们的小孩自由，那就包括让他们免于我们的种种限制的自由——免于我们的信仰、品味、习惯的限制。有时候，这就意味教学是健康的，适度的反叛，而非一定要与他人一致。成熟带给我们的，是由最深层的自我衍生出道德感，而非只是遵守本身文化的规条。

　　现代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恐惧为基础的遵从不是自决的道德。心理学家米尔葛兰(Stanley Milgram）曾经做过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一系列实验中，他命令受试者对另外一组人做出使他们受到电击的动作（当然，这另外一组人受到的电击是假的）。结果，受试者虽然对自己听到的命令已经看得出来很懊恼，可是还是无法对那个“权威”——那个穿白袍的心理学家——说“不”。有65%的人虽然听到隔壁房间另一组人痛苦的叫声，他们也宁可将仪器的杠杆（当然是假的）推到最高点，即使他因此对对方造成严重的，甚至永久的伤害也在所不惜。这种现象，米尔葛兰称之为“顺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年龄当中。当然，小孩子比大人略有怀疑。

　　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接受他而交换与这个世界一致的事物。可是，如果感觉在这个世界像在家里一样，非常自在而与他人有深刻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不用害怕，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做这种交易。自治的学习者以内心的方向仪导航，遵从内在的权威。匹茨堡的一个老师莎拉·麦卡锡 (Sarah McCarthy)曾经呼吁教育家设计一种矫正性的课程让“过分听话”的小朋友学习，让他们懂得一种创造性的，适当的不服从。这将是米尔葛兰效应的一则逸事。

　　学校之外

　　教育的新方法虽然相当兴盛，可是大部分家庭还是无从接近这些创新的学校、开放式的教室，以及使新教育法有效施行的老师——能够与学生共鸣，推许学生，主动的老师。

　　有一些人愿意随时协助这些老师。这些人不是救援的骑兵，而是自愿者、叛教者、高级斥候。现在，学生有新的地方学习，新的方法学习，新的人来教，新的能力要学，新的联结要建立。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没有界线、年龄限制、资格、开除的学习时代。这个教育大矩阵依靠的是社区以及企业。这些社区和企业如今已经感觉到学习的饥渴，转变性技术的饥渴，有用的技术与知识的饥渴。

　　到达身心成熟发展的状态，成为激进中心，成为王国般的城市，“两边的脑都教导”——这个抱负不小。从来没有一个学校做过这件事，也没有一个学校做到这件事。只有社群才能够提供完整的教育；也只有完整的人，才能接受完整的教育。个人与社会自发性的转变会将我们带向孔子所说的“大学”。“大学”不同于一般学校教授的“小学”。汤普生（William Irwin Thompson)在《历史边缘》（The Edge of History）里说，“大学如果明白自己并非大学，城市才是真正的大学，就不会扩展成城市那么大，反而会缩小。”

　　教育最大的改革应该是“分权”，拆除学校与社群之间的围墙，拆除学校与真正生活环境之间的围墙。教育家葛罗斯（Ronald Gross）说：

　　我希望的是，逐渐削弱学校教育的限制，放松其中的纤维，增加其他资源学习的机会。这样，学习就不可能与生活分离，老师与学生不可能与朋友分离，大家共同学习。由于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的是其他种种可能性开花结果。

　　一个政府最高教育决策者思考说，我们到最后可能会需要一个类似GI教育法案的法案来代替义务教育。（译注：GI意为government issue，“政府订定的”）。这个法案将分配经费给个人做任何种类的学习，不论是专门的或普通的都可以。他希望的是“资助学生，而非资助机构”。不论激进与保守的教育理论基础差别多大，政治光谱里面已经出现用教育证书代替义务性教育的观念。

　　公开、分权、反垄断是今天的秩序。教育界大部分可喜的改变与成功反应的是教育已经回归它本有的管理人——社群与学习者。医药界的改变不但是医生改革者促成，而且也是营养师、心理学家、新闻人员、脑科学家以及其他各学科许多人的回馈促成的。同理，教育界的合作亦将意味着新的生命。

　　学习的过程已经打开，其中种种诸如下列：没有围墙的大学、“自由大学”、流动学校、工学计划（Work-Study Project)、中古式家教计划、社区管理的学校、学校的学长义工以及真正工作环境的年轻人、田野调查、成人教育、技艺自修、生活经验颁授大学学位、个别教授、共同教授、技术交流、社区的学生服务与补课计划，等等。科技的协助现在也越来越便宜，越容易获得——如录音带教学、电脑教学等是。

　　教育和学习已经成为家庭事业。残障儿童“在家开始”学习计划、社区管理的公立学校、家长创造的学前儿与放学后学习与游戏团体、学习人脉、促进民族特区儿童自尊与识字率很成功的杰可森(Jesse Jackson)PUSH计划，所有这一切都独立于体制之外。

　　不论你的年龄多大，都可能在转变过程中变成学习者。我们小时候无从选择学什么，如何学习。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一辈子始终是被动的小孩，从来不知道我们可以有所选择，从来不知道有学习——转变——这一回事。不论我们年纪多大，我们只有接收这个过程，不再是偶然的学习者，而是自觉的学习者，才会开始成长。

　　教育助理处（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ducation）的傅雷秋（Jerry Fletcher）说，“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表面上看来运作顺畅的人，生活里面都有一个区域堵塞了，无法充分体验生活，充分发展。”他说，真正的教育，是加强我们生命发展时不断创造意义的能力。

　　在文化的期望上做个改变可以做很多事情。改变文化气候最快的东西之一就是用心描述现今大部分成年人到达的层次上另有可能的层次。如果整个文化接受这种描述，视之为正当，我们就上路了。

　　这种向终生学习开放的实例之一是“老人招待所计划”(Elderhostel Program）。这是一个两百个大学校园的成人居民研习计划。类似的计划在法国、瑞士、比利时、波兰、加拿大都有。参加者大部分都是老人，不需要任何正式教育资历。这个计划提供大学程度的心理与生理激励课程与运动、演讲、讨论会。

　　“自由大学”最先是作为学生反叛的一部分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如今全国各地已经有将近两百所独立自由大学，提供的课程应有尽有。1979年丹佛自由大学的夏季班有一万七千人参加。坎萨斯州提供经费支助几所自由大学，希望在农村创造一种社群意识。

　　1971年有二十五所学院与大学合组“没有围墙的大学（UWW）计划”。他们以“实验学院与大学联盟”的名义来进行这项计划。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类似UWW的计划，虽然没有这么明确的立案，可是都相继发展出来。其中有一些是模仿英国的开放大学。

　　阿圭勒思曾经说到这种人脉：

　　这种人脉表现的是一种结合生理与心理、知识与直觉、左脑与右脑的范型……

　　人会从童年走向青春期，走向性的觉醒。

　　同理，教育人脉的观念必须在观念与社会价值观伟大肥沃的脉络上占有一席之地。使人类在进化上冲刺的，正是这些观念与社会价值观。

　　我们彼此给对方勇气，进入未知的领域，彼此陪伴去历险，也拥有彼此的祝福。我们不断地进行某些人所说的“互相教育”。已经深入自己的教育过程的人，现在将需要他人的陪伴继续这段旅程。当我们说我们比别人“成长得快”，或者说别人比我们“成长得快”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有的人关心学习，有的人不关心。

　　宝瓶同谋者有一个特性，那就是，他们认为不但学校老师是他们的老师，朋友、小孩、配偶、以前的配偶、父母、同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都是老师。

　　如果你不用竞争性的，阶级性的观点来界定老师和学生，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老师，每一种经验都是课程，每一层关系都是学习项目。伊德里斯·夏(Idries Shah)编辑的“苏菲”(Sufi)说：“连石头都是老师。”

　　宝瓶同谋那种知识与精神亲密的分享，共同探索新领域、财富的汇集，创造了约翰·郭万(John Gowan)所说的“互相激发”的现象。阴与阳这种几近于性的观念的互动，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的互动，结果是集体的融合：创造性的社群、迎接历险与想象力。

　　新范型的儿童

　　孔恩发现，新观念总要新的一代才能够接受。可是，早在他发现这一点之前，民间的智慧就已经知道这一个又苦又甜的真理。希伯莱有一句话说，“不要限制小孩只学你的东西，因为他们出生的时代不同。”

　　普里布兰曾说，新的一代会很早就学到疑难，长大以后就开始了解初级和第二级现实的观念。就在他说这些话以后不久，很凑巧的，洛杉矶也有一个高中学生约翰下津(John Shimotsu)（译注：下津，日本人姓）尝试为他的八年级同学解释普里布兰和大卫·波姆提出的“全像”模式。下津的结论说：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做你心目中认为超自然的事情?我想原因可能就是你认为自己没有办法。你会说你也希望，你真的很想做。可是，你改变不了潜意识的想法。我们的文化一直在说这种事情不可能；你所认为的才是真的。想要改变现实，必须改变内心最深的想法。“全像”的观念真是神奇。今天的理论明天将成为事实。

　　经由通信的革命，全世界的儿童和年轻人都在接触这样的观念。他们已经不再接受单一文化狭隘观念的限制。

　　纳许(Paul Nash)用移民主妇和他们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来比喻这种现实观的转换。“小孩学习新语言，适应当地事物总是比大人容易。大人到最后只得依靠小孩做他们‘新世界’的向导。”

　　“儿童与原始人的这种力量”这一个主题的变奏，表现在皮尔斯（Joseph Chilton Pearce）的《魔童》（Magical Child）、瓦成（Lyall Watson)的《未知之礼》(Gift of Unknown Things）等作品中。年轻的一代喜爱托尔坚（Tolkien）的幻想和卡斯达内达的巫师。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准备好接受神奇。

　　有很多讨论会都在讨论这种超越学习法和照顾儿童的方法。这些讨论会的议题譬如下列：新时代儿童(Children of the New Age)、“颂扬儿童”(Celebration of the Child)、“培育未来的儿童”（Nurturing the Child of the Future)、“隐喻的心”（The Metaphoric Mind)、“有意识的儿童”（The Conscious Child）、超越的疆界（Transpersonal Frontiers）、“无垠的疆界”(Infinite Frontiers）等是。这一切议题表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教育如果无法修补，那么或许可以改造（metamorphose）。有人说，如果要说明改革与转变的不同，那么改革就像在毛虫身上插翅膀一样。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学习过程的干预就是那么拙劣。要使我们脱离旧的方式，使我们自由的心轻松飞翔，现在正是时候。

　　第十章 职业与价值观的转变

　　第十章 职业与价值观的转变

　　如果我们正确认识工作的本质而应用之，那么它就像食物之于身体一样，对于我们高等的能力有同样的关系。

　　——J.C.Kumarappa

　　如果转变的经验里面有什么力量的话，那么这个力量最后必然会动摇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也就必然动摇整个的经济——市场、工厂、公司、职业、中小企业、社会福利。我们必然要重新界定所谓“富有”与“贫穷”。我们必然要重新思考我们彼此亏欠了什么，什么事情是可能的，什么事情才适当。这个新的范型早晚会改变个体与工作的关系。半吊子的转变本来就不可能成功。

　　追求完整的人不只要谋生，而且必须创造生命。我们的饥饿，不是没吃饭，而是没吃另一种东西。买、卖、拥有、储存、分享、保持、投资、给予——所有这一切都是内在需要的外在表现。这些需要一旦改变——譬如个人发生转变——经济形态就跟着改变。譬如，花钱对很多人而言是麻醉剂，是失望、挫折、空虚的止痛药。可是，如果个体转变了那内在的颓丧，我们就不再需要吃药，也不需什么分心的东西。倾听内心使我们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种需要竟然与别人告诉我们的完全不同。这种了解一毛钱都不花。此外，我们可能还会发现“拥有”在某种意义而言是一种假象。紧抓一件东西使我们无法自由享用这件东西。更深的觉省使我们对朴素简单的事物产生新的认识——那就是大家都在说的“生活品质”。如果工作的本身有收获，如果工作不是“不得已”，那么必然会重组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事物的优先顺序。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将检视价值观方面产生的新范型。这个新范型超越了旧的经济范型。旧范型注重的是成长、控制、操纵。然而，工作、生涯的选择、消费……利用融能、分享、以物易物、合作、创新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工作场所的转变、工商业、艺术的转变、管理的创新、工作者参与——包括权力的分散、新血统企业家的兴起……“适当科技”的寻求……符合自然，而非符合将我们推到目前危机的那种机械观的经济学……这一切形态的改变，都反映出价值观范型的转变。

　　危机与否定

　　我们已经证明你不能把自己吃瘦。我们消耗自己的繁荣之路，因而耗尽了自己的资源。高生产成本、匮乏、通货膨胀、严重失业已经成了我们的正餐。

　　由于经济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经济问题会给宣传、合理化、欺骗。由于我们的想法会影响经济——譬如“信心指标”——所以企业和政府总是要打压投资者和消费者对经济坏消息的反应。

　　所有的观点都在大声的争吵，你看你要相信那一边：

　　核子武力是必要的／核子武力是致死的。

　　太阳能比较便宜／太阳能不实际。

　　石化燃料还很多／石化燃料已经枯竭。

　　我们要消费／我们要保存。

　　充分就业可能／充分就业不可能。

　　自动化和环境主义会破坏工作与成长／自动化和环境主义不会。

　　有一些人存有科技可以拯救我们，金钱与资源的转变可以拯救我们的幻想。可是，匮乏、市场所在不明、失业、科技过时作废这一切慢性病虽然暂时缓解，可是这就像病因不明暂时治疗症状一样危险。我们干预经济实体，就好像动手术、用药一样，最后总是造成更多的干预。

　　失业和低度就业这种慢性病就是危机的证据。科技作废使几百万专门技术工人倒下去；使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竞逐为数极少的白领工作，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妇女变成工厂的劳动力。

　　美国劳工部的研究发现，“真正的失业”——包括虽然有工作可是收入低于贫穷水平的人——其实超过百分之四十。工作少，应征的人多。有意思的工作更是按比例相对减少。现在有一种科技上的取巧，那就是使A的产量提高为两倍，因此可以暂时解雇B。但是这只是使A抱怨他纳税来照顾 B。这种“肯定行动计划”（Affirmative-action Programs）不过只是将不公平和痛苦分配到另一个阶层罢了。

　　劳工和管理阶层都在定期彼此伤害。他们就像那一对暹罗连体婴一样，不知道自己流着相同的血液。

　　我们的经济指标常常会误导人。譬如说，所谓国民生产毛额其实常常包括疾病医疗费用、修理损坏的汽车、消除工厂污染的经费。换句话说，我们衡量的是活动量，而非真正的生产量。有一点越来越明白的事物是，我们控制、解释、了解经济的努力整个来说是不够的。

　　经济是活的，完整的；不是机器，而是有机体。经济不但有“量”，而且有“质”。经济好比气候，无法修理。经济不会一直静止，也只有在有补绽的地方才能够预测。若说它的“法则”，其实说的也是过去的事情。亚特兰大里奇飞公司（Atlantic Richfield Company）的首席经济学家史登莱特（David Sternlight）说：“事情的真相是，只要说的是未来，就没有事实可言。”

　　舒玛赫（E.F.Schumacher）在1961年说：“经济上只要有预测都比没有好”这种看法其实只是一种时髦。“起先是一种猜测，然后就说是假设。然后利用精细的计算，从这个假设衍生出一种估计。然后又把这种假设当做科学推理的结果提出来。到了这地步，它就变成比纯粹的猜测优越许多的东西了。”这种方法的后果就是发生极大的错误。这种方法在“需要企业判断能力的地方却提供虚假的答案”。

　　旧范型的假设是“关切经济是人类最强的动机”。这个假设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后一直主宰着人类的经济。可是这个假设却从来未经检视。事实上，物质的充裕一旦到达某一程度之后，其他强烈的需要显然便开始领先。这些需要包括健康、爱、“有能力”、充分参与社会、拥有有意义的工作。退一步而言，就算洛克的假设没错，我们如今也非得改变不可。因为，我们的文明不可能不断提高生产，不断消耗无法再生的资源。

　　世界研究所（World Institute）的史图尔曼(Julius Stulman）在评估纽约市的财政危机时说，我们最大的错误在于什么事情总是要和过去搭上关系。我们的过去即是“六千年来，我们辛苦地——一块砖接一块砖，手脚并用，以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方式——爬过来的每一步。但是这每一步不论如何肯定地走向我们的进化，总是一个已经结束的阶段。如果我们无法有不同的思考，我们就无法应付问题”。

　　如今，我们的希望最大的寄托所在，就是开始注意及辨认过时的结构一向如何影响乃至于掌管我们的生活与谋生。关于工作、金钱、管理，我们的观念是由一个稳定的旧秩序成长出来的，而这个旧秩序的根据的是由科学产生的一种自然观和人类观。可是，这个旧秩序并不切合当前的变动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并不是根据我们那些残缺的经济哲学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原理运作。世界真正的运作，另有原理。

　　即将出现的范型：不是经济学，而是价值观

　　现代世界的经济体制会在“个体对社会”这种古老的论战中采取一边的立场。可是我们一两极化，我们争辩的问题就错了。与其争论资本主义偏重个体的机会是否正确，社会主义关心集体是否正确，倒不如将这个问题这样重组：唯物论的社会符合人类的需要吗?就我们所知，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以物质的价值为轴心。但是就转变的社会而言，这两种哲学都是不足的。

　　我们的经济哲学之所以失败，原因和我们的政治改革失败一样，都是因为太偏重外在。其实，外在的变革之前，必须先有内在的改革；也就是必须先有内在的价值观。我们的拯救可能在于融合，在于左右之间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赫胥黎称之为“分权与合作的企业，对于人的精神性而言是最自然的经济与政治体制”。

　　健康比医药广泛，而学习又超越教育。同理，对于任何经济体制的运作而言，价值体系才是其间的脉络。扩展自我、效率、地位、健康、平安、娱乐、人的关系、竞争、合作、专业素养、财货，不论这一切在我们先后缓急如何，全都反映在经济的运作当中。一个社会如果欣赏的是外在的象征，需要的就是可以炫耀的汽车，不论其代价如何。重视教育的家庭会做一些牺牲，以便付高学费让子女上私立学校。喜欢冒险的人会放弃高薪工作，跑去航海。

　　最重要的，人一旦变得自主了，他的价值观就转为内在。他们购买东西、选择工作就会反映真诚的需要与欲望，而不是广告、家庭、同伴、媒体加诸他的价值观。

　　IBM前执行训练主任莫布列(Louis Mobley)说，转向内在其实表示的是一种文化的反转。只向外看，否定我们的内在现实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要做的是价值的判断。“这就是当今的经济家找不到答案的原因，”一九七八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赛门（Herbert Simon)说。他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典型“理性的”假设，以及处理变迁中的价值观与期望的失败。

　　普里果金说：社会是最奇怪，最不稳定的耗散结构。现代多元的社会不但复杂，社会中人也有越来越自主的价值观；这一切都造成经济上普遍的不确定性。现在，对于经济，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智的不确定的方法，一如当初一个物理学家聪明的不确定一样。

　　经济上新旧两个范型的差异可以简列如下：

　　经济学旧范型的假设新价值观范型的假设1.不计成本，透过有计划的“作废”、广告、制造出来的“需求”促进消费。

　　2.使人适应工作。严格、一致。

　　3.目标一定。决策从上而下。阶级、官僚。

　　4.零散。工作与职务部门化。偏重专责工作。明确界定的职务内容。

　　5.与工作合为一体。组织、专业。

　　6.以牛顿物理学为根据，发条般的经济模式。

　　7.策略、竞争、“在商言商”。

　　8.工作与游戏分开。工作是追求目的的手段。

　　9.操纵与主宰自然界。

　　10.追求稳定、固定、安全。

　　11.量化的：配额、身份象征、收入水平、利润、“提高”国民生产毛额、可以掌握的有价事物。

　　12.完全经济性的动机，物质的价值观……由产品和内容判断进步与否。

　　13.两极化：工人对管理阶级、消费者对厂商等。

　　14.眼光短视：压榨有限的资源。

　　15.“理性的”，只相信数据。

　　16.偏重于短期的解决问题。

　　17.集权化的运作。

　　18.脱缰野马般的科技。屈从科技。

　　19.经济“症状”的对抗性治疗法。1.适度的消费。保存、维护、循环使用、品质、技艺精良、创新，发明这一切是为真正的需要服务。

　　2.使工作适合人。弹性、创造性。形式与流动。

　　3.鼓励自主。实现自我、工人的参与、民主化。共同的目标、共识。

　　4.由了解各领域相关性的专家做互相挹注的交流。鼓励职位的选择与改变。

　　5.工作者超越工作内容。

　　6.确认经济学的不确定性。

　　7.合作。人本价值超越“赢”的目标。

　　8.工作与游戏不分。工作的本身有收获。

　　9.与自然界合作。工作与财富上持道家的，有机的观点。

　　10.“变”的意义。愿意冒险。企业家精神。

　　11.质量并重。成就感、为彼此的富裕互相努力。抽象的有价事物(创造性、圆满)与可掌握的有价事物同样重视。

　　12.精神的价值超越物质的获得；足够的物质。过程和产品一样重要。工作的脉络和内容一样重要——不只是做什么，而且还是怎么做。

　　13.超越两极化。共同的目标、价值观。

　　14.对最终的成本有生态学的认识。管理精神。

　　15.理性兼直觉并行。数据、逻辑之上还要增加疑惑、感情、识见、非线性(亦即整体)的形态感。

　　16.认识到必须将和谐的工作环境、员工的健康、顾客关系等因素考虑在内才有长期的效率可言。

　　17.只要可能，都是分权化的运作。人本层次。

　　18.中庸科技。科技是工具，不是暴君。

　　19.努力了解整体，寻找失调、失衡的深层原因。以“预防医学”对匮乏、脱节预警。美国的空灵化：新价值观

　　19世纪的约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对于工业时代起初的物质承诺是这样看的：“除非思考模式发生极大的改变，否则人类的命运不会有很大的改善。”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汤恩比也说到一种“空灵化”(etherealization)——文明的终极成长在于发展高等的，抽象的富裕。时至今日，似乎真的有了一种倒转物质化趋势的同理心（可能还不是选民的要求）。这或许是汤恩比所说的空灵化真的发生了。1977年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有79%的人宁愿好好利用自己本质的精华，而不愿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个百分比相当惊人。另外，有相近比例的人愿意多花时间在人的互动上面，而不想利用科技器材沟通。他们希望看到社会欣赏人文价值超过物质价值。对他们而言，发展更大，更快的做事方法吸引力比不上“打破庞大的事物，回归人性化的生活。”

　　有很多人都说，他们宁要工作上内在的收获，而不要增加生产量。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受的教育是导向这种抽象的收获，而非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今天，活在美国的人大部分至少都代表了小康的果实。我们已经不必再像历史上的好几代人以及现今的全人类一样，为生存问题挣扎。可是，我们还是饥饿——另一种饥饿，我们还是不自由。可是我们可以在那些强迫的，陷溺的行为之外，发现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注意内心那些尚未凝聚起来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问：要紧的是什么东西?

　　就一种意义而言，我们的史前祖先开始不再猎集，开始与自然界合作，成为农人之时，他们已经为我们的这种“预期”奠下了基础。我们的“农业企业”(agribusiness)——耕作、计划、期待来年的收获——思想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或许我们会变为另一种猎集者，不但为长久的生长季节而活，也为今天的宝藏而活。

　　有人说，或许我们今天是活在“后消费的社会”(post-extravagant society)。今天，我们猎集的是意义，是我们的创业先祖一般的超越观。

　　一个宝瓶同谋者（一个老师）如此表达“空灵化”：

　　我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认识了一些没有什么迫切需求（亦即经济上小康）的人，自愿适应贫穷（一种宗教的誓约）人。主要就是因为与这些人联结，我才能够建立我的价值观：真诚的对不真诚的，必须有的对有了很好的，长久的对立即的，幸福的对乐趣的等一切事物的价值观。

　　自主的人类可以创造，可以发明。他们可以改变思想，放弃自己以前所持的价值观。以前是反文化的价值观的，现在商业评论家都在观察它散播的结果。他们认为，未来的一代将比较不受以前那些玩具和象征的感染。

　　1977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一个经济学家说，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国与个人的消费是一种浪费，所以以后会一直有一种耐久货品的需求。他们买东西是替换，而非炫耀，也不是追赶流行的风格与外形。他预言，钟摆将要摆回节俭、完整、高度道德价值的一边。未来十年之内，人口成长中主要的部分——也就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人——将会在自己的购买行为中加上“品质”、“社会意义”等高度的价值观。

　　有一个年轻人拥有文学士学位，可是却去开卡车。常常有人问他接受教育有何用。他说：

　　我会练习生活。我会发展我的知识。这些说不定有一天会使我在社会中提升审美与文化层次。我会努力发展自己内在高贵与创造的要素。我不愿意对国民生产毛额有所贡献。

　　他花了五年的时间努力赚钱，加强自己的欣赏能力，尊重自己所受的教育。他的工作环境不欣赏想象力。所以他的书和艺术品对他而言特别重要，特别令他振奋。“我的同事为他们的生活意义购买的却是美国工业提供的那些粗俗的玩具……”

　　融能的价值：新的财富

　　不论我们设置多少武器，发动多少战争，人类在生物层面上永远都是社会性的，合作的物种。我们是因为互助才生存下来。不但是我们，我们的祖先也有他们温柔的一面。他们用皮毛衬小孩子的鞋子，照顾残障者。最近的人类学研究又发现，他们还会用花陪葬死者。

　　整体比各部分丰富。这种融能已经在商品和服务方面为我们开展了新的资源：合作、以物易物、互助人脉等都是。资源汇集使每一个人富裕，资讯汇集使每一个人聪明。这样，没有什么东西会在散布的过程中流失。

　　合作社、信托联盟、以物易物这种经济捷径比钱还要古老。它们依赖的是有点笨拙的分配系统，因为它们涉及的只是单纯的供需而已。可是现在的经济却是不断生产，然后说服人来买或“投资”。

　　棉被制造社(quilting bees)、合建仓库、农民合作社现在已经有城市版本。汽车共乘、学习人脉、食品合作社、共同托婴等制度不但推动了经济，而且创造了一种社群感。

　　妇女流行杂志现在也开始刊登如何建立人脉和合作社的文章。奥勒冈低收入者组成了奥勒冈城乡（Oregon Urban-Rural，OUR）信用联盟。这原本是德国南部赤贫农民的传统；他们在十九世纪初创这种信用联盟。全国各地的劳工团体和服务团体现在也开始结盟。洛杉矶的“一切自由”(Free for All）是一种交换服务的组织。Trade-Americard、Executive Trade Club、Charge-a-Trade、Business Exchange等以物易物商业公司利用精密的登记制度来分配货品与服务。有一家以物易物公司利用互惠协定回收剩余品、做错的货品、广告空间、旅馆房间等每一年做了一亿美元的生意。在国际商业交换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Exchange)的特许下，全美国有差不多七十五个以物易物团体。他们利用电脑处理企业会员、各行业人士、专业人士之间的事务。一家交换公司的股东说，货品交换能够打击通货膨胀。以物易物的风气以后会更盛行。《新时代》杂志发现：

　　那些我们谓之为财富的金属货币和纸币现在正逐渐与它们原先所代表的技艺或劳动孤立。以物易物的商业确实是一种健康的趋势。“用东西付款”(payment in kind)是经济事务的原始形式。这种形式的基础不是竞争，而是合作。这种形式不为累积金钱而累积金钱；它强调的是人的工作的素质。

　　美国西北一家自然食物合作社“粮草”(Provender）的几个创立人曾经说到他们互相合作以后内心感受到的依靠自己和地区统合的感觉。他们呼吁说：“所有的合作者，让我们庆祝一个人脉的诞生……”

　　回报超越了纯然的经济活动。从一些人脉设立的宗旨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社区肥皂工厂与合作社的设立，并不是为了商业的成就——如果是这一点，就危险了——而是为了一种理想，为了一种社会的憧憬。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让人信服的，能够沟通的意识形态，就会有更多人起来创造和支持新的结构。

　　我们注意的是正确的态度与时机。这种动态力量的发动与转变，正是我们进入慈善与自我充电的新时代的权利。

　　我们的社区的工作，就是在于奠定基础……以便发展一种新文明的模式、设计、原型。

　　社区登记计划(the Community Memory Project)将有助于关心相同事物的人互相联系，促进货品、资源、观念的交换。这个人脉是互动的，非阶级的——这就是，这个制度里面的资讯都是为其中的人而创造，而分享，而不是由一个中央权威“分配”。

　　这种合作的冒险包括社区和住宅的共有。有一些情形是，几个家庭共同发展出一幢公寓。有的则是几家人举行社区活动，譬如共同管理花园，每周聚餐等等。专业中产阶级人士组成的公社越来越平常。事实上1980年的户口普查就是以一种住宅公社为范畴而设计的。

　　譬如，拉马吉利（Ramagiri)就是这样的一个住宅公社。他们先经过小团体的实验在1971年成立，现在有四十名社员（包括十对夫妇、四个兄弟姊妹家庭）。他们住在加州一个面积二百五十英亩的农庄。以前那是一个天主教的讲道所。拉马吉利的人有自己的自给企业，可是大部分还是在外面工作，职业有老师、保健业（护士、物理治疗师、营养学家）、秘书等。有两名年轻医生计划在这里开业。一个花园、一间办公室、一间厨房大家共同管理。这个公社出版了几本伊斯瓦兰(Eknath Easwaran)写的书，都很成功。他是一个印第安人老师。当初大家就是因为他而成立这个公社。他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劳瑞尔的烹饪书》(Laurels Cookbook)。

　　另外，费城有一个“追求新社会运动”（Movement for a New Society）的团体，住在十四栋房子里，大家共同管理、运用。他们经营媒体训练团、讲座、老年妇女组织以及共同运输的“输送集团”(transit collective)。他们的出版品有《活的革命资源手册》（Resource Manual for a Living Revolution)以及讨论非暴力文化变革的书籍等。

　　另外一个团体还在筹备当中。这个团体叫做“合作学院社区”(Cooperative College Community）。这个社区预备结合东海岸的老师和艺术家住在一片拥有权已经确定的土地上。这里已经有一所小小的人文学院。这个社区的筹备者说：

　　我们相信这是人性价值的一个实验。这是一种努力，为的是显示在经济力有限的社区，还是可以经由共同劳动、政治责任、克制物质财富的累积和消费、有效率的利用自然资源等方法而维持一种充裕而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不认为自己提供了社会的灵药或轻易可以代替目前社会制度的新范型。可是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完成一条可能的道路，也因此而对社会与经济组织现存的观念形成了具体的挑战。

　　另外一个社区计划的一个参与者说：“我们不是开疆拓土的人；我们是社群发现者。我们不提供梦想的家园，而是提供机会，让大家创造一个比我们将要抛弃的生活令人满意的新生活。”

　　有一封新闻信说：

　　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向大家显示，平常人聚集起来成为一个团体，依旧能够创造“新时代”的社群。新时代的社群既不由庞大的政府，也不是由庞大的公司建立。即使只是这么想都不是好事。我们认为，要紧的是让人民管理自己的事情，让他们（作为一个团体）依靠自己……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生活可以简单地过，在自然界的限度之内，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合作，创造，人本……我们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看到一个新时代社群组成的人脉，彼此分享、工作、帮助。

　　有一些大社群确实已经结合起来。他们不是互相竞争；而且，不论各自对外的表达如何，他们的憧憬是一致的。有一份社群合作的杂志极力称赞Arcosanti（亚利桑那）、Another Place（新英格兰）、Auroville（印度）、Findhorn（苏格兰）等大人脉之间的联系。这份杂志说：“这种世界社群感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超越个人的癖性，达到我们想做的那些事情的精华所在。我们的工作若要有用，就必须是可以转移的。”

　　不断增加的一群人正在旧日梦想的残骸当中拥有一份共同的梦想。一个观察家说：“公社其实和美国梦一样成功。我们之所以对公社持有严格的评断，标准是因为公社追求更多的东西。”其实，我们对公社除了评断标准严格之外，也太常用旧范型的价值观——经济的成功与稳定——来评断。

　　Another Place是新罕布什尔农村的人脉。他们欢迎人民参与政治、新学校、静坐、整体健康——这些都是“对于这个宰制人的社会一种创造性的新途径”。Another Place这个名称取自贝利（Wendell Berry）的一首诗作。贝利的“美国的不安”（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对社群建立者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是这样的：

　　心转回头，追寻一个新的

　　籍贯——异地，

　　已经有的，朴素，不沉重。

　　异地

　　够我们伤心的——

　　起而行的旧梦

　　起而行，走到善地

　　而成善者的旧梦。

　　这个奥秘。难解的，古老的启示。

　　公园里的铁树突然想起了森林。

　　于是又想到起而行。

　　新生活，不是由行动开始，而是由一种觉醒开始——那就是最先想到起而行的那一刻。

　　在社群里面，在人性的交流里，有一种财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观也许是在意识上由我们对事物的了解而来，也许是潜意识里由我们所受的制约而来。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潜意识里的动机，我们就能够觉省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东西，觉省我们有哪些选择性。

　　公众已经从许多体制取回正当性。同理，消费伦理——物质的迷魅——也开始越来越受怀疑。举其一端，消费者运动提醒了大家对仿冒品和低劣品的注意。生态运动则提出环境品质和资源开发的问题。在这之前，由于我们自己越来越复杂，所以对于广告光华亮丽的假象也越来越无法怀疑。

　　我们的问题往往是我们的成功自然产生的边际效应。譬如说，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几十年来我们所受的训练就是去“需要”更多（或更好、不同）的东西。人民的所在，是为了为经济服务；企业和政府都在鞭策他，噱头商品作弄他，流行商品过时作废陷害他。

　　别人给我们食物而我们不饿，那种感觉我们都知道。如今，身为消费者，我们知道自己胃口已经变了。由于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再也不会花那么多钱；不过或许是花更多的钱，或花钱的方式不一样。一九三六年，政治哲学家葛瑞格（Richard Gregg）创了一个新词“自甘朴素”(voluntary simplicity)来形容避开混乱，而将力量集中在真正紧要之事的生活方式。至于“朴素的程度，”葛瑞格说，“要由每个人自己决定。”譬如说，一个朴素的人，他可能拥有一套昂贵的音响，可是开的是旧汽车。

　　朴素不是一种预算，而是一种态度：深思熟虑的消费、抗拒人为造作的“需要”、对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敏感、生活与工作上人性的考量。根据斯坦福研究所有一篇报告说，提倡朴素的人想要做的是“在与他人结为社群之下，在心理和精神上实现人更深的潜力”。

　　在斯坦福研究所这个思想库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篇报告商业界要求转载的比这一篇多。这篇报告提醒商业界另一种社会秩序可能正在塑造当中。这种新秩序的目标在于物质的充足，而非物质的富裕。它的价值观偏向于启蒙出来的自利而非竞争，偏向于合作而非粗糙的个人主义，但对事物同时做理性与直觉的判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理会什么地位、时尚，愿意重复使用耐久财货，购买有益健康的，不污染的，真正需要的，美感上令人愉快的产品。这种产品与服务，有很多不只是跨国大公司才能供应，一般企业和地方企业照样能够提供。斯坦福研究所这篇报告实在不是让通用汽车和通用电子振奋的报告。

　　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的作者劳伦斯·彼得(Laurence Peter）曾经说到他们夫妇如何努力不让自己占的财产占有他们的情形。他们之所以自觉地转向朴素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要过便宜的生活，而是为了在生活的物质面与非物质面之间取得平衡”。这样的生活，每一个要项的选择，不但是因为真正的需要，而且也是因为其中的素质和永久性。

　　我一直到把便宜的动力除草机换上高品质的手推除草机以后，才知道自己是向前走了一大步。手推除草机价格比较高，可是使用起来比较愉快。手推除草机从来不会没有油；从来不需要为了发动而考验我的耐心；也不会释出污染物；另外还提供我运动的机会。我轻易地要推就推，要停就停。我觉得我可以掌握它。我觉得自己可以放松神经，不必担心安全问题以及一切动力设施都不可避免的机械问题和保养问题。

　　对大部分提倡者而言，朴素不是利他，也不是牺牲。朴素会叫人上瘾。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令人愉快。

　　有一个提倡者说，朴素是“唯一富裕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通常植根于极大的转变：对于平常事物的乐趣有更深的认识，敏锐地活在当下的感觉，亲爱的、同心的朋友的相伴。这种转变的过程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自己实在拥有太多东西。由于比较专注了，所以以前忽略掉的东西现在突然发现了它们的价值。以前遗忘的，由于习性而视而不见的书、唱片、人、小动物、技艺、嗜好、梦想现在都一一发现了其中的价值。“我并不是完全轻视舒服，”经济学家舒玛赫说，“舒服有它的好处，可是这个好处不是第一位。”你需要的越少，你就越自由。用梭罗的话来说就是，“你必须活在自己里面，依靠自己，永远准备开始”。

　　“一种属于个人紧密力量的领域正在发展，”《全球目录》的发行宗旨如是说，“这种力量是个人要主宰自己的教育、寻找自己的灵感，塑造自己的环境……”全球目录里面所列的方法、手册、工具、书籍全部指向一种生活观，一种在选择性上很丰富的生活观。

　　新地球展览（New Earth Expo）是一个环境展览会。这个展览会的发起人宣布他们想和那些认为没有希望的人联系。他们说：“人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从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加强自给自足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企业现在已经开始计划回应即将到来的“自觉性消费”的潮流。哈曼（Willis Harman）在斯坦福研究所的一篇报告中说：“人本与超越的价值观并不是施加于经济性价值观之上的一种奢侈品。人本与超越的价值观是经济性价值观的一种适当手段……不论历史的潮流如何，我们可以是了解历史潮流，随之而动，也可以是抗拒历史潮流。”

　　“在那样的选择之上，1990年以后的商业情况大体就在其中。”

　　商业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商业领袖正开始尝试表达一种新的展望。有一个与全国各地高层管理人共事的宝瓶同谋者说，这些新的“哲学企业家”（businessmen-philosophers)曾经竟夜谈到自己价值观的改变以及对于人的潜力的发现。企业从业人可能是社会上思想最开放的团体，也许比学者和专业人士还开放；因为，他们的成功依赖的是从早期就认识新的潮流以及新的展望。

　　通用电子的费格立（Robert Fegley)曾经说，现在管理美国的公司的，是“一支新血统的高层管理人”。他们比大部分的前辈有深度，眼界比较开阔，比较流畅、确实、明朗、开放。他说，1976到1978年间，美国前一千家公司的主管人员花在公共事务的时间增加为双倍，也就是从20%增加到40%。“他们深深地关切公众的态度，想要做一点事情——不但沟通‘我们这边的故事’，而且也是重新审视公司的政策，必要时就改变……”

　　全世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的总裁小梅尔（C.E.Meyer，Jr）曾经在公司杂志1978年7月号的社论里表达了他的价值观的转变。他说，这十年以来，最重大的变化并不是科技的进步，而是“我们的集体社会知觉发生了实质的革命”。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动乱、暴力、对峙以后，现在到来的是一个向内看的时期，“整个民族似乎饱受几年来动乱的震撼而认真起来，开始努力厘清这一切事情的真相”。我们努力地补救分裂——识见和实际行动两者并用；结果就是国民态度上一种“质”的改变——关心环境、工场职业安全、残障者尊严、老人生活目标的提升、重视消费者。这一切主张如今不但不再有争议，而且成了“社会未完成的事务”。

　　大企业由于必须了解新的范型潜在的冲击力，因而开始发现宝瓶同谋的一些人脉就是资源。这是1978年在“迪波得公司问题计划”（Diebold Corporate Issues Program）之下出版的《未来趋势初步文件》(Preliminary document on emerging trends）其中的一个主题：共有新价值观的人互相交流的人脉的出现及其可能使管理运作产生意义的好处。这些文件的作者呼吁管理阶层“插入”这些人脉里面；因为，所有的新观念都是在人脉里发展、实验，然后才进入市场。

　　这些人脉往往是潜藏着，能见度甚低，“然而我们的未来大部分将从其中产生。”文件将这些人脉比之为为美国革命助一臂之力的通信委员会(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ts)以及“隐形学院”。那是1663年英王詹姆思二世核准科学研究以前英国科学家的秘密人脉。

　　文件另有一段报告题目叫做《为什么我们看不见》（Why We Do Not See Them）。这一段报告说，这些从地下出现的团体担心的是他人的批评，并且，由于本质上是创新的，所以，他们一直避免形成正式的组织，以保持弹性，维护新形式的创造。

　　要讨论这些人脉，必须先克服一个文化的问题……有些重大的组织虽然形式上存在，可是却没有任何我们平常认为组织应有的那些特质。可是这些组织却创造了那些塑造这个时代的观念。这种冲击力无可争议，而且是无所不在，围绕在我们身边。就我而言，我感受到一种威胁……就一种意义而言，他们比较理想主义，展望观点比较人文——这种感觉是，他们的目标，由于在道德上明明白白是正确的，所以拥有一种无可争议的权威。

　　但他们的另一部分，同时也是就另一种意义而言，他们也是因为无上的实用与实际，才会做这样的事——促成这种变革；由于其正确性无可抗驭，所以也就必有所成。凡是企图阻挡他们的人，都是白费力气；想抗拒这股潮流只不过枉费力气。

　　报告中曾经举出一个这种地下人脉的实例。这个人脉的取向是激进科学、圆满心理学。这个人脉的文件印刷费用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副总裁支付。

　　斯坦福研究所曾经有一份报告，叫做《改变中的人的形象》(Changing Image of Man)。这一份已经成为经典之作的报告说，社会和商业上现在有一种超越的伦理；特质在于自决、关心生活素质、中庸科技、企业精神、分权、生态伦理、精神性。报告中呼吁大家赶快了解这一种未来的秩序。这种秩序，“可能是我们的时代最重要的现象”。

　　报告中说，这种新秩序对我们的挑战，犹如历史上伟大的地理探险和科技的突破。

　　职业的价值观

　　麦柯比（Michael Maccoby)写的《游戏人》(the Gamesman)描述了商业公司新近的反叛。他详尽地讨论了当代个人努力追求更高目标——在工作中寻找意义——的情形。他所说的这些游戏人比他们的前辈“组织人”有创意、好玩；可是仍然还是用左脑的，操作性的规则来判断赢亏。麦柯比在《头脑与心肠》（The Head and the Heart）一章里面探讨了很多游戏人都有的不安与挫折感。这些游戏人觉得，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没有不可能发展慈善、开放、人文的情操：

　　大家都认为属于心肠的特质与属于头脑的特质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心肠表示柔和、感情、慷慨；头脑意味强硬、实际。然而，这种分别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分裂式文化的症状。这种分裂式的文化里面，心肠和身体其他的部分是分离的。在笛卡儿之前的(Per Cartesian）的传统思想里面，心肠是真正智力的所在，而头脑可以很聪明，但绝不智慧。

　　工作，在新的范型里，是承载转变的车乘。我们透过工作而专注于生命当中。工作是梅约霍夫（Milton Mayerhoff）所谓的“适当的另一半”（the appropriate other）。这“适当的另一半”要求我们，使我们关心的事物。由于要回应我们的职业，回应那些要求“做事”的召唤，我们才创造和发现了意义。这个意义在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独特的，而且永远在变。

　　所谓的“中年危机”——这个人人皆知的转移阶段——有一部分可能是经年累月的否定累积出来的结果——顿然坠入痛苦意识里，再也平复不了。有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说，这种现象表示“一种哭喊或呼唤”。哭喊是因为失望，呼唤是——对职业——呼唤一个新的目标。曾经做过一段时期反省、转变过程的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呼唤。

　　一个有职业的人如果是非常专心地追求目标，我们不应该就此将他与“工作狂”（workaholic）混为一谈。工作狂和酗酒者一样，都是因为内在的冲动。他拼命工作，想从其中寻找意义。可是，单纯的有职业的人，却是寻找有意义的工作。职业不是工作，而是一种不断转变的关系。

　　参加宝瓶同谋问卷调查的人差不多各行各业都有：教育、心理学、医药界、商业、出版、电视、研究、政府机关、法律、牙医、神职人员、人类学、社会学、托儿所、艺术、戏剧、音乐、军中、政治学、经济学等各领域都有。有的调查人员可能会将另外少数人——退休老人、家庭主妇、经济独立的人——归纳为失业者。可是他们却都很忙。他们的职业绝非轻描淡写可以表达。

　　有很多的实例，个人对自己都用非传统的方式来界定。他们用的不是自己的专长，而是自己产生作用的方式。有一个医生说自己是老师，有一个老师却说自己是未来学者(futurist)。

　　宝瓶同谋者温和地敦促他人转变工作与财富的时候，他们是在很积极地从事一种制度的振兴——给公司做咨询，铺好新实验、新工作、新产品的道路，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做专业的评估。这些人之外，宝瓶同谋者有些人本身就是变革的典范。他们发明或转变自己的谋生之道(livelihood)。对于他们而言，所谓“正命”（Right Livelihood，正当的谋生之道）不只是佛教的理想，而且是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根据宝瓶同谋这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有些人内心最尖锐的冲突就是原先的工作与新的展望不知道如何结合。我们前面讨论过转变过程有各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入点”。在入点时期，新观念还不会妨碍工作与种种关系。到了第二个“探索”阶段，人的心里就开始有一种不安，希望这一种新的关注只是一种强烈的爱好就可以了。可是到了第三个“整合”阶段，事情变得很明显，这个转变过程不论如何是无法分段、分部的了。一个企业家说：

　　这个过程会冲击你的工作，冲击你原先事物的优先秩序。这一个新的意识会影响你在工作上作用的方式，篡夺你每一个清醒的时刻。这时你看世界的方式就不再一样，眼光不再一样。

　　你的工作轻易地就不再那么重要。一旦已经看过太阳，你就很难再玩雕虫小技。如果你因自己的眼界扩展而扩展工作，你真是幸运。

　　到了这一个重大的时刻，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发现将形同指南针。这时，那种发现了有意义的方向的“职业感”便会加强我们的决心，使我们工作与信念结合，头脑与心肠结合。这种尊重直觉，尊重无言的“知”的态度将鼓舞我们勇于历险。就平常的意义而言，平安其实是一种假象；而成功必须重新界定。一个企业家同谋者说：

　　以前，我用一定的成就界定自己。我的成功可能是课业得A；后来是生意成交。可是现在，成功却是系于我和宇宙的和谐共存之上。这是一个脉络又兼内容的问题。以内容看，个别的事情有“成功”，有“失败”，以生活的脉络看，没有什么输和赢，有的只是过程。

　　如果你感受的生命是宽广的，丰富的，繁复的，那么事情显现出来就不一样。

　　建筑师如果不了解地势，他设计的结构就不是自然界能够承受的。传统的成功目标就好比这个建筑师所画的蓝图。职业，有一种质素。这种质素是向某一个方向前进的内心的召唤，是感觉自己的道路，一种憧憬，是比计划先知先觉的未来的一瞥。憧憬可以用多种方式实现，目标则只有一种方式能够实现。转变的过程使我们成为生活的艺术家兼哲学家，一边前进，一边创造、发明。与生命的过程共事，敏感于生命的线索、微言大意、希望，都使我们有一种敬畏与振奋。

　　清楚的“我”的意识会超越工作范畴与职务意识。在主要的部分上，你并不等于你的工作——你不是木匠、电脑师、程式设计师、护士、律师。宝瓶同谋者问卷调查受访者在回答他们是否阅读“自己领域之外”的书时，有很多都说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他们的领域。

　　从转变过程中感受到的“整体”经验告诉我们，工作与快乐之间，信念与生涯、个人伦理与“在商言商”之间可以不必有所区分。凡是越来越觉醒的人，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分裂就越难以忍受。麻醉效果一消失，我们就会感觉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分裂。我们很难忽视工作的脉络；因为，产品和服务毕竟不是存在于真空里面。产品和服务是在整个体系里充斥、回响。

　　“联结”、与他人结合的感觉会使我们对失业、强迫退休、贫穷、收入固定、社会福利的巧诈、压榨等问题产生新的思考方式。一个政策分析家说：“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工厂，而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处理问题就不一样。”

　　日渐成长的支援人脉——宝瓶同谋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会激励企业中孤独的个人改变工作、创业、改变职业的实际面、振兴体制。这是一种自己做(do-it-by-yourself)的革命。可是这也不是“完全自己来”(do-it-yourself)。譬如，华盛顿特区有一些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争取”。这个团体的人在职业目标上互相鼓励。他们互相顾问、激发、鞭策，无情地指出对方拖延新步骤的借口、伎俩。结果不到一年，他们里面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实现梦想。譬如，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表演公司已经开始营业，一个律师设立了一个法律方面心理学的研究中心。另外一个会员将自己的农庄改变为艺术村，一个公务人员辞去工作和朋友一起做生意。

　　新的态度改变了日常工作的感受。认知改变，工作也就变为仪式、游戏、纪律、历险、学习，乃至于艺术。工作的烦闷、工作情况未明的压力，这两者是工作的两种苦恼。可是如果认知改变，这两种苦恼也就随之改变。曾经是千篇一律、毫无乐趣的工作，现在却有了一种相当流畅的专注。我们对自己的事情不再有那么多的意见（我讨厌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们不再抗拒疼痛时，疼痛就会减轻。同理，工作的认知改变以后，无趣的感觉也减轻了。

　　一旦自我不再掌管我们的“演出”，我们对于手上的工作所代表的“地位”也就不再有那么多的价值判断。我们知道，不论是清扫、教书、种花、做木工、卖东西、照顾小孩、开计程车，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发现意义，表达意义。

　　工作情况未知的压力可以用信任与耐心来转变。我们一旦明白分裂与重组是事物的本质，那么，即使我们需要改变工作方式，改变发展新产品的方式，改变学习新技术、认识工作、认识公司的方式，我们也不会再这么不安。创新的需要这时就变成一种挑战，而不是妨害。

　　卡娜·尼德曼(Carla Needleman）说，她身为一个手艺师，也曾经碰到目标与过程背道而驰的疑难：

　　企望有所成的态度在我们心里非常的顽固，所以我们很难看到生活可以有另一种方式。我们的生活不确定，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就渴望确定。我们的生活就是变，就是动；所以我们就渴望“到达”。

　　我现在知道，顽强追求结果——“成功”——的态度真是毒害了我们一切的努力。可是我虽然知道，还是改不了这态度。我还是想做漂亮的陶器。这种欲望，这种“贪”，阻碍了我。

　　成功的要求是一股阻却性的力量，使我无法切身参与当下的一刻；妨碍我与材料之间最重要的对话，妨碍关系的开展，妨碍一种本来就比思想快速的反应。成功的要求扭曲了一切乐趣。

　　对于成功和失败的一种新的了解，使我们将工作从偏重产品——“到达”——转向过程本身。专注于目标是一种勉强的确定，使我们偏离工作中本有的种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如果想让工作有创造性，有意义，我们就必须专注于当下这一刻；当事情告诉我们新的可能性时，我们就必须改变计划。我必须冒险，与新的发展合作，调节冲突。

　　工作的转变

　　工作也已经变成个人表达宝瓶同谋观点的媒介。新英格兰一个教授说：“我生活中的一种快乐在谈到即将到来的转变时传给了学生。”作曲家夏平（Harry Chapin）说：“要不了多久，你就必须寻找一个方式来插入。我们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总是没什么展望。我总是努力在音乐中描写这件事情——平常人在生活中经历了非比寻常的时刻。”

　　索雷利（Paolo Soleri）曾经以他在阿柯山提（Arcosanti）的建筑尝试建立“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桥梁”。他认为自己是受到德日进的启发。他说：“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现了他的一本书。使我大为振奋。我知道，我把他的话翻译成建筑语言时很笨拙。可是我终究还是发展出我的模式，或许与他的话还算相近。”

　　有的律师因为发现法律之为仲裁者可以担任新的角色，因此便设法以比较没有争议的方式来执业。1978年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次为法学院院长举办了人文法律讲座。这次讲座讨论的就是新范型的意义，尤其特别偏重合作与公有。

　　阿拉巴马大学刑犯正义（criminal justice)助教史万克（Calvin Swank)曾经预测说：“当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力的人越来越多时，”到最后连警察都会受到影响。“警察开始追求自我实现，”到最后就会质疑他们平常对权威顺从的态度。他们会依据自己的经验与直觉，相信自己的判断。而警察当局一旦面对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就很难再坚持他们老旧的方式。

　　军队，由于财政基础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在很多方面都更有机会支助创新的活动。蔡能(Jim Channon)。曾经是洛杉矶陆军公共事务局的上校。他当时创立了一个假想的“第一地球营”（First Earth Battalion）。这是依据军队未来可能的变化而设立的。第一地球营的士兵追求的是非毁灭性解决冲突的方法。他们的第一效忠对象是地球。蔡能初次向维吉尼亚的陆军思想库提出这个想法时，各方要求进一步资料的函电就蜂拥而至。他编辑了一个资料袋和一件T恤来回应全国各地的要求。陆军的三角洲任务小组（Task Force Delta）授权他筹划一套第一地球营的多媒体介绍。“第一地球营”的观念似乎就是威廉·詹姆思所说的“相当于战斗士气”的东西——一种目标，与面临战争一样迫切，可是却没有暴力。

　　三角洲任务小组是陆军的创新与转移的单位，里面有系统理论家、语言学家、个人成长与压力心理学专家。这个组织的结构是循环的结构，而不是传统金字塔形的阶层结构。

　　整体、流动、社群这些转变的价值观可以赋予多种工作以意义。不但如此，这种转变也改变了工人与管理者、工人与产品、工作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新的工作关系

　　图克威尔在16世纪中期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者好像只会利用人来使事物伟大。我希望他们稍微做一点努力来创造伟大的人；将工作的价值定低一点，工人的价值定高一点。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一个国家的个人如果都很弱，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强。”

　　同理，一个有能力的老师能够释出学生的能力，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能够帮助工人实现潜能、企业精神、创造力。已经转变的管理人会鼓励别人自我管理。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工作关系真正改变的时期。现在，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喜欢自己是触媒，而非只是权力的行使者。另外，最近也出现一支新血统的自主员工。他们提供的不是顺从，而是服务。这种变化对那些未曾改变的人可不只是造成小小的不安而已。有些员工宁可被动，也不愿接受新的责任或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对于那些已经不再是传统型老板的管理人而言，这样的员工便会感到挫折。有一个行政人员说，他本身的改变不但使他需要一群新的朋友，而且也需要一批新的共事者。反过来而言，员工的自主对很多传统型管理人而言也是极大的压力。

　　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有一篇报告提醒我们，传统的管理方式到最后非得让路不可。譬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由于认识到员工越来越高的自主性，于是在1977、1978两年为一千七百名管理人设立了周末在职训练课程。

　　凡是成功的经理人，他们的特质和我们第九章讨论的好老师的特质类似得令人惊讶。一项以一万六千名管理人为对象的研究显示，管理人的成功与信任、关心员工个人的充分发展、不自我中心、愿意采取属下的意见、愿意冒险、有创意、比较高的期望、合作、整合观念的能力等特质有关。IBM由于希望发掘行政主管的特质，便设计了一种测验来评估主管的管理能力。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发现，好的主管并没有一个全面的形态，有的只是对于变革具备一种态度。具有这种态度的行政主管会认为体制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变革是有机的，不是机械的。他们专注的不是目标，而是过程。他们有创造力。

　　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一篇报告说，凡是成功的管理人，对于复杂和奥秘难解的事物总是有不寻常的开放态度，对于“柔软的”，纯思辨性的资讯（脸部表情、声调、手势、疑点、直觉等）深感兴趣。另外一篇报告说成功的管理人会“扫描整体环境、认知、脑力激荡、直觉、幻想”。根据一次EEG的研究，他们比大部分人多进行右脑的过程，而团体分析师则依赖左脑的策略——譬如条件、资格等是。

　　太平洋研究所(Pacific Institute)是美国西雅图一个为大体制做个人发展讲座的组织。组织里面的梅德维德（Ron Medved)认为未来的变化将是这样的：

　　这部“新的美国工作机器”将以明智——而非辛苦——的工作哲学建立。这是由下而上的哲学。（日本人使我们知道，真正做事人才知道如何做事）。由于我们目前的国民生产的层次没有安全可言，所以以后工作者会偏重创意和流畅。

　　新的美国工作机器将享有另一种组织结构。一级一级上报做决策的官僚恐龙将无法和海内外新的管理方式竞争……

　　新的美国管理人将会认清情势；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所有的答案，而是因为他们问对了问题……

　　新的美国工人似乎已经开始一切最大的变革……对自己有新的展望。

　　新的美国工作机器眼光和你我在其中工作的都不一样。它允诺一个好的世界时，它就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做完全成长的变革，以便到达目的地……

　　就一种真实的情况而言，这部新的美国工作机器仰赖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沉睡的天才。

　　“沉睡的天才”、人的潜力——不管你怎么称呼，新管理理论家关心的是那个只要给予动机，就能够表现出来的能力。譬如1974年英国路卡司飞机公司的员工。那一年路卡司飞机公司的十四家工厂面临合并的命运。于是工人便起来互相脑力激荡，想出一些他们的老板能够制造而社会又有用的产品。从工程设计到手工操作，他们发明种种技术，评估公司的设备。然后他们对全体工人做问卷调查，问他们“你认为自己能做什么东西”，结果他们总共将一百五十个观念转换成设计、规格、分析。路卡司的管理人虽然很晚才开始生产新产品，可是到1979年为止，公司已经开始与员工合作，制造出一些原型。

　　国际和平团体及瑞典国会的一些议员因为承认他们将军事生产转变为非军事生产的草根性成就，而提名他们竞选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休斯敦美国生产中心（American Productivity Center）的格瑞松（C. Jackson Grayson)的研究工作是由全美前两百家公司支持的。他谴责企业的官僚结构压制个人表现的欲望和能力。他说，事情刚好与官僚结构所说的相反：“他们并没有丧失工作伦理。”

　　商业公司现在有一种明确的趋势，那就是权力的分散——拆除金字塔——一个商业顾问如是说。后来担任芝加哥权利与信托公司（Chicago Title and Trust）副总裁的鲁克(Frank Ruck)说：“在工作上做组织的变革不但能提高生产量，而且使人快乐——这是双重的报偿。”

　　越来越多的专业管理理论家开始呼吁企业家运用有弹性的结构。这是属于塑造自己以因应人的需要的工作配置，也是引发工作者潜力的工作配置。美国国民生产额的降低就是需要大力行动的证据。1970年到1977年间，虽然科技一直进步，可是美国人每人一小时工作的产出量却只增加21%。相对于其他国家，西德是41%，法国42%，日本41%，意大利28%。

　　近年来，许多公司已经将“使工作本身丰富”(Job entrichment)和“工作场所人性化”这两点整合到管理哲学里。他们组成了自主性的工作团队。加薪是以进步测验而非职位分类为根据。自选的时间表取代了打卡。打卡是非人性化和不信任的残酷表征。装配线也分成一些比较小的部门。有些公司采取了日本、挪威、瑞典的协议管理（consensual management）观念。1976年，美国总共有一千多家公司或政府机关开始实验“弹性时间”。这是一种弹性程序，让员工在某些限度之内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表。譬如说，以上午六点到下午两点，或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七点为核心时间，员工可以在这段时间前后上班、工作、下班。

　　美国人寿保险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ance）1979年的趋势分析报告主题是“工作性质的改变”。报告中说，现在已经有一支新血统的受雇者开始寻找符合个人价值观的工作、弹性更大的工作时间与形态、管理人与员工之间充分的合作、非阶层性的组织结构、符合生理与心理健康的工作环境。

　　美国的交通业从业人员在劳动节刊登了一个广告，强调他们对于工作意义的关切：

　　今年的劳动节，我们发现的是一群美国劳工开始寻求有意思的，有挑战性的，有建设性的职业，由此而让自己有自尊。一家全国性的公众意见调查公司多年来一直在调查年轻人的意见。调查结果发现，不论性别、种族、雇佣形态如何，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希望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能够提供个人成长的机会……（他们）追寻的，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生活品质”。

　　个人发展的价值观

　　这些外在的变革已经很有成果，可是还是不够。关心人与生产的人现在转向内在的路线，开始设计使工作者能够实现自我的方法。个人的发展已经和工作的丰富性以及工作场所人性化成为互补。一个管理训练师发现：“我们运用这些技术原本是为了实用的原因，可是我们有很多人都‘上钩’了。”

　　厄哈德（Werner Erhard)曾经用“高度意图”来说明有些工人之所以比他人优秀的“态度”。

　　没有意图的人就是为动而动。这样的人会做错事情，无法处理事务，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成立，做事不完整，老是在抱怨。在工作上使人优秀的，是一种真正的意图。真正的意图调谐你和一切事物的关系。你处理一切事物，你的心不会给你任何理由说不要注意事情，不要处理事情。低度意图的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赌注太少的游戏……我希望有人手上有某些赌注，而我与他互动。

　　高度意图无法与低下的自我形象并存。只有真正清醒、与他们联结，有动机的人才能增加组织的融能。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增加的都是能趋疲，都是“随便”(randomness)。为了要在工人的工作态度上完成重大的变革，管理人利用由意识研究汲取出来的训练技巧的越来越多。

　　训练师现在谈的是文化的昏睡、害怕转变、不一样的现实观、范型转换、偏见、个人学会“透过新眼睛看事物”的重要性等等。专业杂志《训练》《Training》曾经分两期刊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身为训练师，我们无法忽视这种人类潜能运动。”一个银行行政人员曾经说到他的部属因为参加个人成长讲座而醒悟的事。这篇文章引述他的话说：“虽然是花我的钱，可是这些灵魂追寻者却成了我的未来。”

　　个人成长训练并不允诺，也不应该允诺你每一小时都做出一些小玩意，每一小时都更不悲伤，工作不超时，销售更多商品——“其实你的责任保险也不保证这些东西”。可是在这种个人成长训练之下，大部分人对自己和自己的事都开始比较自在。当然，“并没有标明为‘感觉自在的人数’这种统计数字。可是，或许——只是或许——这是一项太大太重要的成果，所以单单用赢亏的讲法是无法包括”。

　　很多公司现在都开始为员工举办消除压力训练、生物回馈训练、提升创造力计划。有的则为员工设立僻静场所，让员工休息、思考。不错，转变技术里的“健康”层面是获得公司支持的主要理论基础。自我形象健康，操作完整的员工就是银行里的钱——多少不论。这是最初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很多公司却认为员工潜力的发展是他们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通用电子曾经赞助以创造力为主题的左右脑研究讨论会。很多公司也经由梅宁根基金会举办了 “另一个我”（The Other Self）讨论会。“企业公司现在正进入‘期望升高的革命’——他们认为这是完整的人性，”梅宁根基金会的朗费罗(Layne Longfellow）说，“有些人已经提高了赌注。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现在的我以及我们开拓认为本来应该的我之间的差距。”

　　商业未来学者孟代尔(Jay Mendell)在“企划评论”（Planning Review）里说，直觉并不是管理人独享的事物。现在已经有几百万工人借着心理技术发展出新的能力。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发展工作上的直觉与创造力。

　　创造的潜能我们一向归诸少数天才。可是这些新的教育计划却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创造的潜能。现在的管理训练师认为每一个员工都是潜在的自我管理者，每一个都可以像企业家一样思考事情。

　　新企业家

　　锡尔包一九七九年夏季在写给“联结”人脉的会员通信中引述了很多人的信。这些人都表示渴望向新社会更勇猛的迈进。他说：

　　在“联结”和整个社会中使我们停滞不前的是什么东西?我相信，我们是不敢承认，如果我们努力追求我们的远景，我们的生活必须彻底地改变。我们陷在旧的模式里面；我们大部分人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跨坐在眼前“运作中”的世界以及我们想要创造的新宇宙之间。

　　目前的疑难在于，这个新的世界答应我们的是，如果我们敢采取信任的跃进，前去拥抱这个新世界，那么我们在个人和职业上都将有所收获。

　　对于许多人而言，企业家精神——和自己做生意——是转变过程自然的后续阶段。他们具有比较清楚的自我感和职业感，愿意冒险（并且暂时贫穷），感情上拥有人脉的支持，对自己的创造力和意志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他们拥有这一切来做自己的工作。这些新企业家符合佛教“正命”的理想——服务社会而又不伤害整个环境是为“正命”。

　　石南园（Briarpatch)是海湾区一个由三百多个企业家、艺术家、非营利组织组成的人脉。这个人脉是一个互助的媒介，帮助企业家“寻找与社群和社会重新联结——而非压榨社群与社会——的原理。石南园的创始人雷蒙（Dick Raymond）曾经谈到实践新哲学时遭遇的压力：

　　要渡过这条河流很难，因为这表示你必须将以往的工作观念放弃……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总是在痛苦的四周蹑手蹑脚。可是，好好谈一下我们很容易面临的苦恼却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说的并不是换个工作，换一家公司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一旦开始放弃以往的想法与价值观，某些最原始的线路就开始点燃……你可能卡在门口两三年，等到你清理了以往一切不愿舍弃的想法以后，才能够继续前进。

　　我认识一些已经完成这种转变的人。他们是我所知道的最快乐，最积极，最有收获的人。我每一年都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于是他们维系了我的健全。

　　企业家精神可以满足“转变”多方面的需要。根舍（Richard Gunther）是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人。他曾经向一群准企业家描述他在工作上汇集的事物以及快乐。他和一群气质相近的人共同追求建设性的社会目标。这是一种“自觉的”感觉，一种创造性的企业。

　　有些训练计划已经发展出来等待那些已经自己先开始的人。许华兹（Bob Schwartz)是（纽约）泰利镇执行处（Tarrytown Executive House)的创立人。部分由于他对“新企业家”这个现象越来越关注，部分根据他的企业家周末学校，他认为这支新血统的企业家将是转变市场的触媒：

　　这批即将出现的企业家是真正有思想的人。他们将要改变产品与服务，来满足世人未曾见过的有思想、能关心的一群顾客……年轻人说：“不要让我在这个过程成为附属品，让这个过程里天生就有我。”

　　现在，新的现实是，产品不再是美国人情景的主角。生产量正在迅速滑落，变成美国经济的一个小派系。现在进场的是服务。

　　许华兹说，企业家是“诗人又是新观念的包装者；是先见者，又是实现者”。从历史上看，但凡文化变革的时候，总有一群新型的企业家出现，以产品和服务来完成那个时代的憧憬。

　　他指出，现在的人对于人文发展课程的需求逐渐增加就是现在的人需要服务的一个实例。十年前，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服务的需求。新的企业家已经从炒作式的“我对它”哲学转向“我对你”哲学；以一种密切的，个人的方式建立消费者与产品的关系。这些新企业家和他们的顾客是“美国为这个世界配置的最强大的革命军。新企业家是新的非暴力变革机关”。

　　堪萨斯市的“复兴计划”(the Renascence Project)是一个企业家组成的人脉。这个人脉显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新的企业方式仍然是成本效益良好，有利润。他们的活动包括将堪萨斯市的一个重要地带改建为价值八百万美元的商业区，设立研习人脉，开办“完整的人”教育计划，开办自给自足的新学校，重建一家有历史价值的跳舞厅，重建住民共有的一幢大房子以及应堪萨斯市民要求沿着一条十一英里长的徒步区实施街区复兴计划等。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的编辑麦克雷（Norman McRae)在一篇题为《将临的企业革命》（The Coming Entrepreneurial Revolution）的文章中说，跛脚的美国工业现在已经打开门来迎接新的企业精神即使是在大工业亦然。一些大公司的“境内领土”就要由这些“境内企业家”掌管。麦克雷预测，现有形态的大企业到2010年可能全部消失。

　　新企业家不愿分别所谓“对公司好”和“对顾客好”。科罗拉多州波尔多天堂茶叶公司(Celestial Tea Company)的共同创立人西格尔（Mo Siegel）曾经向他的两百三十名员工表达过这个观点。他说：“每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不但要为企业成果负责，也要为人的发展负责。”西格尔说，成就只是为理想而活的副产品。“在这个变迁的时代，我们要学习的是保留文化好的一面，抛弃坏的一面。”

　　科技的重估

　　皮尔西格（Robert Pirsig）在“禅与摩托车保养”（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中说，科技的问题在于感情和理性的分离。由于科技从来与精神和感情都没有关系，“所以不经意地做了盲目丑陋的事情，而且因此招人怨恨”。

　　这个即将出现的新范型并不认为科技不好。这个新范型认为科技只是误用、滥用了；需要的是重新人性化。科技原来答应给我们力量，可是到最后却在生活的许多地方成了我们的主人。这就难怪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观点都会回顾过去。这些观点包括政经分权、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土地的合理管理，“创造性的简朴”、精神与文化的丰富、推许非物质的价值观等等。

　　一个社会应该是以意识为工作与消费的脉络，而科技只是内容。科技只是把人喜欢的产品与服务创造出来的工具。舒玛赫有一本书，书名很有名，叫做《小就是美》(Small is Beautiful)。另外一本书，书名一样有名，叫做《重视人民的经济学》(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舒玛赫为人类大规模地，不自觉的应用科技而深深感到悲伤。科技大规模不自觉的应用造成的是中央集权、都市化、自然资源枯竭、劳工的非人性化。尤其是开发中国家涡轮机、水坝、挖土机等科技的应用根本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形态，从而破坏了人和环境。对于已经疯狂的应用科学，舒玛赫的激进中心的反应是他所谓的“中庸科技”(appropriate technnlogy)。

　　中庸科技提供的是第三条路。这第三条路就是，使用比原始人的铲子进步，不过比推土机实际并且规模上比较接近人的工具。人可以应用优秀但可以掌握的工具改善自己的命运但不必走向城市工厂之路。

　　《雨：中庸科技新闻》（Rain：The Journal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一个编辑说：“我们必须先选择我们的梦想和价值观，然后才选择我们的工具和技术。因为，有些科技能为我们梦想和价值观服务，有些则使他们永远达不到心愿。”

　　舒玛赫的观念对世人造成普遍的影响。1977年末“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一篇讨论中庸科技的文章是出版史上读者要求转载最多的文章。

　　如今很多国家和美国的许多州都设立了中庸科技办公室。联合国则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制度网路来推展他的思想。中庸科技思想赢得了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世界银行、菲律宾总统、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人或团体的赞同。舒玛赫辞世前两年，一直是各国总统、总理、国王的宾客、顾问。

　　舒玛赫的经济哲学反应了高度精神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他过世之后才出版的《指点迷津》（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一书里讨论得更彻底。不错，精神性的价值观是一个根基，由这个根基出发才有我们今天的关心生态、“地球整体感”日渐成熟、尊重进化矩阵、尊重我们着床其上的自然界等这一切。加州的中庸科技办公室出版的小册很恰当地引用了老子的话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这些都是我的宝藏，请好好维护）。

　　维护的价值观

　　关心环境已经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日渐造成冲击。1976年华盛顿州从电话簿中随机抽样对各社区的家庭主妇做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于1978年公布。研究者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受调查者坚持“一种新的环境范型”的证据。

　　接受调查者大部分都很关心环境的破坏以及越来越失控的污染。他们认为地球就是一艘太空船，其中的空间和资源都很有限。他们希望抑制工业的成长而达成一种经济的稳定状态。他们反对人类主宰自然的想法。在每一方面，一般民众都支持各州环境主义者的观点。

　　当然，人的行为不尽然与思想一致。研究者发现，很多接受测验的人还是会抗拒个人的牺牲。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的信念已经是很可观的成果。想想几年前，“抑制成长”、“地球太空船”这些观念根本听都没听过；可是现在一般民众接受的程度却叫人惊讶。可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新环境范型与我们传统的世界观差距有多大，那么这种接受就更叫人惊讶。确实，一个社会既然一向将富裕、成长、退步视为当然，那么这个新范型的兴起代表的就是革命事件……我们除了对这个范型的迅速跃升感受深刻之外，其他还不能做什么。

　　环境观的转变比起关心树林涉及的事情更多。从我们觉醒的生态良知里，我们最清楚所有的生命都是互相联结的。关心地球也就联结到经济、法律、政治、精神、审美、医学等问题；从而又延伸到购物、家庭规模、娱乐等活动。现在就连最小的学童也都知道军事用落叶剂、核子武器、各种致癌物、超音速飞机、水坝泄洪淹没印第安人部落土地、人口成长、推进器气体破坏臭氧层等问题。年轻人现在害怕地球的慢性死亡就好像上一代害怕核子弹一样。

　　《生态国》（Ecotopia)是卡兰巴哈(Ernest Callenbach)写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造成了一种风潮，尤其是美国西部为然。这本小说原来是由一个小出版社出版，然而却成为一本地下畅销书，因而在1978年以平装本再版，进入大众市场。生态国是一个虚构的国家，由华盛顿、奥勒冈、北加州退出美国而建立。生态国人用的是另一种科技，对于环境问题有高度意识。

　　赞成、推崇“生态国”的人士不但制定国旗，创办杂志，用这个书名做学校和街道的名称，而且还在奥勒冈州的尤金庆祝生态国庆。卡兰巴哈还接受邀请到沙加缅度和加州州长及其顾问会谈。建立这样一个新国家的前提不论有多遥远，这本书对群众的吸引力本身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可是在加州中庸科技办公室第一任主任兼前州建筑师辛范德伦(Sim Van der Ryn)看来，生态国社区在现在根本就已经有可能；至少“建立某一程度的先例”是可能的。他呼吁那些已经启蒙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投入这一个企业和政府皆蒙其利的观念。“生态设计的种子已经萌芽，能够创造生态环境稳定城市的社区硬体也已经发展出来，而且正在有效运作当中。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线收集起来、编织成适合新社区的一体设计。”

　　健康的环境态度可以振兴都市规划，保持高科技文化的精华，“同时又要更新人对地方的感觉”。健康的环境态度能够将以往旧式的线性了解方式改变为系统化的思考——也就是警省人与环境诸要素复杂的互动。

　　有一个城市规划学者说，对很多美国城市而言，现在是“痊愈的时代”——对于城市令人愉快的事物有新的了解，感觉历史的连续，要求能源使用的效率，重新认识人真正希望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建筑符合人性）。“我们终于安定下来，开始寻找地方意识。”

　　1979年一群著名建筑师接受调查所描绘的都市规划新范型是：符合人性，住宅与社区设施丰富的配合，有散步的地方，公共交通设施良好，设立徒步区与广场，广植树木，居民有“公共感”，利用新科技产生风能、太阳能、潮汐发电，自然采光，自然通风。

　　也许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建立我们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建立我们在自然界的地位。从“节庆环境” (environments of celebration)的现象——节日与展览——也可以看出一种新中古的风潮。中古的欧洲人会在十字路口举行节庆。这是中立地带，让所有有仇恨的人抛除敌意，在这里跳舞、唱歌、喝酒、交易。他们在节庆的时候很自然变成了一体——玩闹、好奇、无我。如今我们就是用几千几万场的艺术展、工艺展、音乐节、环境展览、新时代展览，以及文艺复兴节、中古游戏、狄更斯市场（Dickensian Bazaars)等定期节庆创造了自然而然的社区。

　　现在大家即兴地用新方法来庆祝旧节日，譬如加州帕罗阿托的“聚友会”(Friends Meeting)就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七日四日国庆日、“独立日”等。起先他们一起享用食物、音乐、手艺、游戏。结束的时候他们点着蜡烛一起合唱“让和平降临地球”（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一个参与者说：“这样的庆祝方式是我们自己弄的。这种庆祝可以不限于传统节日，可以是庆祝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情……想想，当我们真的给自己机会探索自己的想象力，真的解除了以往规格化的创造力以后，将是如何的情形?”

　　想象力是财富的源头

　　现在到处都有新的共同体（commonwealth)公民起来反叛；到处都有他们的宪章草案、独立宣言。如果你懂得寻找，你会发现他们隐形的教堂、剧院、图书馆，以及没有围墙的大学，个人即是体制，博爱即是最高法律的社会。

　　尤金·罗伯(Eugen Loebl）是曾经在捷克坐牢十五年的政治犯。坐牢期间他一直在思考经济学。他最后的结论是，财富真正的源头不是生产，不是国民生产毛额，不是那些可触摸的资产，而是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

　　创造的智慧才是现代社会的财富。“如果我们认为有所得是人的思考能力的机能，如果我们能够认清智慧层面是经济的基础，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社会转而关心这一个层面的发展……我们能够将现实朝我们期待的目标转变。”

　　图克威尔在他历史性的美国之行当中，曾经坐船由密西西比河直航而下。在他眼前，一边是自由的俄亥俄州，一边是奴隶的肯塔基州。在俄亥俄州这一边，他看到的是人勤奋的劳作、农作物丰收、漂亮的房子。俄亥俄人可以做任何一种可能有财富在等待的行业。他可以是水手、开拓者、工匠、工人。

　　可是在肯塔基这边，图克威尔看到的只是懒惰。其实不但奴隶工作三心两意，连主人自己也是不得自由。这些主人不能耕作自己的土地，因为这样会降低他们的身分。于是他们有的跑到对岸俄亥俄州工作，但是大部分人则在“激烈的运动、军事训练……格斗，使用武器”上面寻求刺激。

　　我们已经跨进不同的文化年代，每个人身上背负着自己经济或心理的奴隶。

　　长久以来，我们和肯塔基那些奴隶的主人一样，精力全部花在次等的刺激上面，想从这种刺激上面有所收获。可是这种收获事实上只有从工作中才可能得到。可是我们现在可以有所选择了。我们现在可以迁移到比较自由的州，在那里寻找到新的心，新的企业，新的价值观。这一切将契合我们内心最深层的需求。

　　第十一章 精神的历险：与源头衔接

　　第十一章 精神的历险：与源头衔接

　　黑夜的背后……远远的一处，是白色的，巨大的黎明。

　　——Rupert Brooke

　　转变的过程，早期的阶段似乎只有轻松愉快；一点都没有压力，也不妨害什么。我们会有一种高度的联属感，一种工作、自由、和平的感觉。我们会像使用录音机一样利用这种过程。知觉状态改变以后，我们会经常“拜访”这种状态，好像去健康俱乐部洗涡流澡(jacuzzi)一样。这个时期，生物回馈治好了我们的头痛，静坐解除了我们的紧张，观想技巧消除了学习的障碍。

　　可是除了这些之外，事实上所有转变技巧还能够训练我们专注。我们渐渐地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由于我们的态度、行为、信念，我们一直在背离某种内在的和谐而不自知。有了这种感觉，一个高度秩序，智慧，充满创造潜力的领域就自然地显露出来。现在，静坐在我们身上做事，实相冲刺进入一个大而丰富的空间。这时，你就不再只是看事情不一样；而是看到不一样的事情了。这时候，语言失败，符号无用。这个领域太诡谲，一点都不像我们所知的任何东西。这个向度我们可以说它深，说它高：不论怎么描述，我们就像“平国”的方块向他的同胞说明三度空间一样绝望。“我们只能经由经验来掌握，”白隐禅师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体验一瞬之间消融一切空间，一念之间穿透过往今来的一切时间。”

　　意识不是工具。意识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活脉络，甚或就是生命的脉络。扩展意识是世界上最冒险的事业。我们将因此而使现状面临危险，使我们的“安适”面临危险。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胆量解决接下来的冲突，我们就开始使我们的“健全”面临危险。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感到不舒服，好比我们为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时一样。不过现在这个责任却更重大。这责任是转变过程本身的转变。

　　我们第六章讨论过一些科学上的新发现，譬如大自然潜在的统一、意识在建构表象世界时担任的角色、脑是由初始实相出现的种种形态的诠释者、时间与空间的超越、进化的冲刺、生物系统在更复杂更一致的层次上重组等。

　　至于本章，本章的主题是精神或神秘经验。精神或神秘经验是科学的镜像——是直接知觉世界的统一，是科学企图从外在了解而终归徒然的内在奥秘。这种了解方式超前科学几千年之久。早在人类拥有量子逻辑这种工具来描述一般的理性无法了解的种种事情之前，有一些人早就运用意识的转换进入了这个难解的境地。他们在那里了解了那些原先不可能了解的事物。今天在世的，还有几百万人曾经体验过实相的超越层面，并且把这种体验与生活结合。

　　神秘经验不论如何短暂，对于那些因此开始精神追寻的人而言都是成立的。他们的心从此知道自己衷心期望的事物。但是，对一个还没有准备好的人而言，这种经验反而会造成高度的沮丧。这时他就必须努力把这种经验沉入他那还嫌不足的信仰体系里面。

　　体会到那广大的实相以后，这种体会将毫不容情地要求我们改变生活。我们虽然尽可能暂时妥协，可是最后还是会发现这种妥协是一种暧昧，好比虽然承认引力定律，可是又说只限于某时某地一样。这种转变的转变会在种种“联属”和“悟”上面加速，因此到了最后便令人害怕。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行动——使我们的生活与意识一致。艾略特说：“最单纯的境地，必须以一切事物为代价。”

　　由于神秘经验会彻底改变人的价值观以及对于世界的认知，所以也就很容易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成员众多而广大，有边界但是看不见。这种（与传统文化）平行的文化似乎妨碍了现状。索忍尼辛说，个人如果关注灵魂一如每天整饰仪容那样，这是会触犯西方社会的。这种即将出现的文化，它的种种说法与做法现在是由一个完全无关的信仰体系在评断。这种评断简直就像平国那个父亲在警告哥伦布一样。有的评论家说他们自恋，不知道他们内在的追寻是非常有心的；说他们自圆其说，不知他们进入的那个“大我”有多么广大；说他们是精英主义，不知道他们多么想和他人分享自己所见；说他们没有理性，不知道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向解决问题发展到什么地步，已经如何地符合日常生活的感受。

　　追寻意义

　　对大部分人而言，精神的追寻都是从追寻意义开始。起先，这或许只是一直想望更多的什么。有先见之明的图克威尔曾经谈到美国有一种强烈的宗教精神与物质野心同时并存的现象。不过，他说，或许这种平衡只是一种臆测。“即使人类大多数只是追求物质目标，可以想见有些人的灵魂还是会产生一些令人惊讶的反应。神秘主义如果不能很快地在一个只懂追求世俗幸福的民族中获得进展，我会感到很惊讶。”

　　确实，以我们对于物质胃口之大，我们也早就满足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曾经说过，高度进步的西方社会中“一种渴求精神事物的趋势越来越强”；因为，在这种社会中物质主义已经证明无法满足人心。现在大家已经发现，每年增加5%的物品实在不是幸福的定义。

　　他说，传统宗教无法提供替代品：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追求个人宗教，想直接与精神事物直接联系的缘故……最后，每一个人类，只要曾经到达自我意识的阶段，都会想要知道自己的生命除了外在的消费之外，还有一层内在深刻的意义。他一旦有了这种感觉，就会希望他的社会经济与这种感觉一致……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发生。

　　根据安克洛维奇（Yankelovich）、史凯利(Skelly）、怀特（White）所做的公共民意调查显示，80%的人对于“追求内在的意义”有高度的关切。1975年，国民意见研究公司（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报告说，有40%以上的人相信自己有过真正的神秘经验。这种经验的特质是欢喜、平静、需要对他人有所贡献、相信爱是一切事物的核心、高涨的情绪、无法说明的知识、与他人统一、感觉一个新世界即将到来。1974年的罗波（Roper）民意调查显示，有53%的人相信赛(Psi）的实例，也相信以后会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1976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已经有20%的人进入神秘学门。

　　1978年2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接受东方宗教某一层面的，有一千万人；九百万人在接受精神性的治病方法。进入东方宗教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大学毕业，分住东西两岸，男女差不多一样多，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也差不多一样多。“他们虽然不会常常去寺庙……但是他们都会说他们的宗教信仰于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

　　神秘经验的超越现状由于向来默不作声，所以也只有民意调查才能探测这种变化。1977年，尼德曼对一群学者和历史学家就宗教这一题目演讲时说着反话表示，这些观念与行为“未经我们的允许——就这么说好了——就进入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里面，制造问题，形成婚姻、生涯、政治、人生目标、友谊等实际效果”。

　　可是，这种精神的转变却还没有准备好让社会学来呈现。国民意见研究公司的麦克雷狄（William McCready）说，这是因为，精神的转变是一种个人的现象。“如果你想用团体会员制度来掌握，你就看不见。这种现象因为难以参与，所以进入这种内在追寻的人很难用统计学标示出来。”

　　兰姆·达斯从1979年初起就发现他的听众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大部分都是当今的中产阶级，年龄层也扩大了很多。五六年前，我在各种文化中工作的对象年龄差距在十岁上下，现在则是社会的主流，年岁差距在十五岁上下。现在已经有几千几万人，于他们而言精神的觉醒是一种实在。现在，我可以到奥马哈、爱达荷市、西雅图、水牛城、土斯卡路沙……每一个地方都有几千人等着听我演讲。他们不穿法衣，不留胡子，精神上每天成长。这种成长来自于内在”。

　　某一著名的思想库的一个宝瓶同谋者说：“如今有的是对于追求超越全新的容忍。我身边的同事都对着同样的方向，重视同样的探索……现在不会有人因为追求精神事物而变成‘怪人’，有些人甚至还羡慕他们呢。十五年来，这是很大的变化。”

　　一个国际和平促进组织在华盛顿的游说者，将这些精神追求者彼此的交流称之为“小神秘主义”（small mysticism）：

　　一种开始在成长、出现的东西……我的生活并没有缺乏或寻找这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却在我们的生活中自我主张出来。这些小东西不断增加，开始互相搭配。然后我开始在别人身上发现上帝，然后是自己有上帝的感觉，然后是自己带着上帝的感觉在别人身上发现一些自己，然后是别人和我都在上帝里面——这是一种神秘而复杂的交会。这些小神秘主义者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边际效应，那就是承认这种唯一神论(unitarianism）。因为我们彼此感应。

　　连我的政治工作都受到了好处。政治圈里的小神秘家很快就“嗅出”我的秘密精神，我立刻就有了一群同志，不那么明显的一群，却非常有作用。

　　我不知道这种“箱子里面”的小神秘团体有多少，但是对我而言，这五年来若要我承认我的某些期望和认识已经容易多了……

　　詹姆思、杨格、马思洛、阿沙乔利（Roberto Assagioli）等西方心理学家都将全部的力量集中于了解人对于超越的需求，以及对于意义的饥渴。杨格甚至还用性来比拟精神的动力。

　　我们虽然有理由相信我们内在都有感受神秘经验的能力，而且根据报告将近半数的人至少有过自发的神秘经验，可是我们却不曾大规模地探讨过这种能力。从历史上看，即使是精神追寻技巧最精进的地方——印度、中国、日本——也只有少数人对这种精神的神秘经验做过有系统的研究。在几百万个从事这种追求的人里面，有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都像托尔肯(J.R.R.Tolkien)小说《指环国王》(Lord of the Rings）里好脾气的何比兹（Hobbits)一样，差不多是不知不觉地给吸引进来做精神的追寻。他们几近天真地发现自己到了异于往常熟悉之地。沙佛兰斯基 (Sy Safransky）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他曾经叙述自己离开一般常识性实相的情形：

　　我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平常的能力就是要问对问题，做注解等等。可是，几年前有一次夏天在西班牙的海边，这种能力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时候，我突然觉省到整个世界是活的……我看见地球在呼吸，我还感觉到那呼吸的节奏。我发现了自己以往失落的一部分。我在《纽约时报》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都找不到让我更确认这种发现的东西。到最后反而是在我当时视之为“宗教”（当时这是一种鄙视的字眼）或怪异的文字中找到。于是我便开始从那强大的主流慢慢的，长久地漂向我尚不知其名的河岸。

　　钢琴家鲁宾斯坦曾经很想界定他所谓的“我们内在的这个东西，这个从我们身上释放出来的形上力量”。他说，他常常在音乐会上感觉到这种不可捉摸的能量流到了听众身上。“那是一种未知的东西，飘浮着，无处消失。”

　　小说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他接受诺贝尔奖的讲词中说：“我们真正力量——衍生自宗教的力量——的感觉一直来来去去……我们之所以不愿意谈，是因为我们无从证明，因为我们的语言不足，因为愿意冒险来谈的人太少。如果要说，他们只好说‘有神’，可是这是禁忌。”

　　这个未名的河岸，这股力量，这个神——这一切便是本章的题材。我们将在本章检视当代美国人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与我们的文化向来所知的宗教没什么关系，和异国风尚与现象也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草根运动的发生非常安静，并且以它独特的方式在此时此地自我彰显。对于那些寻找传统宗教符号的人而言，这种运动的提倡者是难以辨认的。

　　从宗教到精神

　　依据南加州大学东方宗教学者艾尔伍德（Robert Ellwood)的看法，这个即将出现的精神传承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新的东西。这一个精神传承是一股潮流的重振，这一股潮流可以“回溯到当时的超越论”。这股精神传承的提倡者不喜欢任何组织化的宗教。他们宁取直接的体验。这种直接的体验，艾尔伍德称之为内在世界的“旅行”。这个内在世界的情景因为这种旅行而注入了每一个生命当中。

　　美国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一次大觉醒（Great Awakenings）。这样的美国自然就吸引了很多神秘者、传道者。早在我们现在所见的精神革命发生以前很久，东方和西方的神秘教就已经影响到美国的主流思想。对于美国超越论“敲打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而言，这些神秘教的观念是三餐的面包。可是，艾尔伍德指出，这些进口物全部都经过美国人心灵和经验的过滤。禅宗、隋登堡主义(Swedenborgianism）、通神论、吠陀等东方宗教、哲学到了美国，就跟原先在日本、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印度不一样。美国的信奉者有时候会使用东方的符号，可是透过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滚叫派(Shakers)等哲人、教派，其中的根本精神生命却得到更充分的了解。譬如，洛杉矶市中心维尔舍（Wilshire）商业区的禅中心，费尔兹（Rick Fields）就称之为“在家禅”（Down-home Zen）。

　　尼德曼说，西方人现在已经慢慢离开犹太教及基督教的形式和文物，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对人生根本的问题追寻超越的解答，而是因为这种追寻现在积极到难以衡量。”他们之所以转向东方传统寻求，是想看看东方传统对我们这个“岌岌可危的社会和苦恼的宗教”能提供什么助益。

　　我们转向东方寻求圆满。这，惠特曼称之为“心灵的归航……不只航向印度一地”。赫尔曼·黑塞曾经说到“人类精神永恒努力地回归东方，回归家园”。东方并不代表一种文化或宗教，而是一种方法学，让你达到一个广大的，解脱的视野。就这种意义而言，“东方”老早就存在于西方的密教传统中了。

　　1978年1月份的《McCall》杂志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显示六千名读者对于宗教普遍怀有怀疑的态度——教徒亦然。1978年6月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的结果，盖洛普称之为“对于组织化的宗教一次严厉的指控”。86%的“非教徒”和百分之七十六的教徒同意他们应该在组织化宗教之外追求自己的信仰。60%的教徒同意“大部分的教会已经失去真正的宗教精神”。

　　西方的制式宗教已经因为缺点、异议、叛教、失去影响力、支助经费减少等因素而连根松动。教会和学校不一样。教会不是法律所委托，它的官僚组织不直接接受税款的支持。它们必须处理契约问题，也不能提高财产税。他们如果无法在迅速变迁的社会中找到新的角色，他们就会走上铁路，直直而去——可是没有火车。

　　天主教神学家帕多华诺（Anthony Padovano）谈到1976年的一次讨论静坐的会议时说：

　　西方宗教已经发生的反应——一种使我们对东方宗教更为敏感的革命——其实是一种了解，了解不论答案如何，都是来自我们自己。宗教的大动乱是由要求“内在性”的神引起的。信仰在西方并没有死灭，只是转向内在而已。

　　天主教会是最有权威的宗教机构，可是也已经为历史学家艾里斯(John Tracy Ellis）所谓“粉碎它的顽固”的趋势所苦。美国天主教会近年来产生的种种新的教义和戒律足以证明这一个情况。艾里斯说“没有那一个团体有完全的权威或能力将它（新教义、戒律）加诸其他团体”。美国天主教会“在一个焦虑、不确定的时代，感到松动、不确定”。信徒现在开始呼吁教会改革，并且传播、参与圣灵降临运动和异能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据估计，到1979年为止，差不多有五十万天主教徒成为异能者，能够预言、治病。20世纪70年代，修女和修士的人数急遽降低，神学家开始不理会教宗的权威，教区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事实上全国凡有组织的宗教，差不多每个都有这种叛教的情形发生。

　　1975年10月，一个精神领袖的会议向联合国发表了这样一篇声明：

　　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正在向这个世界的宗教挑战，要他们释出一种力量，超越宗教、文化、国家的界线，进入人类社群一体的意识，从而推动一股精神动力，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肯定这一种新的精神，捐弃狭隘，导向全球意识。

　　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扩大脉络，容纳种种支援性社群，从事个人成长、整体健康、医疗服务、静坐、以音乐改变意识，乃至于生物回馈训练等。

　　一如历史学家麦罗林所说的，文化觉醒之前必须先有一种精神危机，使人类看到自己与他人，与神的关系有所改变。由于“大觉醒”的张力，由权威授予的宗教便转变为一种精神直接体验的宗教。有些人认为，这种即将出现的精神传统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而言，是危险的事物。这种看法一点都不意外。属于基本教义派的柏克莱基督教联盟（Berkeley Christian Coalition)是精神仿冒品计划(Spiritual Counterfeits Project）的赞助者。他们的杂志1978年8月号的一期就以这种危险为专题。他们说：

　　在西方文化史的这个当口，光是说东方玄学和“新意识”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很多人追寻是不够的。十年前，那些吃药吃出来的嬉皮精神和西方瑜伽秘教还只是反文化；曾几何时，两者都已经追入文化精神的主流。科学、保健学、艺术——心理学和宗教更不用说——都在努力从根本上建立基本前提。

　　柏克莱基督教联盟指责新时代精神，是趁着美国的基督教会的怯懦起来的：

　　另一方面，东方形上学和新意识之所以受欢迎，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向西方科技官僚那种种压榨人的假设直接挑战。他们不惮于控诉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使生活品质枯竭的商业文化……这些运动的领袖跨进了教会未做预言所留下的真空地带。这一个社会，它的经济是以大家相信塑胶和毒药对他们都是好东西为基础。但是这些运动领袖则说塑胶就是塑胶，而毒药明显就是毒药。可是，除此之外，他们的信从者还在他们指责为与死神打交道的文化之外，努力追求其他可行之道。

　　这种精神运动在医学当权派心目中已经越来越具有正当性。它有能力吸引和巩固各方面的支持。SCP（精神仿冒品计划）非常关切这一点。这种精神运动得到人文心理学、入世人文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乔治·雷奥纳（Ceorge Leonard）等作家、沙克(Jonas Salk)等医学界人士的支持。沙克在圣地亚哥一次会议上介绍阴阳图形，露丝·卡特·史代立顿（Ruth Carter Stapleton)对于静坐持有赞成的态度，某些医生讨论到卡巴拉（Kabbalah)和脉轮(chakras)等；凡此种种，柏克莱基督教联盟的每一只手都可以触摸到非基督教义的影响。

　　“内心上帝”的观念尤其令他们不安。柏克莱基督教联盟说，整体健康运动具现的宗教观点是“一种神秘的世界观完整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的文化意识的每一层面都造成同样的冲击……这不是一时的流行，不会消失；这种宗教观对圣经基督教（Biblical Christianity）怀有根本的敌意”。

　　讽刺的是，每一个组织化的宗教当初都是由某些人宣称自己有什么直接的体验开始的。这些人的“天启”因此传递下来，成为信仰的条款。可是，教会里如果有人想直接体验那种知识，那种奥秘，不论那是中古基督教的神秘者、回教的苏菲信徒还是犹太教的卡巴拉信徒，教会皆视之为异端。

　　可是，现在这些异端已经有了土地，教义失去了权威，“知”超越了信仰。

　　直接的知

　　“对于体验到神秘状态的人而言，”威廉·詹姆思说，“神秘状态就是知识。这种知识看见的是思辨的理智无法测知的深层真相。”

　　一般字典上，对于“mystical”这个字的第一个定义是“直接与终极实相结合”，第二个定义是“模糊或不可理解”。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对于未曾体验神秘状态的人而言，“直接与终极实相结合”即是“模糊不可理解”的。

　　“Mystical”这个字是由希腊字mystos衍生而来。而“mystos”的意思是“保持沉默”。神秘经验揭示的现象往往是无言而含蓄的。这种已经扩大的意识，这种全知，超越了我们的语文描述能力之外。似乎感官、知觉、直觉已经相互融合而创造了一种东西；但这种东西又不是其中任何一个。

　　加拿大心理学家柯洛维兹（Herbert Koplowitz）说这种全知是“一元运作思考”（Unitary Operational Thinking)这种一元运作思考比皮亚杰(Jean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的最高阶段还高出两个阶段。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总共分为感官动力(Sensori-Motor）、前运作思考(PreOperational Thinking)、具体运作思考(Concrete Operational Thinking)、形式运作思考 (Formal Operational Thinking)。这几个阶段分别表示人类心智从最先婴儿的散漫世界一直到知识活动旺盛的成年人，那种符号式抽象思考的各个阶段。

　　柯洛维兹在这四个阶段之外建立了另一个第五阶段。这个阶段叫做系统思考(Systems Thinking)。系统思考就是知道事情的发生有多种原因，而这些原因都是同时发生，不可分割。传统科学就是认为因和果可以明确划分，所以到达不了系统思考的层次。

　　我们一直到第六阶段“一元运作思考”才知道我们其实一直受到自己的制约。我们要到这个阶段才会发现自己知觉外在世界的方式其实只是多种可能的建构之一。“对立、相反之物，我们向来认为是彼此明确隔离，不过现在看来却是互依的。我们向来认为因果是线性的，不过现在看来却是遍及四方，使一切事物互相关联。”二元分立、心身有别、他我有别这种事情是没有的。

　　一元思考者到达的认知状态使他对事物有完整一体的了解，所以他之于形式运作思考的人就好比成人之于小孩一样。柯洛维兹说：“神秘并不排斥科学，而是超越科学。同理，科学并不排斥神秘，而是神秘的先进。”

　　一元思想是整体思想。一元思想由于是理性无法了解的，所以必须透过疑难、静坐、体验才能传达。柯洛维兹说：“道家这样的神秘传统可以提供一元运作思考发展到最彻底的体系。”

　　要体验一元的知，我们必须挣脱平常那种有限的认知方式。心理学家布朗宁（Ron Browning)说：“要掌握系统之外的东西，你就必须超越系统。你必须挣脱‘线’而进入‘面’；挣脱线性，进入平面，然后再转换或扩展到三度的时空，然后是四度空间……这一个层次的改变才符合改变的本质。”

　　布朗宁举了一个例子。他叫我们想象有一个系统，叫做“睡”。这个系统存在于“醒”这个系统之外。“在‘睡’里面，我们可以有表示‘醒’的象征，我们可以有‘醒’这个字，我们可以有符号、有形象——我们可以什么都有，可是就是没有真正的‘醒’。你可以梦见自己醒了。可是，只要还在‘睡’的系统里面，你就不可能真正地‘醒’。”

　　直接地知使我们脱离到系统之外。这就是醒。这种醒揭露了我们的小实相所由生的脉络。新的透视点改变了我们的视野，因而改变了我们的经验。

　　譬如说，对于杨格而言，他所谓的“意识层次的提升”的超验透视点会使某些人因为问题而成长，而其他人则因此而堕落。“这个人的地平线升起了一种更高或更宽阔的关注。由于他的视野因此扩大了，所以原先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不再那么急迫。那些问题并不是按照它的条件合乎逻辑地解决了，而是因为面对一股新的，强大的生命趋势而自然消失；不是因为受到压制，因而我们不再意识到它，而是出现在一股不同的光的照明之下。”

　　圆满心理学汲取自世界各地的精神宗派。圆满心理学的目标不在于把痛苦降低到“正常”的程度，而是根本超越痛苦。“接触内在的感情”，如果这种暗面的感情不转变，那就什么都没有用。愤怒、恐惧、绝望、生气、嫉妒、贪婪，所有这一切情结都可以经由“直接的知”这种心理学而改变——而不只是辨认出来而已。

　　一个宝瓶同谋者曾经在回答问卷调查时，描述自己由理智的概念转变为直接的知的经验：

　　我个人的转折点是有一天早上醒过来，想到昨天做的梦。那个梦在我解释起来非常令我懊丧，因此我就很认真地想自杀……我越是这么想，我就越懊丧，到了最后，终于有个东西，不知道在哪里，啪嗒一声打开了。我真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感觉。四年前，我曾经依据理智的左脑很概念化地写过一些东西。可是，其中的一些观念在现在突然变成了经验上真实的东西。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种种选择——就像我说过的，就像别人说过的——都是受到我自己的限制，受到我自己对实相的认知的限制。

　　这就是朝向意识与自由的转折点，虽然粗糙，却很重要；我好像历经午夜，等到了黎明一般。

　　脑科学家普里布兰描述过更重大的认知转变：

　　表象的世界没有错；实相的一个层次上，外在也不是没有客体。

　　那种感觉好比你穿透了宇宙，用一个全像系统看宗教一样。你到达了另一种实相。这个实相可以解释超自然现象、显然有意义的巧合事件——同步现象——等目前为止科学上还不明白的事物。

　　他说，全像理论作为一种看待意识的方式，比较接近神秘思想和东方思想，离我们平常的知觉方式反而比较远。“除了表象的世界之外，另有一个实相的秩序。大家恐怕要一阵子才能够适应这个观念。”可是，科学的发现已经从大家说了几千年的神秘经验找到意义。这些科学发现都在建议我们倾听表象世界背后实相的秩序。那些神秘家或许就是因为触动了一个机制，才使自己进入那一个含蓄的，未显的秩序：“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必须经由专注才能进入这种领域……我们的脑能够消除原先所受的限制，进入这个未显的秩序。”

　　他说，这种转变可能是前叶和比较老的前脑区，也就是脑皮质层和脑深部结构的联结媒介而成的。这个区域是调节注意力的主要部分。“也许到最后我们终将发现‘转进’的规则，发现进入这个无时间空间领域的规则。”

　　物理学家卡普拉也描述过这种经验。这种经验于他而言不再只是依据理智的了解而“相信”一个动态的宇宙；在他而言他已经是“知道”宇宙是这个样子。那是一个夏日午后，他坐在海边，一边看着海浪，一边感觉自己呼吸的节奏。这时他突然感觉到整个周遭是宇宙的舞蹈——不是物理学的概念，而是一种直接的体验：

　　我“看见”能量的瀑布从外太空落下来，粒子在其中以规律的脉冲创造了又毁灭。我“看见”原子和元素，包括我身上的原子和元素，都参与了这种能量的宇宙之舞。我感觉到它的节奏，我“听见”了它的声音。在这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湿婆之舞”。

　　精神戒律的设定，是为了要调节我们的脑，使脑与那个大领域谐调。依平常的情况，我们的脑散漫而紊乱，而且忙着过滤大量不为生存所需的资讯。若非如此，我们每天必定因为感受到电子场、体温的小变化、宇宙射线、体内生理过程等而饱受轰炸。可是，我们可以由脑化学成分的改变而进入广大的感知领域以及神秘经验。静坐、呼吸练习、斋戒等是一般常见的改变脑机能的技巧。

　　在很多文化中，迷幻药对很多人而言如果不是全部的转变途径，至少是个开始。赫胥黎很清楚迷幻药不是悟的常道。不过他指出，即使是这种短暂的自我超越，都会动摇整个社会，使它理性的根松动。“这些心灵转变者一开始可能令人感到尴尬，可是就长期而言，他们将拓深整个社群的精神生活……”

　　赫胥黎相信，预言甚久的美国的宗教复兴将不是以传道开始，而是以迷幻药开始。“从主要是关于种种象征的活动开始，宗教到最后将转变为主要是与直觉经验有关的活动——每一天都在发生的神秘。”

　　他说，他自己是在麦司卡林（mescaline，一种迷幻药）的影响下，才充分地了解“上帝就是爱”这句话的重大意义：结果使他十分震撼。一个宝瓶同谋者说：“多年来我一直用理智，用左脑追求‘实相’，最后才从LSD学到了与此不同的实相；这时，突然所有的圣典都有了意义。”另外还有人说自己体验到物质的本质，万事万物的统一；体验到我们玩的是辉煌的生命游戏，说的是生命的故事。也有人说自己体验到“动态的现在——世界在流动而且不确定，不是我们的文化观念以为的静态”。

　　心理学家葛罗夫(Stanislav Grof)曾经指导过三万次LSD课程，又可以接触他的同事所做的一千八百次LSD课程的记录。他说，迷幻药是精神过程的触媒或扩大机。LSD经验里，每一个要素都有一个非迷幻药的“副本”。葛罗夫说，迷幻药给了我们途径，使我们得以进入普里布兰和大卫·波姆所谓的全像领域。这个时候个体就会体验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实体，而是意识的田亩；过去、现在、未来并置。空间变为多重次元而无垠无涯。我们所认知的物质不再是可触摸，而是化为种种形态的能量。受实验者的报告包括直接体验大宇宙和小宇宙、振荡的分子、旋转的银河、种种原型、神祗、过去的经验重现——甚至包括出生的经验、存在于子宫时的经验。“LSD的实验者一旦体验过‘宇宙心’和‘空’以后，都会发现时间、空间、物质、任何物理法则等都是武断而毫无意义的范畴。”此时笛卡儿、牛顿一派的世界观在哲学上再也难以维系。他们的世界太简单而随意，放在日常生活的实用目的很有用，可是“却不适用于哲学思辨与了解的目的……现在看来，宇宙是一场神圣的游戏，是意识里一面无限历险的网。”

　　受实验者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中可以接触到正确的宇宙资讯。如果这一点可以清楚表现出来，如果他们的体验正如量子相对论物理学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必须放弃‘意识改变之后的状态’这种自贬身价的讲法”。如其不然，这种状态至少有一些应该看做“宇宙本质”和“人类心灵次元”等资讯有效的来源。

　　葛罗夫说：“科学和秘教之间的冲突将不再是根本的冲突。”根本的冲突在于新范型和另一种范型“联盟”之间的冲突。这种范型“联盟”指的是科学上旧式的机械观以及一般的或“平凡的”意识联成一气的“联盟”。换句话说，意识状态互相矛盾的问题比较大，资料互相矛盾的问题比较小。然而在葛罗夫看来，这个问题已经由全像观解决。

　　精神的历险

　　费尔德（Reshad Feild）在他讲到一个苏菲学徒的报告中说：

　　我突然了解，最是必要的就是追寻，就是去问。不要把答案丢在后面而想摆脱……我们必须同时问，同时听……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有人在听我；我已经化解，变成宇宙正在发生的那个大转变的粮食……我将死的时候我又将出生……

　　哈米德说：“灵魂是知的实体。”

　　在西方，宗教问题习惯上总认为是以信仰解决，可是在“直接的知”的传统里，教师却鼓励问题，乃至于怀疑。这种精神要求的是追寻者丢开信仰，而非加强信仰。

　　这种精神历险有各种危险在过程上等着。其中一些比较明显的——例如退化行为、无所适从的感觉、盲从、消极地顺从没有价值的老师、钟摆式的变革等——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

　　但是各宗派自己都曾经提到其他比较微妙的危险。一个哈希丁教（Hasidism）（译注：18世纪初建立波兰的犹太教派，相信神秘，注重虔诚与正规的学习）导师说：“这个世界的‘道’好比刀刃一样。”克沙·忧婆尼沙（Katha Upanishad)里也有一个著名的警告：“这条路很窄……利如刀锋，最难走。”

　　在过程中，精神追寻者可能会暂时失去内在的平衡。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种警讯，可是在老师看来，这却是必要的一步。在老师心目中，真正的危险反而是学生太肯定自己的答案，停了下来，再也到不了真正适当的“不确定”状态。

　　宝瓶同谋的问卷有一个题目是要回答者举出他在转变过程中放弃的观念。很多人的回答都是“传统的基督教”、“宗教教条”。当然，回答“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人也一样多。

　　精神体验的激进中心似乎不需要教义就能够“知”。

　　一个追求者讲到他自己的经验：

　　我曾经有好几次自以为已经懂了。但是好几年以后我不得不说那真是愚蠢……从后来进步的观点看，我显然什么事都不懂。我想这是很普遍的情形。

　　……每一次你扩大了知——或者获得更多的知——你看事情的透视点就不一样。这不是说以前看的不对。这是说以前的事情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了，是在不一样的光照之下……这就是转变的精华所在——到达我们“知”的部位，这个部位从来不会觉得受到妨害，永远不会抗拒认知的变形……

　　在这些精神教派里，老师和技巧必须合起来看待。因为，老师只是传授方法，不传授知识。知识必须由直接的体验来“传导”。

　　在另一方面，教义是一种二手知识，是一种危险。临济禅师说：“站起来，走过去，便解决了。”他要徒弟看到祖师或佛便杀，“不要受任何教示的迷惑。”

　　学生要自己找老师，不是老师找学生。老师的权威依个人的解脱程度而定。我们追随的是“质”，不是人。

　　中国12世纪的一套连环图《十牛图》最能说明直接的知的过程。图中，牛代表的是“终极的本质”。第一图是“寻牛”：追寻者要开始寻找自己模模糊糊知道的东西。第二图是“见迹”：他看到一些足迹，知道真的有牛（自己的意识）。第三“见牛”：他有了第一次直接的体验，从此知道牛无所不在。第四“捕牛”：他做进一步的精神训练，以对付牛的蛮力。第五“驯牛”：他和“终极的本质”有了比较微妙、接近的关系。这个阶段，追寻者还不知道一些对初期阶段很有用的分别。静坐老师希松(Lex Hixon）曾经对《十牛图》做过精细的评论。他说：“牛现在是自由的伙伴，可是还不是犁意识田亩的工具。”

　　第六《骑牛返家》：昔日的生徒，今日已经悟道。他现在知道戒律原来有所不必，“悟”是随时都在手上。第七是《忘牛》，第八是《人牛两忘》：他更接近纯粹的意识，发现所谓“悟道者”是没有的。没有什么悟，也没有什么圣：因为一切都是圣。庸俗即是圣。每个人都是等待成道的圣人。

　　第九图《归源》：追寻者和产生现象世界的领域互相融合。山、云、松、水的情景出现了。“生命周而复始并非幻象，而是源头的呈现。”可是这不是最后的阶段。

　　最后的阶段是《与助手入市》。这是慈悲与行动的阶段。追寻者如今成了快乐的农夫，在农村之间流浪。“他的农舍已经关闭。最聪明的人也找不到他。”他已经深入人类的经验，所以无人能够追寻。他现在知道所有的成道者都是一体的，所以他不再从师学习。他现在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看见佛性。笔墨商和鱼贩都有佛性，他带他们展现光华。

　　所以，看见实相、初期的危险、训练专注力、最后与自我或个别的我分离、悟、发现其实光照一直都在、与产生一切表象世界的源头衔接、与一切生命结合等等，都是一切“直接的知”传统的一部分。

　　佛陀将这些解脱方法比喻为到达彼岸的筏。一旦到达对岸，你就不再需要这个筏了。同理，老师好比是指月的手，你一旦看见月——了解过程——再继续看老师的手就不得要领了。我们必须先有钱，才会觉得自己不需要钱。同理，我们学会的技巧到最后会教我们不再需要技巧。圣者带我们回归凡俗，但我们将不再感到凡俗。

　　布莱克说，我们实在不需要压制热情。我们“努力地了解……凡活着的，无一不圣”。

　　流动与整体

　　凡是神秘经验，其中大致都有两个原理，我们称之为“流动”与“整体”。这两个原理是关键性的原理。西藏古代的教师提罗巴（Tilopa)称前者为“不住”，后者为“无别”。他提醒我们，这两个原理不得破坏。但是，我们的文化确实破坏了这两个原理。我们把那原本不住的冻结，想囚禁那只有在动、自由、关系中才存在的事物。我们又出卖整体，出卖无别；将眼前一切打破，因此再也看不到宇宙万物背后原先的关联。

　　在神秘经验当中，我们会感觉“事情原本就是这样”。事情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不是我们分析的那样，也不是人家教我们的那样，而是事物的本质——这就是“道”。

　　“流动的整体”这个原性不是只和工作、健康、心理成长有关，而是与整个生命的组成有关；流动的整体是真正的原理。创造一种处理冲突的精神合气道的人说，这种与对手一起流动的方法会使练习者逐渐地改变。“起先只是很微妙的，后来，即使是精神最贫弱的人，也会开始解除自己的侵略性，脾气变好，与生命力重新衔接。”

　　这些神秘经验不但反应了一切生物系统本有的流动的整体（耗散结构理论），也反应了我们的世界来自其他次元的流动，以及这个宇宙一股创造更复杂整体的趋势。这种认识改变了我们的时间架构，使我们的时间架构由“有时间性”（temporal）改变为“永恒”。这时我们接受了无常，不再挣扎着想把原本必变的事物维持原样。我们会用平等心去体验生活的打击和幸福。

　　我们徒然地想控制事物，这阻碍了我们的生命原来有的流畅。我们只要放弃自己的方式，反而能够变成自己。最古老的秘典黎俱·吠陀（Rig Veda）说：“我为了人类让这些河流自由。”

　　“这个世界是一颗骰子在转动，”哈希丁教有一句话说，“……万事万物都在转动、改变；因为，在根源上万事万物是一体。事物的变化与回归中就有拯救。”

　　我们如果想游泳，就必须将自己托付给水的浮力。同理，我们可以让自己轻松地进入流动当中，随着骰子转动。在禅宗里面，初习者叫做“云水”；这意思是说初习者要自由地动，自发性地创造再创造，在四处障碍中寻找出路。古代的传统认为意识就是从源头现出的波，差不多就是我们在第六章讨论过的全像理论的干涉波。

　　“整体”原理——无别——代表万事万物的关联、脉络。科学告诉我们的是宇宙万事万物后面的关系网络，是所有事件的一副闪耀的网。同理，神秘的整体经验也将所有相互分离的事物定位出来。一个哈希丁教师说：“自由的空间没有左也没有右。所有的灵魂都是一体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原始灵魂的一阵火花。每一个灵魂中都有这一个原始灵魂。”佛教徒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佛，只是本性尚未觉醒罢了。瑜伽(yoga)，字面的意义就是“结合”(union)。圆满的悟就是誓愿拯救“一切有知觉的生命”。

　　这一个整体定出了我、他、观念的位置。

　　在这个整体里面，爱不是一种感情，而是一种动的意识状态。恐惧总是四处碰壁，混乱；然而爱却是广大、一致——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和谐、接受深刻的自我了解到的人性弱点。爱是毫不防备的一种力量，四方交流，界线与封闭都消失不见。

　　你已经进入了大我：Tat tvam assi，“你就是那个”（Thou art That）。由于这个大我无所不包，所以你也就进入每一个他人里面。

　　就布莱克神秘的视野所见：

　　醒过来！阴影之国沉睡的人醒来!醒来!

　　扩展！

　　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互相爱着……

　　人与人之间爱的织线……

　　啊！我们是一体。

　　当代的一个神秘家也在自己的度牒上写着IMU URI。

　　这种整体统合了一切对立事物。所有的神秘传统都描述过这种激进中心，这是治疗人类互相隔离，又与自然隔离的疾病的药方。德·古沙（Nicholas da Cusa）说这种整体是coincidentia oppositorium（对立的统合）。哈希丁教徒认为这种整体是“平等事物的统合，两件东西像两种颜色一样对立，可是在真正的内在的眼看来却是一个单纯的统一体”。这种整体在佛教谓之为“中”（madhya)——超越的中道。哥伦比亚的柯基印第安人说灵魂之道是同时往上又往下，衔接两极，黑色的太阳。

　　所有这些精神传统都无善亦无恶；有的只是光和无光……整体和片段……流动与努力。

　　一个年轻医生说：

　　我看到一个海岸的景象。那是一块岩岬，高峻而狭窄，向海中突出。把眼光放近，我看到的是这座岩岬把海水分成了两半。两边的海岸努力着要彼此重叠，好像互相牵引着要克服这座阻挡它们结合的岩岬……可是等到我再退后，看到的范围更广，有了一个全方位的透视，扩展了意识，我看到的这种分隔其实只是假象——两边的海浪事实上一直是这一片海洋的一部分。之所以有分隔，只是因为我选择的认知，因为我要努力去成立一种认知的缘故……

　　我现在知道自己已经很完整，不需要去克服什么东西。在这种空的时刻，在这种任其自然、与他人完整接触的时刻，我知道自己已经是自己的全部。

　　他是完整的，“在位”的。他已经觉省到赫胥黎所谓世界的“完好如初”。这种“完好如初”梅尔霍夫称之为“知道‘生命够了’”。这又是罗洛·梅称之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创造性洞见。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体验。精神戒律的奥秘其实人尽皆知，那就是成为整体，成为自己，回家。柯林·威尔逊在他研究神秘家与艺术家的着作中说：“向前，深入生命，就是回家的路。”宝瓶同谋就和斯里·拉玛克里希那(Sri Ramakrishna)所说的“隐匿的瑜伽”一样，肯定是在这个世上。

　　奇妙的是，以前我们用道德概念追求不到的德行现在却在这种完整中自然产生。现在，要给予，要慈悲，都容易了。

　　内在的上帝：最老的异端

　　在即将出现的精神传统中，上帝并不是主日学校崇拜的人格神，而是威廉·詹姆思所描述的那种次元：

　　对我而言，再多的限制都从这一个可感知的，“可以了解的世界”丢进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次元……我们属于那个世界时比属于这个可见的世界有一种更亲近的感觉；因为，只要是我们的理想所属的地方，我们属于那个地方的感觉就最亲近……

　　宇宙这一个高层的部分，我就叫做“上帝”。

　　在体验中，上帝即是流动、整体、生与死变化无尽的万花筒、终极的因、存有的根基、艾伦·华兹所谓的“众声所出的无声”。上帝就是意识显现为lila（宇宙的游戏）。上帝就是可以体验，不可言说的组织矩阵，使物质产生生命。

　　沙林杰(J.D. Sulinger）有一篇短篇小说，主角是一个心理早熟的少年泰迪。泰迪回想自己有一次看他的小妹妹吃奶而体验到内在的上帝：“我突然领悟她就是上帝，奶水就是上帝。我是说，她把上帝注入上帝里面……”

　　艾克哈特曾经问说，你如果已经进入宗教经验的精髓，还需要形式做什么?“不先认识自己的人不可能认识上帝，”他告诉他的中古信徒说，“深入灵魂深处，那隐密之处……深入根源，深入高处；上帝能做的，全部都在那里。”

　　英国神学家罗宾森（John Robinson）曾经在作品中说到“彩线织锦般的宇宙，其中有的是精神与物质、内与外、圣与凡；作为一个无法分隔的实相的诸层面而闪耀着”。怀德海近年来的影响力仿佛洪潮一般。他说，上帝是“（物质）世界结构的镜像。这个世界是不完整的。它的本质需要在万物的根基上有一个实体来将它完成。这个实体就是上帝——原始的本质”。

　　巴克敏斯特·傅勒曾经试图掌握作为过程的上帝：

　　上帝，对我而言，似乎

　　是动词

　　不是名词，

　　这也许适当也许不适当；

　　是发言

　　不是艺术……

　　是爱，

　　不是爱的抽象……

　　是的，上帝是动词，

　　最活跃，包含广大的和谐，

　　从解放的混沌能量中

　　重组宇宙。

　　我们既不需要为“终极的因”设想目的，也不必奇怪是谁或什么东西引发“大爆炸”，发动了这个可见的宇宙。我们有的只是经验。对于卡山札基而言，上帝是宇宙中全部的意识，经由人的进化而扩展。我们在神秘经验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全方位的爱、慈悲、力量。有些死后复生的人曾经描述他们通过一个黑暗的隧道，来到一片非俗世的，释放爱与理解的光明之中。这片光明显示的似乎就是宇宙心。

　　神秘经验差不多总是会使人开始相信意识的某一层面是无可摧毁的。佛教徒比喻意识是黑夜中燃烧的火焰；随着时间的过程，这一朵火焰并不是同一朵火焰，可是也不是另一朵火焰。

　　有些宝瓶同谋问卷调查回卷者都说他们的体验迫使他们放弃以往“身体死意识亦随之而亡”的看法。他们虽然已经退出制式宗教，不过计有53%的人说他们非常相信死后意识仍然存在，23%的人说他们“适度的相信”。两者总计是67%。另外有5%的人持怀疑态度，3%根本不相信。曾经死而复生的人是最相信的人。此外，这种“信”也和高峰经验的影响以及精神戒律的追求有极大的关系。一个著名的演员认为自己之所以一辈子都很关注精神事物是因为她三岁时差一点溺死。她因此而知道“幸福、音乐、色彩在已知的自然状态中超过任何东西”。

　　林白(Charles Lindbergh）在1927年的飞行报告中，从未提起一件事。不过他却曾经在1953年所写的《圣路易精神》（The Spirit of St.Louis）中描述过这件事。他说他经历了一次神灵出体的经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去除了死亡的恐惧，感觉无所不知，记起自己的前世，价值观也起了永久的变化。

　　林白说，在那十八小时的飞行当中，他觉得自己像是一种“普现于空间、地球、天堂的知觉，不受时间和物质的阻碍……”他感觉整部机身像是灵幻的存在，“外型模糊，透明，移动着，载着我举重若轻”。他说他“看到”这一切，仿佛他的头“就是一颗大眼睛”。这一切与他对谈，与他讨论飞航问题，“给了我平常得不到的重大讯息”。

　　他的身体没有重量，操纵杆没有硬度。他感觉自己“在生命与一个‘上面’的领域之间的边界上”接近了诸神；他好比“陷入两个星球之间的重力场一般”，各种力都在他身上作用。这些力太微妙了，所以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方法测度；“这些反复出现的力量却比我所知的任何力量都强”。

　　这些“各种力”的存在既非入侵者，也不是陌生人；反而像是家人或分散已久的朋友团聚。他好像在前几世就认识他们一样。

　　他说：“死亡不再和以前一样是永远的结束，反而是进入自由新经验的入口。”他二十五年来的价值观——包括这次梦想已久的飞行——在这次飞行中为之一变。

　　五十年后，林白在他夏威夷的木屋内行将辞世之际，他的妻子问他面对死亡可有什么与她分享之处，面对死亡是什么样子。他说：“没有什么好面对的。”

　　想象：光与光的到来

　　当代许多人的神秘经验，世界各地的神秘经验近年来已经汇集成一种日益强大的集体想象，一种人类历史上即将发生转移的感觉，一种意识进化。这种意识进化与生物进化的每一步都一样重大。这一种共同的想象，不论如何大同小异，都认为这次的意识进化是一切“直接的知”老早就预言的。意识进化是一个世界的死带来另一个世界的生，是启示录，是卡巴拉所谓的“白天结束”，是越来越多的人类觉醒到自己神一般的潜能。艾克哈特说：“上帝的种子就在我们体内。梨子的种子长出梨树，核桃的种子长出核桃树，上帝的种子长出上帝。”

　　现代有一种有关意识的系统游戏叫做“星门”(Stargate）。星门的说明书一开始就说：“转变将在我们身上发生，心的转变，眼光的扩展，从内向外成形的光。”

　　进化的想象永远都是向光的。“光”是精神体验最古老而普遍的比喻，我们常常会说到enlightenment（悟、启蒙）、光的城市、世界之光、光的小孩、“白光的体验”等等。

　　“光……”艾略特说，“光是不可见的光可见的提示者。”对于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而言，人类如今正当一场大挣扎的前夕。各种力量都到了，而他，“我在自己里面感觉到一个非常明亮的生命，亮到足以照亮一个世界。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禁闭在矿藏中”。

　　贝尔直升机发明人亚瑟·杨（Arthur Young)在《反身宇宙》（The Reflexive Universe）中用思辨的科学名词提出一个与神话和柏拉图一样古老的观念：我们代表的是从光向物质“坠落”。但如今我们又要开始向光爬升了。

　　弗林盖提（Lawrence Ferlinghetti）曾经以“奥尔伯思”疑难（译注：“奥尔伯思”疑难是宇宙学上的一个问题，就是“照说”晚上天空应该是亮的，可是竟然是黑的。这个问题，最先是由德国天文学家威尔罕·奥尔伯思提出，故名奥尔伯思疑难）为题材写了一首诗。天文学家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观察到地球附近的星球比较少，而越远就越多。弗林盖提的诗就说：

　　所以我们可以由此推论，

　　在无限远处之外

　　必定有一个地方，

　　必定有一个地方，

　　在那里一切都是光，

　　从那个一切都是光的高深处

　　发出来的光，

　　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

　　哈希丁的教义有一句话说：“让光穿透黑暗，直到黑暗射出亮光，两者不再有分别而止。”灵魂进入这个世界之前要先给引导到其他的世界看最初的光，这样灵魂才会永远渴望得到光。哈希丁传统有一种类似佛教菩萨的萨狄克(sadik)。萨狄克应允光进入自己里面然后才照向世界。

　　对于3世纪的神秘家普罗丁纳斯（Plotinus）而言，“清明的光是它自身”。苏菲的德维希 (dervish)（译注：回教僧图成员。实践的是自我否定、奉献。有的德维希会跳剧烈的旋转舞）舞者一边旋转，一边右手逐渐提高，象征把光带到地球。印第安巫师可以达到一种全然平衡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看到眩目的光。

　　“耶稣基督的宝瓶福音”（Aquarian Gospel of Jesus the Christ）这一篇现代启示录很诗意地表达了光与解脱的梦想。福音中说，长久以来我们的寺庙一直都是时间掩埋之物的坟墓。我们的寺庙、地穴、洞窖都很黑暗，所以我们看不到形态。“光里没有秘密事物……光的朝圣不会孤独。帮助他人到达高峰自己才能到达高峰……”“我们知道光将照临众山。上帝保佑这个光。”

　　第十二章 人的连接：改变关系

　　第十二章 人的连接：改变关系

　　一切真正有生命的，即将相遇。

　　——Martin Buber

　　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负责一切。

　　——Fyodor Dostoevski

　　人格范型的转变好比渡海到新世界。移民不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说服朋友和心爱的人与他同行。他们也不懂所有熟悉的事物为什么留不住他。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习惯的故乡?最伤心的是，他们的爱为什么留不住他?

　　可是他已经知道，新大陆无法重建旧世界。新英格兰不是英格兰，诺华·苏格蒂亚（Nova Scotia）不是苏格兰。距离消除了昔日的现实，通信变得困难但深刻。寄往旧世界的信竖不起新世界的峡谷与山峰。当初，就是这些峡谷与山峰吸引他坚定不移地横越未知之境。

　　人格的转变使人离开旧世界。这种离开有时候顿然，但大部分经过经年累月的酝酿。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人的认知如果改变，他就会改变工作。他对于转变的过程以及意义的追寻开始非常关注。这种关注如果无法和婚姻伴侣分享，他们的婚姻就会出现危机。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差异日渐明显，裂痕益见扩大。以往的朋友相继退出。新的朋友，乃至于整个新的支援人脉取代了原先的亲友。由于他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路程，所以这种友谊更为牢靠。

　　可以想见的，他所有的亲人、同事、朋友、婚姻伴侣都会因为他的改变而受到影响。他常常感受到压力，使他想放弃涉及这种改变的行为或友谊。这种压力只会扩大裂缝。你无法要他对旧世界恢复希望，想借此阻止他。

　　本章将检视人际关系的改变、种种转变式关系（transformative relations）的本质，以及这种转变过程对生活变迁或“旅程”的影响。

　　（种种）关系是转变过程的坩埚。个人如果愿意冒险，信任直觉，感觉与他人有广阔的连接，认清文化的制约，那么这种种关系是会改变的。

　　风俗习惯对我们的生活一直行使着微妙的影响力。文化的规范就是主宰我们生活的种种假设，而且从未受到检查。我们习惯自己的角色，然后角色变成习惯，终而一成不变。习惯好似烟雾，我们只有在很晴朗的日子才看到。一种新文化，必须等到影响了各方，我们才能看清它的大体。

　　我们原先维护的婚姻、家庭、性、社会体制等，现在却因全新（或说全旧）的方式出现而动摇。越来越多的人努力想去看清楚，去诚恳地爱，不伤害别人。这里面没有公式；失败的人也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态度。

　　前面我们讨论过新的共识如何在政府、医药、教育、商业等集体制度之下出现。但是，一般而言，家庭、婚姻以及种种社会关系当然无法由委员会重新考量，或借着什么计划改革。因为，家庭、婚姻等并不是真正的制度，而是百万重关系加在百万重关系上面，因而形成连接。这种连接只有摆在个体的层次上，因而只有摆在一种动态过程中，才有可能理解。社会习俗或许是最后的文化昏睡状态。

　　超越文化的角色

　　我们一旦开始转变的过程，生与死就无时不在了。这生是自我的生，死是作为权威的习俗的死。就一种意义而言，我们既追求自主又追求连接虽然好像相互矛盾，可是却是一种让自己真实起来的努力。我们努力剥除文化的种种花样与限制。我们剥掉假睫毛、种种障碍。

　　回答宝瓶同谋问卷的人，有很多都发现妇女运动对他们本身的改变反而非常重要。这不只是因为妇女运动注重另一半人类的潜能，而且也是因为妇女运动对平常社会公认竞争、操纵、侵略、客观等男性特征为优越的态度提出质疑。有一个人说：“有很多转变都是由关系触发的。由于爱女人，所以我放弃了一些两性态度，使我内在自己所认识的‘阴性’大为提升。然后这种‘阴性’又整合了我的生命与工作。”

　　女人在转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才能与自我。同理，男人在转变中也会在有意义的关系中有所收获。男性与女性互动的基础就在这种趋向平等的转变中重新界定。这时男人变得有感觉，有直觉力，女人则比较自主，有目标。

　　根据古老的智慧，发现自我总是涉及在自己身上发现异性的特质。滋育性虽然相对于独立，细腻虽然相对于粗壮；但所有这一切人类心灵的秉赋都可以由一个自觉的我获得。我们一旦在自己之内完成这一切质素，我们就不必再依赖他人获取这些质素。我们的文化中，贴上爱的标签的那些东西，有很多其实都是对我们内在遗失的另一半的迷恋或需求。

　　自我转变以后，会突破文化角色分派的分部式结构。这不但是由于长久受压制的认识将突破而出，而且也是由于我们终于认识那些分派的性别特质如何受到了扭曲。我们发现原本是力量的，变成了粗暴、侵略性、沉默寡言。滋育性扩张成压制他人。我们的自发性不论是如何的短路，是否定、是夸张都好，都是由于潜意识和假象。

　　只要我们一直努力要使行为和感情符合社会的“职务分配”，丈夫、妻子、父亲、儿子、女儿、姊妹、亲友等这一类传统的说法就无法把我们当一个人看待，甚至还会遮掩真正的我们。

　　旧式关系的危机

　　个人的转变对于种种关系的冲击要比生活的其他领域都来得大。有人说，最先产生的冲击就是对种种关系的冲击；种种关系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但很少维持不变。这句话说得很对。

　　这种改变形形色色：运用权力的方式、对经验采取开放态度、与人亲密的“能力”、新的价值观、竞争的降低、面对社会压力时自主性提升等等。都是这时一个原来具有权威性格的人将不再喜欢压制他人，原来被动的人一变而有主见。

　　这种改变有些情形是受欢迎的，但有很多情形则有所“妨害”。因为，大部分的关系都有“游戏”性，因此难以容忍一方离去。转变个性会打破大的文化昏睡状态，同样也会打破一些小文化，也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可能发现以往的习惯与“围篱”使我们无法有钱，无法过有创造性的生活，无法做真正的自己。假设伙伴之一现在觉得职业和日常生活比长程目标迫切，那么原来的另一个支持长程目标的伙伴就会觉得遭到遗弃、愤怒。

　　一个女人讲到她先生的新世界时说：“古斯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他们无法在转变的旅程上同行，裂痕越来越大。她找不到衔接的桥梁。

　　关系的改变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是恐惧的转变。大部分的亲密关系，在表面之下，往往是以恐惧为枢纽。我们害怕未知，害怕受人拒绝、丧失什么东西。许多人在自己的最亲密的关系中追求的不是庇护所，反而是一层防御。所以，不论是经由静坐、社会运动、自我肯定训练、静思、est等方法，如果有一方打破了这种恐惧和制约，他们的关系就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领域。

　　另外一方即使再三保证也不会有什么用处。感受危机的一方会经由愤怒、嘲讽或争辩表示不以为然。大家都觉得改变是要的，但必须符合他们的需要，而不是符合我们的需要。感受危机的一方就是搞不懂你为什么不肯变回来（“如果你爱我……”）；要不他就是抱着一股希望，希望这种情形好比青春期的叛逆或中年危机一样，只是一个过渡期。

　　可是你可无法像辞职，离开政党、教会一样的终止新的实相。因为新的展望会稀释你的恐惧，为你的知觉充电，使你与众人连接，使你的每一个日子充满生命。

　　感受危机的一方如果无法调整或加入，两者之间就会产生实际的或心理的裂痕。一个人如果处在这种对自己新世界不利的关系当中，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公开表明自己新的关切与想法，一是隐藏起来。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在这一层关系中将不再能够探索。然而，这种探索却是他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发展。

　　纽约有一个艺术家，她的先生并不重视她精神上的追寻。她说：“我过着两面的生活。”

　　这种痛苦正是我们为新的世界付出的最昂贵的代价。我们只能渐渐承认这种痛苦无法解释，只能逐渐看清。这种痛苦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悲伤，不但悲伤原本两人的旅程现在无法同行，而且更是悲伤我们的伴侣拒绝了自由、如意、希望。然而，靠着争辩而要一个人的转变范型，要他同意以往的想法或犬儒或有限，无异是要一个有白内障的人睁大眼睛一样，不过徒然而已。我们的恐惧、动机、需要皆属个人独有，我们只有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某个时机才能了解。我们还记得自己以前曾经排斥过一些观念，但是我们一旦体验过这些观念，这些观念将在我们生活中成为最重要的事物。

　　不论个人转变的代价如何，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最大的责任在于好好利用我们的潜能——自己能怎样就怎样。以往我们总是出卖这种资产，毁坏了心理与生理的健康。罗撒克说，在心底深处，我们大部分人“都因为过着真实层次之下的生活而感到罪疚，所以有病”。

　　如果伴侣的一方发展出一种强大的才能，而另一方没有，那么这种才能将变成嫉妒与敌视的源头，从而造成一种“三角关系”。

　　种种关系有它自己的数学，不是使关系丰富起来，就是破坏关系。社会评论家普瑞方坦（Norbert Prefontaine)如此描述这种现象：

　　不管是橘子、活塞还是房子，一件东西和一件东西加起来结果就是两件东西。可是，一个人和一个人加起来，结果往往成为两个以上，或少于两个，绝没有正好两个的。这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有真正的接触与互动，那么他们不是互相加强就是互相削弱。互相加强时，加强的分量比两人各别相加的总量多。互相削弱时，削弱的分量也比两人各别削弱自己的总量多。

　　心理学家贾福（Dennis Jaffe)指出，两个人合起来，可以是成长、支持、健康的源头，也可以是互相伤害的源头——后者，他称之为“致命的二分体”(lethal dyads）。

　　一个封闭的关系——譬如自然界一个封闭的系统——会丧失能量。一个老师说，“以往那种传统的关系是排外的，自我按摩的。这种关系使我们比自己一个人还要孤立。这种关系现在唯一的差别只是，现在是两个人的孤立——一座孤岛。”

　　转变的过程彰显并且缩小我们种种关系的各层面，因而使我们接触到新的可能性。

　　转变的关系

　　转变的关系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多过各部分的总合。转变的关系是融烟，是整体；好比耗散结构，向世界开放。这个世界不是隐藏起来的地方，而是一种赞颂，一种探索。

　　我们若是关心种种关系的本质，而非形式，人与人互动的素质就变了。统一、圆满、知觉、神入、接受、流动——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前所未有的“联结”的可能性开放。

　　马丁·巴伯如此描述这种统一：

　　真正的对话，真正的课题，真正的拥抱……所有这一切，其中真正的实质在两人之间的一个次元里发生时，这个次元只有他们两人才追得去……我和另外一个人彼此向对方“发生”时，我们两个人的总合是无法除尽的，总是有个余数。这个余数所在，灵魂结束，但世界还未开始。

　　这个次元，这个“两人之间”，这种“我对你”，巴伯又称之为“没有秘密的秘密”。那是两个人的同谋，无时不刻极化的意识电路，心灵充电的联结；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就是连接两者罢了。一如巴伯所说，这种次元很可能只是搭地下铁的两个陌生人偶尔会心的相视。然而到了最复杂、最动态的境地，这种次元就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脑，是不断提升的博爱。这些都是德日进、巴伯、马思洛等人预言的。

　　青蛙变王子，野兽变美女，说来这里面有一种奇异的公平。彼此开放，有勇气互相表达温暖的人越多，爱就越是一个支持与能量的源头。这种情形，如果透过旧范型的镜头来看，一定令人困惑。

　　一个相信自己的人，鼓励转变的人，他的成长与我们的成长互动因而提升了我们成长的人，梅尔霍夫称之为“适当的他人”。这样的一种关爱的关系使我们“恰如其位”。德日进说，我们无法独自成长。德日进本身和许多人都有密切的友谊，而且，其中很多还是女性——尽管教规连教士和女性之间柏拉图式的关系都禁止。“孤立是一条死巷……这个地球上，除非互相汇集，没有一项东西能够成长。”

　　一个政治家在他的宝瓶同谋问卷调查回卷中写道：“转变过程那种释放爱的力量——有时候我体验到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开放、充裕、深刻、纯真。”

　　另外还有一些回卷者说，强而有力的友谊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友谊引导他们通过新的领域。有一个回卷者是医生。她说，很重要的是，“我这一生，每当我需要一个实质上很强大的人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他们每一个都带着我走到一个阶段，然后就是整合；然后下一个就出现了。这种遭遇常常伴有一种很深的熟识感以及‘灵魂’涉入的感觉”。

　　对于我们的潜能而言，这种爱的，转变的友谊是一种指南针。这种友谊有解放、充实、唤醒、充电的力量。你不必对这种具有转变力量的友谊“做功”。它有一种奇异的强烈、宁静和精神的联结。它和我们生活中其他比较没有收获的联结不一样，到最后就和氧一样不可缺。这种关系也是指向另一种社会的指南针。这另一种社会的模式是“互相增益”。这种模式可以延伸遍及我们整个生活。但是，首先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我们的用语。

　　“问爱是什么，”克里希那穆提说，“你会吓得不敢知道答案……你必须拆掉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房子，你可能永远再也回不了原来的寺庙。”他说，爱不是恐惧，爱不是依赖、嫉妒、占有、支配、责任、义务、自怜，或者传统上加诸爱的任何东西。“如果你能够去除这一切，仿如雨水洗去树叶上多日的灰尘，而非硬生生的剥除，你就会看见这朵人类渴望多时的花朵。”

　　转变的关系如果用“不是什么”来讲可能比较好讲。我们的文化对于爱的种种可能性，概念实在有限；所以我们没有适当的字汇来描述“爱”那种完整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为我们的感情、知、感觉定向的体验。

　　要想拥有一种转变的关系，你必须开放，而且能够受伤害。印度上师拉吉尼希（Rajneesh）说，大部分人都只是在边缘互相碰触。“要碰触到他人的核心，你自己必须革命。你想在核心碰触一个人，你必须让他先碰触到你的核心。”

　　转变的关系特质在于“信任”。两边都不必防备什么。两边都知道谁都不占便宜，也不会引发不必要的痛苦。两边都可以冒险、探索，不需要假装、做表面。任一边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受欢迎的，而非只有“认可”的行为才受欢迎。“爱比浪漫重要，”一个杂志编辑说，“接受比同意重要。”

　　两边将超越竞争的制约，开始合作。他们虽然是两个人，可是却超过两个人。他们彼此挑战。他们在对方的惊奇上感到快乐。

　　这种转变的关系是两个人朝向意义同行的旅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巅峰，无可妥协。我们忠诚的对象是能力、工作，而非人。西蒙·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说：“真正的爱，应该建立在彼此承认两个人的自由之上。这样两个人才能体验自己既是自己又是对方。两个人都不必放弃超越，都不必削足适履。两人相合将彰显他们在这个世界的价值与目标。”

　　由于转变的关系其中的变化是不断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伴侣都警觉对方的存在。他们的关系永远是新的，永远是一个实验，永远自由的可能怎样就怎样。这种关系以一种平安为基础，这种平安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放弃了绝对的肯定。

　　这种转变关系是自己界定自己；绝不因为社会说它应该怎样而去“证实”社会所说的话。它只是努力符合其中参与者的需要。这其中或许有指导原则，甚至也可以有弹性的协定，可是就是没有规定。

　　爱是一种脉络，不是行为。爱不是商品，所以不能“输”、“赢”、“赚”、“偷”、“失去”。这一层关系不会因为其中一方去关心别人而贬损。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多重转变关系，毫无困难。

　　在转变关系中，两个伴侣都会觉得自己与整体、与社群是相系的。他们会有新的能力，能够对很多人给予并接受爱、欢乐、同情。但是，与世界这样密切的结合却不会给挤入窄路当中。一个医生说，“这种情形好比你原本一直矜持着，不对这个世界‘神入’，可是突然间，你已经失去了‘处女膜’。这时你觉得自己仿佛想和这个宇宙做爱。这样的事，你怎么去向人家解释?”

　　浪漫的转变

　　起先，我们可能会想把这种宇宙爱纳入传统的结构当中，纳入我们的文化制约的那种表达浪漫的方式之中。可是，我们很快就发现，旧的关系，其形式颇不适合这一趟转变旅程的需求。一位女士在一次长久的婚姻关系离异之后又有一次短暂的婚姻关系。谈到这一次短暂的婚姻关系，她说：“回想起来我才知道，我是在我的旧世界做最后一次浪掷。我想逃脱自己精神上的压力。”

　　一个商人说，他曾经有一阵子努力想使自己的工作有创意；所以他一直追求性关系，“为的只是填补内心的空虚——精神的饥渴。可是，你一旦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你就会停下来；做不下去了。”

　　随着转变关系在生活中的发展，我们将在其中发现足以激发原始“浪漫”意义的质素。这原始的意义也就是十九世纪“浪漫”初起时的意义。那个时候，浪漫指的是无限和不可测，也就是自然界里不断塑造的力量。浪漫运动虽然爱好自然，排斥机械，可是却绝不反智或反理性。不过，讽刺的是，浪漫主义者虽然渴望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可是却因此产生了科学的好奇心，最后终至于推举理性。浪漫到了这个时候遂贬值为无足轻重的装扮，代表一切不真实的事物，遮掩生活污点的镀金。

　　其实，全盛时期的浪漫运动推举的是家庭、友谊、大自然、艺术、音乐、文学。浪漫运动汲取的，乃是某一历史学家所谓的“探索的精神，大我——亦即神——的奥秘”。就真正的意义而言，浪漫即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事物。“浪漫”相信的是直接体验，追求的是意义。

　　可是，讲到我们这个文化的浪漫，我们这个文化所谓的浪漫却是外在的浪漫，是电影、电视、流行商品制约出来的产物。难怪我们背离了传统的浪漫！我们的浪漫好比二手货的上帝。（如果反叛我们这种制约出来的浪漫）那种感觉就和我们反叛组织化宗教（的二手上帝）一样，有一种醒悟：也有一种失落感。我们（在我们这种二手的浪漫中）放弃了一种历险；我们说这种历险是羞耻。可是，我们的饥渴并不因此而消失；我们仍然魂牵梦萦，疑惑自己是否失去了生命非常重要的东西。

　　在转变的过程中，浪漫——这种超自然的，精神的，内在的质素——的具体表现在于一种历险。这种历险有它自己的符号和语言，感觉像是“真正的东西”，是一个从来不醒的梦。西蒙·波娃说，我们越是真实，就越会失去某些性的历险，“可是这并不是说爱、幸福、诗、梦将因而遭到驱逐……因为，没有了想象力，我们的未来将随之贫乏。”

　　道家有谓，“不寻求契合，便得统一。”转变的过程的种种变化之一就是东方哲学所谓“执着”的消退。不执着是一种不固执的慈悲，一种接受现实而不渴求的爱。不执着与一相情愿完全相反。

　　嫉妒、恐惧、不安、内疚这一类情绪并不容易消失，可是整体的形态却是会变的。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意味着面对并且超越内在的矛盾——譬如渴望自由但又希望对自己的伴侣忠诚。调和这种内在深层的冲突很难，很痛苦，但是，对很多人而言，又深有所获。

　　一位女士在宝瓶同谋问卷的回卷中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学会爱而不占有。我一经想通，我就决定，如果我结婚，我就是这个样子。而现在，我已经结婚十三年了。我已经学会，你能爱的不只一个人；你会嫉妒，但你不可能独占一个人；想这样，只有绝望。我们无法占有什么东西，更别说占有对方。”

　　一位女士在宝瓶同谋问卷的回卷中说，她预见不久的未来，每个人都将比较能够与他人建立关系；先生和妻子不占有对方，父母不占有孩子——以往这些，都是束缚人的。

　　我们将会认清，每一个人都必须滋育很多人，也要由很多人来滋育；我们不再用恐惧来束缚他们。我们将明白，只有我们让它自由的，我们才守得住……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人类家庭的家人。正确，甚至必要的是，我们必须以一种爱的，关切的，充分的新方式，使他人很容易接近我们，而不带有以往泛爱时的罪疚感。

　　在新的范型里，种种关系的重点并不在于亲密的性关系。我们之所以得到亲密的关系，是由于彼此有一种心灵上的深切以及种种转变的可能性。这其中，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常常只是潜在的一部分。

　　对于很多人而言，要他放弃独占的关系确实是最困难的。有的人到最后决定的是只对他主要的关系人有性的表达。有的人则是对他主要的关系人给予优先，但不再独占。独占性关系的需要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尽管种种证据和人的行为都与此相反。对于很多人而言，要他放弃独占的需求是一切范型转换中最困难的。但是如果他们想对其他人真实，那么放弃独占性就是必要的。

　　社会学家分析当代性革命时，曾经说，当代性革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态度而非行为。我们这个社会从20世纪以来就开始违反传统文化的性道德观。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家古伯（John Cuber）发现，与1939年的年轻人比较起来，1969年的年轻人并不接受以往的性道德规条。虽然他们也不见得会做以前“禁止”的行为，可是他们却向那些规条的有效性挑战。古伯说：

　　破坏规则和不接受规则两者之间差异很大。前者是犯规，后者却是革命。没有一个政府面对逃税者会颤抖；可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容忍波士顿茶叶党，因为那是革命。

　　革命者可曾有过重归兽栏，修正自己的方式，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我想没有。中年人总是有一种陈腔滥调，说什么浮躁的年轻人一旦面对责任，就会安于传统的观点。这一代可不是这样。犯罪的人只要认罪，就有悔悟，洗心菓面的机会；然而，在这一代，他们的关键正好就是他们有免于罪疚的自由。

　　另外，有些人则是向我们的文化中性的“脉络”挑战。他们说，我们所受的文化制约，都使我们用“征服”的态度去接近两性关系；而这一点会妨碍两性之间深层的信任与亲密。我们的文化“设定”我们与性产生关系的程度真是叫人惊讶。这种设定另外还使我们容易排斥他人和产生挫折感。

　　克雷默(Joel Kramer）和阿尔斯达（Diana Alstad)在全国各地的工作室都谈到一种性范型的转变——使性免于“征服的脉络”。他们说，如果我们想欣赏到完整的人——强大的女人，敏感的男人，那么那些制约出来的欲望和刻板印象就必须改变。“在很深的层次上，男人还是可以感受美，女人还是可以感受力量。但是唯一的不同是，现在的人已经不再满意这样的相提并论。”旧范型自然是把性和爱“推出和谐状态”的。他们说，“于你有益”的人往往不会在性上面令你兴奋：

　　我们说的是另一种看待关系和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的关切所在，在于一起探索和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渴求解答；可是，如果我们想创造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界定或提出这个方式是什么，我们还必须担当先锋。

　　问题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但是，除非男女两性都看清问题的本质，否则真正的解答不可能产生……你必须看见形态才会改变。

　　男女两性只要还受浪漫的诱骗，彼此就无法完整地接触。我们如果想打开人类接触的每一个机会，就必须放弃整个征服的脉络。同样地，想创造互爱的可能性也必须如此。

　　转变的家庭

　　《安娜·卡列尼那》这部小说一开始就说，“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每个不幸的家庭都有它的不幸。”

　　我们是顿然地觉醒要建立一个有各种幸福的社会。传统的社会一崩溃，就有几百万人必须离开以往的支助系统。1978年卡内基儿童会议估计，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儿童，每十个里面就有四个会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接受罗波组织（Roper organization)调查的妇女，每五个里面有三个宁可离婚，而不愿继续不满意的婚姻。另一项都市调查显示，城市里的成年人有40%与家人完全不联系。所有的家庭里面只有四分之一符合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形象。

　　公共电台广播说：“现在是十点了；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吗?”不过，有一个问题更好，现在已经是20世纪了……在种种实验、社会结构改变、关系破裂、建立、要求自由、安全等等当中，我们知道自己的归属在哪里吗?

　　家庭，以温暖的激励，十分有效地养育孩子。由于太有成效，那养育的结果我们遂谓之为“天生自然”。然而，如果家庭无法养育孩子，如果感情的联系薄弱，小孩子就怯于努力。婴儿的研究显示，智力的正常发展需要与人互动。没有爱，没有这个世界的灌输与反应，我们无法从这个世界寻出意义。喂孩子但不和他玩，使他安全却不和他讲话，结果就是孩子生长迟缓。

　　信任、爱、幽默的气氛可以培养出孩子不同的能力。关键之一在于诚恳：父母是人，不是角色。诗人里奇（Adrienne Rich)回想有一年夏季她和三个儿子在佛蒙特随兴生活的情形。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开车回家，她觉得自己意气高昂。她说，“我们一起打破了‘时间到了，上床睡觉’的规矩，晚间作息的规矩。我自己认为我会在城市生活中遵守这些规定，或者因而变成‘坏妈妈’。但是，现在不了。现在我们是同谋者，逾越了母亲的制度。我觉得我在主宰自己的生活。”她不要她的孩子在这个世界的行为是为她而行为。“我要为自己而行为，而活，也要为他们各自的自我而爱他们。”

　　父母常常是一副制定规矩、制度、行为的样子；因为他们相信权威，却不相信经验和直觉。此所以制度的伪善与力量才一代传一代。孩子——尤其是少年人——因为认为父母不会接受他们的感受，所以他们的心也离开了父母。

　　克拉克（Ted Clark)和贾福（Dennis Jaffe)谈到他们辅导青少年的经验时说：“很多——甚至是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寻求一种深刻而亲密的关系。他们需要支持、了解、宽容他们的人带领他们。我们不需要替他们做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转变的家庭和转变的成人关系一样，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里面有很多朋友、资源、给予、善意。转变的家庭对于不断改变的世界保持弹性、适应性。它不但给家人团体的一体感，也给他们自由和自主。

　　教育制度会抽取小孩子受教育的精神代价。可是，在这之前，家庭早就制定了规定和期望。家庭教给孩子的，不是亲切的、合作的态度，就是竞争、偏执狂的态度。有的家庭奖赏孩子的创意，有的却是惩罚。家庭是显露自我、亲密的地方，也是伪善、压抑感情的地方。一个家庭或许是严苛，或许有弹性；态度上或许包容，或许排斥：但正是由此而塑造了我们日后的种种关系。

　　孩子在一个无条件关爱，有适度挑战性的家庭气氛中会培养出自尊心。

　　不安使许多家庭无法进入可能改变他们的关系当中。这样的家庭是封闭的系统。加拿大心理分析学家旦尼希（Hossain Danes）说，恐惧的家庭会用男女、老少、感情与理智、强与弱、我与他等二分法来看世界。他们不喜欢家人接受与他们不同的人的友谊。小孩子之所以得到赞同，完全是因为他们符合父母的期望。

　　从感情侏儒症(emotional dwarfism）可以看出亲子关系的影响。有这种病的孩子可能六岁大但身高却只有三岁大。很典型的，只要把这个孩子放到一个养护良好的家庭中，他就开始正常成长。可是，一旦回到有敌意的家庭，他便又不再成长了。这种情形真是可悲。感情侏儒症是不常见，可是，当一个家庭不把孩子当个体看待时，孩子便会受到“吓阻”，而成长迟缓。

　　著名的心理学家佩尔斯(Prederick Perls)说，由于父母的爱有条件，才会造成孩子感情与意识思想的分裂。很多大人，小时候常遭到父母的“出卖”。他们若想做自己，就不会有报偿；不管多努力，父母老是要他们“做好一点”，他们觉得自己很难相信父母是爱他们的。这样一来，等到他们自己变成父母之后，由于觉得自己很难无条件地接受孩子，所以对孩子就会有很多要求。这种事情就是有这种连锁影响。我们除非发现自己那些制约出来的恐惧，否则很难谅解别人的缺点和弱点。我们一旦碰触到自己内在的健康中枢，我们就会知道别人也有这种健康中枢——不论他们外在的行为如何皆然。意识（自觉）使我们能够关心他们。

　　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小时候遭到否定的自尊要能恢复，转变的过程是第二度的机会。他们一旦碰触到自己的健康中枢——真正健康的我——就会发现自己的整体。

　　地球家庭

　　关系与家庭的大范型超越向来的所有“团体”的定义。发现我们自己与所有其他人的关联使我们结合成一个家庭。我们是一个地球家庭；不是各色民族的国家在互相指责和输出答案，而是大家努力在解决问题。确实，看清楚这一点，将是我们的展望最终的转变。

　　如果任何一个受到错误对待的孩子我们都能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我们的问题就改变了。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文化、社会制约、阶级不是四海皆准的尺度，而是传统的人为之物，我们的亲属关系就会扩展。我们在自己的文化当中将不再“民族中心”。

　　一个流畅的社会必须以新的方式来创造它的家庭。这种新家庭要从种种人脉、社群、实验性的，有意图的团体、友谊之中产生。1979年，美国家政协会（the American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将“家庭”重新界定为“两个以上的人共享资源，共同承担决定事情的责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并且长久地托付于对方。家庭是人‘回去’的一种气氛。这种共享和托付的人脉超越血统、法律的拘束、收养关系或婚姻，用来描述家庭单位最为正确”。

　　爱因斯坦说，人类有一种光学幻觉。人类总以为自己和他人有所分别，而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便将感情拘禁在身边的少数人身上。“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自己从这种囚禁中解放出来，扩大自己的圈子，拥抱一切生命……没有人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这种努力的本身就是解放的一部分。”

　　马思洛发现，“超越者”——包括爱因斯坦——似乎比其他健康的，已经实现自我的人悲伤；因为他们比别人清楚人类关系里潜能与实际之间的鸿沟。马思洛说，这种人每一个都可以在五分钟之内写出一份有效转变社会的方法。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我看见了真相。不是我的心发明了真相，是我看见了，看见了。它活生生的景象从此永远地充塞在我灵魂之中……万事万物可以在一天、一个小时之内立时安排妥当！主要的事情就是爱。”他说他知道这种事已经有人说过亿万次，可是就是还没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爱和博爱以前只是理想，但是现在却是我们生存的关键。耶稣高兴自己的信徒彼此互爱；但是德日进添加了一句话，“否则，就毁灭”。没有了人的情爱，我们会生病、惊吓、敌视他人。“无爱”是线路的中断，秩序的失落。以宝瓶同谋为典型的人脉，全世界都在追求，为的就是要增强那日渐稀薄的力量；要互相结合，要点燃更宽广的意识。德日进说，人一旦重新获得这种能源，获得这种崇高的精神兼感官之爱，“他将是第二次发现火。”

　　纽约市第二次大停电时，有一些人抢劫商店。于是有很多人就从两边公寓用手电筒照亮人行道，“移动”的行人遂在街道上形成一条光亮而安全的路。这种时刻是不确定、一切现成的社会形式全部崩溃的时刻，我们不容易找到路，但这时我们就是彼此的光。

　　第十三章 全球同谋

　　第十三章 全球同谋

　　你受到有知觉者的触摸以后，眼上的鳞片就脱落了。

　　用那只有透视力的，爱的眼睛，你将看见另一只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Francois Fénelon

　　雨果曾经预言，20世纪时战争将消灭，疆界将消灭，教条将消灭，而人类将会活过来。“他拥有的东西将比大国、全球这一类事物更高……他将拥有一个伟大的希望，一整个天堂。”

　　今天，那个“大国，全球”已经拥有几百万人民。他们的心和思想里面，战争、疆界、教条都已经死灭。另外，他们怀抱的希望就是雨果所说的那种大希望。

　　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同胞。

　　全球就是一个无疆界的国家——一个人文的范型，其中有的是空间，足以容纳所有的“外人”、传统论者，容纳人类一切“知”的方式，容纳一切奥秘与文化。有一个家庭医生说，她曾经告诉她的病人，不要去找谁对谁错，要去找出自己作为一个家庭拥有什么东西。我们已经开始创造这样一份全球名单。每当有一个文化发现并且欣赏另一个文化时，每当一个人开始喜欢另一个人的才能和卓越的识见时，每当自己的内在有了前所未有的领悟，而我们很欢迎时，我们就是在为这一份名单增加分量。

　　我们——互相结合之后——是这么的富有，所以什么事都做得到。我们有的是力量去和自己破裂的自我，和别人和平相处，去治疗我们的乡土——全球。

　　放眼四周，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说不——社会方案失败、条约破裂、机会丧失。可是我们多的还是“是”——同样一种坚强的质疑在宇宙时间的一瞬间，将我们从洞穴里带到月光下。

　　新的一代会成长为大的范型——其实向来就是这样。从很多种科幻小说，我们都可以看大人无法和新的一代一起转变的例子。他们的孩子超越了他们，看见比较大的实相。

　　我们这些出生在“破碎地球”范型的人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带着旧观念进入坟墓。有些“抑郁而终”的科学家就是这样；他们至死都不肯相信有陨石、细菌、脑波、维他命这些东西。另外一个选择是扬弃旧想法，接受更真实有力的展望。

　　我们可以是自己的孩子。

　　新的心，新的世界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我们的“旅程”和技术把我们结合了起来，使我们更了解他人，对他人开放。其实连文艺复兴都不曾给我们这么有力的更新。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人知道人是如何互相丰富，互相赋予力量。我们现在更清楚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我们逐渐了解我们的脑如何转化痛苦和冲击；我们现在更尊重脑的完整，知道它是健康的矩阵。从科学，从几百万人的精神体验，我们开始发现自己在无限惊奇的宇宙中无限醒悟的能力。

　　乍见之下，这个世界想要解决它那些迫切的问题似乎只有绝望。这个世界每一年有一千五百万人死于饥饿，经常挨饿的人更多。这个世界每九十秒花一百万美元在军备上。每一次和平都是摇摆不定的和平。这个星球消耗掉太多无法回收的资源。可是除了这些之外，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占有全世界40%人口的三十二个国家已经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中国成为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国家，并且克服了人口过度成长的问题。世界识字教育和民主政治两方面部有“净余”。人权问题成了重大的国际问题。

　　对于“全球”，我们的范型已经有了深层的转换。我们现在知道地球实在是太空中的一颗宝石，一个脆弱的，有水的星球。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星球实在没有天然的国界。这个星球不是我们上学时地图上看到的各国颜色不同的地球。

　　不但如此，我们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方面是互相依赖的。某处一个遥远国家的动乱或农作物歉收可能改变我们此地的日常生活。以往的种种方式已经难以维系。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在经济、生态上都互相牵涉，在政治上互相牵绊。一向的孤立主义、民族主义这些“神”，已经像东方岛屿那些石头偶像一样，成了倾危的人造物。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的危机大部分来自于以往的范型——那些形式、结构、由过时的对实相的了解而来的信仰。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接触问题。我们现在综合，想象，问新的问题，在旧架构之外寻找答案。科学已经使我们认识整体和系统、压力与转变。我们开始学会认读趋势，认识另一个比较有希望的范型初起的迹象。

　　我们为未来创造了不同的行动方案。我们和别人交流“旧制度失败”的看法，在个个领域中推行解决问题的新架构。我们由于警觉到生态危机，所以我们超越海洋和国界，与他国合作。我们觉醒并且谨慎地互相寻求答案。

　　个人开始学习信任别人，并且与他人交流自己心灵的改变。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范型转换。对于新的世界，我们最具生命力的希望寄托在“新世界是否可能”这个问题之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焦虑都在说我们很在乎。那么，如果我们在乎，我们大可推论别人一定也很在乎。

　　以往，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认为问题没办法解决。这种想法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彼此不信任。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发现，我们大部分人的动机力量其实都比我们向来以为的强！譬如说，大部分美国人都赞成枪支管制，可是都认为自己属于不用管制，能够谨慎使用枪支的少数人。我们就像瑞思曼所说的那些大学生一样，自己不相信广告，可是都认为别人相信。研究显示，大部分人都自认比其他人“明智”。别人总是比较不开放，不关心他人，不愿意牺牲，比较苛刻。其实我们每一个彼此都误读了——这真是无上的讽刺。诗人史达福（William Sfafford)说：

　　如果你不知道我是哪一种人，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人，

　　这个世界就充斥着别人所造的形态。

　　跟着错误的神回家，我们就找不到自己的星星。

　　跟着错误的神回家，于是凡是我们不了解的人，我们皆视之为外人、敌人。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政治、文化、次文化——这一切往往以另一种世界观为基础。我们彼此质问动机，否定人性。其实大部分人都希冀和平的社会。不论他们认为到达这种社会的哲学为何，他们都希望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让他们吃饱，生产，实现。

　　如果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是进步的障碍，那么这种认定就是第一个最大的障碍。不信任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的意识在那种旧范型之下已经保证它自己黑暗的期望会实现。那是我们自己集体的黑暗形象。

　　但是，现在我们开始懂得交流，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化自己的恐惧，开始寻找自己与他人的相系，开始感觉到我们共同的渴望，所以这个星球向来最深、最久的问题开始显现破解和让步的希望。我们期望已久的转变，我们期待已久的“适度的信任”这一种革命已经开始。我们不再到处寻找敌人。我们现在开始寻找盟友。

　　南加州大学曾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主题是“西方的未来”。与会的权威都同意一点，那就是，这个会议的主题弄错了。他们说，没有东方，西方不会有未来。这种觉省可能正意味海德格尔所说的“尚未明言的，整个西方命运的集合……西方可以单单由这个集合向前走，做它即将要做的决定——在完全不同的模式当中，变成一块黎明的土地——东方”。

　　人类学家已经说过，潜藏在文化的种种文物之下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于人性的看法就会大幅度的改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种种可能的列阵。地球村（global village)已经成为实际状况。卫星、超音速旅行、每一年四千次国际会议、千万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通信、刊物，乃至于泛文化的电影、音乐、艺术、幽默，已经将我们结合起来。路易·汤玛斯发现：

　　无为的，想都没想一下，我们竟可以在一年之间改变了语言、音乐、仪态、道德、娱乐，乃至于穿衣服的方式。我们未经投票或民意调查，整个地球似乎就一致同意这样做。我们就是这样想，这样传递讯息，交换伪装成艺术的密码，改变我们的心，转变自己。

　　……互相结合以后，全球各地极多数的人类心灵行动起来就像一个活的，一体的系统。

　　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小团体的人脉，就像人脑里的联属网路般运作着。人脑里有一些细胞可以发出一种共鸣效应，规范脑整体的活动。同理，社会上这些合作的个体也有功于创造和谐与秩序，由此而触发广泛的转变。

　　种种运动、人脉、刊物就是募集者。他们分散在全世界，主张相同，推销转变的观念，散播希望的讯息而不偏袒任何一个政府。转变，没有国家。

　　这些自我组织的团体一点都不像以往的政治结构。他们互相重叠，构成联盟，互相支援，但绝不产生传统的权力结构。法国有“绿色”(Les Vertes)，英国有绿色联盟（Green Alliance）这样的环保组织。另外全世界各地还有种种妇女团体、和平团体、人权团体、对抗饥荒组织，以及数以千计——譬如斯德哥尔摩的“连锁”（Nexus）——支持“新意识”（New Consciousness）的中心与人脉。组织之外还有一些刊物，譬如丹麦的Alterna，英国的“新人文”（Zew Humanities）和“新生活”（New Life）。这些团体又结合了其他许多团体。另外芬兰、巴西、南非、冰岛、智利、墨西哥、罗马尼亚、意大利、日本、苏联都有意识方面的讨论会。

　　挪威的“未来在我们手中”（The Future in Our Hands）运动，是由丹曼(Erik Damman)同名的一本书所激发，而在1974年开始推动的。挪威人口四百万，其中属于这个运动的成员就有两万。这个成长迅速的运动提倡的是“新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资源的公平分配”。这个运动强调，工业国家必须克制消费式的生活形态，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提升生活水平。根据一项全国性调查，50%的挪威人支持这个运动，75%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生活水平太高，80%担心经济持续成长会使生活物质化、充满压力。

　　草根的力量是这个运动的燃料。各个地方性小团体自己决定集体的目标。1978年瑞典开始推行一个相关的运动，目前则是丹麦开始推动另一个运动。

　　这些社会运动超越了传统的国界。譬如，法国人抗议核能电厂时，就有德国人加入。英国《新人文》杂志的发行人桂尼厄(Johann Quanier)说，“欧洲的各种自由思想潮流已经开始汇合。尽管有一些冲突、紧张、差异，这片疆土实在极适合一个新的政治及精神架构的出现。”

　　对于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创立人佩塞（Aurelio Peccei）而言，这些团体代表的是“变革的酵母……分散各地的，数不清的，自发性的人民团体好像患病的有机体里面的抗体一样，到处冒出来”。一个和平团体的干部曾经自己对这些人脉的发现，以及这些人脉的“广泛的世界转变”的思想做评论。很多杰出的，创造性的思想家曾经跨国合作，为这个星球的远景创造思想的支持力量。对于他们而言，这不但是一个工作方案，不但是多种可能性之中的一个，且是一种责任。对于他们而言，另做他想已经难以想象。

　　瑞士的门槛基金会（The Threshold Foundatio）设立的宗旨在于努力将这种变迁塑造成一种全球文化（planetary culture)，“酝酿一种范型的转换，一种汇集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的宇宙新模式，”并且促进世人了解“我们存在的宇宙，其中的个个实际层面构成了一个神圣的整体”。

　　从强权到和平

　　我们正在改变，因为我们必须改变。

　　历史上，所有追求和平的目标都在于防止或结束战争。以前，我们用反面的方式来界定“健康”——譬如，我们说健康就是没有疾病。同样的，我们对于和平的定义就是“没有冲突”(nonconflict）。然而，和平其实比“没有冲突”还要根本。和平不是一种国家状态，而是一种心灵状态。如果没有个人的转变，世人将永远陷在冲突当中。

　　如果我们还自限于旧范型那些移转战争的观念，我们就是还想用力量压制黑暗，而非开亮电灯。但是，如果我们重新组织问题——如果我们想的是创造社群、健康、创意，发现自我、目标，那么我们就已经开始塑造和平。一个富裕、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绝无“敌意”容身的余地。

　　自主的人民会发现所有的人类都有关联，不害怕异文化、异观念，知道一切革命都是由内在开始，属于自己“品牌”的“悟”无法强加于他人身上。由这种人民组成的社会，战争是不可思议的。

　　美国的反越战运动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如几百万人所说的，这事实上是一个时代的来临。这样的一个时代，你再也无法把自主的人民派遣出去打一场他们不相信的战争。除了反越战之外，近年来一些现象意义也很重大。这些现象包括一万五千个德国人上街游行反对新纳粹主义，表达他们对于“大屠杀”(the Holocaust)（译注：指二次大战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哀悼；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冒险在北爱尔兰一座桥上互相拥抱，承诺要为和平努力；“从此和平”(Peace Now）是以色列士兵推行的运动，他们要求“给和平一个机会”。

　　维也纳最近有一次会议讨论妇女在世界和平中担任的角色。派翠西亚·蜜西(Patricia Mische)会后说，“转变已经在一些个人和团体之间慢慢开始。这些个人和团体在深入探索自己的本性时，发现自己与各地人民彼此都有关系”。

　　军备竞赛可能扭转吗?蜜西说，要问这个问题，“一个首要的问题上”，就是“人民和国家可能改变思想吗?”对于这个问题，参加这次维也纳会议的人就是“可能”的见证。这次会议结束时，一个人建议说，以后再开会时，起来讲话的人不用再表明国籍。她说：“我以一个地球公民的身份来这里。我们讨论的问题属于我们大家所有”。她的话博得了满堂彩。

　　班思(James Baines)曾经在“全球文件”（The Whole Earth Papers）里描述“强权”和“和平”这两种范型。他说，千年以来，我们一直活在强权范型之下；这是一种以依赖和支配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可是，一种和平范型的纪元一直同时存在着；这种和平范型以创造、自由、民主、精神性作为基础。班思说，要酝酿一种全球性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个推行的网”：一种从容面对不确定状态的领导、提高人民对于现有权力范型中矛盾的觉醒、令人振奋的新生活方式、中庸科技以及扩展意识与精神觉醒的技术。这些观念一旦扎根在转变之上，形成一贯的新范型，我们就会看到“人本”(humanity)其实既是创造的一部分，又是创造的管理人——“既是进化的产物，又是进化的工具。”

　　我们不需要等别人来领导你。人类生活、家庭、国家等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些系统中的任何一点开始去影响别人。我们可以用信任和友谊为他人创造转变的环境。一个温暖的家或社区会使陌生人感觉自在；一个社会也能够鼓励社会中人成长与更新。

　　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有一种汽车贴纸上面写道：“让和平存在，并且由我开始。”那么，让健康、学习、关系、权力的正当运用、有意义的工作存在吧!让转变存在，并且由我开始。

　　所有这一切的开始都是看不见的，都是内在的运动、意识的革命。由于人的选择一直都是神圣而奥秘的，所以我们没有谁能担保社会的转变。可是，我们却有理由相信这个过程。转变是很强大的东西，自然而又有收获。它带来的是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

　　可能就是因为如此，社会一旦转变，这种转变了的社会也就似乎早就存在于千百万人心里了。那是我们的神话所说的“终有一天”。我们这么自由的用“新”这个字眼（新医学、新政治学、新精神等），指的其实不是什么现代的东西，而是一种巨大的，我们期待已久的东西。

　　新世界就是旧世界——只是经过了转变。

　　不再饥饿——范型的变换

　　从历史上看，所有的社会变革运动运作的方式差不多都一样。起先是一种父权的领导使人民相信变革是需要的，于是征召他们担任一定的任务；要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并且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做。但是，未来的新社会运动却是以不同的假设运作。这个假设就是人的潜能。这种社会运动相信的是个人一旦深信变革的必要，就能为自己找到答案，因此而投入和创造。这个运动越是激发他们，就越给他们支持的力量，给他们讯息；可是结构上却不指导或包含他们怎么做事。

　　“est”的创立人厄哈德在1977年建立了一个国际慈善机构“饥饿计划”（Hunger Project）；总部设在旧金山。这个机构的基本想法在于个人有力量创造普遍的社会变革。饥饿计划的目标是以自身为触媒，加速世界解决饥饿问题。这是一种严谨的，精密的，大规模的努力，目的在于加速一种范型的转换——让“一个观念的时代来临”。这个计划的成功及其所受的误解非常有启发性。

　　“饥饿计划”认为，解决饥饿的问题，方法不在于增加什么新的计划。若是根据资讯最丰富的权威和机构的看法，二十年内结束饥饿的方法早就有了。饥饿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以往旧范型总认为要使全世界人都有饭吃不可能。

　　这个计划成立以后，两年之内已经有十几个国家的七十五万人加入，一起努力使世界饥饿问题在1997年结束。报名参加这个组织的人，每个月以六万人的速率增加。他们募集了三百万美元为经费，要促使世人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现有的解决方法，以及个人和团体之所以能够促使这个问题结束的方法。

　　“饥饿计划”并不和其他的组织竞争。相反的，它会报道他们的活动，呼吁会员支持这些组织。它也吸收一切关心的政党。这个组织建立之前，有一批包括粮食分配专家在内的代表与印度总理见面讨论粮食问题。这个计划的顾问代表多个国家和组织。世界粮食会议主席谭柯（Arturo Tanco）是其中一个。他们收集各个政府的官方资料——譬如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关于如何改善饥荒的报告。

　　这个计划使用符号和比喻来说明世界的饥饿问题是“每三天一次广岛”（译注：“广岛”指广岛核子轰炸）。“饥饿计划”曾经有一次活动，以一千人接力，将一支警棍从缅因州传到白宫。他们不曾要求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讯息很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将自己承担这个工作。

　　他们运用大自然的模型和科学的新发现来做象征。譬如立体照片（全像），他们就说是“整体中的整体”，每一个会员都是一个“完整的计划”，“饥饿计划”的本身则是“各个整体的联盟”。他们告诉每一个会员“建立自己参与的形式”。有的人实行斋戒，然后将省下来的钱捐给组织。很多公司行号捐出一日所得。一九七九年，四十名选手在波士顿做了一场马拉松赛跑，募到了人十二万五千元；沿途有二千三百名观众加入。加州一所学校有八十八名学生赞助一项溜冰马拉松，募集到六百美元。他们把这笔钱捐给“船民”。事后“饥饿计划”还连络“饥民粮食”（Food for the Hungry)组织与他们保持联系。这个组织专门直接协助这些难民。

　　每一个签名支持的人都受到鼓励为自己的亲友报名。组织会告诉会员如何引发俱乐部、学校委员会、立法者的关心，如何投书，如何宣传。组织要求每一个会员成为老师。种种讨论会很注重个人投入的力量。纽约新罗契尔（New Rochelle）有一个人替他们的市长、校长、城市管理人、州长报了名。火奴鲁鲁一位女士替整个议会、州长和大部分立法人员报了名。在她的推动之下，州长定了一个“饥饿周”，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鼓励夏威夷做农业研究，以减轻世界饥荒问题。马塞诸塞州一对夫妇招募了五万名会员。

　　监狱里的囚犯也是最支持“饥饿计划”的人，加州圣路易·奥比斯波(San Luis Obispo)一所矫正院有一个囚犯募集了两千四百名囚友中的一千五百名。李文沃斯(Leavenworth）的一个囚犯不但自己投入这个计划，而且和七个囚友透过“拯救这些儿童”(Save the Children)组织资助两名越南儿童。弗吉尼亚一所妇女监狱有一名长期徒刑囚犯说：“妇女在这里很痛苦而且艰困。四周的墙壁都封死了。每一日子都在折磨人。最后只好放弃，把自己封闭起来……我知道‘饥饿计划’是一个出路——因为帮助他人而有出路。”

　　只要我们还认为自己对这个世界几百万饥饿的人无能为力，我们就不会去想他们的事。可是，这种否定是有代价的。“饥饿计划”强调的是“转变”这个关键性的原理——亦即“我们必须面对痛苦”的认知：

　　我们划地自限，好让自己不感觉难过。我们必须昏睡才能保护自己不要知道这个世界每一分钟有二十八个人死掉——这二十八个人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和你和我和我们的小孩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是我们有食物，他们没有。

　　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和生命封闭在一个不受打扰的层次上面。所以，如果你自问让几百万人挨饿是否要我们付什么代价，那么，确实有的。那个代价就是我们的生命。

　　“饥饿计划”开始推动一年以后，已经在十三个国家组成了九十个委员会。名人宣扬这种主张，但有时候并不提及这个计划。20世纪40年代也有类似的，电影明星推销战争公债的活动。歌星约翰·丹佛制作了一部世界饥饿问题的纪录片。他告诉一家报社的记者说，“在这个星球，我们正当必须改变态度，改变生活方式的转折点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态度一直是‘如果这是最后一碗米，我的生存就在于抓住这一碗米，归我独有’；可是现在，转变的时候到了。我们的态度必须转变为‘我的生存在于与你共享这碗米。这碗米即使不够我吃，我的生存依旧在于与你共享这碗米。’”

　　约翰·丹佛现在是世界饥饿问题总统委员会的一员。他为“饥饿计划”写了一首歌，叫做“我想活下去”（I want to live)。这是一张金唱片的主题曲；主题是说，我们已经到了战争与饥饿停止的门槛。“这只是一个观念，但是我知道时候到了。”

　　喜剧家葛雷哥利（Dick Gregory)为这个计划创造了一个最戏剧性的意象：

　　如果有人问：“你认为这些饥民会怎样?”我给他们的答案就是森林大火失控时消防队员给记者的答案：“已经失控了。如果风向不变，我们就救不了了。”

　　曾经有一个时候情况看起来确实是如果风向不变，我们就救不了。可是我留下一些余地，可以把风向控制过来……我们的“饥饿计划”就是风向的转变。

　　所有的会员都认识到一个要点：一个不再有饥饿的世界不只不一样或改善而已，而且还会转变。参与其中的人，由于要让朋友、家人、同事知道自己投入的事（就算他觉得不自然），由于要追寻答案，所以也会因为参与而转变。

　　重新选择

　　宝瓶同谋另外也在努力消除意义、关系、圆满方面的饥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计划”，都是临界质量的核子，世界之转变的管理人。

　　本世纪，我们已经看穿原子的核心。我们永远转变了原子——以及历史。可是，除此之外，我们也看穿了人心的核心。我们已经知道改变心灵的必要条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过去一切的深层病理，所以能够创造新的形态，新的范型了。“我们的时光总合起来其实只是刚开始而已……”

　　转变不再只是雷声，而是电流。我们已经掌握一种比原子更强大的力量，找到一个我们一切力量价值非凡的保管箱。

　　我们不是选择命运，而是选择方向；我们由此发现了个体的自由。你之所以选择一个转变的旅程，并不是因为你知道它会把你带到哪里，而是因为这个旅程是唯一有意义的旅程。

　　这是我们长久以来怀想的归乡。“谴责我，不要谴责道路，”托尔斯泰说，“如果我知道路回家，但是我却喝醉了去走，难道这证明那条路不对吗?如果我蹒跚徘徊，请来帮助我……你们也是人，也要回家。”

　　图克威尔曾经说，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仿佛森林中的游客；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目的地，可是到最后必然殊归同途，在森林中心会合。这个世纪是战争和全球危机的世纪，我们已经迷失在最黑暗的疏离森林中。国家、孤立、防御、撤退、支配——这些常见的策略一个一个失效。

　　我们已经深入森林，走向比之以往想象的都更激进的解脱之道：彼此自由。经过一段分离和怀疑的历史，我们相互澄清而聚合。

　　澄清、寒冬的结束、灌溉沙漠、治疗伤口、黑暗之后的光明——所有这一切隐喻都比战争更清楚地表达了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不再有问题，而是不再失败。

　　几世纪以来，凡是憧憬社会转变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憧憬属于少数人所有。他们好像摩西，远远看到家乡，那边吹来的风他们感觉得到，可是却无法回到那里。可是他们呼吁众人努力追求可能的未来。他们的梦想就是我们的财富，就是尚未实现的历史，一直与我们的战争和愚昧共存的资产。

　　在一种广大的意识状态中，有时候我们可以重新体验以往的不幸；由此反省起来，再加上我们的想象力，那么我们这次的反应将和以往不一样。由于这样的探触恐惧的源头，我们将因此排除以往的恐惧。事实上，关于这些恐惧，困扰我们的是我们的想法，而非事情的本身。那些想法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残废的自我形象。由于重新唤醒过去有力的经验，连带它回流的失败讯息，我们将转变现在和未来。我们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我们能够重新选择。

　　除此之外，我们秉持同样的精神亦能对现代史上的悲剧有不同的反应。我们的过去并非我们的真面目。随着历史上每一个将我们召唤到最美好自我的导师与治疗者，我们任何时候都可解放未来。我们能够一个接一个重新选择——由此而觉醒。我们将远离我们承受的那些制约的囚狱，走向爱，走向回家的路；与他人同谋，也为他人而同谋。

　　觉醒会派给我们工作。这些工作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行选择，对每一个人而言都独特。不论你对自己感受如何，也不论你的感受已经多久，你都不只是你自己而已。你是一颗种子，一个沉默的应许。你就是大家的同谋。

　　跋

　　跋

　　1979年末，一个作家在飞机上看过《宝瓶同谋》的印样之后，打电话给我说：“这本书不是你的，是我们大家的。”他说出了我内心那种“共同着作权”的感觉。我曾经好几次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蜘蛛，正在从观念和人民的社群中编织一个网，又觉得自己是一群庞大“移民”负责记日志的人。

　　可能就是这个道理，事后证明《宝瓶同谋》不只是一本书，而且还是一个现象。《宝瓶同谋》同时是一篇宣言，引来了书中所说的种种转变所需的支援。这个同谋一旦清楚显现，就开始聚集力量。就一种意义而言，我是产婆而不是作者。

　　出版后不说，即使是出版前，初稿给人的反应就很肯定。起先只是影印四五份给朋友看，结果这四五份又变成二三十份，传到了我不认识的人手中。后来出版以后，几个星期之内，波兰的团结运动就订购了十本。这本书在许多大学中变成了课程上使用的教科书；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典、日本、葡萄牙、西班牙都有出版。监狱、教会、政府都有团体开始讨论这本书；连南非的乡村都有。

　　在这个同谋之外，还有一群可敬的领导人在地平线上搜寻有益的新观念。他们是传统权力结构动态的对位。我发现自己是在和一群保健教育家、粒子物理学家、学校顾问、加拿大农妇、国会议员、电脑工作人员、旅馆行政人员、州政府官员、医学图书馆员、大学校长、国际性青年与商业领袖等对谈，并且从他们身上学习。

　　我还收到几千封信。信中都表达了同样的心情——放心下来（relief)：“感谢上帝，我不再孤单。”他们说，由于知道不但可能，而且已经上路，所以他们就更加谨慎。

　　一位女士说：“我们的声音不再是荒野的呼喊。”

　　“美好世界”的梦想是许多人心灵的依靠。这样的人比我最放任想象力的时候想象的还多。这种憧憬的冲击力一直使我惊奇。

　　本书出版两年后，世界未来社（World Future Society）针对“公元二千年，类似宝瓶同谋这种重大的文化转变”的可能性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认为这种转变可能。

　　当然，有一些批评家怀疑这个可能性。他们认为我太乐观，不了解一些问题的严重。有些社会运动家担心本书充满希望的声音给人“转变即将完成”的错误保证。可以了解，他们担心的是大家会放松下来，不再努力。其实，我知道书中的观念很容易给误认为危险或无知。当然，有时候我觉得这些怀疑者、反对者也没有错——个人和社会都不可能真正改变。

　　随着这个运动的成长，有许多导师、训练师、计划干部似乎是在“压榨”那些即将出现的价值观，对自己能够给予什么东西也做了过高的承诺，结果使热切的追寻者对他们产生依赖。

　　可是另一方面，我从自己的旅行、演讲、讲座和《脑心公报》（以及我从1980到1985年发行的社会变革通讯《Leading Edge》）的发行，却获得令人鼓舞的经验和消息。在这个活的历史的万花筒里，一种真实的东西在运动；似乎到处都有证据在证明一种转变的人性在觉醒。

　　何谓真实?一次又一次受到灾难和挫折的打击，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第一手经验和令人振奋之消息的激励，我变得非常“审慎”。到最后我终于能够把这种的“跷跷板”看成了解问题的线索。这就是这一篇跋的要点。

　　有人指出，人脑是经由故事学习事物。为事实创造意义，人就会记住事实。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晨间六点新闻绝对不会报道真正有意义的故事。真正有意义的故事不是事件，而是事件后面的形态。认识这些深层的趋势使我看到一些线索去了解今天的故事对明天的意义何在。

　　这些大脉络，不论是如何的实验性，都给了我们一种文化复兴的希望。几十年后我们再回头看现在，就会清楚现在确是我们思考上、日程上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有的与新的内部过程有关，有的与外部发展有关。

　　下面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几个“突破故事”：

　　故事一：坏消息可能反而是好消息

　　一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引起大众的注意，而非只有几个改革者注意时，就是开始要解决的时候了。我们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比较会承认大幅清理门户的必要。问题很严重，而领导者又无解决方法时，群众反而会生出力量。古谚说：“有效的，就别去固定。”这句话是了解人之不愿实验、发明的线索。譬如，渎职在政府机关是常态，可是如果泛滥了，国民就不得不寻求救济。（同时，这种丑闻常常激使人去追求灵性。这与其说是正义感，不如说是一种集体责任感。）

　　大家现在也开始知道死要面子的代价。“坏消息”由于暴露了深层的社会问题，会让我们明白这些问题一向是如何掩饰的。

　　下面是另一个坏消息的例子：我们现在似乎正当另一次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只是这一次是精神的，而非经济的大萧条。根据报道，这一次“心理健康的寒冬”正在学前儿童、青少年、十八至三十二岁人士、四十五到五十五岁人士，乃至于更老的人士当中蔓延。根据一项统计，这些人当中，每五个里面有四个没有受到治疗。这种明显的流行病意义何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

　　事实上，这一波的萧条可能正是一种健康即将到来的迹象?心理分析家梅宁杰曾经指出，心灵的重组之前往往先有一段黑暗或骚乱的时期，然后才走向一个更高的规范。这时人才变为“比健康更健康”。

　　忧郁可以是一个讯号，要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的种种假设和变革策略——要我们慢下来重新定方向。所以，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处理问题，我们就要用实际态度看待这些讯号。我们必须界定自己的目标。身为个人又身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有一个更新的任务。最好的抗忧郁剂即是表达与行动——投入斗争当中。这样，忧郁就不是结局，而是有意义的开始。

　　故事二：革命的进化

　　文化转折点的“形状”可能与原先可以预料的结果有些差异。原先可预料的结果是一种钟摆式剧烈的摆动，但现在将变成比较深思熟虑的社会更新形式。

　　革命分子典型上总希望迅速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是，早熟的答案往往无法包容各部派的观念。由于无法将最好的旧价值观与新价值观整合，所以，革命的本身常常令人失望；原有的收获逐渐退转。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系统思考，我们就不必再承受巨幅的摆荡。面对分裂的惊人代价，面对个人遭遇或高层谈判上空虚的“胜利”，我们开始学习尊重艺术和静坐科学。种种训练计划、书籍、文章都告诉我们要抨击的是问题而非对手。变革机关开始将目的感与整体现实相配合。这一点反映出西方思想开始逐渐了解东方思想的阴（事情的含蓄，接受、女性）和阳（行动、男性）的观念。

　　故事三：弥补混乱裂缝

　　一个管理顾问用“混乱裂缝”(confusion gap)来称呼变革酝酿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很容易放弃新事物，重回我们熟悉的坏事物。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解混乱是变革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开始懂得分辨目标和转变期。

　　故事四：太平洋文化的兴起

　　太平洋这个新经济中心地理上围绕在日本、菲律宾的活火山，以及美国西部圣·安德烈斯断层之间。这个地区经济包括亚太贸易国家，美国和加拿大西部、澳洲、纽西兰。

　　太平洋文化的前景，重点在于未来、生态、尖端科技、内部发展、多元文化、联盟、科际整合、精神真理共存等。

　　有些预言家说，这个新中心的财富是由它的世界观而来，而且又反过来影响它的世界观。这个地区的价值观将越来越影响全世界。它的空间感是全球，时间感是永久。经济学家柯杰森（Richard Kjeldsen)发现，这个太平洋经济体不是单元，而是分散而复杂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是以往各时代不确定性的缩影。各国间的疆界——不论是自然疆界还是抽象疆界——都在变化、模糊，乃至于消失。现在，他们无视国界，认为生物区（自然相互依赖的地区）才是基本单位。

　　太平洋文化已经有人称之为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即将出现的社会前景。太平洋可能已经预告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不是世界秩序，而是世界文明。

　　故事五：国民外交的到来

　　这种新的“国民外交”为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富于想象力的途径。太平洋国家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在由民间处理问题的时候更为重要。同理，个别的美国人现在也已经开始和苏联合作，举办旅行、文化交流计划、音乐会、运动竞赛、商业往来、专业联合会议等。他们制作了太空和闭路电视广播。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士更是经常接受邀请，在美国或苏联与苏俄高层官员会面。

　　国民外交的实例包括1986年由广播界人士透纳（Ted Turner）和苏俄政府共同举办的亲善比赛（Goodwill Games）：健康促进计划，这是赞助依撒冷苏美研究所(Esalen Soviet-America Institute)和俄国政府合作进行“共同研究与讨论会”的一个项目；最后还有娱乐界高峰会议（the Entertainment Summit)这是美国和俄国的电影制作人1987年在洛杉矶和纽约进行的一系列会议，声势浩大。

　　故事六：媒体报道形上与精神性新闻越来越多

　　年监作家和广告厂商都已经注意到大众对于神秘与自我超越的事物越来越喜好，而且明显的难以满足。单单1987年初，一种幂的成长就产生了鲜猛的动量，产生了加速度中的加速度。1986年9月29日，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是最佳国家事务仲裁者的《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刊出一篇专栏，报道美国越来越多持精神观点者的现象。其中一篇访问提醒读者说，这些人可能代表一种联盟，是“当前我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

　　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时代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洛杉矶时报》等报刊，以及电视的“二○~二○”、“六十分钟”、某些晨间节目等都做了“新时代”（New Age)的专栏报道，其中有一些持肯定的态度。很快的，所有的流行杂志、大报社、电视台都开始采访这方面的消息。从此以后，新的观点和价值观就一直是电视剧乃至于情境喜剧的题材。

　　但是，由于媒体把焦点放在这个运动奇异或迷人之处，所以常常遗漏这个运动某些比较深刻的意义——譬如个人责任、自助、互助等。不过，虽然如此，这个运动大体上的故事已经差不多是主流了。

　　故事七：为当前的现实负责

　　新的心理技术告诉我们，人是可以改变的。这一方面的表现一般主要是在于个体进行改变的潜能与角色。我们像是已经从一味称颂个人自由的那种狭隘性毕业，开始探索这样的自由能够有什么作为。

　　不论是公众发言人和作家呼吁我们采取行动的言辞，还是娱乐节目的主题，还是耳熟能详的私人谈话，我们都已经开始承认自己必须改变。由于无情的聚光灯已经将每一个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错误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已经挣脱了代罪羔羊的角色——暧昧不明的“他们”曾经为一切无效的事物负起了罪咎。其实，外在世界根本反映了我们内在的挣扎、麻木、内疚。我们之所以有罪，大部分在于“不在意”——不是欺骗或不慈悲，而是失于行动，而是纵容错误。由此而败坏的生活素质就是我们的生活素质。

　　如果我们看得到自己是世界舞台前瞻的演员，我们就能够克服自己的堕性、狭隘的利益、养成习惯的习惯。我们越清楚自己的行动与反应，就越看得到自己如何塑造环境，环境又如何塑造我们。新的光已经从人格工事（我就是这样）以及信仰堡垒（我就是这样想）的裂缝中照进来。我们将追随新的讯息重新创造自己。

　　除此之外，我们不再相信制度、专家、技术，也表示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成熟。现在有更多的人承认我们必须自己努力。越来越多人怀疑权威是否真的使我们变成了解事情，深思熟虑的人。民主正是为这样的人设计的。

　　故事八：重新发现身心

　　宝瓶同谋讨论过的所有变革实例当中，保健的范型转换进行的最为扎实。这一方面的转换一直持续不断，并且有广泛传播和报道详尽的研究支持。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健康的心灵和生活平安之间，感情和是否容易感染疾病之间，有惊人的关联。修炼者不断发明了一些技巧，开发了我们的自疗机制，应用很有想象力的方法减轻压力。他们知道感情的支持和目标非常重要。

　　1980年以后，身心关系的研究增加了二十倍。现代神经学及相关科学已经开始揭露心灵、感情与生理之间向来神秘的关系。

　　精神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是一门令人振奋的新学科。这一门学科探索的是感情的脑和免疫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这种关系的复杂从多重人格症状、声光效应、白日梦、情绪化学、记忆等各方面可以看出。

　　医学界已经开始从内部遭到批评。医生开始诚恳乃至于公开地挑战本身的职业，呼吁大家回归一种医疗艺术，尊重病人的观察、情绪、感受。

　　脑身动力在这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使心灵取向的医疗法以及矫治忧郁等情绪疾病的身体治疗法更具意义。医学杂志开始报道民俗医疗——草药、针灸、催眠——的效果。由于客观实验室证据显示确实有“某种东西”在进行，所以美国一些医生开始和中国正式合作，研究气功。这是某一距离之外确实存在的能量。英国医学杂志《刺胳针》(Lancet）也曾经报道一项严格控制的实验肯定同种疗法（Homeopathy）的效果。巴西有一项研究发现，有精神治疗师协助的病人痊愈情况比接受传统治疗的病人好。在一项精密控制的双盲实验(Double-blind experiment)中，美国的一位心电图学家发现旁人的祈祷对病人的痊愈影响很大。

　　新的健康范型意味着医生和病人在自己角色上有更大的创造性，也意味着更尊重自然的医疗反应；同时又是一种应许，应许要永远放弃造成全面痛苦的非人性医疗方式。但是，这个新的健康范型并不意味排斥新药、新手术方法等科技的突破。凡是有效的，这个范型都愿意使用。

　　这个身心范型同时也引用一种高标准——不只要求没有疾病，而且进一步要求平安。在它多层面的健康观里面，它会散播一种专业的竞争。除了医生之外，保健业里其他专业人士对医生会有比较大的竞争余地。这些人包括护士、心理治疗师、脊椎治疗师、一般治疗师、针灸医生、草药医生、同种治疗法医生、按摩医生、营养学家、教会顾问等。我们越了解自己的脑和身体，我们就越了解以前看来神秘的医疗方法为何有效。

　　故事九：智力的培养

　　“发现智力的重要性可以提高”这件事与发现农业足堪比拟。我们可以像史前祖先种粮食一般的“种”智力。

　　譬如，儿童可以接受“临界思考法”(critical thinking skills)的训练。人可以经由训练而达到学习状态。就算到了老年，老年依然可以变成生长的“季节”，而不再是衰老的季节。新的研究显示，有的人越老身心状态越好。这种命途差不多完全和一种积极的心理态度有关——尤其和一种“有其他可能型”的感觉有关。被动、消极的人衰老；主动、关切的人奋发。

　　本书描述过的那些心理技术现在在全世界都有人用来提高学习能力。

　　智力的培养，实例之一是委内瑞拉一个由现代脑研究激发灵感而产生的运动。1979年，由于受到马加度声(Luis Machado)的着作《聪明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ntelligent）的激发，一个新的人类智力发展部（Mini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telligence）开始推动一项全国计划，名称就叫做“聪明的权利”。这项计划之下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并且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人脉。全世界开始推动这项计划的国家已经有十二个以上。

　　譬如委内瑞拉，这项计划鼓励父母激励自己的婴儿。学童则接受思考法与想象力的训练。电视上黄金时段的教育计划则提供大人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日本政府已经宣布一项规模宏大的学校教育改革计划，希望学童学会自己思考；不但记忆事物，而且也能够了解和创造事物。近年来美国的教育改革工作偏重于“更多一样的东西”，而非教和学的方法。脑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很少应用在课程设计和教室方法学上。其他的国家在成绩测验的方法上已经领先美国。这一方面的差距，美国的商业领袖认为，可能就是近年来美国生产力降低的主要原因。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及时醒过来，将大家讨论过很多的‘庸才’转变过来?”事实上，原本必须负责行动的体制需要的正是大幅度的改革。

　　但是，关于教育问题，我们现在比以往都有更光明的希望。自从《宝瓶同谋》出版以来，教育危机已经成为全国人迫切的议题。有一些教育家和关切问题的国民因而组织了几个人脉。这些人脉正是合作的典范。这些老师已经向自己显示自己比原先以为的来得勇敢而有成效。

　　故事十：尊重全脑思考方式

　　对于——譬如——直觉和创作过程的认识和欣赏现在甚至蔓延到大学教室和研究实验室里面。分析式的左脑已经开始认识并尊重它的对位——右脑——的能力。右脑是网络与发明之脑。

　　科学家已经举行几次大会讨论“发现才能”（serendipity）这种现象——这是一种快乐的意外。他们说，这种“发现才能”是科学突破的源头。

　　在一项研究中，一些成长最快的公司的主管人员一致认为他们最大的遗憾在于不曾注意自己的直觉。比“直觉”更具包容性的名词“透视”（vision）现在在商业界、政治、艺术，乃至于商品广告上都经常使用。大家对于一种自然的“疑情”已经懂得注意和尊重。

　　一支新血统的职业训练师和顾问已经开始在整理自我推动者和成功发明者的策略、达成优越学习状态的方法，以及从怠惰心情转换而出的能力。

　　故事十一：寻求达到积极心理状态的方法

　　情况越来越明白，有一种心灵状态会使我们拥有创造力、健康和良好的时机感。这种状态差不多就等于获得成功之后的那种热力状态。如果我们是自己喜欢去追求这种状态，我们就能够避免焦虑，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做困难的工作。

　　现代人总是将实际（realism）和悲观混为一谈；将乐观与有色眼镜混为一谈。可是，事实上乐观(optimism）和乐观者(optimist)是由拉丁字optimus（最好的）衍生而来；而optimus又和Ops（力）有关。悲观(pessimism）从pessimus（最坏的）衍生而来；而pessimus又是从希腊字pedon（地）衍生而来。

　　一个高的，有利的点提供的力量和透视比地面好。所以，乐观者之所以比较努力，原因可能在于他已经可以在地平线上看到成功。

　　事实上，以经验为基础的“相信”是一种工具，一种镇静的心灵状态，已经发动，要以最佳状态做事。目前大家关切的一种比较有建设性的态度，与其说是一种创意，不如说是一种矫正——一种又是向内又是向外的转动，同时使我们归乡而又展开新的历险。我们如果愿意承认高处思考方式比犬儒更能产生结果，那么，这一点不但将变为常识，而且还需成为一种良善科学（good Science）。

　　故事十二：艺术和娱乐业是文化广泛变革的感应器

　　有些感情和认知往往太模糊，讲不出来；太新而无法辩护。这时，往往就是音乐和视觉艺术走在前面。

　　艺术结合良心可以在小说、电影以及某些前瞻性的电视节目上看到。重要的摇滚乐团、演奏家会吸引爆满的群众来聆听他们的社会或精神讯息——这往往才是音乐会的压轴。Aid乐团的唱片“美国援助非洲”（USA for Africa）以及Aid音乐会的实况录音唱片证明艺人和听众都渴望对世界有所贡献。

　　“艺术的精神性：1980~1985年的抽象艺术”（The Spiritual in Art： Abstract Art 1890~1985）是一次抱负远大、全国赞誉的回顾展。这项展览在洛杉矶郡艺术馆举行时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后来又移到芝加哥和荷兰海牙继续展览。有些批评家虽然给的评语不好，却还是承认这次画展的主题令人动心。

　　对于有耳朵的人，文化市场上已经有一种新的声音开始响起。这个声音并非卑屈的要求他人注意，也不是在预告什么。这个声音是当下而实际的。这个声音来自许多地方；像是一种智慧的人性核心——是古老也是新的——已经开始转移到另一个波段。成功的计划往往能够为进化的变革提供原型（见附录“有效计划指南”）。

　　故事十三：重新发觉神话的隐喻是社会目标的改造者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利用原型、隐喻、神话来推销商品和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文化，它的神话能够使我们对核子和生态危机或纯粹依靠勇气的生存有一种不同的眼光。我们身边到处多的是可以用来说明我的情况的隐喻。譬如说，山谷、高原、山峰等都使我们想起生命的道路。

　　根据犹太教古代一支神秘教派——所谓的卡巴拉——的一个传奇所说，我们的每一代，都有移栖的生命——从高层秩序下来的灵魂——诞生。他们是“渴念的密室出来的孩子”(children from the chamber of yearning)，又叫做“多胡”(tohu)——混沌状态。他们天生就是进化的扳机。他们是反叛的神灵，不安而疏离，对于“肤浅的关系和肤浅的真理”深感不快。他们干犯当代人所谓的良好仪态。

　　在“一日将尽”，世界行将改造的时期，会有更多这种混沌神灵到来。他们来，将使现状连根动摇。可是，卡巴拉也说了，我们不应该害怕这样的时期；因为这些人只是要从已死的形式解放能量。一支新血统的“建筑师”(the masters of construction)即将出现，他们将把进化的火集中在实际的改革上面。

　　故事十四：对我们的问题，我们拥有极多的“解答”

　　我们所有最迫切的问题事实上差不多都有解答。这一点跟一般人的想法相反。但是，其实秘诀不过是起而行，并且懂得欣赏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关于问题，我们所有的答案并不需要互相竞争。一个国际性基金会的会长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像竞技场上唯一胜利的搏斗者一样行动。”

　　新的解决问题的程序——将“争奇斗艳”的各种解答组织起来的方法——已经发明。以前，我们往往连问题都认识不清，结果使大家反而去关心所谓的“瓶颈式的问题”。但是，经由静坐的艺术与科学，大家开始学会比较直接而坦率；并且又由此发现，只要日程上桌，我们随时都可以互相帮助。

　　超导体科技正在快速的发展。这种科技的突破往往意味着新的，强大的可能性。回想过去的错误，这一次我们会比较聪明一点。

　　这几年当然是动荡不安，传统式微的年代。然而，果然如原先应许的，我们到处都看到创造性的组织者这样的新兴力量。他们有的还汲取了以前异议者的经验。我们已经开始了解——并且记住——我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命运。这，或许是最大的消息。

　　以上这些故事，我们如果要扮演其中的角色，并不需要事先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由于有什么力量就有什么反对力量，所以我们每天都必须选择一个波浪去支持。我们是对问题还是答案有贡献?我们看到的是种种可能性还是种种不可能?从批评家的观点看，我们的力量总是放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可是，从创造者的观点看，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事。

　　旁观者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且让我们——不要慢，要快——决心成为建设的大师。

　　有效计划指南

　　有效计划指南

　　《脑心公报》创刊十年以及《Leading Edge》创刊五年以后，我们重新检视了几百个创意、计划、活动的记录。

　　这些创意、计划、活动当中，有的发展得很好，甚至成为国际采用的模式；有的到最后证明只是一种良好的意图或一种积极的公共关系。不过，凡是成功的概念，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而且都懂得避开路上的岩石。下面是计划成功的几项规则：

　　做得到的事情才做——

　　有些计划之所以失败，往往是因为计划的本身太过庞大，所以现有的技术和资源做不来。

　　从错误中学习——

　　成功的计划往往是先前一个计划改进以后的版本。

　　了解对你的计划有帮助的科技——

　　对文书处理、图表、印刷、邮寄业务、邮政法规、美工管理等要培养专业的态度。

　　眼光放在计划的整体上面，而且要向前看——

　　要考虑整个体系。任何一次行动都不是孤立的；一切都在运动。

　　获取各种团体的合作——

　　如果你无法事先得到支持，可能是因为你的观念还无法让人觉得值得做。

　　征求众人尊敬的发言者和赞助者——

　　这种人如果真正支持你，实在好过黄金。但是，特别是在宣传的时候，不要夸大你的支持者。

　　真实——

　　你的计划订到什么程度要清楚。是期望或是可掌握的事项等都要清楚。“欺骗”是问题，不是答案。

　　提高标准——

　　卓越必须全力以赴。你的材料（会议宣言、手册等）必须使人了解你的认真与细密。找一些能画图的人来帮助你。

　　坚持人员素质——

　　不要因为想容纳不适当的人而在目标上妥协。这些人即使是你的好朋友或经费赞助人亦然。

　　寻找有弹性的形式——

　　结构应该有多重样貌，足以应付预想之外的事物。

　　寻求起码的共识——

　　“不以为然”隐藏起来可能会破坏整个计划。

　　以“解答”的态度思考，不要以“问题”的态度思考——

　　比起危机意识，信心反而比较能够产生答案。

　　对自己的价值观不要严苛，自以为是——

　　价值观由展望而来；所以环境有变，价值观就跟着变。今天的领悟，明天就变成陈腔滥调。

　　开发不同的事物——

　　许多计划之所以失败，往往是因为参与者太过雷同，只会向同党宣扬主张。这使我们无法获得公众的反应。

　　寻找中庸之道——

　　成功的计划总是结合自由与纪律、个人表现与合作、新思想与传统思想。

　　把故事说精彩一点——

　　隐喻、戏剧、象征都能够感动人。

　　训练直觉——

　　研究能帮助你感知与创造的方法。仔细检视明确无误的直觉，寻找其中之所以成立的道理；并且因此更懂得分辨真正的智慧和纯粹的一相情愿。

　　追究问题的根柢——

　　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会耽搁清算支出的时机。

　　对于沟通不良、混淆不清等问题保持实际的态度——

　　程序和政策都很有用，可是建立彼此的信任更好。

　　不要依靠金钱——

　　如果你的计划依靠的是捐献，你可能会一直在募款或借贷。你的思考必须像个企业家，即使你的计划是非营利的亦然。

　　注重细节和后勤——

　　米开朗基罗说：“小处不是完美；可是完美由一万个小处做起。”

　　注 释

　　注 释

　　 一九八七年版的《宝瓶同谋》另有一篇作者的“跋”，附在本书后面，读者可以和本篇引论一起参阅。

　　 回答“宝瓶同谋”问卷调查的诸位人士，德日进是他们最常提到的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人（见引论）。他的着作以前是禁书，现在却已经销售几百万本，而且差不多每一种语言都有翻译本。他们常提到的人另外还有赫胥黎、杨格、马思洛。

　　 “世界展望”丛书容纳多位在思想上对“宝瓶同谋”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其中包括怀特（Lancelot Law Whyte)，蒙福(Lewis Mumford)。弗洛姆(Erich Fromm)，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杜伯（René Dubos）、墨菲（Gardner Murphy）、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波尔丁（Kenneth Boulding）、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梅尔霍夫（Milton Mayerhoff)、伊利奇(Ivan Illich)、沙克(Jonas Salk)

　　 这些机能有的人——尤其是左撇子——身上刚好倒转过来。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脑，语言不是在左半球，而是在右半球；空间辨识能力不在右脑，而在左脑；等等，依此类推。

　　 他举了一个这种转换的实例，譬如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坐飞机去旅行，可是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知道自己忘了一件事。你坐在飞机上一直想是什么事。你可能会想起一件确实也是你忘记的事；可是你没有轻松下来的感觉，所以你知道不是这件事。等到你真正想起那件事，你就会有一种鲜明的感觉，一种掌握得到的转换。于此你可以肯定你一直烦恼的就是这件事。

　　 卡山札基曾经谈到调和脑里面“两股相对的力量”。他说，从超越的颠峰就能够看到脑的战场。我们必须包围脑的每一个细胞；因为这是囚禁上帝的地方，“寻找、尝试、敲击，想要在物质的堡垒上打开一个门。”

　　 林白曾经描述他那次著名的飞行发生的一次神秘经验。他说他当时觉得“陷在两个星球的引力场中间”。

　　 很多人批评心理技术的理由，在于个体行为与个体自称的人格转变之间明显的矛盾。很多人讲到自己所谓的新的知觉时，好像在讲新上演的电影或者节食；可是这个阶段可能还不是真正的改变。有的人觉得自己的改变不是他人所能了解的；另外有些人又有不好的变化；这其实是撤退或情绪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之后才会是一种新的平衡。别人的改变我们充其量只能猜测。

　　转变不是一种观赏用的运动。不谈别人，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我们都可能判断错误。我们只有事后回想，才知道一种重大的转变已经发生。有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在一种情形下已经永远改变，可是事后发现自己有时候还是难免落入以往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 哲学家巴利（William Bartley）说，有人把社会和政治的麻木归咎于意识运动真是奇怪。尤其，这么多的社会运动还是借重意识运动的技巧呢！他说：“企图超越生活中使我们自恋的事物，绝对不是自恋。”

　　惹恼公众意见的，其实是一些过度投入心理技术的人——一些“真实信徒”、叫卖者，某些所谓的导师、上师。由于夸大了一些煽动的，微小的，最不具代表性的部分，以至于使我们大家误读了一个普遍而深刻的社会现象。同理，心理技术有时候受批评是因为个别的意外——譬如某些人的心理疾病。太阳晒太久会灼伤，可是我们不会怪太阳。同理，这些系统也探触到一个力量的源头，一不小心即可能滥用。

　　对这些问题，意识运动里面的自我批判和相互批判比外界的批评更严格，更关切。

　　“伊斯兰之旅”(From Journey to Ixtlan)里有一段话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不是战士，常常都有微妙的机会不时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只是普通人和战士的差异，在于战士知道这一点。而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警觉的，细心的等待。只要这个微妙的机会一出现，他就拥有必要的速度和勇气将它拾起。”

　　除了恐惧和堕性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反同谋。百分之四十四的宝瓶同谋者认为，普遍的社会转变最大的障碍在于“大家害怕改变上他们提到的其他阻碍包括“保守反动”（20%）、“提倡者要求过度”（18%）、“提倡者之间的分裂”（18%）。

　　亚当斯一家曾经出现两位美国总统，属于曾经在英国遭到迫害的诸德教派(Druidic sect)美国革命时期的自由梅生教派(Freemasonry）比较接近它中古的起源；比起19世纪梅生教派普遍遭受迫害而后变成的社会化教会，也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兄弟会。

　　殖民地的梅生教徒里面包括华盛顿、富兰克林、瑞佛尔(Paul Revere)。签署独立宣言的五十五个人士里，应该有五十位是梅生教徒。历史学家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曾经说华盛顿的军队是“梅生教徒的代表”。他说，革命军之间的通信大部分都是依靠梅生兄弟会进行。富兰克林就是透过法国的梅生教徒居间联系，才得到法国的支持。拉法叶（Marquis de Lafayette）（译注：法国将军兼政治家）也是华盛顿本人介绍加入美军的。

　　由于梅生兄弟会应该是超越国家的政党；所以，据说革命军曾经将一份英国农家遗失的文件细心保存归还。又由于某些英国将领的严谨，使他们希望与革命军迅速而和平的和解；因为梅生教徒不应该互相对立。

　　这个时期之内美国人的性格有三个重大的改变，一是越来越容纳歧异，一是勤奋工作伦理的式微，一是关心政治体制失控。

　　越来越多人吸食大麻对医学、法律、父权各方面的权威都形成一次打击。千万乡村和小城年轻人如果在平时绝不会接触大麻，可是他们却在越战开始吸食大麻。讽刺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所以开始有人吸食LSD等迷幻药，大部分的原因在于中央情报局当时正在研究这种东西用于军事的可能性。CIA以各种化名在八十多所学院做实验，不知不觉间散播了LSD。几千名大学毕业生变成了实验品；后来没多久，他们就制造了自己的“acid”（迷幻药）。根据美国药毒委员会的调查，1973年为止，5%的美国成年人至少吸过一次LSD之类的毒品。

　　“清教徒觉醒”（The Puritan Awakening，1610~1640年）之后，英国建立了君主宪政。美国的第一次觉醒（1730~1760年）导致美国共和国（American Republic）的建立。第二次（1800~1830年）则是联邦的进一步巩固以及杰可森参与民主(Jacksonia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兴起。第三次（1890~1920年）则是排斥资本主义的不当开发以及福利国家的开始。如今我们这一代的第四次觉醒应是朝向反对人力与自然的不当压榨，以及世界资源的维护和最恰当使用。

　　雷奥纳这篇小说最后写到了两万字，从来就没有发表。《展望》(Look)杂志说这篇文章“太长，太理论化”。

　　回答“宝瓶同谋”问卷调查的人，有将近一半虽然住在加州，却是在东方或中东出生。一九七九年沙加缅度一次会议的邀请函宣示了加州及其移民担任社会转变触媒的角色。这次会议由人文心理学协会赞助，议题是“加州文艺复兴”(California Renaissance)。与会者将以个人与星球进化的观点检视“加州经验的意义、希望、害处”。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会议有两次是由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赞助；1971年在圣荷西区举行，参加者主要是科学家和物理学家。

　　因为发现敏感性休克（allergic shock）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李希特(Charles Richet）有一次为了研究特异感觉力(Clairvoyance）而受到批评。李希特反驳说：“我没说特异感觉力有可能。我只说那是真的。”

　　就一种意义而言，宝瓶同谋者分别代表这两种文化；不过，一般而言，都同时涉猎科学与艺术。他们有极高的百分比都能演奏乐器，从事艺术或工艺；并且（或者）读小说、诗、科幻小说。他们从科学里寻求更多的讯息；从艺术追求意义——这也是艺术家根本追求的东西。

　　科学作家亚历山大(George Alexander）如是描述这个新理论：“渐进说将进化比拟为一种稳定而缓慢的进行。这样的进行中途又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像极了纽约圣派屈克节(5t.Patricks Day)游行。其中各定点的平衡则可以拟想为一系列的街头派对和节庆。这些局部事件……基本上是孤立的。”

　　艺术评论家兼历史学家安海姆(Rudolf Arnheim）指出，热力学第二定律刚刚确立之初，欧洲人就已经拿来解释一切毁坏的事物。“太阳越来越小，地球越来越冷。军队纪律越来越差，社会风气败坏，生育率降低，精神不健全，视力不良的人越来越多；凡此种种都可以明白看出是在逐渐毁坏为能趋疲。”

　　所谓要几千年才能完成的进化，事实上也有可能在一代之间完成。这一点从最近一只公长臂猿和一只母黑长臂猿(siamang)——这两种猿类的胚胎不一样——交配生出一只“siabon”可以判断出来。科学家现在开始考虑，物种借以分化的主要机制可能在于基因材料的多重重组，而非突变的累积。

　　非线性一点都不神秘。普里果金举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实例——高速公路上密集的交通。车辆少的时候，你大可直线前进，你可以不必慢下来或变换车道而多多少少都可以移来移去。可是如果车子很多，“这就是一个新的政权——事件与事件的竞争”。这个时候不但是你在开车，整个系统也在“开你”。这个时候每一部车子都互相影响。

　　从历史上看，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都曾经受“赛”的吸引。英国灵异研究社(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最初的领导者有三个是诺贝尔奖得主；分别是发现电子的汤普生 (J.J.Thompson)，（与J.W.Strutt共同）发现氩气的瑞雷爵士（Lord Rayleigh）以及查理士·李希特。一般公认为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威廉·詹姆思是美国灵异研究社（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的创办人之一。

　　诺贝尔奖得主里面对“赛”现象特别有兴趣的，包括卡瑞尔（Alexis Carrel)、普朗克（Max Planck)、居里夫妇、薛丁格、谢灵顿(Charks Sherrington)、爱因斯坦（他曾经为辛克莱（Upton Sinclair)论心电感应的书《心灵无线电》写序）。杨格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夫冈格·保利也曾经合写《同步》(synchronicity)现象理论。19世纪法国伟大的科学家皮耶·贾内(Pierre Janet）曾经积极研究“赛”现象。路德·伯班克(Luther Burbank)和爱迪生对这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兴趣。

　　接受问卷调查的宝瓶同谋者表达了一种极为相信赛现象的态度。他们逐步经历的，是这样的一份年表：起先是迷惑或害怕，或者两者兼具。然后是逃避这种现象，因而偏离了转变过程。最后，终于是接受，发现这种现象其实是自然而可喜的，是人的创造力的延伸，而且又是一切生命基本上统一的证明。

　　他在孔恩隔壁的办公室写成了他的重要着作《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Brain）。孔恩则是《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作者。

　　最先提出意识现象与全像原理之间关系的研究者包括发现立体照片（全像）的加博（Dennis Gabor)、贝尔电话实验室的贝拉斯（Ula Belas）、丹尼斯·麦肯南与泰伦斯·麦肯南 (Dennis and Terence McKenna)，物理学家威廉·提勒（William Tiller)与哈里斯(Evan Harris)、生物学家瓦成(Lyall Watson)、发明家班托夫(Itzhak Bentov)与朵尔高夫(Eugene Dolgoff）。

　　全像理论如何与耗散结构理论相配?普里布兰说，耗散结构代表揭示隐含之秩序的手段；亦即这种秩序在时间和空间里显示的模样。

　　另外，德州奥斯丁德州大学的拿萨瑞（Apolinario Nazarea)则对耗散结构的理论工作表现了“沉默的乐观”。他说，耗散结构的理论工作将“在大体上辨明所谓的全像理论……不过却是经由不同的方向。”

　　八正道：正见(Right Belief)、正思惟(Right Intention)、正语（Right Speech)、正业（Right Action）、正命（Right Livelihood）、正精进（Right Endeavorins)、正念（Right Mindfulness）、正定（Right Concentration）。

　　这些反核能团体采行了甘地的观念。凡是参加示威游行的人都必须接受一个周末的非暴力政治行动训练，然后才奉派到一些小的“亲和团”。这种亲和团通常由五名男生五名女生组成。这种团体可以在整个示威活动之下，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抗议。

　　萨提亚葛拉哈需要的是对真理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皆然。生存联盟（Alliance of Survival）的一本手册说，“每个人心里都有真理和正义感。只要太平洋瓦斯电气公司的人是恶的化身，我们就不是善的化身。我们心里也有不义存在；同理，他们心里也有正义。”

　　这本手册提醒会员，一切行动都不可以去侮辱、伤害、贬抑他人。“这种行为只会加强对方与我们的对立，并且使之合理化。此所以非暴力分子才让自己承受苦难。由自己承受苦难，我们才能打开对手的心，激发这些意见相左者的良心。”目标不能只是打赢反核能战争。“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彻底的文化革命。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们不能为了制止核能而牺牲我们心目中善的事物。”

　　手册、访问、刊物、官员关系、会议、人际关系等都必须反映非暴力精神。“所有的忤逆、轻蔑都会使我们的目标挫败。握拳‘致敬’、猥亵或近乎猥亵的口号、反政府的激辩，这一切除了表示我们的挫折与无能之外还有什么?精神强大的人除了爱之外，不需要别的东西。”

　　海因说：“国联和联合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据之建立的社会组织正是他们原先想要超越的社会组织——国家。”它们的创立者都无法突破“所有的组织都要有官僚”的文化假设。人类学家发现，社会变革的网络和即将出现的超国家合作网之间有一种近似的东西。人类学家沃尔夫（Alvin Wolf）说，这种新的经济网路超越了国家。有意思的是，这样的网络反而比历史上一切直接追求和平的作为更能消除战争。

　　这并不是忽视基因感染或环境影响等因素。疾病或健康都是源自环境。内心的冲突没有解决而转移就会变成疾病，但是有一部分则是遗传缺点的影响。由于有这种遗传的缺点，我们才特别容易罹患某种疾病。家族史上有过敏、糖尿病、精神病、心脏病高发生率的人，不论如何都比较容易发生这一类疾病，而且反而不容易因压力而罹患癌症。

　　在这种研究中，症状诊断之前先要做人格评估，然后再将患癌症的人和没有癌症的人做比较。某些研究曾经对大量病人做几十年长期追踪调查。这样才能够发现那些罹患癌症的人是否有相同的人格特性和生活压力。

　　事实上爱里豪斯会议之前的1975年5月，在伦敦还有一场为时十天的“人类潜能工作室”讨论会。费尔登克莱斯（Moshe Feldenkrais）、卡森、卡普拉、厄哈德等人在这次讨论会中，以“医学与科学的边疆”(Frontiers of Medicine and Science)为主题，共同构思可能的社会变革。

　　任何来者不拒的“整体健康”机构都很容易使病患受骗或者怀抱过高的希望。基本的规则是，这些非正统的程序只是用来辅助已经证明有效的传统疗法，而不是要病人去冒不必要的险。凡是无法保证效果或收费过高的医生，病人都得当心。

　　虽然有人要求获得执照，可是常常有这样的争论：整体健康是一种观点，而非学科或技术。观点是无法给执照的。因为你连是什么东西在产生效果都不知道。麦克鲁汉有一次说：“神秘论是明日的科学，只不过是在今天梦见。”庸医和“疯狂的新范型”之间的界线总是难以厘清。

　　1979年末，为了反应诉讼案和政府压力，AMA颁布了一套伦理法规，允许医生和非医生合作。此外，医生和保险公司在法庭上也遭到心理学家的挑战。他们要求的是自己也有获得保健给付的权利。

　　医学上的转变其中一个迹象是，二十年前只有10%的医生认为应该告诉病人他们有癌症。最近的一项调查则发现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医生认为应该这么做。

　　潜能的浪费从“密尔瓦基计划”（Milwaukee Project）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是六○年代的一次实验，有时候又叫做“抢救婴儿行动”（Operation Babysnatch）。这次实验是这样的：威斯康辛大学的心理学家为一群心智低弱妇女（IQ商数七十以下）所生的婴儿做了特别的安置。通常，这种婴儿长到十六岁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智力是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显然，呆痴的母亲无法激励婴儿的心智。

　　可是在威斯康辛大学这次实验里面，心理学家找了四十个婴儿带到大学中心。这些婴儿在那里有人和他们说话，唱歌给他们听；另外还有其他种种“刺激”。后来他们又编成小散步团体开始学习活动。结果，到了四岁时，他们的智商有一次测验平均是128，另一次测验是132。这种智商心理学家称之为“资赋优异”。这些小孩子比典型来自中产阶级优良家庭的小孩开朗。相对于这些小孩，另外四十个对照组婴儿不曾接受任何特别安置；结果他们四岁时的智商是八十五（低于正常数）。这么大的差异，完全是奇妙的人际互动造成的。

　　滥用教育基金的一个实例如下：1972年，葛林(Edith Green）参议员揭发了一个情况，也就是，联邦读书权利计划（Right-to-Read program）第一年预算的百分之六十是用在未经核准的建屋、办公室装潢、公关、薪水等方面。

　　社会学家最近估计，现在的西方社会，每一个人每天接收的外来刺激比起一百年前多出六万五千次。

　　譬如说，如果要求受试者设计一个没有指针，没有任何可见指示的时钟，结果他们设计出来的是一个音响钟。可见，人总是想，“看”钟实在太辛苦了，所以大部分都不知不觉地认定钟必定是用看的。

　　成人也可以做联同练习；尤其是训练创造力方面。

　　这次研究不是以整体社会，而是以团体的比较为基础。不要忘了，这些人都住在社会经济的下层地区；而所谓的“最高团体”包括大学老师、成功的企业家等等。

　　马克思·普朗克曾经说，一开始他是学经济，后来因为觉得太难，才改学物理。

　　迁居到加州的移民也有类似的人脉。根据社会学家威尔逊（James Q.Wilson）的描述，1950年代加州一种城市劳力交换（Labor-swapping)组织是今天各处“以物易物”（bartering）的先锋：“住在东边的叔叔可以为你找大盘买卖。南加州与此类似的是洛杉矶的小舅子。这个小舅子可以帮你搭屋顶、漆汽车房，借电锯给你用（还会告诉你怎么用）。这个地区到处都有这种非正式的劳力交换组织；偶尔透过中间人做几次复杂的大买卖。这些中间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他要他的水电工兄弟来帮你；而你则必须请你的叔叔到某人姐姐的家去搅拌水泥。星期六那一天，整个郡里车子开来开去，都是要去做自己分配到的工作。”

　　苏联的贸易公司，以及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以物易物仍然是大宗生意。这些公司用原料换取成品。

　　斯坦福研究所在1979年用一百万经费以三年的时间对改变中的消费价值观做了一次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个人的消费价值观在经济系谱上将一直转变而离弃传统的物质主义价值观。

　　大企业与社会趋势合作的情形这里有一个例子：霍夫曼·拉荷西（Hofmann LaRoche）制药公司从1970年初开始为医生提供整体医疗方面的录音带；近年来又开始赞助“以整体医疗代替药品治疗”的讨论会。1979年，由于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维生素C和营养品而排斥药品，于是霍夫曼·拉荷西制药厂宣布计划兴建一座维生素C大工厂。

　　美国人口占全世界6%，可是消耗的能源却是全世界的30%。

　　宝瓶同谋者虽然绝对没有代表性，可是，由于他们比大多数人的精神面涉猎深，比大多数人反偶像崇拜，所以他们反应出来的一种形态可能是一种全面变革的先驱。不论表征是什么（55%基督教徒，20%犹太教徒，18%天主教徒，2%其他，5%不信教），他们有95%以前都有宗教背景。只有19%的人自认为在教会中很积极；这其中包括神职人员，以前的神职人员、神学家。

　　接受宝瓶同谋问卷调查的人士所说的经验包括各种精神和思想教派；其中包括佛教禅宗（40%）、瑜伽（40%）、基督神秘教（31%）、超越静坐（21%）、苏菲（19%）、卡巴拉（10%）等八十种教派。

　　管理顾问班·扬(Ben Young)另有一个隐喻，性质稍有不同：“每一种关系都有两种相加方式。一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独立的两个个体。另外一种是一半加一半等于一；但这还是一个整体。我们都喜欢自己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的感觉；可是我也必须容许对方是分离的个体。问题是，大部分都是想从他人的‘一’里拿出自己的‘一半’。”

　　苏珊·坎培尔(Susan Campbell)即将出版的《夫妇之旅》（The Couples Journey)将提出她对一百五十对夫妇研究的结果。这些夫妇年龄从二十几岁到七十岁都有。“都在努力对他们的关系发展更深的知觉。”她发现，一对夫妇要发展到一种转变的，“共同创造的”关系，总共要经过几个阶段：假浪漫、权力斗争、稳定、互相承诺，最后是互相帮助，以实现他们在人间的一种志业。

　　很多社会学家都预期一夫一妻制的“进化”。他们说，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如果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有所转变。罗斯丹和黛拉（Rustom and Della Roy）在《一夫一妻制落伍了吗?》(Is Monogamy Outdated?)一文里说：“现有的婚姻里有一半将要或者应该终止。”如果一夫一妻制与限制夫妻对配偶一切性的表达有关，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这种制度本身。“相反的，这个制度应该和比较基本的观念（忠实、诚实、开放）有关，而不必排除与他人建立深刻的关系——这其中或许包括某种程度的性的亲近。”

　　罗斯丹和黛拉说，在我们这个高度情色的环境，人总会有种种情况产生关系和拉在一起。我们有一种感觉，“人的存在最大的善在于深刻的人际关系，这其中有许多都与深度相容”。一夫一妻制违背了这种感觉。他们的结论是，三十五岁以上，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大部分“都已经给教育出独占(exclusivity and possessivenes)性，所以很少人能够接受结构上非独占的婚姻”。可是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努力培养一种适合这个新时代的婚姻形式。

　　由于媒体评论说这个计划的经费没有用来购买粮食，这个计划的行政人员在一篇财务报告中说：“如果我们的一百万元效果相当于每年花五十亿元发展粮食资源，可是其中却只有百分之一比较有效果，那么我们的回收就是百分之五千。”

　　从最近的研究判断，所谓的“超越”不久即将成为正常观念。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与所谓“新时代”有关的精神性价值观正在逐渐攀升。

　　芝加哥大学的国民意见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发现美国人的精神与灵异经验增加了很多。这个研究中心从1973年就开始研究美国人的精神生活。譬如，他们说，一百个美国人里面有六十七个说自己经验过超感识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这个数字在1973年是五十八）。20世纪80年代几次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说自己有神秘经验的人一直在增加。（一百个人里面）有四十二个人说自己曾经有过不寻常的精神经验。

　　《美国书店》（American Bookseller)1987年2月号有一篇报道，题目是《形上书籍的新时代》(A New Age hr Metaphysical Books）。其中下结论说：“人性潜能运动终于来了。”1987年初，道尔顿(B.Dolton)连锁通讯报道说，市场上精神与密教方面书刊呈大比例的成长。

　　最能够将梦境移作行动的人的种种特质当中，“透视因素”是我与我的先生兼同事高立伯（Ray Gottlieb)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主题。

　　见韦纳（Herbert Weiner）所着的《九个半神秘家》（Nine-and-a-half Mystics） (Collier出版社）。
